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良山上的石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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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器，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美紗仰起臉，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她剛走到檐廊，隻見她一隻手按住太陽穴，身子靠在那邊的柱子上，然後朝我轉過臉來。
美紗靜靜地注視着我的眼睛，這是她唯一一次這樣地看我。
接着，美紗像是徹底崩潰了似的，一下子坐在了檐廊上。
“你也有一半罪過。
你為孩子們做過什麼呢？” 随後，這個一向沉默寡言的女人，突然開始絮叨起來，讓人覺得她有些異常。
“孩子們小的時候，你一直在德國留學。
原本是留學三年，你卻待了八年。
後面的五年，你不給文部省和家裡一點兒音信。
那段時間，我們過的是什麼苦日子，你根本想象不到。
” 美紗說的沒錯。
三年的留學經費，我省吃儉用，硬是用成了八年。
腦子裡沒有妻子兒女，沒有家庭。
我住在廉價公寓裡，啃着黑面包，一心向往着爬上遙遠的學問之巅——那如同阿爾卑斯山般的高峰。
如果沒有那段經曆，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就。
美紗還說了這樣的話： “研究，研究，連星期天和節假日都沒有。
一有空，就擺弄屍體。
一回到家裡，就嚷嚷着屍體臭氣熏人，要喝酒。
喝了酒，要是能說上一兩句笑話也好，可你卻一邊喝酒，一邊一個勁兒地寫德語。
你為孩子們做過什麼呢？你看過學校發來的成績單麼？你帶他們去過一次動物園麼？我和孩子們成了你做學問的犧牲品。
” 在長年貧困的生活中，美紗不講究吃穿，一直支持我從事研究。
她今天如此反抗，也是讓我十分意外。
我不想再聽美紗抱怨，開口說道：“别說了！我把自己也給犧牲了！” 我坐在檐廊的藤椅上，再次呆呆地望着湖面。
早晨起床後，我已經這樣坐了好幾個小時了。
擡眼望向湖面上方，隻見十月的比良山染上了一層别有韻味的秋色，山腳延綿，靜靜地落落大方地坐在那裡，仿佛要擁我入懷似的。
“我到酒店那邊去。
不知道你昨天說了什麼，那孩子一定是懷着對父母的恨死去的。
” 美紗冷冷地說完，便一下子站了起來。
可能是淚腺已經幹枯了，她沒有眼淚，面容異常光滑。
她披上披肩，粗暴地收拾好東西，随即朝我背過身去，就那樣走出了房間。
仿佛永遠不會再回到我身邊似的。
一種無法形容、難以忍受的寂寞向我襲來。
就這樣好了！我站了起來，但又坐了下去。
什麼就這樣好了，我也不知道。
我叫來旅館的老闆，跟他要了一個筆記本。
我想打個草稿，給已經多年不曾想起的谷尾海月寫一封信。
谷尾海月既不是解剖學者，也不是人類學者。
我在德國斯特拉斯堡的施瓦爾貝老師身邊學習了七年，主要是一邊研究兒斑（兒童青斑），一邊為自己的畢生事業——軟組織人類學夯實基礎。
然後還有一年時間，我在荷蘭的萊登博物館裡，測量了大概一千個菲律賓人的頭蓋骨，這在我的工作中，算是一個順道的事兒。
在這個萊登時期，在一家日本女人經營的小酒館裡，我認識了谷尾海月。
當時，那家小酒館是日本學者們的聚集地。
谷尾比我年長一些，是個與衆不同的僧人，在萊登博物館從事梵文研究。
他喝起酒來，頗有些仙風道骨，用“酒仙”一詞來形容可謂最為恰當。
我非常喜歡他這一點。
不管喝了多少酒，他的腦海裡也隻裝了研究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研究的究竟是什麼，他也同樣不知道我研究的是什麼。
可是，我倆情投意合，都懂得學問的珍貴，互相尊重對方作為學徒的人格，肝膽相照。
