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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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塔蒂阿娜來電話。
她現在仍在布拉格，不過馬上就會去漢堡附近的弗利德利斯魯與奧托·俾斯麥夫婦相聚，因為保羅·梅特涅最近被調去城堡附近的呂讷堡。
去年秋天被判無罪的戈特弗裡德，最近終于從一直監禁他的集中營裡放出來，據說也會去那裡。
我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自由了，因為“七月密謀”他涉案這麼深。
塔蒂阿娜即将遠行令我擔憂，現在火車也經常遭到轟炸。
3月2日，星期五 兩天前，我們必須在空襲期間替漢尼（被切斷雙腿的那位飛行員）換紗布。
當時他的未婚妻露琪不在；因為停電，我必須提着兩盞油燈替換紗布的醫生及護士照明。
每次清洗傷口，漢尼必須忍受的痛苦簡直令人無法想象，因為他的兩根斷肢等于是被絞斷的，骨頭碎得到處都是，不斷從肉裡刺出來，得用鑷子一片一片挑。
西塔說如果我可以看着他的傷口而不感到惡心想吐，那我就什麼都不怕了。
起先我還以為自己沒辦法，奇怪的是，我竟然能夠忍受，尤其是在必須幫忙的時候，全神貫注，專心工作，和病患突然疏離，因此所有的感覺都被忽略了。
感謝上帝！ 3月3日，星期六 今天沒有空襲，總算可以準時回家。
醫院裡變得很冷，因為煤炭燒完了。
現在就連醫院都無法享受配給煤炭的優先權。
3月4日，星期日 今天和漢西·奧普斯多夫走出史蒂芬大教堂時，警報聲響起。
現在漢西經常陪我，他因為聲帶遭到槍擊，正在城内接受治療，隻能小聲講話。
稍後，我去看梅利·克芬許勒。
她在軍需品工廠工作，即使蘇軍進城，也不可能獲準離開。
不過她已從鄉間的家族産業那兒偷偷弄來兩匹馬和一輛馬車，萬一我們必須在最後一秒鐘逃難，可以用得着。
今天接到母親1月2日從柯尼希斯瓦特寄來的一個包裹，被郵局耽擱了兩個月，打破了以前的紀錄。
3月6日，星期二 富格爾家族的老祖母死了。
她的兒子“波弟”是德國空軍的将軍，前幾天來維也納。
西西·維爾切克一直催我去拜托他，把我調到西邊一點的空軍醫院。
他的确有點影響力，因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明星飛行員，獲頒德意志帝國最高榮譽勳章。
西西自己将随所有職工遷往薩爾斯堡附近的格蒙登。
不過她也不想立刻離開維也納，正在設法拖延。
漢諾威家族在格蒙登有一座城堡，現在改成醫院。
克裡斯欽建議如果西西和我真的去那裡，可以去他父母家（由馬廄改建）住；并且答應為我們安排一切。
聽他這麼說令人心安，如果我們真的必須逃難，肯定會非常倉促。
3月7日，星期三 西西·維爾切克帶我去見波弟·富格爾。
他滿頭白發，臉孔卻仍然很年輕；非常帥，極有魅力。
他答應會去找本地的空軍醫官指揮談我的事；此人對我們來說好比上帝，卻正好是他朋友。
其實我去求情主要是想讓朋友們放心，他們都覺得維也納守不了十天，我竟然還待在這裡，實在恐怖。
的确，蘇軍前進速度穩定，就算不馬上進城，也絕非德軍能夠抵抗，據說德軍防守力早已疲軟。
今晚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邀請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到薩赫旅館的私人宴會廳内吃晚餐。
整個氣氛仍具有濃厚的“古風”：戴白手套的侍應生、吃由主人親手射殺的野雞、喝擺在冰桶裡的香槟……等等。
雖然敵軍離他家門檻不到幾千米，他卻繼續過富豪地主的生活。
3月8日，星期四 空襲。
因此必須加晚班。
聽收音機報道，盟軍已渡過萊茵河，現在科隆及波恩附近作戰。
雖然到處都受到他們的包圍，但德軍在西線的抵抗似乎仍相當頑強。
這點令我想不通。
如果必須在兩者中作選擇，難道他們不想優先抵擋蘇軍嗎？ 3月10日，星期六 一位我從來沒見過的穆爾巴克先生替我帶來安托瓦内特·葛納和費德·基堡（他也在上個月離開維也納）寫的信。
他們倆都在慕尼黑，都懇求我立刻離開維也納。
我在旅館前廳跟穆爾巴克先生見面，他本來應負責安排我離城的事，但這并不容易，因為一個星期前當局已下令禁止所有人做私人旅行。
結果他遞給我一份由慕尼黑軍備單位核發的空白旅行證，我隻需填上名字及地址便可。
但光持有這張旅行證還是沒用，除非情況變得一團混亂，否則我不可能離開醫院；可是若等到情況大亂，火車一定停駛，那又可能來不及了。
即便如此，安托瓦内特為我費的這番心思仍令我十分感動。
半夜，瑪麗安·圖恩替母親從卡爾斯巴德打軍用電話給我；她說母親急壞了，我向她報告最新的情況。
回旅館後，發現母親發來一封電報。
伊連娜從羅馬、喬吉從巴黎分别捎來好消息。
太神奇了，到現在私人的信息似乎仍能通過前線，或許是經過瑞士吧。
母親要我打電話給她，可其實我每晚都試着撥電話去柯尼希斯瓦特，從來沒接通過。
3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是維也納的黑暗日！ 在醫院工作時西塔·弗雷德沖進我辦公室，通知我大群敵機正朝我們飛來。
當時我手邊工作實在太多，不能立刻跟她一起去隧道躲藏。
她卻喜歡趁着還不太擠的時候，早早趕過去。
等我準備好時，她已失去耐心，說我們幹脆留下來算了，讓我覺得有罪惡感，仿佛都是我的錯似的。
其實留下來的人很多，地下室掩體内擠滿傷患和護士。
我跟傷患坐在一起；其中一位病人是鮑爾上尉，他是著名的明星飛行員，獲頒橡葉十字勳章。
他肩膀受重傷，不過仍能起來走動。
我們聊了一會兒，但很快燈就熄了，外面的噪音打斷所有的談話。
我往地窖裡瞄，瞥見艾格尼絲護士蹲在一張桌子上啜泣，一位年輕的外科醫生正在拍她的背。
她平常總是和善又開心，可是每次碰到空襲都會崩潰。
我走過去，坐在桌上陪她，和她緊緊抱在一起。
外面的哨音及吼聲不斷，我從來沒有在維也納碰過這麼可怕的情況。
