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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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44年9月請病假離開柏林後，我一直和家人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努力振作自己，面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大戰尾聲。
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與塔蒂阿娜及保羅·梅特涅在維也納停留數天，做了徹底的健康檢查，結果埃平格教授診斷，我至少兩個月無法工作。
他發現我甲狀腺腫大（所以我才這麼瘦），多少是因為神經緊張的緣故。
之後我便開始服用大量的碘。
——蜜絲注 柯尼希斯瓦特1月1日，星期一 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戶外，笨拙地乘雪橇和玩孩子氣的丢雪球遊戲。
家裡食物很多，但我們都在廚房裡用餐，因為仆人陸續消失——男的入伍，女的進兵工廠。
現在由管家莉澤特下廚。
我們把所有的晚宴服都收起來，平日玩玩遊戲，享受保羅最好的葡萄酒，因為明天我們又得分開了。
1月2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将返回軍團報到，醫生宣布去年在俄國前線差點害他送命的那個肺部膿瘡已經痊愈。
我會再待一天，陪伴塔蒂阿娜，她心情低落。
維也納1月3日，星期三 今天是待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最後一天，輪流和每位家人長談。
看來真的必須等到度過“最後高潮”後，我們才能再度團聚。
母親希望我留下，但我的病假已結束，非走不可，否則“人力總動員委員會”會找我麻煩。
塔蒂阿娜在午夜時分開車送我去馬林巴德。
1月4日，星期四 昨晚在火車上，聽大家談論維也納現在次數愈來愈頻繁的空襲。
通常來轟炸的都是從意大利基地飛來的美國機群，時間多半發生在大白天。
城内唯一仍在運作的大衆交通工具電車隻開到中午。
我有點擔心，因為我的行李還是太多，而且還帶了一隻鵝（已拔毛）。
幸好一名蘇聯前戰俘志願替我提行李，交換一大把香煙。
在步行回家的漫長路程中，他告訴我，斯大林正計劃下令大赦，“或許我們很快都可以回家了”；他又說最近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吃，所以等我們抵達目的地——安托瓦内特·葛納·克羅伊位于摩登納廣場旁的兩房公寓（我将和她住在一起）——之後，便把公寓裡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全給了他。
安托瓦内特人在南斯拉夫，去看她丈夫。
當地人力總動員委員會的召集令已寄到；他們真的連一秒鐘都不浪費！ 去布裡斯托爾旅館和弗朗茨·圖爾恩—塔克西斯吃午餐。
圖爾恩—塔克西斯家兩兄弟都因身為“貴族”，被軍隊踢出來，在這裡的大學念書。
布裡斯托爾旅館從四個月前，我和梅特涅夫婦一起來住過後，到現在一點都沒變。
阿爾弗雷德·波托茨基和他83歲卻仍精神矍铄的母親——女伯爵“貝特卡”，仍然坐在他們的角落裡。
蘇軍進駐波蘭後，他們被迫放棄舉世聞名的家族産業“蘭卡特城堡”；蘭卡特一直被視為東歐的凡爾賽宮，多虧戈林（戰前他常去那裡打獵）介入，向來隻對德國高級指揮官開放，至今仍完好無損。
1月5日，星期五 去了人力總動員委員會一趟。
他們建議我去當護士；其實戰争剛開始時，塔蒂阿娜和我便有此打算，卻因持有立陶宛護照被拒。
現在他們顯然嚴重缺乏護理人員，甚至不在乎我隻受過24小時的基礎急救訓練。
朋友們告訴我，現在當護士工作極辛苦，難怪他們看到我一副快樂的樣子大吃一驚。
1月6日，星期六 進公寓時，被一堆行李絆了一跤；安托瓦内特和她丈夫，尤爾根·葛納回來了。
她戴着滿頭發卷沖出來迎接我，忙不疊告訴我，她去布萊德的經過；尤爾根的部隊在那裡和南斯拉夫遊擊隊作戰。
她顯得十分興奮，因為他們的座車在樹林裡遭到槍擊，結果冷卻器旁被射穿一個大洞，内燃機被毀。
她在那兒的生活想必很沉悶：從來不準出門，因為遊擊隊喜歡綁架人質。
不過她說那兒風景美極了。
回家後她顯然很高興。
費德·基堡來看我。
他也因為是“王室成員”被海軍踢了出來，現在也在大學裡念書。
1月7日，星期日 今早上教堂。
晚上葛納正經八百地烤了我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那隻鵝。
他因為毫無經驗，便一手握住湯匙、一手拿着食譜坐在烤箱前面。
結果倒頗令人滿意；我們分了一點給房東——一位德國太太，她先生是上校，在前線作戰。
應邀賓客為：弗朗茨·塔克西斯、費德·基堡和西塔·弗雷德（她在德國空軍醫院當護士）。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生日。
西塔·弗雷德已說服德國空軍醫院的醫生讓我進去工作。
今早院長約我去面談；他膚色黝黑，在印度住了18年。
這是個好消息，因為空軍醫院算得上是維也納最好的醫院，不過我可能必須上課，因為院方希望，一般護士能在碰到緊急狀況時，取代全部被調往前線的男性看護。
訓練課程包括火傷急救（若被派往機場工作便有需要）。
我已領到一套紅十字會的制服、一張新的身份證，和一枚金屬名牌——我的名字在上面刻了兩遍，萬一“陣亡”，可以掰成兩半，一半交給我的“至親”——好奇怪的感覺！ 晚上費德·基堡帶了一瓶香槟出現，大夥兒一起慶祝我的28歲生日。
1月13日，星期六 和特勞特曼斯多夫夫婦一起喝下午茶，他們住在羅瑪莉·舍恩貝格祖父的産業舍恩貝格宮内。
那棟小巧雅緻的18世紀城市宅邸是由當年最著名的建築師，希爾德布蘭特設計的，外面有大花園圍繞，園裡種滿極美的樹木，可惜位于城中不太好的地段内，附近的街道都有點破舊。
宅邸内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一間正圓形的小舞廳。
阿爾弗雷德·波托茨基邀請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和利希滕施泰因家的三兄弟一起去看戲。
