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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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段。
我記得清楚的隻有兩件事：聖薩爾瓦多街道上的街壘，簡單異常，與其說是街壘不如說是射擊點；還有一位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個司令矮小、黝黑、健壯的身影，他讓大家稱呼他為阿基裡斯司令或尤利西斯司令，在接受電視媒體采訪不久後就遇害了。
比維亞諾說，所有指揮那場沒有希望的進攻的指揮官都以希臘英雄或半神為名。
斯泰因的名字會是哪個呢？帕特羅克羅斯司令、赫克托爾司令還是帕裡斯司令？我不知道。
肯定不會是埃涅阿斯，也不會是尤利西斯。
戰鬥結束後，在搜集屍體時，有一具是金發高個的。
在警方檔案中載有一段簡單的描述：臂部和腿部有疤痕，均屬舊傷，右臂有刺青，是一個探爪的雄獅。
刺青文得很好，上帝作證，真是一件藝術品，這在薩爾瓦多是做不出來。
在警方調查局，這位陌生的金發男人名字叫哈科沃·薩沃汀斯基，阿根廷公民，前人民革命軍成員。
很多年後，比維亞諾去蒙特港找尋胡安·斯泰因的老家。
他沒找到叫這個姓氏的人，接近的有一個叫斯通的、兩個叫斯泰納的以及三個屬于同一家族的叫斯泰恩。
他馬上就排除了斯通這個姓氏，拜訪了那兩位叫斯泰納和三個叫斯泰恩的。
斯泰恩家能給他提供的信息很少，他們不是猶太人，沒聽說過什麼斯泰因家族或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他們問比維亞諾他是不是猶太人，還問回答了問題給不給錢。
我想，那個時候蒙特港徹底進入了經濟增長期。
斯泰納家族倒是猶太人，但他們家族來自波蘭而非烏克蘭。
頭一個斯泰納是位體格魁梧、體重超标的農藝工程師，對他沒什麼幫助。
第二位斯泰納是第一位的姑姑，是中學鋼琴老師，她記起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婦，在1974年時已經搬去延基韋定居了。
但鋼琴老師說，那位夫人并非猶太人。
帶着些許困惑，比維亞諾去了趟延基韋。
他想，那位鋼琴老師肯定是因為斯泰因夫人從不去教堂做禱告而誤以為她不是猶太人。
隻要了解胡安·斯泰因和他家的先輩（蘇聯紅軍裡的将軍舅舅），就不會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而感到奇怪了。
在延基韋比維亞諾沒費很大勁就找到了寡婦斯泰因的家。
這是一所位于市郊的綠色小木屋。
當他繞過圍欄時，一條白色帶黑點的、像條小母牛般的狗友善地出來迎接他，他摁了一下響起來像個大鐘——也許就是一個鐘——的門鈴，過了一會兒，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女人開了門，這是比維亞諾這輩子見過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比維亞諾問那兒是否住着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婦。
住過，但已經是很久以前了，那女人樂呵呵地回答。
太遺憾了，比維亞諾歎道，我從十天前就一直在到處找她，而很快我就要回康塞普西翁了。
那個女人于是就讓他進屋，對他說她正準備用點點心，他願不願意一起吃點兒，比維亞諾說好的，當然願意。
随後那女人告訴他，斯泰因寡婦三年前就已經去世了。
那女人突然悲傷了起來，比維亞諾心想這是他的錯。
