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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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蘭先生。
他正借奧地利當局的協助，試圖将幾百名大戰期間自德國北部遭轟炸城市撤退至奧地利的德國難民小孩遣送回國。
他建議我加入紅十字會的護送隊，但籌備時間不知要等多久。
下午我和普卡·菲爾斯滕貝格的母親一起喝茶；她是位迷人的匈牙利老太太，擁有一棟很漂亮的房子。
她給了我幾本英文書和一些通心面及沙丁魚帶回家，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
我們在這裡都未經登記戶口，沒有人領得到糧票，已經又開始挨餓了。
每天我們都進樹林裡去采草菇，那便是日常主食。
前幾天我赤腳，不小心把大腳趾給劃破了，流血不止；格察·帕賈斯維奇堅持要替我把血吸出來，以防感染敗血症。
我們和阿波尼一家一起用餐，他們非常慷慨好客，但他們的存糧也很少。
8月28日，星期二 今天我和阿莉·帕賈斯維奇坐阿波尼的馬車去聖沃爾夫岡，希望能用我在格蒙登領的糧票換些食物。
施特羅布爾屬于薩爾斯堡區，格蒙登則屬于上奧地利省，所以這些糧票照理無效，卻幸運地換到我一周的配糧：一條黑面包、四分之一磅的牛油和半條香腸。
到目前為止，還算順利。
我們接着去探望圖恩夫婦，他們帶着三個小孩和他母親一起住在四個房間裡，請我們喝茶，并描述從東歐逃難過來的驚險故事。
回家路上，我們每經過一株梅樹都會停下來，車夫幫我們用力搖樹、撿梅子。
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他也在最後一分鐘逃出維也納）給我一小罐沙丁魚，這是非常珍貴的禮物，因為我并沒有為返鄉旅途做任何準備，而我很可能必須旅行數天。
8月29日，星期三 午餐後，吉納·利希滕施泰因（執政王子的太太）、她父親斐迪南·維爾切克、格察·安德拉西（西西·維爾切克未來的丈夫，他們倆剛宣布訂婚）乘坐一輛插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旗幟的汽車出現。
他們帶來梅特涅夫婦的消息，是從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那兒聽來的；加布裡埃爾從特裡爾去瓦杜茲探望家人，途中停留約翰尼斯貝格，見到了他們。
吉納在晚餐後離開，留下幾瓶琴酒，我們和阿波尼夫婦都喝得醺陶陶的。
這是一場成功的話别派對。
格察和阿莉·帕賈斯維奇明天即将前往艾爾特蒙斯特，最後定居瑞士，而我也終于要離開了。
8月30日，星期四 阿莉和格察·帕賈斯維奇已離開；房間裡少了他們的東西，顯得空蕩蕩的。
我也開始收拾行李。
馮·蘭先生給了我最後的指示，我将随難民小孩的車隊在明天下午5點出發。
馮·蘭先生陪我們去米托洛斯基家，在那兒喝了一點葡萄酒。
由于我搭的火車将直達德國不萊梅，克麗斯多·米托洛斯基怕我中途無法下車，給了我一個不萊梅的地址。
大家待到很晚才走路回家，途中被巡邏的憲兵攔下，因為忘了帶身份證，被罵了一頓。
離開的時刻愈來愈逼近，我也愈來愈緊張。
從我逃離柏林後，時隔已一整年，終于将重返德國。
以下摘錄自西西·安德拉西—維爾切克寫于1979年的一封信：我最後一次看見蜜絲，是在施特羅布爾的火車站月台上，她即将随同難民小孩返回德國。
擁别時，我們一起發了一個重誓：不願很快結婚，盡量保持“自由身”！……結果還不到一年，蜜絲就食言了！ 8月31日，星期五（記于1945年9月，萊茵河畔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寫了一封信給住在羅馬的伊連娜，然後最後一次穿上剛洗幹淨的紅十字會制服（我以護士的身份旅行），在施特羅布爾城内逛最後一圈，吃了午餐，然後在西西·維爾切克、艾伯特·埃爾茨及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陪同下去車站。
馮·蘭先生在薩爾斯堡與我們會合。
火車開了六個小時才抵達，因為兩輛美軍卡車在鐵軌上相撞，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拖走。
到薩爾斯堡之後，他們要我去搭另一節指揮部職員乘坐的車廂。
上車後一位迷人的護士幫我安頓好；車廂裡隻空出兩張長凳，其餘空間塞滿白面包、牛油、香腸和起司，全是美軍贈送的禮物，亦是供應800名小孩和40位大人兩個整天的食糧。
因另外幾百名小孩将從貝希特斯加登趕來，我們等了很久才終于全員到齊，出發上路。
總共有45節車廂，每節車廂裡裝着來自不同難民營的孩童及他們的老師。
大部分孩子看起來都很整潔，吃得也很好，都因為即将回家而顯得十分興奮。
自從不萊梅被炸毀，他們便被撤退到奧地利，過去一年都沒有家人的消息。
指揮部職員包括馮·蘭先生、一位醫生、一位秘書、我和另外一名護士，還有一位帶着4歲女兒寄住在蘭先生施特羅布爾家中的太太，再加上由一位美國軍官及四名男子組成的護衛隊。
火車在巴伐利亞邊界被攔下，等了很久，終于在深夜2點抵達慕尼黑。
城内火車站隻剩下一個巨大的鐵骨架。
當地紅十字會替孩子們準備了咖啡和三明治，各車廂輪流分發。
大家都睡得很差，因為空間太小，長椅又太硬。
9月1日，星期六 大戰于六年前的今天爆發；恍若隔世。
今天一早經過奧格斯堡，幾位同車廂的旅伴試着就月台上的水龍頭清洗一番，我則繼續昏睡。
火車繼續駛過紐倫堡、班貝克及維爾茨堡。
從車上看出去，每個城市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同樣的廢墟、同樣的荒涼。
我們在維爾茨堡停留了頗長一段時間，我下車徹底清洗了一番，然後和其他人開始準備食物，切面包（超過800條）、塗牛油、切香腸等等，一直忙到天黑。
每次停車都有人想擠上來，大多是剛退役的士兵。
