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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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混亂,根本沒有人離開,而且沒有人知道我們該離城了。

    西塔去找護士長談,最後終于拿到我們的旅行證。

    院方不管我們用什麼方法離城,但要求我們必須在4月10日到提洛爾位于施瓦察赫—聖維特的空軍基地醫院内報到,這表示我們有十天的旅行時間。

    現在到處兵荒馬亂;碰到赫格勒教授,他說他準備留下,因為太多病患傷勢嚴重,無法移動,很多大夫亦有同感。

    現在醫生們在開會,謠傳将給無望痊愈的傷患打針,免得他們落在蘇軍手中。

     羅瑪莉·舍恩貝格在戰場上負傷的軍官長兄當時便躺在布拉格醫院中,幾天後他被拖下病床,遭蘇軍冷血謀殺。

    羅瑪莉有五位兄弟,全部都在大戰中死亡。

     3月31日,星期六 西塔·弗雷德回醫院探望大家。

    部分傷患及較年輕的護士已經離開,其他人則很驚訝我們仍留在城内。

     中午,當局公布一項籠絡人心的政策:任何匈牙利牌照的車輛都不準離開維也納,否則将被沒收!格察·帕賈斯維奇的牌照便來自布達佩斯!他無視這項規定,繼續搜尋汽油。

    我乘機四處向朋友道别。

    彼得·哈比希認為大家都急着離城是件奇怪的事;他打算留下來,不過他年事已長,冒的險并不大;而且他認為維也納會跟柏林一樣,拖很久。

    我并不同意。

    柏林是柏林,維也納是維也納!——完全是兩碼事。

    然後我在歌劇院廢墟外撞見瓦利·塞貝爾,他戴着一頂大禮帽,手上甩着一把雨傘——雖然神氣,卻完全不合時宜。

    不過他是維也納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說:“真可怕,不過你又能怎麼辦呢?我是不走的!” 我們最後再把行李整理一遍。

    西西·維爾切克不停重新打包她那101個背包,拉斯洛·斯紮帕裡和歐文·舍恩伯來幫我們把最後幾樣東西塞進包包裡。

    他們倆才剛從舍恩伯宮的瓦礫堆裡爬出來;空襲時,他們還來不及躲進地窖裡,一枚炸彈已落入王宮的中庭内。

    整棟建築損壞嚴重,現在他倆想在瓦礫堆裡找出厄文的射擊紀念獎品;他有很多銀座象牙,還有兩頭紅毛猩猩标本,可能都毀了。

    拉斯洛打算回他自己的産業去,但那個方向已經可以聽見槍聲。

    蘇軍已逼近維也納巴登。

     格察此刻大顯身手:他同時在三個不同的地點跟三批人約好見面;又不斷到各個炸毀的地窖内跟可疑人物約談,那些人都答應以天價美金賣他汽油,簡而言之,他興奮得要死,卻讓我們三個女人愁眉苦臉守着包袱,等待奇迹發生。

     我帶他去帝國旅館找桑德羅·索爾姆斯;桑德羅是外交部官員,将決定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傀儡政府人員的命運,把他們撤退到薩爾斯堡郊區去。

    我們不敢告訴他,格察已被自己的外交部踢出來,隻拿出他的克羅地亞外交人員護照,作為他持有匈牙利牌照車輛的理由。

    可憐的桑德羅卻向我們抱怨,自從席拉赫上台之後,他已被架空;他接着建議我們去包豪斯廣場——過去是前奧地利帝國首相的王宮,現已改為席拉赫辦公室。

     格察進去捋席拉赫屬下的虎須時,我坐在車裡等;他去了很久,我本想跟進去找他,卻怕車子被沒收充公,不敢離開。

    後來他終于出現了,毫無進展!現在他才開始自責,把我們延誤在維也納全是他的錯。

    他說那群下僚态度友善,立場卻很堅定:所有證件都需市長親自簽名,但現在他不在城内。

    明天再來吧! 回到維爾切克府邸,發現每個人都極端亢奮。

    漢西的軍營已進入全面戒備狀态;形形色色的人潮不斷經過門房小屋前方:提水桶的安妮·圖恩、扛梯子的歐文·舍恩伯(他還想挖出他的紅毛猩猩);胸前戴滿勳章,蓄一把黑色大胡子的弗瑞茲·霍恩洛厄剛從西裡西亞逃出來,帶回來一大堆描述蘇軍集體強奸女人、濫殺無辜的恐怖故事,聽得在座男士,從卡裡叔叔開始,驚惶失措。

