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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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護士及一批醫生報到。

    然後我有命令在身,盡管很想待在這裡和朋友們一起面對“大崩盤”,但此刻的明智之舉似乎仍是上路為妙。

    格察·帕賈斯維奇會開車送我一程。

     4月12日,星期四 上校載西西·維爾切克和我去格蒙登車站。

    雖然我一部分的行李已比我早一步運走,但我攜帶的包袱還是很重。

    開往聖吉爾根的慢車擠得水洩不通,我們隻好把行李塞進車窗裡,站在車廂外最低的台階上,緊緊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東西。

    後來警衛走過來命令我們下車;我們繞到火車另一邊,等火車開動,再趕快跳上對面的台階,結果西西兩隻腳各踏一截車廂,就這樣搖搖晃晃上路了,實在很危險。

    後來一位軍醫救了我們,他跳到我們後面,保護我們别因為撞上樹枝或狹窄隧道的牆壁而掉下車去。

    抵達聖吉爾根後,格察和阿莉已在車站等我們。

     羅斯福總統就在當天死于佐治亞州的溫泉鎮。

     4月13日,星期五 駕車開往拉德施塔特的一路上險象環生,到處都有路障,守衛若非陸軍憲兵,便是黨衛軍。

    碰到後者,格察便拿出他的假蓋世太保證件;碰到前者則亮出他的克羅地亞外交官護照。

    由于陸軍和黨衛軍彼此仇視,他得分清兩者,千萬不能搞錯。

    這點可不容易,因為從遠處看,他們的制服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已聽說弗斯爾(裡賓特洛甫以前的藏身處)附近的路障檢查尤其嚴格,好幾輛車已被沒收,乘客被趕下車子。

    在一處黨衛軍設的路障前停下來時,有一群人便不懷好意地圍上來,但看見格察的證件之後,卻宣稱他們是“蓋世太保的擁護者”對我們揮手緻意,甚至警告我們要多加小心,原來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被一個僞裝成憲兵的駕駛員擊斃,他們正在追捕那名兇手。

     開進拉德施塔特之後,我及時跳上一列正準備離站的火車。

    火車開動後,格察才扔給我一疊糧票。

    一個小時後,便抵達施瓦察赫—聖維特。

    途中經過一處名叫比紹夫斯霍芬的地方,赫然看見鐵軌兩邊圍滿鐵絲網,後來别人告訴我,那裡是專門關俄國人和波蘭人的集中營,戰俘都擠在圍欄後,目光呆滞地看着我們經過。

     施瓦察赫—聖維特是個小村落,四周環繞醜陋的矮山。

    我下車時已6點,有人告訴我,院長蒂姆大夫正在某間客棧内吃晚餐,我最好去那裡跟他報到。

    步入市集,艾格尼絲護士一把抱住我,她和另外兩名護士在一起,三個人都穿着可愛的阿爾卑斯山地農家少女裝。

    她尖叫着跟我打招呼,忙不疊向我報告最新的閑話:目前一切停擺,接下來兩周都不用工作。

    這裡的醫院受兩個敵對集團的控制,其中一個集團正遷往加施泰因溫泉…… 後來我終于找到蒂姆大夫,他正和另外六七位官員吃晚餐;他劈頭便問我:“卡門人呢?”——指的是西塔·弗雷德。

