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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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冷飕飕的；天高雲淡。
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門，門廊上挂着的南瓜燈在笑眯眯地守夜。
往後的一個星期，那些一心想讨糖果的孩子們會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員、僵屍鬼、外星人、骷髅、吉蔔賽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搖滾歌星；我照例會關上燈，假裝不在家。
這倒不是讨厭他們，而是出于自我保護——萬一哪個小不點不見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誘他進來，然後吃了他。
我就是這樣對米拉說的。
她的生意正紅火，賣橘黃色的矮蠟燭、黑色的陶制貓、緞子縫的蝙蝠，還有穿着漂亮布衣的巫婆——她們的頭是用幹蘋果做的。
她聽了我的話噗嗤一笑，認為我在開玩笑。
昨日，我一整天都懶洋洋的——我的心髒不舒服，幾乎離不開沙發。
然而，今天早晨吃完藥後，我感到精力出奇地充沛。
我興沖沖地走到圈餅店。
在那裡，我看見洗手間的牆上又新添了一句話：如果你說不出什麼好話，那就幹脆别說。
後面一句是：如果吮不出什麼好東西，那就幹脆别吮。
知道言論自由在我們這個國家還在大行其道，真令人欣慰。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個塗巧克力的炸圈餅，帶到外面，放在店家提供的長椅上，緊挨着垃圾箱。
我坐在依然溫暖的陽光下，活像一個曬太陽的烏龜。
不斷有人從我面前走過：兩個肥胖的女人推着嬰兒車；一個瘦一點的年輕女人穿着黑色皮上裝，上面有一些銀色釘飾，鼻子上也嵌了一顆；還有三個身穿風衣的古怪老頭。
我感覺他們的眼睛在盯着我。
難道我還是那樣聲名狼藉，或者我還是那樣一個偏執狂？或許是因為我不停地對自己大聲說話的緣故？我不清楚。
莫非我的聲音在不經意間像氣流般湧了出來？這種空洞的老人低語好似冬日裡葡萄藤的婆娑，又好似秋風瑟瑟地吹過枯草。
我對自己說：誰在乎人們怎麼想？如果他們願意聽，那就請便。
誰在乎，誰在乎——年輕人總是這樣說。
我當然在乎。
我在乎人們怎麼想。
我一直是在乎的。
不像勞拉，我從來沒有堅持自己信念的勇氣。
一條狗過來了；我給了它半隻炸圈餅。
“請便。
”我對它說道。
當瑞妮抓到誰在偷聽時，她總是這麼說的。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人們一直在議論鈕扣廠發生的事。
據說，當時有外來的煽動者在活動；他們激起事端，特别是挑動那些容易沖動的年輕人。
人們說起勞資談判、工人權利以及工會的事。
工會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說隻雇用工會會員的企業的工會是不合法的——真的不合法嗎？似乎沒人搞得清楚。
總之，這些人都窩着一股火。
煽動鬧事的是些流氓和雇來的罪犯（希爾科特太太如是說）。
這些煽動者不僅是外來的人，還是外國人，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更加令人驚恐。
那些留着短須的矮個子亡命之徒，用鮮血寫下自己的名字，誓死戰鬥到底。
他們會發動暴亂，肆無忌憚；他們會安放炸彈，會在夜裡潛進來，割斷我們的喉管（瑞妮如是說）。
這就是那些殘忍的布爾什維克和工會組織者的鬥争方法；他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埃爾伍德·默裡如是說）。
他們謀求性愛自由，毀滅家庭，槍斃任何一個有錢人——哪怕他隻有一點點錢，或者一塊手表，或者一枚結婚戒指。
聽說，俄國就是這麼幹的。
據說，父親的廠裡有了麻煩。
關于煽動者和廠裡有麻煩這兩件事，都作為謠言被公開否認了。
可人們對這兩件事都深信不疑。
九月裡父親讓一些工人停工回家，其中包括一些年齡不大的人。
根據他的說法，他們還年輕，能自己謀生。
他還讓留下的工人每天縮短工時。
他解釋說，這隻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活讓工廠的全部生産能力運作起來。
顧客們不買鈕扣，或者說不買蔡斯父子公司生産的那種鈕扣，而公司靠的又是薄利多銷。
顧客們也不買便宜、耐用的内衣；他們把舊的縫縫補補，将就着穿。
當然不是人人都丢了工作，但那些有工作的也感到沒信心保牢飯碗。
他們自然就想省錢，而不是想用錢。
這也不能怪他們。
你若處在他們的境況，你也會這麼幹。
數學進入了我的生活——它有那麼多長腿、那麼多脊骨和腦袋，還有由零構成的無情的眼睛。
它告訴你：二加二等于四。
但如果你沒有二和二呢？那就沒有四。
确實沒有四，我也沒辦法；我無法讓賬本的赤字變成盈利。
這令我十分不安，似乎是我個人的錯。
夜裡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賬本上那些數字在我眼前閃動，在鈕扣廠我的橡木方桌上排成隊——這一排排的赤字就像機器毛毛蟲大口吞噬剩下的那點錢。
有一段時間，蔡斯父子公司鈕扣的售價還夠不上成本，這時候赤字就出現了。
這就是數字的惡劣表現——不講愛心、不講公正、不講仁慈——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數字就是數字，它也别無選擇。
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父親宣布工廠停産。
他說這隻是暫時性的。
他希望很快就能恢複生産。
他說，這叫以退為進。
他要求工人們能諒解和耐心等待，而工人群衆報以警惕的沉默。
宣布完之後，他回到阿維隆莊園，把自己關在塔樓裡，喝得酩酊大醉。