    西西和我決定,如果格察明天還想不出辦法來,我們倆将徒步逃亡,否則卡裡叔叔可能會狗急跳牆,惹上麻煩。

     大戰末期,約有一億德國人從他們位于東歐及歐洲中部的家園倉皇逃難,約有50萬人死在路上,許多女人被強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一起午餐,我們用塔蒂阿娜寄給我的最後一批糧票買來巨大的炸肉排,放在酒精燈上烹煮,雖然十分油膩,卻極可口;并用塔克西斯家族上好的葡萄酒(都是弗朗茨從被炸毀的圖恩—塔克西斯宮地窖内搶救出來的)沖下肚裡去。

    雖然有點浪費,但留給入侵者更可惜。

    弗朗茨的兄弟維利,似乎參加了奧地利某地下反抗軍組織,一副極神秘的樣子沖來沖去。

     這正是稱為“05”的軍事組織,他們與其他反納粹地下組織互通聲息,協調行動。

    大戰一結束,該組織成員便成為重建奧地利民主政府的主要人士。

     晚上弗朗茨安排了一頓真正的送别晚餐。

    現在逃難隊伍又多加了格察的姐夫:卡皮斯坦·艾當莫維奇——這麼絕的名字!他剛帶着老婆和許多孩子從克羅地亞逃出來,現在坐在這裡,認定格察會帶他繼續往西逃。

    西西·維爾切克的表姐,吉納·利希滕施泰因(她嫁給了執政王子)寄給她一瓶很特别的鎮定神經的補藥,我們輪流對着瓶嘴大口吞,很快就把整瓶喝光了。

    我不停用我的小酒精燈煮咖啡,保羅·梅特涅的最後一瓶白蘭地也壯烈犧牲了。

     卡塔林·金斯基和她的兩個女兒,以及弗雷迪·保洛維齊尼因為也持有匈牙利汽車牌照,現在和格察同病相憐。

    吉嘉·貝希托爾德本來開了一輛裝滿糧食的汽車過來,半路上遭蓋世太保攔截,沒收了所有的東西,車子充公,叫他以後隻能靠走。

    他年輕的時候可是風流倜傥的著名公子哥兒。

    帕裡·帕爾菲也是,現在他也被困在城内。

     這批人在大戰期間一直活在過去的“黃金時代”中,住在商店裡堆滿商品的國家裡(對德國占領之歐洲各地而言,布達佩斯直到前一陣子仍如聖地麥加),有寬敞豪華的家族産業可栖身,不用服勞役,不用吃苦,更不用擔驚受怕;他們經常渾然不知或根本不在乎戰争到底為何物。

    如今,在一夜之間,他們的世界整個垮了,蘇軍占領他們的家園,所到之處,無一幸存。

    随着蘇軍不斷前進,難民潮的國籍亦不斷改變,最新的一波來自多瑙河對岸的伯拉第斯拉瓦地區。

     俄軍已進駐但澤,那正是大戰發轫之地。

     4月1日,星期日,複活節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大彌撒,不知日後是否還有緣再見,尤其舍不得右邊小教堂内塔蒂阿娜最鐘愛的那尊聖母像。

