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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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腦子裡一切都混淆模糊起來。
往日的一幅幅畫面在一片稀薄透明的糨糊中亂絞在一起，又漸漸分開，膨脹，變成彩虹色氣球的形狀，似乎處于破裂的邊緣。
我一下子驚醒了，心跳不止。
周圍的寂靜更增加了我的不安。
通過麥克風傳進房間的“遠方”協會報告人的聲音已經沒有了。
剛才，這個單調的聲音和後來放映的紀錄片音樂——很可能是關于太平洋的電影，因為有夏威夷吉他的呻吟——給我催眠，于是我睡着了。
我已經記不清遇見尼爾夫婦是維爾庫來尼斯之前還是之後的事了。
我極力搜尋記憶，想理出一些頭緒，然而無濟于事。
我怎麼也無法分清這兩個事件。
再說，也算不上什麼事件，根本算不上。
“事件”這個字眼不合适，它應該指突然的驚人的事情。
但事實并非如此。
一切都是平靜地，以幾乎令人覺察不到的方式發生。
就像地毯慢慢地織成，或者像大道上的人群從我們面前緩緩流過一樣。
晚上六點鐘光景，我們坐在昆尼咖啡館四面玻璃的大廳裡。
路燈褐色的光亮跳躍着。
已經是夜晚了。
我們等待着，但并不明白在等待什麼。
我們和那些年複一年地在這些街座上等待的成千上萬的人一樣：那是一些逃到自由世界的避難者、流放者，有英國人、俄國人及“地中海宮殿”裡擺賭做莊的科西嘉人。
有的人四十多年就沒動地方，日複一日地在旁邊的桌子上以神經質的動作喝茶。
還有那個鋼琴家，從什麼時候起，他每天晚上從五點到八點坐在大廳深處的位置上彈他的樂譜？我曾好奇地問過他。
“一直就是這樣。
”他告訴我。
模糊的回答。
好像因為知道得太多而故意掩蓋危險的秘密似的。
看來，他是個像我和希爾薇娅這類的人。
每次他看見我們進來，都做出一個會意的表示：友好地點點頭，或者用力彈出幾個和弦。
這天傍晚，我們待的時間比以往要長。
顧客漸漸地都離開了，隻剩下我們和鋼琴家。
這是第一批吃晚餐的人到來之前的片刻清靜。
侍者們已經擺好了鋪着餐廳專用紙的餐桌。
而我們，我們不知道怎樣消磨這個晚上。
回到聖安娜公寓？去看福羅木的晚場電影？還是就這樣等待下去？ 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張桌子旁邊，他們并排坐着，面對着我們。
他的神色是漫不經心的，穿着黃鹿皮夾克，臉上蒼白消瘦，好像剛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或者四十八小時沒睡覺一樣。
而她則正相反，十分講究：她的發型和化妝使人覺得她是出門參加晚會的。
她穿着一件毛皮大衣，大概是貂皮的。
一切都是以最平常、最自然的方式發生的。
似乎是過了一會兒，尼爾先過來向我借火。
在街座上除了他們和我們沒有别人，他們明白快要關門了。
“怎麼，我們連喝一杯都不行了？”尼爾微笑着說，“沒人招呼我們啦？” 一個侍者邁着懶洋洋的步子走向他們的桌子，我記得尼爾要了一杯雙份咖啡，這更使我相信他很久沒睡覺了。
在大廳深處，鋼琴師反複敲着幾個琴鍵，大概是在檢查他的琴調子準不準。
還沒有一個人來吃晚飯。
在大廳裡，侍者們等待着，一動不動。
而這個鋼琴的調子也是一成不變。
外面，海濱大道上飄着雨。
“這氣氛可真不怎麼樣啊！”尼爾發表議論道。
她在他身邊吸着煙，靜靜地。
她對我們微笑。
尼爾和我們開始交談： “你們住在尼斯？” “你們呢？” “是的。
你們來這兒度假嗎？” “在尼斯，下雨天可真沒意思。
” “他不能換個曲子嗎？這調子讓我頭痛……” 尼爾站起來，進了大廳，向鋼琴師走去。
他的太太仍然向我們微笑。
當尼爾回來時，我們聽到了“夜間生人”的曲調。
“對你們口味嗎，這支曲子？”他問我們。
侍者端來了飲料，尼爾建議我們和他一起喝一杯。
于是希爾薇娅和我坐到了他們的桌子旁邊。
在此用“相遇”這個字眼和“事件”同樣不合适。
我們并沒有遇見尼爾夫婦，是他們自己鑽進我們的網子。
即使那天晚上尼爾夫婦不出現，那麼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也會有别的人出現。
幾天以來，我和希爾薇娅老是待在這些人們經過的地方：旅館接待廳、酒吧間，要不就是海濱大道上的那些咖啡館……現在看來，我覺得我們自己織成了一張巨大無形的蜘蛛網，等着有人鑽進來。
