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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火車站旁基督教聯合會辦的施食所幫忙。
該所的任務是給爬火車的那些又餓又髒的男人和孩子分發白菜湯：這是一項善舉，但鎮上的人并非個個都贊成。
有人認為他們是擾亂治安的陰謀分子。
還有人覺得不該給他們提供免費餐飲，因為他們得自食其力。
有人朝他們大叫：“去找工作！”（辱罵決不是單方面的。
不過，這些遊民用的是更溫和的形式。
這些人自然憎恨勞拉和所有像她這樣的宗教慈善家。
他們自然也有發洩自己情感的渠道：一個笑話、一次嘲笑、一次推擠，或是陰沉的一瞥。
畢竟，沒有比被迫感恩更難的事了。
） 當地警察站在一旁，确保這些人不會想出什麼歪點子，諸如留在提康德羅加港之類。
他們得被趕走，趕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也不許他們偷偷跳上火車站裡的棚車，因為鐵路公司是絕對不能容忍這種事發生的。
遊民和警方之間發生了扭打和拳腳相加。
埃爾伍德·默裡在報上寫道：警察在這裡濫用警棍。
于是，這些人會沿着鐵路線走到很遠的地方再跳火車，但這樣做更難，因為那時火車已經加速了。
确實發生了幾起事故，還有一個人死亡——一個不到十六歲的男孩命喪車輪，整個人被碾成了兩段。
（這起事故之後，勞拉把自己鎖于房内兩天不吃不喝，因為她曾經給這個男孩發過一碗湯。
）埃爾伍德寫了篇社論，說道：此次的不幸事故令人遺憾，但這既非鐵路方面的過錯，當然也不應歸咎于這個城鎮。
如果有人魯莽地去冒險，那他能指望有什麼好結果呢？ 勞拉向瑞妮讨些骨頭去教會的施食所做湯。
瑞妮說，她并不會種骨頭，骨頭也不會從樹上長出來。
為我們全家的吃喝，她廚房裡也需要骨頭。
她說，省一文等于掙一文。
勞拉難道不明白，在這個困難的年頭，我們的父親需要他賺到的每一分錢？但時間長了，她也經不住勞拉的軟纏硬磨，總會給她一塊、兩塊或三塊骨頭。
勞拉不想碰這些骨頭，甚至連看都不看，因為她會覺得惡心。
于是，瑞妮會幫她包好，歎口氣說：“喏，拿去。
這些流浪漢遲早會把我們家吃空的。
我還在裡面放了一個洋蔥。
”她認為勞拉不該去施食所幫忙——對她這樣的年輕姑娘來說，這種活太粗了。
“你不該叫他們流浪漢，”勞拉說道，“人人都不理睬他們。
他們隻是想要工作。
他們想要的隻是一份活兒。
” “敢情，”瑞妮懷疑而又生氣地說道。
她私下會對我說：“勞拉活脫脫是她母親的翻版。
” 我從來沒跟勞拉去過施食所。
她沒叫我去，反正我也沒有那個時間。
父親現在認為，我必須學着管理鈕扣廠——這是我的責任。
由于我沒有兄弟，我在蔡斯父子公司要充當兒子的角色。
不過，若去掌管工廠，我得弄髒我潔白的手。
我知道我沒有管理生産的能力，但我沒敢反對。
每天早上，我跟着父親去廠裡，看看現實的世界是怎麼回事（父親如是說）。
如果我是個男孩，他早就讓我到流水線上去幹活了。
這好比打仗：如果将軍自己做不到，那就不能指望他的士兵做到。
實際上，他讓我盤點存貨、結算賬目——進多少原材料，出多少成品。
我幹得很糟糕，多多少少是故意的。