照理說任何人都不準上車，但我們那位美國軍官人很好，讓他們擠進行李車廂内。
一路上我們都享用優先權，因為是特别車隊，不過出發後我還沒看見另外一輛載客列車，一般民衆似乎都搭貨車，而且發車時間也不一定。
基本上，德國就是一副慘相。
旅伴和我猛看地圖，想決定我在哪裡下車最好，有些人勸我一直坐到不萊梅，再設法從那裡去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我因為好奇，的确想去那裡看看（該區由英軍管理），可是必須繞太大一圈，實在沒道理。
今天我們找了一個地方停下來，開始分發食物。
我站在外面，孩子們依不同難民營排隊走過來領從火車上遞下來的食物。
他們看起來都很可愛，滿懷感激，尤其喜歡白面包；不斷向我們說“謝謝”。
發完後，很多擠上車的平民也走過來，替他們的小孩要食物，因為糧食很多，我們也發給他們。
然後我們将蠟燭插在馬克杯裡點燃，大家心情都變得比較好。
尤其是另一位護士和那位秘書，她們都是薩爾斯堡人，再過兩天就可以回家了。
她們唱維也納的民歌，我們應和。
接着大家又開始讨論我該怎麼辦？其中一位列車長說他将在富爾達之前的某個車站下車，火車将在那裡停兩分鐘，他建議我也在那兒下車；他會安排讓我在車站内夜宿，隔天我再搭火車去法蘭克福。
他認為我應該避開富爾達，因為整座城幾乎被炸成平地，已成了荒城，根本沒有車站。
快駛進那個小站時，我們站到車門旁等待，那位列車長手提一盞油燈，馮·蘭先生和兩位女伴則抱着我的行李。
火車慢慢駛過小站，卻沒有停下來，列車長跳了下去，狂亂地揮舞油燈，要司機停車讓我下車。
沒想到車速卻加快了。
所以我還是得在富爾達下車。
馮·蘭先生很生氣，企圖勸我打消這個主意，但我不願去不萊梅。
其他的人這時都去睡了。
我們一直注意看前方，終于看到一個像是富爾達車站的月台在遠方出現，我準備跳車，因為我不相信火車會停，不過至少車速減慢了，讓我可以溜下鐵軌。
馮·蘭先生随後将我的行李丢下車，并大叫，兩周後他會經過約翰尼斯貝格，會去看看我是否已安全抵達。
我很幸運，正好跳進一位提着油燈的鐵路工人臂彎中，他也剛跳下火車，也打算去富爾達。
他幫我提行李，我倆在漆黑的夜色中，踉跄穿過被炸爛的鐵軌、炸彈坑和纏住我們雙腳的電線，朝車站廢墟走過去。
我突然感到十分絕望，想到一旦走到富爾達後，得在月台上待一整夜，更覺得恐怖。
我的守望天使已消失在前方，他先去偵察情況；這時我突然看見一輛火車頭打着頭燈朝我慢慢駛來，我狂亂地揮手，它果然在我前方停下。
我問司機去哪裡，他答道：“哈瑙！”（哈瑙就在法蘭克福附近）但他必須先将貨車停去别的地方，但我可以先上車。
坐在火車頭裡開一整夜的車，似乎比待在被炸毀的車站内過夜吸引人些，于是我便在司機協助下，爬上車。
火車頭裡另有兩個男人，他們替我把行李挂在司機座位四周的鐵鈎上。
這時我的第一位旅伴，那名鐵路工人，也從黑暗裡沖出來，大家又把他也給拉上車來。
盡管火花不停濺到我身上，我卻滿心感激，因為坐在火爐旁很溫暖，估且不去想我那身潔白的制服到明天會變成啥模樣。
三位男士脾氣都很好，但剛開始都隻用單音節與我對話。
那名鐵路工人家就在附近，即将下車，他提議我跟他一起下車，到他家去等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他可以請我喝咖啡、吃蛋糕，“全是美國北佬送的！”我很感動，但還是婉拒了，因為覺得待在火車上，早點抵達法蘭克福的機會較大。
火車以我覺得吓人的高速度沖進黑夜裡，周遭鄉野滿目瘡痍，鐵軌仿佛随時都會中斷。
我們駛進一個名叫埃爾姆的地方停下來。
他們将後面的貨車車廂卸下，然後兩位司機就消失了，留我坐在火爐前的闆凳上打盹。
不久他們再度出現，顯得非常氣憤；雖然他們已連續工作24小時，但主管卻不準他們回哈瑙，反而命令他們再拖另一列貨車，回我們十個小時前經過的維爾茨堡。
我差點沒哭出來！個子又高又魁梧的主駕駛這時表示，既然已經答應要帶我去哈瑙，他無論如何絕不會食言。
于是他們先試着溜出車站，但轉轍軌已經接好了；接着他們決定停留一整個晚上，如果有人過來查看，我必須躲起來，否則可能會惹出麻煩。
我本想在地圖上找到我們現在的位置，卻一片茫然，正符合了我對“荒原”的想象！我下車蹒跚走進站内，假裝才剛剛進站，卻聽說下班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後天才會到。
駕駛一直跟着我。
突然對我說，以前他曾開過戈林和希特勒的專車，現在他已經替艾森豪威爾駕駛過兩次火車，而且他們請他去美國工作，月薪2000美元（他現在每個月賺400馬克）；在德國過的日子比狗還不如，他受夠了！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去美國？“我好像已經愛上你了！你說妙不妙！”我又踱回車上，希望另一個家夥會保護我，卻發現他已經睡死了。
我開始覺得很冷，試着升火——沒用！我把那個人叫醒，請他多加點煤。
這時我的仰慕者已回來，他倆叫我放心，說德國現在幾乎已經沒有火車司機了，主管非聽他們的不可，否則他們就罷工。
我說幸好戰争已經結束，否則他們這種表現等于犯了颠覆罪，會被吊死。
他們都同意我的說法。
9月2日，星期日 一個小時後，天開始亮了。
兩位司機抓起袋子就跑，向我保證馬上就會回來。
7點，站長終于在打電話向各方報備後決定讓步，打信号放我們出站，因為有别的車隊即将進站。
兩位司機啟動引擎，很快便加速朝哈瑙前進；我的包袱猛烈晃蕩，車外的鄉間景色迷人——至少在大松一口氣的我眼裡看來是如此。
早上9點抵達哈瑙，其中一位司機替我提行李，到站内一個挂了“閑人勿進”招牌的房間内。
友善地道别、感激地握手，并且跟我最後一包香煙說再見！ 管理那個房間的美軍上士很驚訝地看我一眼，問道：“你要不要去清洗一下？”然後遞給我一面鏡子。
我的臉上全是黑紋，圍着白圍裙的制服更是慘不忍睹。
他用鋼盔替我接了些水來，經過一番努力，我總算恢複人樣。
角落裡擺了一張行軍床，一個女孩坐在另一名士兵的大腿上。