院方派了一位守望員待在屋頂上，他奉命無論如何不準離開屋頂，後來傳下來一個口信，說隧道遭炸彈直接命中。
我們立刻想到躲在裡面的許多病患和護士。
果不其然，大約十分鐘之後，待轟炸噪音安靜了一點，扛着擔架的人潮便不斷湧進，受傷的全是一個鐘頭以前高高興興走去隧道的人，看了教人心碎！有些人一直尖叫，其中一個人被擊中胃部，抱住我的腳苦苦哀求道：“麻醉藥，護士，給我麻醉藥！……”然後一直不停呻吟。
醫生當場就在地窖裡替好幾個人動手術。
院長卻在一旁不斷咒罵不聽從他命令留在醫院裡的人。
他發現幾乎所有職員此刻都集中在這裡，變得怒不可遏：“如果現在我們被炸彈炸中，我豈不是要損失所有的職員？！”據說當一部分病患走到隧道外面想透口氣時，一枚炸彈正好掉在隧道出口前方；還有些人說，當時誤傳空襲警報已解除……總而言之，有14個人當場被炸死。
大批幸存的受害者被擡進我們地窖的那一幕，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稍後，我們爬上屋頂，往城裡眺望。
奧爾施佩格教授說，他看見歌劇院在燃燒，可是當時煙塵彌漫，實在看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晚上，維利·塔克西斯出現。
他聽說隧道被炸，很替我擔心。
他一直等我把工作做完，陪我走回城内；一路上滿目瘡痍。
他說城市中心災情嚴重——歌劇院、賽馬俱樂部，甚至連我們住的布裡斯托爾旅館，都被炸了。
我問他我的房間還在不在；他說不知道。
等我們走到城市中心時，已經入夜，但很多建築仍在冒着熊熊火光，你甚至可以在旁邊看報紙。
而且到處彌漫濃濃的煤氣味，就和柏林最慘的日子一樣。
我們先去在赫林街上的維爾切克家慰問他們。
西西得了扁桃腺炎，又發高燒，躺在床上。
每個人都有點歇斯底裡，仿佛喝醉了似的。
據說被炸得最慘的是賽馬俱樂部，地窖裡死了270個人；到現在建築物本身仍在燃燒，無人能接近。
喬絲·羅森菲爾德告訴我，在最緊張的時刻，她緊緊抓住波弟·富格爾，因為她覺得空襲期間，能躲在一位獲頒勳章的空軍将領旁才最安全！ 波弟還留在城内，等待安葬母親，可惜此事一直懸宕未決，因為棺材嚴重缺貨。
剛開始人們還湊合着用補窗棂的卡紙嵌闆做棺材，後來連卡紙嵌闆都找不到了。
幾天前，梅利·克芬許勒才對我說，她不準我現在死：“你絕對不可以這樣對待我們！”暗示替我辦喪事會太麻煩！不僅棺材缺貨，而且連掘墳都得親戚朋友親自動手，因為挖墓工人都當兵去了。
結果很多地方都堆了一大堆等待下葬的棺材。
幸好現在還是冬天，那景象僅僅怪異而已；天知道等春天來臨，雪融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前幾天有人替一位死去的上校舉行隆重的葬禮，甚至請來軍樂隊，結果棺材被降下墓穴的當兒木蓋突然滑落，竟露出一位灰發老婦的臉孔——葬禮繼續舉行！ 從維爾切克家出來後，我們繼續查看災況。
歌劇院仍在燃燒；布裡斯托爾沒有一扇窗子完好如初，從街上一眼就可以看見裡面的餐廳。
外面萬頭攢動，每個人都衣衫不整，滿身硝煙味兒。
我和波弟·富格爾及他女兒諾拉、他妹妹西爾維亞·明斯特一起吃晚餐。
波弟的前妻在戰争爆發以前嫁給前奧地利首相許士尼格，現在兩個人都被關在集中營裡。
1934年7月，馮·許士尼格博士（1897—1977）繼被刺身亡的陶爾斐斯成為奧地利首相。
因為堅持反對希特勒于1938年3月執行之德奧兼并，與其妻一同遭到逮捕，大戰期間一直被關在集中營内。
1945年，美軍釋放了他，餘生在美國教書。
布裡斯托爾的管理階層實在厲害：旅館内停電，隻得在每張餐桌上點蠟燭，此外，一切如常。
飯後我們走路去隔壁彼得·哈比希開的店，觀看仍在燃燒中的歌劇院。
彼得眼眶裡噙着淚水；對維也納人來說，鐘愛的歌劇院遭到摧毀，無異為個人的悲劇。
維也納歌劇院于1869年在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禦前，以莫紮特的歌劇《唐璜》揭幕啟用。
巧的是，該院被炸毀前演出的最後一出歌劇，竟是瓦格納的《諸神的黃昏》。
歌劇院被炸毀，連帶焚毀總計120出歌劇的場景，及大約16萬套的戲服。
戰後奧地利人生活雖十分艱苦，然而歌劇院的重建卻一直被全國上下視為當急要務。
歌劇院終于在1955年11月重新啟用，不啻象征了“文明奧地利”的重生。
3月14日，星期三 今天又得步行去醫院上班；現在往返得花四個鐘頭！我非想辦法搭便車不可，不過現在馬路上到處堆滿破磚瓦礫，沒有車輛能夠通行，每個人都是步行。
3月15日，星期四 醫院放我兩天假，然後我将換工作，轉到“部隊顧問服務及福利”單位。
我還不太清楚工作内容到底是什麼，可能包括與本地空軍管區通信讨論院内傷患升級及授獎事宜，同時替他們的私人問題提供顧問服務。
這份工作必須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觸，院長似乎認為我擅長此道。
不幸我還得處理所有與死亡有關的事情，自從隧道掩蔽壕被炸的悲劇發生後，我們和許多死者的親屬會談過。
今天有一位死者的未婚妻來見我，所有血淋淋的細節她都想知道。
3月16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又有空襲。
我穿越歌劇院廣場走到薩赫旅館，因為聽說他們的地窖比布裡斯托爾的安全。
塔克西斯兄弟和海因茨·廷蒂也和我一塊兒去，結果在裡面待了四個小時，幸好一切平安，不過每個人似乎都比以前更緊張。
警報解除後，盡管聽别人說火車已停駛，喬絲·羅森菲爾德仍直接去車站（她們家在林茲附近有産業）。
她變得歇斯底裡，連在維也納多待一晚都不願意。
她留了些蛋給我。
3月17日，星期六 今天，西塔·弗雷德和我又在薩赫旅館的地窖内待了幾個鐘頭。
那個地窖看起來的确很牢固，不過炸彈到底會從哪個角度炸過來，誰也無法預料。
猛烈轟炸開始後，家人不斷捎來家書，語氣都急瘋了，我卻無法回信，因為維也納對外郵件服務已中斷。
3月18日，星期日 和漢西·奧普斯多夫一起上教堂，然後去探望仍卧病在床的西西·維爾切克。
歌劇院被炸毀的那天，她叔叔卡裡寫了一封信給我，日期注明為“維也納有史以來最悲慘的一日”。