我感到厭煩，卻被逼無奈。
每天早上，當我穿着修女般的衣裙到達工廠，像條狗一樣跟在父親屁股後面，我就會經過流水線上工人們的面前。
我感到女人們在嘲笑我，而男人們則盯着我看。
我知道他們在我背後拿我取笑——女人無非是笑我的儀态，而男人們則是笑我的身體。
這是他們實行報複的一種方式。
我在某種程度上并不責怪他們——身處他們的地位，我也會這麼幹的——但我還是覺得受到了侮辱。
拉—的—達。
她把自己看成是示巴女王。
操她一頓就殺掉了她的威風。
父親一點都沒注意這些。
或者說，他根本不想注意。
一天下午，埃爾伍德·默裡挺胸凸肚地來到瑞妮廚房的後門，說他帶來了不愉快的消息。
他看上去一副了不起的樣子。
當時我正在幫瑞妮封罐頭；時值九月底，我們忙着采回最後一批西紅柿。
瑞妮一貫節儉，而在那個年月，浪費是一種罪過。
她一定意識到，我們的家境正變得越來越拮據——她的工作朝不保夕。
埃爾伍德·默裡說，為了我們自己好，我們必須知道一些事。
瑞妮看看他那種自以為是的樣子，估摸事情的嚴重性，斟酌事情是否已嚴重到要請他進來。
最後還是讓他進來了，還給他倒了杯茶。
她讓他等一下，等她把最後一批罐頭從沸水中鉗出來，封好蓋子，這才坐下來聽他講。
事情是這樣的。
埃爾伍德說，有人看見勞拉·蔡斯小姐在鎮上和一個小夥子在一起，而且他就是在鈕扣廠野餐會上同她合影的那個人。
他們先是一起在施食所，後來一起坐在公園裡的長椅上——坐過好幾張椅子，而且還抽煙。
或者說是那個小夥子抽煙；至于勞拉，他噘起嘴說，他不敢肯定。
他們倆在市政廳旁的陣亡将士紀念碑附近，倚在喜慶橋的欄杆上，俯瞰橋下的激流——這可是情人幽會之處。
他們也許已經到過“露營地”；這幾乎是暧昧行為的一種标志，
該所的任務是給爬火車的那些又餓又髒的男人和孩子分發白菜湯：這是一項善舉，但鎮上的人并非個個都贊成。
有人認為他們是擾亂治安的陰謀分子。
還有人覺得不該給他們提供免費餐飲，因為他們得自食其力。
有人朝他們大叫：“去找工作！”（辱罵決不是單方面的。
不過，這些遊民用的是更溫和的形式。
這些人自然憎恨勞拉和所有像她這樣的宗教慈善家。
他們自然也有發洩自己情感的渠道：一個笑話、一次嘲笑、一次推擠，或是陰沉的一瞥。
畢竟，沒有比被迫感恩更難的事了。
） 當地警察站在一旁，确保這些人不會想出什麼歪點子，諸如留在提康德羅加港之類。
他們得被趕走，趕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也不許他們偷偷跳上火車站裡的棚車，因為鐵路公司是絕對不能容忍這種事發生的。
遊民和警方之間發生了扭打和拳腳相加。
埃爾伍德·默裡在報上寫道：警察在這裡濫用警棍。
于是，這些人會沿着鐵路線走到很遠的地方再跳火車，但這樣做更難，因為那時火車已經加速了。
确實發生了幾起事故，還有一個人死亡——一個不到十六歲的男孩命喪車輪，整個人被碾成了兩段。
（這起事故之後，勞拉把自己鎖于房内兩天不吃不喝，因為她曾經給這個男孩發過一碗湯。
）埃爾伍德寫了篇社論，說道：此次的不幸事故令人遺憾，但這既非鐵路方面的過錯，當然也不應歸咎于這個城鎮。
如果有人魯莽地去冒險，那他能指望有什麼好結果呢？ 勞拉向瑞妮讨些骨頭去教會的施食所做湯。
瑞妮說，她并不會種骨頭，骨頭也不會從樹上長出來。
