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
關燈
小
中
大
支票付了賬。
為了顯得真實，我将從支票簿上撕去一張支票。
如果他們再三問修車鋪的名稱，我就說我忘了。
如果再進一步逼問，我就哭鼻子。
我會說，怎麼可以指望我在那種時候記住這樣無足輕重的細節？ 我上樓去換衣服。
到停屍所去，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頂帶面紗的帽子。
也許已經有記者、攝影師在場了。
我本想要開車去，然後記起我的車已經成了廢銅爛鐵。
我不得不叫輛出租車。
再者，我應該提醒正在辦公室的理查德：一旦走漏消息，“屍體上的蒼蠅”就會來包圍他。
他的名聲太大了，事情必然會這樣。
他一定願意準備一份訃告。
我撥通了電話。
理查德新任的年輕女秘書接了電話。
我告訴她，事情緊急，不能通過她轉達。
我必須和理查德本人通話。
一段間歇之後，理查德被找來了。
“什麼事？”他問道。
他從來不喜歡别人打電話到他辦公室去。
“出了一個可怕的事故，”我說，“是勞拉。
她開的車摔下橋了。
” 他沒吭聲。
“那是我的車。
” 他還是沒吭聲。
“恐怕她已經死了。
”我說道。
“我的上帝。
”他停頓了一下。
“這些日子她到哪裡去了？她什麼時候回來的？她在你的車裡幹什麼？” “我認為你需要立即知道這件事，要早在報界得到消息之前。
”我說道。
“沒錯，”他說，“這想法是明智的。
” “現在，我得去一趟停屍所。
” “停屍所？”他問道，“市裡的停屍所？見鬼，為什麼？” “他們把她放在那裡了。
” “那麼，把她弄出來，”他說，“送她到一個體面的地方去。
一個更……” “更隐秘的地方，”我說道，“好，我去辦。
我該告訴你，警察話裡有話——一名警察剛來過——有一些暗示……” “什麼？你對他們說什麼了？什麼暗示？”他聽上去相當緊張。
“隻是說她故意墜下橋去的。
” “胡扯，”他說，“那一定是個事故。
我希望你是這樣說的。
” “當然。
不過，這事有目擊者。
他們看見……” “她有留言嗎？如果有的話，燒了它。
” “目擊者有兩個人：一個是律師，另一個在銀行做事。
她開車戴着白手套。
他們看見她轉動方向盤。
” “那是光線引起的錯覺，”他說道，“要麼是他們喝醉了。
我要打電話給律師。
我會處理好這事的。
” 我擱下了電話。
我走進化妝間：我需要穿一套黑色喪服，再帶上一塊手帕。
我想，我還得告訴艾梅。
我要說是橋出了問題。
我要說是橋斷了。
我打開我放長筒襪的五鬥櫥抽屜，裡面有練習本——一共五本，是我們跟厄斯金先生讀書時用的廉價練習本，用粗繩子紮在一起。
勞拉的名字用鉛筆寫在封面上——她的筆迹稚氣未脫。
下面是标題：數學。
勞拉讨厭數學。
我想，這是舊的課堂作業。
不，是舊的家庭作業。
為什麼她要留給我這些東西呢？ 我原本可以說到這裡為止了。
我原本可以選擇一無所知，但我做了你也會做的事——如果你讀到這裡，你也會這樣做的。
我選擇了知情。
我們中大多數人都會這樣做的。
不管什麼事，我們都會選擇知情。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免會傷害自己；如果需要，我們會把雙手伸進火裡。
好奇不是我們唯一的動機：愛、悲痛、絕望或仇恨會驅使我們去做。
我們會無情地窺探死者的秘密：我們會拆他們的信件；我們會讀他們的日記；我們會翻動他們的垃圾，希望從那些離我們而去的人那裡得到一個暗示、一句遺言、一種解釋——他們令我們捧着口袋，而口袋常常比我們想象的要空得多。
然而，埋下這些線索要讓我們意外發現的那些人是怎麼了？他們為什麼要費心這樣做？是出于自私？憐憫？報複？還是一種簡單的顯示他們存在的聲明，就像在洗手間牆上塗寫姓名縮寫一樣？存在與匿名相結合——坦白卻不悔過，有真相卻沒有後果——它自有它的魅力。
用這種或那種方式，洗去你手上的血迹。
對那些留下此類線索的人來說，如果有陌生人來探問每一件和他們根本無關的事情，他們幾乎難以抱怨。
而且不僅僅是陌生人，還有情人、朋友、親戚之類。
我們都是窺視癖。
為什麼隻因為我們發現了過去的事，我們就認為一切都可以随意拿取？一旦打開别人鎖上的門，我們就都成了盜墓者。
然而，僅僅是鎖門而已。
房間和裡面的東西都完好無損。
如果留下東西的人想被别人遺忘，他們總是可以把這些東西付之一炬的。
[1]“卡巴萊”：一種餐館或夜總會的歌舞表演。