她告訴我，她等開往科隆的火車已等了兩整天，不過現在似乎已安然接受完全不同的命運。
經過一番打聽之後，我找到另外一位十分鐘之後将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司機，他同意帶我；這一次好幾個人一起爬上火車。
兩位美國士兵幫我提行李，我們很快就上路了。
火車緩緩穿過法蘭克福——又是一大片廢墟。
我數數美因河上總共有六座橋，全已炸毀；由兩座浮橋代替。
抵達赫克斯特後，又等了三個半小時，接着坐一小時火車到威斯巴登，然後又等了兩個小時；最後再轉搭另一列火車到約翰尼斯貝格山腳下的小村莊——蓋森海姆。
和我一起下車的女孩，志願幫我把行李提到附近的烏爾蘇拉修道院。
我們開始往山坡上走，穿過保羅·梅特涅著名的葡萄園，我心裡一直祈禱他和塔蒂阿娜千萬别出門度周末了。
走了很久，才走到被炸毀的城堡前；那景象也夠慘的了，大門口隻剩下一間警衛室。
我看到的第一個人是柯尼希斯瓦特的管家，庫爾特。
他告訴我塔蒂阿娜和保羅已在十天前駕車前往薩爾斯堡——去找我！ 那時我已累得哭不出來，倒在管家的客廳裡。
庫爾特的太太莉澤特很快出現，讓我突然覺得又像回到過去一般。
在他們殷切的照顧下，我爬進一間看起來全新的卧室内唯一的一張床上。
一切等明天再說吧，現在我隻想睡覺，把所有的事都忘掉。
9月3日，星期一 今天我出去四處看看。
這棟警衛室是1943年經過盟軍轟炸約翰尼斯貝格城堡之後，剩下來唯一還算完整的建築，我住的那間小套房本來是給管家住的，現在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就住在裡面，管家則搬到樓上。
套房裡有客廳、一間卧室和一間浴室，窗外是一片圓形花圃（現在成了菠菜園）和一片寬闊的空地，通向被炸毀的城堡。
通過城堡原為窗戶的大洞，可以眺望下方的萊茵河谷。
城堡内到處可見梅特涅家族的扈從及佃戶，他們從現在又落入捷克手中的各個産業地逃來這裡，希望能謀個一差半職，但大部分的人整天無所事事，看了令人沮喪…… 我得知在美軍抵達柯尼希斯瓦特兩天後，塔蒂阿娜、保羅、父母親坐上一輛由兩匹馬拉的馬車，由七名一直在保羅産業上工作的前法國戰俘護送離開。
當地的美國指揮官恰巧是我們在美國一位表親的朋友，他警告家人，美軍很快必須将那一部分的捷克交給蘇聯，建議他們立刻離開。
結果他們總共花了28天才穿越德國，晚上寄住在農舍或谷倉裡，偶爾去朋友家住。
現在照顧我的庫爾特和莉澤特，帶着他們的女兒、女婿，和保羅的秘書丹豪福在幾個小時後，也乘坐另一輛馬車随後出發。
大部分财物都沒帶出來，令他們非常難過。
塔蒂阿娜和保羅帶的東西似乎也很少，到這裡後甚至連晚上蓋的毛毯都沒有。
這裡的東西全在1943年被炸毀了。
現在父母親住在巴登——巴登，在法國占領區内（小時候我們全家在那裡住了很多年）。
我聽說我們家有兩位在盟軍服役的親戚，曾經前來詢問我們的下落，想幫我們的忙：一位是吉姆·維耶曾斯基，他現在替蘇軍與法軍司令擔任聯絡官；另一位是葛吉·謝爾巴托夫叔叔，他是美國海軍少校，曾經擔任雅爾塔會議的口譯。
一整個早上都在設法申請許可證，去法國占領區探望父母。
丹豪福與我寸步不離，甚至陪我去采蘑菇。
他不信任美軍；有一批人已經強占了隔壁穆姆家族的宅邸，而且舉止惡劣，把很多家具和瓷器丢到窗外，還把奧莉莉和馬德琳的衣服分送給村裡的女孩。
稍晚布拉特·穆姆出現；他剛從位于法國理蘭斯附近的盟軍戰俘營放出來。
他在德國占領期間，回巴黎管理他們家族的香槟制造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交還給穆姆家族），法國人不原諒他這一點。
雖然他被囚禁了四個月，幾乎沒有東西可吃，不過看起來仍然很健康。
現在他和家人住在法蘭克福北邊的怡森堡。
他把我從奧地利帶回來一部分的信帶走了，答應會在法蘭克福寄出去，讓我心頭放下一個負擔。
他告訴我弗雷迪·霍斯特曼在蘇軍攻占柏林期間，一直搭帳篷住在樹林裡，所以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晚上，丹豪福帶我去蓋森海姆見盧齊厄·英厄爾海姆女伯爵；她現在替駐呂德斯海姆的美軍指揮官加文少校工作，亦是去年7月企圖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貝格的表親。
她答應替我想辦法申請去巴登—巴登的許可證。
9月4日，星期二 奧莉莉·穆姆帶着剛從英國占領區抵達的洛布科維茨來訪。
他說英軍頗守紀律，卻極不友善，而且會搶東西；像他從東歐産業帶來的那幾匹馬就被“充公”了。
這裡的食物種類不太平均；有極好的葡萄酒，足夠的牛奶，自己種的水果和蔬菜，卻一點肉都沒有。
但庫爾特仍堅持戴白手套上我們節省的餐點，在我耳邊低聲念出葡萄酒的年份。
每位仆人都争相服侍我，急切地想在這片荒廢的産業上做點正事。
9月5日，星期三 布拉特·穆姆再度帶來最新消息，阿爾菲·克拉裡帶着莉蒂從捷克逃了出來，據說就住在附近。
我會立刻開始找他們。
去村裡的補鞋匠店裡取我寄放的鞋子，回家路上撞見我在格蒙登認識的一位美軍，喬·哈姆林。
他現在已升少校；說他在哈瑙碰見一位美國陸軍女軍官，向她提起我，說我曾經對他描述戰時柏林的情況，他本來不信，後來親自去柏林後才相信我說的話。
那位女軍官告訴他，她認識塔蒂阿娜，還把他們在這裡的地址給了他。
于是他開車到約翰尼斯貝格來找他們，想告知關于我的消息，沒想到找不着他們，卻碰到了我！他正打算直接開回奧地利，我求他載我一起去，但他不敢，因為盟軍仍禁止與德國人“友好”，而我無論如何仍被視為德國人。
不過他同意替我帶信。
我們倆一起喝完保羅的一瓶葡萄酒，然後他就離開了。
下午我走路去看鄰居馬圖許卡夫婦，向他們借了幾本英文書。
他們一直非常幸運，美麗的城堡仍完整無缺，甚至到現在都不必供盟軍住宿，不過那跟他一直從事反納粹活動有關。
9月7日，星期五 我開始重新整理日記。
“七月密謀”之後，我一直用速記寫日記，而且記得非常潦草，我怕再拖下去，會忘了當時發生的事，或者根本看不懂自己的筆迹。