當我離開萊登的時候，谷尾海月想把他最好的東西，作為禮物送給我。
他問我想要什麼。
我回答說：“你死後，讓我解剖你的屍體。
” 海月當場提筆在八裁紙上寫下了遺言：“我的屍體贈與解剖學者三池俊太郎。
”他給自己和我各寫了一份，并且在自己那份上面寫道：“親屬不得相争。
” 大正元年，我在萊登博物館門口與海月道别。
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但是，我聽說他比我晚幾年回到了日本，在信濃的一個小寺院裡擔任住持，如今依然健在。
如果到大學的佛學教室去打聽一下，應該會知道隐居的老佛教學徒谷尾海月的地址。
我想借着給海月寫信，度過今天這一天。
我覺得，如今這個世上，唯一一個可以稱之為諾言的約定，隻有解剖海月的屍體這一個了。
除此之外，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或人際關系，都是不可信賴的。
然而，我提起筆後，卻不知道該從何寫起。
時隔多年，在今天這一刻，對海月深深的人性之愛，熾熱地朝自己席卷而來。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感，我難以表達。
我放下筆，擡眼一望，琵琶湖沐浴着秋日的夕陽，散發出美麗的光芒。
在遙遠的東邊的湖面上，靜靜地漂浮着數十艘小艇，如同落葉一般。
啟介和那個少女的——是的，那個跟啟介一起殉情的女人，我曾經在湖畔酒店的樓梯上見過她。
對我而言，不管怎麼想，她都隻是個少女。
——那些浮在湖面上的小艇，或許正在尋找啟介和那個少女的屍體。
結果，我沒有給海月寫信。
我靠在檐廊的藤椅上，仿佛在忍受些什麼似的，一聲不響地面對着湖面。
到了夜裡，我回到屋内，端坐在桌前。
我不時站起身來，走到檐廊，看看東邊的湖面。
那裡有數十艘的小艇點着小小的燈火。
那些燈火像是裝飾彩燈一般，一動不動地待在同一個位置，直到深夜。
我第三次，也就是上一次在這裡望見比良山，是在日本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代。
我的心，世上所有人的心，都被毫無希望的黑暗籠罩着。
空襲不知何時會降臨。
報紙和電台不斷地動員人們疏散，戰局一天不如一天，暗淡的明天壓在所有日本人頭上。
昭和十九年，就在那樣一個春天，我在春子最小的妹妹敦子，一個女校五年級的學生的帶領下，來過堅田。
離啟介出事，已經有近二十年的歲月過去了。
當時，我跟女傭兩個人，一起生活在京都吉野的家裡。
那年正月，弘之被調動到金澤分店工作，春子和四個孩子也一起離開京都，搬到金澤去了。
雖說是工作調動，但弘之是有疏散的念頭，所以主動要求調到鄉下去的。
弘之有四個孩子，最大的才七歲。
這對他而言，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把我一個老人獨自留在京都，弘之和春子好像都感到非常不安。
他們再三執拗地勸我跟他們同行，但我沒有答應。
他們似乎認為這是因為老人家固執，其實不然。
我舍不得自己的工作。
不管誰說什麼，我一步也不離開自己的書房。
弘之說了，活着才能做研究。
可是，在我看來，隻有做研究，活着才有意義。
對我而言，工作就是一切。
離開大學，我的工作就無法開展。
我必須去解剖學教室，大學圖書館和研究室的書庫，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離開京都這塊土地，我的研究将陷入停滞。
弘之說過，活着才能做研究，七十三歲的我心情更是迫切。
那時候，每天早晨，當我坐在桌前準備開始工作時，我的血管便會浮現在眼前。
我知道，我的血管已經處于非常脆弱的狀态，用手指一捏，立刻就會像餅幹那樣變得粉碎。
抛開戰争，我也在跟自己的生命競争。
我覺得，活着一天，就是賺了一天。
即便進展順利，要完成《日本人動脈研究》，也得我能活到九十三歲。