    接着問我,找到住的地方沒有,因為他已無空房撥給我,所有房間都住滿了,他隻能讓我去睡他自己的床!我怯生生地問他,那我可不可以離開,去别家醫院工作。

    他說他以為西塔和我逃了,已向巴德伊舍溫泉小鎮空軍管區指揮部報備——然後猛眨眼睛,補了一句:“不,不,我一定要留你們在這裡的手術室内工作。

    再過十天醫院就開工了。

    ”這段時間,我可以回格蒙登,但到時候一定得帶西塔回來報到,不得有誤!然後他建議和他一起吃晚餐的一位上校開車送我一程。

    我趕緊将所有行李搬來,包括我事先寄來的東西,和今天手提的幾個包袱。

    我們在晚上8點啟程,那位上校和他的駕駛員坐在前座,顯得有點緊張。

    他說現在山區裡藏有遊擊隊。

    我們繞了一大圈經過薩爾斯堡,終于在深夜1點抵達格蒙登。

     4月14日,星期六 我雖然因為旅途勞頓已精疲力竭,仍然步行走去艾爾特蒙斯特——往返總計兩小時——通知西塔·弗雷德這個好消息。

     昨天蘇軍攻占了維也納,聽說德軍根本沒有抵抗。

     其實“維也納之役”,蘇軍自從4月6日便開始圍城,戰役雖持續不到一周,卻曆經整個大戰期間流血最多、破壞性最大的巷戰。

     埃格魯伯首長最近不斷在收音機裡叫嚣“奧柏多瑙”(納粹替上奧地利省取的名字)必須作戰到底,直到犧牲最後一個人;現在無論情況變得多艱苦,誰都不準逃亡,就連婦孺亦不許撤退,因為已無處可退!他常在演說中引述希特勒的話,不過至少他很坦白,并不企圖粉飾太平。

    同時他表示為了補償民衆,答應加發米及糖。

     4月15日,星期日 今天在家休息和整理房間。

    終于打開行李,把東西放好。

     4月16日,星期一 火車已停駛(缺煤),我騎自行車去40千米外的巴德伊舍溫泉小鎮,拿留在施塔勒姆貝格家的一件毛皮大衣和背包,往返花了我五個小時!附近鄉野極美,可是路邊有另一座集中營,可以看見遠處的營房,周圍全圍着鐵絲網。

    這座集中營名叫埃本塞,似乎沒有人知道關在裡面的是什麼樣的人,或有多少人,隻聽說它是全奧地利最可怕的集中營之一,光是靠近它就令我渾身難受。

     埃本塞集中營為毛特豪森集中營的分營,以嚴苛待遇及高死亡率著稱。

    巴頓将軍率領的第三軍團逼近時,黨衛軍指揮官決定将幸存的三萬名人犯關進裝滿炸藥的隧道内,全部炸死,但營中守衛(多為從東歐來的德裔人)拒絕服從命令,所有人犯才逃過一死。

    如今該營已改建為紀念公墓。

     4月18日,星期三 格察·帕賈斯維奇從聖吉爾根打電話來,說他碰見一個在柏林看見保羅·梅特涅的人。

    保羅終于被踢出軍隊,正打算回柯尼希斯瓦特。

    我們本來以為他老早可以離開軍隊,首先他是個爵爺(王族),而且他的母親和妻子都是外國人,不過當局似乎最近才突然意識到這兩點。

    塔蒂阿娜現在和他在一起。

    讓我們祈禱他們能在柏林環城道路封閉前離開,敵軍已逼近城郊了。

     4月19日,星期四 西西·維爾切克和我找不到足夠的糧食。

    商店裡缺貨,客棧總是擁擠不堪,而且供應的食物都極可怕,而且我們倆都沒在工作——醫院裡至少還有餐廳——兩人都處在饑餓狀态中。

    即使如此,西西仍設法拖延回醫院的日子。

    她過度勞累,整天睡覺,看起來很不健康;在手術室裡工作五年後,現在終于累垮了。

    她長得這麼漂亮,如今這副慘相,看了教人更心疼。

     4月20日,星期五 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

    戈培爾發表了一場可笑的演說:“元首常在我們心中,我們也常在元首的心中!”還有比這更肉麻的話嗎?他接着說轟炸後的重建工程毫無問題。

    然而盟軍現在正從四面八方逼近,空襲警報整天響個不停。

    不過至少像上校的太太就相信他的話;她堅信德國擁有某種秘密武器,将在最後一刻拿出來用,否則他們怎麼敢發表這樣的聲明呢?她堅持要我們跟她一起吃早餐,真的非常好心,因為那便是我們一天裡唯一的一餐。