可憐，他傷心透了；西西的父親也一樣。
弗朗茨·塔克西斯告訴我，維也納對他們那一代的重要性就像卧室對我們：每個角落都“屬于”他們，每一塊石頭他們都一清二楚…… 和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及另一位波蘭難民，塞巴斯蒂安·盧博米爾斯基王子在布裡斯托爾吃午餐。
波托茨基母子一直拖延離城的日子，終于在三天前離開。
看不見他們感覺好怪；我們這群人已經變得如同一家人，每個人離開都會留下一片空虛感。
餐後到對街加布裡埃爾的旅館内喝咖啡。
她剛買了幾頂新帽子——這是現在唯一不需用配給券購買的衣飾類。
由于她持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的護照（她是執政王子的表妹），現在随時都可以乘汽車離城。
3月19日，星期一 又過了仿佛噩夢的一天。
這次敵機在醫院内進行地毯式轟炸；當時我們躲在上次悲劇發生的隧道内。
自從上次事件發生後，院方從醫院接了一條直通電話線到隧道内，傳達在屋頂上守望人瞭望的結果。
今天有三枚炸彈擊中隧道；西塔·弗雷德大叫道：“蹲下！”——因為我比大部分的人都高，她怕我首當其沖，承受空氣壓縮力。
起先病患驚惶失措，仿佛牛群般尖叫亂竄，過了一會兒，才慢慢平靜下來。
雖然每次爆炸都會震倒一批人，不過并沒有人受傷，隧道也沒有坍塌。
另外七枚炸彈落在醫院内，一枚炸中手術室，貫穿三層樓後才停下來，然後就在地下室掩蔽壕正上方爆炸，所有的窗子都被震碎了。
一架美國飛機墜落在附近的土耳其公園内，院方派了幾名職員去把機上組員擡回來；他們隻找到四個人，另一個人不見了。
我們奉命清除善後，在成堆破碎玻璃和瓦礫之間蹒跚踯躅。
我将接替其職位的那個女孩歇斯底裡發作：她在路上遇到空襲，不得不躲進一間小屋内。
我先讓她回家，然後繼續撿拾炸爛的家具和窗棂。
快到六點時，我決定回家。
走到一半，有人從樓上朝街心扔下來一扇破窗框，把我的手劃破了一個大口子。
結果一輛軍用汽車停下來，把我送到維爾切克家；我本來想找西西，但她出去了，結果她父親用一條毛巾包住我的手，讓我撐回布裡斯托爾旅館，由薩佩哈夫婦接手照顧我。
他們說我的傷口觸目驚心。
現在日子變得很難捱，因為城裡已停水幾個星期。
旅館如何繼續供應三餐，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現在也沒人敢喝茶或咖啡。
夜晚也沒燈，西西送給我的聖誕蠟燭也都快用光了。
晚上，我經常摸黑坐在房間裡練習手風琴。
3月20日，星期二 街上覆滿一層碎玻璃。
現在我都搭便車去醫院。
雖然不容易搭到車，不過我眼明腳快，連續兩次攔下同一輛軍用汽車，後來那位駕駛答應以後會注意找我，因為他每天都會經過我走的路線。
彼得·哈比希也答應把他新弄到的自行車借給我，因為他白天并不需要用車。
有了單車我就可以獨立了。
再度發生空襲，但未造成災情。
3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的空襲持續了五個小時，但未造成損害。
敵機從意大利飛來，一直飛往柏林——挺大的成就！ 居然接到喬吉寄來的一封信。
他仍在巴黎，在一家新聞社工作，同時繼續在科技學校念書。
他建議全家人“守在一起”；俄國人會說這是“隔岸救火”的建議。
此刻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在北方；父母住在柯尼希斯瓦特；我被困在維也納城内！……不過喬吉當然是好意啦！ 3月24日，星期六 每天晚上我都和塞巴斯蒂安·盧博米爾斯基走到地下室，用大果醬瓶裝滿水回房間；雖然旅館每天會在房客的盥洗池裡放一小杯水，不過因為空氣裡滿是煙塵，很容易口渴。
最近我都趁着空襲期間在醫院裡洗澡，不過現在這麼做已變得太危險，我不敢了；況且就連醫院裡都缺水。
所有戰俘，包括那批飛機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隻要還能走動，都被派去附近蓄水池提水。
雖然大家都知道池裡的水污染嚴重，仍照用不誤，甚至用來煮飯。
衛生标準每況愈下，護士亦開始接種霍亂疫苗，因為布達佩斯已經開始流行傳染病了。
不過我們都忙得焦頭爛額，根本沒時間多想或擔心。
我即将搬去維爾切克家住。
西西下周将與她的醫院一同撤退，但她的哥哥漢西是預備軍官，雖然負傷，仍須留守城内，直到蘇軍攻來。
至少他能提供我蘇軍進展的最新消息。
已開始運送行李到赫林街。
工作人員終于挖出一條路，通到賽馬俱樂部坍塌的地窖内，并開始掘出屍首。
那股臭味令人作嘔，留在鼻内幾天都不散。
通常我都騎自行車繞到史蒂芬大教堂，避開那條街。
3月26日，星期一 今天是接下新工作的第一天，非常忙碌。
昨天我和卡裡·維爾切克叔叔正在前往史蒂芬大教堂望彌撒（昨天是受難周的第一天）的路上，警報響了。
空氣中煙塵彌漫，太陽已下山，我們坐在聖米歇爾廣場的教堂石階上，弗朗茨·塔克西斯偶爾會過來向我們報告敵機的方位。
上個星期六，卡裡叔叔告訴我，當薩佩哈夫婦終于獲準攜帶财産（是他們從波蘭逃出來時，用一輛卡車運來的）離開維也納時，半夜打電話給他說，車上還有些空間，可以帶一些波托茨基母子寄放在列支敦士登皇宮内的東西走。
卡裡叔叔馬上帶一批可以立刻取出的箱子過去裝車。
等他們離開之後，他盤點了一遍。
波托茨基家族的蘭卡特城堡内擁有世界聞名的瓷器、家具及華托和弗拉戈納爾的名畫等，全是他們家族的祖先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凡爾賽宮遭掠奪時廉價購得的。
多虧戈林出面幹預，這些寶物才安全抵達維也納。
不過，卡裡叔叔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說，被薩佩哈夫婦的卡車載走的那批東西，卻是波托茨基家族的交響樂隊樂器！當然這些樂器也算得上是18世紀的古董，不過你可以想象可憐的阿爾弗雷德（波托茨基）開箱時的表情…… 3月27日，星期二 在醫院裡出了糗：我替幾名士兵頒授勳章，卻不知道隻有院長才有權利頒獎。
