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跟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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匍匐前進。
在拂曉前大約4點半左右，古思聽見了一個聲音，并确信那是兩噸半的美軍卡車組成的車隊隆隆駛來的聲音。
這怎麼可能呢？海上登陸根本還沒有開始，更不用說有車隊登陸了。
從内陸傳來的巨大爆炸聲回答了這個問題：古思聽見的聲音來自從頭頂上方飛過的炮彈，是離海岸不遠的戰列艦上16英寸大炮打來的。
E連這4個人與502團的一個小組合為一股。
那個小組剛剛攻占了德國人設在農家大院裡、控制拉萬諾維爾海灘北面交叉路口的一個要塞。
這一天，他們就在那裡進行防守，打退敵人的反撲。
在D日後一天的早晨，他們出發向南去尋找自己的連隊。
*** 吉姆·阿利着陸時摔在一幢房子後面的圍牆上。
這種法國圍牆的牆頭上栽着一些碎玻璃。
他的身上劃破了好幾個地方，而且都在流血。
他退縮到花園的一個角落，正準備割斷繩索的時候，一個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原來是一個站在矮樹叢中的年輕法國女子。
“我是美國人。
”阿利低聲說。
“走吧，走吧。
”她說罷就回到自己的房子裡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東西集中在一起（13發60迫擊炮彈、4枚地雷、M—1的彈藥、手雷、食品、迫擊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東西）。
他剛爬上牆頭，就引來了一陣機槍掃射。
子彈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濺了他一身，他趕緊跳進院子裡。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該怎麼辦。
他吃下一塊“好時”巧克力，決定從前面出去。
他還沒有來得及動，那年輕女子就從房子裡出來，看了他一眼，就從前門出去了。
阿利心想：“原來如此。
那我就守在這兒了。
”她很快就回來了，緊跟着她進來的是一個當兵的。
“我用槍對着他，他用槍對着我。
”他們都認出了對方。
那人是505團的。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阿利問道。
他得到的回答是“聖母教堂”。
他加入到505團的行列中。
拂曉時分，他遇到了E連的保羅·羅傑斯和厄爾·麥克朗。
當天以及那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随同505團一起作戰。
在整個科唐坦半島上，從當天夜裡一直到D日，美國傘兵都是如此——進行小規模作戰，組成臨時戰鬥單位，防守陣地，騷擾德國人，設法與自己的部隊取得聯系。
出發前就是這樣要求他們的。
他們所接受的訓練以及他們的信心，使他們得以避免一場可能發生的災難，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動從被動走向了主動。
德國人聽到的報告是，到處都在發生戰鬥。
他們從總體上過高地估計了所面對的傘兵的數量，所以在行動時由于情況不明，猶豫不決。
*** 溫特斯降落在聖母教堂的邊上。
他能看見教堂附近的大火，能聽見教堂響起的讓人們前去救火的鐘聲。
他沒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裡的那把刺刀。
他最先想到的是避開教堂廣場的機槍和輕武器的火力。
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一名傘兵在他附近降落。
溫特斯幫助他從降落傘中解脫出來，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後對他說：“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
”那名傘兵有些猶豫。
“跟我來！”他以命令的口吻說完就要返回。
一挺機槍向他們掃射。
“去他媽的腿袋吧！”溫特斯說着開始向北運動，繞過聖母教堂，而後轉身向東朝海灘運動。
不一會兒他就看見幾個黑影，于是他用信号器發出聯絡信号，得到了利普頓中士發出的兩聲“咔嗒”，他頓時把心放下了。
利普頓降落在距離聖母教堂有一段街區的鄉村旅社（市鎮廳）後面的一個院子裡。
他也像溫特斯一樣，丢失了腿袋，從而丢失了武器。
