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歐洲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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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出這是在花錢出風頭；她會很有禮貌地不屑一顧。
她會說：天哪，這有多時髦。
我想，她會否定威妮弗蕾德的做法。
不過，這無法帶給我任何安慰；我自己現在也是威妮弗蕾德圈子的人了。
至少部分是如此。
那麼，勞拉呢？她一定會把她的彩色鉛筆和顔料偷偷帶進來。
她會把一些顔料潑在牆上，打碎一點東西，至少把房子的一個小小的角落弄得面目全非。
她要在這房子上留下她的印記。
前廳裡，有一張威妮弗蕾德的字條擱在電話機上。
“你們好，年輕人！歡迎回家！我讓他們先搞好了卧室！我希望你們喜歡——多漂亮啊！弗雷迪字。
” “我不知道威妮弗蕾德在幫我們裝修。
”我說道。
“我們是想給你一個驚喜，”理查德說，“這種煩事，我們不想把你拖進來。
”我又一次感到自己像個被大人排除在外的小孩。
而且是那種和藹卻又霸道的大人，事事都忙于作決定，一旦決定便不可更改。
我可以斷定，理查德給我的生日禮物總是我并不想要的東西。
在理查德的建議下，我上樓去梳洗打扮一番。
我看上去一定是無精打采的。
我也覺得自己又蔫又萎。
（理查德說我像缺少露水的玫瑰。
）我的帽子已經不像樣了；我一下子把它扔到了梳妝台上。
我用水沖了臉，然後用威妮弗蕾德準備好的織着姓名首字母的白毛巾把臉擦幹。
從卧室看出去是後花園，那裡還沒有收拾過。
我踢掉了腳上的鞋子，一下子倒在奶油色的大床上。
床的上方有個頂篷，四周垂下一個紗帳，看上去像非洲考察隊的帳篷。
這就是我要逆來順受的地方——這張我從來沒鋪過，卻必須睡在上面的大床。
從此以後，我将透過這個霧蒙蒙的紗帳仰望天花闆，而在我的脖子以下進行着世間的俗事。
床邊那部白色電話的鈴聲響了。
我拎起聽筒，傳來了勞拉的哭聲。
“你去哪兒了？”她抽泣着說，“你為什麼不回來？” “你說什麼呀？”我說道，“我們原定就是現在這個時候回來！冷靜點，我聽不清你的話了。
” “你一點回音都不給我們！”她嚎啕大哭起來。
“你到底在說什麼？” “父親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我們給你發了五封電報！是瑞妮發的！” “等等。
慢點說。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是你走後一星期的事。
我們千方百計打電話找你，打到所有的飯店去。
他們說會告訴你的，他們答應的！難道他們沒告訴你嗎？” “我明天就回來，”我說，“我不知道。
沒有人告訴我任何情況。
我沒收到過任何電報。
我根本就沒收到過電報。
” 我簡直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究竟發生了什麼？出了什麼岔子？父親為什麼死了？為什麼我沒收到通知？我發現自己伏在骨灰色的地毯上，蜷縮在電話旁，仿佛那是件珍貴而又易碎的東西。
我想起了從歐洲寄回來的那些明信片，帶着歡樂、瑣碎的問候到達阿維隆莊園。
它們很可能還在前廳的桌子上。
祝你身體健康。
“可報紙上也登過的呀！”勞拉說道。
“我那地方的報紙沒有登，”我說，“那裡的報紙是不登的。
”我也不想再告訴她，我從來不看報紙。
當時我已經驚呆了。
在船上和飯店裡都是理查德收的電報。
我看到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撕開電報封皮，讀電報，再把它方方正正地折好收起來。
我無法指責他說謊，因為他根本沒說過電報的事。
然而，這和說謊又有什麼不同呢？ 他一定關照飯店裡的人不要把電話接過來——當我在的時候不把電話接過來。
他是有意把我蒙在鼓裡的。
我心想我大概病了，但我沒有。
過了片刻，我下樓去。
瑞妮常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理查德正坐在後遊廊上喝着杜松子補酒。
“威妮弗蕾德還為我們準備了杜松子酒，她想得真周到。
”這話理查德已經說過兩遍了。
白色玻璃台面的矮桌上，有一杯酒是為我準備的。
我端起了酒杯，杯中的冰塊和晶瑩的杯壁碰撞，發出了悅耳的聲音。
我的聲音聽起來正需要這樣的悅耳。
“我的天，”理查德望着我說，“我以為你在梳洗打扮呢。
你的眼睛怎麼了？”我的兩眼一定是紅紅的。
“父親死了，”我說，“她們發來了五封電報。
你沒告訴我。
” “都怪我，”理查德說道，“我知道應該告訴你的，可我不想讓你擔憂，親愛的。
當時我們已無能為力，也來不及趕回去參加葬禮。
我不想毀了你的蜜月。
另外，我還有點自私——我想把你完全留給我自己，哪怕是一小會兒。
現在坐下來，打起精神，把酒喝了。
原諒我吧。
這事我們明天再說。
” 天氣熱得讓人頭暈。
烈日下的草坪一派炫目的碧綠。
樹下濃蔭成片。
