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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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有一條紅磚小巷,位于第三街和湯森街交界處的南太平洋車站的背面。

    一到下午,人們昏昏欲睡無精打采,盡管人人都在辦公室工作,但你能感覺到那種即将來臨的急匆匆下班的氣氛,他們乘公交車上下班,情緒匆忙狂亂;很快,他們将一起從市場街和桑瑟姆街的一些高樓裡蜂擁而出,有的步行,有的搭乘公交車,人人衣着講究,穿行于舊金山勞工大衆步行的人潮之中。

    卡車司機,第三街上那些蓬頭垢面無家可歸窮困潦倒的流浪漢,甚至黑人,他們是那麼絕望,早就遠離東海岸,遠離責任義務,而且早就不再努力;因此現在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站在路邊,朝碎玻璃吐唾沫;有時一個下午,第三街和霍華德街交界處的一堵牆壁上會倚靠着五十個人。

    所有米爾布萊和聖卡洛斯領帶筆挺的美國和鋼鐵文明的生産者和上班族匆匆路過這裡,手裡拿着《舊金山紀事報》和《舊金山呼聲報》,甚至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憤世嫉俗;他們不得不去趕乘130、132、134、136,直至146次列車;直到晚餐時刻,才能回到鐵路大地的家中,那時,神奇的繁星高懸空中,追随着飛速行駛的貨物列車。

    這一切全都融入加利福尼亞,它是一片汪洋;下午烈日當頭,我遊離這片汪洋,穿着牛仔褲,頭枕蓋着手帕的司閘員信号燈或者(如果不在工作)書本沉思冥想。

    我擡頭仰望蔚藍的天空——完美失落的純潔,感受我身下古老美國木頭的扭曲;我與好幾層樓高的窗邊的幾個黑人亂侃,一切都在迎面蜂擁而至:貨車車廂正在那條小巷裡換岔編組,那條小巷很像洛厄爾的一些小巷;夜晚漸行漸近,我聽見遠處機車鳴笛呼喚着我們的群山。

     不過,我在南太平洋小巷上方總能看見那朵美麗的雲彩,那是浮雲,從奧克蘭或者北面的馬林金門海峽或者南面的聖何塞吹來,加州的清澈明淨令人心碎。

    這是一個懶懶散散昏昏欲睡、鼓聲低沉哼聲嗡嗡的下午,無所事事;古老的舊金山帶着大陸盡頭的悲傷——人們的悲傷——小巷擠滿了附近過來的卡車和公務轎車,沒有人認識或者根本不在乎我是誰,遠離出生地三千五百英裡,我的全部生活——啊,展現在面前,在偉大的美國,生活終于屬于我自己。

     夜幕降臨,第三街上亮起了一個個鮮豔的霓虹燈,還有一盞盞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出“噗噗”聲的黃色球形燈泡;一個個窮困潦倒的黑影悄悄消失在一處處破破爛爛的黃色陰影裡,就像衰敗堕落的舊中國,一貧如洗——安妮小巷的貓咪,不斷撲騰,呻吟着,滾動着,街頭充滿着黑暗。

    頭頂上藍色的天空繁星點點,高高懸挂在古老旅館的屋頂之上;旅館的鼓風機嗚咽着,排出店内灰塵;店内房客嘴裡吐出的話語藏污納垢,以牙還牙;閱覽室裡,大時鐘滴滴答答,靠背椅子和斜面書桌嘎吱作響,一張張飽經滄桑的面孔越過無框眼鏡查閱資料,這些眼鏡都是從西弗吉尼亞或者佛羅裡達或者利物浦的英國當鋪裡買來的,在我出生之前許多年,他們栉風沐雨,來到大陸的盡頭,世界歡樂的悲傷盡頭,你們所有的舊金山人都終将不得不再次墜落和被焚毀。

    可是,我在散步,一個夜晚,一個流浪漢掉進了建築工地的地洞,白天他們正在那裡開挖一個下水道,高大強壯的太平洋電氣公司青年工人們身着破爛的牛仔褲在工地幹活;我經常想走到他們中某些人的面前,比如那幾個金發碧眼的白人,頭發蓬亂,襯衣褴褛,對他們說:“你們應該申請去鐵路工作,那裡的活兒輕松多了。