    稍後到凱恩特納街上帕多瓦的聖安東尼小教堂内祈禱。

     格察·帕賈斯維奇又去了包豪斯廣場一趟,結果他們說席拉赫仍未回城。

    西塔·弗雷德聽到這個消息後,秉持一貫作風,決定接管大局;她說席拉赫現在一定躲在卡蘭堡特别建造的私人掩蔽壕内,又說她認得他的高級副官韋斯豪夫,要親自去對付他。

    說罷便領着格察開車走了,留下西西·維爾切克、梅利·克芬許勒和我,在充滿懸疑緊張的氣氛下午餐,吃附近茶室供應的難以下咽的三明治。

     梅利依舊很平靜,計劃在最後一分鐘駕着她的馬車溜出維也納。

    我們談到在這裡認識的年輕男士們,多數似乎都已化成空氣消失了,甚至沒跟我們道别,更遑論幫助我們。

    或許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男人的情況可能比我們女孩更危險。

    即使如此,我們仍忍不住慨歎身為所謂的“弱者”,并沒有得到應得的保護。

    僅就這一點來看,老一代與年輕一代的差别再一次有天壤之别!要不是還有照顧我們無微不至的格察,誰會管我們呢? 一夜之間,席拉赫神經兮兮的宣告,便如雨後春筍般到處張貼,一再強調大家必須保衛“祖先的土地”,不受“最後一批野蠻人”的侵犯;他不斷引用17世紀波蘭國王揚·索别斯基戰勝土耳其人的例子。

     西塔與格察終于回來了。

    這一次,輪格察坐在車内,由西塔攻入聖地,将所有奴才小人推開,直接撲向席拉赫的高級副官韋斯豪夫——有時候弗雷德雙胞胎姐妹結交的奇怪朋友還真有用處——韋斯豪夫很快帶她去見席拉赫。

    西塔提起她與海因裡希·霍夫曼的交情——霍夫曼是希特勒的禦前攝影師,恰巧也是席拉赫的嶽父,接着要求席拉赫核發特别許可證,讓格察離城。

    起先席拉赫似乎願意合作,可惜在打了一通電話後,口氣大變:“我剛才聽說帕賈斯維奇伯爵已不再是代表克羅地亞的外交官了!”西塔表示她對這件事毫不知情,接着解釋格察必須載三位護士去新單位報到。

    席拉赫答說他愛莫能助,但格察可以等他撤出所有大使館時,跟他的舊同事一起走,否則隻好留在維也納;其他免談!西塔回家見到我們之後,還為韋斯豪夫掉了一滴清淚,因為他在分手前對她說:“永别了!我們将死守在這裡,直到城亡!”我十分懷疑,覺得他們很可能會在最後一分鐘逃亡。

     維也納被蘇軍攻陷之時,席拉赫果然逃往西方,并輕易混入美國人之中找到工作;後來自首,結果在紐倫堡大審判中因反人道的罪名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

    他是少數認罪的人之一,自忏教導年輕一代的德國人信仰後來變成殺人魔王的希特勒。

     格察當然不可能和他的舊同事一起走,他們彼此蔑視。

    最後,我們女孩子決定自己上路,減少格察的負擔;若不必替三個女人擔心,他的出路一定比較多。

    接着弗朗茨·塔克西斯(少數留下來的“忠實”男士)被派去車站查詢火車出班表,回來後報告大部分火車都已停駛,但仍可試試往返于維也納與林茨之間沿多瑙河行駛,經過各個種葡萄小村落的多瑙線。

    下一班預定淩晨4點發車。

     我們叫西塔回薩赫旅館去睡個午覺;西西消失在漢西房間内,與哥哥話别;格察和我則繼續煮咖啡;沒有人更衣。

    格察告訴我,他現在聯絡上三名黨衛軍内身份可疑的低級軍官,願意給他假的汽車行照及牌照,條件是載他們三個人離開維也納——沉船上的老鼠都準備開溜了!格察很想冒險試試看,因為沒有别的選擇,而且照目前的混亂情勢來看,這招或許行得通。

     大家在赫林街道别,可憐的卡裡叔叔看起來很不快樂;誰知我們何年何月才能重聚?!然後格察載我和西西去弗蘭茨—約瑟夫車站,途中接了西塔。

    我們都沒帶重的行李,像是毛皮大衣等;格察答應會盡量替我們帶,萬一沒空間,也隻好算了! 恩斯河小城4月3日,星期二 車站管制非常嚴格,所有人都必須通過檢查。

    幸好我們都持有蓋上官印的合法旅行證,可以合法旅行——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證件上面寫着:“德國紅十字會護士瑪麗·瓦西裡奇科夫。