9月8日，星期六 和庫爾特一起出去采蘑菇，結果收獲不多，因為蘑菇季節快結束了。
這是個災難，因為蘑菇是肉的代替品。
喬·哈姆林回來了。
他見到了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他們現在住在施特羅布爾的菲爾斯滕貝格家。
他還帶了信回來；他們要我寄300瓶葡萄酒過去，可能想當現金用。
喬現在很後悔那時沒載我一起去。
他即将前往柏林，會設法替我找份工作，作為載我去奧地利與梅特涅夫婦聚首的理由。
如果這個計劃行不通，我便去巴登—巴登看父母。
今天漢斯·弗洛托出現了，從海德堡帶了兩位朋友來。
他已開始工作，看起來很健康。
柏林别後，我們一直沒見過面。
他說羅瑪莉·舍恩貝格現在替美國反情報單位工作，地點就在我待在那輛火車頭裡一整夜、附近的一個村莊裡。
晚上，一名退役軍官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了幾封信要給保羅。
六周前，他和一位朋友回去，結果染上白喉，遭捷克人囚禁，後來又被放出來。
聽他描述，情況并不樂觀。
現在美軍仍住在城堡内，經常開派對，邀請村裡的女孩去參加。
她們都帶着空皮箱去，然後滿載而歸。
現在開始拿我們的衣服了。
柯尼希斯瓦特的園丁寫道：“眼看美麗的城堡被如此玷污，實在心痛。
”那位軍官還帶來一封羅瑪莉表親——葛蕾特·羅翰寫的信——居然以平信從捷克境内的蘇聯占領區順利寄到柯尼希斯瓦特。
她和她的五位姐妹（年齡從15歲到22歲不等）被迫到圖瑙的一家旅館當仆役。
捷克人洗劫了她們家族的西希多城堡（1944年我還去那裡住過），把所有家具都搬去布拉格。
我不禁想到那些由米尼亞爾、納蒂埃和裡戈畫的美麗家族肖像——它們全是羅翰家族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從法國帶到波希米亞的寶物——不知前途如何？葛蕾特現在急着想返回奧地利與她的未婚夫團聚，現在請弗朗茨—約瑟夫·利希滕施泰因王子的其中一位弟弟（他可以自由旅行），替她們想辦法。
蘇台德的德國人在1938年投票決定歸并德國，此刻得付出慘痛的代價。
捷克人現在毫不留情地驅逐他們出境，讓捷克本國人移進他們的産業及家園。
負責保羅産業的經紀人便遭到逮捕，妻小都被趕出國，而且當局不準他們帶走任何财物。
梅特涅家族位于捷克斯洛伐克普拉斯另一片産業的林務經理更慘，和他的姐姐及管家一起遭到謀殺，美國人隻是冷眼旁觀。
9月9日，星期日 我的小收音機經過長途跋涉，終于壯烈成仁。
送修之後，我對世界情勢新發展一無所知，隻能看書和整理日記。
9月10日，星期一 整天看書、寫東西、睡覺，在美麗的樹林裡散步。
其實有點詭異，因為一個人影都看不見。
9月13日，星期四 到英厄爾海姆夫婦家吃晚餐，施陶芬貝格家族的一位年輕人也在。
他在達豪集中營内關了好幾個月，表示有一位參與“七月密謀”的馮·施拉布倫多夫先生逃過一死，并保存了許多關于反納粹活動的文件，他打算出版。
的确，此刻應該把真相公諸世間，一般大衆到現在對那次事件的了解仍相當有限，像是外傳隆美爾“自殺”的内情，最近才被揭發。
記得亞當·特羅特在被逮捕前，曾經考慮想讓《倫敦時報》發表全部的内幕，當時我堅決反對，生怕會對密謀者造成更不利的影響。
現在情況不同了，就算是對他們的犧牲奉獻聊表敬意吧。
馮·施拉布倫多夫博士的著作《反希特勒的軍官》于1946年出版，成為第一本描述德國反抗活動的目擊紀錄，直到今天仍是最可靠的史實資料。
9月14日，星期五 又有柯尼希斯瓦特的新消息。
艾伯特夫婦已遭到逮捕，捷克人指控他們是間諜。
為什麼他們還留在那裡？ 9月1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向盧齊厄·英厄爾海姆借自行車，騎去威斯巴登拿我的收音機。
路程漫長，而且空手而返。
菲利浦牌的小燈壞了，無法換新的。
本來帶了一瓶保羅·梅特涅的酒，打算當作修理費用，後來又得老遠拎回家。
沒有音樂聽真可悲。
威斯巴登充斥駕着吉普車橫沖直撞的美國士兵，他們大多身穿盟軍制服。
不過那裡跟薩爾斯堡很不一樣，一個俄國兵都看不見。
城内滿目瘡痍。
回家途中在艾爾特維爾停留，去探望埃爾茨一家人。
雅各布的母親看起來仍然年輕美麗，她的母親勒文斯坦公主也住在那裡，再加上其他幾位逃難的女士。
我還記得在特普利茨城堡内看過薩金特替她和她美麗的姐姐，即阿爾菲的母親，泰瑞斯·克拉裡畫的肖像。
和她們現在的窘境相較，對比多麼地強烈——愛德華時代的黃金時代不再！她們告訴我，阿爾菲與莉蒂現在住在布隆巴赫的勒文斯坦府邸。
他們被迫在特普利茨的農田裡挖了一段時間的馬鈴薯，後來平安逃了出來，唯一生還的兒子馬庫斯現在被關在蘇聯戰俘營内。
9月16日，星期日 時間又撥回一小時，我因此足足睡了14個小時。
過去幾個月的睡眠不足，現在慢慢補回來。
今天上教堂做禮拜，本地神父——一位薩沃納羅拉派的小個子——情緒異常激動地講了一段經，痛罵納粹黨。
現在才罵！…… 騎自行車去馬圖許卡家吃午餐。
吃到一半時，約翰尼斯貝格城堡一位女仆騎自行車過來找我，說有一位美國将軍開車去城堡，指名要見我。
原來是一直負責指揮柯尼希斯瓦特區域美軍的皮爾斯陸軍準将，最近才調走，他在返回美國前，特别開車過來，想向梅特涅夫婦報告他們産業的最新狀況。
現在捷克當局同意讓美國大使斯坦哈特接收城堡作為夏季别墅，如此一來，至少可以保證城堡會繼續存在下去，也可以保存剩下的财物。
皮爾斯将軍還帶來一封艾伯特夫婦寫的信，他們仍被拘留。
9月17日，星期一 陪馬圖許卡夫婦開車轉了一整天，搞政治活動。
一個新的基督教民主政黨剛剛成立。
即基督教民主聯盟；戰後該黨與巴伐利亞的相對黨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壇上交替執政。
回約翰尼斯貝格城堡的路上，繞道施瓦爾巴赫溫泉，穿過圖瑙斯美麗的森林區。
那兒的甯谧是如此完整、徹底，充滿了安詳平靜之感…… 我的日記到此結束。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未來的丈夫，彼得·哈恩登。