他們的長兄是執政王子弗朗茨—約瑟夫；都差不多30多歲，仍害羞得可憐。
看完戲後，大家到布裡斯托爾晚餐。
可憐的阿爾弗雷德絞盡腦汁想引誘他們開口講話。
加布裡埃爾就住在對街的帝國旅館裡，未老先耄的阿爾弗雷德無論如何不肯讓我獨自走路回家，利希滕施泰因三兄弟又沒一位自願送我，他便不知從哪裡喚出一位老太太，說是每次他母親想出去散步時都找她做伴。
1月16日，星期二 蘇軍已進占東普魯士。
1月18日，星期四 我和一大群護士一起到空軍管區指揮部集合，他們提議派我去薩爾茨卡默古特的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工作，令我兩難：因我不想馬上離開維也納，但如果留下來，又可能永遠都走不掉，因為蘇軍正穩定前進。
最後我終于打定主意，告訴他們我甯願留在維也納工作。
今晚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安托瓦内特·葛納和費德·基堡，他們都吓壞了。
蘇軍已占領華沙。
1月21日，星期日 匈牙利已和盟軍簽訂停戰協議。
雖然國内被德軍占領，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海軍上将卻一直沒有放棄停戰的希望。
1944年10月15日，他終止與德國的聯盟，并命令阻擋蘇軍前進的匈牙利軍隊停止作戰，結果他與家人立刻被送進德國集中營。
德方指派法西斯黨領袖薩洛奇作為傀儡接替他的職位。
蘇聯很快也設立了一個匈牙利政府，并于1944年12月31日對德宣戰；那時布達佩斯已被包圍。
1945年1月，布達佩斯被攻破，圍城期間，約兩萬市民死亡，該城損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勝利的蘇軍進城後大肆奸淫擄掠，再将成千上萬的市民驅逐到蘇聯境内。
1月28日，星期日 去俄國教堂和聖史蒂芬大教堂。
才剛回到公寓内，空襲警報就響了。
費德·基堡在不遠處他舅舅霍亨索倫家中發現一間很堅固的地窖。
其實我并不喜歡一個人去——因為我根深蒂固的恐懼感，就怕沒人知道我被活埋了！但今天實在沒辦法。
等我走出地窖時，發現附近災情嚴重。
安托瓦内特仍不見蹤影，我開始替她擔心，怕她出事了。
我把蠟燭插在酒瓶裡，坐下來寫信；我們這一區已經停電好幾天，再加上停水。
稍晚到帝國旅館，在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的套房裡洗了一個舒服的澡。
等安托瓦内特再度出現後，我和她踉跄走到街上的水龍頭旁接水，各提兩桶水回家。
本來我們以為可以用水桶裝滿雪當水用，可是雪融化後卻是黑色的，裡面還浮滿了馬鈴薯皮。
1月29日，星期一 開始在空軍醫院上班。
醫院舊名為“商人醫院”，一切都好，就是太偏遠；位于城市邊緣第19區，坐落在山丘上“土耳其戰役紀念公園”的後方。
光是坐電車去就得花上一個小時，而且現在大衆交通工具行駛速度又慢得教人心慌，因為街道上不是炸彈坑，便是積雪，所以每天早晨6點就得起床。
我和另外兩位助理一起在藥局内工作，上司是蒂姆醫生，每天要看差不多150位病人，包括做各種檢查、照X光等。
我負責抄錄他的口頭診斷。
他來自柯尼斯堡，挺會講俏皮話——或許該說是冷嘲熱諷的話。
晚上一直工作到七八點，中間有半小時的午餐時間，得喝一種極難喝的湯。
替我謀得這份差事的西塔·弗雷德在手術室裡工作；她幾乎從大戰爆發後就一直在當護士，跟我們比起來，資格很老，而且戰前還在西班牙内戰期間做過兩年護士。
和她一起工作令我感到心安，她卻因為我沒被調去她的部門感到非常氣憤，堅持說這是院方故意刁難，“因為他們不喜歡讓我們這些貴族在一起工作！”不過她每天早晨都會下樓來看我，帶三明治給我吃；因為她可以取得特别為傷患準備的食物補給，同時還走私一點牛奶給我喝，大約每天一小瓶；所以雖然工作辛苦，令我感覺非常疲累，不過仍希望能保持健康。
諷刺的是，我因為健康理由離開柏林的外交部，結果卻來這裡上班，工作量反而沉重許多。
其實這樣也好，我就沒時間胡思亂想了…… 西塔開始把我介紹給同事和病人。
重病患者都住在樓下所謂“地窖單位”内，雖然病房不全建在地下，不過空襲時仍比較安全，因為那些人都不能被移動。
醫院裡最優秀的三位護士都在這個特别病房内工作，其中有個女孩個性開朗，名叫艾格尼絲，是威斯特伐利亞人，我跟她已經挺熟了；另外一個女孩有點醜，名叫露琪，未婚夫是空軍中尉，很年輕；這可憐的家夥兩周前被送進來，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毫發未損，最近卻在一次飛行訓練中同時失去兩條腿。
他名叫漢尼，臉頗迷人，大約30歲，頭發卻白了。
他和露琪雖然相愛，卻不能表現出來，因為院方禁止護士與病人交往。
1月30日，星期二 由于我尚未正式做護理工作，護士長（她人非常好）特準我不戴護士帽到處走動，别的護士卻已經開始抗議，說我擺出“好萊塢作風”。
如今在德國若想符合标準，必須整天灰頭土臉才行！我才不管咧，隻要醫生和護士長不講話，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習慣不塗口紅。
西塔·弗雷德一看見我塗口紅就大為緊張，不斷哀求我擦掉。
今天護士長命令我去讓負責替職員看病的醫官蒂利克醫生檢查身體。
西塔慎重警告我，絕不可掉以輕心。
因為據說他是醫院裡的加裡·庫珀；她連得扁桃腺炎的時候都不讓他碰一下。
她甚至還去找護士長鬧了一場，等到我去照X光時，她就站在旁邊，雙手叉腰，随時準備和那個魔鬼交鋒。
不過最後她還是得讓我們單獨相處，離開時，一臉的不情願。
蒂利克醫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着“簡略”的服裝——談論兩年前我從馬上摔下來，接着脊椎受傷的經過；整個過程中規中矩，不過他的确很有魅力。
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學生，當初就是靠埃平格開的證明，我才能離開柏林。
2月6日，星期二 尤爾根·葛納堅持要安托瓦内特現在就離開維也納，免得以後走不成。
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家人也開始緊張，于是昨天她便啟程前往巴伐利亞，去和一位老同學住。