對我而言，徹底完成這項工作，終究是種奢望。
但是，我想至少多寫一章是一章，多寫一節是一節。
因此，我準備把自己的著述分成幾冊，逐次付梓，把已經脫稿的部分先送往印刷廠。
可是，我面臨的局勢是，連那些印刷廠也可能随時關門。
此外，即使我的部分著述有幸得以出版，将這些書送往國外的途徑，可以說完全都堵死了。
我曾經以為，在德國駐神戶領事館的斡旋下，好歹能夠将書送到軸心國的大學去。
可是，從歐洲的戰局來看，我這最後一線希望，恐怕也要落空。
那個時候，我整日伏案工作，珍惜每一寸光陰。
寫了就好，隻要寫了放在那裡，終有一天會有辦法解決。
在我死後，經過幾年或幾十年，通過某種途徑，我的工作終将會獲得世界上學術界的正确評價，成為一塊不朽的豐碑。
而且，會有許多學者繼承我的研究，最終完成軟組織人類學的事業。
我這樣想着，堅信不疑，不斷地鞭策自己。
但是，盡管如此，我那時常常夢見自己的草稿被火焰吞沒，熊熊燃燒，與青煙一起升上高空。
每當那個時候，一夢醒來，我總是淚濕雙眼。
那段時間，我非常讨厭從大學附近一家小小的舊書店門前經過。
我知道，在那家店的角落裡，堆着一捆跟京都地志相關的草稿，落滿塵埃。
那部草稿是用毛筆精心地謄寫在和紙上的。
我不知道它是由何人所寫，内容價值幾何。
但不管怎樣，它是某人孜孜不倦地付出巨大努力之後的成果。
從我發現它那一天開始，近三年來，它一直紮着細繩，以同樣的方式擱在書店的同一個地方。
一想到我那《日本人動脈系統》的草稿，跟數百張的圖版一起，也會遭遇那本京都地志草稿一樣的命運，我便心如刀絞。
每當我從那家舊書店門前經過，不免想到自己的著述可能的慘淡未來，便内心黯然。
那個時候，每逢星期天，春子的妹妹敦子便會從蘆屋過來。
也許是為了安慰我這個獨自工作的老人吧，她每次都會從小手帕裡掏出自己烤制的面包，或是把兩三個當時非常珍貴的蘋果整整齊齊地擺在我的桌子上。
不知為什麼，我很喜歡這個叫敦子的十七歲的姑娘。
她跟喜歡花哨的姐姐春子不同，是個稍微有點消沉，但非常純樸開朗的少女。
我對孫子們總是感受不到什麼親近之情，唯獨對這個毫無血緣關系的敦子，卻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親如骨肉的暖意。
敦子似乎也挺喜歡我這個老頭子。
那天，我正在院子裡散步。
平日裡，我都是吃過早飯就開始工作，但那一天比較特殊。
我在院子裡胡亂地走着。
春日早晨的陽光透過灌木叢，明媚地灑在地上，可我的心卻被一種冷漠、暴躁的情緒所占據，說不上究竟是憤怒還是寂寞。
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我隻好在院子裡來回地踱步。
我的情緒之所以如此波動，是因為當天的報紙大事報道了文化勳章獲得者名單公布的消息。
從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兩大領域，選出六位學者，作為最高榮譽，由國家頒發給他們文化勳章。
我看了一會兒他們的照片。
所有人胸前都佩戴着勳章，站成一排。
啊！我也想要一枚這樣的勳章，像這樣得到表彰，像這樣被稱頌業績，像這樣得到國家與人民的尊敬、關心與理解。
過去，我從未羨慕過名聲與物質，但是這一刻，我也想讓這世間的榮譽落在我瘦削的肩上。
我的事業難道不比這六個人的偉大麼？我把報紙放在茶室的餐桌上，回到書房，在書桌前坐了下來。
但是，我馬上又站了起來，走出書房，來到了院子裡。
這難道不是為我的畢生事業畫上句号，且值得國家予以表彰的一件事情嗎？我的工作難道不配得到政府的稱贊、國民的尊敬、國家的保護嗎？——如今，哪怕是再渺小的榮譽，我也想要得到。
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名聲，我也想把它緊緊抓住。
不論如何，必須讓人們在心中銘記住三池俊太郎的名字，必須讓更多的人知道三池俊太郎所作的研究的價值。
然而，我的生命在流逝，國家将要滅亡。
我的數千張草稿前途堪憂，命運叵測。
