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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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在此結束本書，因為我在河内沒有發現令我很感興趣的東西。
它是東京[1]的首都，法國人告訴你，這是東方最迷人的城市，但你問他們為什麼，答案是它跟法國城鎮如蒙彼利埃或格勒諾布完全一樣。
我為了乘船往香港而去到的海防，則是一座乏味的商業城市。
誠然，從這裡可以往訪亞龍灣，它是印度支那一大名勝[2]，但是名勝我看厭了。
我安于坐在咖啡館，因為這裡不是太熱，我很高興不用穿熱帶衣服，讀着過期的《插圖雜志》，或是為了鍛煉沿着寬闊筆直的街道漫步。
海防有運河貫通，我有時看看多彩迷人的風景，其中有着各式各樣的生活，以及水上各種類型的本地小艇。
有條運河有着優美的彎道，兩岸為高高的中式房屋。
房子刷成白色，但已變色并有污迹；灰色屋頂與蒼天相襯，形成惬意的構圖。
這一圖畫有着一幅老舊水彩畫褪色的優雅。
你看不到哪裡有明顯的色調。
它柔和，略顯疲憊，令人感到一絲憂郁。
不知為什麼，這令我想起年輕時認識的一位老處女，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過來人，她戴黑色絲織手套，為窮人織披肩，送給寡婦的是黑色，送給已婚婦女的為白色。
她年輕的時候受過苦，但是否因為健康欠佳或是單戀某人，則是沒人清楚。
可是，海防有份地方報紙，邋遢的一小張，字體粗短，油墨脫落，粘你一手，它登些政論文章、無線電訊、廣告和本地消息。
編輯顯然急着想有東西報道，把來去海防的人名都登了出來，歐洲人，本國人，中國人，而我的名字也在其中。
我坐的船往香港的前一天早晨，午餐前，我正坐在酒店的咖啡館喝杜博尼酒，侍者進來說，有位先生想見我。
我在海防誰也不認識，遂問那人是誰。
侍者說他是英國人，就住此地，但他不能告訴我他的名字。
侍者隻能講一點法語，我很難明白他說些什麼。
我迷惑不解，但告訴他請客人進來。
不一會兒，侍者帶着一位白人返來了，并把我指給來客看。
那人看了我一眼，向我走來。
他個子很高，足有六英尺多，很是肥胖，有張刮得光生的紅臉，眼睛純是淡藍。
他穿着非常破舊的卡其短褲和領口敞開的斯丁格襯衫，頭戴一頂破舊盔帽。
我立刻斷定他是個束手無策的流浪漢，來找我要錢，并納悶自己能有多少機會脫身。
他走上前來，伸出一隻紅紅的大手，指甲破裂而肮髒。
“我想你不會記得我。
”他說。
“我叫格羅斯利。
我跟你在聖托馬斯醫院待過。
我一看報上的名字就知道是你，我想我要來拜訪一下你。
” 我一點也想不起他了，但我還是請他入座，請他喝一杯。
從他的外表看，我起初以為他會跟我要十個皮阿斯特[3]，而我可能給他五個，但是現在，他似乎更有可能要一百，要是給五十能夠令他滿足，我就應該覺得自己很幸運了。
要錢老手要的總是比他指望的多兩倍，他要多少你就給多少，隻會令他不滿，他随後會不高興自己沒有要得更多。
他覺得你騙了他。
“你是醫生？”我問。
“不，我在那個該死的地方隻待了一年。
” 他摘下遮陽盔帽，露出一頭很需要梳理的灰白亂發。
他臉上有些奇怪的斑點，他看來并不健康。
他的牙爛得厲害，嘴角那裡都是空的。
侍者過來寫單，他要了白蘭地。
“拿一瓶來。
”他說。
“一瓶[4]，明白嗎？”他轉向我。
“我在這裡住了五年，但我的法語不知怎麼還是沒長進。
我講東京話。
”他仰靠椅子，看着我。
“我記得你，你知道的。
你以前常跟那對雙胞胎出去。
他們叫什麼名字來着？我想我的變化比你更大。
我最好的日子是在中國過的。
氣候惡劣，你知道的。
對人不好。
” 我還是一點也想不起他。
我想最好這樣問問。
“你在那兒跟我是同一年？”我問。
“對。
九二年。
” “那可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 每年，大約六十名年輕人進入那家醫院；他們多數腼腆，對新的生活感到困惑；很多人以前從未來過倫敦；至少對我來說，他們好比莫名其妙經過一張白紙的影子。