     4月21日,星期六 早上11點,西西·維爾切克喚我爬上屋頂去看,天空裡密布飛機,從四面八方飛來,在陽光下閃着銀光。

    今天天氣雖美,對山谷下方的阿特南—普赫海姆而言,卻是悲劇性的一天。

    我們可以看到炸彈如雨點般落下,機群一直在空中盤旋,扔完炸彈後,又飛回我們頭頂上繞了一圈才走。

    空襲時間長達三個鐘頭。

    我從未在這麼近的距離内觀看整個轟炸過程,因為通常敵機來襲時,我們都瑟縮在地窖内。

    這一次我看得一清二楚,整片大地因爆炸而搖撼,那景象既恐怖又美麗。

     4月22日,星期日 傾盆大雨。

    我們去教堂做禮拜,回家途中一輛裝滿士兵的卡車經過我們身旁,讓我們搭便車,沒想到卻突然轉彎朝林茨駛去。

    我們好不容易才喚起司機的注意,請他停車。

    有些士兵身上佩戴着騎士勳章被調回前線。

    他們請我們吃培根。

     昨天對阿特南—普赫海姆的轟炸顯然造成極大的傷亡,車站裡有好幾列紅十字會的火車停在側軌上,讓我想起兩周前我們從維也納逃出來,經過那裡,那一群好心照顧我們、被太陽曬得紅通通的年輕漂亮護士們!埃格魯伯答應加發給饑餓民衆的米與糖存糧也化成灰燼了。

     俄軍今天占領了埃格爾,意味着柯尼希斯瓦特也落在他們手中。

    家人都逃走了嗎? 4月23日,星期一 西西·維爾切克終于去格蒙登的醫院報到了。

    我再一次騎自行車到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在一間客棧裡午餐,和一位11日才從維也納逃出來的人聊天。

    他講了幾則民團和黨衛軍在最後一刻發生激烈沖突的恐怖故事。

     4月24日,星期二 西西·維爾切克今天一整天都在醫院裡洗髒繃帶。

    醫院裡似乎沒有手術設備。

    她現在發燒了。

    我仍在設法找食物給她吃。

    又下大雨! 4月25日,星期三 今天終于出太陽了。

    我們到陽台上曬太陽,想曬黑一點。

    下午去湖邊騎自行車,坐在湖邊休息時,周圍的山巒開始發出低吼,仿佛在晃動。

    附近一定有地方遭到轟炸,卻不能确定是哪個方向。

    聽聲音仿佛就在附近,卻看不見飛機。

    回家後才聽說,是50千米外的貝希特斯加登,聽起來之所以這麼近,是因為群山會制造回音的緣故。

    西塔·弗雷德打電話來報告最新狀況,稱貝希特斯加登為“磐石”! 這天美軍與蘇軍在易北河岸的托爾高城外會合。

    納粹帝國因此被切成兩段。

     4月26日,星期四 早上西塔·弗雷德開車來看我們。

    附近又發生空襲,我們隻穿内衣躺在陽台上看飛機。

    稍後其中一架飛回來在湖上方繞圈子。

    由于敵機極少單飛,西塔認為那可能是一架被擊中的美國轟炸機。

    起先我們懶洋洋地看着它轉彎,後來它突然朝我們俯沖過來,我們拔起腳就往客廳裡沖,心想它一定會撞上屋子,尚未回過神來,飛機已墜落在外面的公園裡。

    我們趕緊奔出去,但機身已迅速燃燒,沒有人能夠接近。

    據說組員都已彈出機外,但時間短促,似乎不太可能。

    或許駕駛員想在草坪上迫降,卻沒有成功。

    我們都吓壞了。

     上校派了幾個人來公園裡的菜園裡種蔬菜。

    現在大家最大的恐懼便是饑馑。

     那一天,墨索裡尼和他的情婦克拉拉·佩塔西以及好幾名法西斯領袖,一起遭意大利遊擊隊槍決,然後用繩索綁住屍首的腳跟,倒吊在米蘭大廣場上。

     4月27日,星期五 今晚回家時,看到門前停了一輛巨大的灰色汽車。

    我認出駕駛員正是安托瓦内特·克羅伊的丈夫尤爾根·葛納(四個月前在維也納替我們烤鵝的那個人)。

    尤爾根說他和安托瓦内特來巴伐利亞住了幾天,現在奉命前往捷克投入舍納爾陸軍元帥麾下,但舍納爾的軍團眼看即将受圍,而且尤爾根的部下都被困在克拉根福。

    他顯然在拖時間。

    我們告訴他食物嚴重短缺的情況,他答應想辦法幫忙。

     收音機報道俾斯麥家族在弗利德利斯魯的宅邸被炸壞,而且有好幾個人死亡。

    幸好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已經不住在那裡了,可是他們現在又在哪裡呢?占領埃格爾和馬林巴德的似乎不是蘇軍,而是美國人。

