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
關燈
小
中
大
這個部分全是在1945年9月依照當時以速記寫的日記重新寫成的。
——蜜絲注 柏林7月19日，星期三 今天離開克魯曼修柏——我想應該不會再回來了。
已收拾一切，但盡量少帶行李，其餘物品都将寄放在瑪丹娜·布盧姆處，待确知未來去向後再通知她。
11點抵達柏林。
因為最近空襲頻仍，車站一片混亂。
巧遇前皇帝的第四個兒子奧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幫我提皮箱。
我們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煙塵彌漫，到處堆積破磚碎瓦。
終于在格斯多夫家下車。
夏天來了之後，他們都在樓上的起居室用餐，不過家裡仍然沒有窗戶。
客人還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亞當·特羅特。
稍後和亞當長談。
他看起來蒼白而緊張，不過見到我似乎很高興。
羅瑪莉·舍恩貝格回城令他驚駭，她不斷想拉攏她認為可能會支持我所謂“密謀”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實已經涉及很深，都想盡辦法避免遭到懷疑。
她不知用什麼方法，也發現了亞當參與其事，現在不停騷擾他及他的随從，他們給她取了個綽号，叫她“洛善”（Lottchen，為刺殺法國大革命時代政治家馬拉之夏綠蒂·科黛的别名）。
她的确對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脅。
亞當還告訴我，她甚至埋怨我不願積極參與籌備工作。
其實我和他們之間存在一項最基本的歧見：因為我不是德國人，所以我隻在乎一件事——除掉那個魔鬼！我從來不特别在乎以後的事。
他們因為愛國，都希望能夠同時設立某種過渡性政府，拯救德國免于滅國。
我卻不相信盟軍會接納這樣的過渡政府，因為他們根本拒絕分辨“好”德國人和“壞”德國人。
當然，這是盟軍犯的大錯，或許我們都得為這個錯誤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見面。
等他離開後，瑪莉亞·格斯多夫說：“我覺得他看起來好蒼白、好疲倦；有時候我覺得他不會活太久。
” 大戰拖延不決，所吞噬的歐洲國家愈來愈多，死傷人數、物資破壞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時有關德國人虐行暴政的報道亦不斷增加，同盟國愈來愈難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與所謂的“好德國人”，也愈來愈難同意讓肅清納粹分子後的德國重新加入文明國家的陣營。
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數個體的保證及承諾之外，從來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顯示，希特勒并不代表整個德國。
誠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說：“希特勒并非一獨立現象，而是一個顯示大部分德國國情的病征。
”丘吉爾接着在1941年1月20日指示英國外交部，忽視所有來自德國國内的和平試探性接觸：“我們對于這類詢問及提議，一律應以沉默回應……” 亞當·特羅特及他參與反納粹活動的朋友們所面對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這樣一堵不信任與充滿敵意的牆。
1943年1月，羅斯福總統更在卡薩布蘭卡做了最後的答複：“無條件投降！”堅決反納粹的人士面對如此的絕境，别無選擇，隻能铤而走險。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來和我們吃晚餐。
她已搬進男演員維利·弗裡奇在格林瓦爾德的一棟可愛小屋裡。
弗裡奇在一次空襲中精神崩潰，倉促離開。
據說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發現，帶着他離開德國。
現在阿加和擔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喬吉·帕彭海姆合住；後者剛從馬德裡被調回來，可能是因為他姓氏的關系（帕彭海姆是德國最老的姓氏之一）。
他的鋼琴彈得極好。
我獲準請四周病假，不過可能必須分兩次休，而且得先訓練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間代理我的工作。
7月20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正坐在辦公室樓梯上聊天，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突然沖進來，雙頰绯紅，我從來沒看過他這麼興奮。
他先将羅瑪莉拉到一旁，然後問我有何計劃。
我說上級并不确定，但我希望能盡早離開外交部。
他要我别擔心，說幾天後就會塵埃落定，每個人未來的情勢都将明朗化。
然後，他要我跟羅瑪莉盡快一起去波茨坦，說完便跳上車開走了。
我走回辦公室，撥電話給瑞士公使館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約會，因為我甯願去波茨坦。
等待電話接通之際，我轉向站在窗邊的羅瑪莉，問她戈特弗裡德為什麼那麼激動，是不是和“密謀”有關系？（當時我還拿着聽筒！）她悄聲說：“沒錯！就是！已經完成了！今天早上！”珀西就在那個時候拿起電話，還拿着聽筒的我又問：“死了？”她回答說：“對，死了！”我挂上電話，捉住她的肩膀，兩人繞着房間跳起華爾茲來，然後我抓起幾份文件，把它們塞進第一個抽屜裡，對着門房大叫道：“我們要出去辦公事！”便奔去動物園車站。
