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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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中唯一一位有點重要性的猶太将軍，也因為他悲劇性的命運，最大的可能還是因為這是我離家時母親送給我的——就像一個謎語：我的母親什麼話都沒說，隻是送了我這張照片。
她這樣做是想告訴我什麼？照片作為禮物是一個宣言還是對話的開始？等等諸如此類。
對加門迪亞姐妹來說，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給她們的感覺更多的是可怕，她們更願意看到挂上一幅勃洛克的肖像，她們覺得這位才是真正的好小夥，或者挂一幅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那是一個理想的情人。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一個在智利南部教文學的外甥應該幹什麼呢？有時候，尤其是喝醉了的時候，斯泰因會問自己。
有時候斯泰因也說要用那個相框來放他手裡一張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穿着鄉村醫生行頭的照片。
照片上的威廉姆斯手裡提着黑色手提箱，像雙頭蛇一樣突出來的聽診器幾乎就要從破舊卻舒适禦寒的外套口袋裡掉出來。
他走在一條長長的寂靜的人行道上，兩邊是漆成或白、或綠、或紅的木栅欄，木栅欄後面隐約可見一個個小院子或者一小片一小片的草坪——上面還有一台割到一半扔在那兒的刈草機。
他戴着一頂黑色的窄檐帽，牙齒很幹淨，幾乎可以說是閃閃發光了——一種既不過分也不極端，既不非常歡樂也不過于悲傷，而是高高興興的（也許是因為他穿着外套走路暖暖和和的，也許是因為他知道他即将診治的病人不會死亡）光亮，安靜地走在一個冬日的六點時分。
但斯泰因從未用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照片換下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
至于這張威廉姆斯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詩社的一些成員，包括斯泰因本人有時也持保留意見。
加門迪亞姐妹認為，較之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照片上的人更像是喬裝打扮（不一定是扮成醫生）的杜魯門總統在家鄉的街道上微服私行。
比維亞諾則認為這不過是一張手法熟練的合成照片：臉是威廉姆斯的，身體是另一個人的，也許确實是一位鄉村醫生的，背景則是七拼八湊成的，木圍栅來自一張照片，草坪和刈草機來自另一張，還有栅欄和刈草機上的小鳥，黃昏亮灰色的天空，所有這一切來自八九張不同的照片。
斯泰因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盡管他承認這些猜測都很有可能是真的。
但不管怎樣他還是把它稱為“威廉姆斯醫生的照片”，并沒有撕毀它（有時他也把它叫做諾曼·羅克韋爾醫生的照片或威廉·羅克韋爾醫生的照片）。
毫無疑問，這是斯泰因最珍愛的物品之一，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斯泰因很窮，他擁有的東西很少。
有一次（我們在讨論美與真），貝洛尼卡·加門迪亞問他既然他已經幾乎可以肯定照片中的人不是威廉姆斯，那麼他看重的是照片中的什麼呢？我喜歡這張照片，斯泰因坦誠地說，我願意相信照片中的人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但我尤其喜歡的是，過了一會兒他補充道——當時我們已經專注于葛蘭西了——照片中的甯靜，還有那種确信，确信威廉姆斯正在做他的工作，正在安靜的小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去工作。
後來，當我們談論法國詩人和巴黎公社的時候，他甚至還說了一句：我不知道，他小聲地嘟囔着，我想沒人能聽見他這句話。
政變後，斯泰因失蹤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和比維亞諾都以為他死了。
事實上，所有人都以為他死了，大家都覺得這個布爾什維克猶太混蛋遇害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一天下午，我和比維亞諾到了他家附近。
我們害怕去敲他家的門，因為我們固執地認為他家會被監視，甚至覺得會出來一個警察給我們開門，請我們進去，然後再也不讓我們出來。
于是我們在他家門口逡巡了三四次，因為沒有看到燈光，我們就帶着沉重的愧疚感和隐秘的輕松感離開了。
一星期後，我們倆沉默着，再次經過了斯泰因的家。
我們敲了門但沒人開門。
一個女人從隔壁房子的窗戶飛快地瞥了我們一眼，這場景讓我們想起幾部電影裡模糊的片段，斯泰因家和整條街道帶給我們的孤獨和被抛棄的感覺也愈發強烈。
第三次我們去的時候一位年輕女子為我們開了門，她身後跟着兩個不超過三歲的孩子：一個能走了，另一個還在爬。
她和我們說，現在她和她丈夫住在那兒，她不認識之前的房客，如果我們想了解情況可以去找房東。
這是位和藹的女士，她把我們讓進屋并要給我們倒茶，我和比維亞諾婉拒了。
不打攪了，我們說。
地圖和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都從牆壁上消失了。
是你們很要好的朋友，突然就走了，沒有通知你們？女人微笑着問。
對，我們回答，差不多是這樣。
不久之後我永别了智利。
我不記得當我收到比維亞諾的一封非常短的信時是住在墨西哥還是法國了，這封像電報一樣的信寫得像謎語，甚至可能根本就是毫無意義的（但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快樂的比維亞諾），信中附了一則剪報，也許是聖地亞哥的某份日報。
