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關于《馬橋辭典》的對話
關燈
小
中
大
細節極為深入地揭示了“時間的歧義性”，時間的斷裂和變形。
哪有勻質和均速以供人們共存共享的統一的時間？不過是一種脆弱而幻覺的時間感覺罷了。
韓少功：所謂統一的時間，客觀的時間，隻對常規物質世界有效，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那裡就要受到挑戰。
至于人們對時間的感覺，那更是千差萬别和變幻不定。
可以說，我們主觀的時間總是與人的感受聯系在一起。
比如農民對對時間最強烈的感受可能來自于季節，來自于春夏秋冬四季循環。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農民比較容易接受佛家的“生命循環”說，接受儒家的“曆史循環”說。
“元”是初始，“完”是結束，作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時間概念，它們在馬橋人的發音完全統一，在書寫上常常混淆。
這也暗示了一種圓環型的時間觀。
相反，在現代城市裡，我們更多地感到時間是一條直線，昨天是腳踏車，今天是摩托車，明天是汽車，這是不能回頭的，一直在進步。
崔衛平：其實不光是馬橋人，我們自己也都有對時間各自的把握，回頭看，有些時間是有意義的，有些時間則毫無意義，時間并不像它表面上呈現給你的那個模樣。
你在書中說了一句非常像現象學經典的話：“時間隻是感知力的獵物。
” 韓少功：時間是我們能夠感受到的時間，因此也就是我們對生活的感受，所以我們很難說植物人有時間，雖然他還沒有死。
崔衛平：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時間，看人生，我們就可以從時間中獲得解放，擺脫它一分一秒的壓力，并且從時間中解放出來的，不僅僅是我們，還包括所有的事物，包括你那些描寫對象。
你“企圖雄心勃勃地給馬橋的每一件東西立傳”，你說：“起碼，我應該寫一棵樹。
在我的想象裡，馬橋不應該沒有一棵大樹，我必須讓一棵樹，不，兩棵吧——讓兩棵大樹在我的稿紙上生長，并立在馬橋下村羅伯家的後坡上。
”這樣的表述讀起來既迷人又令人困惑，有不隻一種的互相纏繞在内，我指的是你“編撰者序”中談到的“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纏繞。
到底是樹順着你的筆尖一直長到了羅伯家的後坡上，還是羅伯家後坡上的樹一不小心長到了你的稿紙上呢？而且從此就在稿紙上繼續生長，期望着與羅伯家後坡上的樹在另外一個時空裡重新相逢？請談談你所理解的“語言與事實”的關系這個永遠令人頭痛的問題。
韓少功：語言與事實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遊戲，也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遊戲。
小說的長與短，成與敗，都在這裡。
嚴格地說，任何事實用語言來描述之後，就已經離開了事實。
事實到底在何處？你可以逼近，但沒辦法最終抵達。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沒有“事實”，而隻有對事實的表達。
或者說，各種對事實的表達，也就是我們能夠有的“事實”。
長在稿紙上的樹，就是小說家眼裡實際上有的樹。
皮蘭德婁讓他的劇中人物尋找他們的作者，語言界面與事實界面給打通了。
崔衛平：對于虛構的小說來說，事實本身甚至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提供了一個話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展開談話，借此可以打開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側面。
韓少功：對，很多時候是提供了一個借口。
現在新聞媒體每天都報道大量的事實，所謂記錄事實已經不是小說的優勢。
我們看到，現在更多的小說不再是事實在前台，而是作者站到了前台，像主持人一樣接替了演員的角色。
這是強迫讀者把注意力從事實轉向對事實的表達，從“說什麼”轉向“怎麼說”。
當然，這是小說形式的一種調整，也會帶來新的問題，比方說作者老是站在前台搶風頭，是不是也會令人生厭？你就那麼中看？ 崔衛平：在作者身後，總是應該有一些類似“硬件”的支持。
對寫作者來說，更靠近的事實是自己寫下來的句子，句子是真實的。
而這些句子一方面借助于和一般所說的“事實”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句子和句子之間、正在寫下的句子和以前寫下的句子以及未來将要寫下的句子之間若顯若隐的關系。
你在使用語言的時候，這兩方面的“度”都把握得很有分寸，非常講究克制或者自律。
韓少功：其實，積二十年寫作的經驗，我現在充其量隻知道什麼是壞的語言，所謂好的語言卻常常短缺。
這裡有兩種傾向我比較警惕：一種是語言與事實之間隻有機械僵硬的關系，語言沒有獨立而自由的地位；另一種是語言與事實之間完全沒有關系，語言獨立和自由得太離譜，泡沫化的膨脹和擴張，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事用三句話來說，用八句話甚至八十句話來說，甚至把矯揉造作胡說八道當作語言天才……崔衛平：變成能指的無限滑動。
韓少功：很對，就是這個意思。
我曾經稱之為“語言空轉”，就是說這種語言沒有任何負荷，沒有任何情感、經驗、事實的信息的攜帶。
德裡達曾經有個著名的公式：Thesighisthatthing。