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訴我細節，雖然車廂裡擠滿了人，我們卻無意克制興奮及喜悅的情緒。
希特勒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開會議，一位擔任高級參謀的上校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伯爵在他腳邊放了一枚炸彈。
施陶芬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彈爆炸，看見希特勒渾身是血躺在擔架上被擡出來後，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車子上，和他的高級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一起開往當地機場，飛回柏林。
當時一片混亂，并沒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脫。
一抵達柏林，他徑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陸軍總部已同時被密謀者接管，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海爾多夫及其他許多人都在那兒集合（指揮部就在沃伊什街的運河對岸）。
今天晚上6點收音機将對全國廣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
新的帝國總理将由前萊比錫市長格德勒擔任；他的背景為社會黨員，同時是公認的傑出經濟學家。
我們的舒倫堡伯爵或馮·哈塞爾大使則将出任外交部長。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用最傑出的人才組成過渡性的臨時政府，可能是一項錯誤。
37歲的施陶芬貝格加入反納粹陣營的時間較晚，1943年7月才被吸收。
年輕時，他也和許多愛國的德國人一樣，相信希特勒能夠将德國從辱國的“凡爾賽和約”中拯救出來。
後來他在隆美爾麾下赴非洲作戰，負傷嚴重，失去一隻眼睛、右臂及左手的兩根手指——這樣的殘疾使他的戎馬生活中辍。
1944年6月，他奉派擔任後備軍的參謀長，該部隊的副指揮官奧爾布裡希特上将便是資深的反納粹密謀者。
施陶芬貝格因為職務關系，必須定期親自向希特勒彙報。
由于希特勒的随從之中沒有人能夠或願意刺殺他，施陶芬貝格決定擇機自己下手。
頭兩次的刺殺計劃——分别訂在7月11日及15日——皆臨時取消。
适時軍中不斷有人遭到逮捕，顯然蓋世太保已展開肅清行動。
7月20日，希特勒再度召見施陶芬貝格，他便決定不計一切，采取行動。
等我們抵達波茨坦官邸時，已超過6點。
我先梳洗，羅瑪莉沖上樓去。
才過幾分鐘，我便聽到門外拖沓的腳步聲，她走進來說：“收音機剛才廣播說：‘一位施陶芬貝格伯爵企圖謀殺元首，但上帝拯救了他……’” 其實在6：25發布的第一次廣播并未指名道姓，隻說：“今天有人以爆炸物企圖謀刺元首……元首本人除輕微灼傷及瘀傷之外，并無大礙，并立刻恢複辦公，并依照行事曆接見指揮官長談。
”隻有在接下來的評論中，發言人才暗示（“敵方工作”）主事者是誰。
不過剛開始希特勒并不知道那枚炸彈其實代表一次欲推翻納粹政權的大密謀，直到後來他得知柏林、巴黎及維也納軍部同時被接管之後，才恍然大悟。
我揪住她的臂膀，拉着她一起跑上樓，看見俾斯麥夫婦坐在會客室裡，梅勒妮一臉震驚，戈特弗裡德則不停踱着方步；我都不敢看他。
他剛從指揮部回來，嘴裡不斷重複說：“不可能！這是個圈套！施陶芬貝格看見他死了！”、“他們安排了一場鬧劇，讓希特勒的替身出面！”然後他進書房去給海爾多夫打電話，羅瑪莉跟了進去，留我一個人陪梅勒妮。
她開始呻吟：戈特弗裡德是被羅瑪莉逼的；她唠叨了他好多年；如果他現在死了，是她，梅勒妮，得獨自把三個孩子帶大；羅瑪莉或許不在乎，但哪一個孩子能夠忍受沒有父親呢？别人的孩子或許可以，她的絕不可以……真可怕，我完全無言以對。
後來戈特弗裡德踱回會客室。
撥給海爾多夫的電話沒接通，但他得到進一步的消息：最主要的廣播電台已失守；電台先被反抗人士接管，但他們不知如何操作機器，現在又被黨衛軍奪了回去。
不過郊區的幾所軍官學校都已拿起武器，現在正朝柏林前進。
果然，一個小時後，我們聽到克拉普尼茲坦克訓練學校的裝甲車滾過波茨坦街頭，朝首都開去。
我們探出窗外觀看，心中不斷祈禱。
街道上空蕩蕩的，幾乎沒有人迹，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戈特弗裡德不斷重複說他不相信希特勒沒有受傷，“他們”一定在耍詐…… 過了一會兒，收音機廣播說，元首将于午夜對全國國民發表談話。
我們知道必須等到那個時候，才能确定這到底是不是騙局。
戈特弗裡德仍不願放棄希望，他認為即使希特勒還活着，他在東普魯士的最高司令部距離這麼遠，鞭長莫及，隻要其他地方一切按照計劃行動，大家還是有機會在希特勒重新控制德國前推翻目前的政府，但我們都覺得十分不安。
早在1943年，位于柏林班德勒街之“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便設計出一個暗号為“女武神”的緊急計劃，目的在于應付内部騷動，或鎮壓由當時在德國工作之數百萬名外國勞工發起的大規模颠覆活動。
該計劃主要仰賴後備部隊及時調派軍力進駐，或圍守首都——由護衛部隊進駐柏林，軍官訓練學校把守外圍。
