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扣廠野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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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舉行自制糕餅義賣活動，有甜餅、餅幹、蛋糕、果醬，還有印度酸辣醬和泡菜；每一種都貼有制作者名字的标簽：“羅達什錦蜜餞”、“珀爾李子蜜餞”之類。
除此之外，人們還會瞎胡鬧——尋歡作樂。
櫃台上提供的飲料最多也隻是檸檬汁，但是男人們會帶來自裝和瓶裝威士忌。
黃昏來臨之時，也許會發生扭打、喊叫，喧鬧的笑聲穿過樹林。
接着，河邊上有一個男人或青年被整個地扔進河裡，濺起了片片水花；要麼就索性将他的褲子扒掉。
若格斯河的這一段水很淺，因此幾乎沒有人會淹死。
夜幕降臨之後，人們開始放焰火。
在野餐會的鼎盛時期（至少在我印象中是“鼎盛時期”），人們還舉行方形舞會，有小提琴伴奏。
但是據我記得，到了一九三四年，這種過分鋪張的慶祝活動就被削減了。
下午三點左右，父親會在踢踏舞的舞台上作一次演講。
演講總是很短，但無論是年長的男人還是女人都會專心緻志地聆聽；女人們如此專注是因為她們在廠裡做工，或者嫁給了廠裡的工人。
随着經濟的不景氣，就連年輕的男人也開始聽演講了；甚至身着夏裝、半裸着手臂的姑娘也不例外。
父親的演講從來不長，但你可以從他話的字裡行間領會他的意思。
“有理由高興”是好事；“有根據樂觀”就是壞事了。
那一年，天氣又熱又幹，持續了太長的時間。
野餐會上沒有像往常那樣放許多氣球，也沒有旋轉木馬了。
玉米棒子非常老，玉米粒皺得猶如人的指關節；檸檬汁喝上去像摻了水，熱狗被一搶而光。
然而，蔡斯公司還沒有人被解雇。
生産放慢了速度，但沒有解雇工人。
父親說了四次“有根據樂觀”，卻沒有一次提到“有理由高興”。
台下，工人們的神情一片焦急。
當我和勞拉還小的時候，我們很喜歡參加這種野餐會；現在情況卻不同了，我們到場卻是一種義務。
我們得去亮亮相。
這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耳濡目染：母親不管有多麼不舒服，她總是每場必到。
母親去世後，瑞妮就接管了我們。
她對我們這一天的衣着打扮總是精心準備，一絲不苟。
我們不能穿得太随便，因為這會顯示出一種輕蔑，似乎我們對鎮上人的看法毫不在乎；但也不能穿得太講究，因為這會給人一種擺架子的感覺。
現在我們長大了，可以自己挑選衣服——我剛滿十八歲，而勞拉十四歲半——不過我們已不再有很大的選擇餘地了。
盡管我們有了一些瑞妮所說的好行頭，但過分的奢侈在我們家向來是不提倡的。
不過，最近奢侈的定義變了，它意味着一切新的東西。
野餐會上，我們倆穿的都是去年夏天穿過的藍色阿爾卑斯村姑裙和白襯衫。
勞拉戴着我三年前的那頂帽子；我自己戴的則是去年的，隻是換了一條絲帶而已。
勞拉似乎并不介意，而我卻相反。
我說了自己的看法，勞拉說我太看重衣着了。
我們聽着父親的演講。
（或者說我聽着。
勞拉是一派聆聽的樣子——兩眼圓睜，頭專注地歪向一邊——但你根本無法知道她到底在聽什麼。
）父親以前總是能夠成功地發表他的演說，不管他剛喝過什麼酒；可這一次卻說得結結巴巴。
他将事先打好的講稿貼近他那隻好眼，然後又放遠一些，目光茫然，仿佛他并未訂購商品卻來了一張賬單。
他的衣服從前都是很體面的，即便舊了也不失風度，可那天他的衣服看上去邋遢不堪。
耳邊的頭發參差不齊，看樣子需要修剪一下；他似乎滿臉困擾——甚至有些兇惡，活像一個走投無路的搶劫犯。
他演講完畢後，人們隻是完成任務似地鼓了一下掌。
有些男人湊在一起，小聲地談論着什麼；另一些人把茄克衫或毛毯鋪在地上，坐在樹底下，或者索性躺下來用手帕蓋着臉，打起了瞌睡。
隻有男人們才這麼做。
女人們則保持清醒，十分注意。
母親們帶着孩子們去河邊，踩在小沙灘上玩水。
另一邊，一場塵土飛揚的籃球賽開始了；一群觀衆昏沉沉地在一旁觀看。
我走到瑞妮身旁，幫她義賣糕餅。
這種義賣是為了誰？我記不起來了。
不過，我每年都來幫忙——她正指望我這樣做。
我對勞拉說她也該一起來，可她假裝沒聽到，慢慢走開了，晃動着她那下垂的帽檐。
我讓她走了。
我應該看住她；瑞妮從未為我操過什麼心，但是她認為勞拉太輕信别人了，與陌生人太親密了。