為我們全家的吃喝，她廚房裡也需要骨頭。
她說，省一文等于掙一文。
勞拉難道不明白，在這個困難的年頭，我們的父親需要他賺到的每一分錢？但時間長了，她也經不住勞拉的軟纏硬磨，總會給她一塊、兩塊或三塊骨頭。
勞拉不想碰這些骨頭，甚至連看都不看，因為她會覺得惡心。
于是，瑞妮會幫她包好，歎口氣說：“喏，拿去。
這些流浪漢遲早會把我們家吃空的。
我還在裡面放了一個洋蔥。
”她認為勞拉不該去施食所幫忙——對她這樣的年輕姑娘來說，這種活太粗了。
“你不該叫他們流浪漢，”勞拉說道，“人人都不理睬他們。
他們隻是想要工作。
他們想要的隻是一份活兒。
” “敢情，”瑞妮懷疑而又生氣地說道。
她私下會對我說：“勞拉活脫脫是她母親的翻版。
” 我從來沒跟勞拉去過施食所。
她沒叫我去，反正我也沒有那個時間。
父親現在認為，我必須學着管理鈕扣廠——這是我的責任。
由于我沒有兄弟，我在蔡斯父子公司要充當兒子的角色。
不過，若去掌管工廠，我得弄髒我潔白的手。
我知道我沒有管理生産的能力，但我沒敢反對。
每天早上，我跟着父親去廠裡，看看現實的世界是怎麼回事（父親如是說）。
如果我是個男孩，他早就讓我到流水線上去幹活了。
這好比打仗：如果将軍自己做不到，那就不能指望他的士兵做到。
實際上，他讓我盤點存貨、結算賬目——進多少原材料，出多少成品。
我幹得很糟糕，多多少少是故意的。
我感到厭煩，卻被逼無奈。
每天早上，當我穿着修女般的衣裙到達工廠，像條狗一樣跟在父親屁股後面，我就會經過流水線上工人們的面前。
我感到女人們在嘲笑我，而男人們則盯着我看。
我知道他們在我背後拿我取笑——女人無非是笑我的儀态，而男人們則是笑我的身體。
這是他們實行報複的一種方式。
我在某種程度上并不責怪他們——身處他們的地位，我也會這麼幹的——但我還是覺得受到了侮辱。
拉—的—達。
她把自己看成是示巴女王。
操她一頓就殺掉了她的威風。
父親一點都沒注意這些。
或者說，他根本不想注意。
一天下午，埃爾伍德·默裡挺胸凸肚地來到瑞妮廚房的後門，說他帶來了不愉快的消息。
他看上去一副了不起的樣子。
當時我正在幫瑞妮封罐頭；時值九月底，我們忙着采回最後一批西紅柿。
瑞妮一貫節儉，而在那個年月，浪費是一種罪過。
她一定意識到，我們的家境正變得越來越拮據——她的工作朝不保夕。
埃爾伍德·默裡說，為了我們自己好，我們必須知道一些事。
瑞妮看看他那種自以為是的樣子，估摸事情的嚴重性，斟酌事情是否已嚴重到要請他進來。
最後還是讓他進來了，還給他倒了杯茶。
她讓他等一下，等她把最後一批罐頭從沸水中鉗出來，封好蓋子，這才坐下來聽他講。
事情是這樣的。
埃爾伍德說，有人看見勞拉·蔡斯小姐在鎮上和一個小夥子在一起，而且他就是在鈕扣廠野餐會上同她合影的那個人。
他們先是一起在施食所，後來一起坐在公園裡的長椅上——坐過好幾張椅子，而且還抽煙。
或者說是那個小夥子抽煙；至于勞拉，他噘起嘴說，他不敢肯定。
他們倆在市政廳旁的陣亡将士紀念碑附近，倚在喜慶橋的欄杆上，俯瞰橋下的激流——這可是情人幽會之處。
他們也許已經到過“露營地”；這幾乎是暧昧行為的一種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