但公文放在我桌上，注明這件事必須立刻辦！結果院長氣壞了，因為他把這種事看得很認真。
回家途中，看見格察·帕賈斯維奇的汽車停在聖米歇爾廣場上；他是西西·維爾切克的姐夫。
我吓了一跳，手裡抱的東西都掉了，因為這裡沒人有這麼大的膽子，除非不怕死。
他雖在匈牙利出生，卻持有克羅地亞護照，因為他們家族的産業都在前南斯拉夫境内。
他有一位兄弟本是克羅地亞駐馬德裡大使，後來投奔同盟國，他因此受到拖累，剛被克羅地亞外交部解雇。
格察來接西西，如今卻困在維也納城内，必須等找到足夠的汽油後才能啟程。
稍晚我騎自行車去布裡斯托爾拿我的手風琴，回來時想試另一條捷徑，結果那架該死的手風琴就在我經過賽馬俱樂部時掉了下去，我彎腰去撿，卻撞見停在瓦礫堆前的一輛卡車。
那地方還是一股可怕的臭味，我擡起頭，赫然看見卡車後面裝滿沒綁緊的布袋，最靠近我的那一袋裡伸出一個女人的兩條腿，雖然還穿着鞋，其中一隻鞋的鞋跟卻掉了。
格察載我回醫院，我發現西塔·弗雷德的情緒極怪異。
她溜進我辦公室，悄聲對我說，她有話不吐不快：自從手術病房被炸毀後，病患床位變得非常擠。
以前地窖裡有所謂的“水療單位”，這是奧地利人的發明，非常有用，裡面擺了很多澡缸，讓脊椎受傷的病患日夜躺在溫水裡，甚至讓他們睡在水裡，從來不移動；不僅可以防止骨髓滲出骨頭，同時能減輕許多痛苦。
以前我常去那裡探望一位俄國戰俘；他非常年輕，傷勢嚴重，整天都在哭。
我希望用母語跟他交談可以讓他好過一些，果然沒過多久他就開始吹口琴，感覺好多了。
可是自從停水後，我們必須把這些病患擡回幹床上。
有一名塞爾維亞人不知染上何種壞疽症，味道非常難聞，不可能讓他和其他病患住在同一間病房内，最後隻好讓他一個人住一間病房，讓其他八張床空着。
醫生早就放棄他了，可是他一直撐着，院方急着用空床，經過“秘密會商”，現在決定讓他“解脫”。
西塔剛才發現這件事，情緒很壞。
她帶我去看他的情況有多嚴重。
我們走到他床邊，她掀起被單，讓我看他已變得跟煤炭一般黑的手臂，西塔毫不費力氣就可以用手指戳進他肉裡。
他一直用詢問的眼光看我們，好可怕！ 下班後格察來接我，我們把車開到卡倫山坐了一會兒，整理思緒，然後才返回城内，去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告别；她終于可以離城了。
接着到布裡斯托爾和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一起吃晚餐。
我在去旅館的路上，看見一個老人用一台小獨輪手推車推一具棺材，上面寫着“馮·拉瑞什先生”——可能是賽馬俱樂部的受難者。
我推着自行車從他身旁繞過，快要碰到他袖子時才想起來應該問他一件事——棺材是在哪裡買的？ 維爾切克宮内也逐漸人去樓空：西西的父母和漢西的太太蕾妮，已在十天前離城，如今家裡隻剩下卡裡叔叔、漢西、西西、格察、塔克西斯兄弟（他們家兩個星期前被炸毀）和我。
蘇軍已越過奧地利邊境，正迅速推進中。
聽說德軍幾乎沒有反抗。
維也納賽馬俱樂部會址所在，即位于著名的薩赫旅館轉角處的菲利普斯宮，其廢墟于1947年被夷平，改建為公園。
大部分受害人屍首一直沒挖掘出來，仍埋在地下。
3月28日，星期三 西塔·弗雷德一直堅持要我去找院長蒂姆醫生談話，向他解釋我身為一名白俄，萬一紅軍進城時逮住我，将“很不健康”。
今天我照她的話做了，結果他回答我，說他是業餘的星相學家，根據他最近的計算，元首還會再活十年；也就是說：戰争還沒有失敗！然後他愈說愈激動，最後還對我大吼大叫，警告我最好别到處散布謠言，擾亂民心，否則他會叫當局以“失敗論者”的罪名逮捕我，雲雲。
走出他辦公室時，我打定主意以後再也不提這件事，但隻要我覺得時機到了，我就會逃走。
姑且不論我個人的情況，院方對撤離病患與職員毫無計劃，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同時蘇軍已抵達等于是郊區的維也納新城了！ 今天格察·帕賈斯維奇又來載我回家。
3月29日，星期四 西塔·弗雷德開始宣戰了。
今天她和院長“火爆會談”，要求被調去拜羅伊特。
院長立刻威脅道：“如果再聽到别的職員散布失敗主義論”，他打算把我們全調到前線去。
今晚我正安靜地在辦公室裡工作，西塔突然沖進來報告最新消息：空軍管區剛剛來通知，整個醫院，包括傷患、職員及器材，必須立刻撤退到提洛爾去。
格察·帕賈斯維奇來載我回家，我試着發電報給家人，向他們報告最新的好消息，可是郵局不接受電報。
火車也停駛了，整座城都陷入恐慌狀态。
3月30日，星期五 整個早上在辦公室裡打包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同時趕辦急件。
我們奉命将所有不必要的文件焚毀；做這件事我挺樂的，因為反正它們全是官僚公文。
但仍有許多傷患需要協助及建議，所以整天都很忙碌。
下午4點，護士長叫我們晚上9點回來報到，第一批傷患及職員将在那個時候離開。
西塔·弗雷德和我都屬于第一批走的人。
格察·帕賈斯維奇和我趕回薩赫旅館去通知西塔，因為今天她正好休假，但我們沒找到她，隻留了張條子，然後我便趕回家去收拾行李。
格察一直不相信醫院真的會撤退，不斷催促我跟他、西西·維爾切克及西塔一起逃走。
但他必須先替他的車子取得通行證，而且我們也必須得到醫院的許可，否則會被視為逃兵。
以前曾擔任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現在是維也納市長的席拉赫在城内貼滿告示，宣稱将把維也納變成一座堡壘，反抗到底。
席拉赫（1907—1974）的母親雖是美國人，卻很早便成為狂熱的納粹黨員，曾在1931—1940年間擔任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接着奉派擔任維也納市長。
盡管到後來他亦對希特勒喪失信心，但他仍然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活動，而且在“七月密謀”發生後，亦追緝逮捕了不少反納粹人士。
我在薩赫旅館前面碰見波弟·富格爾的女兒，諾拉。
