附：關于《馬橋辭典》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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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但在普通話中就都成了“他”，沒有差别了。
另一方面，中文表意而不表音，其實聲音不光是載體和形式，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内容。
用書面文字寫出來的“你這個東西”，在不同的語音表達下，可以表達憤怒或蔑視的情緒，也可以表達很親切友愛的情緒：“你這個東西呀”。
經過書面文字的過濾，這個句子中大量的情緒内容就損耗了。
崔衛平：回到《馬橋詞典》上來。
這部小說并不是用方言語音寫成的，馬橋人的發音僅僅提供了你一個想象力的起點。
你是在用更為通用的當然也是文學的語言鈎沉出不為人知的馬橋語音，尤其是揭示出其中包含的人性内涵、人類生活的某個側面。
換句話說，是讓被通用語言“遮蔽”的另一種沉默的語言發出聲響，當然也是一種沉默的生活得到展現。
韓少功：當然，寫小說得用文字，而用文字來描述聲音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這還是可以嘗試的。
正像用聲音來描述景象也是可以嘗試的。
《高山流水》就是一例。
的确，語音背後所隐藏着的社會、曆史、文化，所沉澱的思想、情感、故事、想象，都需要人們将其挖掘出來。
做這個事就得像當偵探，從蛛絲馬迹中發現故事、命運、社會曆史。
語言是擔負事實重力的跳高 崔衛平：說到挖掘，我好奇地再問一個“庸俗”的問題：這裡面的事情以及所收集的詞語是不是都是真的？我一邊閱讀一邊不停地想：這些東西是真還是假？我當然知道有關小說的起碼常識，但無法消除自己的迷惑，因為它看上去的确“亦真亦幻”。
韓少功：真真假假吧。
應該說大部分查有實據，但也有個别的是無中生有，比如“暈街”這個詞就是出于杜撰。
不過這種虛構得有一定的現實生活根據，也得大體上符合語言學規律，否則讀者就難以接受。
中文中有“暈車”、“暈船”、“思鄉”，對應着英文中的carsick、seasick、homesick。
這樣，不管是根據中文還是英文的造詞規律，杜撰一個“暈街”大概也是合理的。
崔衛平：這樣聽起來更讓人放心了。
否則那麼多好玩的說法和事情都被你撞上了，會讓人感到嫉妒的。
韓少功：這個新詞也出自生活經驗。
我曾看見好些農民不願進城，不敢坐汽車，一聞到汽油味就嘔吐，見到汽車站就繞着走。
城市生活确實讓他們犯暈。
一個小農社會最容易有這種生理現象。
長期的生活方式确實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理機能。
崔衛平：被“改變”的其實是我們，是我們适應城市了。
韓少功：對，是我們克服“暈街”了。
崔衛平：有個英國人說過：“小說就是以道聽途說的方式傳播知識。
”你這本小說裡确實有很多知識性的東西，那種特定生活、地理環境、曆史遺存，包括人們的勞動和生活用具，尤其是那些光怪陸離的人性表現，至少部分滿足了人們與知識有關的好奇心。
韓少功：在我的理解中，小說傳播知識，也創造知識，隻是這種知識與我們平時理解的知識可能不大一樣。
小說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挑戰我們從小學、中學開始接受的很多知識規範，甚至要叛離或超越某些所謂“科學”的規範。
我以前說過，把女人比作鮮花，其實女人與鮮花有什麼關系？一個是動物，一個是植物，這種比喻不是瞎攪和嗎？但文學就是這樣，找到了女人與花之間的同質關聯，找到了一種科學之外的真理。
其實，每一個好比喻都是挑戰現存知識定規，而且最精彩的比喻往往構成了對知識定規最劇烈的破壞。
這就是錢鐘書先生說的：本體與喻體的關系越遠越好。
為什麼要遠？這不光是修辭技術的問題，還是哲學的問題。
小說不接受科學家給定的世界圖景，而要創造另一種世界圖景，包括在女人和鮮花之間，在什麼與什麼之間，重新編定邏輯關系。
崔衛平：這是另一種知識，“僞知識”，藝術的知識。
我感覺到《馬橋詞典》對現存知識破壞最大的，是對人們頭腦中時間概念、是對人們通常的時間概念的質疑。
剛開始幾頁，讀到擺渡老人追那幾個不付錢的知青，“不覺得快慢是個什麼問題”，令人感到存在着一種異樣的眼光。
還有馬鳴，用我們的話來說是一個完全沒有“現實感”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四清、“文革”這一切對他都無效，都不是他的“曆史”。
馬橋的其他人也都有自己奇特的、令外人無比困惑的“現實感”，這一點在“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八年（續）”表現得更為清楚。
馬橋人用“長沙大會戰那年”、“茂公當維持會長那年”、“張家坊竹子開花那年”、“光複在龍家灘發蒙那年”等不同說法來表明公元紀年一九四八，時間是在人們破碎的感知中的片斷記憶。