他們倆都穿着一件外國式樣的風雨衣。
我終于開口問道： “你們是英國人？” “我是美國人，”尼爾回答，“我太
往日的一幅幅畫面在一片稀薄透明的糨糊中亂絞在一起，又漸漸分開，膨脹，變成彩虹色氣球的形狀，似乎處于破裂的邊緣。
我一下子驚醒了，心跳不止。
周圍的寂靜更增加了我的不安。
通過麥克風傳進房間的“遠方”協會報告人的聲音已經沒有了。
剛才，這個單調的聲音和後來放映的紀錄片音樂——很可能是關于太平洋的電影，因為有夏威夷吉他的呻吟——給我催眠，于是我睡着了。
我已經記不清遇見尼爾夫婦是維爾庫來尼斯之前還是之後的事了。
我極力搜尋記憶，想理出一些頭緒，然而無濟于事。
我怎麼也無法分清這兩個事件。
再說，也算不上什麼事件，根本算不上。
“事件”這個字眼不合适，它應該指突然的驚人的事情。
但事實并非如此。
一切都是平靜地，以幾乎令人覺察不到的方式發生。
就像地毯慢慢地織成，或者像大道上的人群從我們面前緩緩流過一樣。
晚上六點鐘光景，我們坐在昆尼咖啡館四面玻璃的大廳裡。
路燈褐色的光亮跳躍着。
已經是夜晚了。
我們等待着，但并不明白在等待什麼。
我們和那些年複一年地在這些街座上等待的成千上萬的人一樣：那是一些逃到自由世界的避難者、流放者，有英國人、俄國人及“地中海宮殿”裡擺賭做莊的科西嘉人。
有的人四十多年就沒動地方，日複一日地在旁邊的桌子上以神經質的動作喝茶。
還有那個鋼琴家，從什麼時候起，他每天晚上從五點到八點坐在大廳深處的位置上彈他的樂譜？我曾好奇地問過他。
“一直就是這樣。
”他告訴我。
模糊的回答。
好像因為知道得太多而故意掩蓋危險的秘密似的。
看來，他是個像我和希爾薇娅這類的人。
每次他看見我們進來，都做出一個會意的表示：友好地點點頭，或者用力彈出幾個和弦。
這天傍晚，我們待的時間比以往要長。
顧客漸漸地都離開了，隻剩下我們和鋼琴家。
這是第一批吃晚餐的人到來之前的片刻清靜。
侍者們已經擺好了鋪着餐廳專用紙的餐桌。
而我們，我們不知道怎樣消磨這個晚上。
回到聖安娜公寓？去看福羅木的晚場電影？還是就這樣等待下去？ 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張桌子旁邊，他們并排坐着，面對着我們。
他的神色是漫不經心的，穿着黃鹿皮夾克，臉上蒼白消瘦，好像剛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或者四十八小時沒睡覺一樣。
而她則正相反，十分講究：她的發型和化妝使人覺得她是出門參加晚會的。
她穿着一件毛皮大衣，大概是貂皮的。
一切都是以最平常、最自然的方式發生的。
似乎是過了一會兒，尼爾先過來向我借火。
在街座上除了他們和我們沒有别人，他們明白快要關門了。
“怎麼，我們連喝一杯都不行了？”尼爾微笑着說，“沒人招呼我們啦？” 一個侍者邁着懶洋洋的步子走向他們的桌子，我記得尼爾要了一杯雙份咖啡，這更使我相信他很久沒睡覺了。
在大廳深處，鋼琴師反複敲着幾個琴鍵，大概是在檢查他的琴調子準不準。
還沒有一個人來吃晚飯。
在大廳裡，侍者們等待着，一動不動。
而這個鋼琴的調子也是一成不變。
外面，海濱大道上飄着雨。
“這氣氛可真不怎麼樣啊！”尼爾發表議論道。
她在他身邊吸着煙，靜靜地。
她對我們微笑。
尼爾和我們開始交談： “你們住在尼斯？” “你們呢？” “是的。
你們來這兒度假嗎？” “在尼斯，下雨天可真沒意思。
” “他不能換個曲子嗎？這調子讓我頭痛……” 尼爾站起來，進了大廳，向鋼琴師走去。
他的太太仍然向我們微笑。
當尼爾回來時，我們聽到了“夜間生人”的曲調。
“對你們口味嗎，這支曲子？”他問我們。
侍者端來了飲料，尼爾建議我們和他一起喝一杯。
于是希爾薇娅和我坐到了他們的桌子旁邊。
在此用“相遇”這個字眼和“事件”同樣不合适。
我們并沒有遇見尼爾夫婦，是他們自己鑽進我們的網子。
即使那天晚上尼爾夫婦不出現，那麼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也會有别的人出現。
幾天以來，我和希爾薇娅老是待在這些人們經過的地方：旅館接待廳、酒吧間，要不就是海濱大道上的那些咖啡館……現在看來，我覺得我們自己織成了一張巨大無形的蜘蛛網，等着有人鑽進來。
他們倆都穿着一件外國式樣的風雨衣。
我終于開口問道： “你們是英國人？” “我是美國人，”尼爾回答，“我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