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療傷及任務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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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德本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這一次，陸軍把事情做到了點子上，我感到這是唯一的一次，”戈登·卡森說，“讓我們上了那些坦克登陸艦，帶我們進了南安普頓，又帶我們回到了奧爾德本，發給我們兩整套全新的軍裝，還發了欠我們的薪饷——150美元或者再多一點，還給了我們7天假。
早晨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去倫敦的路上了。
” E連的弟兄們對在倫敦度過的那一星期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美國傘兵是最早從諾曼底返回英國的軍人；報紙上登滿了他們的英雄事迹；城裡的每一個人都想請他們吃頓飯或喝杯啤酒——不過也許隻是第一天罷了。
但年輕的英雄們表現得有些過火。
他們喝得太多了，打壞了太多的窗戶和椅子，與傘兵之外的人之間也發生了過多的打架事件。
這是倫敦曆史上最為失控的星期之一。
一家報紙把美國兵們造成的損失比喻成一次閃電式的突襲。
一個廣泛流傳的笑話是這樣說的：在倫敦的憲兵隊将會受到總統的嘉獎，因為他們在101師在倫敦的這段時間付出了超常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倫敦。
哈裡·韋爾什去了愛爾蘭探親；溫特斯留在奧爾德本休息、思考，并給死傷弟兄的父母們寫了信。
戈登和利普頓傷愈後去蘇格蘭觀了光。
*** 戈登從諾曼底撤離後被送進了醫院，接受了皮膚移植，他的一條腿從臀部到腳趾都打上了石膏。
在他住的病房裡，他是唯一一個因為戰鬥而負傷的人，其他人要麼是生病要麼是在英國因意外事故受的傷。
因此，他成了“極受尊敬的人物，他們都敬畏我”。
整整3次，軍官們來到這兒把紫心勳章别在他的枕頭上。
“我總是謙遜地低垂着眼簾，輕輕地對來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謝。
”然後他會把勳章藏起來等待着下一枚。
在醫院住了8個星期後，他回到了E連。
（把康複的弟兄送回到原先的連隊是空降師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隊，傷兵身體複原後，将被派往任何需要他們的地方。
所有的傘兵都把前一種做法看成是空降部隊最英明的舉動；而後一種做法在每個人看來都是陸軍做出的最愚蠢的決策。
） 塔爾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時回到E連的。
由于他是被二等兵史密斯的刺刀刺傷的，而不是被德國人打傷的，他失去了獲得紫心勳章的資格。
戈登叫他别難受，他可以把他額外獲得的一枚勳章給他。
3排的弟兄集合起來為塔爾伯特舉行了一個專門的儀式。
在這之前，戈登和羅傑斯已經寫了一首詩，想使塔爾伯特、史密斯和“插到他倆之間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遠流傳下去。
詩名為《刺刀之夜》；值得後人慶幸的是，這首詩并沒流傳下來（也許是因為該詩的作者不想讓我在此書中發表吧）。
憤怒的塔爾伯特宣稱，“這小雜種刺我的時候我本可以朝他開6槍的，但在那時，我想我們應該饒他一命”。
一些傷兵擔心自己會終身殘疾。
馬拉其發覺了這點。
有一天，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裡，利普頓剛好經過。
“嗨，殘廢。
”馬拉其喊了起來。
利普頓轉過身抓住他倆的脖子，把他們從椅子上拎了起來，并宣稱他會一次解決他們中的一個或一塊兒解決。
他倆臉都吓白了，趕緊說他們隻是開個玩笑，沒有任何其他意思。
過了一會兒，利普頓又回來了，紅着臉說他很抱歉自己發了脾氣，但他确實害怕手上的傷會造成終身殘疾，使他再也無法在大學裡打橄榄球了。
*** 盡管倫敦之行使緊張氣氛有所緩解，盡管戈登有時候試圖說點笑話逗逗樂，但是，弟兄們想着曾經面對過的現實，想着将要面對的現實，氣氛仍然被壓抑和憂慮所籠罩。
從諾曼底回來後的第一天晚上，馬丁中士四處看了看1排的駐地，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這兒的弟兄有一半已經不在了。
他對瓜奈若說：“哎呀，比爾，現在我們隻剩半座營房的弟兄了，可我們還沒開始打仗呢。
看來我們不可能活過這一仗了。
” “如果說我們在諾曼底這個該死的小行動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力，”瓜奈若回答道，“算了，别再說啦，我們再也回不了家了。
