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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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在所有發生戰鬥的地方，在那些拉丁美洲人——絕望的、高尚的、瘋狂的、勇敢的、可惡的拉丁美洲人——最後一次（卻注定失敗）努力摧毀，重建，然後再次摧毀現實的地方，出現又消失。
我在關于攻占尼加拉瓜南部城市裡瓦斯的一部紀錄片中看到了斯泰因，他的頭發剪短了，亂糟糟的，比以前更瘦了，穿着半像軍人半像大學教授的夏裝，抽着煙鬥，眼鏡也斷了，用一根金屬絲綁着。
比維亞諾給我寄了一張剪報，上面說斯泰因和另外五名原智利左派革命運動黨的成員正在安哥拉參加抵抗南非的戰鬥。
後來，我收到兩頁某份墨西哥雜志的影印件（當時我肯定在巴黎），上面談及在安哥拉的古巴人同幾個國際主義團體之間的區别，其中提到了兩位智利冒險家，他們是一個叫“飛行智利人”團體唯一的生存者（這是他們自己的話，與記者的談話肯定是在羅安達的一間酒吧裡，因此我猜他們當時應該都醉醺醺的了），這個團體的名字讓我想起了“人鷹”馬戲團和他們每年在智利南部沒完沒了的巡回演出。
當然，斯泰因是這個左派革命運動黨幸存的成員之一。
我猜他是從那兒去的尼加拉瓜。
在尼加拉瓜他幾度蹤迹全無。
他曾是中尉，在遊擊隊的一名神父指揮官手下，那位神父在攻占裡瓦斯的戰鬥中犧牲了。
後來他指揮着一個營或一個旅，擔當個什麼副首領，抑或是負責在後方訓練新征召的年輕士兵。
勝利進駐馬那瓜的那群人中沒有他。
他一度再次失蹤。
據說他是巴拉圭謀殺索馬薩團夥的領導成員之一。
據說他在哥倫比亞打遊擊。
甚至有人說他回到了非洲，在安哥拉或莫桑比克或納米比亞打遊擊。
他始終身處險境，就像牛仔電影中那樣，隻是尚未中彈倒下。
但他還是回到了拉美，在馬那瓜定居了一段時間。
據比維亞諾說，他的筆友，一位阿根廷詩人，曾和他描述，他（一個叫迪·安赫利的）在馬那瓜文化中心組織的一次阿根廷、烏拉圭和智利詩歌朗誦會上，有位參會者，“一個金發、高個、戴眼鏡的家夥”，針對智利詩歌以及他自己為什麼選擇這些詩歌來誦讀（包括迪·安赫利在内的一些組織者，因政治原因拒絕把尼卡諾爾·帕拉和恩裡克·裡恩的作品包含在内）發表了評論，總之，他對朗誦會組織者很不滿，起碼是對智利抒情詩部分很不滿，當然他語氣很和平，并不激烈，可以說是——迪·安赫利說——帶着嘲諷還有一點的疲憊和憂傷，誰知道呢。
（順便說一下，這個迪·安赫利是比維亞諾從他在康塞普西翁的鞋店裡與外部世界聯系的無數書信渠道中，最無恥、犬儒和有趣的家夥之一；這是個典型的左翼野心家，然而，他時刻準備着為他的各種疏忽和過分的行為道歉；按比維亞諾的說法，他的過失包羅萬象，他的悲劇人生在斯大林時代無疑都夠得上作為流浪漢小說巨著的原型了，而在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卻僅此而已，悲劇的生活，充滿微不足道的人和事，一些甚至都沒有惡意的行動。
如果在右派的話他應該能混得更好點，比維亞諾說，但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迪·安赫利之流在左翼陣營中數不勝數；至少，他說，他還沒有染指文學評論。
但一切都會朝前走。
果真，在可怕的80年代，我重新浏覽了某些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雜志，找到了幾篇迪·安赫利的評論文章。
