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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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後,勞拉按理應該到了。
我趕到聯邦車站去接她,但她卻不在火車上。
她也沒在阿維隆莊園;我打電話給瑞妮,招來她好一通埋怨。
她早知道這種事總有一天會發生的,因為勞拉就是這種性格。
她曾把勞拉送上火車,照吩咐幫她托運了箱子和行李,已經事事小心了。
她原本應該一路陪勞拉過來的,瞧,現在出事了吧!一定是白奴販子把勞拉給拐跑了。
勞拉的行李按時到了,而勞拉本人卻似乎消失了。
理查德比我預料的還要煩惱得多。
他是怕某個不知名的團夥偷偷把勞拉綁架了——目的是要報複他。
有可能是那些赤色分子,也有可能是某個肆無忌憚的生意對手;這種變态的人确實存在。
他還暗示說,由于他現在同政界的關系日益密切,犯罪分子就和那些不擇手段的家夥勾結起來對他施加壓力。
他認為,接下來我們就該收到勒索信了。
那年八月,他對許多事情都抱有懷疑态度。
他說,我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在七月份,渥太華曾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成千上萬的所謂失業者和要求合理工酬的人是受了颠覆分子的慫恿才這麼幹的。
幕後操縱者的目的是推翻政府。
“我敢說,那小子——叫什麼來着——也一定參加了。
”理查德眯起眼睛望着我說。
“哪個小子啊?”我問道,目光卻瞄向窗外。
“聽好了,親愛的。
是勞拉的好友。
那個小黑皮。
就是那個惡棍燒毀了你父親的工廠。
” “工廠并沒有被燒毀,”我回答說,“他們及時撲滅了大火。
再說,也沒有證據說明是他放的火。
” “他溜了,”理查德說道,“跑得比兔子還快。
我看,這就是最好的證據。
” 這段時間以來,理查德一直在和高層人物打交道。
他暗示說,渥太華的遊行參與者落入了一個幕後精心設計的圈套。
遊行的領導人被誘騙去渥太華進行所謂的“官方對話”,卻統統被困在了裡賈納。
按照事先的計劃,對話毫無結果,卻發生了騷亂:颠覆分子挑起事端,人群失去控制,人們或死或傷。
在幕後操縱這一切的就是共産黨;什麼蹊跷的事都有他們的份。
誰敢說勞拉的半路失蹤不是他們幹的好事呢? 我認為,理查德沒有必要過分激動。
對于勞拉的事,我也感到很不安,但我相信勞拉隻是走失罷了。
那才更像她的風格。
她下錯了車站,又忘記了我們的電話号碼,結果就迷了路。
威妮弗蕾德說,我們該去醫院查問一下:勞拉可能病倒了,或者發生了什麼意外。
然而,她并不在醫院。
我們憂心忡忡地等了兩天之後就報了警。
盡管理查德事先采取了某些措施,但這事還是很快見了報。
記者們把我們的房子圍了個水洩不通。
他們拍照,盡管隻拍到了門和窗;他們打來電話詢問;他們要求進行采訪。
其實,他們真正想要的是醜聞。
“知名上流社會女生隐身愛巢。
”“聯邦車站恐怖猶存。
”他們希望得知勞拉和一個有婦之夫私奔了,或者被搗亂分子綁架了,或者被發現死在行李房的旅行箱裡。
性愛或死亡,或者兩者兼有之——那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理查德說,我們對記者應該彬彬有禮,同時要守口如瓶。
他說,我們沒有必要同報紙對立,因為記者們可是一群報複心極強的小人;他們會懷恨在心,多年不忘,以後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報複你。
他說,他會處理好這件事的。
首先,他向外宣稱我已經處于精神崩潰的邊緣,要求媒體能夠尊重我的個人隐私,體諒我虛弱的身體。
他的這番話讓記者們有所收斂;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我是懷孕了。
要知道,在那個時代懷孕也算是一件大事,會讓婦女神經緊張。
接着,他又放出話來,凡提供勞拉消息者将會獲得賞金。
不過,賞金是多少,他卻沒有提。
到了第八天,我們接到了一個匿名電話,說勞拉并沒有死,而是在向陽遊樂園的一個蛋糕攤上打工。
打電話的人聲稱,他是根據報紙上的描述認出她的。
理查德和我決定一同驅車去那裡把勞拉領回來。
威妮弗蕾德說,父親的意外死亡給勞拉帶來了太大的震撼,再說屍體又是她發現的。
這一切很可能使勞拉仍處于震撼的餘波之中。
這種事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是極其嚴峻的考驗,更何況勞拉還是一個神經質的女孩。
很可能她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說什麼。
把她接回來後,必須給她打一針強鎮靜劑,然後送她去看醫生。
威妮弗蕾德說,最重要的是不能走露半點風聲。
一個十五歲的女孩這樣離家出走,那會給家庭的名譽帶來很壞的影響。
人們也許會認為她受到了虐待,這會成為一個嚴重的障礙。
她是說,這對理查德和他的政治前途來說是個嚴重的障礙。
向陽遊樂園當時是人們夏天消遣的好去處,卻不是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這種人去的地方。