白奴販子總是在四處探尋，勞拉自然會成為他們的目标。
她會上一輛陌生的汽車，開一扇不熟悉的房門，穿過一條不該去的街道——那就完了，因為她不分好人壞人，或者說她的判斷标準與别人不一樣。
你無法提醒她，因為她不
除此之外，人們還會瞎胡鬧——尋歡作樂。
櫃台上提供的飲料最多也隻是檸檬汁，但是男人們會帶來自裝和瓶裝威士忌。
黃昏來臨之時，也許會發生扭打、喊叫，喧鬧的笑聲穿過樹林。
接着，河邊上有一個男人或青年被整個地扔進河裡，濺起了片片水花；要麼就索性将他的褲子扒掉。
若格斯河的這一段水很淺，因此幾乎沒有人會淹死。
夜幕降臨之後，人們開始放焰火。
在野餐會的鼎盛時期（至少在我印象中是“鼎盛時期”），人們還舉行方形舞會，有小提琴伴奏。
但是據我記得，到了一九三四年，這種過分鋪張的慶祝活動就被削減了。
下午三點左右，父親會在踢踏舞的舞台上作一次演講。
演講總是很短，但無論是年長的男人還是女人都會專心緻志地聆聽；女人們如此專注是因為她們在廠裡做工，或者嫁給了廠裡的工人。
随着經濟的不景氣，就連年輕的男人也開始聽演講了；甚至身着夏裝、半裸着手臂的姑娘也不例外。
父親的演講從來不長，但你可以從他話的字裡行間領會他的意思。
“有理由高興”是好事；“有根據樂觀”就是壞事了。
那一年，天氣又熱又幹，持續了太長的時間。
野餐會上沒有像往常那樣放許多氣球，也沒有旋轉木馬了。
玉米棒子非常老，玉米粒皺得猶如人的指關節；檸檬汁喝上去像摻了水，熱狗被一搶而光。
然而，蔡斯公司還沒有人被解雇。
生産放慢了速度，但沒有解雇工人。
父親說了四次“有根據樂觀”，卻沒有一次提到“有理由高興”。
台下，工人們的神情一片焦急。
當我和勞拉還小的時候，我們很喜歡參加這種野餐會；現在情況卻不同了，我們到場卻是一種義務。
我們得去亮亮相。
這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耳濡目染：母親不管有多麼不舒服，她總是每場必到。
母親去世後，瑞妮就接管了我們。
她對我們這一天的衣着打扮總是精心準備，一絲不苟。
我們不能穿得太随便，因為這會顯示出一種輕蔑，似乎我們對鎮上人的看法毫不在乎；但也不能穿得太講究，因為這會給人一種擺架子的感覺。
現在我們長大了，可以自己挑選衣服——我剛滿十八歲，而勞拉十四歲半——不過我們已不再有很大的選擇餘地了。
盡管我們有了一些瑞妮所說的好行頭，但過分的奢侈在我們家向來是不提倡的。
不過，最近奢侈的定義變了，它意味着一切新的東西。
野餐會上，我們倆穿的都是去年夏天穿過的藍色阿爾卑斯村姑裙和白襯衫。
勞拉戴着我三年前的那頂帽子；我自己戴的則是去年的，隻是換了一條絲帶而已。
勞拉似乎并不介意，而我卻相反。
我說了自己的看法，勞拉說我太看重衣着了。
我們聽着父親的演講。
（或者說我聽着。
勞拉是一派聆聽的樣子——兩眼圓睜，頭專注地歪向一邊——但你根本無法知道她到底在聽什麼。
）父親以前總是能夠成功地發表他的演說，不管他剛喝過什麼酒；可這一次卻說得結結巴巴。
他将事先打好的講稿貼近他那隻好眼，然後又放遠一些，目光茫然，仿佛他并未訂購商品卻來了一張賬單。
他的衣服從前都是很體面的，即便舊了也不失風度，可那天他的衣服看上去邋遢不堪。
耳邊的頭發參差不齊，看樣子需要修剪一下；他似乎滿臉困擾——甚至有些兇惡，活像一個走投無路的搶劫犯。
他演講完畢後，人們隻是完成任務似地鼓了一下掌。
有些男人湊在一起，小聲地談論着什麼；另一些人把茄克衫或毛毯鋪在地上，坐在樹底下，或者索性躺下來用手帕蓋着臉，打起了瞌睡。
隻有男人們才這麼做。
女人們則保持清醒，十分注意。
母親們帶着孩子們去河邊，踩在小沙灘上玩水。
另一邊，一場塵土飛揚的籃球賽開始了；一群觀衆昏沉沉地在一旁觀看。
我走到瑞妮身旁，幫她義賣糕餅。
這種義賣是為了誰？我記不起來了。
不過，我每年都來幫忙——她正指望我這樣做。
我對勞拉說她也該一起來，可她假裝沒聽到，慢慢走開了，晃動着她那下垂的帽檐。
我讓她走了。
我應該看住她；瑞妮從未為我操過什麼心，但是她認為勞拉太輕信别人了，與陌生人太親密了。
白奴販子總是在四處探尋，勞拉自然會成為他們的目标。
她會上一輛陌生的汽車，開一扇不熟悉的房門，穿過一條不該去的街道——那就完了，因為她不分好人壞人，或者說她的判斷标準與别人不一樣。
你無法提醒她，因為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