我一定會很想念她。
昨天約根派他的勤務兵來幫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單獨跟歐伯斯特太太住。
我打算搬回布裡斯托爾旅館（以前每次來維也納都住在那裡），跟他們長期租最小的房間（我的存款仍然很少）。
或許這個辦法可行，因為現在我在“戰時必要單位”工作。
我的糧票快用完了，得向漢諾威的克裡斯欽借一些。
他眼下住在帝國旅館，因為身為王族王子（而且還跟英國王室有親戚關系）被陸軍踢出來，後來進大學念書。
早上休假，和布裡斯托爾的經理費希爾先生談住房問題，似乎頗樂觀。
2月7日，星期三 今早又發生嚴重空襲。
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裡，其實情況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我們可以聽見每一枚炸彈落下來的呼嘯聲，感覺到每一次的爆炸。
碰到這種情況，我總是陪在傷勢最嚴重的人身旁，看見他們那麼地無助，自然會變得勇敢些。
我替安托瓦内特·葛納高興，因為這次空襲炸斷了主要的鐵路線。
2月8日，星期四 又一次嚴重空襲。
塔蒂阿娜從布拉格打電話給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療。
聽到她的聲音真好。
費希爾先生通知我，這個周末便可搬進布裡斯托爾。
2月10日，星期六 空襲愈演愈烈。
今天是近來第三次遭到轟炸。
院長發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夠走動的病患，以及較年輕的護士，遇到空襲時不可再待在醫院内，必須走五分鐘左右到貫穿土耳其公園的鐵路隧道内躲避。
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認為這個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過八萬人擠進去。
人潮從早上9點就開始排隊，等到警報聲響時，入口處已擠得水洩不通，萬頭攢動，全往裡面擠。
沒有人能每天忍受這種情況，更糟的是，我們必須留在醫院内，等到最後一分鐘才逃出去，所以總是最後一批抵達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才進去躲過兩次。
我必須承認自己的膽子（經過在柏林躲警報多年之後）還是很小，現在來維也納，一聽到投炸彈的聲音就開始發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進布裡斯托爾，他們給我一個極小卻一塵不染的房間。
不過費希爾經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為旅館裡擠滿了黨衛軍的人。
我很不以為然；我也是勤奮工作、對社會有所貢獻的勞工，為什麼就不能擁有一個像樣的房間？！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
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嚴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進隔壁的格蘭德旅館。
我們在格蘭德旅館内發現兩輛單車，先沿着旅館内的走道騎了一陣子，接着騎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車上，推回布裡斯托爾。
經理告訴我們，上一次保羅·梅特涅來住的時候，留下兩瓶拿破侖白蘭地。
既然酒可能會在空襲中不保，他便頗不情願地交了出來，我們把酒也放在自行車上推進房裡，開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襲。
2月13日，星期二 空襲。
2月14日，星期三 空襲。
維也納唯一照常工作的團體是愛樂交響樂團，從醫院下班後，我幾乎每天都去聽他們的演奏會。
盟軍在雅爾塔舉行的會議已結束。
我的小收音機隻能收聽到德國的廣播電台，報道當然有限。
謠傳德累斯頓一連遭到兩次猛烈轟炸，整座城已被夷為平地。
俄軍已進入布達佩斯。
同盟國于2月4—11日在雅爾塔會面，舉行戰時最後一次高峰會議。
丘吉爾、羅斯福與斯大林同意加強攻勢，并劃定戰後的歐洲國界。
會議開始的前夕，盟軍決定恢複對敵方重要大城進行轟炸，向斯大林炫耀強大的戰力，同時打擊德國民心士氣，期望形成大批難民潮，阻斷德軍部隊調度及補給線。
當時位于德累斯頓的少數軍事目标及主要火藥庫都在轟炸範圍之外，因此城内幾乎沒有戰鬥機或高射炮的防禦部隊；該城主要以巴洛克時代的建築聞名。
結果英國皇家空軍及美國第八航空軍自2月13日開始，持續猛烈轟炸該城到4月，等于将這個曆史古城徹底炸毀。
死于火風暴的市民及難民達9萬至15萬人（有人估計高達20萬人）。
今天的史家認為，對德累斯頓刻意的摧毀，乃是西方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
就連制定“無選擇性地區轟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爾，亦在獲得勝利之後感到良心不安，從未公開褒揚過哈裡斯空軍元帥及其轟炸隊指揮部。
2月15日，星期四 好像開始生病了。
昨天因為空襲，工作被打斷三個小時，後來一直加班到晚上9點，覺得極難受，趁着醫生替一位病人檢查時，量了自己的溫度：39.4℃。
蒂姆醫生一邊搓手一邊輕快地說我隻是累了，明天體溫就會恢複正常，又可以回來上班。
收拾東西準備回家時，兩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來的美國飛行員，分别被兩名德國士兵一左一右扶了進來，傷勢似乎都很嚴重，舉足維艱。
其中一個人臉部灼傷，黃發根根直豎。
到目前為止，醫院裡已收容了大約30位美國飛行員，院方待他們很好，但隻在碰到嚴重空襲時，才把他們擡到地下掩體裡。
我想跟他們聊聊，但院方禁止。
有一位護士曾經在英國做過家庭教師，送了一束花給其中一位飛行員，結果當場被開除。
不過有一次空襲期間，西塔·弗雷德帶我去他們住的特别病房。
有幾位看起來人很好，但大部分傷勢嚴重，幾乎全身都包了繃帶，幾乎每個人都受到嚴重灼傷。