） 瑪麗·瓦西裡奇科夫—哈恩登 柏林1940—倫敦1978
他正借奧地利當局的協助，試圖将幾百名大戰期間自德國北部遭轟炸城市撤退至奧地利的德國難民小孩遣送回國。
他建議我加入紅十字會的護送隊，但籌備時間不知要等多久。
下午我和普卡·菲爾斯滕貝格的母親一起喝茶；她是位迷人的匈牙利老太太，擁有一棟很漂亮的房子。
她給了我幾本英文書和一些通心面及沙丁魚帶回家，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
我們在這裡都未經登記戶口，沒有人領得到糧票，已經又開始挨餓了。
每天我們都進樹林裡去采草菇，那便是日常主食。
前幾天我赤腳，不小心把大腳趾給劃破了，流血不止；格察·帕賈斯維奇堅持要替我把血吸出來，以防感染敗血症。
我們和阿波尼一家一起用餐，他們非常慷慨好客，但他們的存糧也很少。
8月28日，星期二 今天我和阿莉·帕賈斯維奇坐阿波尼的馬車去聖沃爾夫岡，希望能用我在格蒙登領的糧票換些食物。
施特羅布爾屬于薩爾斯堡區，格蒙登則屬于上奧地利省，所以這些糧票照理無效，卻幸運地換到我一周的配糧：一條黑面包、四分之一磅的牛油和半條香腸。
到目前為止，還算順利。
我們接着去探望圖恩夫婦，他們帶着三個小孩和他母親一起住在四個房間裡，請我們喝茶，并描述從東歐逃難過來的驚險故事。
回家路上，我們每經過一株梅樹都會停下來，車夫幫我們用力搖樹、撿梅子。
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他也在最後一分鐘逃出維也納）給我一小罐沙丁魚，這是非常珍貴的禮物，因為我并沒有為返鄉旅途做任何準備，而我很可能必須旅行數天。
8月29日，星期三 午餐後，吉納·利希滕施泰因（執政王子的太太）、她父親斐迪南·維爾切克、格察·安德拉西（西西·維爾切克未來的丈夫，他們倆剛宣布訂婚）乘坐一輛插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旗幟的汽車出現。
他們帶來梅特涅夫婦的消息，是從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那兒聽來的；加布裡埃爾從特裡爾去瓦杜茲探望家人，途中停留約翰尼斯貝格，見到了他們。
吉納在晚餐後離開，留下幾瓶琴酒，我們和阿波尼夫婦都喝得醺陶陶的。
這是一場成功的話别派對。
格察和阿莉·帕賈斯維奇明天即将前往艾爾特蒙斯特，最後定居瑞士，而我也終于要離開了。
8月30日，星期四 阿莉和格察·帕賈斯維奇已離開；房間裡少了他們的東西，顯得空蕩蕩的。
我也開始收拾行李。
馮·蘭先生給了我最後的指示，我将随難民小孩的車隊在明天下午5點出發。
馮·蘭先生陪我們去米托洛斯基家，在那兒喝了一點葡萄酒。
由于我搭的火車将直達德國不萊梅，克麗斯多·米托洛斯基怕我中途無法下車，給了我一個不萊梅的地址。
大家待到很晚才走路回家，途中被巡邏的憲兵攔下，因為忘了帶身份證，被罵了一頓。
離開的時刻愈來愈逼近，我也愈來愈緊張。
從我逃離柏林後，時隔已一整年，終于将重返德國。
以下摘錄自西西·安德拉西—維爾切克寫于1979年的一封信：我最後一次看見蜜絲，是在施特羅布爾的火車站月台上，她即将随同難民小孩返回德國。
擁别時，我們一起發了一個重誓：不願很快結婚，盡量保持“自由身”！……結果還不到一年，蜜絲就食言了！ 8月31日，星期五（記于1945年9月，萊茵河畔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寫了一封信給住在羅馬的伊連娜，然後最後一次穿上剛洗幹淨的紅十字會制服（我以護士的身份旅行），在施特羅布爾城内逛最後一圈，吃了午餐，然後在西西·維爾切克、艾伯特·埃爾茨及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陪同下去車站。
馮·蘭先生在薩爾斯堡與我們會合。
火車開了六個小時才抵達，因為兩輛美軍卡車在鐵軌上相撞，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拖走。
到薩爾斯堡之後，他們要我去搭另一節指揮部職員乘坐的車廂。
上車後一位迷人的護士幫我安頓好；車廂裡隻空出兩張長凳，其餘空間塞滿白面包、牛油、香腸和起司，全是美軍贈送的禮物，亦是供應800名小孩和40位大人兩個整天的食糧。
因另外幾百名小孩将從貝希特斯加登趕來，我們等了很久才終于全員到齊，出發上路。
總共有45節車廂，每節車廂裡裝着來自不同難民營的孩童及他們的老師。
大部分孩子看起來都很整潔，吃得也很好，都因為即将回家而顯得十分興奮。
自從不萊梅被炸毀，他們便被撤退到奧地利，過去一年都沒有家人的消息。
指揮部職員包括馮·蘭先生、一位醫生、一位秘書、我和另外一名護士，還有一位帶着4歲女兒寄住在蘭先生施特羅布爾家中的太太，再加上由一位美國軍官及四名男子組成的護衛隊。
火車在巴伐利亞邊界被攔下，等了很久，終于在深夜2點抵達慕尼黑。
城内火車站隻剩下一個巨大的鐵骨架。
當地紅十字會替孩子們準備了咖啡和三明治，各車廂輪流分發。
大家都睡得很差，因為空間太小，長椅又太硬。
9月1日，星期六 大戰于六年前的今天爆發；恍若隔世。
今天一早經過奧格斯堡，幾位同車廂的旅伴試着就月台上的水龍頭清洗一番，我則繼續昏睡。
火車繼續駛過紐倫堡、班貝克及維爾茨堡。
從車上看出去，每個城市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同樣的廢墟、同樣的荒涼。
我們在維爾茨堡停留了頗長一段時間，我下車徹底清洗了一番，然後和其他人開始準備食物，切面包（超過800條）、塗牛油、切香腸等等，一直忙到天黑。
每次停車都有人想擠上來，大多是剛退役的士兵。
照理說任何人都不準上車，但我們那位美國軍官人很好，讓他們擠進行李車廂内。
一路上我們都享用優先權，因為是特别車隊，不過出發後我還沒看見另外一輛載客列車，一般民衆似乎都搭貨車，而且發車時間也不一定。
