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窖
關燈
小
中
大
卡車的後面貼着一條警示語：“如果你看得清，那說明你靠得太近了。
”當它終于轉彎開走了，多倫多已近在眼前——一個在湖邊平原上聳立着的玻璃和水泥的高樓大廈的城市，飄浮在一片橘褐色的煙霧之中。
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城市，它似乎在一夜之間如海市蜃樓般長出來了。
車旁竄過黑色的火花，似乎有一堆紙在悶燒。
空氣中跳動着憤怒的熱量。
我想起了那些一面開車、一面向外開槍的洩憤行為。
律師事務所位于金街和湖灣街的十字路口。
沃爾特迷路了，找不到地方停車。
我們不得不下來走五個街區；沃爾特攙着我的胳膊。
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一切都發生了巨變。
我并不常去多倫多，但每次去都會發現新的變化。
這種變化日積月累，産生的效果是驚人的——似乎這個城市被炸為平地，然後又重生了。
我記憶中的市中心是毫無生氣的。
居民基本上都是信奉卡爾文派新教的白人。
男人身穿深色大衣在人行道上古闆地行走。
偶爾出現一名婦女，穿着标準的高跟鞋，戴着手套和帽子，腋下夾着手袋，眼睛正視前方。
這樣的景象已經一去不複返，而且有些日子了。
多倫多不再是個新教徒的城市，而變成個五色斑斓的城市：街上人頭攢動，人們的衣着款式多樣，色彩鮮豔。
有撐着黃色太陽傘的熱狗攤子、椒鹽脆餅攤，有賣耳環、手工包和皮帶的小販。
還有胸前挂着“失業”牌子的乞丐；他們中間也劃出各自的領地。
我從一個吹長笛的人身邊走過，又看見一個彈電吉他的三人小組，還有一個穿蘇格蘭短裙的男人在吹風笛。
我随時準備碰上玩雜耍的、吃火的，或是戴着風帽、搖着鐵鈴的麻風病人。
眼前的景象，嘈雜不堪，仿佛一部光怪陸離的電影展現在我的眼前。
我們終于到了律師事務所。
當我四十年代首次來此事務所咨詢時，它位于一群曼徹斯特式的紅磚建築中；那些紅磚由于年代久遠，已被煤煙熏黑了。
門廳的地上鋪着馬賽克，門口放着石獅子。
嵌着石水晶的木門上，金色的招牌閃閃發光。
電梯是那種簡陋的鐵籠子；走進去就像進了牢房一般。
有個穿海藍制服、帶白手套的女人開電梯，到了一層呼叫一下。
那電梯隻開到十樓。
如今，這個律師事務所開在一幢玻璃幕牆的辦公大樓中，位于第五十層。
我和沃爾特走進閃亮的電梯，裡面裝飾着人造大理石。
電梯裡擠滿了西裝革履的男男女女，彌漫着汽車軟墊的味道。
人們個個如工作機器般面無表情，目光也盡量避開别人。
這年頭，人們開始隻看自己該看的東西了。
事務所的接待室裝潢得如同五星級酒店：到處花團錦簇，盡顯奢華；地上鋪滿了厚厚的蘑菇色地毯，牆上挂着一幅昂貴的、難懂的抽象畫。
律師出來了，同我們握握手，比劃着嘀咕了一句，意思是要我跟他進去。
沃爾特說他不進去了，就在原地等我。
他用驚異的目光盯着那個年輕優雅的女接待員。
她身穿黑色的套裙，領帶是紫色的，指甲是珍珠色的。
女接待員也在盯着沃爾特，不是看他本人，而是看他的格子襯衫和他那雙豆莢狀的大膠鞋。
沃爾特一屁股在雙人沙發上坐下去，就像坐在一大團棉花糖上一樣。
他的雙膝收攏，褲子縮了上去，露出了厚厚的伐木工人的紅色短襪。
他面前有一張小巧的咖啡桌，上面有一堆商業雜志，内容是教人如何投資理财。
他随手拿了一本談共同基金的雜志；這本雜志在他的大手掌裡簡直就像一張薄薄的紙巾。
他的眼球不住地轉動，仿佛一頭逃亡中的小公牛。
“我不會去很久的。
”我安慰他說。
事實上，我去的時間比我預料的要長一些。
不過，這些律師也是計時收費的，同下等妓女沒什麼兩樣。
我一直指望聽見敲門聲，接着是一個煩躁的聲音：喂！還在裡面磨蹭什麼？快把那物兒翹起來，打一炮完事！ 我和律師洽談完畢之後，兩人回到車上。
沃爾特說要帶我去吃午飯。
他說，他知道一個好地方。
我猜想，米拉一定關照過他：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定要讓她吃點東西。
她那個年齡的人都吃得很少，甚至不知道肚子癟了。
她會餓死在車裡的。
他的肚子也可能早就餓了；在我睡覺時，他把米拉為我們精心準備的三明治吃了個精光。
那些巧克力小方餅也一并進了他的肚子。
他說的那個地方叫“火窖”。
他上次在那兒吃過一次，大概兩三年前吧。
這家餐館在多倫多還算體面。
他那次吃了一份全料雙層奶酪漢堡包。
這家餐館還供應烤肋排，他們擅長各種燒烤。
我也記得這家餐館。