我想他已經成功了。
在90年代我沒有再看到過他的文章，但我閱讀的雜志也在日益減少中。
）問題是斯泰因回到了美洲。
比維亞諾說，就是那個康塞普西翁的胡安·斯泰因，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那個外甥。
有段時間，也就一聲長歎的時間吧，他出現在不同的地方，如上述提到過的南錐體國家詩歌朗誦會上，畫展上，和埃内斯托·卡德納爾一起（兩次），在劇場的文藝演出上。
後來他消失了，沒人再在尼加拉瓜看到過他。
他走得不太遠。
有人說他參加了危地馬拉遊擊隊，另一些人肯定他在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下戰鬥。
我和比維亞諾一緻認為，以此命名的遊擊隊值得擁有斯泰因在其中效力，即使斯泰因可能真的親手殺了（距離讓他的殘暴和冷酷被誇張和扭曲了，就像是好萊塢電影中的人物一樣）害死羅克·達爾頓的主謀。
你怎麼能在同一個美夢或噩夢中協調好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外甥、智利南部叢林中的猶太布爾什維克，和那些趁着羅克·達爾頓睡覺時殺害了他（隻是為了結束争論，覺得這樣有益于他們的革命）的婊子養的家夥們之間的關系呢？這不可能。
但事實是斯泰因确實在那裡。
他參加了幾次進攻和偷襲，然後在一個天氣晴朗的好日子裡，他失蹤了，這次是永遠的失蹤了。
那時候我已經移居西班牙，做着一份無聊的工作，沒有電視，也不常買報紙看。
比維亞諾說，在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最後一次進攻中他遇害了，這次進攻占領了聖薩爾瓦多市多個街區，被媒體廣為報道。
我記起在巴塞羅那的酒吧裡吃飯或喝酒時曾看到了這場遙遠戰争的幾個片斷，但當時雖然大家看着電視，酒吧裡談話的聲音和此起彼伏杯盤碰撞的聲音卻讓人什麼都聽不見。
甚至記憶中留存的那些影像（戰地記者拍下的畫面）也都是模糊不清
我在關于攻占尼加拉瓜南部城市裡瓦斯的一部紀錄片中看到了斯泰因，他的頭發剪短了，亂糟糟的，比以前更瘦了，穿着半像軍人半像大學教授的夏裝，抽着煙鬥，眼鏡也斷了，用一根金屬絲綁着。
比維亞諾給我寄了一張剪報，上面說斯泰因和另外五名原智利左派革命運動黨的成員正在安哥拉參加抵抗南非的戰鬥。
後來，我收到兩頁某份墨西哥雜志的影印件（當時我肯定在巴黎），上面談及在安哥拉的古巴人同幾個國際主義團體之間的區别，其中提到了兩位智利冒險家，他們是一個叫“飛行智利人”團體唯一的生存者（這是他們自己的話，與記者的談話肯定是在羅安達的一間酒吧裡，因此我猜他們當時應該都醉醺醺的了），這個團體的名字讓我想起了“人鷹”馬戲團和他們每年在智利南部沒完沒了的巡回演出。
當然，斯泰因是這個左派革命運動黨幸存的成員之一。
我猜他是從那兒去的尼加拉瓜。
在尼加拉瓜他幾度蹤迹全無。
他曾是中尉，在遊擊隊的一名神父指揮官手下，那位神父在攻占裡瓦斯的戰鬥中犧牲了。
後來他指揮着一個營或一個旅，擔當個什麼副首領，抑或是負責在後方訓練新征召的年輕士兵。
勝利進駐馬那瓜的那群人中沒有他。
他一度再次失蹤。
據說他是巴拉圭謀殺索馬薩團夥的領導成員之一。
據說他在哥倫比亞打遊擊。
甚至有人說他回到了非洲，在安哥拉或莫桑比克或納米比亞打遊擊。
他始終身處險境，就像牛仔電影中那樣，隻是尚未中彈倒下。
但他還是回到了拉美，在馬那瓜定居了一段時間。