在他的野戰背包裡，除了一把雙刃短刀，還有兩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裝置。
他翻越了一道門，沿大街朝前走，離開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
在小村鎮的邊緣，有一個低矮敦實的鋼筋水泥标牌，上面是這個小村鎮的名字。
利普頓把臉湊到标牌跟前，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寫的是“聖母教堂”。
傘兵陸續在他四周降落。
他可不想挨神經緊張的美國人一槍，所以當他看見有2名相互離得很近的傘兵即将着陸時，他就跑到了他們的正下方。
等他們降落到地面上，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到開槍的問題時，利普頓就先跟他們搭話了。
他們是82空降師的，現在的降落地點距離預定位置10公裡。
瓜奈若中士和唐·馬拉其、喬·托伊、“泡泡眼”溫與他們會合。
過了幾分鐘之後，利普頓與溫特斯相遇。
“我在那邊看見一個路牌，是聖母教堂。
”利普頓報告說。
“好，”溫特斯回答說，“我知道那在什麼地方。
我從這兒就能找到它。
”說罷他就領着大家朝聖瑪麗德蒙方向走去。
途中，他們與502團的一部分人合為一股。
大約淩晨3點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由4輛車組成的德國巡邏隊從路上開過來。
他們決定進行伏擊。
在這次戰鬥中，瓜奈若炸毀了在前面的2輛車，第一次為他哥哥報了仇。
後面2輛車調頭就逃，不過有幾個德國人成了E連的俘虜。
突然一挺德國人的機槍開始向他們掃射，那幾個俘虜想乘機從美國人手中逃脫。
瓜奈若舉起手槍就把他們射殺了。
他在47年後描述這段經曆時說：“毫不後悔。
決不留情。
就像踩死幾個臭蟲那麼簡單。
”稍事停頓後，他接着說了一句：“現在，我們跟當時已經不一樣了。
” 大約在早晨6點鐘的時候，他們遇上了D連的傑裡·克羅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領的40多個人。
兩路人馬合為一路，向位于東南方向8公裡左右的聖瑪麗德蒙運動。
不久，他們又遇到了2營參謀率領的40餘人。
溫特斯發現了一支M—1，接着又發現一支左輪手槍、一根皮帶、一隻水壺和許多彈藥，“所以我已經可以投入戰鬥了——尤其是我從一個士兵那裡弄到一些吃的東西之後”。
利普頓撿到一支卡賓槍。
其他人也都武裝起來了。
*** 就在美國人向聖瑪麗德蒙運動的同時，駐守在當地的德軍指揮官、第6傘兵團的弗雷德裡克·馮·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該地區。
他是個經驗豐富的軍人，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就在德國陸軍服役，曾率領部隊在波蘭、法國、俄羅斯、克裡特、北非等地作戰。
由于師長們都在雷恩地區和塞納河地區，弗雷德裡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職務最高的指揮官了。
他在聖母教堂裡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個營的兵力，在聖瑪麗德蒙部署了一個營，還有一個營則部署在卡朗唐。
他手下所有的排都進入了戰鬥狀态，有些試圖與美國人交火。
然而這裡、那裡，似乎到處都報告有空降，而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組織起協調的反擊的。
弗雷德裡克·馮·德·海特上校想親自看一看。
他駕着摩托車從卡朗唐來到聖瑪麗德蒙，爬到離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樓上，把猶他海灘的情況盡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驚失色。
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訪的時候說：“朝海灘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數以百計，每條船上都下來了三四十個全副武裝的軍人。
在他們的背後是戰艦，艦上的大炮在猛烈射擊。
誰也沒有見過一支艦隊竟然會有這麼多的艦艇。
” 而在教堂周圍、小村子裡，在灌木藩籬縱橫交錯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樣的平靜。
随着白天的到來，夜晚發生的零星戰鬥逐漸停息。
弗雷德裡克·海特既看不見美國人，也看不見德國人。