那女人認識斯泰因寡婦，盡管兩人從來就不是朋友，但她對斯泰因寡婦評價不錯：一個有點強勢的女人，那種性格方方正正的德國婦女，但骨子裡是個好人。
我不認識她，比維亞諾說，事實上我找她是為了告訴她她兒子去世的消息，但也許這樣更好，告訴别人她死了兒子總不是什麼好事。
這不可能，那女人說。
她隻有一個兒子，當她去世的時候她兒子還活着，我和她兒子可以說是朋友。
比維亞諾突然覺得鳄梨面包卡在了喉嚨裡。
隻有一個兒子？是，一個獨身的非常不錯的小夥子，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結婚，我猜他是太容易害羞了。
那我應該是又弄混了，比維亞諾說，我們說的應該是兩個不同的斯泰因家族。
那個寡婦的兒子已經不在延基韋住了嗎？他去年在瓦爾的維亞的一家醫院去世了，别人是這麼告訴我的，我們是朋友，但我從來沒去醫院探望過他，我們的友誼還沒到那份兒上。
他死于什麼病？我想是癌症，那女人看着比維亞諾的手說。
他是左派人士，對不對？比維亞諾擠出了一句話。
可能吧，那女人說，她突然又高興了起來，她的眼睛閃閃發光，比維亞諾描述，我從來沒見過誰的眼睛如此明亮。
他是左派，但從來沒參與過什麼組織，他是沉默的左派，就像從1973年以來的很多智利人那樣。
他不是猶太人，對吧？不是，那女人說，誰知道呢，我對那些宗教問題還真沒什麼興趣，但他們不是，我不覺得他們是猶太人，他們是德國人。
他叫什麼名字？胡安·斯泰因。
胡安尼托·斯泰因。
他是幹什麼的？他是大學老師，雖然他的愛好是擺弄發動機，拖拉機、收割機、鑽井機，或者随便什麼機器的發動機，他在擺弄發動機上真的很有天分，靠這個賺了不少外快，有時他還自己制造零配件呢。
胡安尼托·斯泰因。
他葬在瓦爾的維亞嗎？我想是的，那女人答道，她又悲傷了起來。
于是比維亞諾去了瓦爾的維亞的公墓。
整整一天，他都由一位負責守墓的人陪着——他給了他一筆可觀的小費——努力找尋那個高個、金黃色頭發，但從未離開過智利的胡安·斯泰因的墓，而他無論怎麼找都找不到。
我記得清楚的隻有兩件事：聖薩爾瓦多街道上的街壘，簡單異常，與其說是街壘不如說是射擊點；還有一位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個司令矮小、黝黑、健壯的身影，他讓大家稱呼他為阿基裡斯司令或尤利西斯司令，在接受電視媒體采訪不久後就遇害了。
比維亞諾說，所有指揮那場沒有希望的進攻的指揮官都以希臘英雄或半神為名。
斯泰因的名字會是哪個呢？帕特羅克羅斯司令、赫克托爾司令還是帕裡斯司令？我不知道。
肯定不會是埃涅阿斯，也不會是尤利西斯。
戰鬥結束後，在搜集屍體時，有一具是金發高個的。
在警方檔案中載有一段簡單的描述：臂部和腿部有疤痕，均屬舊傷，右臂有刺青，是一個探爪的雄獅。
刺青文得很好，上帝作證，真是一件藝術品，這在薩爾瓦多是做不出來。
在警方調查局，這位陌生的金發男人名字叫哈科沃·薩沃汀斯基，阿根廷公民，前人民革命軍成員。
很多年後，比維亞諾去蒙特港找尋胡安·斯泰因的老家。
他沒找到叫這個姓氏的人，接近的有一個叫斯通的、兩個叫斯泰納的以及三個屬于同一家族的叫斯泰恩。
他馬上就排除了斯通這個姓氏，拜訪了那兩位叫斯泰納和三個叫斯泰恩的。
斯泰恩家能給他提供的信息很少，他們不是猶太人，沒聽說過什麼斯泰因家族或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他們問比維亞諾他是不是猶太人，還問回答了問題給不給錢。
我想，那個時候蒙特港徹底進入了經濟增長期。
斯泰納家族倒是猶太人，但他們家族來自波蘭而非烏克蘭。
頭一個斯泰納是位體格魁梧、體重超标的農藝工程師，對他沒什麼幫助。