她眼淚汪汪的，說約好來載她離城的卡車沒出現。
西塔和我帶着所有能帶的行李趕去醫院，結果發現院内
她現在仍在布拉格，不過馬上就會去漢堡附近的弗利德利斯魯與奧托·俾斯麥夫婦相聚，因為保羅·梅特涅最近被調去城堡附近的呂讷堡。
去年秋天被判無罪的戈特弗裡德，最近終于從一直監禁他的集中營裡放出來，據說也會去那裡。
我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自由了，因為“七月密謀”他涉案這麼深。
塔蒂阿娜即将遠行令我擔憂，現在火車也經常遭到轟炸。
3月2日，星期五 兩天前，我們必須在空襲期間替漢尼（被切斷雙腿的那位飛行員）換紗布。
當時他的未婚妻露琪不在；因為停電，我必須提着兩盞油燈替換紗布的醫生及護士照明。
每次清洗傷口，漢尼必須忍受的痛苦簡直令人無法想象，因為他的兩根斷肢等于是被絞斷的，骨頭碎得到處都是，不斷從肉裡刺出來，得用鑷子一片一片挑。
西塔說如果我可以看着他的傷口而不感到惡心想吐，那我就什麼都不怕了。
起先我還以為自己沒辦法，奇怪的是，我竟然能夠忍受，尤其是在必須幫忙的時候，全神貫注，專心工作，和病患突然疏離，因此所有的感覺都被忽略了。
感謝上帝！ 3月3日，星期六 今天沒有空襲，總算可以準時回家。
醫院裡變得很冷，因為煤炭燒完了。
現在就連醫院都無法享受配給煤炭的優先權。
3月4日，星期日 今天和漢西·奧普斯多夫走出史蒂芬大教堂時，警報聲響起。
現在漢西經常陪我，他因為聲帶遭到槍擊，正在城内接受治療，隻能小聲講話。
稍後，我去看梅利·克芬許勒。
她在軍需品工廠工作，即使蘇軍進城，也不可能獲準離開。
不過她已從鄉間的家族産業那兒偷偷弄來兩匹馬和一輛馬車，萬一我們必須在最後一秒鐘逃難，可以用得着。
今天接到母親1月2日從柯尼希斯瓦特寄來的一個包裹，被郵局耽擱了兩個月，打破了以前的紀錄。
3月6日，星期二 富格爾家族的老祖母死了。
她的兒子“波弟”是德國空軍的将軍，前幾天來維也納。
西西·維爾切克一直催我去拜托他，把我調到西邊一點的空軍醫院。
他的确有點影響力，因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明星飛行員，獲頒德意志帝國最高榮譽勳章。
西西自己将随所有職工遷往薩爾斯堡附近的格蒙登。
不過她也不想立刻離開維也納，正在設法拖延。
漢諾威家族在格蒙登有一座城堡，現在改成醫院。
克裡斯欽建議如果西西和我真的去那裡，可以去他父母家（由馬廄改建）住；并且答應為我們安排一切。
聽他這麼說令人心安，如果我們真的必須逃難，肯定會非常倉促。
3月7日，星期三 西西·維爾切克帶我去見波弟·富格爾。
他滿頭白發，臉孔卻仍然很年輕；非常帥，極有魅力。
他答應會去找本地的空軍醫官指揮談我的事；此人對我們來說好比上帝，卻正好是他朋友。
其實我去求情主要是想讓朋友們放心，他們都覺得維也納守不了十天，我竟然還待在這裡，實在恐怖。
的确，蘇軍前進速度穩定，就算不馬上進城，也絕非德軍能夠抵抗，據說德軍防守力早已疲軟。
今晚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邀請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到薩赫旅館的私人宴會廳内吃晚餐。
整個氣氛仍具有濃厚的“古風”：戴白手套的侍應生、吃由主人親手射殺的野雞、喝擺在冰桶裡的香槟……等等。
雖然敵軍離他家門檻不到幾千米，他卻繼續過富豪地主的生活。
3月8日，星期四 空襲。
因此必須加晚班。
聽收音機報道，盟軍已渡過萊茵河，現在科隆及波恩附近作戰。
雖然到處都受到他們的包圍，但德軍在西線的抵抗似乎仍相當頑強。
這點令我想不通。
如果必須在兩者中作選擇，難道他們不想優先抵擋蘇軍嗎？ 3月10日，星期六 一位我從來沒見過的穆爾巴克先生替我帶來安托瓦内特·葛納和費德·基堡（他也在上個月離開維也納）寫的信。
他們倆都在慕尼黑，都懇求我立刻離開維也納。
我在旅館前廳跟穆爾巴克先生見面，他本來應負責安排我離城的事，但這并不容易，因為一個星期前當局已下令禁止所有人做私人旅行。
結果他遞給我一份由慕尼黑軍備單位核發的空白旅行證，我隻需填上名字及地址便可。
但光持有這張旅行證還是沒用，除非情況變得一團混亂，否則我不可能離開醫院；可是若等到情況大亂，火車一定停駛，那又可能來不及了。
即便如此，安托瓦内特為我費的這番心思仍令我十分感動。
半夜，瑪麗安·圖恩替母親從卡爾斯巴德打軍用電話給我；她說母親急壞了，我向她報告最新的情況。
回旅館後，發現母親發來一封電報。
伊連娜從羅馬、喬吉從巴黎分别捎來好消息。
太神奇了，到現在私人的信息似乎仍能通過前線，或許是經過瑞士吧。
母親要我打電話給她，可其實我每晚都試着撥電話去柯尼希斯瓦特，從來沒接通過。
3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是維也納的黑暗日！ 在醫院工作時西塔·弗雷德沖進我辦公室，通知我大群敵機正朝我們飛來。
當時我手邊工作實在太多，不能立刻跟她一起去隧道躲藏。
她卻喜歡趁着還不太擠的時候，早早趕過去。
等我準備好時，她已失去耐心，說我們幹脆留下來算了，讓我覺得有罪惡感，仿佛都是我的錯似的。
其實留下來的人很多，地下室掩體内擠滿傷患和護士。
我跟傷患坐在一起；其中一位病人是鮑爾上尉，他是著名的明星飛行員，獲頒橡葉十字勳章。
他肩膀受重傷，不過仍能起來走動。
我們聊了一會兒，但很快燈就熄了，外面的噪音打斷所有的談話。
我往地窖裡瞄，瞥見艾格尼絲護士蹲在一張桌子上啜泣，一位年輕的外科醫生正在拍她的背。
她平常總是和善又開心，可是每次碰到空襲都會崩潰。
我走過去，坐在桌上陪她，和她緊緊抱在一起。
外面的哨音及吼聲不斷，我從來沒有在維也納碰過這麼可怕的情況。
院方派了一位守望員待在屋頂上，他奉命無論如何不準離開屋頂，後來傳下來一個口信，說隧道遭炸彈直接命中。
我們立刻想到躲在裡面的許多病患和護士。