” 他們去蘇格蘭休了假，在那兒他們文了身，什麼都不在乎了：“打一次仗就死了這麼多弟兄，還有整個戰争等着我們去打，為什麼不呢？” 二等兵戴維·凱尼恩·韋伯斯特曾在D日和2營營部直屬連一起空降，幾天之後受了傷，被送到英國，在2營前面回到了奧爾德本。
當“那些瘦弱、疲倦的幸存者的隊伍行軍到這個地區時”，韋伯斯特躲在紅十字會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臉。
他們問：“韋伯斯特，德國佬在卡朗唐的另一邊發動大反攻，F連撤退，E連的側翼暴露時，你到什麼鬼地方去了？” 韋伯斯特雖然挺尴尬，還是很高興看到朋友回來。
“營裡的弟兄們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着也面熟，”他寫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裡的一分子。
你和這些弟兄們之間的關系遠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親近得多。
” 韋伯斯特申請調回E連。
他在營部直屬連的大部分時間一直當彈藥手，因此在諾曼底，隻打過一次機關槍，然而“我渴望戰鬥。
我想盡快把戰争打完；我想在前線連隊中作為一個步兵去戰鬥”。
于是，他成了1排的一員。
韋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給父母的信中寫的那樣：“我每活一天都覺得是賺來的。
我從不認為自己會在下次空降中幸存。
如果我回不來了，你們要想開點。
我希望能說服你們，讓你們和在戰場上的我們一樣把死亡看得淡一些。
在戰争的硝煙中，你可以預料到傷亡，預料到某人被殺，當你的戰友被機關槍打中臉部時你不會覺得驚訝。
你隻能繼續。
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來的死亡總是讓人覺得出乎意料。
” 他的母親回信給他，對兒子這種看法感到大為驚慌（她還為韋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擔憂，他的弟弟剛剛加入了傘兵部隊），韋伯斯特給母親的回複非常直率：“你難道更希望别人的兒子死在泥濘中嗎？你希望我們赢得戰争，但很顯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流血犧牲。
這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心态。
“總得有人去打仗、殺敵；總得有人在步兵或傘兵部隊。
如果整個國家的人都是你這種态度，就沒有人會去打仗了，每個人都想待在後方勤務部。
這個國家又會變成什麼樣呢？” 利普頓感到“弟兄們處在戰鬥中
早晨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去倫敦的路上了。
” E連的弟兄們對在倫敦度過的那一星期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美國傘兵是最早從諾曼底返回英國的軍人；報紙上登滿了他們的英雄事迹；城裡的每一個人都想請他們吃頓飯或喝杯啤酒——不過也許隻是第一天罷了。
但年輕的英雄們表現得有些過火。
他們喝得太多了，打壞了太多的窗戶和椅子，與傘兵之外的人之間也發生了過多的打架事件。
這是倫敦曆史上最為失控的星期之一。
一家報紙把美國兵們造成的損失比喻成一次閃電式的突襲。
一個廣泛流傳的笑話是這樣說的：在倫敦的憲兵隊将會受到總統的嘉獎，因為他們在101師在倫敦的這段時間付出了超常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倫敦。
哈裡·韋爾什去了愛爾蘭探親；溫特斯留在奧爾德本休息、思考，并給死傷弟兄的父母們寫了信。
戈登和利普頓傷愈後去蘇格蘭觀了光。
*** 戈登從諾曼底撤離後被送進了醫院，接受了皮膚移植，他的一條腿從臀部到腳趾都打上了石膏。
在他住的病房裡，他是唯一一個因為戰鬥而負傷的人，其他人要麼是生病要麼是在英國因意外事故受的傷。
因此，他成了“極受尊敬的人物，他們都敬畏我”。
整整3次，軍官們來到這兒把紫心勳章别在他的枕頭上。
“我總是謙遜地低垂着眼簾，輕輕地對來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謝。
”然後他會把勳章藏起來等待着下一枚。
在醫院住了8個星期後，他回到了E連。
（把康複的弟兄送回到原先的連隊是空降師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隊，傷兵身體複原後，将被派往任何需要他們的地方。
所有的傘兵都把前一種做法看成是空降部隊最英明的舉動；而後一種做法在每個人看來都是陸軍做出的最愚蠢的決策。
） 塔爾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時回到E連的。