來我們部門的病人一般狀況都很糟，大部分都超過50歲或不滿20歲。
通常都剛剛接獲召集令。
蒂姆醫生必須決定他們是真的病了，還是裝病。
因為蒂姆醫生有一種惡意的幽默感，所以他與病人的對話有時頗不堪，有時又令人捧腹。
回家的路程又極漫長。
2月17日，星期六 過去十天每天都有空襲，今天居然沒有。
下午醒來後發覺高燒已退，吃了很多片阿司匹林，然後蹒跚走去美容院，心裡祈禱别在路上撞見任何醫生。
朋友們來看我。
旅館亦送餐到我房間，還算幸運。
2月18日，星期日 空襲。
早上待在醫院地下室内，後來去看我們的加裡·庫珀，蒂利克醫生。
他診斷我得了扁桃體炎，叫我立刻回家，星期三再來上班。
我已經完全失聲了。
來醫院上班後這麼快就病倒，令西塔很生氣：“你這麼嬌弱，他們會怎麼看我們這些貴族？”我倒從來沒想到這一點。
2月20日，星期二 空襲。
2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空襲特别嚴重，警報開始響時，我仍在旅館。
大家到地下室集合，盡量往下走；碰見文奇·溫迪施—格雷茨、瑪莎·普羅奈、波托茨基母子、薩佩哈夫婦、艾蒂·貝希托爾德和她母親等人。
外面的噪音震耳欲聾，爆炸聲和玻璃粉碎的聲音仿佛沒完沒了。
警報解除後，我和維克多·施塔勒姆貝格一起走到環市道路上，因為聽說列支敦士登王宮被炸了。
快抵達時，已瞧見王宮的屋頂不見了，不過建築的其他部分似乎損壞并不嚴重。
一架被擊落的美國飛機殘骸散落在王宮前的人行道上，仍在熊熊燃燒，不時發出小爆炸聲，顯然是機上的彈藥。
機上的組員幾乎全死了，隻有一個人設法彈出飛機，卻被卡在一座屋頂的尖塔裡，雙腿都被切斷。
路人告訴我，空襲期間從頭到尾都可以聽見他凄厲的尖叫聲，卻沒有人敢離開掩蔽壕；等他們把他救下來時，他已經死了。
我們繼續往下走。
一枚定時炸彈落在宮廷劇院附近，尚未爆炸，整個區域都被封鎖起來，但我們仍然照常經過，并沒有多想。
整座城硝煙彌漫，隔着環市道路，我們旅館對面的卡爾廣場上多了一個巨大的炸彈窟窿。
2月22日，星期四 聲音仍極沙啞。
自從上次空襲後，公共交通系統已癱瘓，我必須走路去上班，得花兩小時。
2月23日，星期五 晚上留在醫院過夜。
西塔·弗雷德值班，讓我用她擺在她老闆書房裡的行軍床。
2月24日，星期六 又在西塔·弗雷德的行軍床上睡了一夜。
在醫院裡過夜比每天來回走數裡方便多了。
蒂利克醫生叫我去當他的助理，因為我在藥局代班的那位護士即将回來上班。
我不喜歡這個主意，雖然他人很好，又有魅力，但他兼任我們的政治醫官，負責整饬職工士氣。
每個星期一，無論工作有多忙，我們都必須去小教堂聽政治訓話。
我報到的那一天，他發表一場簡短的演說，讨論“戰争進入第五年身為護士的責任”；基本要義：别太富同情心，因為多數病患都在裝病；醫生必須嚴格，因為前線需要所有能夠動員的人；不過，若觀察到有病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們也應該出面幹預。
他同時透露一位護士曾經替一位負傷士兵——是她已陣亡兒子的朋友——打了一針，令他暫時殘廢的藥，他因此不必再被調回前線，結果，“她被判處十年徒刑！”我們無能為力，他補充說。
我們沒有選擇，就算剩下最後一個人，也必須作戰到底！……那番話聽起來好冷酷，從此我沒有再去參加集會，每次都用川流不息的病人當借口。
我一直以為遲早會惹麻煩，但蒂利克醫生到現在都沒說一句話。
護士長則表示，可能派我去幫神經科主治大夫奧爾施佩格公爵工作；他有點古怪，不過也很有趣，是本地的名人之一。
看來我的命運仍未定。
今天正準備回家，警報又開始響起。
和朋友們一起晚餐，飯後梅利·克芬許勒帶我去參加一個派對。
他們請了一位查理·庫恩茲風格的爵士鋼琴樂手表演，非常棒。
熬到很晚，一邊啃培根肉，一邊聽他演奏。
2月25日，星期日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彌撒。
街上擠滿人潮。
現在每天有成千上萬的維也納人從郊區湧進城中心，因為據說古老的地下墓窖是最安全的掩體；大家都不信任普通地下室，太容易坍方，而且已有幾百個人遭到活埋。
大部分進城的人都來自勞工區，得徒步走幾個小時。
和波托茨基母子一起吃午餐；這頓飯經過精心準備，因為主客是嫁給住在德國占領波蘭境内羅茲一位德國百萬富翁的赫茲太太；他們希望能從她那裡打聽到舊家的消息。
食物美味極了，甚至還有鵝肝醬。
我現在吃的東西不是醫院裡淡得像水的湯，便是偶爾在旅館裡享受的大餐。
如果我的糧票能維持久一點該有多好！每個月過完前十天就全用完了。
艾格尼絲護士偶爾會喂我吃蛋酒，那是專門為重傷患調的；幸好他們對蛋酒的興趣都沒有我大，所以總會剩下一些。
過去四年都在霍夫堡王宮醫院内擔任手術護士的西西·維爾切克來看我。
我們先去找朋友喝咖啡，然後出去散長步。
星期三被擊落的那架美國飛機，殘骸仍散落在列支敦士登王宮前面，不過大部分零件已被撿拾紀念物的人拎走了。
結果利希滕施泰因突然從門口冒出來，交給我一台淡紫色的大手風琴，他說他也打算離開維也納，“不再回來！” 不知為什麼，我現在成了所有想躲蘇聯軍隊、離開維也納的人的财務托管人。
反諷的是，其實真的應該躲蘇聯軍隊的人是我！等輪到我逃跑的那一天（是否逃得了還很難說），這些東西還不是得全部扔掉。
後來我們巧遇另外一位來自匈牙利的難民格察·安德拉西。
他說他姐姐伊洛娜也是紅十字會的護士；她拒絕離開布達佩斯。
接着大家一起去赫林路上的維爾切克王宮坐了一會兒。
之後我回家上床睡覺；現在每天都感覺非常疲倦，晚上幾乎都不出門。
2月26日，星期一 塔克西斯兄弟住在波希米亞家族産業内的家人寄給他們一隻鵝，今天大家在梅利·克芬許勒家烤了它。
雖然我們總共有五個人，不過大家都吃得很開心，因為平常我們都營養不良。
“普卡”·菲爾斯滕貝格的父親死了，他是奧地利老派的外交官，很迷人。
我發現曾經統治過奧地利帝國的上一代貴族，和現在這一代在遭到瓜分後、毫無前景可言的小國環境下長大的貴族之間，有天壤之别。
後者基本上鄉氣很重，就算腰纏萬貫，也幾乎不會講任何外國語言，而且都沒有住在國外的經驗。
雖然他們也挺可愛，但一般來說都是輕量級人物，很少具有這一代優秀德國人才貨真價實的學養；在柏林我就認識很多那樣的德國人。
1938年的德奧合并，及其各種後果（如種種強制性服軍役、勞役等）以及馬上接着爆發的大戰，當然可能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