最諷刺的是，“女武神”乃經過希特勒親自批準！奧爾布裡希特、施陶芬貝格及其他潛伏在陸軍總部内的密謀者，随後加上一條秘密附文，打算利用該計劃推翻納粹政權，确保新政府和平接掌政權。
然而這項密謀一開始便有緻命的缺陷；首先，奉命執行“女武神”的軍事将領不僅必須接管德國，還需接管所有被德國占領的歐洲國家，但隻有少數幾位将領清楚密謀者真正的企圖。
并且密謀者指望其他人，從攸關該計劃成敗的關鍵人物即後備部隊指揮官弗羅姆上将開始，在因元首死亡而解除其效忠領袖的誓言之後“立刻跟進”——也就是說，一切端視希特勒是死是活。
同時拉斯滕堡與外界的通訊必須完全中斷數小時，以防止反制行動。
最後，計劃中的刺客，施陶芬貝格，不僅必須殺死希特勒，還得安全返回柏林，監督“女武神”順利執行。
但一般德國士兵這時早已習慣服從軍紀，密謀者根本無從預測他們面對占領祖國重要機關的命令，會有何種反應，使得問題更加複雜。
海爾多夫打了幾次電話進來。
勃蘭登堡的市長也來電，問波茨坦的地方首長俾斯麥先生到底有何打算？因為身為市長的他，知道目前首都内正發生騷動，甚至叛變！戈特弗裡德竟厚着臉皮告訴他，陸軍總部已發出命令，元首希望所有高級長官少安毋躁，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其實他是希望叛軍部隊趕快前去逮捕市長。
入夜後，大家開始口耳相傳叛亂行動并不如想象中那麼成功。
有人從機場打電話來：“空軍不打算跟進！”他們要求戈林或元首親自下令。
戈特弗裡德的語氣這時才首度顯得有些疑慮，他說這種事必須速戰速決，每拖一分鐘便失去一分優勢。
現在早已過了午夜，希特勒仍未出面。
整件事令人太沮喪，我覺得再熬下去亦無意義，便上床睡覺；羅瑪莉不久也跟了上來。
半夜兩點，戈特弗裡德探頭進來陰沉地說：“是他沒錯！” 希特勒終于在7月21日淩晨1點公開談話，表示：一小群和德國軍人及德國民衆毫無共通之處、野心勃勃、無榮譽感又愚蠢的軍官，陰謀策劃想除去他，同時推翻軍部指揮。
一枚由馮·施陶芬貝格伯爵上校（唯一指名者）放置的炸彈，在距離他兩米外爆炸，他的忠心幕僚有數名嚴重受傷，一名死亡，但他自己除了輕微刮傷、瘀傷及灼傷之外，并無大礙。
他認為這再度證實了上帝的旨意，希望他繼續追求他生命的目标，即創造偉大的德國。
至于這一小群罪犯，會立刻全部處決，絕無寬恕。
接着他便指示各項重新建立秩序的措施。
黎明時，我們再度聽到克拉普尼茲軍官學校坦克車經過的聲音；徒勞而返，正在返回軍營的路上。
密謀者對克拉普尼茲坦克訓練學校寄望很高，希望他們協助接管柏林。
他們接到陸軍總部傳來希特勒已遭黨衛軍刺殺身亡、開始執行“女武神”計劃的消息之後，便移師柏林，進駐預先指示的據點。
可是當他們的指揮官（并未參與密謀）得知希特勒并沒有死，而且他的同僚中有人企圖發起兵變之後，便召集所有坦克車，率領他們開回軍營。
7月21日，星期五 早餐時得知戈特弗裡德與梅勒妮·俾斯麥已開車進柏林（大概去見海爾多夫）。
羅瑪莉·舍恩貝格看起來像死了似的。
我一個人回柏林，留她窩在床上。
我們仍然不清楚這場災難波及的範圍到底有多大，那批人的處境到底有多危險？ 進城途中，我在格林瓦爾德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停了一下，留下我的過夜小包。
波茨坦太遠，格斯多夫家又經常遭到轟炸，我決定去她那裡住。
整個事件令阿加感到困惑，她顯然完全被蒙在鼓裡，不知涉案的人有誰。
雖然很難，但我們從現在開始必須假裝毫不知情，就連對朋友也絕不可露出半點口風。
才在辦公室裡待了一下，便前往瑪莉亞·格斯多夫家。
她顯得十分絕望，告訴我說施陶芬貝格伯爵昨天夜裡，在班德勒街的陸軍總部遭到槍決，他的高級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也被處決了。
本來将出任國家元首的貝克上将已自殺。
另一名主要密謀者，即早先取代舉棋不定的弗羅姆上将，成為後備部隊司令的奧爾布裡希特上将，亦和其他人一起被槍決。
施陶芬貝格在拉斯滕堡的行刺計劃一開始就不順利。
希特勒的每日簡報本來都在一間地下掩體内舉行，但因為那時天氣炎熱，改在一間地上木屋内進行，結果炸彈爆炸時木屋的牆全往外坍，爆炸力量因此疏散不少。
施陶芬貝格因為隻有一隻手，隻能啟動一枚炸彈（本來計劃在他的公事包内放置兩枚炸彈），因此爆炸威力本來就不大。
當施陶芬貝格離開房間去接聽一通預先安排好的電話時，一位參謀發現了擺在希特勒彎身看地圖的桌子底下的公事包，便将它移到一道厚重木台的另一邊，等于替希特勒形成一道屏障。
12：42，傳來一聲巨響，木屋在一團火舌及煙幕中瓦解。
施陶芬貝格及其高級副官海夫騰本來站在遠處，和另一名密謀者——希特勒的通訊指揮官費爾吉貝爾将軍聊天，這時立刻跳進車裡，一路編造理由穿過立即接獲警報的崗哨站，抵達機場，然後從那裡飛回柏林。
費爾吉貝爾的任務為打電話到柏林，向奧爾布裡希特上将報告希特勒的死訊，然後徹底切斷拉斯滕堡與外界的通訊。
但他卻大吃一驚地看見希特勒從破木堆裡蹒跚走出來，雖然滿身塵土，瘀傷累累，而且褲子撕裂多處，但顯然還活得好好的。
他的時間有限，隻能以保守的口氣通知柏林“剛才發生一樁可怕的悲劇……元首還活着……”然後通訊網就被黨衛隊接管了。
這時密謀的兩項成功要件——希特勒的死亡與掌握拉斯滕堡通訊網——都已宣告失敗。
而且刺客身份暴露，全德國都已接到逮捕施陶芬貝格的電報。
一周前“女武神”計劃本來已箭在弦上，卻因施陶芬貝格延後前兩次謀刺行動而臨時取消。
因此這一次，奧爾布裡希特将軍在接獲費爾吉貝爾語焉不詳的口信之後，并未立即下執行命令，決定等到确定情況後再說。
下午3：50，施陶芬貝格的飛機在一個偏遠的軍事機場降落，但他的司機卻還沒趕到。
海夫騰打電話去班德勒街查詢狀況，奧爾布裡希特問他希特勒死了沒有。
得到肯定的答複之後，他才走過去要求弗羅姆上将準許啟動“女武神”計劃。
但弗羅姆立刻起了疑心，他打電話去拉斯滕堡，與凱特爾陸軍元帥聯絡上，後者證實的确有人企圖謀刺元首，但行動失敗。