    俾斯麥家的人又去了哪裡? 雖然盟軍正從四方逼近,再繼續打下去毫無意義,但駐紮在我們這一區的德軍一般來說仍非常守紀律,服從命令。

     4月29日,星期日 我們讓尤爾根·葛納和他的副官奧爾住在屋裡,因為他們無處可去。

    漢諾威家族産業的經理施塔拉克先生看見這麼多人進進出出,開始緊張;但現在是非常時期,他也不能說什麼。

    而且直到目前為止,所有來暫住的人都是幾位王子的朋友,他們絕對不會反對的。

    尤爾根覺得我不應該回施瓦察赫—聖維特,他認為頂多再過一個星期戰争就會結束。

     氣候變了,又開始下大雨,甚至飄了些雪。

    我們騎自行車去教堂,其餘時間都待在屋内。

    格察·帕賈斯維奇開車來找西西·維爾切克,讨論未來的計劃。

    他已替家人弄到護照,将帶全家前往瑞士,要西西也一起跟去,但她放聲大哭,堅持不肯。

     我去找坎伯蘭城堡醫院的院長談過,但他表示,除非巴德伊舍溫泉小鎮空軍管區的主任醫官放我走,否則他不能雇用我,因為這附近的醫院全屬于陸軍。

    我們三個人于是決定去巴德伊舍溫泉小鎮請願,若獲得許可,我打算陪格察和西西去穆山幾天。

    維爾切克家族在那裡有一座城堡,他們計劃待在那裡等戰争結束。

    然後我再回來工作。

    西西雖然不肯去瑞士,卻同意和父母住。

    以後可能就沒車子送她去穆山了,而且去那裡她至少會有東西吃。

    至于西塔·弗雷德,她決定不理會任何命令,到本地醫院做義工。

     經過數月的秘密會商,黨衛軍中将沃爾夫就在這一天于卡塞爾塔率領所有駐意大利德軍向盟軍投降。

     穆山4月30日,星期一 我們在陣雨中出發。

    我仍拖拉着一大堆不必要的行李,萬一在巴德伊舍溫泉小鎮的面談不成功,還是得趕去施瓦察赫—聖維特。

     抵達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後,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空軍管區主任醫官,他正和一群軍官吃晚餐,幸好我穿着制服。

    他領我進他辦公室,聽我描述施瓦察赫—聖維特的情況後,立刻發給我一張證書,解除我對空軍的義務;表示現在我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一家醫院工作。

    我立刻被他迷倒! 現在大家都可以前往穆山了。

    格察·帕賈斯維奇領隊,載着阿莉、西西·維爾切克和我;史蒂芙·艾當莫維奇載着所有的小孩居中;第三輛車是雅各布·埃爾茨的,由卡皮斯坦駕駛。

    每輛車都載滿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李,包括幾袋面粉、米和一些罐頭食物,全是帕賈斯維奇和艾當莫維奇家族從匈牙利大逃亡沿途搜集所得,而且奇迹似的全保存了下來。

     駛過巴特奧塞時,居然瞧見迪基·埃爾茨。

    大家一陣驚喜,可惜他看起來一副茫然的可憐相;他說他隻有一個願望,就是想返回他們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家! 本來一切順利,後來卡皮斯坦突然不見了。

    我們等了好久,終于決定下車伸伸腿,這時他才出現,大家繼續上路。

    開了六千米後,西西突然尖叫一聲:她把她的皮包和裝有維爾切克家族現金财産的盒子,忘在剛才停車的路邊了!史蒂芙載着她開回去,到了休息地點,她們看見錢盒,卻沒找到皮包;便繼續往前開了一段路,趕上兩位騎自行車的女人,其中一輛的龍頭上正挂着西西的皮包。