    你們不必整天站在街頭,而且收入也豐厚多了。

    ”可是,這個流浪漢掉進了那個地洞,他的一隻腳露在洞外;一輛由某個怪人駕駛的英國MG汽車也曾在倒車時陷落那個地洞。

    當時,我剛結束星期六下午漫長的前往霍利斯特的慢車行車任務,列車離開聖何塞數英裡,穿越郁郁蔥蔥的田野,那裡有李子果汁的甜蜜,回到住處便看到這輛英國MG車,它車輪朝天,掉進了坑洞;流浪漢和警察站在四周,就在咖啡店外面——這是他們警戒的方式,但是他永遠沒有勇氣去做這件事情,因為他沒有錢,無處可去;唉,他父親死了,唉,他母親死了,唉,他姐姐死了,唉,他的歸屬死了,死了。

    但是,不過,就在那時,我也躺在我的房間裡,漫長的周六下午,喝着第五杯托考伊白葡萄酒,聽着跳躍的喬治[1],沒有茶,隻是躺在被單下聽着那瘋狂的音樂哈哈大笑,“媽媽,他對你的女兒那麼卑鄙”,媽媽,爸爸,你們别來這裡,我會殺了你們等等;我獨自在房間憂傷的環境裡越來越亢奮,一切都是那麼奇妙,了解黑人,遠方的美洲原住民,總能在農民的街上尋得他的慰藉,他的意義,不是在抽象的道德中尋找;甚至當他有教堂時,你也會看見牧師在教堂正門外向風華正茂的女士們鞠躬緻意;周日下午,在灑滿陽光的人行道上,你能聽見他雄渾嘹亮的聲音,充滿着性感的顫音,他說:“為什麼呀,對呀,媽媽,可《福音書》的确說過,人類誕生于女人的子宮……”可是,不對,所以當我爬出溫暖的被窩,來到街頭時,我才想起鐵路段要到星期天早晨五點打電話給我,也許叫我在市郊慢車上幹活,離開海灣,事實上,我總是随慢車離開海灣。

    于是,我去世界上所有狂野酒吧中的悲傷酒吧,唯一一家位于第三街和霍華德街交界處,我要去那裡,與瘋人們喝酒,如果我醉了,那我就是沒用的家夥。

     那天晚上,我與艾爾·巴克爾在那裡,一個妓女走到我跟前,她對我說:“吉姆,今晚你想跟我玩嗎?”我想我的錢不夠,後來把這事告訴了查利·洛;查利·洛笑着說:“你怎麼知道她要錢?有機會就别放過,她也許出來隻是為了愛情,或者為了愛情才出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男人别傻乎乎的。

    ”她是個漂亮的甜妞兒,說:“你願意跟我樂一樂嗎,我親愛的?”我站在那裡,像個傻瓜;事實上,那天晚上我買了酒,已經喝醉了,在二九九俱樂部裡,那裡的老闆打了我,樂隊的演奏打斷了鬥毆,我沒有機會決定是否對他進行反擊,我沒有反擊,走出俱樂部來到街上後,我又想沖進去,但是他們已經鎖上了大門,正透過門上的防盜玻璃隔窗看着我,那幾張臉活像海底怪獸——我應該跟她玩玩shurro-uruuruuruuruuruuruurkdier[2]

     盡管我是個司閘員,每月隻掙六百塊錢,我還是常去霍華德街上的公共餐館,這家餐館三個雞蛋賣二十六美分,兩個雞蛋二十一美分,附送烤面包片(幾乎沒有黃油)、咖啡(咖啡和糖塊幾乎不定量)、添了少量牛奶和食糖的麥片粥,味道就像發酸的舊襯衫,在烹調鍋子蒸汽的上方久久存留不散,好像他們正在用舊金山古老中國黴變了的洗滌衣物炖煨貧民區伐木工人的食物;後屋裡,一個個木桶上撲克遊戲正在進行,地震時期的老鼠竄來竄去。