果不其然，大約十分鐘之後，待轟炸噪音安靜了一點，扛着擔架的人潮便不斷湧進，受傷的全是一個鐘頭以前高高興興走去隧道的人，看了教人心碎！有些人一直尖叫，其中一個人被擊中胃部，抱住我的腳苦苦哀求道：“麻醉藥，護士，給我麻醉藥！……”然後一直不停呻吟。
醫生當場就在地窖裡替好幾個人動手術。
院長卻在一旁不斷咒罵不聽從他命令留在醫院裡的人。
他發現幾乎所有職員此刻都集中在這裡，變得怒不可遏：“如果現在我們被炸彈炸中，我豈不是要損失所有的職員？！”據說當一部分病患走到隧道外面想透口氣時，一枚炸彈正好掉在隧道出口前方；還有些人說，當時誤傳空襲警報已解除……總而言之，有14個人當場被炸死。
大批幸存的受害者被擡進我們地窖的那一幕，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稍後，我們爬上屋頂，往城裡眺望。
奧爾施佩格教授說，他看見歌劇院在燃燒，可是當時煙塵彌漫，實在看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晚上，維利·塔克西斯出現。
他聽說隧道被炸，很替我擔心。
他一直等我把工作做完，陪我走回城内；一路上滿目瘡痍。
他說城市中心災情嚴重——歌劇院、賽馬俱樂部，甚至連我們住的布裡斯托爾旅館，都被炸了。
我問他我的房間還在不在；他說不知道。
等我們走到城市中心時，已經入夜，但很多建築仍在冒着熊熊火光，你甚至可以在旁邊看報紙。
而且到處彌漫濃濃的煤氣味，就和柏林最慘的日子一樣。
我們先去在赫林街上的維爾切克家慰問他們。
西西得了扁桃腺炎，又發高燒，躺在床上。
每個人都有點歇斯底裡，仿佛喝醉了似的。
據說被炸得最慘的是賽馬俱樂部，地窖裡死了270個人；到現在建築物本身仍在燃燒，無人能接近。
喬絲·羅森菲爾德告訴我，在最緊張的時刻，她緊緊抓住波弟·富格爾，因為她覺得空襲期間，能躲在一位獲頒勳章的空軍将領旁才最安全！ 波弟還留在城内，等待安葬母親，可惜此事一直懸宕未決，因為棺材嚴重缺貨。
剛開始人們還湊合着用補窗棂的卡紙嵌闆做棺材，後來連卡紙嵌闆都找不到了。
幾天前，梅利·克芬許勒才對我說，她不準我現在死：“你絕對不可以這樣對待我們！”暗示替我辦喪事會太麻煩！不僅棺材缺貨，而且連掘墳都得親戚朋友親自動手，因為挖墓工人都當兵去了。
結果很多地方都堆了一大堆等待下葬的棺材。
幸好現在還是冬天，那景象僅僅怪異而已；天知道等春天來臨，雪融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前幾天有人替一位死去的上校舉行隆重的葬禮，甚至請來軍樂隊，結果棺材被降下墓穴的當兒木蓋突然滑落，竟露出一位灰發老婦的臉孔——葬禮繼續舉行！ 從維爾切克家出來後，我們繼續查看災況。
歌劇院仍在燃燒；布裡斯托爾沒有一扇窗子完好如初，從街上一眼就可以看見裡面的餐廳。
外面萬頭攢動，每個人都衣衫不整，滿身硝煙味兒。
我和波弟·富格爾及他女兒諾拉、他妹妹西爾維亞·明斯特一起吃晚餐。
波弟的前妻在戰争爆發以前嫁給前奧地利首相許士尼格，現在兩個人都被關在集中營裡。
1934年7月，馮·許士尼格博士（1897—1977）繼被刺身亡的陶爾斐斯成為奧地利首相。
因為堅持反對希特勒于1938年3月執行之德奧兼并，與其妻一同遭到逮捕，大戰期間一直被關在集中營内。
1945年，美軍釋放了他，餘生在美國教書。
布裡斯托爾的管理階層實在厲害：旅館内停電，隻得在每張餐桌上點蠟燭，此外，一切如常。
飯後我們走路去隔壁彼得·哈比希開的店，觀看仍在燃燒中的歌劇院。
彼得眼眶裡噙着淚水；對維也納人來說，鐘愛的歌劇院遭到摧毀，無異為個人的悲劇。
維也納歌劇院于1869年在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禦前，以莫紮特的歌劇《唐璜》揭幕啟用。
巧的是，該院被炸毀前演出的最後一出歌劇，竟是瓦格納的《諸神的黃昏》。
歌劇院被炸毀，連帶焚毀總計120出歌劇的場景，及大約16萬套的戲服。
戰後奧地利人生活雖十分艱苦，然而歌劇院的重建卻一直被全國上下視為當急要務。
歌劇院終于在1955年11月重新啟用，不啻象征了“文明奧地利”的重生。
3月14日，星期三 今天又得步行去醫院上班；現在往返得花四個鐘頭！我非想辦法搭便車不可，不過現在馬路上到處堆滿破磚瓦礫，沒有車輛能夠通行，每個人都是步行。
3月15日，星期四 醫院放我兩天假，然後我将換工作，轉到“部隊顧問服務及福利”單位。
我還不太清楚工作内容到底是什麼，可能包括與本地空軍管區通信讨論院内傷患升級及授獎事宜，同時替他們的私人問題提供顧問服務。
這份工作必須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觸，院長似乎認為我擅長此道。
不幸我還得處理所有與死亡有關的事情，自從隧道掩蔽壕被炸的悲劇發生後，我們和許多死者的親屬會談過。
今天有一位死者的未婚妻來見我，所有血淋淋的細節她都想知道。
3月16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又有空襲。
我穿越歌劇院廣場走到薩赫旅館，因為聽說他們的地窖比布裡斯托爾的安全。
塔克西斯兄弟和海因茨·廷蒂也和我一塊兒去，結果在裡面待了四個小時，幸好一切平安，不過每個人似乎都比以前更緊張。
警報解除後，盡管聽别人說火車已停駛，喬絲·羅森菲爾德仍直接去車站（她們家在林茲附近有産業）。
她變得歇斯底裡，連在維也納多待一晚都不願意。
她留了些蛋給我。
3月17日，星期六 今天，西塔·弗雷德和我又在薩赫旅館的地窖内待了幾個鐘頭。
那個地窖看起來的确很牢固，不過炸彈到底會從哪個角度炸過來，誰也無法預料。
猛烈轟炸開始後，家人不斷捎來家書，語氣都急瘋了，我卻無法回信，因為維也納對外郵件服務已中斷。
3月18日，星期日 和漢西·奧普斯多夫一起上教堂，然後去探望仍卧病在床的西西·維爾切克。
歌劇院被炸毀的那天，她叔叔卡裡寫了一封信給我，日期注明為“維也納有史以來最悲慘的一日”。
可憐，他傷心透了；西西的父親也一樣。
弗朗茨·塔克西斯告訴我，維也納對他們那一代的重要性就像卧室對我們：每個角落都“屬于”他們，每一塊石頭他們都一清二楚…… 和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及另一位波蘭難民，塞巴斯蒂安·盧博米爾斯基王子在布裡斯托爾吃午餐。