    奉派前往空軍4/XVII醫院工作”;接着注明任何與上述目的地方向不符的旅行路線,将視同逃兵處理。

     火車自然相當擁擠,西西·維爾切克和我擠進一節車廂,西塔·弗雷德擠進另一節。

    我們準時離站,但大家都十分惦挂格察·帕賈斯維奇。

    車行如蝸步,我們根本沒東西吃,很快便饑腸辘辘。

    将近中午,剛離開克雷姆斯不久,第一批敵機出現,對我們頗感興趣,火車立刻躲進隧道,待在裡面長達六個鐘頭,敵軍轟炸機就在這段時間内将克雷姆斯炸個粉碎。

     她們搭上的那班火車是最後一班,因為那次空襲将剩下來的鐵路線全部炸斷。

     西西除了攜帶一個背包及幾個小包袱之外,還在胸前緊緊抱住一個鞋盒大小的包裹,裡面放了幾百萬馬克和數目差不多的捷克銀币;那是維爾切克家族全部的現金财産。

    西西必須把它交給她在卡林西亞的父母,我可以想象那個錢盒一路上一定會帶給我們很大的麻煩。

     在隧道内感覺仿佛就要窒息了,于是乘客紛紛下車走到出口外面。

    大家可以看見頭頂上有大群轟炸機朝維也納飛去。

    等到火車重新開動時,天色已黑。

    火車走走停停,每次停車,西西都會下去在車旁舒展一下筋骨;我們都開始抽筋,疲憊不堪。

    這時西塔也擠進我們這一節車廂,平躺在其中一條長凳底下。

    離城之前,她在赫林街秉持一貫作風,把所有西西不要的東西全撿起來,收進自己的包袱裡:舊平底鞋、沒蓋的保溫瓶、假珠寶……現在這些雜貨全跟着我們;因為她說:“你們怎麼知道用不着呢……” 半夜2點,一輛貨車在我們這列火車旁停下來。

    西西過去調查,得知它将早一點離站,我們決定換車。

    三人爬下車後,才發現忘了錢盒,又爬回去拿,再爬上貨車。

    貨車車廂都沒有門,裡面擠滿裹着毛毯的人,全是從匈牙利逃出來的難民。

    西塔不小心坐在一個人身上,旁邊的人立刻大叫:“小心!他才剛剛動過手術!”火車終于開動了。

    晚上月色極美,卻也凍得可怕。

    不久,旭日自多瑙河後方升起。

    我們在霍約斯家族,即梅勒妮·俾斯麥娘家的家族産業,施韋特貝格停了頗長一段時間,這時又聽說原先那班車已迅速趕上來,很快将超過我們。

    西塔又驚又氣,逮住站長,給他看我們的旅行證,并堅持應讓我們先走;他隻是漠然地瞪了她幾眼。

    她接着去找火車司機,送他香煙——亦無結果。

    這時原先那班火車冒着煙進了站,長歎一聲後停下來;我們又火速爬了回去。

    不久便朝恩斯河畔的聖瓦倫汀駛去,那将是這條線的終點。

     到了聖瓦倫汀之後,我們踉跄穿越被炸斷的鐵軌,登上另一班駛往恩斯河小城(喬絲·羅森菲爾德家族産業所在地)的火車,并在早晨9點抵達目的地。

    我們已和格察·帕賈斯維奇約好在那裡等他。

    那時我們已在路上奔波超過24小時,一點東西都沒吃。

    喬絲的家距離車站還得再走半小時,饑餓不堪的我們一路舉步維艱,最後終于倒在喬絲腳旁,背包、包袱、錢盒散得滿地。

    看起來一定慘不忍睹! 喬絲立刻開始照顧我們,先喂我們吃早餐,再讓我們洗個澡。

    兩個小時後,大家才慢慢恢複人形。

    她的宅邸和這一帶許多鄉間巨宅一樣,建築中央留有一塊列拱的開放中庭,氣氛典雅,詩情畫意。

    喬絲和母親及兩位未出嫁的阿姨(全是好心卻挑剔的老太太,看到我們都吓壞了!)住在這裡,不過她并不打算留在這裡等蘇軍攻來,早已開始收拾行李。

    兩位阿姨拒絕離開,再加上寄住在這裡的霍恩貝格家的兩個小孩,一個8歲、一個1歲,連同他們的護士,使得情況更加複雜。

    孩子的父親,即奧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于1914年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結果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次子,恩斯特公爵,是德奧兼并後第一批被關入達豪集中營的人之一。

