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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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硬梆梆的，好就好在它硬，在粗布衣服上使勁蹭，兩樣都是粗的硬的，真是旗鼓相當，這兩個就蹭出了沫，沫不大，也是結實的，足夠洗幹淨衣物。
茶餅跟任何豆餅一樣，是圓的，雜着許多雜質，是榨完茶油之後的茶麸渣，它也是植物變成的洗衣皂，它從油茶樹長出茶籽，茶籽榨出油，剩下的渣壓成餅狀。
如果要洗衣服，那就把它敲一塊下來吧，它硬得跟石頭一樣，要讓它出一點黃沫，你要在土布衣服上使勁蹭。
那些從地裡長出來的棉花，經朱爾們紡成棉線，經二媽們織成粗布，又在靛桶裡染成黑色，再經大姨表姐們做成衣服，穿到了金禾銀禾仁良朱爾和爺爺們的身上。
如果是白色的衣物要洗，怎麼辦呢？那就用稻草灰，你一定要用稻草灰，别的草一燒就成了末，化在水裡，是一盆黑水，誰洗誰？隻有稻草灰是硬朗的，你繞成一把放進竈裡燒，燒盡後用鐵鉗夾出來，它是一根還一根的，半點都不散，放到水裡，泡一會兒，它還是不散。
好了，用一隻篩過濾掉，草灰水非常清，再白的衣物也不會染髒，洗完了，曬在太陽底下，潔白耀眼！ 1963年，道良一個人守着七八隻旅行袋在火車上過了一天一夜，然後他在武昌站下了車。
那時沒有電話，就發電報吧。
他就在武漢給父親發了電報，發完電報再坐火車到黃石，從黃石坐船渡過長江到南溪，再從南溪坐汽車到浠川縣城。
從縣城到家就沒有汽車了：三十裡路，需要步行。
真是艱難的旅程。
他在黃石下了火車，要把一大堆行李運到江邊碼頭，扛也扛不完，拎也拎不動，真是難壞他了。
隻好把這堆東西分成幾撥，一次拿幾件，走上幾十米，放在地上，再回去拿第二拔，來回倒騰，總算弄到江邊乘上了渡輪，過江到了南溪。
還要坐汽車呢，在一面大山坡上排長隊，硬着頭皮，兩邊肩扛上，後背駝着，再每隻手拎上三兩件，隊真是長，人真是多，人人都是一堆一堆的行李。
好歹到了縣城，已是黃昏。
道良在旅社開了個房間，把行李放裡頭，自己空着手走回家。
太陽正在落山，河水亮閃閃的一片片金色動蕩着，河邊有人在撈沙，人在河裡吃力地挑着一擔沙往岸上走。
熟悉得像血管一樣的河，它閃着光，道良甩着手快快行走，一下走出了縣城三四裡地。
他一邊走一邊盤算時間，按正常速度，大概十點鐘左右就能到家。
走啊走，走啊走，一擡頭，迎面碰上了大哥和二哥，仁良和義良，他們一人一條扁擔來接他們的三弟了！他們這天上山打柴剛回來，還沒來得及吃飯呢，父親是剛剛收到電報。
——電報的速度你們也是想像不到，它比裹了小腳的老太太也快不了多少，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武漢，電報隻能發到縣裡，到了縣裡再急的電報也隻能按信件走了，它在郵局那隻綠色的帆布口袋裡等着，等到鄉村郵遞員上班了，把帆布口袋挂到他的自行車橫杆上，然後他騎着自行車一路送信，順着他轄區的大路小路，一路叮叮當當送過去，郵遞員是個有點天真勁的半大老頭，他特别喜歡按車鈴，1963年，有自行車可是件了不得的事，車鈴叮铛響，那樣動聽那樣炫耀，讓人心裡生着光彩。
他一高興，或者一無聊就要按車頭鈴的，他按給自己聽，有時路上沒有一個人，他就更要按了，他吹一陣口哨，然後按一串車鈴，仿佛是給自己鼓掌。
他是招人喜歡的，到了一處，送了一封盼望許久的信，這家人感謝他，讓他坐下來吃一把生花生，他就坐下了，吃花生，扯閑話，一耽誤就是半晌。
就這樣，道良的電報在路上走了一天半，到史永年手裡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兩個兒子一人挑了一擔柴回來，水都沒來得及喝一口就趕來接道良。
三兄弟折回縣城，退了房，一大堆行李弄成兩挑，挑起來，真是挺沉的，扁擔壓得兩頭直閃。
天已經黑了，三個人摸黑一路走，半路上，遇見一隻燈籠在前面晃，光影越來越大，是父親，提着燈籠來接他們了。
為什麼是燈籠？ 也許是馬燈，但在道良的記憶中是一隻燈籠，他甚至記得清楚，燈籠上還有毛筆書寫的一個“史”字。
那隻1963年的燈籠，定是灣口的最後一隻燈籠，也許是整個浠川縣的最後一隻。
道良回到家，他帶給父親一隻手電筒，這隻燈籠就消失了。
關于燈籠，它是長的和圓的，底下是一塊圓木闆，中間豎起兩根鐵線，外圍用竹弓繃起一種白色半透明的絹紙，圓闆上挖一隻圓孔，用來插蠟燭。