第一年，有些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由離開了，第二年，那些留下來的人逐漸有了自我。
他們不隻是他們自己了，而是大家一起聽過的講座，是在同一張午餐桌上吃過的烤餅與喝過的咖啡，是在同一個解剖室同一張解剖台上做過的解剖，是在夏夫茨伯裡戲院的後座一起看過的《紐約佳麗》。
侍者拿來一瓶白蘭地，格羅斯利，如果他真的叫這個名字，給自己倒了一大杯，既不兌水也不加蘇打，一口喝了下去。
“我受不了行醫。
”他說。
“我不幹了。
家裡煩了我，我去了中國。
他們給了我一百鎊，要我自謀生路。
我可以告訴你，出去我太高興了。
我想，我煩他們就跟他們煩我一樣。
後來我再沒怎麼煩他們。
” 然後，從我記憶的某個深處，一絲線索溜進了可以說是意識的邊緣，就像漲潮的時候，海水沖上沙灘然後退卻，并以下一波更大的浪頭推進。
我開始隐約想起上了報紙的某樁小醜聞。
随後，我看到一位少年的面孔，往事慢慢浮現；我現在記得他了。
我相信他當時不叫格羅斯利，我覺得他的名字是單音節，但我不敢肯定。
他是個很高的小夥子（我看得愈來愈清楚了），很瘦，有點佝偻，隻有十八歲，但很早熟，有一頭拳曲發亮的棕發，五官相當粗大（現在看去沒那麼粗大了，或許因為他的臉又胖又腫），膚色特别鮮嫩，粉粉白白，就像女孩子的皮膚。
我想，一般人，尤其是女人，會覺得他是個非常英俊的少年，但對我們來說，他隻是個笨手笨腳的家夥。
我記得他不常來聽課，不，我記得的不是這個，課堂裡有很多學生，我記不清誰來誰沒來。
我記得解剖室。
在我旁邊的另一張解剖台上，他有一條腿要解剖，他幾乎沒碰過它；我忘了解剖其他部位的那些人為什麼說他做事馬虎，我猜他們不知何故覺得他礙事。
那些日子，關于此人有很多閑話，隔了三十年，我想起了其中一些。
有人說起格羅斯利是個浪蕩兒。
他喝酒如牛飲，很會玩女人。
那些年輕人多數很單純，他們帶到醫院的觀念都是在家裡和學校養成的。
有些人很古闆，吓着了；其他人，那些努力工作的，瞧不起他，質疑他怎能指望通過考試；但是，他令很多人興奮并且欣羨，他做的，正是他們若有勇氣也想做的。
格羅斯利有他的仰慕者，你常常可以看到一小幫人圍着他，目瞪口呆
它是東京
我為了乘船往香港而去到的海防，則是一座乏味的商業城市。
誠然，從這裡可以往訪亞龍灣，它是印度支那一大名勝
我安于坐在咖啡館，因為這裡不是太熱，我很高興不用穿熱帶衣服，讀着過期的《插圖雜志》，或是為了鍛煉沿着寬闊筆直的街道漫步。
海防有運河貫通，我有時看看多彩迷人的風景，其中有着各式各樣的生活，以及水上各種類型的本地小艇。
有條運河有着優美的彎道，兩岸為高高的中式房屋。
房子刷成白色，但已變色并有污迹；灰色屋頂與蒼天相襯，形成惬意的構圖。
這一圖畫有着一幅老舊水彩畫褪色的優雅。
你看不到哪裡有明顯的色調。
它柔和，略顯疲憊，令人感到一絲憂郁。
不知為什麼，這令我想起年輕時認識的一位老處女，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過來人，她戴黑色絲織手套，為窮人織披肩，送給寡婦的是黑色，送給已婚婦女的為白色。
她年輕的時候受過苦，但是否因為健康欠佳或是單戀某人，則是沒人清楚。
可是，海防有份地方報紙，邋遢的一小張，字體粗短，油墨脫落，粘你一手，它登些政論文章、無線電訊、廣告和本地消息。
編輯顯然急着想有東西報道，把來去海防的人名都登了出來，歐洲人，本國人，中國人，而我的名字也在其中。
我坐的船往香港的前一天早晨，午餐前，我正坐在酒店的咖啡館喝杜博尼酒，侍者進來說，有位先生想見我。
我在海防誰也不認識，遂問那人是誰。
侍者說他是英國人，就住此地，但他不能告訴我他的名字。
侍者隻能講一點法語，我很難明白他說些什麼。
我迷惑不解，但告訴他請客人進來。
不一會兒，侍者帶着一位白人返來了，并把我指給來客看。
那人看了我一眼，向我走來。