剪報影射了幾個“智利恐怖分子”，他們經哥斯達黎加進入尼加拉瓜和桑地諾陣線的軍隊協同作戰。
其中一個就是胡安·斯泰因。
從那時起，斯泰因的消息就從未斷絕過。
他像個幽靈
她這樣做是想告訴我什麼？照片作為禮物是一個宣言還是對話的開始？等等諸如此類。
對加門迪亞姐妹來說，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給她們的感覺更多的是可怕，她們更願意看到挂上一幅勃洛克的肖像，她們覺得這位才是真正的好小夥，或者挂一幅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那是一個理想的情人。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一個在智利南部教文學的外甥應該幹什麼呢？有時候，尤其是喝醉了的時候，斯泰因會問自己。
有時候斯泰因也說要用那個相框來放他手裡一張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穿着鄉村醫生行頭的照片。
照片上的威廉姆斯手裡提着黑色手提箱，像雙頭蛇一樣突出來的聽診器幾乎就要從破舊卻舒适禦寒的外套口袋裡掉出來。
他走在一條長長的寂靜的人行道上，兩邊是漆成或白、或綠、或紅的木栅欄，木栅欄後面隐約可見一個個小院子或者一小片一小片的草坪——上面還有一台割到一半扔在那兒的刈草機。
他戴着一頂黑色的窄檐帽，牙齒很幹淨，幾乎可以說是閃閃發光了——一種既不過分也不極端，既不非常歡樂也不過于悲傷，而是高高興興的（也許是因為他穿着外套走路暖暖和和的，也許是因為他知道他即将診治的病人不會死亡）光亮，安靜地走在一個冬日的六點時分。
但斯泰因從未用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照片換下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
至于這張威廉姆斯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詩社的一些成員，包括斯泰因本人有時也持保留意見。
加門迪亞姐妹認為，較之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照片上的人更像是喬裝打扮（不一定是扮成醫生）的杜魯門總統在家鄉的街道上微服私行。
比維亞諾則認為這不過是一張手法熟練的合成照片：臉是威廉姆斯的，身體是另一個人的，也許确實是一位鄉村醫生的，背景則是七拼八湊成的，木圍栅來自一張照片，草坪和刈草機來自另一張，還有栅欄和刈草機上的小鳥，黃昏亮灰色的天空，所有這一切來自八九張不同的照片。
斯泰因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盡管他承認這些猜測都很有可能是真的。
但不管怎樣他還是把它稱為“威廉姆斯醫生的照片”，并沒有撕毀它（有時他也把它叫做諾曼·羅克韋爾醫生的照片或威廉·羅克韋爾醫生的照片）。
毫無疑問，這是斯泰因最珍愛的物品之一，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斯泰因很窮，他擁有的東西很少。
有一次（我們在讨論美與真），貝洛尼卡·加門迪亞問他既然他已經幾乎可以肯定照片中的人不是威廉姆斯，那麼他看重的是照片中的什麼呢？我喜歡這張照片，斯泰因坦誠地說，我願意相信照片中的人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但我尤其喜歡的是，過了一會兒他補充道——當時我們已經專注于葛蘭西了——照片中的甯靜，還有那種确信，确信威廉姆斯正在做他的工作，正在安靜的小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去工作。
後來，當我們談論法國詩人和巴黎公社的時候，他甚至還說了一句：我不知道，他小聲地嘟囔着，我想沒人能聽見他這句話。
政變後，斯泰因失蹤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和比維亞諾都以為他死了。
事實上，所有人都以為他死了，大家都覺得這個布爾什維克猶太混蛋遇害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一天下午，我和比維亞諾到了他家附近。
我們害怕去敲他家的門，因為我們固執地認為他家會被監視，甚至覺得會出來一個警察給我們開門，請我們進去，然後再也不讓我們出來。
于是我們在他家門口逡巡了三四次，因為沒有看到燈光，我們就帶着沉重的愧疚感和隐秘的輕松感離開了。
一星期後，我們倆沉默着，再次經過了斯泰因的家。
我們敲了門但沒人開門。
一個女人從隔壁房子的窗戶飛快地瞥了我們一眼，這場景讓我們想起幾部電影裡模糊的片段，斯泰因家和整條街道帶給我們的孤獨和被抛棄的感覺也愈發強烈。
第三次我們去的時候一位年輕女子為我們開了門，她身後跟着兩個不超過三歲的孩子：一個能走了，另一個還在爬。
她和我們說，現在她和她丈夫住在那兒，她不認識之前的房客，如果我們想了解情況可以去找房東。
這是位和藹的女士，她把我們讓進屋并要給我們倒茶，我和比維亞諾婉拒了。
不打攪了，我們說。
地圖和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都從牆壁上消失了。
是你們很要好的朋友，突然就走了，沒有通知你們？女人微笑着問。
對，我們回答，差不多是這樣。
不久之後我永别了智利。
我不記得當我收到比維亞諾的一封非常短的信時是住在墨西哥還是法國了，這封像電報一樣的信寫得像謎語，甚至可能根本就是毫無意義的（但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快樂的比維亞諾），信中附了一則剪報，也許是聖地亞哥的某份日報。
剪報影射了幾個“智利恐怖分子”，他們經哥斯達黎加進入尼加拉瓜和桑地諾陣線的軍隊協同作戰。
其中一個就是胡安·斯泰因。
從那時起，斯泰因的消息就從未斷絕過。
他像個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