波托茨基母子一直拖延離城的日子，終于在三天前離開。
看不見他們感覺好怪；我們這群人已經變得如同一家人，每個人離開都會留下一片空虛感。
餐後到對街加布裡埃爾的旅館内喝咖啡。
她剛買了幾頂新帽子——這是現在唯一不需用配給券購買的衣飾類。
由于她持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的護照（她是執政王子的表妹），現在随時都可以乘汽車離城。
3月19日，星期一 又過了仿佛噩夢的一天。
這次敵機在醫院内進行地毯式轟炸；當時我們躲在上次悲劇發生的隧道内。
自從上次事件發生後，院方從醫院接了一條直通電話線到隧道内，傳達在屋頂上守望人瞭望的結果。
今天有三枚炸彈擊中隧道；西塔·弗雷德大叫道：“蹲下！”——因為我比大部分的人都高，她怕我首當其沖，承受空氣壓縮力。
起先病患驚惶失措，仿佛牛群般尖叫亂竄，過了一會兒，才慢慢平靜下來。
雖然每次爆炸都會震倒一批人，不過并沒有人受傷，隧道也沒有坍塌。
另外七枚炸彈落在醫院内，一枚炸中手術室，貫穿三層樓後才停下來，然後就在地下室掩蔽壕正上方爆炸，所有的窗子都被震碎了。
一架美國飛機墜落在附近的土耳其公園内，院方派了幾名職員去把機上組員擡回來；他們隻找到四個人，另一個人不見了。
我們奉命清除善後，在成堆破碎玻璃和瓦礫之間蹒跚踯躅。
我将接替其職位的那個女孩歇斯底裡發作：她在路上遇到空襲，不得不躲進一間小屋内。
我先讓她回家，然後繼續撿拾炸爛的家具和窗棂。
快到六點時，我決定回家。
走到一半，有人從樓上朝街心扔下來一扇破窗框，把我的手劃破了一個大口子。
結果一輛軍用汽車停下來，把我送到維爾切克家；我本來想找西西，但她出去了，結果她父親用一條毛巾包住我的手，讓我撐回布裡斯托爾旅館，由薩佩哈夫婦接手照顧我。
他們說我的傷口觸目驚心。
現在日子變得很難捱，因為城裡已停水幾個星期。
旅館如何繼續供應三餐，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現在也沒人敢喝茶或咖啡。
夜晚也沒燈，西西送給我的聖誕蠟燭也都快用光了。
晚上，我經常摸黑坐在房間裡練習手風琴。
3月20日，星期二 街上覆滿一層碎玻璃。
現在我都搭便車去醫院。
雖然不容易搭到車，不過我眼明腳快，連續兩次攔下同一輛軍用汽車，後來那位駕駛答應以後會注意找我，因為他每天都會經過我走的路線。
彼得·哈比希也答應把他新弄到的自行車借給我，因為他白天并不需要用車。
有了單車我就可以獨立了。
再度發生空襲，但未造成災情。
3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的空襲持續了五個小時，但未造成損害。
敵機從意大利飛來，一直飛往柏林——挺大的成就！ 居然接到喬吉寄來的一封信。
他仍在巴黎，在一家新聞社工作，同時繼續在科技學校念書。
他建議全家人“守在一起”；俄國人會說這是“隔岸救火”的建議。
此刻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在北方；父母住在柯尼希斯瓦特；我被困在維也納城内！……不過喬吉當然是好意啦！ 3月24日，星期六 每天晚上我都和塞巴斯蒂安·盧博米爾斯基走到地下室，用大果醬瓶裝滿水回房間；雖然旅館每天會在房客的盥洗池裡放一小杯水，不過因為空氣裡滿是煙塵，很容易口渴。
最近我都趁着空襲期間在醫院裡洗澡，不過現在這麼做已變得太危險，我不敢了；況且就連醫院裡都缺水。
所有戰俘，包括那批飛機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隻要還能走動，都被派去附近蓄水池提水。
雖然大家都知道池裡的水污染嚴重，仍照用不誤，甚至用來煮飯。
衛生标準每況愈下，護士亦開始接種霍亂疫苗，因為布達佩斯已經開始流行傳染病了。
不過我們都忙得焦頭爛額，根本沒時間多想或擔心。
我即将搬去維爾切克家住。
西西下周将與她的醫院一同撤退，但她的哥哥漢西是預備軍官，雖然負傷，仍須留守城内，直到蘇軍攻來。
至少他能提供我蘇軍進展的最新消息。
已開始運送行李到赫林街。
工作人員終于挖出一條路，通到賽馬俱樂部坍塌的地窖内，并開始掘出屍首。
那股臭味令人作嘔，留在鼻内幾天都不散。
通常我都騎自行車繞到史蒂芬大教堂，避開那條街。
3月26日，星期一 今天是接下新工作的第一天，非常忙碌。
昨天我和卡裡·維爾切克叔叔正在前往史蒂芬大教堂望彌撒（昨天是受難周的第一天）的路上，警報響了。
空氣中煙塵彌漫，太陽已下山，我們坐在聖米歇爾廣場的教堂石階上，弗朗茨·塔克西斯偶爾會過來向我們報告敵機的方位。
上個星期六，卡裡叔叔告訴我，當薩佩哈夫婦終于獲準攜帶财産（是他們從波蘭逃出來時，用一輛卡車運來的）離開維也納時，半夜打電話給他說，車上還有些空間，可以帶一些波托茨基母子寄放在列支敦士登皇宮内的東西走。
卡裡叔叔馬上帶一批可以立刻取出的箱子過去裝車。
等他們離開之後，他盤點了一遍。
波托茨基家族的蘭卡特城堡内擁有世界聞名的瓷器、家具及華托和弗拉戈納爾的名畫等，全是他們家族的祖先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凡爾賽宮遭掠奪時廉價購得的。
多虧戈林出面幹預，這些寶物才安全抵達維也納。
不過，卡裡叔叔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說，被薩佩哈夫婦的卡車載走的那批東西，卻是波托茨基家族的交響樂隊樂器！當然這些樂器也算得上是18世紀的古董，不過你可以想象可憐的阿爾弗雷德（波托茨基）開箱時的表情…… 3月27日，星期二 在醫院裡出了糗：我替幾名士兵頒授勳章，卻不知道隻有院長才有權利頒獎。
但公文放在我桌上，注明這件事必須立刻辦！結果院長氣壞了，因為他把這種事看得很認真。
回家途中，看見格察·帕賈斯維奇的汽車停在聖米歇爾廣場上；他是西西·維爾切克的姐夫。
