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懸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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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奄一息。
她的詩歌事業沒有絲毫進展，一首都沒有發表。
每隔幾天就有她的退稿信，大信封，厚厚的。
退稿退得她在單位裡灰頭土臉，縱然幾個文友互相吹捧，也難免心裡發虛。
外省生活枯燥沉悶——書店裡的書是舊的，搖滾、話劇、像樣的畫展，一概沒有——像一團無從發酵的死面！還有，每天不是雞蛋西紅柿面條就是上小吃店吃米粉，再這樣下去，她就要瘋了。
一個廢墟需要重新長出青草。
史道良，這個男人，是從北京來的，不高不矮，不肥不瘦，長得甚至算得上俊朗，氣質不錯。
在大學裡教書，幾年前就離了婚，僅有的一個兒子跟了他的前妻，他利利索索的一個人，單身。
這是群藝館的老館長告訴她的，兩人是大學同學。
你要重新振作。
開會期間，道良請海紅陪他到文具店看看文房四寶。
道良說，你寫不寫毛筆字？我給你買一支毛筆吧，他拿起一支栗色筆杆的羊毫，用拇指擠那筆尖，頗在行。
他又看中一隻紅木筆架，有幾種款式，他拿起來問海紅，這個怎麼樣？你幫我看看。
我一點不懂啊，他怎麼問我？ 一條道路在道良身上閃耀，從邊遠的灰暗小城一直鋪到首都，文化中心，名家、名刊、大出版社，閃着遙遠的亮光飄過來，綴結着澄藍的天空，無盡回響，猶如隆隆春雷。
連根拔起的時候來到了，一棵小樹，長在山谷裡，再高也高不過山頂，如果種在山頂呢，那它當然，就成了大樹。
海紅身上的蠻勁再次蘇醒，雷聲隆隆，雨點扭動着撲向大地，街道的雨水嘩嘩流向兩邊，連根拔起的時候來到了，海紅一隻手打着雨傘，單手扶車騎行。
她一個人穿過夜晚的民族廣場，從會議駐地回到宿舍，心中充滿了莫名的豪情。
1988年她曾去過一次北京，自費，一個人去玩。
五次特快列車，傍晚六點多從南甯始發，在車上度過兩個晚上和一整個白天，在第三天的上午到達北京。
那時候你真是生猛，人流滾滾啊陌生的巨大皇都，她倒是不迷茫，擠上公交車，直奔北新橋，她去找發小俞明河的堂姐俞明雪。
明雪也是海紅在中山大學的學姐，她把海紅安排到北航的學生宿舍，一分錢不花，住了七八天。
正是秋天，那時北京的空氣還不錯，沒有霧霾。
大街上到處都是金黃的樹木，到香山去，楓葉是紅的，天真藍——無限幽遠無限明淨，一種近似純金的聲音整日缭繞，頤和園和北海，如在夢中，傍晚站到著名的天安門廣場上，總算知道什麼叫遼闊了，風從四面八方洶湧而華燈初上……一種新奇的音樂在北京的天空回蕩，一個嘹亮的名字響徹在青春的嘴唇上，搖滾樂、崔健、《一無所有》，“我總是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在高校飯堂或者公園，從東城的工人體育館到西城的首都體育館，這支歌一往無前，在天空中邁着大步。
明雪給海紅搞到了首體的現場演唱會的票，你像一滴水滴落在熊熊大火中，傾刻化為了煙。
巨爐在燃燒，黑色的火焰在旋轉，萬頭攢動，氣流一陣又一陣，把人舉到空中又摔到地上，缤紛的色彩在旋轉，由紅而綠而黃，光源無數，從天上，從地下，各各湧出來。
人人都忘記了自己是誰，你就是我，我也是你。
歌星出場，男的長發披肩長風衣，女的寸頭露出半截肚皮。
歡呼，尖叫，人聲彙成雷聲嘯叫着沖向屋頂。
明雪還帶她去過一次建國門的國際俱樂部，是意大利的文學戲劇作品欣賞晚會。
意大利，地中海、羅馬假日、西西裡檸檬，意味着無盡的浪漫，著名的某某出來了，《日出》裡的陳白露。
穿着月白色的絲質旗袍。
演出結束後還有冷餐會呢，在二樓，一排排晶瑩的高腳玻璃杯，各式飲料點心，棕黑、酒紅、蛋糕黃。
海紅也取上一杯可樂小口喝着。
神奇的日子把人弄得醉熏熏的…… 還有那些美術館博物館劇場，各地的文藝青年穿梭其中，來來去去，每個人臉上都有一種恍惚的夢幻神情，他們像一群，騰空的人——雙腳是不沾地的，他們對故鄉視而不見，是啊現實不過是一層庸俗的外殼，他們要掙脫的就這層東西，他們要往藝術的空氣裡飛升，而藝術在哪裡呢？當然，就在北京。