    孩子的母親是英國人,現在雙親都留在維也納,公爵希望日後能為奧地利效力。

     大家都守在收音機旁,但維也納并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還幫喬絲把大量頗醜陋的銀器裝入洗衣籃内;一群在産業内擔任農工的法國戰俘,接着把這些籃子藏在水泥污水管内封死,埋入花園内。

    完工後,那批法國人(全來自法國南部)進屋裡來和我們共飲一杯葡萄酒。

    整個過程都在蠟燭照明下完成,免得引起附近居民生疑。

    掘埋工作雖然辛苦,倒是絮語笑聲不斷。

     德國及奧地利各地農莊都雇用了這類法國戰俘,大多數都非常和善,也幫了許多大忙。

    待戰争結束他們恢複自由身之後,又常志願保護急難中的人,陪伴以前的雇主逃往西方,擔任他們的保镖。

    後來保羅及塔蒂阿娜·梅特涅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逃難的。

    這些戰俘不論政治立場為何(很多人是左派),多數選擇徒步走回法國,而不願留在東歐等待“蘇軍”來到。

     4月4日,星期三 仍不見格察·帕賈斯維奇的蹤影。

    我們決定再等24小時,若他還不出現,便先往格蒙登去。

     格蒙登4月5日,星期二 淩晨4點起床,趁天黑上路。

    喬絲·羅森菲爾德陪我們走了一段路;她想在附近的斯泰爾城内找到一家美容院。

    結果我們碰上兩名酒醉的士兵,他們老遠從匈牙利邊界走來,一路通行無阻,可見德軍陣營的混亂情況。

     早上10點便抵達林茨。

    車站附近仿佛一大片廢墟地,人潮萬頭攢動,看了令人十分沮喪。

    希特勒本來希望将林茨變成藝術大城,眼前卻隻剩下一片殘破。

     由于下一班開往我們下一個目的地阿特南—普赫海姆的火車下午2點才發車,又沒地方寄行李,我們隻好拖着行李魚貫走進城裡。

    天氣燥熱,西塔·弗雷德拖着大包小包塞滿舊鞋、無蓋保溫瓶和西西·維爾切克其他垃圾的行李,落在後面。

    我們哀求她把那些垃圾全部扔掉,但她堅持不肯。

     最後終于找到一家沒被炸壞的旅館,他們讓我們進去梳洗及休息。

    然後再上街找郵局,想發電報給家人,卻遍尋不得。

    我決定去找肉鋪,結果非常自豪地帶了半磅香腸回去。

    但西西和西塔都認定那是馬肉或狗肉做的,堅持不肯吃;我隻好把香腸送給女侍應生,令她大樂。

    喝了點稀湯後,西西和我到公園裡坐在長凳上曬太陽,四周全是炸彈坑。

    後來警報響了,我們奔回旅館取出行李,帶着西塔趕回車站。

    無論如何,我們都不願被困在林茨,或躲進林茨的掩蔽壕内。

     車站裡鬧哄哄的,沒有人知道該往哪裡去。

    西西眼尖,瞧見一列火車停在另一條鐵軌上,正開始冒蒸氣,而且似乎朝着我們要去的方向。

    我們趕緊爬上車,靜觀其變。

    結果我們非常幸運,火車為了躲避即将發生的空襲,提早離站。

     阿特南—普赫海姆是通往格蒙登與薩爾斯堡的重要轉車站。

    下車後我們先進村裡,村裡隻有一條街道;紅十字會已接管所有的客棧,發放中心請我們喝湯。

    據說傷患不斷朝這個方向湧來。

    看見那些皮膚被曬得紅紅的、制服漿得筆挺,且态度友善的護士,令人驚喜。

    這裡似乎離戰争還頗遙遠,當地郵局甚至讓我發電報給母親;隻不過不知她是否能收到。

    塔蒂阿娜在漢堡,距離太遠,根本不必嘗試。