我畢生的事業，可能在尚未獲得人們的正确評價之前，便化為烏有。
“施瓦爾貝老師！”突然，恩師的名字脫口而出，我潸然淚下。
這時，大學辦公室打來了電話，說是文化勳章的獲得者之一K博士的慶祝會明天将在大學召開，讓我在會上代表名譽教授發表賀辭。
我拒絕了。
過了不到五分
她剛走到檐廊，隻見她一隻手按住太陽穴，身子靠在那邊的柱子上，然後朝我轉過臉來。
美紗靜靜地注視着我的眼睛，這是她唯一一次這樣地看我。
接着，美紗像是徹底崩潰了似的，一下子坐在了檐廊上。
“你也有一半罪過。
你為孩子們做過什麼呢？” 随後，這個一向沉默寡言的女人，突然開始絮叨起來，讓人覺得她有些異常。
“孩子們小的時候，你一直在德國留學。
原本是留學三年，你卻待了八年。
後面的五年，你不給文部省和家裡一點兒音信。
那段時間，我們過的是什麼苦日子，你根本想象不到。
” 美紗說的沒錯。
三年的留學經費，我省吃儉用，硬是用成了八年。
腦子裡沒有妻子兒女，沒有家庭。
我住在廉價公寓裡，啃着黑面包，一心向往着爬上遙遠的學問之巅——那如同阿爾卑斯山般的高峰。
如果沒有那段經曆，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就。
美紗還說了這樣的話： “研究，研究，連星期天和節假日都沒有。
一有空，就擺弄屍體。
一回到家裡，就嚷嚷着屍體臭氣熏人，要喝酒。
喝了酒，要是能說上一兩句笑話也好，可你卻一邊喝酒，一邊一個勁兒地寫德語。
你為孩子們做過什麼呢？你看過學校發來的成績單麼？你帶他們去過一次動物園麼？我和孩子們成了你做學問的犧牲品。
” 在長年貧困的生活中，美紗不講究吃穿，一直支持我從事研究。
她今天如此反抗，也是讓我十分意外。
我不想再聽美紗抱怨，開口說道：“别說了！我把自己也給犧牲了！” 我坐在檐廊的藤椅上，再次呆呆地望着湖面。
早晨起床後，我已經這樣坐了好幾個小時了。
擡眼望向湖面上方，隻見十月的比良山染上了一層别有韻味的秋色，山腳延綿，靜靜地落落大方地坐在那裡，仿佛要擁我入懷似的。
“我到酒店那邊去。
不知道你昨天說了什麼，那孩子一定是懷着對父母的恨死去的。
” 美紗冷冷地說完，便一下子站了起來。
可能是淚腺已經幹枯了，她沒有眼淚，面容異常光滑。
她披上披肩，粗暴地收拾好東西，随即朝我背過身去，就那樣走出了房間。
仿佛永遠不會再回到我身邊似的。
一種無法形容、難以忍受的寂寞向我襲來。
就這樣好了！我站了起來，但又坐了下去。
什麼就這樣好了，我也不知道。
我叫來旅館的老闆，跟他要了一個筆記本。
我想打個草稿，給已經多年不曾想起的谷尾海月寫一封信。
谷尾海月既不是解剖學者，也不是人類學者。
我在德國斯特拉斯堡的施瓦爾貝老師身邊學習了七年，主要是一邊研究兒斑（兒童青斑），一邊為自己的畢生事業——軟組織人類學夯實基礎。
然後還有一年時間，我在荷蘭的萊登博物館裡，測量了大概一千個菲律賓人的頭蓋骨，這在我的工作中，算是一個順道的事兒。
在這個萊登時期，在一家日本女人經營的小酒館裡，我認識了谷尾海月。
當時，那家小酒館是日本學者們的聚集地。
谷尾比我年長一些，是個與衆不同的僧人，在萊登博物館從事梵文研究。
他喝起酒來，頗有些仙風道骨，用“酒仙”一詞來形容可謂最為恰當。
我非常喜歡他這一點。
不管喝了多少酒，他的腦海裡也隻裝了研究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研究的究竟是什麼，他也同樣不知道我研究的是什麼。
可是，我倆情投意合，都懂得學問的珍貴，互相尊重對方作為學徒的人格，肝膽相照。
當我離開萊登的時候，谷尾海月想把他最好的東西，作為禮物送給我。
他問我想要什麼。
我回答說：“你死後，讓我解剖你的屍體。
” 海月當場提筆在八裁紙上寫下了遺言：“我的屍體贈與解剖學者三池俊太郎。
”他給自己和我各寫了一份，并且在自己那份上面寫道：“親屬不得相争。
” 大正元年，我在萊登博物館門口與海月道别。