    不過,事實上,這家餐館的食品大概是一八九〇或一九一〇年時期,遠在北方伐木營地的大竈廚師的水平,留着長辮的舊時中國人炒菜燒飯,咒罵那些不喜歡他們飯菜的人。

    價格令人難以置信,不過,有一次,我點了炖牛肉,它絕對是我一生中吃過的最糟糕的炖牛肉,跟你說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經常這樣對我,太讓人遺憾了,所以我試着對櫃台後面的那個怪家夥說說我的想法,可他是個婊子養的,粗暴得很,ech,ti-ti[3],我想這個櫃台服務員有點怪,他對待不可救藥淌着口水的醉鬼更是粗魯,“你想幹嗎,你以為你能進來像那樣胡作非為?天哪,還像模像樣的呢,對吧,要麼吃,要麼滾——蛋!”我的确經常在想,那種家夥在那種地方工作到底想幹什麼?他的鐵石心腸裡對窮困潦倒人們的一點同情心為什麼蕩然無存了?這條街上上下下都是像公共餐館那樣的餐館,專門面向黑人流浪漢、身無分文的酒鬼;他們在街上喝酒乞讨,剩下二十一美分,就跌跌撞撞進餐館,去吃他們一周裡第三或第四次食物;因為他們有時根本不吃東西,所以,你會看見他們躲在角落裡嘔吐白色的液态物,那是兩誇脫酸臭的劣等法國蘇特恩白葡萄酒,或者是兩誇脫白色甜雪利酒;他們胃裡空空什麼都沒有,他們大多數人隻有一條腿或拄着拐杖或腳上裹着繃帶,尼古丁和酒精雙重中毒。

    有一次,我從布林斯酒吧出發,穿過街道,來到市場街附近的第三街北端;一九五二年初,我住在俄羅斯山街區,還沒有深度了解鐵路第三街的全部恐怖和幽默。

    一個流浪漢,一個瘦弱多病的小流浪漢,很像安東·亞伯拉罕臉朝下躺在人行道上,一根拐杖丢在一旁,幾張舊的零碎報紙露出身外,看上去好像死了。

    我湊近細看,看看他是否還有呼吸,他已經沒氣了,另一個人與我一起低頭看他,我們一緻認為他已經死了。

    很快來了一個警察,他接手,同意我們的看法,并叫來了一輛車子。

    這個可憐的小流浪漢連同他流的血在内體重隻有約五十磅,一條人們不屑一顧的石闆鲭魚,像一根淌血的門釘,冷冰冰死了——啊,我告訴你——誰會注意到還有其他半死不活和已經死去的流浪漢,流浪漢,流浪漢,流浪漢,死了,死者數乘以X再乘以X次方,所有死去的流浪漢永遠死了,身無分文,一切都完結了,都耗幹了——躺在那裡。

    這是公共頭發餐館的常客,我在這家餐館吃過許多次三個雞蛋的早餐,幾乎每次都有幹烤面包片和一小圓碟燕麥粥,淡而無味像洗碗水一樣的咖啡。

    一切都是為了節約十四美分,那樣的話,我就能在我的小書裡自豪地記下一筆,記下這一天,證明我能夠在美國自在地生活,雖然每周工作七天,每月能掙六百美元,但每周我能靠不到十七美元生活,房租四美元二十美分就可以了,因為我還要花錢吃飯和睡覺;有時,我在沃森維爾鐵路段的另一頭,但大部分時間卻喜歡不花錢睡覺,睡在貨車守車肮髒的行李架上,很不舒服——我二十六美分的早餐,我的驕傲。

    那個不可思議的半怪人櫃台服務員端出菜肴,漫不經心地端給你,砰的一聲擺在桌上,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毫不掩飾,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你,就像斯坦貝克[4]筆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便餐推車的女主人公;在蒸汽桌旁冷漠辛苦幹活的中國人一副萎靡不振的樣子,頭發上套了一隻真正的長筒襪,好像在輪渡大樓建成前,剛被人從商業大街盡頭劫持過來一樣;但是他忘了這是一九五二年,還夢想着這是一八六〇年舊金山淘金熱時期——下雨天,你會幻覺他們後房裡藏着輪船。

     我沿着哈裡森大街散步,運貨卡車川流不息噪聲隆隆,朝着奧克蘭海灣大橋雄偉的主橋梁駛去,登上哈裡森山,大橋就能一覽無遺,它有點兒像天空中永恒的雷達裝置,在藍天的映襯下巍然屹立,空中掠過幾朵潔白的雲彩,飛過幾隻海鷗,陣陣海風、聖拉菲爾風暴的消息和一艘艘快艇激起片片海浪,一輛輛白癡般的轎車越過湍急的水域,在水精靈般的隆隆聲中急速駛向各自的終點。

    對了,我總是到那裡散步。

    一天下午,我從菲爾莫爾街高高的坡道上俯瞰整個舊金山,在那裡,你能看見開往東方的一艘艘輪船;昏昏欲睡的星期天早晨,你能看見台球房的傻瓜們,好像在爵士樂即興演奏會上打了一夜鼓,又在台球房打了一上午台球;我途經那些年邁貴婦人的豪華住宅,她們由女兒或女秘書贍養着,住宅正面是昔時舊金山數百萬的巨大難看的怪獸狀滴水嘴;遠在下方是金門大橋的藍色水道、惡魔島,塔馬爾巴斯山、聖巴勃羅海灣、索薩利托市的入海口,昏昏欲睡,圍繞着惡魔島;遠處,灌木叢生,賞心悅目的白色輪船劈風斬浪,駛向佐世保[5]