就在這個時候，施陶芬貝格和海夫騰沖進房間，弗羅姆表示已不需要進行“女武神”計劃，施陶芬貝格大怒，說凱特爾撒謊，希特勒已經死了，是他親眼看見的，而且炸彈就是他親自放的！而且現在取消計劃為時已晚，“女武神”已經啟動了。
“是誰下的命令？”弗羅姆問。
“我們！”奧爾布裡希特和施陶芬貝格回答。
弗羅姆氣得臉發白，更畏懼自己前途不保，便下令施陶芬貝格舉槍自盡，奧爾布裡希特立刻取消“女武神”；結果卻被這兩個人繳了械，關進自己的房間裡。
下午5：30，已經不能走回頭路了。
陸軍總部終于在比原定計劃晚五個小時之後，開始對各個軍事指揮部發出執行“女武神”的電報。
這時又出了另一項差錯；因為拉斯滕堡列在原計劃的通訊名單上，而且沒有人想到要将它劃掉，所以這時希特勒竟是由密謀者本身那兒得知他們的計劃内容。
一小時之後，全德國的廣播頻道便已發布叛亂者企圖謀殺及失敗的新聞，同時宣布了第一波的報複措施。
這時其他密謀關鍵人物陸續抵達班德勒街集合：貝克上将（密謀中未來的國家元首）、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預定接管陸軍）、赫普納将軍（預定接替弗羅姆）、海爾多夫、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等等。
很多人抵達之後又離開——有些人非常憤怒，所有人都感到驚慌，因為大家發現情勢愈來愈混亂，卻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貝克與施陶芬貝格不斷催促各指揮部遵循柏林的榜樣，卻沒有結果。
就連柏林本身亦後繼乏力：克拉普尼茲學校的坦克車已開到又開走了；主要廣播電台被占領之後又被棄守；警備營開始接管，政府機關卻半途而廢。
那天待在柏林的納粹資深領袖隻有戈培爾一人，他等于拯救了希特勒。
當戰功彪炳的警備營指揮官雷默少校奉柏林警備司令馮·哈澤中将之命，前來逮捕戈培爾時，後者打電話到拉斯滕堡讓雷默直接和希特勒通話；希特勒當場擢升雷默為上校，命令他前往班德勒街重新建立秩序。
雷默抵達時，叛亂行動已宣告結束。
因為這時效忠希特勒的軍官已接管陸軍總部，釋放了弗羅姆并逮捕密謀者。
貝克上将獲準自盡，在兩次嘗試都失敗之後，由一位士官了結。
奧爾布裡希特及其參謀長默茨·馮·庫伊爾恩海姆上校、施陶芬貝格與海夫騰則在接受臨時軍法審判之後，立刻被架入中庭，在一排車前燈照耀下遭槍決，行刑前，在拒捕過程中受重傷的施陶芬貝格竟然還奮力大呼：“神聖的德國萬歲！”幾具屍體起先埋在教堂内，隔天由希姆萊下令掘屍，剝除制服及勳章之後火化，骨灰撒在風中。
幾個月前羅瑪莉曾經告訴我，在她又一次“吸收行動”中，曾經拜訪過奧爾布裡希特将軍，因為她聽說他是“積極分子”。
結果他私下對她洩露，他手中握有好幾袋、超過三萬封、寄自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之役中被俘德國士兵寫的家書，可是希特勒卻下令把它們全部燒毀，因為官方已發布那場“光榮戰役”并無生還者。
羅瑪莉有一位兄弟自從斯大林格勒之役後便下落不明，雖然她苦苦哀求，奧爾布裡希特卻堅持不讓她看那些信。
瑪莉亞跟施陶芬貝格是點頭之交，他有幾位表親是她極親密的朋友。
現在她替他們感到非常害怕。
我自己曾在亞當·特羅特家見過年輕的海夫騰一面，那天晚上隻有我和亞當在他家裡吃晚餐，一位卷發的英俊上尉突然沖進來，自我介紹後便将亞當拖出房間。
他們在外面談了很久。
之後亞當想知道我對他的印象如何，我回答：“典型的密謀者，就跟童書裡描述得一模一樣。
”當時我并不知道他将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現在瑪莉亞和我都無法不替戈特弗裡德和亞當憂心，昨天他們倆都曾經去過班德勒街，消息會不會走漏出去？同時又得随時裝出一副驚訝，甚至關心的模樣，卻不能露出害怕的神色…… 其實亞當·馮·特羅特、亞曆克斯·韋特，以及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一整天都待在外交部位于威廉街的主要辦公室内，等待叛亂成功後立即接管外交部。
晚上珀西·弗雷來接我。
因為我不想吃晚餐，我們便開車進格林瓦爾德的樹林内，下車散步。
我試着向他解釋這是一場多麼可怕的大悲劇。
他漸漸明白之後，感到既震驚又同情。
之前他也一直相信官方的說法，認為這隻是一兩名叛軍的作為。
我一定要見亞當。
雖然我們約好今天見面，但我仍然不敢去找他。
7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每份報紙都登出一則啟事：任何人隻要透露一位名叫“格德勒”的人的下落，便可獲得100萬馬克的獎金。
太好了！表示他并沒有被捕。
謠傳克勞斯·施陶芬貝格的太太和四個小孩皆已遇害。
她原是馮·萊興費爾德男爵之女，也是母親的教女，因為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她的雙親都住在俄屬立陶宛境内。
依照不久前才實施的“連坐法”，兵變失敗後幾天之内，不僅施陶芬貝格的太太及小孩，甚至連他的母親、嶽母、兄弟、表親、叔伯、姨嬸（以及他們的丈夫、妻子和小孩）全部遭到逮捕（關于他們最後的命運，請讀後記）。
希姆萊于8月3日在波茲南對納粹黨各地方領導人發表演說，替“連坐法”報複手段辯護：“沒有人能夠對我們說，你們的做法是布爾什維克的做法；不！這并非布爾什維克主義，而是一項極古老的德國傳統……當一個男人成為法外之徒，衆人會說：這個男人是叛徒，他體内流着壞血，血裡帶着背信與不忠，這血必須被根除。
因此，整個家庭，包括最遠的遠親，都必須根除。
我們也将根除所有的施陶芬貝格族人，包括他們最遠的遠親……” 早上走進法官裡克特辦公室時，看見海夫騰的哥哥漢斯—貝恩德（我們的前任人事室主任）坐在他桌子後面，還在吃裝在紙袋裡