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但是，我聽說他比我晚幾年回到了日本，在信濃的一個小寺院裡擔任住持，如今依然健在。
如果到大學的佛學教室去打聽一下，應該會知道隐居的老佛教學徒谷尾海月的地址。
我想借着給海月寫信，度過今天這一天。
我覺得，如今這個世上，唯一一個可以稱之為諾言的約定，隻有解剖海月的屍體這一個了。
除此之外，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或人際關系，都是不可信賴的。
然而，我提起筆後，卻不知道該從何寫起。
時隔多年，在今天這一刻，對海月深深的人性之愛，熾熱地朝自己席卷而來。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感，我難以表達。
我放下筆，擡眼一望，琵琶湖沐浴着秋日的夕陽，散發出美麗的光芒。
在遙遠的東邊的湖面上，靜靜地漂浮着數十艘小艇，如同落葉一般。
啟介和那個少女的——是的，那個跟啟介一起殉情的女人，我曾經在湖畔酒店的樓梯上見過她。
對我而言，不管怎麼想，她都隻是個少女。
——那些浮在湖面上的小艇，或許正在尋找啟介和那個少女的屍體。
結果，我沒有給海月寫信。
我靠在檐廊的藤椅上，仿佛在忍受些什麼似的，一聲不響地面對着湖面。
到了夜裡，我回到屋内，端坐在桌前。
我不時站起身來，走到檐廊，看看東邊的湖面。
那裡有數十艘的小艇點着小小的燈火。
那些燈火像是裝飾彩燈一般，一動不動地待在同一個位置，直到深夜。
我第三次，也就是上一次在這裡望見比良山，是在日本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代。
我的心，世上所有人的心，都被毫無希望的黑暗籠罩着。
空襲不知何時會降臨。
報紙和電台不斷地動員人們疏散，戰局一天不如一天，暗淡的明天壓在所有日本人頭上。
昭和十九年，就在那樣一個春天，我在春子最小的妹妹敦子，一個女校五年級的學生的帶領下，來過堅田。
離啟介出事，已經有近二十年的歲月過去了。
當時，我跟女傭兩個人，一起生活在京都吉野的家裡。
那年正月，弘之被調動到金澤分店工作，春子和四個孩子也一起離開京都，搬到金澤去了。
雖說是工作調動，但弘之是有疏散的念頭，所以主動要求調到鄉下去的。
弘之有四個孩子，最大的才七歲。
這對他而言，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把我一個老人獨自留在京都，弘之和春子好像都感到非常不安。
他們再三執拗地勸我跟他們同行，但我沒有答應。
他們似乎認為這是因為老人家固執，其實不然。
我舍不得自己的工作。
不管誰說什麼，我一步也不離開自己的書房。
弘之說了，活着才能做研究。
可是，在我看來，隻有做研究，活着才有意義。
對我而言，工作就是一切。
離開大學，我的工作就無法開展。
我必須去解剖學教室，大學圖書館和研究室的書庫，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離開京都這塊土地，我的研究将陷入停滞。
弘之說過，活着才能做研究，七十三歲的我心情更是迫切。
那時候，每天早晨，當我坐在桌前準備開始工作時，我的血管便會浮現在眼前。
我知道，我的血管已經處于非常脆弱的狀态，用手指一捏，立刻就會像餅幹那樣變得粉碎。
抛開戰争，我也在跟自己的生命競争。
我覺得，活着一天，就是賺了一天。
即便進展順利，要完成《日本人動脈研究》，也得我能活到九十三歲。
對我而言，徹底完成這項工作，終究是種奢望。
但是，我想至少多寫一章是一章，多寫一節是一節。
因此，我準備把自己的著述分成幾冊，逐次付梓，把已經脫稿的部分先送往印刷廠。
可是，我面臨的局勢是，連那些印刷廠也可能随時關門。
此外，即使我的部分著述有幸得以出版，将這些書送往國外的途徑，可以說完全都堵死了。
我曾經以為，在德國駐神戶領事館的斡旋下，好歹能夠将書送到軸心國的大學去。