他從塔樓上下來，騎上摩托車向北行駛了一兩公裡，來到布雷庫爾莊園。
那裡有德國炮兵的一個連，總共有4門由工事
在拂曉前大約4點半左右，古思聽見了一個聲音，并确信那是兩噸半的美軍卡車組成的車隊隆隆駛來的聲音。
這怎麼可能呢？海上登陸根本還沒有開始，更不用說有車隊登陸了。
從内陸傳來的巨大爆炸聲回答了這個問題：古思聽見的聲音來自從頭頂上方飛過的炮彈，是離海岸不遠的戰列艦上16英寸大炮打來的。
E連這4個人與502團的一個小組合為一股。
那個小組剛剛攻占了德國人設在農家大院裡、控制拉萬諾維爾海灘北面交叉路口的一個要塞。
這一天，他們就在那裡進行防守，打退敵人的反撲。
在D日後一天的早晨，他們出發向南去尋找自己的連隊。
*** 吉姆·阿利着陸時摔在一幢房子後面的圍牆上。
這種法國圍牆的牆頭上栽着一些碎玻璃。
他的身上劃破了好幾個地方，而且都在流血。
他退縮到花園的一個角落，正準備割斷繩索的時候，一個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原來是一個站在矮樹叢中的年輕法國女子。
“我是美國人。
”阿利低聲說。
“走吧，走吧。
”她說罷就回到自己的房子裡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東西集中在一起（13發60迫擊炮彈、4枚地雷、M—1的彈藥、手雷、食品、迫擊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東西）。
他剛爬上牆頭，就引來了一陣機槍掃射。
子彈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濺了他一身，他趕緊跳進院子裡。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該怎麼辦。
他吃下一塊“好時”巧克力，決定從前面出去。
他還沒有來得及動，那年輕女子就從房子裡出來，看了他一眼，就從前門出去了。
阿利心想：“原來如此。
那我就守在這兒了。
”她很快就回來了，緊跟着她進來的是一個當兵的。
“我用槍對着他，他用槍對着我。
”他們都認出了對方。
那人是505團的。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阿利問道。
他得到的回答是“聖母教堂”。
他加入到505團的行列中。
拂曉時分，他遇到了E連的保羅·羅傑斯和厄爾·麥克朗。
當天以及那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随同505團一起作戰。
在整個科唐坦半島上，從當天夜裡一直到D日，美國傘兵都是如此——進行小規模作戰，組成臨時戰鬥單位，防守陣地，騷擾德國人，設法與自己的部隊取得聯系。
出發前就是這樣要求他們的。
他們所接受的訓練以及他們的信心，使他們得以避免一場可能發生的災難，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動從被動走向了主動。
德國人聽到的報告是，到處都在發生戰鬥。
他們從總體上過高地估計了所面對的傘兵的數量，所以在行動時由于情況不明，猶豫不決。
*** 溫特斯降落在聖母教堂的邊上。
他能看見教堂附近的大火，能聽見教堂響起的讓人們前去救火的鐘聲。
他沒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裡的那把刺刀。
他最先想到的是避開教堂廣場的機槍和輕武器的火力。
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一名傘兵在他附近降落。
溫特斯幫助他從降落傘中解脫出來，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後對他說：“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
”那名傘兵有些猶豫。
“跟我來！”他以命令的口吻說完就要返回。
一挺機槍向他們掃射。
“去他媽的腿袋吧！”溫特斯說着開始向北運動，繞過聖母教堂，而後轉身向東朝海灘運動。
不一會兒他就看見幾個黑影，于是他用信号器發出聯絡信号，得到了利普頓中士發出的兩聲“咔嗒”，他頓時把心放下了。
利普頓降落在距離聖母教堂有一段街區的鄉村旅社（市鎮廳）後面的一個院子裡。
他也像溫特斯一樣，丢失了腿袋，從而丢失了武器。
在他的野戰背包裡，除了一把雙刃短刀，還有兩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裝置。
他翻越了一道門，沿大街朝前走，離開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