    越過哈裡森大街,下行至英巴卡迪諾海濱,繞過電報山,登上俄羅斯山,再下山去遊玩唐人街的一條條街道,沿卡尼大街回頭,穿過市場街,到達第三街,我放蕩之夜的霓虹燈在那裡閃爍着的命運之光,啊,随後,終于,在一個周日的黎明時刻,他們的确給我打電話了,奧克蘭海灣巨大的橋梁還時刻在我的腦海裡浮現,所有那種永恒太多太多,難以消化,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誰,而是像一個長發的肥胖大嬰兒,在黑暗裡醒來,努力尋思我是誰。

    門響了,是廉價旅館的總台服務員,他滿頭白發,戴着銀灰色眼鏡,身着整潔的衣服,大腹便便,顯得病怏怏的。

    他說他來自落基山城,看上去好像确實如此;他一直是納什·邦卡姆聯合酒店的總台服務員,在那裡已經連續幹了五十個熱浪滾滾的夏天,曬不到太陽的夏天,隻有大堂裡的棕膏油味道和南方影集裡的雪茄煙支架,他和他親愛的母親在一間被人遺忘的墓地小屋裡等待,所有那些支離破碎的過往曆史深深埋在心底,帶着狗熊的痕迹,沾着樹木的液汁,玉米地已耕作多時,黑人的嗓音早就在樹林深處消失,獵狗吠叫了它的最後一聲,此人長途跋涉來到西海岸,酷似其他不願受約束的美國人,臉色蒼白,年紀六十,抱怨多病;曾幾何時,他可能潇灑英俊,袋中有錢,是女人的夢中情人。

    可現在,他是個被人遺忘的小職員,也許還因為幾次僞造文書或者幾次無害的哄騙坐過幾天牢;也許也當過鐵路職工,也許曾經哭過,也許根本就沒有成功過;那天我說過,他像我一樣,看見金門大橋主梁高高飛越哈裡森車輛川流不息的山崗;一早醒來,和我一樣迷茫惆怅;此刻正在叫門,突然闖入我的世界,他正站在走廊破舊地毯上,加州大地震四十年以來,沮喪老人們的沉重腳步磨損了過道裡所有的地毯,衛生間也污迹斑斑,那邊最後的抽水馬桶桶身,最後的臭味和污垢,我猜,對了,那是世界的盡頭,世界血淋淋的盡頭,于是現在有人敲我的門了,我蘇醒過來說:“怎麼回事,是—是—是惡作劇嗎?嗨,讓不讓我睡覺啦?!他們這是幹什麼呀?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深更半夜的,在我房門前火燒火燎的,世間萬物都知道我沒有母親,沒有姐妹,沒有父親,沒有借錢,不過有張小床。

    ”我坐起身來問:“嗨,什麼事呀?”他說:“電話!”我不得不穿上牛仔褲,褲子很重,兜了小刀、皮夾之類的。

    我湊近看了看我的鐵路手表,手表挂在壁櫃的小門上,面對着我一閃一閃的,滴答滴答靜靜地報時,表上的時間是周日淩晨四點半。

    我身着牛仔褲,沒穿襯衣,噢,對了,穿了灰色工作襯衫,襯衣的下擺拖在褲外;我沿着貧民窟似的破舊的過道地毯走去,拿起電話。

    小小的昏昏欲睡的夜間服務台上放着鳥籠和痰盂,挂着房間鑰匙,舊毛巾堆放在洗淨的毛巾之上,毛巾的邊緣都已磨損起毛,上面印着變更初期每家旅館的名稱。

    電話是乘務組打來的,“凱魯亞克?”“是我。

    ”“凱魯亞克,今天早晨七點,舍曼的慢車。

    ”“舍曼的慢車,明白了。

    ”“海濱區外,你認識路嗎?”“認識。

    ”“你幹上星期天同樣的活——就這樣,凱魯亞——克。

    ”我們同時挂了電話。

    我自言自語說,好吧,又是海濱區那個令人讨厭的又老又髒的喋喋不休的貪得無厭的老不死老瘋子舍曼,他對我恨之入骨,我們在雷德伍德樞紐站編組貨車車廂時他尤其恨我;他總堅持要我在車尾工作,雖然我才幹了一年,讓我跟着蒸汽機車會更加容易些;可是我在車尾工作,他要我守在那裡,一節或一段車廂分離停下後,用一塊大木頭阻擋,那樣車廂就不會沿着斜坡滾動,釀成大禍。