可是，從歐洲的戰局來看，我這最後一線希望，恐怕也要落空。
那個時候，我整日伏案工作，珍惜每一寸光陰。
寫了就好，隻要寫了放在那裡，終有一天會有辦法解決。
在我死後，經過幾年或幾十年，通過某種途徑，我的工作終将會獲得世界上學術界的正确評價，成為一塊不朽的豐碑。
而且，會有許多學者繼承我的研究，最終完成軟組織人類學的事業。
我這樣想着，堅信不疑，不斷地鞭策自己。
但是，盡管如此，我那時常常夢見自己的草稿被火焰吞沒，熊熊燃燒，與青煙一起升上高空。
每當那個時候，一夢醒來，我總是淚濕雙眼。
那段時間，我非常讨厭從大學附近一家小小的舊書店門前經過。
我知道，在那家店的角落裡，堆着一捆跟京都地志相關的草稿，落滿塵埃。
那部草稿是用毛筆精心地謄寫在和紙上的。
我不知道它是由何人所寫，内容價值幾何。
但不管怎樣，它是某人孜孜不倦地付出巨大努力之後的成果。
從我發現它那一天開始，近三年來，它一直紮着細繩，以同樣的方式擱在書店的同一個地方。
一想到我那《日本人動脈系統》的草稿，跟數百張的圖版一起，也會遭遇那本京都地志草稿一樣的命運，我便心如刀絞。
每當我從那家舊書店門前經過，不免想到自己的著述可能的慘淡未來，便内心黯然。
那個時候，每逢星期天，春子的妹妹敦子便會從蘆屋過來。
也許是為了安慰我這個獨自工作的老人吧，她每次都會從小手帕裡掏出自己烤制的面包，或是把兩三個當時非常珍貴的蘋果整整齊齊地擺在我的桌子上。
不知為什麼，我很喜歡這個叫敦子的十七歲的姑娘。
她跟喜歡花哨的姐姐春子不同，是個稍微有點消沉，但非常純樸開朗的少女。
我對孫子們總是感受不到什麼親近之情，唯獨對這個毫無血緣關系的敦子，卻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親如骨肉的暖意。
敦子似乎也挺喜歡我這個老頭子。
那天，我正在院子裡散步。
平日裡，我都是吃過早飯就開始工作，但那一天比較特殊。
我在院子裡胡亂地走着。
春日早晨的陽光透過灌木叢，明媚地灑在地上，可我的心卻被一種冷漠、暴躁的情緒所占據，說不上究竟是憤怒還是寂寞。
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我隻好在院子裡來回地踱步。
我的情緒之所以如此波動，是因為當天的報紙大事報道了文化勳章獲得者名單公布的消息。
從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兩大領域，選出六位學者，作為最高榮譽，由國家頒發給他們文化勳章。
我看了一會兒他們的照片。
所有人胸前都佩戴着勳章，站成一排。
啊！我也想要一枚這樣的勳章，像這樣得到表彰，像這樣被稱頌業績，像這樣得到國家與人民的尊敬、關心與理解。
過去，我從未羨慕過名聲與物質，但是這一刻，我也想讓這世間的榮譽落在我瘦削的肩上。
我的事業難道不比這六個人的偉大麼？我把報紙放在茶室的餐桌上，回到書房，在書桌前坐了下來。
但是，我馬上又站了起來，走出書房，來到了院子裡。
這難道不是為我的畢生事業畫上句号，且值得國家予以表彰的一件事情嗎？我的工作難道不配得到政府的稱贊、國民的尊敬、國家的保護嗎？——如今，哪怕是再渺小的榮譽，我也想要得到。
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名聲，我也想把它緊緊抓住。
不論如何，必須讓人們在心中銘記住三池俊太郎的名字，必須讓更多的人知道三池俊太郎所作的研究的價值。
然而，我的生命在流逝，國家将要滅亡。
我的數千張草稿前途堪憂，命運叵測。
我畢生的事業，可能在尚未獲得人們的正确評價之前，便化為烏有。
“施瓦爾貝老師！”突然，恩師的名字脫口而出，我潸然淚下。
這時，大學辦公室打來了電話，說是文化勳章的獲得者之一K博士的慶祝會明天将在大學召開，讓我在會上代表名譽教授發表賀辭。
我拒絕了。
過了不到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