到北京去到北京去……海紅決定到北京去。
有兩個問題她是不要想的：一是道良的年齡，二是是否真的和他結婚。
世界上的事情都禁不住想。
一腳踏出去再說，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就當它們是垃圾。
那是一個遠走他鄉的年頭，幾個朋友，一個去了美國，一個準備去日本，一個馬上要去北京進修，一個說想去深圳。
關系最好的一個呢，進了監獄。
他的孩子剛剛三個月，海紅買了一罐奶粉去看望，默坐良久。
小時候的朋友俞明河從老家圭甯給她打電話，說慕芳阿姨到家裡找她，哭，讓她勸勸海紅，一定要找個人結婚，健康，人好就可，别的不要挑剔。
“有機會一定要抓住啊”俞明河說。
她在單位宿舍舉辦了一次告别聚會，請朋友們吃涼拌西紅柿和啤酒。
他們做了一個遊戲，這遊戲是一位當編輯的人從北京帶回來的，風靡全國，他撕成許多小紙條，每人發三張，在上面分别寫上地點、事情、人名（必須是在座的人），再重新抽簽，組合成句子。
當然這都是沒譜的事，純屬助興。
但有一個句子比較詭異：柳海紅、在北京、上吊。
大家心裡一緊，人人默然。
空氣吱溜吱溜響了一會，才有人說道：扯蛋！那時候正流傳着一個末日預言，據說是一名叫做諾查丹瑪斯的人在中世紀發出的，說的是，到1999年，地球毀滅，人類完蛋。
不管信不信都像是一個咒語。
前程固然迷茫，趁還活着，要做什麼還是趕緊的吧。
她亢奮迷離，又生機勃勃，連聳人聽聞的預言都擋不住她。
她把新買的自行車也托運去了北京，藍色的，飛鴿牌，用報紙纏了好幾道，全部家當裝滿了一隻大箱子，箱子是新買的。
你用不着買新箱子啊，道良說。
海紅卻暗自盤算着，一有機會就從道良身邊溜走。
南甯的少數幾件家具，兩個書架、一隻帶鏡子的單門立櫃，一隻橢圓形茶幾，或送人，或折價處理。
床和書桌是單位公家的，不管了。
頗有些破釜沉舟的樣子。
此去北京當然不是嫁人，是借調。
她拿着借調公函和工資證明，還領了兩百斤全國糧票，到一家行業報紙報到。
是史道良幫的忙。
在北京，這類報紙估計有上百家吧，中國紡織報、中國環境報、中國教育報、中國婦女報、中國政協報、中國電影報、中國工商時報、中國改革報、中國合作報……等等等等，任何報紙到了北京，一律冠以中國，雖說是各部委的行業報紙，聽上去也像是一份中央大報。
海紅到其中的一家，副刊，編輯。
她住在哪裡
她的詩歌事業沒有絲毫進展，一首都沒有發表。
每隔幾天就有她的退稿信，大信封，厚厚的。
退稿退得她在單位裡灰頭土臉，縱然幾個文友互相吹捧，也難免心裡發虛。
外省生活枯燥沉悶——書店裡的書是舊的，搖滾、話劇、像樣的畫展，一概沒有——像一團無從發酵的死面！還有，每天不是雞蛋西紅柿面條就是上小吃店吃米粉，再這樣下去，她就要瘋了。
一個廢墟需要重新長出青草。
史道良，這個男人，是從北京來的，不高不矮，不肥不瘦，長得甚至算得上俊朗，氣質不錯。
在大學裡教書，幾年前就離了婚，僅有的一個兒子跟了他的前妻，他利利索索的一個人，單身。
這是群藝館的老館長告訴她的，兩人是大學同學。
你要重新振作。
開會期間，道良請海紅陪他到文具店看看文房四寶。
道良說，你寫不寫毛筆字？我給你買一支毛筆吧，他拿起一支栗色筆杆的羊毫，用拇指擠那筆尖，頗在行。
他又看中一隻紅木筆架，有幾種款式，他拿起來問海紅，這個怎麼樣？你幫我看看。
我一點不懂啊，他怎麼問我？ 一條道路在道良身上閃耀，從邊遠的灰暗小城一直鋪到首都，文化中心，名家、名刊、大出版社，閃着遙遠的亮光飄過來，綴結着澄藍的天空，無盡回響，猶如隆隆春雷。
連根拔起的時候來到了，一棵小樹，長在山谷裡，再高也高不過山頂，如果種在山頂呢，那它當然，就成了大樹。
海紅身上的蠻勁再次蘇醒，雷聲隆隆，雨點扭動着撲向大地，街道的雨水嘩嘩流向兩邊，連根拔起的時候來到了，海紅一隻手打着雨傘，單手扶車騎行。
她一個人穿過夜晚的民族廣場，從會議駐地回到宿舍，心中充滿了莫名的豪情。
1988年她曾去過一次北京，自費，一個人去玩。
五次特快列車，傍晚六點多從南甯始發，在車上度過兩個晚上和一整個白天，在第三天的上午到達北京。
那時候你真是生猛，人流滾滾啊陌生的巨大皇都，她倒是不迷茫，擠上公交車，直奔北新橋，她去找發小俞明河的堂姐俞明雪。
明雪也是海紅在中山大學的學姐，她把海紅安排到北航的學生宿舍，一分錢不花，住了七八天。