2月27日，星期二 今天比較早下班，抽空去看住院牙醫。
晚上西西·維爾切克帶格察·安德拉西來找我，三人在我房間裡用我的小電熱器燒晚餐，甚至煮了香醇的咖啡——這得感謝漢諾威的克裡斯欽送我一台咖啡機。
2月28日
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與塔蒂阿娜及保羅·梅特涅在維也納停留數天，做了徹底的健康檢查，結果埃平格教授診斷，我至少兩個月無法工作。
他發現我甲狀腺腫大（所以我才這麼瘦），多少是因為神經緊張的緣故。
之後我便開始服用大量的碘。
——蜜絲注 柯尼希斯瓦特1月1日，星期一 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戶外，笨拙地乘雪橇和玩孩子氣的丢雪球遊戲。
家裡食物很多，但我們都在廚房裡用餐，因為仆人陸續消失——男的入伍，女的進兵工廠。
現在由管家莉澤特下廚。
我們把所有的晚宴服都收起來，平日玩玩遊戲，享受保羅最好的葡萄酒，因為明天我們又得分開了。
1月2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将返回軍團報到，醫生宣布去年在俄國前線差點害他送命的那個肺部膿瘡已經痊愈。
我會再待一天，陪伴塔蒂阿娜，她心情低落。
維也納1月3日，星期三 今天是待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最後一天，輪流和每位家人長談。
看來真的必須等到度過“最後高潮”後，我們才能再度團聚。
母親希望我留下，但我的病假已結束，非走不可，否則“人力總動員委員會”會找我麻煩。
塔蒂阿娜在午夜時分開車送我去馬林巴德。
1月4日，星期四 昨晚在火車上，聽大家談論維也納現在次數愈來愈頻繁的空襲。
通常來轟炸的都是從意大利基地飛來的美國機群，時間多半發生在大白天。
城内唯一仍在運作的大衆交通工具電車隻開到中午。
我有點擔心，因為我的行李還是太多，而且還帶了一隻鵝（已拔毛）。
幸好一名蘇聯前戰俘志願替我提行李，交換一大把香煙。
在步行回家的漫長路程中，他告訴我，斯大林正計劃下令大赦，“或許我們很快都可以回家了”；他又說最近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吃，所以等我們抵達目的地——安托瓦内特·葛納·克羅伊位于摩登納廣場旁的兩房公寓（我将和她住在一起）——之後，便把公寓裡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全給了他。
安托瓦内特人在南斯拉夫，去看她丈夫。
當地人力總動員委員會的召集令已寄到；他們真的連一秒鐘都不浪費！ 去布裡斯托爾旅館和弗朗茨·圖爾恩—塔克西斯吃午餐。
圖爾恩—塔克西斯家兩兄弟都因身為“貴族”，被軍隊踢出來，在這裡的大學念書。
布裡斯托爾旅館從四個月前，我和梅特涅夫婦一起來住過後，到現在一點都沒變。
阿爾弗雷德·波托茨基和他83歲卻仍精神矍铄的母親——女伯爵“貝特卡”，仍然坐在他們的角落裡。
蘇軍進駐波蘭後，他們被迫放棄舉世聞名的家族産業“蘭卡特城堡”；蘭卡特一直被視為東歐的凡爾賽宮，多虧戈林（戰前他常去那裡打獵）介入，向來隻對德國高級指揮官開放，至今仍完好無損。
1月5日，星期五 去了人力總動員委員會一趟。
他們建議我去當護士；其實戰争剛開始時，塔蒂阿娜和我便有此打算，卻因持有立陶宛護照被拒。
現在他們顯然嚴重缺乏護理人員，甚至不在乎我隻受過24小時的基礎急救訓練。
朋友們告訴我，現在當護士工作極辛苦，難怪他們看到我一副快樂的樣子大吃一驚。
1月6日，星期六 進公寓時，被一堆行李絆了一跤；安托瓦内特和她丈夫，尤爾根·葛納回來了。
她戴着滿頭發卷沖出來迎接我，忙不疊告訴我，她去布萊德的經過；尤爾根的部隊在那裡和南斯拉夫遊擊隊作戰。
她顯得十分興奮，因為他們的座車在樹林裡遭到槍擊，結果冷卻器旁被射穿一個大洞，内燃機被毀。
她在那兒的生活想必很沉悶：從來不準出門，因為遊擊隊喜歡綁架人質。
不過她說那兒風景美極了。
回家後她顯然很高興。
費德·基堡來看我。
他也因為是“王室成員”被海軍踢了出來，現在也在大學裡念書。
1月7日，星期日 今早上教堂。
晚上葛納正經八百地烤了我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那隻鵝。
他因為毫無經驗，便一手握住湯匙、一手拿着食譜坐在烤箱前面。
結果倒頗令人滿意；我們分了一點給房東——一位德國太太，她先生是上校，在前線作戰。
應邀賓客為：弗朗茨·塔克西斯、費德·基堡和西塔·弗雷德（她在德國空軍醫院當護士）。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生日。
西塔·弗雷德已說服德國空軍醫院的醫生讓我進去工作。
今早院長約我去面談；他膚色黝黑，在印度住了18年。
這是個好消息，因為空軍醫院算得上是維也納最好的醫院，不過我可能必須上課，因為院方希望，一般護士能在碰到緊急狀況時，取代全部被調往前線的男性看護。
訓練課程包括火傷急救（若被派往機場工作便有需要）。
我已領到一套紅十字會的制服、一張新的身份證，和一枚金屬名牌——我的名字在上面刻了兩遍，萬一“陣亡”，可以掰成兩半，一半交給我的“至親”——好奇怪的感覺！ 晚上費德·基堡帶了一瓶香槟出現，大夥兒一起慶祝我的28歲生日。
1月13日，星期六 和特勞特曼斯多夫夫婦一起喝下午茶，他們住在羅瑪莉·舍恩貝格祖父的産業舍恩貝格宮内。
那棟小巧雅緻的18世紀城市宅邸是由當年最著名的建築師，希爾德布蘭特設計的，外面有大花園圍繞，園裡種滿極美的樹木，可惜位于城中不太好的地段内，附近的街道都有點破舊。
宅邸内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一間正圓形的小舞廳。
阿爾弗雷德·波托茨基邀請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和利希滕施泰因家的三兄弟一起去看戲。
他們的長兄是執政王子弗朗茨—約瑟夫；都差不多30多歲，仍害羞得可憐。
看完戲後，大家到布裡斯托爾晚餐。
可憐的阿爾弗雷德絞盡腦汁想引誘他們開口講話。
加布裡埃爾就住在對街的帝國旅館裡，未老先耄的阿爾弗雷德無論如何不肯讓我獨自走路回家，利希滕施泰因三兄弟又沒一位自願送我，他便不知從哪裡喚出一位老太太，說是每次他母親想出去散步時都找她做伴。