——蜜絲注 柏林7月19日，星期三 今天離開克魯曼修柏——我想應該不會再回來了。
已收拾一切，但盡量少帶行李，其餘物品都将寄放在瑪丹娜·布盧姆處，待确知未來去向後再通知她。
11點抵達柏林。
因為最近空襲頻仍，車站一片混亂。
巧遇前皇帝的第四個兒子奧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幫我提皮箱。
我們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煙塵彌漫，到處堆積破磚碎瓦。
終于在格斯多夫家下車。
夏天來了之後，他們都在樓上的起居室用餐，不過家裡仍然沒有窗戶。
客人還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亞當·特羅特。
稍後和亞當長談。
他看起來蒼白而緊張，不過見到我似乎很高興。
羅瑪莉·舍恩貝格回城令他驚駭，她不斷想拉攏她認為可能會支持我所謂“密謀”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實已經涉及很深，都想盡辦法避免遭到懷疑。
她不知用什麼方法，也發現了亞當參與其事，現在不停騷擾他及他的随從，他們給她取了個綽号，叫她“洛善”（Lottchen，為刺殺法國大革命時代政治家馬拉之夏綠蒂·科黛的别名）。
她的确對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脅。
亞當還告訴我，她甚至埋怨我不願積極參與籌備工作。
其實我和他們之間存在一項最基本的歧見：因為我不是德國人，所以我隻在乎一件事——除掉那個魔鬼！我從來不特别在乎以後的事。
他們因為愛國，都希望能夠同時設立某種過渡性政府，拯救德國免于滅國。
我卻不相信盟軍會接納這樣的過渡政府，因為他們根本拒絕分辨“好”德國人和“壞”德國人。
當然，這是盟軍犯的大錯，或許我們都得為這個錯誤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見面。
等他離開後，瑪莉亞·格斯多夫說：“我覺得他看起來好蒼白、好疲倦；有時候我覺得他不會活太久。
” 大戰拖延不決，所吞噬的歐洲國家愈來愈多，死傷人數、物資破壞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時有關德國人虐行暴政的報道亦不斷增加，同盟國愈來愈難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與所謂的“好德國人”，也愈來愈難同意讓肅清納粹分子後的德國重新加入文明國家的陣營。
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數個體的保證及承諾之外，從來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顯示，希特勒并不代表整個德國。
誠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說：“希特勒并非一獨立現象，而是一個顯示大部分德國國情的病征。
”丘吉爾接着在1941年1月20日指示英國外交部，忽視所有來自德國國内的和平試探性接觸：“我們對于這類詢問及提議，一律應以沉默回應……” 亞當·特羅特及他參與反納粹活動的朋友們所面對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這樣一堵不信任與充滿敵意的牆。
1943年1月，羅斯福總統更在卡薩布蘭卡做了最後的答複：“無條件投降！”堅決反納粹的人士面對如此的絕境，别無選擇，隻能铤而走險。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來和我們吃晚餐。
她已搬進男演員維利·弗裡奇在格林瓦爾德的一棟可愛小屋裡。
弗裡奇在一次空襲中精神崩潰，倉促離開。
據說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發現，帶着他離開德國。
現在阿加和擔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喬吉·帕彭海姆合住；後者剛從馬德裡被調回來，可能是因為他姓氏的關系（帕彭海姆是德國最老的姓氏之一）。
他的鋼琴彈得極好。
我獲準請四周病假，不過可能必須分兩次休，而且得先訓練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間代理我的工作。
7月20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正坐在辦公室樓梯上聊天，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突然沖進來，雙頰绯紅，我從來沒看過他這麼興奮。
他先将羅瑪莉拉到一旁，然後問我有何計劃。
我說上級并不确定，但我希望能盡早離開外交部。
他要我别擔心，說幾天後就會塵埃落定，每個人未來的情勢都将明朗化。
然後，他要我跟羅瑪莉盡快一起去波茨坦，說完便跳上車開走了。
我走回辦公室，撥電話給瑞士公使館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約會，因為我甯願去波茨坦。
等待電話接通之際，我轉向站在窗邊的羅瑪莉，問她戈特弗裡德為什麼那麼激動，是不是和“密謀”有關系？（當時我還拿着聽筒！）她悄聲說：“沒錯！就是！已經完成了！今天早上！”珀西就在那個時候拿起電話，還拿着聽筒的我又問：“死了？”她回答說：“對，死了！”我挂上電話，捉住她的肩膀，兩人繞着房間跳起華爾茲來，然後我抓起幾份文件，把它們塞進第一個抽屜裡，對着門房大叫道：“我們要出去辦公事！”便奔去動物園車站。
