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戰後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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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91年
E連兄弟中，有48位為國捐軀，有100多人受過傷，其中許多人受過重傷，不少人受過兩次傷，有幾個受過三次傷，一位受傷多達四次。
大多數人都受到過精神上的壓力，而且通常是很嚴重的壓力。
所有的弟兄都把他們視為最好的青春年華交給了戰争。
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殺手，習慣于戰場上的打打殺殺，迅猛的作戰行動早已是家常便飯。
他們在戰前幾乎都沒有上過大學，大多數人掌握的本領隻有一個——步兵作戰技術。
戰後，他們決心挽回失去的時間。
利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這個被老兵普遍贊譽為美國立法機構有史以來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們迫不及待地進了大學。
他們盡可能快地結婚生子，開始創造自己的生活。
他們很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決心大，有抱負和工作勤奮，部分也歸功于他們在陸軍這三年裡所學到的東西：他們學會了自信、自律和服從，他們能夠忍受各種出乎預料的艱難困苦，他們具有能夠和其他人協同工作的團隊精神。
他們曾自願成為空降兵，因為他們想與最優秀的人并肩作戰，并使自己也成為最優秀的人。
他們成功了。
在退役後的生涯中，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也絲毫沒有降低，他們同樣也成功了。
他們具有岩石般的性格。
他們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間，是大蕭條中的孩子，曆史上最偉大的戰争中的戰士，戰後快速建設的直接參與者。
他們接受了大兵法的賜予，但并未就此止步。
他們走出了自己的路。
他們中，有幾個成了富翁，有幾個擁有了相當的權勢；他們幾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從事着自己的工作，養活着他們的家庭，過着好日子。
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充分利用了他們在戰争中為之奮鬥所保存下來的自由。
*** 讓我們還是從受過重傷的人說起吧。
沃爾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時背部中彈，癱瘓了。
在英格蘭的醫院裡，他無助地躺在T形支撐夾裡待了6個星期後，下肢開始有了些感覺。
為他療傷的斯達迪厄姆大夫經常站在床尾拿話激他：“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懶漢，戈登。
”戈登也總是生氣地跟他頂嘴。
由于斯達迪厄姆醫生不願放棄他，一直千方百計地救治他，戈登說：“當時，我根本就沒想過我會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殘廢。
” 支撐夾被拿掉後，斯達迪厄姆扶戈登練習走路，其實隻不過是挨着地面拖着腳走。
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為“能夠行走的傷員”，乘坐醫療船回到了美國。
他在美國亞特蘭大的勞森總醫院緩慢地恢複。
歐洲戰場上的戰事結束時，他還在這個醫院裡。
無論是走、坐還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傷痛。
他什麼體力活也不能做，很顯然，他對陸軍已經沒用了。
6月中旬，他的父親問他什麼時候能夠退役，戈登做出的唯一回答隻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體檢。
年輕的醫生告訴他，他将被轉到本甯堡，被列為适合有限勤務者。
就戈登的理解，這位醫生的理由是：“神經上的損傷恢複起來很慢，像我這種傷殘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會獲得一大筆補償金。
再多留我幾個月，我的情況無疑會好轉起來。
” 戈登打電話給他的父親告知他這一消息，卻激起了他父親的滿腔憤慨。
“他向我指出我已經受了兩次傷，而現在呢，用他的話來說，是個殘廢。
他覺得我已經做了所有我應該做的，現在是該讓我回家的時候了。
”然後他命令兒子把他這個口信告訴軍醫。
盡管有點難為情，戈登還是照父親說的做了。
戈登詳細解釋了他是如何從父親那兒得到這個想法的，并申明他與這個想法沒有任何關系。
“滾開！别胡扯了！”醫生大聲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親叫我告訴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會過來帶我飛到華盛頓，而且，必要的話，他會到參議院扒光我的上衣給議員們看。
” 醫生的臉拉了下來。
戈登知道這招奏效了，也許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個密西西比的參議員。
那可是張飛過太平洋的機票啊。
還是放他走吧。
” 那位醫生說道：“好吧。
把你列為完全殘廢，可以馬上退役了。
”他叫人給戈登領了一套新軍裝，帶他到牙醫那兒補好了牙，并讓人給他結了賬。
戈登進了田納西州萊巴嫩的坎伯蘭大學學習法律。
除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中規定發給的津貼外，他每月還能領取200美元的全殘補助金。
他說：“我是個富有的學生。
”同時，他也是一個優秀的學生。
在取得法學學位之前，他就通過了密西西比的律師資格考試。
“于是，我成了一個仍在就學的擁有執照的辯護律師。