1月16日，星期二 蘇軍已進占東普魯士。
1月18日，星期四 我和一大群護士一起到空軍管區指揮部集合，他們提議派我去薩爾茨卡默古特的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工作，令我兩難：因我不想馬上離開維也納，但如果留下來，又可能永遠都走不掉，因為蘇軍正穩定前進。
最後我終于打定主意，告訴他們我甯願留在維也納工作。
今晚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安托瓦内特·葛納和費德·基堡，他們都吓壞了。
蘇軍已占領華沙。
1月21日，星期日 匈牙利已和盟軍簽訂停戰協議。
雖然國内被德軍占領，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海軍上将卻一直沒有放棄停戰的希望。
1944年10月15日，他終止與德國的聯盟，并命令阻擋蘇軍前進的匈牙利軍隊停止作戰，結果他與家人立刻被送進德國集中營。
德方指派法西斯黨領袖薩洛奇作為傀儡接替他的職位。
蘇聯很快也設立了一個匈牙利政府，并于1944年12月31日對德宣戰；那時布達佩斯已被包圍。
1945年1月，布達佩斯被攻破，圍城期間，約兩萬市民死亡，該城損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勝利的蘇軍進城後大肆奸淫擄掠，再将成千上萬的市民驅逐到蘇聯境内。
1月28日，星期日 去俄國教堂和聖史蒂芬大教堂。
才剛回到公寓内，空襲警報就響了。
費德·基堡在不遠處他舅舅霍亨索倫家中發現一間很堅固的地窖。
其實我并不喜歡一個人去——因為我根深蒂固的恐懼感，就怕沒人知道我被活埋了！但今天實在沒辦法。
等我走出地窖時，發現附近災情嚴重。
安托瓦内特仍不見蹤影，我開始替她擔心，怕她出事了。
我把蠟燭插在酒瓶裡，坐下來寫信；我們這一區已經停電好幾天，再加上停水。
稍晚到帝國旅館，在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的套房裡洗了一個舒服的澡。
等安托瓦内特再度出現後，我和她踉跄走到街上的水龍頭旁接水，各提兩桶水回家。
本來我們以為可以用水桶裝滿雪當水用，可是雪融化後卻是黑色的，裡面還浮滿了馬鈴薯皮。
1月29日，星期一 開始在空軍醫院上班。
醫院舊名為“商人醫院”，一切都好，就是太偏遠；位于城市邊緣第19區，坐落在山丘上“土耳其戰役紀念公園”的後方。
光是坐電車去就得花上一個小時，而且現在大衆交通工具行駛速度又慢得教人心慌，因為街道上不是炸彈坑，便是積雪，所以每天早晨6點就得起床。
我和另外兩位助理一起在藥局内工作，上司是蒂姆醫生，每天要看差不多150位病人，包括做各種檢查、照X光等。
我負責抄錄他的口頭診斷。
他來自柯尼斯堡，挺會講俏皮話——或許該說是冷嘲熱諷的話。
晚上一直工作到七八點，中間有半小時的午餐時間，得喝一種極難喝的湯。
替我謀得這份差事的西塔·弗雷德在手術室裡工作；她幾乎從大戰爆發後就一直在當護士，跟我們比起來，資格很老，而且戰前還在西班牙内戰期間做過兩年護士。
和她一起工作令我感到心安，她卻因為我沒被調去她的部門感到非常氣憤，堅持說這是院方故意刁難，“因為他們不喜歡讓我們這些貴族在一起工作！”不過她每天早晨都會下樓來看我，帶三明治給我吃；因為她可以取得特别為傷患準備的食物補給，同時還走私一點牛奶給我喝，大約每天一小瓶；所以雖然工作辛苦，令我感覺非常疲累，不過仍希望能保持健康。
諷刺的是，我因為健康理由離開柏林的外交部，結果卻來這裡上班，工作量反而沉重許多。
其實這樣也好，我就沒時間胡思亂想了…… 西塔開始把我介紹給同事和病人。
重病患者都住在樓下所謂“地窖單位”内，雖然病房不全建在地下，不過空襲時仍比較安全，因為那些人都不能被移動。
醫院裡最優秀的三位護士都在這個特别病房内工作，其中有個女孩個性開朗，名叫艾格尼絲，是威斯特伐利亞人，我跟她已經挺熟了；另外一個女孩有點醜，名叫露琪，未婚夫是空軍中尉，很年輕；這可憐的家夥兩周前被送進來，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毫發未損，最近卻在一次飛行訓練中同時失去兩條腿。
他名叫漢尼，臉頗迷人，大約30歲，頭發卻白了。
他和露琪雖然相愛，卻不能表現出來，因為院方禁止護士與病人交往。
1月30日，星期二 由于我尚未正式做護理工作，護士長（她人非常好）特準我不戴護士帽到處走動，别的護士卻已經開始抗議，說我擺出“好萊塢作風”。
如今在德國若想符合标準，必須整天灰頭土臉才行！我才不管咧，隻要醫生和護士長不講話，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習慣不塗口紅。
西塔·弗雷德一看見我塗口紅就大為緊張，不斷哀求我擦掉。
今天護士長命令我去讓負責替職員看病的醫官蒂利克醫生檢查身體。
西塔慎重警告我，絕不可掉以輕心。
因為據說他是醫院裡的加裡·庫珀；她連得扁桃腺炎的時候都不讓他碰一下。
她甚至還去找護士長鬧了一場，等到我去照X光時，她就站在旁邊，雙手叉腰，随時準備和那個魔鬼交鋒。
不過最後她還是得讓我們單獨相處，離開時，一臉的不情願。
蒂利克醫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着“簡略”的服裝——談論兩年前我從馬上摔下來，接着脊椎受傷的經過；整個過程中規中矩，不過他的确很有魅力。
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學生，當初就是靠埃平格開的證明，我才能離開柏林。
2月6日，星期二 尤爾根·葛納堅持要安托瓦内特現在就離開維也納，免得以後走不成。
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家人也開始緊張，于是昨天她便啟程前往巴伐利亞，去和一位老同學住。
我一定會很想念她。
昨天約根派他的勤務兵來幫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單獨跟歐伯斯特太太住。
我打算搬回布裡斯托爾旅館（以前每次來維也納都住在那裡），跟他們長期租最小的房間（我的存款仍然很少）。
或許這個辦法可行，因為現在我在“戰時必要單位”工作。
