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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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貯藏室緊裡頭面壁而坐。
打字機就擺在我的前面。
天很冷。
不光是我的手指凍得像石頭，還有我的鼻子。
我已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我正在腦子裡搜索詞句時一擡視線，看到的竟是牆壁，于是我想到，也許我不應該把桌子放在靠牆的地方。
牆壁太人格化。
它太能引起聯想。
它在跟我談集中營。
我在那邊也曾遇見過與我這堵牆壁相同的牆壁。
到達集中營時，大家無一例外都得去“罐子”裡。
那是看守們對那個地方的稱呼，一個小小的石頭籠子，長寬都是一米五，在裡面誰都不能站直也不能躺下。
他們一邊吼叫一邊用棍棒把我們從列車上趕下來。
我們必須奔跑着趕往集中營。
三公裡的行程，路況極差，還有人吼狗吠伴随，有時還會遭狗咬。
誰摔在地上，結果他生命的就是棍棒。
我們已經很虛弱，我們六天沒有吃飯，幾乎沒有喝水。
我們全身僵硬遲鈍，腿腳已經支撐不住身體。
在我旁邊有一個名叫莫施·克爾瑪的大學生，他在列車上與我待在同一個車廂。
在那六天裡，我們倆一直在聊天，而當時我們都堆擠在那大金屬鉗子當中悶得喘不過氣，金屬鉗子像鼻涕蟲一般在我們看不見的原野上爬行，我們的喉嚨幹得像八月末的幹草，我們周圍的人群呻吟着，哭泣着。
沒有空氣，沒有坐的地方。
人群中有老人、年輕姑娘、男人、女人。
緊靠我們倆的是一個年輕的媽媽和她隻有幾個月的孩子。
一個非常年輕的母親和她的嬰兒。
我會終生記住他們。
克爾瑪講的是費多琳的語言，費多琳把那千年古語存放在我身上，這語言在刹那間突然順暢地從我嘴唇裡冒了出來。
他博覽群書，還知道許多花卉的學名—甚至知道長在溪澗間的長春花，在我們那一帶，那是一種神話般的花兒，而他卻一直生活在“首都”，也就是說，離我們很遠的地方，離山區非常遠。
他從未去過高山，認為那簡直是另一個世界。
他手指纖細有如年輕女人，還有一頭柔滑的金色美發，一張嬌嫩的臉。
他穿一件曾經洗得很白淨的漂亮亞麻襯衫，襯衫硬胸上繡有螺旋形的花飾，那是一件參加舞會或幽會時穿的襯衫。
我先問他我上學期間熟悉的“首都”的消息。
在那個時期，我們省的人往往越過邊界去那裡。
哪怕這個城市屬于“同根兄弟”的國家，由于在帝國時期[1]，有好幾十年我們那個地區都是它的一部分[2]，所以我們當時去那裡還有賓至如歸一樣的感覺。
克爾瑪對我談到一些咖啡館，大學生們常去那裡喝熱過的酒，吃撒了芝麻的桂皮蛋糕；還談到散步場所埃爾西，埃爾西圍着一片美麗的湖泊，夏天，大家邀請一些年輕姑娘在湖裡劃船，冬天則在那裡溜冰；他還談到格洛肯施皮爾街的大圖書館和館藏的幾千冊金邊精裝書；還有施蒂普食堂，食堂裡那個名叫弗拉格裡克的胖胖的女人，她自認為是我們的母親，總愛用大勺大勺的濃味蔬菜炖肉塊和紅腸面包片把我們的菜盤盛得滿滿的。
然而，每當我問及一些我過去熟悉而且喜歡的地方時，大多數時間克爾瑪都回答我說，他已經起碼三年沒有再見過那些地方了，自從他和所有被他們诨稱為“外來人”的人被他們安置在已經變成猶太人居住區的“首都”舊城區之後，他就再沒有去過那裡。
但這塊圍起來的地區裡有一個去處他經常光顧，而且對我談了好長時間，這個地方于我是那樣親切，今天再提起它這個事實本身就讓我心跳加快，就讓我内心裡禁不住微笑起來：施蒂皮斯皮爾，一個小劇院，它的舞台很小，隻有四排座位。
在那裡上演的戲劇當然是全城最差的，但門票幾乎不花錢，而且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那些寒冷的日子，小劇院非常暖和溫馨，有如一垛幹草。
一天晚上，我跟烏利·雷特結伴去了小劇院，烏利·雷特是我大學的同學，樂天随和，笑起來就停不住，笑聲猶如銅闆瀉出的瀑布，他愛上了劇院裡一位見習女演員。
這位演員有點胖，淡褐色頭發，在一出沒頭沒尾的滑稽劇裡扮演一個不起眼的角色。
我正在打盹兒時，一位年輕姑娘在離我兩個座位的地方坐了下來。
在那個季節，她身上穿的衣服顯得十分單薄，這充分說明她來這裡的原因跟我一樣。
她有點發抖。
她多麼像一隻小鳥，一隻虛弱而活潑的山雀！她淡粉色的嘴唇微微張開，她在微笑。
她吹出嘴裡的熱氣暖暖她的小手，然後朝我轉過身來，注視着我。