他個子很高，足有六英尺多，很是肥胖，有張刮得光生的紅臉，眼睛純是淡藍。
他穿着非常破舊的卡其短褲和領口敞開的斯丁格襯衫，頭戴一頂破舊盔帽。
我立刻斷定他是個束手無策的流浪漢，來找我要錢，并納悶自己能有多少機會脫身。
他走上前來，伸出一隻紅紅的大手，指甲破裂而肮髒。
“我想你不會記得我。
”他說。
“我叫格羅斯利。
我跟你在聖托馬斯醫院待過。
我一看報上的名字就知道是你，我想我要來拜訪一下你。
” 我一點也想不起他了，但我還是請他入座，請他喝一杯。
從他的外表看，我起初以為他會跟我要十個皮阿斯特
要錢老手要的總是比他指望的多兩倍，他要多少你就給多少，隻會令他不滿，他随後會不高興自己沒有要得更多。
他覺得你騙了他。
“你是醫生？”我問。
“不，我在那個該死的地方隻待了一年。
” 他摘下遮陽盔帽，露出一頭很需要梳理的灰白亂發。
他臉上有些奇怪的斑點，他看來并不健康。
他的牙爛得厲害，嘴角那裡都是空的。
侍者過來寫單，他要了白蘭地。
“拿一瓶來。
”他說。
“一瓶
“我在這裡住了五年，但我的法語不知怎麼還是沒長進。
我講東京話。
”他仰靠椅子，看着我。
“我記得你，你知道的。
你以前常跟那對雙胞胎出去。
他們叫什麼名字來着？我想我的變化比你更大。
我最好的日子是在中國過的。
氣候惡劣，你知道的。
對人不好。
” 我還是一點也想不起他。
我想最好這樣問問。
“你在那兒跟我是同一年？”我問。
“對。
九二年。
” “那可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 每年，大約六十名年輕人進入那家醫院；他們多數腼腆，對新的生活感到困惑；很多人以前從未來過倫敦；至少對我來說，他們好比莫名其妙經過一張白紙的影子。
第一年，有些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由離開了，第二年，那些留下來的人逐漸有了自我。
他們不隻是他們自己了，而是大家一起聽過的講座，是在同一張午餐桌上吃過的烤餅與喝過的咖啡，是在同一個解剖室同一張解剖台上做過的解剖，是在夏夫茨伯裡戲院的後座一起看過的《紐約佳麗》。
侍者拿來一瓶白蘭地，格羅斯利，如果他真的叫這個名字，給自己倒了一大杯，既不兌水也不加蘇打，一口喝了下去。
“我受不了行醫。
”他說。
“我不幹了。
家裡煩了我，我去了中國。
他們給了我一百鎊，要我自謀生路。
我可以告訴你，出去我太高興了。
我想，我煩他們就跟他們煩我一樣。
後來我再沒怎麼煩他們。
” 然後，從我記憶的某個深處，一絲線索溜進了可以說是意識的邊緣，就像漲潮的時候，海水沖上沙灘然後退卻，并以下一波更大的浪頭推進。
我開始隐約想起上了報紙的某樁小醜聞。
随後，我看到一位少年的面孔，往事慢慢浮現；我現在記得他了。
我相信他當時不叫格羅斯利，我覺得他的名字是單音節，但我不敢肯定。
他是個很高的小夥子（我看得愈來愈清楚了），很瘦，有點佝偻，隻有十八歲，但很早熟，有一頭拳曲發亮的棕發，五官相當粗大（現在看去沒那麼粗大了，或許因為他的臉又胖又腫），膚色特别鮮嫩，粉粉白白，就像女孩子的皮膚。
我想，一般人，尤其是女人，會覺得他是個非常英俊的少年，但對我們來說，他隻是個笨手笨腳的家夥。
我記得他不常來聽課，不，我記得的不是這個，課堂裡有很多學生，我記不清誰來誰沒來。
我記得解剖室。
在我旁邊的另一張解剖台上，他有一條腿要解剖，他幾乎沒碰過它；我忘了解剖其他部位的那些人為什麼說他做事馬虎，我猜他們不知何故覺得他礙事。
那些日子，關于此人有很多閑話，隔了三十年，我想起了其中一些。
有人說起格羅斯利是個浪蕩兒。
他喝酒如牛飲，很會玩女人。
那些年輕人多數很單純，他們帶到醫院的觀念都是在家裡和學校養成的。
有些人很古闆，吓着了；其他人，那些努力工作的，瞧不起他，質疑他怎能指望通過考試；但是，他令很多人興奮并且欣羨，他做的，正是他們若有勇氣也想做的。
格羅斯利有他的仰慕者，你常常可以看到一小幫人圍着他，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