基本上，德國就是一副慘相。
旅伴和我猛看地圖，想決定我在哪裡下車最好，有些人勸我一直坐到不萊梅，再設法從那裡去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我因為好奇，的确想去那裡看看（該區由英軍管理），可是必須繞太大一圈，實在沒道理。
今天我們找了一個地方停下來，開始分發食物。
我站在外面，孩子們依不同難民營排隊走過來領從火車上遞下來的食物。
他們看起來都很可愛，滿懷感激，尤其喜歡白面包；不斷向我們說“謝謝”。
發完後，很多擠上車的平民也走過來，替他們的小孩要食物，因為糧食很多，我們也發給他們。
然後我們将蠟燭插在馬克杯裡點燃，大家心情都變得比較好。
尤其是另一位護士和那位秘書，她們都是薩爾斯堡人，再過兩天就可以回家了。
她們唱維也納的民歌，我們應和。
接着大家又開始讨論我該怎麼辦？其中一位列車長說他将在富爾達之前的某個車站下車，火車将在那裡停兩分鐘，他建議我也在那兒下車；他會安排讓我在車站内夜宿，隔天我再搭火車去法蘭克福。
他認為我應該避開富爾達，因為整座城幾乎被炸成平地，已成了荒城，根本沒有車站。
快駛進那個小站時，我們站到車門旁等待，那位列車長手提一盞油燈，馮·蘭先生和兩位女伴則抱着我的行李。
火車慢慢駛過小站，卻沒有停下來，列車長跳了下去，狂亂地揮舞油燈，要司機停車讓我下車。
沒想到車速卻加快了。
所以我還是得在富爾達下車。
馮·蘭先生很生氣，企圖勸我打消這個主意，但我不願去不萊梅。
其他的人這時都去睡了。
我們一直注意看前方，終于看到一個像是富爾達車站的月台在遠方出現，我準備跳車，因為我不相信火車會停，不過至少車速減慢了，讓我可以溜下鐵軌。
馮·蘭先生随後将我的行李丢下車，并大叫，兩周後他會經過約翰尼斯貝格，會去看看我是否已安全抵達。
我很幸運，正好跳進一位提着油燈的鐵路工人臂彎中，他也剛跳下火車，也打算去富爾達。
他幫我提行李，我倆在漆黑的夜色中，踉跄穿過被炸爛的鐵軌、炸彈坑和纏住我們雙腳的電線，朝車站廢墟走過去。
我突然感到十分絕望，想到一旦走到富爾達後，得在月台上待一整夜，更覺得恐怖。
我的守望天使已消失在前方，他先去偵察情況；這時我突然看見一輛火車頭打着頭燈朝我慢慢駛來，我狂亂地揮手，它果然在我前方停下。
我問司機去哪裡，他答道：“哈瑙！”（哈瑙就在法蘭克福附近）但他必須先将貨車停去别的地方，但我可以先上車。
坐在火車頭裡開一整夜的車，似乎比待在被炸毀的車站内過夜吸引人些，于是我便在司機協助下，爬上車。
火車頭裡另有兩個男人，他們替我把行李挂在司機座位四周的鐵鈎上。
這時我的第一位旅伴，那名鐵路工人，也從黑暗裡沖出來，大家又把他也給拉上車來。
盡管火花不停濺到我身上，我卻滿心感激，因為坐在火爐旁很溫暖，估且不去想我那身潔白的制服到明天會變成啥模樣。
三位男士脾氣都很好，但剛開始都隻用單音節與我對話。
那名鐵路工人家就在附近，即将下車，他提議我跟他一起下車，到他家去等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他可以請我喝咖啡、吃蛋糕，“全是美國北佬送的！”我很感動，但還是婉拒了，因為覺得待在火車上，早點抵達法蘭克福的機會較大。
火車以我覺得吓人的高速度沖進黑夜裡，周遭鄉野滿目瘡痍，鐵軌仿佛随時都會中斷。
我們駛進一個名叫埃爾姆的地方停下來。
他們将後面的貨車車廂卸下，然後兩位司機就消失了，留我坐在火爐前的闆凳上打盹。
不久他們再度出現，顯得非常氣憤；雖然他們已連續工作24小時，但主管卻不準他們回哈瑙，反而命令他們再拖另一列貨車，回我們十個小時前經過的維爾茨堡。
我差點沒哭出來！個子又高又魁梧的主駕駛這時表示，既然已經答應要帶我去哈瑙，他無論如何絕不會食言。
于是他們先試着溜出車站，但轉轍軌已經接好了；接着他們決定停留一整個晚上，如果有人過來查看，我必須躲起來，否則可能會惹出麻煩。
我本想在地圖上找到我們現在的位置，卻一片茫然，正符合了我對“荒原”的想象！我下車蹒跚走進站内，假裝才剛剛進站，卻聽說下班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後天才會到。
駕駛一直跟着我。
突然對我說，以前他曾開過戈林和希特勒的專車，現在他已經替艾森豪威爾駕駛過兩次火車，而且他們請他去美國工作，月薪2000美元（他現在每個月賺400馬克）；在德國過的日子比狗還不如，他受夠了！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去美國？“我好像已經愛上你了！你說妙不妙！”我又踱回車上，希望另一個家夥會保護我，卻發現他已經睡死了。
我開始覺得很冷，試着升火——沒用！我把那個人叫醒，請他多加點煤。
這時我的仰慕者已回來，他倆叫我放心，說德國現在幾乎已經沒有火車司機了，主管非聽他們的不可，否則他們就罷工。
我說幸好戰争已經結束，否則他們這種表現等于犯了颠覆罪，會被吊死。
他們都同意我的說法。
9月2日，星期日 一個小時後，天開始亮了。
兩位司機抓起袋子就跑，向我保證馬上就會回來。
7點，站長終于在打電話向各方報備後決定讓步，打信号放我們出站，因為有别的車隊即将進站。
兩位司機啟動引擎，很快便加速朝哈瑙前進；我的包袱猛烈晃蕩，車外的鄉間景色迷人——至少在大松一口氣的我眼裡看來是如此。
早上9點抵達哈瑙，其中一位司機替我提行李，到站内一個挂了“閑人勿進”招牌的房間内。
友善地道别、感激地握手，并且跟我最後一包香煙說再見！ 管理那個房間的美軍上士很驚訝地看我一眼，問道：“你要不要去清洗一下？”然後遞給我一面鏡子。
我的臉上全是黑紋，圍着白圍裙的制服更是慘不忍睹。
他用鋼盔替我接了些水來，經過一番努力，我總算恢複人樣。
角落裡擺了一張行軍床，一個女孩坐在另一名士兵的大腿上。
她告訴我，她等開往科隆的火車已等了兩整天，不過現在似乎已安然接受完全不同的命運。
經過一番打聽之後，我找到另外一位十分鐘之後将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司機，他同意帶我；這一次好幾個人一起爬上火車。