一支古老的山歌這樣說，愛情前來敲門時，隻剩下了門，其餘的東西全部消失。
我們倆的眼睛就這樣交談了一個多鐘頭，當我們像木頭人一樣走出劇院時，隻有外面的寒冷能把
打字機就擺在我的前面。
天很冷。
不光是我的手指凍得像石頭，還有我的鼻子。
我已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我正在腦子裡搜索詞句時一擡視線，看到的竟是牆壁，于是我想到，也許我不應該把桌子放在靠牆的地方。
牆壁太人格化。
它太能引起聯想。
它在跟我談集中營。
我在那邊也曾遇見過與我這堵牆壁相同的牆壁。
到達集中營時，大家無一例外都得去“罐子”裡。
那是看守們對那個地方的稱呼，一個小小的石頭籠子，長寬都是一米五，在裡面誰都不能站直也不能躺下。
他們一邊吼叫一邊用棍棒把我們從列車上趕下來。
我們必須奔跑着趕往集中營。
三公裡的行程，路況極差，還有人吼狗吠伴随，有時還會遭狗咬。
誰摔在地上，結果他生命的就是棍棒。
我們已經很虛弱，我們六天沒有吃飯，幾乎沒有喝水。
我們全身僵硬遲鈍，腿腳已經支撐不住身體。
在我旁邊有一個名叫莫施·克爾瑪的大學生，他在列車上與我待在同一個車廂。
在那六天裡，我們倆一直在聊天，而當時我們都堆擠在那大金屬鉗子當中悶得喘不過氣，金屬鉗子像鼻涕蟲一般在我們看不見的原野上爬行，我們的喉嚨幹得像八月末的幹草，我們周圍的人群呻吟着，哭泣着。
沒有空氣，沒有坐的地方。
人群中有老人、年輕姑娘、男人、女人。
緊靠我們倆的是一個年輕的媽媽和她隻有幾個月的孩子。
一個非常年輕的母親和她的嬰兒。
我會終生記住他們。
克爾瑪講的是費多琳的語言，費多琳把那千年古語存放在我身上，這語言在刹那間突然順暢地從我嘴唇裡冒了出來。
他博覽群書，還知道許多花卉的學名—甚至知道長在溪澗間的長春花，在我們那一帶，那是一種神話般的花兒，而他卻一直生活在“首都”，也就是說，離我們很遠的地方，離山區非常遠。
他從未去過高山，認為那簡直是另一個世界。
他手指纖細有如年輕女人，還有一頭柔滑的金色美發，一張嬌嫩的臉。
他穿一件曾經洗得很白淨的漂亮亞麻襯衫，襯衫硬胸上繡有螺旋形的花飾，那是一件參加舞會或幽會時穿的襯衫。
我先問他我上學期間熟悉的“首都”的消息。
在那個時期，我們省的人往往越過邊界去那裡。
哪怕這個城市屬于“同根兄弟”的國家，由于在帝國時期
克爾瑪對我談到一些咖啡館，大學生們常去那裡喝熱過的酒，吃撒了芝麻的桂皮蛋糕；還談到散步場所埃爾西，埃爾西圍着一片美麗的湖泊，夏天，大家邀請一些年輕姑娘在湖裡劃船，冬天則在那裡溜冰；他還談到格洛肯施皮爾街的大圖書館和館藏的幾千冊金邊精裝書；還有施蒂普食堂，食堂裡那個名叫弗拉格裡克的胖胖的女人，她自認為是我們的母親，總愛用大勺大勺的濃味蔬菜炖肉塊和紅腸面包片把我們的菜盤盛得滿滿的。
然而，每當我問及一些我過去熟悉而且喜歡的地方時，大多數時間克爾瑪都回答我說，他已經起碼三年沒有再見過那些地方了，自從他和所有被他們诨稱為“外來人”的人被他們安置在已經變成猶太人居住區的“首都”舊城區之後，他就再沒有去過那裡。
但這塊圍起來的地區裡有一個去處他經常光顧，而且對我談了好長時間，這個地方于我是那樣親切，今天再提起它這個事實本身就讓我心跳加快，就讓我内心裡禁不住微笑起來：施蒂皮斯皮爾，一個小劇院，它的舞台很小，隻有四排座位。
在那裡上演的戲劇當然是全城最差的，但門票幾乎不花錢，而且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那些寒冷的日子，小劇院非常暖和溫馨，有如一垛幹草。
一天晚上，我跟烏利·雷特結伴去了小劇院，烏利·雷特是我大學的同學，樂天随和，笑起來就停不住，笑聲猶如銅闆瀉出的瀑布，他愛上了劇院裡一位見習女演員。
這位演員有點胖，淡褐色頭發，在一出沒頭沒尾的滑稽劇裡扮演一個不起眼的角色。
我正在打盹兒時，一位年輕姑娘在離我兩個座位的地方坐了下來。
在那個季節，她身上穿的衣服顯得十分單薄，這充分說明她來這裡的原因跟我一樣。
她有點發抖。
她多麼像一隻小鳥，一隻虛弱而活潑的山雀！她淡粉色的嘴唇微微張開，她在微笑。
她吹出嘴裡的熱氣暖暖她的小手，然後朝我轉過身來，注視着我。
一支古老的山歌這樣說，愛情前來敲門時，隻剩下了門，其餘的東西全部消失。
我們倆的眼睛就這樣交談了一個多鐘頭，當我們像木頭人一樣走出劇院時，隻有外面的寒冷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