我吓了一跳，手裡抱的東西都掉了，因為這裡沒人有這麼大的膽子，除非不怕死。
他雖在匈牙利出生，卻持有克羅地亞護照，因為他們家族的産業都在前南斯拉夫境内。
他有一位兄弟本是克羅地亞駐馬德裡大使，後來投奔同盟國，他因此受到拖累，剛被克羅地亞外交部解雇。
格察來接西西，如今卻困在維也納城内，必須等找到足夠的汽油後才能啟程。
稍晚我騎自行車去布裡斯托爾拿我的手風琴，回來時想試另一條捷徑，結果那架該死的手風琴就在我經過賽馬俱樂部時掉了下去，我彎腰去撿，卻撞見停在瓦礫堆前的一輛卡車。
那地方還是一股可怕的臭味，我擡起頭，赫然看見卡車後面裝滿沒綁緊的布袋，最靠近我的那一袋裡伸出一個女人的兩條腿，雖然還穿着鞋，其中一隻鞋的鞋跟卻掉了。
格察載我回醫院，我發現西塔·弗雷德的情緒極怪異。
她溜進我辦公室，悄聲對我說，她有話不吐不快：自從手術病房被炸毀後，病患床位變得非常擠。
以前地窖裡有所謂的“水療單位”，這是奧地利人的發明，非常有用，裡面擺了很多澡缸，讓脊椎受傷的病患日夜躺在溫水裡，甚至讓他們睡在水裡，從來不移動；不僅可以防止骨髓滲出骨頭，同時能減輕許多痛苦。
以前我常去那裡探望一位俄國戰俘；他非常年輕，傷勢嚴重，整天都在哭。
我希望用母語跟他交談可以讓他好過一些，果然沒過多久他就開始吹口琴，感覺好多了。
可是自從停水後，我們必須把這些病患擡回幹床上。
有一名塞爾維亞人不知染上何種壞疽症，味道非常難聞，不可能讓他和其他病患住在同一間病房内，最後隻好讓他一個人住一間病房，讓其他八張床空着。
醫生早就放棄他了，可是他一直撐着，院方急着用空床，經過“秘密會商”，現在決定讓他“解脫”。
西塔剛才發現這件事，情緒很壞。
她帶我去看他的情況有多嚴重。
我們走到他床邊，她掀起被單，讓我看他已變得跟煤炭一般黑的手臂，西塔毫不費力氣就可以用手指戳進他肉裡。
他一直用詢問的眼光看我們，好可怕！ 下班後格察來接我，我們把車開到卡倫山坐了一會兒，整理思緒，然後才返回城内，去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告别；她終于可以離城了。
接着到布裡斯托爾和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一起吃晚餐。
我在去旅館的路上，看見一個老人用一台小獨輪手推車推一具棺材，上面寫着“馮·拉瑞什先生”——可能是賽馬俱樂部的受難者。
我推着自行車從他身旁繞過，快要碰到他袖子時才想起來應該問他一件事——棺材是在哪裡買的？ 維爾切克宮内也逐漸人去樓空：西西的父母和漢西的太太蕾妮，已在十天前離城，如今家裡隻剩下卡裡叔叔、漢西、西西、格察、塔克西斯兄弟（他們家兩個星期前被炸毀）和我。
蘇軍已越過奧地利邊境，正迅速推進中。
聽說德軍幾乎沒有反抗。
維也納賽馬俱樂部會址所在，即位于著名的薩赫旅館轉角處的菲利普斯宮，其廢墟于1947年被夷平，改建為公園。
大部分受害人屍首一直沒挖掘出來，仍埋在地下。
3月28日，星期三 西塔·弗雷德一直堅持要我去找院長蒂姆醫生談話，向他解釋我身為一名白俄，萬一紅軍進城時逮住我，将“很不健康”。
今天我照她的話做了，結果他回答我，說他是業餘的星相學家，根據他最近的計算，元首還會再活十年；也就是說：戰争還沒有失敗！然後他愈說愈激動，最後還對我大吼大叫，警告我最好别到處散布謠言，擾亂民心，否則他會叫當局以“失敗論者”的罪名逮捕我，雲雲。
走出他辦公室時，我打定主意以後再也不提這件事，但隻要我覺得時機到了，我就會逃走。
姑且不論我個人的情況，院方對撤離病患與職員毫無計劃，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同時蘇軍已抵達等于是郊區的維也納新城了！ 今天格察·帕賈斯維奇又來載我回家。
3月29日，星期四 西塔·弗雷德開始宣戰了。
今天她和院長“火爆會談”，要求被調去拜羅伊特。
院長立刻威脅道：“如果再聽到别的職員散布失敗主義論”，他打算把我們全調到前線去。
今晚我正安靜地在辦公室裡工作，西塔突然沖進來報告最新消息：空軍管區剛剛來通知，整個醫院，包括傷患、職員及器材，必須立刻撤退到提洛爾去。
格察·帕賈斯維奇來載我回家，我試着發電報給家人，向他們報告最新的好消息，可是郵局不接受電報。
火車也停駛了，整座城都陷入恐慌狀态。
3月30日，星期五 整個早上在辦公室裡打包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同時趕辦急件。
我們奉命将所有不必要的文件焚毀；做這件事我挺樂的，因為反正它們全是官僚公文。
但仍有許多傷患需要協助及建議，所以整天都很忙碌。
下午4點，護士長叫我們晚上9點回來報到，第一批傷患及職員将在那個時候離開。
西塔·弗雷德和我都屬于第一批走的人。
格察·帕賈斯維奇和我趕回薩赫旅館去通知西塔，因為今天她正好休假，但我們沒找到她，隻留了張條子，然後我便趕回家去收拾行李。
格察一直不相信醫院真的會撤退，不斷催促我跟他、西西·維爾切克及西塔一起逃走。
但他必須先替他的車子取得通行證，而且我們也必須得到醫院的許可，否則會被視為逃兵。
以前曾擔任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現在是維也納市長的席拉赫在城内貼滿告示，宣稱将把維也納變成一座堡壘，反抗到底。
席拉赫（1907—1974）的母親雖是美國人，卻很早便成為狂熱的納粹黨員，曾在1931—1940年間擔任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接着奉派擔任維也納市長。
盡管到後來他亦對希特勒喪失信心，但他仍然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活動，而且在“七月密謀”發生後，亦追緝逮捕了不少反納粹人士。
我在薩赫旅館前面碰見波弟·富格爾的女兒，諾拉。
她眼淚汪汪的，說約好來載她離城的卡車沒出現。
西塔和我帶着所有能帶的行李趕去醫院，結果發現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