風從底部吹上來，吹不滅，風從四面吹，也吹不滅，風再大，隻能看見火苗在晃動，它忽左忽右狂跳不止，但就是不滅。
要吹滅這隻燈籠，你得從上方的孔對準它，使勁一吹。
1963年，道良給父親捎了一隻手電筒，從此以後，我們的燈籠就不見了。
茶餅跟任何豆餅一樣，是圓的，雜着許多雜質，是榨完茶油之後的茶麸渣，它也是植物變成的洗衣皂，它從油茶樹長出茶籽，茶籽榨出油，剩下的渣壓成餅狀。
如果要洗衣服，那就把它敲一塊下來吧，它硬得跟石頭一樣，要讓它出一點黃沫，你要在土布衣服上使勁蹭。
那些從地裡長出來的棉花，經朱爾們紡成棉線，經二媽們織成粗布，又在靛桶裡染成黑色，再經大姨表姐們做成衣服，穿到了金禾銀禾仁良朱爾和爺爺們的身上。
如果是白色的衣物要洗，怎麼辦呢？那就用稻草灰，你一定要用稻草灰，别的草一燒就成了末，化在水裡，是一盆黑水，誰洗誰？隻有稻草灰是硬朗的，你繞成一把放進竈裡燒，燒盡後用鐵鉗夾出來，它是一根還一根的，半點都不散，放到水裡，泡一會兒，它還是不散。
好了，用一隻篩過濾掉，草灰水非常清，再白的衣物也不會染髒，洗完了，曬在太陽底下，潔白耀眼！ 1963年，道良一個人守着七八隻旅行袋在火車上過了一天一夜，然後他在武昌站下了車。
那時沒有電話，就發電報吧。
他就在武漢給父親發了電報，發完電報再坐火車到黃石，從黃石坐船渡過長江到南溪，再從南溪坐汽車到浠川縣城。
從縣城到家就沒有汽車了：三十裡路，需要步行。
真是艱難的旅程。
他在黃石下了火車，要把一大堆行李運到江邊碼頭，扛也扛不完，拎也拎不動，真是難壞他了。
隻好把這堆東西分成幾撥，一次拿幾件，走上幾十米，放在地上，再回去拿第二拔，來回倒騰，總算弄到江邊乘上了渡輪，過江到了南溪。
還要坐汽車呢，在一面大山坡上排長隊，硬着頭皮，兩邊肩扛上，後背駝着，再每隻手拎上三兩件，隊真是長，人真是多，人人都是一堆一堆的行李。
好歹到了縣城，已是黃昏。
道良在旅社開了個房間，把行李放裡頭，自己空着手走回家。
太陽正在落山，河水亮閃閃的一片片金色動蕩着，河邊有人在撈沙，人在河裡吃力地挑着一擔沙往岸上走。
熟悉得像血管一樣的河，它閃着光，道良甩着手快快行走，一下走出了縣城三四裡地。
他一邊走一邊盤算時間，按正常速度，大概十點鐘左右就能到家。
走啊走，走啊走，一擡頭，迎面碰上了大哥和二哥，仁良和義良，他們一人一條扁擔來接他們的三弟了！他們這天上山打柴剛回來，還沒來得及吃飯呢，父親是剛剛收到電報。
——電報的速度你們也是想像不到，它比裹了小腳的老太太也快不了多少，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武漢，電報隻能發到縣裡，到了縣裡再急的電報也隻能按信件走了，它在郵局那隻綠色的帆布口袋裡等着，等到鄉村郵遞員上班了，把帆布口袋挂到他的自行車橫杆上，然後他騎着自行車一路送信，順着他轄區的大路小路，一路叮叮當當送過去，郵遞員是個有點天真勁的半大老頭，他特别喜歡按車鈴，1963年，有自行車可是件了不得的事，車鈴叮铛響，那樣動聽那樣炫耀，讓人心裡生着光彩。
他一高興，或者一無聊就要按車頭鈴的，他按給自己聽，有時路上沒有一個人，他就更要按了，他吹一陣口哨，然後按一串車鈴，仿佛是給自己鼓掌。
他是招人喜歡的，到了一處，送了一封盼望許久的信，這家人感謝他，讓他坐下來吃一把生花生，他就坐下了，吃花生，扯閑話，一耽誤就是半晌。
就這樣，道良的電報在路上走了一天半，到史永年手裡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兩個兒子一人挑了一擔柴回來，水都沒來得及喝一口就趕來接道良。
三兄弟折回縣城，退了房，一大堆行李弄成兩挑，挑起來，真是挺沉的，扁擔壓得兩頭直閃。
天已經黑了，三個人摸黑一路走，半路上，遇見一隻燈籠在前面晃，光影越來越大，是父親，提着燈籠來接他們了。
為什麼是燈籠？ 也許是馬燈，但在道良的記憶中是一隻燈籠，他甚至記得清楚，燈籠上還有毛筆書寫的一個“史”字。
那隻1963年的燈籠，定是灣口的最後一隻燈籠，也許是整個浠川縣的最後一隻。
道良回到家，他帶給父親一隻手電筒，這隻燈籠就消失了。
關于燈籠，它是長的和圓的，底下是一塊圓木闆，中間豎起兩根鐵線，外圍用竹弓繃起一種白色半透明的絹紙，圓闆上挖一隻圓孔，用來插蠟燭。
風從底部吹上來，吹不滅，風從四面吹，也吹不滅，風再大，隻能看見火苗在晃動，它忽左忽右狂跳不止，但就是不滅。
要吹滅這隻燈籠，你得從上方的孔對準它，使勁一吹。
1963年，道良給父親捎了一隻手電筒，從此以後，我們的燈籠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