一些東西被摔破了——無疑是瓶子。
勞拉和我坐在我房間的床上，緊握雙手，聽着頭頂上面的悲憤的咆
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門，門廊上挂着的南瓜燈在笑眯眯地守夜。
往後的一個星期，那些一心想讨糖果的孩子們會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員、僵屍鬼、外星人、骷髅、吉蔔賽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搖滾歌星；我照例會關上燈，假裝不在家。
這倒不是讨厭他們，而是出于自我保護——萬一哪個小不點不見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誘他進來，然後吃了他。
我就是這樣對米拉說的。
她的生意正紅火，賣橘黃色的矮蠟燭、黑色的陶制貓、緞子縫的蝙蝠，還有穿着漂亮布衣的巫婆——她們的頭是用幹蘋果做的。
她聽了我的話噗嗤一笑，認為我在開玩笑。
昨日，我一整天都懶洋洋的——我的心髒不舒服，幾乎離不開沙發。
然而，今天早晨吃完藥後，我感到精力出奇地充沛。
我興沖沖地走到圈餅店。
在那裡，我看見洗手間的牆上又新添了一句話：如果你說不出什麼好話，那就幹脆别說。
後面一句是：如果吮不出什麼好東西，那就幹脆别吮。
知道言論自由在我們這個國家還在大行其道，真令人欣慰。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個塗巧克力的炸圈餅，帶到外面，放在店家提供的長椅上，緊挨着垃圾箱。
我坐在依然溫暖的陽光下，活像一個曬太陽的烏龜。
不斷有人從我面前走過：兩個肥胖的女人推着嬰兒車；一個瘦一點的年輕女人穿着黑色皮上裝，上面有一些銀色釘飾，鼻子上也嵌了一顆；還有三個身穿風衣的古怪老頭。
我感覺他們的眼睛在盯着我。
難道我還是那樣聲名狼藉，或者我還是那樣一個偏執狂？或許是因為我不停地對自己大聲說話的緣故？我不清楚。
莫非我的聲音在不經意間像氣流般湧了出來？這種空洞的老人低語好似冬日裡葡萄藤的婆娑，又好似秋風瑟瑟地吹過枯草。
我對自己說：誰在乎人們怎麼想？如果他們願意聽，那就請便。
誰在乎，誰在乎——年輕人總是這樣說。
我當然在乎。
我在乎人們怎麼想。
我一直是在乎的。
不像勞拉，我從來沒有堅持自己信念的勇氣。
一條狗過來了；我給了它半隻炸圈餅。
“請便。
”我對它說道。
當瑞妮抓到誰在偷聽時，她總是這麼說的。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人們一直在議論鈕扣廠發生的事。
據說，當時有外來的煽動者在活動；他們激起事端，特别是挑動那些容易沖動的年輕人。
人們說起勞資談判、工人權利以及工會的事。
工會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說隻雇用工會會員的企業的工會是不合法的——真的不合法嗎？似乎沒人搞得清楚。
總之，這些人都窩着一股火。
煽動鬧事的是些流氓和雇來的罪犯（希爾科特太太如是說）。
這些煽動者不僅是外來的人，還是外國人，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更加令人驚恐。
那些留着短須的矮個子亡命之徒，用鮮血寫下自己的名字，誓死戰鬥到底。
他們會發動暴亂，肆無忌憚；他們會安放炸彈，會在夜裡潛進來，割斷我們的喉管（瑞妮如是說）。
這就是那些殘忍的布爾什維克和工會組織者的鬥争方法；他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埃爾伍德·默裡如是說）。
他們謀求性愛自由，毀滅家庭，槍斃任何一個有錢人——哪怕他隻有一點點錢，或者一塊手表，或者一枚結婚戒指。
聽說，俄國就是這麼幹的。
據說，父親的廠裡有了麻煩。
關于煽動者和廠裡有麻煩這兩件事，都作為謠言被公開否認了。
可人們對這兩件事都深信不疑。
九月裡父親讓一些工人停工回家，其中包括一些年齡不大的人。
根據他的說法，他們還年輕，能自己謀生。
他還讓留下的工人每天縮短工時。
他解釋說，這隻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活讓工廠的全部生産能力運作起來。
顧客們不買鈕扣，或者說不買蔡斯父子公司生産的那種鈕扣，而公司靠的又是薄利多銷。
顧客們也不買便宜、耐用的内衣；他們把舊的縫縫補補，将就着穿。
當然不是人人都丢了工作，但那些有工作的也感到沒信心保牢飯碗。
他們自然就想省錢，而不是想用錢。
這也不能怪他們。
你若處在他們的境況，你也會這麼幹。
數學進入了我的生活——它有那麼多長腿、那麼多脊骨和腦袋，還有由零構成的無情的眼睛。
它告訴你：二加二等于四。
但如果你沒有二和二呢？那就沒有四。
确實沒有四，我也沒辦法；我無法讓賬本的赤字變成盈利。
這令我十分不安，似乎是我個人的錯。
夜裡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賬本上那些數字在我眼前閃動，在鈕扣廠我的橡木方桌上排成隊——這一排排的赤字就像機器毛毛蟲大口吞噬剩下的那點錢。
有一段時間，蔡斯父子公司鈕扣的售價還夠不上成本，這時候赤字就出現了。
這就是數字的惡劣表現——不講愛心、不講公正、不講仁慈——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數字就是數字，它也别無選擇。
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父親宣布工廠停産。
他說這隻是暫時性的。
他希望很快就能恢複生産。
他說，這叫以退為進。
他要求工人們能諒解和耐心等待，而工人群衆報以警惕的沉默。
宣布完之後，他回到阿維隆莊園，把自己關在塔樓裡，喝得酩酊大醉。
一些東西被摔破了——無疑是瓶子。
勞拉和我坐在我房間的床上，緊握雙手，聽着頭頂上面的悲憤的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