    接下來的對話極不愉快,那個女人堅持要把皮包交給警方,後來總算放手,我們這才繼續上路。

     經過拉德施塔特後,接着進入陶恩隘口;那裡下大雪,我們的車子被困住,動彈不得。

    西西和我隻好下去推車,淩晨4點穿着制服做這件事實在不太舒服。

    這時一輛由兩匹馬拉的馬車突然從轉角出現,上面端坐着梅利·克芬許勒,身邊堆滿大小包袱,俨然一幅難民圖畫。

    她果然按照計劃,駕着馬車從維也納一路逃來,現在朝她們家族在卡林西亞區的奧什—奧斯特維茲城堡前進。

    後來總算所有人都穿過了隘口,下到山邊,于淩晨5點時抵達目的地。

     穆山城堡原來是一座中世紀防禦城堡,整個村莊都在堡内,讓人感覺仿佛進入世界末日一般。

    我們吵醒了漢西的太太蕾妮,她趕忙替我們安排一切。

    西西和我共用一張四柱大床,明天我們将出去打聽情況,開始計劃下一步…… 希特勒就在當天,4月30日,進入他柏林住處的地下室内自殺身亡。

     幾天後,西西·維爾切克和我返回格蒙登,一起進入公園對面的坎伯蘭城堡醫院内工作。

    但院内的工作環境極惡劣,我們倆幾乎立刻同時感染嚴重的猩紅熱,原因是我們必須替自東歐撤退回來的數不清的士兵除虱,當然過度疲勞與營養不良亦使得病情更為嚴重。

     我們躺在家裡生病的同時,美軍第三軍團抵達格蒙登。

    對我們而言,戰争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的那段日子我沒有寫日記。

    所有留在德國與奧地利境内的人,在戰後頭幾個月都置身于世界徹底瓦解的大混亂中,每個人都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如何活命這件事上,其他的事全部拋諸腦後。

    對我個人來說,唯一支撐我活下去的渴望,便是我願不計任何代價與分散世界各地的家人恢複聯絡。

    當時我沒有任何一位家人的消息,憂心如焚,而且我知道他們也一定在替我擔心。

     ——蜜絲注(1945年9月) 巴頓将軍率領的美國第三軍團于5月4日抵達格蒙登,翌日所有駐巴伐利亞的德軍全部投降。

    四天之後,即5月8日,歐戰正式結束。

     西西·維切捷克(現為格察·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對于這一段蜜絲沒有寫日記的日子描述如下:有一天,一輛載着兩位美國軍官的吉普車開上柯尼金别墅。

    由于産業經理施塔拉克及施耐德小姐都不會講英語,當時在公園對面坎伯蘭醫院工作的蜜絲便被喚來充當翻譯。

    兩位軍官很明顯地立刻對蜜絲産生極大的興趣,他們聲稱蘇軍正迅速逼近,希望保護她,極力想說服她跟他們一起離開。

    蜜絲婉拒,表示不願丢下我一個人。

    但他們表示過兩天他們還會回來,同時禁止我們離開别墅。

    兩天後,他們果真回來了,這一次催促我們倆都跟他們一起走,我們拒絕。

    他們再一次禁止我們離開,并威脅說我們會被槍殺。

    這時我們已明白蘇軍逼近的說法完全是托詞,其實他們另懷鬼胎。

    幸好我們再也沒有看到那兩個人。

     很快地,我們倆都染上了猩紅熱,被裝上一輛沒有車蓋的馬車拉到格蒙登醫院,也就是我原先服務的那家醫院。

    我們倆睡在同一張床上,對周遭發生的事渾然不覺,隻知道有一陣子外面傳來很多刹車聲,人們用美國英語大叫、發号施令。

    接着一批穿着陌生卡其色制服、戴鋼盔的士兵,手持武器沖進我們房間,但立刻被醫院内的醫生及護生推了出去。

    幾天後,他們告訴我們,戰争已經結束了。

     對于那段日子,我的記憶非常模糊。

    隻仿佛記得有一次我們找到一本食譜,上面印有面包、牛奶及肉的照片,我們倆便開始夢想着享受裡面所有的食物。

    另一次我爬下床,溜進花園裡偷拔了一杯紅穗醋栗,結果被一位護士當場逮住,她大罵我是賊,我隻緊緊抱住那杯寶貝,沖回病房内,然後趁着别人還來不及進來,和蜜絲狼吞虎咽把紅穗醋栗全吞下肚去。