[2]面對音樂：英語中的習語，意為“勇于面對困難或承擔後果”。
為了顯得真實，我将從支票簿上撕去一張支票。
如果他們再三問修車鋪的名稱，我就說我忘了。
如果再進一步逼問，我就哭鼻子。
我會說，怎麼可以指望我在那種時候記住這樣無足輕重的細節？ 我上樓去換衣服。
到停屍所去，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頂帶面紗的帽子。
也許已經有記者、攝影師在場了。
我本想要開車去，然後記起我的車已經成了廢銅爛鐵。
我不得不叫輛出租車。
再者，我應該提醒正在辦公室的理查德：一旦走漏消息，“屍體上的蒼蠅”就會來包圍他。
他的名聲太大了，事情必然會這樣。
他一定願意準備一份訃告。
我撥通了電話。
理查德新任的年輕女秘書接了電話。
我告訴她，事情緊急，不能通過她轉達。
我必須和理查德本人通話。
一段間歇之後，理查德被找來了。
“什麼事？”他問道。
他從來不喜歡别人打電話到他辦公室去。
“出了一個可怕的事故，”我說，“是勞拉。
她開的車摔下橋了。
” 他沒吭聲。
“那是我的車。
” 他還是沒吭聲。
“恐怕她已經死了。
”我說道。
“我的上帝。
”他停頓了一下。
“這些日子她到哪裡去了？她什麼時候回來的？她在你的車裡幹什麼？” “我認為你需要立即知道這件事，要早在報界得到消息之前。
”我說道。
“沒錯，”他說，“這想法是明智的。
” “現在，我得去一趟停屍所。
” “停屍所？”他問道，“市裡的停屍所？見鬼，為什麼？” “他們把她放在那裡了。
” “那麼，把她弄出來，”他說，“送她到一個體面的地方去。
一個更……” “更隐秘的地方，”我說道，“好，我去辦。
我該告訴你，警察話裡有話——一名警察剛來過——有一些暗示……” “什麼？你對他們說什麼了？什麼暗示？”他聽上去相當緊張。
“隻是說她故意墜下橋去的。
” “胡扯，”他說，“那一定是個事故。
我希望你是這樣說的。
” “當然。
不過，這事有目擊者。
他們看見……” “她有留言嗎？如果有的話，燒了它。
” “目擊者有兩個人：一個是律師，另一個在銀行做事。
她開車戴着白手套。
他們看見她轉動方向盤。
” “那是光線引起的錯覺，”他說道，“要麼是他們喝醉了。
我要打電話給律師。
我會處理好這事的。
” 我擱下了電話。
我走進化妝間：我需要穿一套黑色喪服，再帶上一塊手帕。
我想，我還得告訴艾梅。
我要說是橋出了問題。
我要說是橋斷了。
我打開我放長筒襪的五鬥櫥抽屜，裡面有練習本——一共五本，是我們跟厄斯金先生讀書時用的廉價練習本，用粗繩子紮在一起。
勞拉的名字用鉛筆寫在封面上——她的筆迹稚氣未脫。
下面是标題：數學。
勞拉讨厭數學。
我想，這是舊的課堂作業。
不，是舊的家庭作業。
為什麼她要留給我這些東西呢？ 我原本可以說到這裡為止了。
我原本可以選擇一無所知，但我做了你也會做的事——如果你讀到這裡，你也會這樣做的。
我選擇了知情。
我們中大多數人都會這樣做的。
不管什麼事，我們都會選擇知情。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免會傷害自己；如果需要，我們會把雙手伸進火裡。
好奇不是我們唯一的動機：愛、悲痛、絕望或仇恨會驅使我們去做。
我們會無情地窺探死者的秘密：我們會拆他們的信件；我們會讀他們的日記；我們會翻動他們的垃圾，希望從那些離我們而去的人那裡得到一個暗示、一句遺言、一種解釋——他們令我們捧着口袋，而口袋常常比我們想象的要空得多。
然而，埋下這些線索要讓我們意外發現的那些人是怎麼了？他們為什麼要費心這樣做？是出于自私？憐憫？報複？還是一種簡單的顯示他們存在的聲明，就像在洗手間牆上塗寫姓名縮寫一樣？存在與匿名相結合——坦白卻不悔過，有真相卻沒有後果——它自有它的魅力。
用這種或那種方式，洗去你手上的血迹。
對那些留下此類線索的人來說，如果有陌生人來探問每一件和他們根本無關的事情，他們幾乎難以抱怨。
而且不僅僅是陌生人，還有情人、朋友、親戚之類。
我們都是窺視癖。
為什麼隻因為我們發現了過去的事，我們就認為一切都可以随意拿取？一旦打開别人鎖上的門，我們就都成了盜墓者。
然而，僅僅是鎖門而已。
房間和裡面的東西都完好無損。
如果留下東西的人想被别人遺忘，他們總是可以把這些東西付之一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