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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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去看醫生了。

    是米拉開車送我去的。

    她說,路上的雪融化之後又凍成了冰,太滑了,我不能走着去。

     醫生輕輕敲了敲我的肋骨,又聽了聽我的心髒,然後皺起眉頭,接着眉頭又舒展了——他一定有了主意。

    于是,他問我的感覺怎麼樣。

    我猜想他的頭發經過處理了;原來頭頂上的頭發一定很稀疏。

    他是不是熱衷于在頭皮上粘貼一縷縷的假發?或者比這更糟,作過毛發移植?啊哈,我心裡在想。

    盡管你每天堅持慢跑,腿上汗毛濃密,但你已開始漸漸顯出老态。

    不久,你就會後悔皮膚被曬成棕色了。

    你那滿是皺紋的臉看起來會像曬幹的橘子皮。

     他喜歡開一些粗俗的玩笑。

    不過,至少他不會說:我們今天怎麼樣?他從來不把我說成“我們”,有些醫生是這麼說的。

    看來他懂得“我”的重要性。

     “我睡不着,”我對他說,“夢做得太多。

    ” “如果你在做夢的話,那你一定睡着了。

    ”他故作機智地答道。

     “你沒懂我的意思,”我尖銳地說,“做夢和睡覺不是一回事。

    夢老是把我弄醒。

    ” “你喝咖啡了?” “沒有。

    ”我撒了個謊。

     “一定是心中有愧。

    ”他動筆開處方,無疑都是些糖衣片。

    他在獨自咯咯地暗笑:他一定覺得自己挺滑稽的。

    過了一定的年齡,人的經曆好像又倒了過來;随着年齡的增長,我們表現得越來越天真了,至少在别人看來是如此。

    我在醫生眼中隻不過是一個不中用的,因而也是不值得責怪的老太婆。

     當我在門診室接受診斷的時候,米拉則坐在候診室裡翻閱過期的雜志。

    她把一篇關于怎樣應付壓力和另一篇關于吃生卷心菜有益的文章撕了下來。

    她說,這都是給我看的;對這個小小的意外收獲,她沾沾自喜。

    她總是在給我下診斷。

    她關心我的身體健康不亞于關心我的心理健康;她對我的腸子尤其在意。

     我告訴她,不能說我受到什麼壓力,因為封閉的生活中沒有壓力。

    至于生卷心菜,它把我脹得像死牛一般,因此我甯願不要它的益處。

    我說,我沒有長命百歲的奢望;也不想苟延殘喘,身上發出泡菜般的酸味,嘴裡發出卡車喇叭一樣難聽的聲音。

     我關于身體功能的這一番粗魯的描述,往往能讓米拉閉上嘴巴。

    她接着開車往回趕,一路上不再說話,臉上挂着一絲僵硬的笑容,像是糊上了一層石膏。

     有時候,我為自己感到慚愧。

     現在我手頭有活。

    說手頭是再合适不過了:有時似乎隻有我的手在寫,而不是整個人在寫。

    似乎我的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即使從我身上砍下來,它也會繼續寫下去。

    它就像用香熏過、施過魔法的某種埃及人的崇拜物,或者像幹兔爪——人們把它懸挂在汽車反光鏡上以求平安。

    盡管手指患有關節炎,我這隻手近來還是顯得異常靈活,似乎欲罷不能。

    當然,如果讓我平心而論,它的确寫下了許多不該寫的東西。

     一頁又一頁,不停地寫啊寫。

    我寫到哪裡了?噢,一九三六年四月。

     四月份,我們接到了聖塞西莉亞學校的女校長打來的電話;勞拉當時正在那裡上學。

    她說,這件事與勞拉的在校表現有關,不宜在電話裡讨論。

     理查德為生意上的事脫不開身。

    他提議讓威妮弗蕾德陪我去,但我說,這事沒什麼大不了的,我自己可以處理;如果有什麼重要事情的話,我會告訴他的。

    我跟女校長約好了時間;她的名字現在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我刻意打扮了一番,希望能對她起點震懾作用,或者至少能讓她想起理查德的地位和影響。

    我記得,我身披一件狼獾皮鑲邊的開司米羊毛大衣——在這個季節确實熱了一點,但卻高貴威嚴。

    帽子上飾着一隻死雉雞,确切地說是雉雞的一部分:翅膀、尾巴和頭。

    雞頭上還嵌着一對紅玻璃的小眼珠,亮晶晶的。

     女校長頭發花白,身材像一副木頭衣架——一把老骨頭披着一件看起來潮乎乎的衣服。

    她正坐在她的辦公室裡,面前橫着一張橡木辦公桌。

    看到我這身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