我的糧票快用完了，得向漢諾威的克裡斯欽借一些。
他眼下住在帝國旅館，因為身為王族王子（而且還跟英國王室有親戚關系）被陸軍踢出來，後來進大學念書。
早上休假，和布裡斯托爾的經理費希爾先生談住房問題，似乎頗樂觀。
2月7日，星期三 今早又發生嚴重空襲。
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裡，其實情況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我們可以聽見每一枚炸彈落下來的呼嘯聲，感覺到每一次的爆炸。
碰到這種情況，我總是陪在傷勢最嚴重的人身旁，看見他們那麼地無助，自然會變得勇敢些。
我替安托瓦内特·葛納高興，因為這次空襲炸斷了主要的鐵路線。
2月8日，星期四 又一次嚴重空襲。
塔蒂阿娜從布拉格打電話給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療。
聽到她的聲音真好。
費希爾先生通知我，這個周末便可搬進布裡斯托爾。
2月10日，星期六 空襲愈演愈烈。
今天是近來第三次遭到轟炸。
院長發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夠走動的病患，以及較年輕的護士，遇到空襲時不可再待在醫院内，必須走五分鐘左右到貫穿土耳其公園的鐵路隧道内躲避。
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認為這個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過八萬人擠進去。
人潮從早上9點就開始排隊，等到警報聲響時，入口處已擠得水洩不通，萬頭攢動，全往裡面擠。
沒有人能每天忍受這種情況，更糟的是，我們必須留在醫院内，等到最後一分鐘才逃出去，所以總是最後一批抵達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才進去躲過兩次。
我必須承認自己的膽子（經過在柏林躲警報多年之後）還是很小，現在來維也納，一聽到投炸彈的聲音就開始發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進布裡斯托爾，他們給我一個極小卻一塵不染的房間。
不過費希爾經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為旅館裡擠滿了黨衛軍的人。
我很不以為然；我也是勤奮工作、對社會有所貢獻的勞工，為什麼就不能擁有一個像樣的房間？！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
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嚴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進隔壁的格蘭德旅館。
我們在格蘭德旅館内發現兩輛單車，先沿着旅館内的走道騎了一陣子，接着騎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車上，推回布裡斯托爾。
經理告訴我們，上一次保羅·梅特涅來住的時候，留下兩瓶拿破侖白蘭地。
既然酒可能會在空襲中不保，他便頗不情願地交了出來，我們把酒也放在自行車上推進房裡，開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襲。
2月13日，星期二 空襲。
2月14日，星期三 空襲。
維也納唯一照常工作的團體是愛樂交響樂團，從醫院下班後，我幾乎每天都去聽他們的演奏會。
盟軍在雅爾塔舉行的會議已結束。
我的小收音機隻能收聽到德國的廣播電台，報道當然有限。
謠傳德累斯頓一連遭到兩次猛烈轟炸，整座城已被夷為平地。
俄軍已進入布達佩斯。
同盟國于2月4—11日在雅爾塔會面，舉行戰時最後一次高峰會議。
丘吉爾、羅斯福與斯大林同意加強攻勢，并劃定戰後的歐洲國界。
會議開始的前夕，盟軍決定恢複對敵方重要大城進行轟炸，向斯大林炫耀強大的戰力，同時打擊德國民心士氣，期望形成大批難民潮，阻斷德軍部隊調度及補給線。
當時位于德累斯頓的少數軍事目标及主要火藥庫都在轟炸範圍之外，因此城内幾乎沒有戰鬥機或高射炮的防禦部隊；該城主要以巴洛克時代的建築聞名。
結果英國皇家空軍及美國第八航空軍自2月13日開始，持續猛烈轟炸該城到4月，等于将這個曆史古城徹底炸毀。
死于火風暴的市民及難民達9萬至15萬人（有人估計高達20萬人）。
今天的史家認為，對德累斯頓刻意的摧毀，乃是西方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
就連制定“無選擇性地區轟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爾，亦在獲得勝利之後感到良心不安，從未公開褒揚過哈裡斯空軍元帥及其轟炸隊指揮部。
2月15日，星期四 好像開始生病了。
昨天因為空襲，工作被打斷三個小時，後來一直加班到晚上9點，覺得極難受，趁着醫生替一位病人檢查時，量了自己的溫度：39.4℃。
蒂姆醫生一邊搓手一邊輕快地說我隻是累了，明天體溫就會恢複正常，又可以回來上班。
收拾東西準備回家時，兩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來的美國飛行員，分别被兩名德國士兵一左一右扶了進來，傷勢似乎都很嚴重，舉足維艱。
其中一個人臉部灼傷，黃發根根直豎。
到目前為止，醫院裡已收容了大約30位美國飛行員，院方待他們很好，但隻在碰到嚴重空襲時，才把他們擡到地下掩體裡。
我想跟他們聊聊，但院方禁止。
有一位護士曾經在英國做過家庭教師，送了一束花給其中一位飛行員，結果當場被開除。
不過有一次空襲期間，西塔·弗雷德帶我去他們住的特别病房。
有幾位看起來人很好，但大部分傷勢嚴重，幾乎全身都包了繃帶，幾乎每個人都受到嚴重灼傷。
來我們部門的病人一般狀況都很糟，大部分都超過50歲或不滿20歲。
通常都剛剛接獲召集令。
蒂姆醫生必須決定他們是真的病了，還是裝病。
因為蒂姆醫生有一種惡意的幽默感，所以他與病人的對話有時頗不堪，有時又令人捧腹。
回家的路程又極漫長。
2月17日，星期六 過去十天每天都有空襲，今天居然沒有。