他在is上打了一個×，在thing
哪有勻質和均速以供人們共存共享的統一的時間？不過是一種脆弱而幻覺的時間感覺罷了。
韓少功：所謂統一的時間，客觀的時間，隻對常規物質世界有效，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那裡就要受到挑戰。
至于人們對時間的感覺，那更是千差萬别和變幻不定。
可以說，我們主觀的時間總是與人的感受聯系在一起。
比如農民對對時間最強烈的感受可能來自于季節，來自于春夏秋冬四季循環。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農民比較容易接受佛家的“生命循環”說，接受儒家的“曆史循環”說。
“元”是初始，“完”是結束，作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時間概念，它們在馬橋人的發音完全統一，在書寫上常常混淆。
這也暗示了一種圓環型的時間觀。
相反，在現代城市裡，我們更多地感到時間是一條直線，昨天是腳踏車，今天是摩托車，明天是汽車，這是不能回頭的，一直在進步。
崔衛平：其實不光是馬橋人，我們自己也都有對時間各自的把握，回頭看，有些時間是有意義的，有些時間則毫無意義，時間并不像它表面上呈現給你的那個模樣。
你在書中說了一句非常像現象學經典的話：“時間隻是感知力的獵物。
” 韓少功：時間是我們能夠感受到的時間，因此也就是我們對生活的感受，所以我們很難說植物人有時間，雖然他還沒有死。
崔衛平：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時間，看人生，我們就可以從時間中獲得解放，擺脫它一分一秒的壓力，并且從時間中解放出來的，不僅僅是我們，還包括所有的事物，包括你那些描寫對象。
你“企圖雄心勃勃地給馬橋的每一件東西立傳”，你說：“起碼，我應該寫一棵樹。
在我的想象裡，馬橋不應該沒有一棵大樹，我必須讓一棵樹，不，兩棵吧——讓兩棵大樹在我的稿紙上生長，并立在馬橋下村羅伯家的後坡上。
”這樣的表述讀起來既迷人又令人困惑，有不隻一種的互相纏繞在内，我指的是你“編撰者序”中談到的“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纏繞。
到底是樹順着你的筆尖一直長到了羅伯家的後坡上，還是羅伯家後坡上的樹一不小心長到了你的稿紙上呢？而且從此就在稿紙上繼續生長，期望着與羅伯家後坡上的樹在另外一個時空裡重新相逢？請談談你所理解的“語言與事實”的關系這個永遠令人頭痛的問題。
韓少功：語言與事實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遊戲，也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遊戲。
小說的長與短，成與敗，都在這裡。
嚴格地說，任何事實用語言來描述之後，就已經離開了事實。
事實到底在何處？你可以逼近，但沒辦法最終抵達。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沒有“事實”，而隻有對事實的表達。
或者說，各種對事實的表達，也就是我們能夠有的“事實”。
長在稿紙上的樹，就是小說家眼裡實際上有的樹。
皮蘭德婁讓他的劇中人物尋找他們的作者，語言界面與事實界面給打通了。
崔衛平：對于虛構的小說來說，事實本身甚至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提供了一個話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展開談話，借此可以打開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側面。
韓少功：對，很多時候是提供了一個借口。
現在新聞媒體每天都報道大量的事實，所謂記錄事實已經不是小說的優勢。
我們看到，現在更多的小說不再是事實在前台，而是作者站到了前台，像主持人一樣接替了演員的角色。
這是強迫讀者把注意力從事實轉向對事實的表達，從“說什麼”轉向“怎麼說”。
當然，這是小說形式的一種調整，也會帶來新的問題，比方說作者老是站在前台搶風頭，是不是也會令人生厭？你就那麼中看？ 崔衛平：在作者身後，總是應該有一些類似“硬件”的支持。
對寫作者來說，更靠近的事實是自己寫下來的句子，句子是真實的。
而這些句子一方面借助于和一般所說的“事實”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句子和句子之間、正在寫下的句子和以前寫下的句子以及未來将要寫下的句子之間若顯若隐的關系。
你在使用語言的時候，這兩方面的“度”都把握得很有分寸，非常講究克制或者自律。
韓少功：其實，積二十年寫作的經驗，我現在充其量隻知道什麼是壞的語言，所謂好的語言卻常常短缺。
這裡有兩種傾向我比較警惕：一種是語言與事實之間隻有機械僵硬的關系，語言沒有獨立而自由的地位；另一種是語言與事實之間完全沒有關系，語言獨立和自由得太離譜，泡沫化的膨脹和擴張，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事用三句話來說，用八句話甚至八十句話來說，甚至把矯揉造作胡說八道當作語言天才……崔衛平：變成能指的無限滑動。
韓少功：很對，就是這個意思。
我曾經稱之為“語言空轉”，就是說這種語言沒有任何負荷，沒有任何情感、經驗、事實的信息的攜帶。
德裡達曾經有個著名的公式：Thesighisthatthing。
他在is上打了一個×，在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