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訴我細節，雖然車廂裡擠滿了人，我們卻無意克制興奮及喜悅的情緒。
希特勒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開會議，一位擔任高級參謀的上校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伯爵在他腳邊放了一枚炸彈。
施陶芬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彈爆炸，看見希特勒渾身是血躺在擔架上被擡出來後，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車子上，和他的高級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一起開往當地機場，飛回柏林。
當時一片混亂，并沒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脫。
一抵達柏林，他徑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陸軍總部已同時被密謀者接管，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海爾多夫及其他許多人都在那兒集合（指揮部就在沃伊什街的運河對岸）。
今天晚上6點收音機将對全國廣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
新的帝國總理将由前萊比錫市長格德勒擔任；他的背景為社會黨員，同時是公認的傑出經濟學家。
我們的舒倫堡伯爵或馮·哈塞爾大使則将出任外交部長。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用最傑出的人才組成過渡性的臨時政府，可能是一項錯誤。
37歲的施陶芬貝格加入反納粹陣營的時間較晚，1943年7月才被吸收。
年輕時，他也和許多愛國的德國人一樣，相信希特勒能夠将德國從辱國的“凡爾賽和約”中拯救出來。
後來他在隆美爾麾下赴非洲作戰，負傷嚴重，失去一隻眼睛、右臂及左手的兩根手指——這樣的殘疾使他的戎馬生活中辍。
1944年6月，他奉派擔任後備軍的參謀長，該部隊的副指揮官奧爾布裡希特上将便是資深的反納粹密謀者。
施陶芬貝格因為職務關系，必須定期親自向希特勒彙報。
由于希特勒的随從之中沒有人能夠或願意刺殺他，施陶芬貝格決定擇機自己下手。
頭兩次的刺殺計劃——分别訂在7月11日及15日——皆臨時取消。
适時軍中不斷有人遭到逮捕，顯然蓋世太保已展開肅清行動。
7月20日，希特勒再度召見施陶芬貝格，他便決定不計一切，采取行動。
等我們抵達波茨坦官邸時，已超過6點。
我先梳洗，羅瑪莉沖上樓去。
才過幾分鐘，我便聽到門外拖沓的腳步聲，她走進來說：“收音機剛才廣播說：‘一位施陶芬貝格伯爵企圖謀殺元首，但上帝拯救了他……’” 其實在6：25發布的第一次廣播并未指名道姓，隻說：“今天有人以爆炸物企圖謀刺元首……元首本人除輕微灼傷及瘀傷之外，并無大礙，并立刻恢複辦公，并依照行事曆接見指揮官長談。
”隻有在接下來的評論中，發言人才暗示（“敵方工作”）主事者是誰。
不過剛開始希特勒并不知道那枚炸彈其實代表一次欲推翻納粹政權的大密謀，直到後來他得知柏林、巴黎及維也納軍部同時被接管之後，才恍然大悟。
我揪住她的臂膀，拉着她一起跑上樓，看見俾斯麥夫婦坐在會客室裡，梅勒妮一臉震驚，戈特弗裡德則不停踱着方步；我都不敢看他。
他剛從指揮部回來，嘴裡不斷重複說：“不可能！這是個圈套！施陶芬貝格看見他死了！”、“他們安排了一場鬧劇，讓希特勒的替身出面！”然後他進書房去給海爾多夫打電話，羅瑪莉跟了進去，留我一個人陪梅勒妮。
她開始呻吟：戈特弗裡德是被羅瑪莉逼的；她唠叨了他好多年；如果他現在死了，是她，梅勒妮，得獨自把三個孩子帶大；羅瑪莉或許不在乎，但哪一個孩子能夠忍受沒有父親呢？别人的孩子或許可以，她的絕不可以……真可怕，我完全無言以對。
後來戈特弗裡德踱回會客室。
撥給海爾多夫的電話沒接通，但他得到進一步的消息：最主要的廣播電台已失守；電台先被反抗人士接管，但他們不知如何操作機器，現在又被黨衛軍奪了回去。
不過郊區的幾所軍官學校都已拿起武器，現在正朝柏林前進。
果然，一個小時後，我們聽到克拉普尼茲坦克訓練學校的裝甲車滾過波茨坦街頭，朝首都開去。
我們探出窗外觀看，心中不斷祈禱。
街道上空蕩蕩的，幾乎沒有人迹，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戈特弗裡德不斷重複說他不相信希特勒沒有受傷，“他們”一定在耍詐…… 過了一會兒，收音機廣播說，元首将于午夜對全國國民發表談話。
我們知道必須等到那個時候，才能确定這到底是不是騙局。
戈特弗裡德仍不願放棄希望，他認為即使希特勒還活着，他在東普魯士的最高司令部距離這麼遠，鞭長莫及，隻要其他地方一切按照計劃行動，大家還是有機會在希特勒重新控制德國前推翻目前的政府，但我們都覺得十分不安。
早在1943年，位于柏林班德勒街之“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便設計出一個暗号為“女武神”的緊急計劃，目的在于應付内部騷動，或鎮壓由當時在德國工作之數百萬名外國勞工發起的大規模颠覆活動。
該計劃主要仰賴後備部隊及時調派軍力進駐，或圍守首都——由護衛部隊進駐柏林，軍官訓練學校把守外圍。
最諷刺的是，“女武神”乃經過希特勒親自批準！奧爾布裡希特、施陶芬貝格及其他潛伏在陸軍總部内的密謀者，随後加上一條秘密附文，打算利用該計劃推翻納粹政權，确保新政府和平接掌政權。