那是十多年前，薩布裡娜第一次離家出走之後，我在暗中照看她的那些日
”當它終于轉彎開走了，多倫多已近在眼前——一個在湖邊平原上聳立着的玻璃和水泥的高樓大廈的城市，飄浮在一片橘褐色的煙霧之中。
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城市，它似乎在一夜之間如海市蜃樓般長出來了。
車旁竄過黑色的火花，似乎有一堆紙在悶燒。
空氣中跳動着憤怒的熱量。
我想起了那些一面開車、一面向外開槍的洩憤行為。
律師事務所位于金街和湖灣街的十字路口。
沃爾特迷路了，找不到地方停車。
我們不得不下來走五個街區；沃爾特攙着我的胳膊。
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一切都發生了巨變。
我并不常去多倫多，但每次去都會發現新的變化。
這種變化日積月累，産生的效果是驚人的——似乎這個城市被炸為平地，然後又重生了。
我記憶中的市中心是毫無生氣的。
居民基本上都是信奉卡爾文派新教的白人。
男人身穿深色大衣在人行道上古闆地行走。
偶爾出現一名婦女，穿着标準的高跟鞋，戴着手套和帽子，腋下夾着手袋，眼睛正視前方。
這樣的景象已經一去不複返，而且有些日子了。
多倫多不再是個新教徒的城市，而變成個五色斑斓的城市：街上人頭攢動，人們的衣着款式多樣，色彩鮮豔。
有撐着黃色太陽傘的熱狗攤子、椒鹽脆餅攤，有賣耳環、手工包和皮帶的小販。
還有胸前挂着“失業”牌子的乞丐；他們中間也劃出各自的領地。
我從一個吹長笛的人身邊走過，又看見一個彈電吉他的三人小組，還有一個穿蘇格蘭短裙的男人在吹風笛。
我随時準備碰上玩雜耍的、吃火的，或是戴着風帽、搖着鐵鈴的麻風病人。
眼前的景象，嘈雜不堪，仿佛一部光怪陸離的電影展現在我的眼前。
我們終于到了律師事務所。
當我四十年代首次來此事務所咨詢時，它位于一群曼徹斯特式的紅磚建築中；那些紅磚由于年代久遠，已被煤煙熏黑了。
門廳的地上鋪着馬賽克，門口放着石獅子。
嵌着石水晶的木門上，金色的招牌閃閃發光。
電梯是那種簡陋的鐵籠子；走進去就像進了牢房一般。
有個穿海藍制服、帶白手套的女人開電梯，到了一層呼叫一下。
那電梯隻開到十樓。
如今，這個律師事務所開在一幢玻璃幕牆的辦公大樓中，位于第五十層。
我和沃爾特走進閃亮的電梯，裡面裝飾着人造大理石。
電梯裡擠滿了西裝革履的男男女女，彌漫着汽車軟墊的味道。
人們個個如工作機器般面無表情，目光也盡量避開别人。
這年頭，人們開始隻看自己該看的東西了。
事務所的接待室裝潢得如同五星級酒店：到處花團錦簇，盡顯奢華；地上鋪滿了厚厚的蘑菇色地毯，牆上挂着一幅昂貴的、難懂的抽象畫。
律師出來了，同我們握握手，比劃着嘀咕了一句，意思是要我跟他進去。
沃爾特說他不進去了，就在原地等我。
他用驚異的目光盯着那個年輕優雅的女接待員。
她身穿黑色的套裙，領帶是紫色的，指甲是珍珠色的。
女接待員也在盯着沃爾特，不是看他本人，而是看他的格子襯衫和他那雙豆莢狀的大膠鞋。
沃爾特一屁股在雙人沙發上坐下去，就像坐在一大團棉花糖上一樣。
他的雙膝收攏，褲子縮了上去，露出了厚厚的伐木工人的紅色短襪。
他面前有一張小巧的咖啡桌，上面有一堆商業雜志，内容是教人如何投資理财。
他随手拿了一本談共同基金的雜志；這本雜志在他的大手掌裡簡直就像一張薄薄的紙巾。
他的眼球不住地轉動，仿佛一頭逃亡中的小公牛。
“我不會去很久的。
”我安慰他說。
事實上，我去的時間比我預料的要長一些。
不過，這些律師也是計時收費的，同下等妓女沒什麼兩樣。
我一直指望聽見敲門聲，接着是一個煩躁的聲音：喂！還在裡面磨蹭什麼？快把那物兒翹起來，打一炮完事！ 我和律師洽談完畢之後，兩人回到車上。
沃爾特說要帶我去吃午飯。
他說，他知道一個好地方。
我猜想，米拉一定關照過他：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定要讓她吃點東西。
她那個年齡的人都吃得很少，甚至不知道肚子癟了。
她會餓死在車裡的。
他的肚子也可能早就餓了；在我睡覺時，他把米拉為我們精心準備的三明治吃了個精光。
那些巧克力小方餅也一并進了他的肚子。
他說的那個地方叫“火窖”。
他上次在那兒吃過一次，大概兩三年前吧。
這家餐館在多倫多還算體面。
他那次吃了一份全料雙層奶酪漢堡包。
這家餐館還供應烤肋排，他們擅長各種燒烤。
我也記得這家餐館。
那是十多年前，薩布裡娜第一次離家出走之後，我在暗中照看她的那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