”畢業後，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為幾家從事石油産業的大公司工作。
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度假時認識了貝蒂·露迪歐。
一年以後他們結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
後來，他們有了5個孩子，其中4個是女孩。
“我意識到我沒有足夠的薪水來滿足貝蒂的需求，”戈登說，“于是，我開始自己幹了。
” 他開始從事一種高風險的生意：買賣石油租約，投資期貨交易。
他成功了。
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裡斯琴、密西西比、新奧爾良和阿卡普爾科都有公寓。
他身上的疼痛依舊沒能消除，走起路來有些困難，但戈登夫婦卻大享了好兒孫的福氣，他們夫婦依然相愛，他們喜歡拿自己開玩笑，過着幸福的生活。
“在陸軍裡的那幾年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在3天的采訪結束後，我問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這3年對我産生的影響是驚人的。
那時候的戰友情誼是我所擁有的最有意義的東西。
我活下來了，這真是太幸運了，更幸運的是我曾與這群傑出的兄弟共同戰鬥。
”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爾夫波特的《太陽先驅報》上看到了一篇報道，說的是荷蘭艾恩德霍芬的簡·瑞特塞瑪市長拒絕與諾曼·施瓦考将軍會面，因為這個美軍指揮官在海灣戰争中“雙手沾滿了鮮血”。
瑞特塞瑪評論施瓦考時說：“是他策劃了盡可能多地殺人的辦法。
” 戈登給瑞特塞瑪市長寫了一封信，信上說：“1944年9月17日，我參加了解放你國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動。
作為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一員，我在一個名叫索恩的小鎮附近着陸。
第二天我們開始向南行進，解放了艾恩德霍芬。
在執行任務期間，我們遭受了傷亡。
戰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
我們在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裡待了兩個多月。
我們像動物那樣住在戰壕裡、谷倉裡，什麼苦都吃過。
天氣又冷又濕。
盡管有這麼多不利條件，我們依然頑強地堅守着曆盡艱辛才拿下來的陣地。
“當鮮血從侵占你們城市的德國人身上流出時，荷蘭的平民們并不像你這樣反感流血。
我們遺忘得太快了。
曆史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如果你們的德國鄰居周末感到沉悶或他們的高爾夫球場有點擁擠的話，荷蘭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請别讓你們的國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岡吞噬了。
我不想再回去了。
現在，你們還是好自
大多數人都受到過精神上的壓力，而且通常是很嚴重的壓力。
所有的弟兄都把他們視為最好的青春年華交給了戰争。
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殺手，習慣于戰場上的打打殺殺，迅猛的作戰行動早已是家常便飯。
他們在戰前幾乎都沒有上過大學，大多數人掌握的本領隻有一個——步兵作戰技術。
戰後，他們決心挽回失去的時間。
利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這個被老兵普遍贊譽為美國立法機構有史以來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們迫不及待地進了大學。
他們盡可能快地結婚生子，開始創造自己的生活。
他們很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決心大，有抱負和工作勤奮，部分也歸功于他們在陸軍這三年裡所學到的東西：他們學會了自信、自律和服從，他們能夠忍受各種出乎預料的艱難困苦，他們具有能夠和其他人協同工作的團隊精神。
他們曾自願成為空降兵，因為他們想與最優秀的人并肩作戰，并使自己也成為最優秀的人。
他們成功了。
在退役後的生涯中，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也絲毫沒有降低，他們同樣也成功了。
他們具有岩石般的性格。
他們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間，是大蕭條中的孩子，曆史上最偉大的戰争中的戰士，戰後快速建設的直接參與者。
他們接受了大兵法的賜予，但并未就此止步。
他們走出了自己的路。
他們中，有幾個成了富翁，有幾個擁有了相當的權勢；他們幾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從事着自己的工作，養活着他們的家庭，過着好日子。
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充分利用了他們在戰争中為之奮鬥所保存下來的自由。
*** 讓我們還是從受過重傷的人說起吧。
沃爾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時背部中彈，癱瘓了。
在英格蘭的醫院裡，他無助地躺在T形支撐夾裡待了6個星期後，下肢開始有了些感覺。
為他療傷的斯達迪厄姆大夫經常站在床尾拿話激他：“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懶漢，戈登。
”戈登也總是生氣地跟他頂嘴。
由于斯達迪厄姆醫生不願放棄他，一直千方百計地救治他，戈登說：“當時，我根本就沒想過我會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殘廢。