下午醒來後發覺高燒已退，吃了很多片阿司匹林，然後蹒跚走去美容院，心裡祈禱别在路上撞見任何醫生。
朋友們來看我。
旅館亦送餐到我房間，還算幸運。
2月18日，星期日 空襲。
早上待在醫院地下室内，後來去看我們的加裡·庫珀，蒂利克醫生。
他診斷我得了扁桃體炎，叫我立刻回家，星期三再來上班。
我已經完全失聲了。
來醫院上班後這麼快就病倒，令西塔很生氣：“你這麼嬌弱，他們會怎麼看我們這些貴族？”我倒從來沒想到這一點。
2月20日，星期二 空襲。
2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空襲特别嚴重，警報開始響時，我仍在旅館。
大家到地下室集合，盡量往下走；碰見文奇·溫迪施—格雷茨、瑪莎·普羅奈、波托茨基母子、薩佩哈夫婦、艾蒂·貝希托爾德和她母親等人。
外面的噪音震耳欲聾，爆炸聲和玻璃粉碎的聲音仿佛沒完沒了。
警報解除後，我和維克多·施塔勒姆貝格一起走到環市道路上，因為聽說列支敦士登王宮被炸了。
快抵達時，已瞧見王宮的屋頂不見了，不過建築的其他部分似乎損壞并不嚴重。
一架被擊落的美國飛機殘骸散落在王宮前的人行道上，仍在熊熊燃燒，不時發出小爆炸聲，顯然是機上的彈藥。
機上的組員幾乎全死了，隻有一個人設法彈出飛機，卻被卡在一座屋頂的尖塔裡，雙腿都被切斷。
路人告訴我，空襲期間從頭到尾都可以聽見他凄厲的尖叫聲，卻沒有人敢離開掩蔽壕；等他們把他救下來時，他已經死了。
我們繼續往下走。
一枚定時炸彈落在宮廷劇院附近，尚未爆炸，整個區域都被封鎖起來，但我們仍然照常經過，并沒有多想。
整座城硝煙彌漫，隔着環市道路，我們旅館對面的卡爾廣場上多了一個巨大的炸彈窟窿。
2月22日，星期四 聲音仍極沙啞。
自從上次空襲後，公共交通系統已癱瘓，我必須走路去上班，得花兩小時。
2月23日，星期五 晚上留在醫院過夜。
西塔·弗雷德值班，讓我用她擺在她老闆書房裡的行軍床。
2月24日，星期六 又在西塔·弗雷德的行軍床上睡了一夜。
在醫院裡過夜比每天來回走數裡方便多了。
蒂利克醫生叫我去當他的助理，因為我在藥局代班的那位護士即将回來上班。
我不喜歡這個主意，雖然他人很好，又有魅力，但他兼任我們的政治醫官，負責整饬職工士氣。
每個星期一，無論工作有多忙，我們都必須去小教堂聽政治訓話。
我報到的那一天，他發表一場簡短的演說，讨論“戰争進入第五年身為護士的責任”；基本要義：别太富同情心，因為多數病患都在裝病；醫生必須嚴格，因為前線需要所有能夠動員的人；不過，若觀察到有病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們也應該出面幹預。
他同時透露一位護士曾經替一位負傷士兵——是她已陣亡兒子的朋友——打了一針，令他暫時殘廢的藥，他因此不必再被調回前線，結果，“她被判處十年徒刑！”我們無能為力，他補充說。
我們沒有選擇，就算剩下最後一個人，也必須作戰到底！……那番話聽起來好冷酷，從此我沒有再去參加集會，每次都用川流不息的病人當借口。
我一直以為遲早會惹麻煩，但蒂利克醫生到現在都沒說一句話。
護士長則表示，可能派我去幫神經科主治大夫奧爾施佩格公爵工作；他有點古怪，不過也很有趣，是本地的名人之一。
看來我的命運仍未定。
今天正準備回家，警報又開始響起。
和朋友們一起晚餐，飯後梅利·克芬許勒帶我去參加一個派對。
他們請了一位查理·庫恩茲風格的爵士鋼琴樂手表演，非常棒。
熬到很晚，一邊啃培根肉，一邊聽他演奏。
2月25日，星期日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彌撒。
街上擠滿人潮。
現在每天有成千上萬的維也納人從郊區湧進城中心，因為據說古老的地下墓窖是最安全的掩體；大家都不信任普通地下室，太容易坍方，而且已有幾百個人遭到活埋。
大部分進城的人都來自勞工區，得徒步走幾個小時。
和波托茨基母子一起吃午餐；這頓飯經過精心準備，因為主客是嫁給住在德國占領波蘭境内羅茲一位德國百萬富翁的赫茲太太；他們希望能從她那裡打聽到舊家的消息。
食物美味極了，甚至還有鵝肝醬。
我現在吃的東西不是醫院裡淡得像水的湯，便是偶爾在旅館裡享受的大餐。
如果我的糧票能維持久一點該有多好！每個月過完前十天就全用完了。
艾格尼絲護士偶爾會喂我吃蛋酒，那是專門為重傷患調的；幸好他們對蛋酒的興趣都沒有我大，所以總會剩下一些。
過去四年都在霍夫堡王宮醫院内擔任手術護士的西西·維爾切克來看我。
我們先去找朋友喝咖啡，然後出去散長步。
星期三被擊落的那架美國飛機，殘骸仍散落在列支敦士登王宮前面，不過大部分零件已被撿拾紀念物的人拎走了。
結果利希滕施泰因突然從門口冒出來，交給我一台淡紫色的大手風琴，他說他也打算離開維也納，“不再回來！” 不知為什麼，我現在成了所有想躲蘇聯軍隊、離開維也納的人的财務托管人。
反諷的是，其實真的應該躲蘇聯軍隊的人是我！等輪到我逃跑的那一天（是否逃得了還很難說），這些東西還不是得全部扔掉。
後來我們巧遇另外一位來自匈牙利的難民格察·安德拉西。
他說他姐姐伊洛娜也是紅十字會的護士；她拒絕離開布達佩斯。
接着大家一起去赫林路上的維爾切克王宮坐了一會兒。
之後我回家上床睡覺；現在每天都感覺非常疲倦，晚上幾乎都不出門。
2月26日，星期一 塔克西斯兄弟住在波希米亞家族産業内的家人寄給他們一隻鵝，今天大家在梅利·克芬許勒家烤了它。
雖然我們總共有五個人，不過大家都吃得很開心，因為平常我們都營養不良。
“普卡”·菲爾斯滕貝格的父親死了，他是奧地利老派的外交官，很迷人。
我發現曾經統治過奧地利帝國的上一代貴族，和現在這一代在遭到瓜分後、毫無前景可言的小國環境下長大的貴族之間，有天壤之别。
後者基本上鄉氣很重，就算腰纏萬貫，也幾乎不會講任何外國語言，而且都沒有住在國外的經驗。
雖然他們也挺可愛，但一般來說都是輕量級人物，很少具有這一代優秀德國人才貨真價實的學養；在柏林我就認識很多那樣的德國人。
1938年的德奧合并，及其各種後果（如種種強制性服軍役、勞役等）以及馬上接着爆發的大戰，當然可能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
2月27日，星期二 今天比較早下班，抽空去看住院牙醫。
晚上西西·維爾切克帶格察·安德拉西來找我，三人在我房間裡用我的小電熱器燒晚餐，甚至煮了香醇的咖啡——這得感謝漢諾威的克裡斯欽送我一台咖啡機。
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