據比維亞諾說，他的筆友，一位阿根廷詩人，曾和他描述，他（一個叫迪·安赫利的）在馬那瓜文化中心組織的一次阿根廷、烏拉圭和智利詩歌朗誦會上，有位參會者，“一個金發、高個、戴眼鏡的家夥”，針對智利詩歌以及他自己為什麼選擇這些詩歌來誦讀（包括迪·安赫利在内的一些組織者，因政治原因拒絕把尼卡諾爾·帕拉和恩裡克·裡恩的作品包含在内）發表了評論，總之，他對朗誦會組織者很不滿，起碼是對智利抒情詩部分很不滿，當然他語氣很和平，并不激烈，可以說是——迪·安赫利說——帶着嘲諷還有一點的疲憊和憂傷，誰知道呢。
（順便說一下，這個迪·安赫利是比維亞諾從他在康塞普西翁的鞋店裡與外部世界聯系的無數書信渠道中，最無恥、犬儒和有趣的家夥之一；這是個典型的左翼野心家，然而，他時刻準備着為他的各種疏忽和過分的行為道歉；按比維亞諾的說法，他的過失包羅萬象，他的悲劇人生在斯大林時代無疑都夠得上作為流浪漢小說巨著的原型了，而在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卻僅此而已，悲劇的生活，充滿微不足道的人和事，一些甚至都沒有惡意的行動。
如果在右派的話他應該能混得更好點，比維亞諾說，但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迪·安赫利之流在左翼陣營中數不勝數；至少，他說，他還沒有染指文學評論。
但一切都會朝前走。
果真，在可怕的80年代，我重新浏覽了某些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雜志，找到了幾篇迪·安赫利的評論文章。
我想他已經成功了。
在90年代我沒有再看到過他的文章，但我閱讀的雜志也在日益減少中。
）問題是斯泰因回到了美洲。
比維亞諾說，就是那個康塞普西翁的胡安·斯泰因，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那個外甥。
有段時間，也就一聲長歎的時間吧，他出現在不同的地方，如上述提到過的南錐體國家詩歌朗誦會上，畫展上，和埃内斯托·卡德納爾一起（兩次），在劇場的文藝演出上。
後來他消失了，沒人再在尼加拉瓜看到過他。
他走得不太遠。
有人說他參加了危地馬拉遊擊隊，另一些人肯定他在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下戰鬥。
我和比維亞諾一緻認為，以此命名的遊擊隊值得擁有斯泰因在其中效力，即使斯泰因可能真的親手殺了（距離讓他的殘暴和冷酷被誇張和扭曲了，就像是好萊塢電影中的人物一樣）害死羅克·達爾頓的主謀。
你怎麼能在同一個美夢或噩夢中協調好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外甥、智利南部叢林中的猶太布爾什維克，和那些趁着羅克·達爾頓睡覺時殺害了他（隻是為了結束争論，覺得這樣有益于他們的革命）的婊子養的家夥們之間的關系呢？這不可能。
但事實是斯泰因确實在那裡。
他參加了幾次進攻和偷襲，然後在一個天氣晴朗的好日子裡，他失蹤了，這次是永遠的失蹤了。
那時候我已經移居西班牙，做着一份無聊的工作，沒有電視，也不常買報紙看。
比維亞諾說，在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最後一次進攻中他遇害了，這次進攻占領了聖薩爾瓦多市多個街區，被媒體廣為報道。
我記起在巴塞羅那的酒吧裡吃飯或喝酒時曾看到了這場遙遠戰争的幾個片斷，但當時雖然大家看着電視，酒吧裡談話的聲音和此起彼伏杯盤碰撞的聲音卻讓人什麼都聽不見。
甚至記憶中留存的那些影像（戰地記者拍下的畫面）也都是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