” 支撐夾被拿掉後，斯達迪厄姆扶戈登練習走路，其實隻不過是挨着地面拖着腳走。
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為“能夠行走的傷員”，乘坐醫療船回到了美國。
他在美國亞特蘭大的勞森總醫院緩慢地恢複。
歐洲戰場上的戰事結束時，他還在這個醫院裡。
無論是走、坐還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傷痛。
他什麼體力活也不能做，很顯然，他對陸軍已經沒用了。
6月中旬，他的父親問他什麼時候能夠退役，戈登做出的唯一回答隻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體檢。
年輕的醫生告訴他，他将被轉到本甯堡，被列為适合有限勤務者。
就戈登的理解，這位醫生的理由是：“神經上的損傷恢複起來很慢，像我這種傷殘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會獲得一大筆補償金。
再多留我幾個月，我的情況無疑會好轉起來。
” 戈登打電話給他的父親告知他這一消息，卻激起了他父親的滿腔憤慨。
“他向我指出我已經受了兩次傷，而現在呢，用他的話來說，是個殘廢。
他覺得我已經做了所有我應該做的，現在是該讓我回家的時候了。
”然後他命令兒子把他這個口信告訴軍醫。
盡管有點難為情，戈登還是照父親說的做了。
戈登詳細解釋了他是如何從父親那兒得到這個想法的，并申明他與這個想法沒有任何關系。
“滾開！别胡扯了！”醫生大聲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親叫我告訴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會過來帶我飛到華盛頓，而且，必要的話，他會到參議院扒光我的上衣給議員們看。
” 醫生的臉拉了下來。
戈登知道這招奏效了，也許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個密西西比的參議員。
那可是張飛過太平洋的機票啊。
還是放他走吧。
” 那位醫生說道：“好吧。
把你列為完全殘廢，可以馬上退役了。
”他叫人給戈登領了一套新軍裝，帶他到牙醫那兒補好了牙，并讓人給他結了賬。
戈登進了田納西州萊巴嫩的坎伯蘭大學學習法律。
除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中規定發給的津貼外，他每月還能領取200美元的全殘補助金。
他說：“我是個富有的學生。
”同時，他也是一個優秀的學生。
在取得法學學位之前，他就通過了密西西比的律師資格考試。
“于是，我成了一個仍在就學的擁有執照的辯護律師。
”畢業後，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為幾家從事石油産業的大公司工作。
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度假時認識了貝蒂·露迪歐。
一年以後他們結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
後來，他們有了5個孩子，其中4個是女孩。
“我意識到我沒有足夠的薪水來滿足貝蒂的需求，”戈登說，“于是，我開始自己幹了。
” 他開始從事一種高風險的生意：買賣石油租約，投資期貨交易。
他成功了。
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裡斯琴、密西西比、新奧爾良和阿卡普爾科都有公寓。
他身上的疼痛依舊沒能消除，走起路來有些困難，但戈登夫婦卻大享了好兒孫的福氣，他們夫婦依然相愛，他們喜歡拿自己開玩笑，過着幸福的生活。
“在陸軍裡的那幾年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在3天的采訪結束後，我問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這3年對我産生的影響是驚人的。
那時候的戰友情誼是我所擁有的最有意義的東西。
我活下來了，這真是太幸運了，更幸運的是我曾與這群傑出的兄弟共同戰鬥。
”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爾夫波特的《太陽先驅報》上看到了一篇報道，說的是荷蘭艾恩德霍芬的簡·瑞特塞瑪市長拒絕與諾曼·施瓦考将軍會面，因為這個美軍指揮官在海灣戰争中“雙手沾滿了鮮血”。
瑞特塞瑪評論施瓦考時說：“是他策劃了盡可能多地殺人的辦法。
” 戈登給瑞特塞瑪市長寫了一封信，信上說：“1944年9月17日，我參加了解放你國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動。
作為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一員，我在一個名叫索恩的小鎮附近着陸。
第二天我們開始向南行進，解放了艾恩德霍芬。
在執行任務期間，我們遭受了傷亡。
戰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
我們在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裡待了兩個多月。
我們像動物那樣住在戰壕裡、谷倉裡，什麼苦都吃過。
天氣又冷又濕。
盡管有這麼多不利條件，我們依然頑強地堅守着曆盡艱辛才拿下來的陣地。
“當鮮血從侵占你們城市的德國人身上流出時，荷蘭的平民們并不像你這樣反感流血。
我們遺忘得太快了。
曆史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如果你們的德國鄰居周末感到沉悶或他們的高爾夫球場有點擁擠的話，荷蘭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請别讓你們的國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岡吞噬了。
我不想再回去了。
現在，你們還是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