兩位美國士兵幫我提行李，我們很快就上路了。
火車緩緩穿過法蘭克福——又是一大片廢墟。
我數數美因河上總共有六座橋，全已炸毀；由兩座浮橋代替。
抵達赫克斯特後，又等了三個半小時，接着坐一小時火車到威斯巴登，然後又等了兩個小時；最後再轉搭另一列火車到約翰尼斯貝格山腳下的小村莊——蓋森海姆。
和我一起下車的女孩，志願幫我把行李提到附近的烏爾蘇拉修道院。
我們開始往山坡上走，穿過保羅·梅特涅著名的葡萄園，我心裡一直祈禱他和塔蒂阿娜千萬别出門度周末了。
走了很久，才走到被炸毀的城堡前；那景象也夠慘的了，大門口隻剩下一間警衛室。
我看到的第一個人是柯尼希斯瓦特的管家，庫爾特。
他告訴我塔蒂阿娜和保羅已在十天前駕車前往薩爾斯堡——去找我！ 那時我已累得哭不出來，倒在管家的客廳裡。
庫爾特的太太莉澤特很快出現，讓我突然覺得又像回到過去一般。
在他們殷切的照顧下，我爬進一間看起來全新的卧室内唯一的一張床上。
一切等明天再說吧，現在我隻想睡覺，把所有的事都忘掉。
9月3日，星期一 今天我出去四處看看。
這棟警衛室是1943年經過盟軍轟炸約翰尼斯貝格城堡之後，剩下來唯一還算完整的建築，我住的那間小套房本來是給管家住的，現在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就住在裡面，管家則搬到樓上。
套房裡有客廳、一間卧室和一間浴室，窗外是一片圓形花圃（現在成了菠菜園）和一片寬闊的空地，通向被炸毀的城堡。
通過城堡原為窗戶的大洞，可以眺望下方的萊茵河谷。
城堡内到處可見梅特涅家族的扈從及佃戶，他們從現在又落入捷克手中的各個産業地逃來這裡，希望能謀個一差半職，但大部分的人整天無所事事，看了令人沮喪…… 我得知在美軍抵達柯尼希斯瓦特兩天後，塔蒂阿娜、保羅、父母親坐上一輛由兩匹馬拉的馬車，由七名一直在保羅産業上工作的前法國戰俘護送離開。
當地的美國指揮官恰巧是我們在美國一位表親的朋友，他警告家人，美軍很快必須将那一部分的捷克交給蘇聯，建議他們立刻離開。
結果他們總共花了28天才穿越德國，晚上寄住在農舍或谷倉裡，偶爾去朋友家住。
現在照顧我的庫爾特和莉澤特，帶着他們的女兒、女婿，和保羅的秘書丹豪福在幾個小時後，也乘坐另一輛馬車随後出發。
大部分财物都沒帶出來，令他們非常難過。
塔蒂阿娜和保羅帶的東西似乎也很少，到這裡後甚至連晚上蓋的毛毯都沒有。
這裡的東西全在1943年被炸毀了。
現在父母親住在巴登——巴登，在法國占領區内（小時候我們全家在那裡住了很多年）。
我聽說我們家有兩位在盟軍服役的親戚，曾經前來詢問我們的下落，想幫我們的忙：一位是吉姆·維耶曾斯基，他現在替蘇軍與法軍司令擔任聯絡官；另一位是葛吉·謝爾巴托夫叔叔，他是美國海軍少校，曾經擔任雅爾塔會議的口譯。
一整個早上都在設法申請許可證，去法國占領區探望父母。
丹豪福與我寸步不離，甚至陪我去采蘑菇。
他不信任美軍；有一批人已經強占了隔壁穆姆家族的宅邸，而且舉止惡劣，把很多家具和瓷器丢到窗外，還把奧莉莉和馬德琳的衣服分送給村裡的女孩。
稍晚布拉特·穆姆出現；他剛從位于法國理蘭斯附近的盟軍戰俘營放出來。
他在德國占領期間，回巴黎管理他們家族的香槟制造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交還給穆姆家族），法國人不原諒他這一點。
雖然他被囚禁了四個月，幾乎沒有東西可吃，不過看起來仍然很健康。
現在他和家人住在法蘭克福北邊的怡森堡。
他把我從奧地利帶回來一部分的信帶走了，答應會在法蘭克福寄出去，讓我心頭放下一個負擔。
他告訴我弗雷迪·霍斯特曼在蘇軍攻占柏林期間，一直搭帳篷住在樹林裡，所以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晚上，丹豪福帶我去蓋森海姆見盧齊厄·英厄爾海姆女伯爵；她現在替駐呂德斯海姆的美軍指揮官加文少校工作，亦是去年7月企圖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貝格的表親。
她答應替我想辦法申請去巴登—巴登的許可證。
9月4日，星期二 奧莉莉·穆姆帶着剛從英國占領區抵達的洛布科維茨來訪。
他說英軍頗守紀律，卻極不友善，而且會搶東西；像他從東歐産業帶來的那幾匹馬就被“充公”了。
這裡的食物種類不太平均；有極好的葡萄酒，足夠的牛奶，自己種的水果和蔬菜，卻一點肉都沒有。
但庫爾特仍堅持戴白手套上我們節省的餐點，在我耳邊低聲念出葡萄酒的年份。
每位仆人都争相服侍我，急切地想在這片荒廢的産業上做點正事。
9月5日，星期三 布拉特·穆姆再度帶來最新消息，阿爾菲·克拉裡帶着莉蒂從捷克逃了出來，據說就住在附近。
我會立刻開始找他們。
去村裡的補鞋匠店裡取我寄放的鞋子，回家路上撞見我在格蒙登認識的一位美軍，喬·哈姆林。
他現在已升少校；說他在哈瑙碰見一位美國陸軍女軍官，向她提起我，說我曾經對他描述戰時柏林的情況，他本來不信，後來親自去柏林後才相信我說的話。
那位女軍官告訴他，她認識塔蒂阿娜，還把他們在這裡的地址給了他。
于是他開車到約翰尼斯貝格來找他們，想告知關于我的消息，沒想到找不着他們，卻碰到了我！他正打算直接開回奧地利，我求他載我一起去，但他不敢，因為盟軍仍禁止與德國人“友好”，而我無論如何仍被視為德國人。
不過他同意替我帶信。
我們倆一起喝完保羅的一瓶葡萄酒，然後他就離開了。
下午我走路去看鄰居馬圖許卡夫婦，向他們借了幾本英文書。
他們一直非常幸運，美麗的城堡仍完整無缺，甚至到現在都不必供盟軍住宿，不過那跟他一直從事反納粹活動有關。
9月7日，星期五 我開始重新整理日記。
“七月密謀”之後，我一直用速記寫日記，而且記得非常潦草，我怕再拖下去，會忘了當時發生的事，或者根本看不懂自己的筆迹。
9月8日，星期六 和庫爾特一起出去采蘑菇，結果收獲不多，因為蘑菇季節快結束了。
這是個災難，因為蘑菇是肉的代替品。
喬·哈姆林回來了。
他見到了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他們現在住在施特羅布爾的菲爾斯滕貝格家。