    噢,好啦,不管怎樣,最終我将學着喜歡鐵路的,終有一天舍曼會喜歡我的,不管怎麼說,多做一天多一天收入。

     那是我的房間,星期天早晨顯得窄小昏暗;街頭和昨夜的所有瘋狂已經結束,流浪漢們已經睡去,或許還有一兩個四肢攤開躺在人行道上,脫下的羅紋緊身運動衫扔在台階上——我的思緒随着人生旋轉。

     于是,黎明時刻,我在我那昏暗的小房間裡——離上班還有兩個半小時,到時,我得把我的鐵路手表放進牛仔褲表袋裡,算好時間,給自己留出整八分鐘去車站趕七點一刻的112次列車。

    我必須趕上這班車,五英裡行程,穿過四條隧道,到達海濱區;火車鑽出舊金山悲哀的拉斯西恩隧道,雨蒙蒙的隧道口昏暗又滑稽,在霧氣朦胧的清晨,駛進突然出現的山谷,一座座陰森的小山貼近大海聳立,左邊是海灣,迷霧席卷而來,好像在晨霧中發狂;一棟棟白色的小屋為即将到來的聖誕節布置了藍色憂傷的彩燈,像在炫耀産權似的——我的整個心靈以及相伴的眼睛眺望着舊金山這種生活和工作的現實,帶有那種半性欲的欣喜顫動,性的能量正在工作、文化和自然迷霧恐懼的入口轉變成痛苦。

    我在小房間裡思量:如何能真正設法使自己感覺在接下來的兩個半小時裡過得充實,吃飽喝足,工作娛樂兩不誤。

    我躺在那裡,裹着厚毯子,感受淩晨的寒冷,真是夠刺激的!手表對着我滴答作響,我的雙腿在舒适破舊柔軟的被單裡舒展,被單上留有溫柔的淚痕或縫紉的線迹;我将身子蜷縮成一團,我很富裕但不亂花分文——我看着我的小書——我目不轉睛地看着《聖經》上的詞句。

    我在地闆上發現了最近的紅色星期六午後的《紀事報》體育版,在《偉大的美國》專欄裡刊登了橄榄球比賽的消息,借着透入房間的灰暗光線,我索然無味地讀了報道的結尾。

    舊金山是用木頭建成的,這使我在甯靜中心滿意足。

    我知道兩個半小時内不會有人打攪我,所有的流浪漢都已睡在他們自己永恒的床上,是否醒着,拿沒拿酒瓶,都沒關系——對于我來說,我感到快樂那才是最重要的。

    地闆上有我的鞋子,大号伐木靴,走起路來啪啪作響的工作靴,走在石子路基上不會扭了腳脖子——鞋子結實耐穿,穿上它們就像套上了轭,你就知道自己正在工作;所以,道理是一樣的,鞋子不是随意亂穿的,如果去餐館和劇場找樂子,就不能穿這種鞋子。

    昨天夜裡,鞋子在地闆上,放在破爛沒用的鞋子旁邊,一雙藍色帆布鞋,一九五二年款式,穿上它們,我走在“啊——我的——舊金山”高低不平的山坡人行道上輕松自如;我從俄羅斯山山頂的一處制高點俯瞰山下,北區海灘所有的屋宇和墨西哥夜總會的霓虹燈全都處在燈光閃爍的夜幕之中。

    我踏着百老彙古老的台階,朝山下那些景觀走去。

    山崗底下,他們正在努力新建一條穿山隧道——這雙鞋适合水邊湖畔、内河碼頭、公園小草地和一流景觀。

    工作鞋沾滿了塵土和各色各樣的機油——身邊放着皺巴巴的牛仔褲、皮帶、藍色紗線、小刀、梳子、鑰匙、道岔鑰匙以及火車守車鑰匙,褲子膝蓋處已經發白,帕亞羅河床的細沙磨的,褲子的臀部發黑,那是在調車場一輛又一輛機車上的油膩沙箱上蹭的——我生活中灰色的工作短褲,肮髒的汗衫背心,可憐巴巴的短襯褲,千孔百瘡的短襪。

    我的書桌上放着《聖經》,邊上是花生醬、生菜、葡萄幹面包;灰泥牆壁上有裂縫;沾滿積塵硬邦邦的花邊窗簾已無鑲飾花邊,不過硬如鐵片——在這個“浮雕”貧民旅館裡,灰塵經過這麼多年日積月累永恒積聚;雙眼通紅滿是黏液的垂死老人躺在那裡,沒有希望再走出房間,隻能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