     下午5點登上駛往格蒙登的火車,西西和我在那裡下車,西塔則繼續坐到艾爾特蒙斯特。

    下周我們再會合,一起前往施瓦察赫—聖維特。

     我們對格蒙登的第一印象不太好,等了很久才等到一班電車,不過後來漸漸習慣不時的耽擱。

    電車載我們到湖濱大旅館“施萬”前的市集廣場;廣場上也一片混亂,一輛輛載滿從維也納逃亡人潮的卡車不停駛來,這些人無處可去,下了車後便拎着包袱席地而坐。

    我在人堆裡認出一位西班牙外交官。

     我們徒步走上一個陡坡,抵達柯尼金别墅。

    别墅最早由坎伯蘭伯爵建造,現在屬于漢諾威克裡斯欽王子未出嫁的阿姨,奧爾加。

    那棟建築乍看之下像是已荒廢了,我繞到後面馬廄去找人。

    西西則被一條巨大的獵狼犬困住,動彈不得;狗圍着她繞圈子,吠個不停。

    産業内插了好幾個“内有惡犬”的告示,讓我們有點擔心。

    後來終于有一位德國上校的太太開門讓我們進去,她自己也帶着兩個小女兒在逃難。

    然後她喚來一位典型的舊式侍女——戴着夾鼻眼鏡、頭頂上梳個髻的施耐德小姐。

    後者領我們上樓,把我們安頓在主卧室内。

    主卧室很小,擺了一張窄床,床尾放一張長椅。

    我們倆抽簽決定誰睡哪裡。

    施耐德小姐很不開心;雖然克裡斯欽通知她我們會來,她卻不知道确實的日期,所以沒做好準備。

    其實我們滿心感激克裡斯欽,哪還會埋怨呢?!那位上校夫人邀請我們一起吃晚餐,她人很好。

    飯後我們泡了一個舒服的澡。

    整間浴室從天花闆到地闆,都貼滿了維多利亞時代歐洲皇族的家族照片。

     這時我們突然聽到汽車喇叭聲,原來是格察·帕賈斯維奇!他和他姐夫卡皮斯坦·艾當莫維奇一起開車過來,一路平安,而且似乎把我們所有的行李和大衣都帶來了。

    不僅如此,格察不知從哪裡找來一輛拖車,挂在車後,上面堆滿其他朋友留下來的東西。

    即使在這種非常時期,有膽識、有決心的男人仍能有志竟成!他唯一丢下的東西,便是我淡紫色的手風琴,和西西的一隻皮箱。

     我們堅持要他們留下來過夜,但睡在哪裡呢?這棟房子雖大,但每個房間都堆滿了從附近一座城堡(已改成醫院)運來的家具。

    最後我們兩個女孩擠在窄床上,格察睡長椅,卡皮斯坦則睡在浴室一張臨時架起來的沙發上。

    他們叙述了維也納自我們離開後的狀況。

     過去幾天情勢遽變,我們離開的那天下午,西西的哥哥漢西便領着部隊移防到阿姆施泰滕。

    格察和卡皮斯坦次日早晨載着那三名提供汽油、證件及汽車牌照的黨衛軍逃兵離開,格察同時答應替他們運送所有的行李。

    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這三名黨衛軍中,竟有一個人是我們的朋友,即布裡斯托爾旅館的副總經理,魯施先生。

    他人這麼好,實在不像一名黨衛軍,我因此懷疑他為了離城,可能也持有假證件。

    格察強調他奉派替蓋世太保執行一項秘密任務,證件有效期為一個月,他們一行人因此得以自由出入整個薩爾斯堡區域。

    本來他應該在抵達聖吉爾根之後把車子交給那三個人,但他認為自己已仁至義盡,不打算那麼做,于是便讓他們在林茨下車。

     巴特奧塞4月6日,星期五 我們把車上行李卸下來,讓男士們開車去接格察·帕賈斯維奇的太太阿莉(她是西西·維爾切克的姐姐)、他們的兩個小孩,以及卡皮斯坦·艾當莫維奇的太太史蒂芙,和他們的四個小孩,這兩家人一直住在巴特奧塞埃爾茨家。