尤其是剛剛平反的光複回到家中，與十三歲的兒子為一個瓶蓋而打架，對于老子來說特别重要而漫長的半輩子，在兒子看來完全是虛無和空白。
這個
另一方面，中文表意而不表音，其實聲音不光是載體和形式，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内容。
用書面文字寫出來的“你這個東西”，在不同的語音表達下，可以表達憤怒或蔑視的情緒，也可以表達很親切友愛的情緒：“你這個東西呀”。
經過書面文字的過濾，這個句子中大量的情緒内容就損耗了。
崔衛平：回到《馬橋詞典》上來。
這部小說并不是用方言語音寫成的，馬橋人的發音僅僅提供了你一個想象力的起點。
你是在用更為通用的當然也是文學的語言鈎沉出不為人知的馬橋語音，尤其是揭示出其中包含的人性内涵、人類生活的某個側面。
換句話說，是讓被通用語言“遮蔽”的另一種沉默的語言發出聲響，當然也是一種沉默的生活得到展現。
韓少功：當然，寫小說得用文字，而用文字來描述聲音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這還是可以嘗試的。
正像用聲音來描述景象也是可以嘗試的。
《高山流水》就是一例。
的确，語音背後所隐藏着的社會、曆史、文化，所沉澱的思想、情感、故事、想象，都需要人們将其挖掘出來。
做這個事就得像當偵探，從蛛絲馬迹中發現故事、命運、社會曆史。
語言是擔負事實重力的跳高 崔衛平：說到挖掘，我好奇地再問一個“庸俗”的問題：這裡面的事情以及所收集的詞語是不是都是真的？我一邊閱讀一邊不停地想：這些東西是真還是假？我當然知道有關小說的起碼常識，但無法消除自己的迷惑，因為它看上去的确“亦真亦幻”。
韓少功：真真假假吧。
應該說大部分查有實據，但也有個别的是無中生有，比如“暈街”這個詞就是出于杜撰。
不過這種虛構得有一定的現實生活根據，也得大體上符合語言學規律，否則讀者就難以接受。
中文中有“暈車”、“暈船”、“思鄉”，對應着英文中的carsick、seasick、homesick。
這樣，不管是根據中文還是英文的造詞規律，杜撰一個“暈街”大概也是合理的。
崔衛平：這樣聽起來更讓人放心了。
否則那麼多好玩的說法和事情都被你撞上了，會讓人感到嫉妒的。
韓少功：這個新詞也出自生活經驗。
我曾看見好些農民不願進城，不敢坐汽車，一聞到汽油味就嘔吐，見到汽車站就繞着走。
城市生活确實讓他們犯暈。
一個小農社會最容易有這種生理現象。
長期的生活方式确實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理機能。
崔衛平：被“改變”的其實是我們，是我們适應城市了。
韓少功：對，是我們克服“暈街”了。
崔衛平：有個英國人說過：“小說就是以道聽途說的方式傳播知識。
”你這本小說裡确實有很多知識性的東西，那種特定生活、地理環境、曆史遺存，包括人們的勞動和生活用具，尤其是那些光怪陸離的人性表現，至少部分滿足了人們與知識有關的好奇心。
韓少功：在我的理解中，小說傳播知識，也創造知識，隻是這種知識與我們平時理解的知識可能不大一樣。
小說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挑戰我們從小學、中學開始接受的很多知識規範，甚至要叛離或超越某些所謂“科學”的規範。
我以前說過，把女人比作鮮花，其實女人與鮮花有什麼關系？一個是動物，一個是植物，這種比喻不是瞎攪和嗎？但文學就是這樣，找到了女人與花之間的同質關聯，找到了一種科學之外的真理。
其實，每一個好比喻都是挑戰現存知識定規，而且最精彩的比喻往往構成了對知識定規最劇烈的破壞。
這就是錢鐘書先生說的：本體與喻體的關系越遠越好。
為什麼要遠？這不光是修辭技術的問題，還是哲學的問題。
小說不接受科學家給定的世界圖景，而要創造另一種世界圖景，包括在女人和鮮花之間，在什麼與什麼之間，重新編定邏輯關系。
崔衛平：這是另一種知識，“僞知識”，藝術的知識。
我感覺到《馬橋詞典》對現存知識破壞最大的，是對人們頭腦中時間概念、是對人們通常的時間概念的質疑。
剛開始幾頁，讀到擺渡老人追那幾個不付錢的知青，“不覺得快慢是個什麼問題”，令人感到存在着一種異樣的眼光。
還有馬鳴，用我們的話來說是一個完全沒有“現實感”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四清、“文革”這一切對他都無效，都不是他的“曆史”。
馬橋的其他人也都有自己奇特的、令外人無比困惑的“現實感”，這一點在“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八年（續）”表現得更為清楚。
馬橋人用“長沙大會戰那年”、“茂公當維持會長那年”、“張家坊竹子開花那年”、“光複在龍家灘發蒙那年”等不同說法來表明公元紀年一九四八，時間是在人們破碎的感知中的片斷記憶。
尤其是剛剛平反的光複回到家中，與十三歲的兒子為一個瓶蓋而打架，對于老子來說特别重要而漫長的半輩子，在兒子看來完全是虛無和空白。
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