然而這項密謀一開始便有緻命的缺陷；首先，奉命執行“女武神”的軍事将領不僅必須接管德國，還需接管所有被德國占領的歐洲國家，但隻有少數幾位将領清楚密謀者真正的企圖。
并且密謀者指望其他人，從攸關該計劃成敗的關鍵人物即後備部隊指揮官弗羅姆上将開始，在因元首死亡而解除其效忠領袖的誓言之後“立刻跟進”——也就是說，一切端視希特勒是死是活。
同時拉斯滕堡與外界的通訊必須完全中斷數小時，以防止反制行動。
最後，計劃中的刺客，施陶芬貝格，不僅必須殺死希特勒，還得安全返回柏林，監督“女武神”順利執行。
但一般德國士兵這時早已習慣服從軍紀，密謀者根本無從預測他們面對占領祖國重要機關的命令，會有何種反應，使得問題更加複雜。
海爾多夫打了幾次電話進來。
勃蘭登堡的市長也來電，問波茨坦的地方首長俾斯麥先生到底有何打算？因為身為市長的他，知道目前首都内正發生騷動，甚至叛變！戈特弗裡德竟厚着臉皮告訴他，陸軍總部已發出命令，元首希望所有高級長官少安毋躁，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其實他是希望叛軍部隊趕快前去逮捕市長。
入夜後，大家開始口耳相傳叛亂行動并不如想象中那麼成功。
有人從機場打電話來：“空軍不打算跟進！”他們要求戈林或元首親自下令。
戈特弗裡德的語氣這時才首度顯得有些疑慮，他說這種事必須速戰速決，每拖一分鐘便失去一分優勢。
現在早已過了午夜，希特勒仍未出面。
整件事令人太沮喪，我覺得再熬下去亦無意義，便上床睡覺；羅瑪莉不久也跟了上來。
半夜兩點，戈特弗裡德探頭進來陰沉地說：“是他沒錯！” 希特勒終于在7月21日淩晨1點公開談話，表示：一小群和德國軍人及德國民衆毫無共通之處、野心勃勃、無榮譽感又愚蠢的軍官，陰謀策劃想除去他，同時推翻軍部指揮。
一枚由馮·施陶芬貝格伯爵上校（唯一指名者）放置的炸彈，在距離他兩米外爆炸，他的忠心幕僚有數名嚴重受傷，一名死亡，但他自己除了輕微刮傷、瘀傷及灼傷之外，并無大礙。
他認為這再度證實了上帝的旨意，希望他繼續追求他生命的目标，即創造偉大的德國。
至于這一小群罪犯，會立刻全部處決，絕無寬恕。
接着他便指示各項重新建立秩序的措施。
黎明時，我們再度聽到克拉普尼茲軍官學校坦克車經過的聲音；徒勞而返，正在返回軍營的路上。
密謀者對克拉普尼茲坦克訓練學校寄望很高，希望他們協助接管柏林。
他們接到陸軍總部傳來希特勒已遭黨衛軍刺殺身亡、開始執行“女武神”計劃的消息之後，便移師柏林，進駐預先指示的據點。
可是當他們的指揮官（并未參與密謀）得知希特勒并沒有死，而且他的同僚中有人企圖發起兵變之後，便召集所有坦克車，率領他們開回軍營。
7月21日，星期五 早餐時得知戈特弗裡德與梅勒妮·俾斯麥已開車進柏林（大概去見海爾多夫）。
羅瑪莉·舍恩貝格看起來像死了似的。
我一個人回柏林，留她窩在床上。
我們仍然不清楚這場災難波及的範圍到底有多大，那批人的處境到底有多危險？ 進城途中，我在格林瓦爾德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停了一下，留下我的過夜小包。
波茨坦太遠，格斯多夫家又經常遭到轟炸，我決定去她那裡住。
整個事件令阿加感到困惑，她顯然完全被蒙在鼓裡，不知涉案的人有誰。
雖然很難，但我們從現在開始必須假裝毫不知情，就連對朋友也絕不可露出半點口風。
才在辦公室裡待了一下，便前往瑪莉亞·格斯多夫家。
她顯得十分絕望，告訴我說施陶芬貝格伯爵昨天夜裡，在班德勒街的陸軍總部遭到槍決，他的高級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也被處決了。
本來将出任國家元首的貝克上将已自殺。
另一名主要密謀者，即早先取代舉棋不定的弗羅姆上将，成為後備部隊司令的奧爾布裡希特上将，亦和其他人一起被槍決。
施陶芬貝格在拉斯滕堡的行刺計劃一開始就不順利。
希特勒的每日簡報本來都在一間地下掩體内舉行，但因為那時天氣炎熱，改在一間地上木屋内進行，結果炸彈爆炸時木屋的牆全往外坍，爆炸力量因此疏散不少。
施陶芬貝格因為隻有一隻手，隻能啟動一枚炸彈（本來計劃在他的公事包内放置兩枚炸彈），因此爆炸威力本來就不大。
當施陶芬貝格離開房間去接聽一通預先安排好的電話時，一位參謀發現了擺在希特勒彎身看地圖的桌子底下的公事包，便将它移到一道厚重木台的另一邊，等于替希特勒形成一道屏障。
12：42，傳來一聲巨響，木屋在一團火舌及煙幕中瓦解。
施陶芬貝格及其高級副官海夫騰本來站在遠處，和另一名密謀者——希特勒的通訊指揮官費爾吉貝爾将軍聊天，這時立刻跳進車裡，一路編造理由穿過立即接獲警報的崗哨站，抵達機場，然後從那裡飛回柏林。
費爾吉貝爾的任務為打電話到柏林，向奧爾布裡希特上将報告希特勒的死訊，然後徹底切斷拉斯滕堡與外界的通訊。
但他卻大吃一驚地看見希特勒從破木堆裡蹒跚走出來，雖然滿身塵土，瘀傷累累，而且褲子撕裂多處，但顯然還活得好好的。
他的時間有限，隻能以保守的口氣通知柏林“剛才發生一樁可怕的悲劇……元首還活着……”然後通訊網就被黨衛隊接管了。
這時密謀的兩項成功要件——希特勒的死亡與掌握拉斯滕堡通訊網——都已宣告失敗。
而且刺客身份暴露，全德國都已接到逮捕施陶芬貝格的電報。
一周前“女武神”計劃本來已箭在弦上，卻因施陶芬貝格延後前兩次謀刺行動而臨時取消。
因此這一次，奧爾布裡希特将軍在接獲費爾吉貝爾語焉不詳的口信之後，并未立即下執行命令，決定等到确定情況後再說。
下午3：50，施陶芬貝格的飛機在一個偏遠的軍事機場降落，但他的司機卻還沒趕到。
海夫騰打電話去班德勒街查詢狀況，奧爾布裡希特問他希特勒死了沒有。
得到肯定的答複之後，他才走過去要求弗羅姆上将準許啟動“女武神”計劃。
但弗羅姆立刻起了疑心，他打電話去拉斯滕堡，與凱特爾陸軍元帥聯絡上，後者證實的确有人企圖謀刺元首，但行動失敗。