正是秋天，那時北京的空氣還不錯，沒有霧霾。
大街上到處都是金黃的樹木，到香山去，楓葉是紅的，天真藍——無限幽遠無限明淨，一種近似純金的聲音整日缭繞，頤和園和北海，如在夢中，傍晚站到著名的天安門廣場上，總算知道什麼叫遼闊了，風從四面八方洶湧而華燈初上……一種新奇的音樂在北京的天空回蕩，一個嘹亮的名字響徹在青春的嘴唇上，搖滾樂、崔健、《一無所有》，“我總是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在高校飯堂或者公園，從東城的工人體育館到西城的首都體育館，這支歌一往無前，在天空中邁着大步。
明雪給海紅搞到了首體的現場演唱會的票，你像一滴水滴落在熊熊大火中，傾刻化為了煙。
巨爐在燃燒，黑色的火焰在旋轉，萬頭攢動，氣流一陣又一陣，把人舉到空中又摔到地上，缤紛的色彩在旋轉，由紅而綠而黃，光源無數，從天上，從地下，各各湧出來。
人人都忘記了自己是誰，你就是我，我也是你。
歌星出場，男的長發披肩長風衣，女的寸頭露出半截肚皮。
歡呼，尖叫，人聲彙成雷聲嘯叫着沖向屋頂。
明雪還帶她去過一次建國門的國際俱樂部，是意大利的文學戲劇作品欣賞晚會。
意大利，地中海、羅馬假日、西西裡檸檬，意味着無盡的浪漫，著名的某某出來了，《日出》裡的陳白露。
穿着月白色的絲質旗袍。
演出結束後還有冷餐會呢，在二樓，一排排晶瑩的高腳玻璃杯，各式飲料點心，棕黑、酒紅、蛋糕黃。
海紅也取上一杯可樂小口喝着。
神奇的日子把人弄得醉熏熏的…… 還有那些美術館博物館劇場，各地的文藝青年穿梭其中，來來去去，每個人臉上都有一種恍惚的夢幻神情，他們像一群，騰空的人——雙腳是不沾地的，他們對故鄉視而不見，是啊現實不過是一層庸俗的外殼，他們要掙脫的就這層東西，他們要往藝術的空氣裡飛升，而藝術在哪裡呢？當然，就在北京。
到北京去到北京去……海紅決定到北京去。
有兩個問題她是不要想的：一是道良的年齡，二是是否真的和他結婚。
世界上的事情都禁不住想。
一腳踏出去再說，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就當它們是垃圾。
那是一個遠走他鄉的年頭，幾個朋友，一個去了美國，一個準備去日本，一個馬上要去北京進修，一個說想去深圳。
關系最好的一個呢，進了監獄。
他的孩子剛剛三個月，海紅買了一罐奶粉去看望，默坐良久。
小時候的朋友俞明河從老家圭甯給她打電話，說慕芳阿姨到家裡找她，哭，讓她勸勸海紅，一定要找個人結婚，健康，人好就可，别的不要挑剔。
“有機會一定要抓住啊”俞明河說。
她在單位宿舍舉辦了一次告别聚會，請朋友們吃涼拌西紅柿和啤酒。
他們做了一個遊戲，這遊戲是一位當編輯的人從北京帶回來的，風靡全國，他撕成許多小紙條，每人發三張，在上面分别寫上地點、事情、人名（必須是在座的人），再重新抽簽，組合成句子。
當然這都是沒譜的事，純屬助興。
但有一個句子比較詭異：柳海紅、在北京、上吊。
大家心裡一緊，人人默然。
空氣吱溜吱溜響了一會，才有人說道：扯蛋！那時候正流傳着一個末日預言，據說是一名叫做諾查丹瑪斯的人在中世紀發出的，說的是，到1999年，地球毀滅，人類完蛋。
不管信不信都像是一個咒語。
前程固然迷茫，趁還活着，要做什麼還是趕緊的吧。
她亢奮迷離，又生機勃勃，連聳人聽聞的預言都擋不住她。
她把新買的自行車也托運去了北京，藍色的，飛鴿牌，用報紙纏了好幾道，全部家當裝滿了一隻大箱子，箱子是新買的。
你用不着買新箱子啊，道良說。
海紅卻暗自盤算着，一有機會就從道良身邊溜走。
南甯的少數幾件家具，兩個書架、一隻帶鏡子的單門立櫃，一隻橢圓形茶幾，或送人，或折價處理。
床和書桌是單位公家的，不管了。
頗有些破釜沉舟的樣子。
此去北京當然不是嫁人，是借調。
她拿着借調公函和工資證明，還領了兩百斤全國糧票，到一家行業報紙報到。
是史道良幫的忙。
在北京，這類報紙估計有上百家吧，中國紡織報、中國環境報、中國教育報、中國婦女報、中國政協報、中國電影報、中國工商時報、中國改革報、中國合作報……等等等等，任何報紙到了北京，一律冠以中國，雖說是各部委的行業報紙，聽上去也像是一份中央大報。
海紅到其中的一家，副刊，編輯。
她住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