理查德的話像電碼一樣斷斷續續進入我的耳朵：我隻聽到了幾個詞。
擔憂。
來不及。
毀了。
自私。
原諒我。
我還能說什麼呢？[1]艾伯特親王（1819—1861）：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
她會說：天哪，這有多時髦。
我想，她會否定威妮弗蕾德的做法。
不過，這無法帶給我任何安慰；我自己現在也是威妮弗蕾德圈子的人了。
至少部分是如此。
那麼，勞拉呢？她一定會把她的彩色鉛筆和顔料偷偷帶進來。
她會把一些顔料潑在牆上，打碎一點東西，至少把房子的一個小小的角落弄得面目全非。
她要在這房子上留下她的印記。
前廳裡，有一張威妮弗蕾德的字條擱在電話機上。
“你們好，年輕人！歡迎回家！我讓他們先搞好了卧室！我希望你們喜歡——多漂亮啊！弗雷迪字。
” “我不知道威妮弗蕾德在幫我們裝修。
”我說道。
“我們是想給你一個驚喜，”理查德說，“這種煩事，我們不想把你拖進來。
”我又一次感到自己像個被大人排除在外的小孩。
而且是那種和藹卻又霸道的大人，事事都忙于作決定，一旦決定便不可更改。
我可以斷定，理查德給我的生日禮物總是我并不想要的東西。
在理查德的建議下，我上樓去梳洗打扮一番。
我看上去一定是無精打采的。
我也覺得自己又蔫又萎。
（理查德說我像缺少露水的玫瑰。
）我的帽子已經不像樣了；我一下子把它扔到了梳妝台上。
我用水沖了臉，然後用威妮弗蕾德準備好的織着姓名首字母的白毛巾把臉擦幹。
從卧室看出去是後花園，那裡還沒有收拾過。
我踢掉了腳上的鞋子，一下子倒在奶油色的大床上。
床的上方有個頂篷，四周垂下一個紗帳，看上去像非洲考察隊的帳篷。
這就是我要逆來順受的地方——這張我從來沒鋪過，卻必須睡在上面的大床。
從此以後，我将透過這個霧蒙蒙的紗帳仰望天花闆，而在我的脖子以下進行着世間的俗事。
床邊那部白色電話的鈴聲響了。
我拎起聽筒，傳來了勞拉的哭聲。
“你去哪兒了？”她抽泣着說，“你為什麼不回來？” “你說什麼呀？”我說道，“我們原定就是現在這個時候回來！冷靜點，我聽不清你的話了。
” “你一點回音都不給我們！”她嚎啕大哭起來。
“你到底在說什麼？” “父親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我們給你發了五封電報！是瑞妮發的！” “等等。
慢點說。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是你走後一星期的事。
我們千方百計打電話找你，打到所有的飯店去。
他們說會告訴你的，他們答應的！難道他們沒告訴你嗎？” “我明天就回來，”我說，“我不知道。
沒有人告訴我任何情況。
我沒收到過任何電報。
我根本就沒收到過電報。
” 我簡直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究竟發生了什麼？出了什麼岔子？父親為什麼死了？為什麼我沒收到通知？我發現自己伏在骨灰色的地毯上，蜷縮在電話旁，仿佛那是件珍貴而又易碎的東西。
我想起了從歐洲寄回來的那些明信片，帶着歡樂、瑣碎的問候到達阿維隆莊園。
它們很可能還在前廳的桌子上。
祝你身體健康。
“可報紙上也登過的呀！”勞拉說道。
“我那地方的報紙沒有登，”我說，“那裡的報紙是不登的。
”我也不想再告訴她，我從來不看報紙。
當時我已經驚呆了。
在船上和飯店裡都是理查德收的電報。
我看到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撕開電報封皮，讀電報，再把它方方正正地折好收起來。
我無法指責他說謊，因為他根本沒說過電報的事。
然而，這和說謊又有什麼不同呢？ 他一定關照飯店裡的人不要把電話接過來——當我在的時候不把電話接過來。
他是有意把我蒙在鼓裡的。
我心想我大概病了，但我沒有。
過了片刻，我下樓去。
瑞妮常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理查德正坐在後遊廊上喝着杜松子補酒。
“威妮弗蕾德還為我們準備了杜松子酒，她想得真周到。
”這話理查德已經說過兩遍了。
白色玻璃台面的矮桌上，有一杯酒是為我準備的。
我端起了酒杯，杯中的冰塊和晶瑩的杯壁碰撞，發出了悅耳的聲音。
我的聲音聽起來正需要這樣的悅耳。
“我的天，”理查德望着我說，“我以為你在梳洗打扮呢。
你的眼睛怎麼了？”我的兩眼一定是紅紅的。
“父親死了，”我說，“她們發來了五封電報。
你沒告訴我。
” “都怪我，”理查德說道，“我知道應該告訴你的，可我不想讓你擔憂，親愛的。
當時我們已無能為力，也來不及趕回去參加葬禮。
我不想毀了你的蜜月。
另外，我還有點自私——我想把你完全留給我自己，哪怕是一小會兒。
現在坐下來，打起精神，把酒喝了。
原諒我吧。
這事我們明天再說。
” 天氣熱得讓人頭暈。
烈日下的草坪一派炫目的碧綠。
樹下濃蔭成片。
理查德的話像電碼一樣斷斷續續進入我的耳朵：我隻聽到了幾個詞。
擔憂。
來不及。
毀了。
自私。
原諒我。
我還能說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