第二位斯泰納是第一位的姑姑，是中學鋼琴老師，她記起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婦，在1974年時已經搬去延基韋定居了。
但鋼琴老師說，那位夫人并非猶太人。
帶着些許困惑，比維亞諾去了趟延基韋。
他想，那位鋼琴老師肯定是因為斯泰因夫人從不去教堂做禱告而誤以為她不是猶太人。
隻要了解胡安·斯泰因和他家的先輩（蘇聯紅軍裡的将軍舅舅），就不會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而感到奇怪了。
在延基韋比維亞諾沒費很大勁就找到了寡婦斯泰因的家。
這是一所位于市郊的綠色小木屋。
當他繞過圍欄時，一條白色帶黑點的、像條小母牛般的狗友善地出來迎接他，他摁了一下響起來像個大鐘——也許就是一個鐘——的門鈴，過了一會兒，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女人開了門，這是比維亞諾這輩子見過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比維亞諾問那兒是否住着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婦。
住過，但已經是很久以前了，那女人樂呵呵地回答。
太遺憾了，比維亞諾歎道，我從十天前就一直在到處找她，而很快我就要回康塞普西翁了。
那個女人于是就讓他進屋，對他說她正準備用點點心，他願不願意一起吃點兒，比維亞諾說好的，當然願意。
随後那女人告訴他，斯泰因寡婦三年前就已經去世了。
那女人突然悲傷了起來，比維亞諾心想這是他的錯。
那女人認識斯泰因寡婦，盡管兩人從來就不是朋友，但她對斯泰因寡婦評價不錯：一個有點強勢的女人，那種性格方方正正的德國婦女，但骨子裡是個好人。
我不認識她，比維亞諾說，事實上我找她是為了告訴她她兒子去世的消息，但也許這樣更好，告訴别人她死了兒子總不是什麼好事。
這不可能，那女人說。
她隻有一個兒子，當她去世的時候她兒子還活着，我和她兒子可以說是朋友。
比維亞諾突然覺得鳄梨面包卡在了喉嚨裡。
隻有一個兒子？是，一個獨身的非常不錯的小夥子，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結婚，我猜他是太容易害羞了。
那我應該是又弄混了，比維亞諾說，我們說的應該是兩個不同的斯泰因家族。
那個寡婦的兒子已經不在延基韋住了嗎？他去年在瓦爾的維亞的一家醫院去世了，别人是這麼告訴我的，我們是朋友，但我從來沒去醫院探望過他，我們的友誼還沒到那份兒上。
他死于什麼病？我想是癌症，那女人看着比維亞諾的手說。
他是左派人士，對不對？比維亞諾擠出了一句話。
可能吧，那女人說，她突然又高興了起來，她的眼睛閃閃發光，比維亞諾描述，我從來沒見過誰的眼睛如此明亮。
他是左派，但從來沒參與過什麼組織，他是沉默的左派，就像從1973年以來的很多智利人那樣。
他不是猶太人，對吧？不是，那女人說，誰知道呢，我對那些宗教問題還真沒什麼興趣，但他們不是，我不覺得他們是猶太人，他們是德國人。
他叫什麼名字？胡安·斯泰因。
胡安尼托·斯泰因。
他是幹什麼的？他是大學老師，雖然他的愛好是擺弄發動機，拖拉機、收割機、鑽井機，或者随便什麼機器的發動機，他在擺弄發動機上真的很有天分，靠這個賺了不少外快，有時他還自己制造零配件呢。
胡安尼托·斯泰因。
他葬在瓦爾的維亞嗎？我想是的，那女人答道，她又悲傷了起來。
于是比維亞諾去了瓦爾的維亞的公墓。
整整一天，他都由一位負責守墓的人陪着——他給了他一筆可觀的小費——努力找尋那個高個、金黃色頭發，但從未離開過智利的胡安·斯泰因的墓，而他無論怎麼找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