由于他是被二等兵史密斯的刺刀刺傷的，而不是被德國人打傷的，他失去了獲得紫心勳章的資格。
戈登叫他别難受，他可以把他額外獲得的一枚勳章給他。
3排的弟兄集合起來為塔爾伯特舉行了一個專門的儀式。
在這之前，戈登和羅傑斯已經寫了一首詩，想使塔爾伯特、史密斯和“插到他倆之間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遠流傳下去。
詩名為《刺刀之夜》；值得後人慶幸的是，這首詩并沒流傳下來（也許是因為該詩的作者不想讓我在此書中發表吧）。
憤怒的塔爾伯特宣稱，“這小雜種刺我的時候我本可以朝他開6槍的，但在那時，我想我們應該饒他一命”。
一些傷兵擔心自己會終身殘疾。
馬拉其發覺了這點。
有一天，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裡，利普頓剛好經過。
“嗨，殘廢。
”馬拉其喊了起來。
利普頓轉過身抓住他倆的脖子，把他們從椅子上拎了起來，并宣稱他會一次解決他們中的一個或一塊兒解決。
他倆臉都吓白了，趕緊說他們隻是開個玩笑，沒有任何其他意思。
過了一會兒，利普頓又回來了，紅着臉說他很抱歉自己發了脾氣，但他确實害怕手上的傷會造成終身殘疾，使他再也無法在大學裡打橄榄球了。
*** 盡管倫敦之行使緊張氣氛有所緩解，盡管戈登有時候試圖說點笑話逗逗樂，但是，弟兄們想着曾經面對過的現實，想着将要面對的現實，氣氛仍然被壓抑和憂慮所籠罩。
從諾曼底回來後的第一天晚上，馬丁中士四處看了看1排的駐地，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這兒的弟兄有一半已經不在了。
他對瓜奈若說：“哎呀，比爾，現在我們隻剩半座營房的弟兄了，可我們還沒開始打仗呢。
看來我們不可能活過這一仗了。
” “如果說我們在諾曼底這個該死的小行動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力，”瓜奈若回答道，“算了，别再說啦，我們再也回不了家了。
” 他們去蘇格蘭休了假，在那兒他們文了身，什麼都不在乎了：“打一次仗就死了這麼多弟兄，還有整個戰争等着我們去打，為什麼不呢？” 二等兵戴維·凱尼恩·韋伯斯特曾在D日和2營營部直屬連一起空降，幾天之後受了傷，被送到英國，在2營前面回到了奧爾德本。
當“那些瘦弱、疲倦的幸存者的隊伍行軍到這個地區時”，韋伯斯特躲在紅十字會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臉。
他們問：“韋伯斯特，德國佬在卡朗唐的另一邊發動大反攻，F連撤退，E連的側翼暴露時，你到什麼鬼地方去了？” 韋伯斯特雖然挺尴尬，還是很高興看到朋友回來。
“營裡的弟兄們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着也面熟，”他寫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裡的一分子。
你和這些弟兄們之間的關系遠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親近得多。
” 韋伯斯特申請調回E連。
他在營部直屬連的大部分時間一直當彈藥手，因此在諾曼底，隻打過一次機關槍，然而“我渴望戰鬥。
我想盡快把戰争打完；我想在前線連隊中作為一個步兵去戰鬥”。
于是，他成了1排的一員。
韋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給父母的信中寫的那樣：“我每活一天都覺得是賺來的。
我從不認為自己會在下次空降中幸存。
如果我回不來了，你們要想開點。
我希望能說服你們，讓你們和在戰場上的我們一樣把死亡看得淡一些。
在戰争的硝煙中，你可以預料到傷亡，預料到某人被殺，當你的戰友被機關槍打中臉部時你不會覺得驚訝。
你隻能繼續。
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來的死亡總是讓人覺得出乎意料。
” 他的母親回信給他，對兒子這種看法感到大為驚慌（她還為韋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擔憂，他的弟弟剛剛加入了傘兵部隊），韋伯斯特給母親的回複非常直率：“你難道更希望别人的兒子死在泥濘中嗎？你希望我們赢得戰争，但很顯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流血犧牲。
這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心态。
“總得有人去打仗、殺敵；總得有人在步兵或傘兵部隊。
如果整個國家的人都是你這種态度，就沒有人會去打仗了，每個人都想待在後方勤務部。
這個國家又會變成什麼樣呢？” 利普頓感到“弟兄們處在戰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