他還帶了信回來；他們要我寄300瓶葡萄酒過去，可能想當現金用。
喬現在很後悔那時沒載我一起去。
他即将前往柏林，會設法替我找份工作，作為載我去奧地利與梅特涅夫婦聚首的理由。
如果這個計劃行不通，我便去巴登—巴登看父母。
今天漢斯·弗洛托出現了，從海德堡帶了兩位朋友來。
他已開始工作，看起來很健康。
柏林别後，我們一直沒見過面。
他說羅瑪莉·舍恩貝格現在替美國反情報單位工作，地點就在我待在那輛火車頭裡一整夜、附近的一個村莊裡。
晚上，一名退役軍官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了幾封信要給保羅。
六周前，他和一位朋友回去，結果染上白喉，遭捷克人囚禁，後來又被放出來。
聽他描述，情況并不樂觀。
現在美軍仍住在城堡内，經常開派對，邀請村裡的女孩去參加。
她們都帶着空皮箱去，然後滿載而歸。
現在開始拿我們的衣服了。
柯尼希斯瓦特的園丁寫道：“眼看美麗的城堡被如此玷污，實在心痛。
”那位軍官還帶來一封羅瑪莉表親——葛蕾特·羅翰寫的信——居然以平信從捷克境内的蘇聯占領區順利寄到柯尼希斯瓦特。
她和她的五位姐妹（年齡從15歲到22歲不等）被迫到圖瑙的一家旅館當仆役。
捷克人洗劫了她們家族的西希多城堡（1944年我還去那裡住過），把所有家具都搬去布拉格。
我不禁想到那些由米尼亞爾、納蒂埃和裡戈畫的美麗家族肖像——它們全是羅翰家族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從法國帶到波希米亞的寶物——不知前途如何？葛蕾特現在急着想返回奧地利與她的未婚夫團聚，現在請弗朗茨—約瑟夫·利希滕施泰因王子的其中一位弟弟（他可以自由旅行），替她們想辦法。
蘇台德的德國人在1938年投票決定歸并德國，此刻得付出慘痛的代價。
捷克人現在毫不留情地驅逐他們出境，讓捷克本國人移進他們的産業及家園。
負責保羅産業的經紀人便遭到逮捕，妻小都被趕出國，而且當局不準他們帶走任何财物。
梅特涅家族位于捷克斯洛伐克普拉斯另一片産業的林務經理更慘，和他的姐姐及管家一起遭到謀殺，美國人隻是冷眼旁觀。
9月9日，星期日 我的小收音機經過長途跋涉，終于壯烈成仁。
送修之後，我對世界情勢新發展一無所知，隻能看書和整理日記。
9月10日，星期一 整天看書、寫東西、睡覺，在美麗的樹林裡散步。
其實有點詭異，因為一個人影都看不見。
9月13日，星期四 到英厄爾海姆夫婦家吃晚餐，施陶芬貝格家族的一位年輕人也在。
他在達豪集中營内關了好幾個月，表示有一位參與“七月密謀”的馮·施拉布倫多夫先生逃過一死，并保存了許多關于反納粹活動的文件，他打算出版。
的确，此刻應該把真相公諸世間，一般大衆到現在對那次事件的了解仍相當有限，像是外傳隆美爾“自殺”的内情，最近才被揭發。
記得亞當·特羅特在被逮捕前，曾經考慮想讓《倫敦時報》發表全部的内幕，當時我堅決反對，生怕會對密謀者造成更不利的影響。
現在情況不同了，就算是對他們的犧牲奉獻聊表敬意吧。
馮·施拉布倫多夫博士的著作《反希特勒的軍官》于1946年出版，成為第一本描述德國反抗活動的目擊紀錄，直到今天仍是最可靠的史實資料。
9月14日，星期五 又有柯尼希斯瓦特的新消息。
艾伯特夫婦已遭到逮捕，捷克人指控他們是間諜。
為什麼他們還留在那裡？ 9月1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向盧齊厄·英厄爾海姆借自行車，騎去威斯巴登拿我的收音機。
路程漫長，而且空手而返。
菲利浦牌的小燈壞了，無法換新的。
本來帶了一瓶保羅·梅特涅的酒，打算當作修理費用，後來又得老遠拎回家。
沒有音樂聽真可悲。
威斯巴登充斥駕着吉普車橫沖直撞的美國士兵，他們大多身穿盟軍制服。
不過那裡跟薩爾斯堡很不一樣，一個俄國兵都看不見。
城内滿目瘡痍。
回家途中在艾爾特維爾停留，去探望埃爾茨一家人。
雅各布的母親看起來仍然年輕美麗，她的母親勒文斯坦公主也住在那裡，再加上其他幾位逃難的女士。
我還記得在特普利茨城堡内看過薩金特替她和她美麗的姐姐，即阿爾菲的母親，泰瑞斯·克拉裡畫的肖像。
和她們現在的窘境相較，對比多麼地強烈——愛德華時代的黃金時代不再！她們告訴我，阿爾菲與莉蒂現在住在布隆巴赫的勒文斯坦府邸。
他們被迫在特普利茨的農田裡挖了一段時間的馬鈴薯，後來平安逃了出來，唯一生還的兒子馬庫斯現在被關在蘇聯戰俘營内。
9月16日，星期日 時間又撥回一小時，我因此足足睡了14個小時。
過去幾個月的睡眠不足，現在慢慢補回來。
今天上教堂做禮拜，本地神父——一位薩沃納羅拉派的小個子——情緒異常激動地講了一段經，痛罵納粹黨。
現在才罵！…… 騎自行車去馬圖許卡家吃午餐。
吃到一半時，約翰尼斯貝格城堡一位女仆騎自行車過來找我，說有一位美國将軍開車去城堡，指名要見我。
原來是一直負責指揮柯尼希斯瓦特區域美軍的皮爾斯陸軍準将，最近才調走，他在返回美國前，特别開車過來，想向梅特涅夫婦報告他們産業的最新狀況。
現在捷克當局同意讓美國大使斯坦哈特接收城堡作為夏季别墅，如此一來，至少可以保證城堡會繼續存在下去，也可以保存剩下的财物。
皮爾斯将軍還帶來一封艾伯特夫婦寫的信，他們仍被拘留。
9月17日，星期一 陪馬圖許卡夫婦開車轉了一整天，搞政治活動。
一個新的基督教民主政黨剛剛成立。
即基督教民主聯盟；戰後該黨與巴伐利亞的相對黨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壇上交替執政。
回約翰尼斯貝格城堡的路上，繞道施瓦爾巴赫溫泉，穿過圖瑙斯美麗的森林區。
那兒的甯谧是如此完整、徹底，充滿了安詳平靜之感…… 我的日記到此結束。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未來的丈夫，彼得·哈恩登。
） 瑪麗·瓦西裡奇科夫—哈恩登 柏林1940—倫敦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