    六周後,醫院放我們出院,我倆已瀕臨餓死狀态。

     回到柯尼金别墅後,才發現主棟已被美軍反情報軍團沒收,指揮官為克裡斯特爾少校。

    接下來那段日子,我記憶最深刻的,仍是不時折磨我們的饑餓感覺。

    蜜絲雖在病假期間,但仍是坎伯蘭醫院的員工之一,我們因此可以領到馬肉等糧食配額,美國人允許我們拿到廚房裡烹煮。

    我還記得那種每次看見别墅“客人”所享受的各種美食、讓我們猛咽口水的感覺。

    最後在絕望之餘,蜜絲和我想到一招詭計。

    每次等到美國人快要坐下來用餐的時候,我們便溜到餐廳窗前的花園裡制造各種響聲,像是搬弄花盆、剪玫瑰等等。

    當然他們幾乎每次都會邀請我們跟他們一起用餐(戰争剛結束的那段時期,美軍禁止官兵與德國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關系”),然後總在吃下大量花生醬和喝下好幾大杯道地的咖啡後,整晚興奮得睡不着覺! 克裡斯特爾少校是一位非常有禮貌又善體人意的正人君子,他不遺餘力地保護我們,命令不斷更換的屬下規矩對待我們。

    由于别墅很快成為美軍的“周末度假中心”,進行的活動可想而知(直到我們離開,即被遣散回鄉之前,我們才搞清楚美軍每晚都在一樓公寓内幹什麼),因此他的這項努力極有必要,也令我們非常感激。

     遣散前,克裡斯特爾少校特别替蜜絲擔心。

    蜜絲曾經告訴他,她在柏林的經驗,尤其是與“七月密謀”有關的那段日子,少校生怕她會因此遭到拘禁,接受審訊。

    幸好他的憂慮并沒有成為事實。

     有一天,我們和一群由無篷卡車及馬車組成的車隊一起離開,随行的是一群穿着黨衛軍制服的年輕男孩。

    我們在衆多守衛嚴密監視下,被送去毛爾基興,接受篩檢。

    那群黨衛軍小孩幾乎立刻被釋放,顯然都是在大戰最後幾周内受召入伍,在毫無訓練的情況下穿上黨衛軍制服的。

    其餘的人則需通過坐滿三節火車車廂、各種不同審訊人員的質詢;那些人不斷問我們問題,同時不停拿出成沓的名單與我們的名字核對,想确定我們的确不是重要的納粹黨員。

    不消說,每位審訊官都覺得蜜絲非常神秘,首先,她一口字正腔圓的英語,卻又自稱是俄國人。

    他們總會問她:果真如此,她為什麼不留在俄國呢?顯然他們都從沒聽過所謂的白俄難民!最後我們終于被放出最後一節車廂,臨别時兩腿還各被刷上一道白漆,表示已經“洗清”了。