就在這個時候，施陶芬貝格和海夫騰沖進房間，弗羅姆表示已不需要進行“女武神”計劃，施陶芬貝格大怒，說凱特爾撒謊，希特勒已經死了，是他親眼看見的，而且炸彈就是他親自放的！而且現在取消計劃為時已晚，“女武神”已經啟動了。
“是誰下的命令？”弗羅姆問。
“我們！”奧爾布裡希特和施陶芬貝格回答。
弗羅姆氣得臉發白，更畏懼自己前途不保，便下令施陶芬貝格舉槍自盡，奧爾布裡希特立刻取消“女武神”；結果卻被這兩個人繳了械，關進自己的房間裡。
下午5：30，已經不能走回頭路了。
陸軍總部終于在比原定計劃晚五個小時之後，開始對各個軍事指揮部發出執行“女武神”的電報。
這時又出了另一項差錯；因為拉斯滕堡列在原計劃的通訊名單上，而且沒有人想到要将它劃掉，所以這時希特勒竟是由密謀者本身那兒得知他們的計劃内容。
一小時之後，全德國的廣播頻道便已發布叛亂者企圖謀殺及失敗的新聞，同時宣布了第一波的報複措施。
這時其他密謀關鍵人物陸續抵達班德勒街集合：貝克上将（密謀中未來的國家元首）、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預定接管陸軍）、赫普納将軍（預定接替弗羅姆）、海爾多夫、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等等。
很多人抵達之後又離開——有些人非常憤怒，所有人都感到驚慌，因為大家發現情勢愈來愈混亂，卻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貝克與施陶芬貝格不斷催促各指揮部遵循柏林的榜樣，卻沒有結果。
就連柏林本身亦後繼乏力：克拉普尼茲學校的坦克車已開到又開走了；主要廣播電台被占領之後又被棄守；警備營開始接管，政府機關卻半途而廢。
那天待在柏林的納粹資深領袖隻有戈培爾一人，他等于拯救了希特勒。
當戰功彪炳的警備營指揮官雷默少校奉柏林警備司令馮·哈澤中将之命，前來逮捕戈培爾時，後者打電話到拉斯滕堡讓雷默直接和希特勒通話；希特勒當場擢升雷默為上校，命令他前往班德勒街重新建立秩序。
雷默抵達時，叛亂行動已宣告結束。
因為這時效忠希特勒的軍官已接管陸軍總部，釋放了弗羅姆并逮捕密謀者。
貝克上将獲準自盡，在兩次嘗試都失敗之後，由一位士官了結。
奧爾布裡希特及其參謀長默茨·馮·庫伊爾恩海姆上校、施陶芬貝格與海夫騰則在接受臨時軍法審判之後，立刻被架入中庭，在一排車前燈照耀下遭槍決，行刑前，在拒捕過程中受重傷的施陶芬貝格竟然還奮力大呼：“神聖的德國萬歲！”幾具屍體起先埋在教堂内，隔天由希姆萊下令掘屍，剝除制服及勳章之後火化，骨灰撒在風中。
幾個月前羅瑪莉曾經告訴我，在她又一次“吸收行動”中，曾經拜訪過奧爾布裡希特将軍，因為她聽說他是“積極分子”。
結果他私下對她洩露，他手中握有好幾袋、超過三萬封、寄自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之役中被俘德國士兵寫的家書，可是希特勒卻下令把它們全部燒毀，因為官方已發布那場“光榮戰役”并無生還者。
羅瑪莉有一位兄弟自從斯大林格勒之役後便下落不明，雖然她苦苦哀求，奧爾布裡希特卻堅持不讓她看那些信。
瑪莉亞跟施陶芬貝格是點頭之交，他有幾位表親是她極親密的朋友。
現在她替他們感到非常害怕。
我自己曾在亞當·特羅特家見過年輕的海夫騰一面，那天晚上隻有我和亞當在他家裡吃晚餐，一位卷發的英俊上尉突然沖進來，自我介紹後便将亞當拖出房間。
他們在外面談了很久。
之後亞當想知道我對他的印象如何，我回答：“典型的密謀者，就跟童書裡描述得一模一樣。
”當時我并不知道他将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現在瑪莉亞和我都無法不替戈特弗裡德和亞當憂心，昨天他們倆都曾經去過班德勒街，消息會不會走漏出去？同時又得随時裝出一副驚訝，甚至關心的模樣，卻不能露出害怕的神色…… 其實亞當·馮·特羅特、亞曆克斯·韋特，以及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一整天都待在外交部位于威廉街的主要辦公室内，等待叛亂成功後立即接管外交部。
晚上珀西·弗雷來接我。
因為我不想吃晚餐，我們便開車進格林瓦爾德的樹林内，下車散步。
我試着向他解釋這是一場多麼可怕的大悲劇。
他漸漸明白之後，感到既震驚又同情。
之前他也一直相信官方的說法，認為這隻是一兩名叛軍的作為。
我一定要見亞當。
雖然我們約好今天見面，但我仍然不敢去找他。
7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每份報紙都登出一則啟事：任何人隻要透露一位名叫“格德勒”的人的下落，便可獲得100萬馬克的獎金。
太好了！表示他并沒有被捕。
謠傳克勞斯·施陶芬貝格的太太和四個小孩皆已遇害。
她原是馮·萊興費爾德男爵之女，也是母親的教女，因為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她的雙親都住在俄屬立陶宛境内。
依照不久前才實施的“連坐法”，兵變失敗後幾天之内，不僅施陶芬貝格的太太及小孩，甚至連他的母親、嶽母、兄弟、表親、叔伯、姨嬸（以及他們的丈夫、妻子和小孩）全部遭到逮捕（關于他們最後的命運，請讀後記）。
希姆萊于8月3日在波茲南對納粹黨各地方領導人發表演說，替“連坐法”報複手段辯護：“沒有人能夠對我們說，你們的做法是布爾什維克的做法；不！這并非布爾什維克主義，而是一項極古老的德國傳統……當一個男人成為法外之徒，衆人會說：這個男人是叛徒，他體内流着壞血，血裡帶着背信與不忠，這血必須被根除。
因此，整個家庭，包括最遠的遠親，都必須根除。
我們也将根除所有的施陶芬貝格族人，包括他們最遠的遠親……” 早上走進法官裡克特辦公室時，看見海夫騰的哥哥漢斯—貝恩德（我們的前任人事室主任）坐在他桌子後面，還在吃裝在紙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