    我們計劃周末去找他們。

     但首先,我們必須先申請留宿柯尼金别墅的許可證。

    格蒙登的納粹地方黨領導極不友善,但市長為人卻頗正直,一聽到我們的名字(漢諾威克裡斯欽王子曾經跟他提過),立刻準許我們住下。

    克裡斯欽也交代過園丁,讓我們自由采蔬果,所以看來我們還有希望活下去。

    西西保持低姿态,因為她未來的醫院格蒙登醫院還不知道她已經到了。

    我們去施萬旅館吃午餐,一位剛從維也納逃來的人告訴我們,蘇軍昨天已在維也納郊區弗羅瑞茲多夫的樹上吊死了一些納粹黨員。

     下午我們搭火車去巴德伊舍溫泉小鎮,探望施塔勒姆貝格夫婦。

    格察再開車接我們回巴特奧塞。

    埃爾茨母親仍然沒有任何一個兒子的消息,但據說艾伯特就躲在附近的樹林裡。

     4月7日,星期六 全家人一起吃早餐,接着帶孩子們出去采蒲公英,拌在沙拉裡很好吃。

    然後去美容院做頭發。

    史蒂芙·艾當莫維奇替所有人做飯,很困難,因為沒有人有糧票。

     格蒙登4月8日,星期日 早上在教堂碰見許多來自維也納的難民,像是霍恩洛厄夫婦、帕爾菲夫婦等。

    午餐後,帕賈斯維奇夫婦載我和西西·維爾切克回巴德伊舍溫泉小鎮,路上被黨衛軍巡邏攔下,虛驚一場!格察拿出他的假證件,他們也要求看我們的;我的證件上注明我應該去施瓦察赫—聖維特,方向跟這裡完全不對,立刻引起他們的懷疑。

    他們問我為什麼到這個時候,距離目的地還這麼遠?我解釋我離開維也納的日子比原訂啟程的日期晚很多。

    最後領頭的上士表示,要不是他心地善良,早把我拉下車,派我去挖戰壕了;我反唇相譏,說我以為“六年戰争”期間護士的用處應不隻挖戰壕而已!這場對話不甚愉快,離開時大家都還在發抖。

    回到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後,西西和我搭火車回格蒙登;我們計劃好好休息兩天。

     4月9日,星期一 天氣美極了。

    我們坐在柯尼金别墅的陽台上曬太陽,享受湖光山色的可愛景觀。

    很快西西·維爾切克就得去格蒙登醫院報到了。

     今天在施萬旅館碰見埃爾巴赫夫婦;維克托·埃爾巴赫是駐雅典的最後一任德國首長,他太太厄莎貝斯則是卡塔林·金斯基的姐妹。

    他們剛從匈牙利逃過來,告訴我們卡塔林在林茨被黨衛軍攔下,所帶的東西全被沒收——主要是培根、面粉和香腸——都是她老遠從匈牙利帶來,本來希望做小孩的糧食,維持到戰争結束。

    埃爾巴赫夫婦一副驚慌失措的模樣,可能會在旅館裡住一夜,讓我們感覺很愧疚,自己住得那麼舒服;然而未經漢諾威家族的同意(他們現在都在德國),我們不敢收留任何人。

     4月10日,星期二 西西·維爾切克和由附近那座城堡改建而成的“坎伯蘭醫院”院長談過話;他提議就讓她在那裡工作,這樣對她很方便,她每天隻需走路穿過公園便可;但她有點猶豫,因為那間醫院内沒有手術室,而她整個大戰期間一直在手術室内工作。

     4月11日,星期三 陸軍上校——他的家人就住在别墅後面改建的馬廄裡,從蘭巴赫開車來看他們。

    他并不認為德軍還能撐過兩個星期,建議我最好别嘗試趕去施瓦察赫—聖維特。

    他負責率領一個爆破小組,經常和林茨的地方首長埃格魯伯見面,後者等于是奧地利這一區的國王,是個非常可憎的人物,很愛大放厥詞,高談“抵抗”、“榮譽”,雲雲。

     已有消息傳來:我們醫院的傷患沒有一名安全抵達施瓦察赫—聖維特,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