在小村鎮的邊緣，有一個低矮敦實的鋼筋水泥标牌，上面是這個小村鎮的名字。
利普頓把臉湊到标牌跟前，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寫的是“聖母教堂”。
傘兵陸續在他四周降落。
他可不想挨神經緊張的美國人一槍，所以當他看見有2名相互離得很近的傘兵即将着陸時，他就跑到了他們的正下方。
等他們降落到地面上，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到開槍的問題時，利普頓就先跟他們搭話了。
他們是82空降師的，現在的降落地點距離預定位置10公裡。
瓜奈若中士和唐·馬拉其、喬·托伊、“泡泡眼”溫與他們會合。
過了幾分鐘之後，利普頓與溫特斯相遇。
“我在那邊看見一個路牌，是聖母教堂。
”利普頓報告說。
“好，”溫特斯回答說，“我知道那在什麼地方。
我從這兒就能找到它。
”說罷他就領着大家朝聖瑪麗德蒙方向走去。
途中，他們與502團的一部分人合為一股。
大約淩晨3點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由4輛車組成的德國巡邏隊從路上開過來。
他們決定進行伏擊。
在這次戰鬥中，瓜奈若炸毀了在前面的2輛車，第一次為他哥哥報了仇。
後面2輛車調頭就逃，不過有幾個德國人成了E連的俘虜。
突然一挺德國人的機槍開始向他們掃射，那幾個俘虜想乘機從美國人手中逃脫。
瓜奈若舉起手槍就把他們射殺了。
他在47年後描述這段經曆時說：“毫不後悔。
決不留情。
就像踩死幾個臭蟲那麼簡單。
”稍事停頓後，他接着說了一句：“現在，我們跟當時已經不一樣了。
” 大約在早晨6點鐘的時候，他們遇上了D連的傑裡·克羅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領的40多個人。
兩路人馬合為一路，向位于東南方向8公裡左右的聖瑪麗德蒙運動。
不久，他們又遇到了2營參謀率領的40餘人。
溫特斯發現了一支M—1，接着又發現一支左輪手槍、一根皮帶、一隻水壺和許多彈藥，“所以我已經可以投入戰鬥了——尤其是我從一個士兵那裡弄到一些吃的東西之後”。
利普頓撿到一支卡賓槍。
其他人也都武裝起來了。
*** 就在美國人向聖瑪麗德蒙運動的同時，駐守在當地的德軍指揮官、第6傘兵團的弗雷德裡克·馮·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該地區。
他是個經驗豐富的軍人，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就在德國陸軍服役，曾率領部隊在波蘭、法國、俄羅斯、克裡特、北非等地作戰。
由于師長們都在雷恩地區和塞納河地區，弗雷德裡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職務最高的指揮官了。
他在聖母教堂裡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個營的兵力，在聖瑪麗德蒙部署了一個營，還有一個營則部署在卡朗唐。
他手下所有的排都進入了戰鬥狀态，有些試圖與美國人交火。
然而這裡、那裡，似乎到處都報告有空降，而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組織起協調的反擊的。
弗雷德裡克·馮·德·海特上校想親自看一看。
他駕着摩托車從卡朗唐來到聖瑪麗德蒙，爬到離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樓上，把猶他海灘的情況盡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驚失色。
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訪的時候說：“朝海灘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數以百計，每條船上都下來了三四十個全副武裝的軍人。
在他們的背後是戰艦，艦上的大炮在猛烈射擊。
誰也沒有見過一支艦隊竟然會有這麼多的艦艇。
” 而在教堂周圍、小村子裡，在灌木藩籬縱橫交錯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樣的平靜。
随着白天的到來，夜晚發生的零星戰鬥逐漸停息。
弗雷德裡克·海特既看不見美國人，也看不見德國人。
他從塔樓上下來，騎上摩托車向北行駛了一兩公裡，來到布雷庫爾莊園。
那裡有德國炮兵的一個連，總共有4門由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