    又等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才通知我們可以自由離去。

    對我們倆來說,戰争終于在這一刻真正結束了。

     接着我們用徒步及搭便車的方式,走完漫長的歸程。

    在同一天晚上回到柯尼金别墅,克裡斯特爾少校為我們準備了可口的洗塵大餐。

     我們在格蒙登又多待了幾個星期,探望許多來附近避難的親戚朋友,像是去穆山城堡看我父母、去奧斯塞看埃爾茨一家…… 四個月後,蜜絲重新開始寫日記。

     奧斯塞溫泉8月23日,星期四 西西·維爾切克和我離開了格蒙登,不再回去。

     現在我打算想辦法回德國和家人團聚,但願他們都已成功逃出柯尼希斯瓦特(城堡現在落在捷克人手中)。

     我把大部分行李都留在巴德伊舍溫泉小鎮施塔勒姆貝格家,陪西西去奧斯塞溫泉一天,結果在車站碰見威廉·利希滕施泰因;他從瑞士來,想去施第裡爾。

    他從手提箱裡拿出培根、起司和餅幹給我們吃。

    我們倆正餓得發昏,求之不得。

    他身上還藏有七小瓶白蘭地,打算送給願意讓他搭便車的駕駛員。

    然後他在無意間告訴我,保羅和塔蒂阿娜·梅特涅如今正住在保羅位于萊茵河畔、已被炸毀的制葡萄酒産業約翰尼斯貝格内,那一區現在屬于德國境内美軍占領區。

    這是自從4月以來,我第一次聽到關于他們的消息!威廉陪我們去奧斯塞,幫忙提行李。

     施特羅布爾8月24日,星期五 整個早上都待在奧斯塞溫泉和艾伯特·埃爾茨的母親聊天。

    她最近獲悉留在蘇軍占領之捷克境内的女兒斯蒂芬妮·哈拉克的消息。

    迪基·埃爾茨于戰争前夕被俘,現在還關在盟軍設在巴伐利亞前線的戰俘營内;他們顯然受到惡劣的待遇,而迪基其實是個徹底的親英派!我會設法請吉姆·維耶曾斯基幫他忙;吉姆已被經過德累斯頓的俄軍從戰俘營中釋放出來。

     晚上兩名美軍從柯尼金别墅開車過來——他們倆都叫吉姆,請我們明天去格蒙登參加一個派對。

    其中一位吉姆跟一位法國女孩訂婚了! 8月25日,星期六 阿莉·帕賈斯維奇和我試着搭便車去聖吉爾根看出租房間,但路上一輛汽車都沒有,我們最後坐上一輛由兩名前德國士兵駕的馬車;他們每經過一棟房子都會停下來,想找些秣草喂他們的馬,結果都沒找着。

    很快與他們分手後,我癱在路邊的陽光下,阿莉坐在馬路中央,好阻擋來往車輛。

    後來我們終于走到了聖沃爾夫岡,再從那裡攔下一輛吉普車。

    雖然這段路隻有12千米,卻花了我們三個鐘頭才走完。

     幾間出租房間都令人失望,我們正在發愁怎麼回家,便碰上準備去接我們參加派對的兩位吉姆。

    抵達會場後,看見很多女孩都經過刻意打扮,讓我們覺得自己好像難民一般。

    一整晚大部分時間,我都和一号吉姆聊天,他即将前往維也納,再度成為克拉克将軍手下的幕僚。

    我自己則打算星期二出發,去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8月26日,星期日 下午格察·帕賈斯維奇、西西·維爾切克、阿爾弗雷德·阿波尼和我,一起走了幾千米路去探望羅瑪莉的一位表親,卡爾·舍恩貝格;他住在隔幾個村落外的一棟農舍裡,農舍原屬于他兄弟,但後者在捷克失蹤了。

    蘇軍占領初期,本來卡爾也留在那裡,但接管他們家族産業的捷克主管人很正派,勸他離開,因為情勢愈來愈危險。

    現在他在捷克的城堡已被改建成醫院。

    他請我們喝可口的牛奶及白蘭地,令我們非常感激。

    然後他又裝了滿滿兩袋馬鈴薯,要我們帶回去給阿波尼一家吃。

    回程路上,格察不停抱怨他腳痛,因為他從來沒走過這麼遠的路。

    最後一輛美軍吉普車載了我們一程,西西和阿爾弗雷德一路唱嶽得爾山歌,令駕車的美軍樂不可支。

     8月27日,星期一 西西·維爾切克和我睡同一張床,頭對腳;有時鼻子會被對方的腳趾搔得很癢。

    不過因為染上猩紅熱時,醫院就把我們倆扔在同一張床上,所以我們早已習慣這種“潛水艇組員”式的睡姿。

     去薩爾斯堡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