對他們來說,那裡喧鬧無比,汗氣熏天。
旋轉木馬、赤色分子、根汁汽水、射擊場、選美比賽、公共浴室——總之,全都
我趕到聯邦車站去接她,但她卻不在火車上。
她也沒在阿維隆莊園;我打電話給瑞妮,招來她好一通埋怨。
她早知道這種事總有一天會發生的,因為勞拉就是這種性格。
她曾把勞拉送上火車,照吩咐幫她托運了箱子和行李,已經事事小心了。
她原本應該一路陪勞拉過來的,瞧,現在出事了吧!一定是白奴販子把勞拉給拐跑了。
勞拉的行李按時到了,而勞拉本人卻似乎消失了。
理查德比我預料的還要煩惱得多。
他是怕某個不知名的團夥偷偷把勞拉綁架了——目的是要報複他。
有可能是那些赤色分子,也有可能是某個肆無忌憚的生意對手;這種變态的人确實存在。
他還暗示說,由于他現在同政界的關系日益密切,犯罪分子就和那些不擇手段的家夥勾結起來對他施加壓力。
他認為,接下來我們就該收到勒索信了。
那年八月,他對許多事情都抱有懷疑态度。
他說,我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在七月份,渥太華曾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成千上萬的所謂失業者和要求合理工酬的人是受了颠覆分子的慫恿才這麼幹的。
幕後操縱者的目的是推翻政府。
“我敢說,那小子——叫什麼來着——也一定參加了。
”理查德眯起眼睛望着我說。
“哪個小子啊?”我問道,目光卻瞄向窗外。
“聽好了,親愛的。
是勞拉的好友。
那個小黑皮。
就是那個惡棍燒毀了你父親的工廠。
” “工廠并沒有被燒毀,”我回答說,“他們及時撲滅了大火。
再說,也沒有證據說明是他放的火。
” “他溜了,”理查德說道,“跑得比兔子還快。
我看,這就是最好的證據。
” 這段時間以來,理查德一直在和高層人物打交道。
他暗示說,渥太華的遊行參與者落入了一個幕後精心設計的圈套。
遊行的領導人被誘騙去渥太華進行所謂的“官方對話”,卻統統被困在了裡賈納。
按照事先的計劃,對話毫無結果,卻發生了騷亂:颠覆分子挑起事端,人群失去控制,人們或死或傷。
在幕後操縱這一切的就是共産黨;什麼蹊跷的事都有他們的份。
誰敢說勞拉的半路失蹤不是他們幹的好事呢? 我認為,理查德沒有必要過分激動。
對于勞拉的事,我也感到很不安,但我相信勞拉隻是走失罷了。
那才更像她的風格。
她下錯了車站,又忘記了我們的電話号碼,結果就迷了路。
威妮弗蕾德說,我們該去醫院查問一下:勞拉可能病倒了,或者發生了什麼意外。
然而,她并不在醫院。
我們憂心忡忡地等了兩天之後就報了警。
盡管理查德事先采取了某些措施,但這事還是很快見了報。
記者們把我們的房子圍了個水洩不通。
他們拍照,盡管隻拍到了門和窗;他們打來電話詢問;他們要求進行采訪。
其實,他們真正想要的是醜聞。
“知名上流社會女生隐身愛巢。
”“聯邦車站恐怖猶存。
”他們希望得知勞拉和一個有婦之夫私奔了,或者被搗亂分子綁架了,或者被發現死在行李房的旅行箱裡。
性愛或死亡,或者兩者兼有之——那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理查德說,我們對記者應該彬彬有禮,同時要守口如瓶。
他說,我們沒有必要同報紙對立,因為記者們可是一群報複心極強的小人;他們會懷恨在心,多年不忘,以後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報複你。
他說,他會處理好這件事的。
首先,他向外宣稱我已經處于精神崩潰的邊緣,要求媒體能夠尊重我的個人隐私,體諒我虛弱的身體。
他的這番話讓記者們有所收斂;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我是懷孕了。
要知道,在那個時代懷孕也算是一件大事,會讓婦女神經緊張。
接着,他又放出話來,凡提供勞拉消息者将會獲得賞金。
不過,賞金是多少,他卻沒有提。
到了第八天,我們接到了一個匿名電話,說勞拉并沒有死,而是在向陽遊樂園的一個蛋糕攤上打工。
打電話的人聲稱,他是根據報紙上的描述認出她的。
理查德和我決定一同驅車去那裡把勞拉領回來。
威妮弗蕾德說,父親的意外死亡給勞拉帶來了太大的震撼,再說屍體又是她發現的。
這一切很可能使勞拉仍處于震撼的餘波之中。
這種事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是極其嚴峻的考驗,更何況勞拉還是一個神經質的女孩。
很可能她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說什麼。
把她接回來後,必須給她打一針強鎮靜劑,然後送她去看醫生。
威妮弗蕾德說,最重要的是不能走露半點風聲。
一個十五歲的女孩這樣離家出走,那會給家庭的名譽帶來很壞的影響。
人們也許會認為她受到了虐待,這會成為一個嚴重的障礙。
她是說,這對理查德和他的政治前途來說是個嚴重的障礙。
向陽遊樂園當時是人們夏天消遣的好去處,卻不是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這種人去的地方。
對他們來說,那裡喧鬧無比,汗氣熏天。
旋轉木馬、赤色分子、根汁汽水、射擊場、選美比賽、公共浴室——總之,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