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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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櫻桃。
而他的弟弟昨天才像隻狗似地遭到槍決！他笑着跟我閑談，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
等他離開之後，我問法官他知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事，法官說他知道。
法官倒顯得既擔心又不快樂，不過他若知道關于亞當·特羅特的真相，一定會更擔心。
我接着下樓去亞當的房間，他的一位助手也在房内，但很快就離開了。
亞當往沙發上一倒，指指自己的脖子說：“我脫不了幹系的！”他看起來糟透了。
我們倆一直悄聲說話，看見他反而令我更不快樂，我老實告訴他。
他說他知道，但這件事對我來說，隻像失去了果園裡最心愛的一株樹，對他來說卻是失去了一切的希望。
這時室内通話機響了：我們的老闆西克斯博士要見他。
和他約好今晚再見面，然後我留了張紙條給他秘書，告訴他我會等他電話。
到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之後，我告訴她，我為亞當感到十分焦慮。
“為什麼呢？”她問。
“他跟施陶芬貝格隻不過是點頭之交而已，不是嗎？不，我确定他的牽連并不深！” “不，”我說，“他根本沒參與！” 亞當打電話給我，約好6點鐘到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來找我。
我先去阿德隆旅館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和阿加見面。
阿加正怒不可遏，因為她在街上碰到哈索·埃茨多夫，他竟然轉頭不認她。
我想他涉案一定也很深。
我們一起去阿加家，在草坪上喝茶。
托尼·紹爾馬和喬吉·帕彭海姆也在。
稍後亞當也加入我們。
他剛見過西克斯博士，努力試着消除他的疑慮。
他看起來像死了似的。
我陪他開車回家，坐在陽台上曬太陽。
等他換好衣服。
這時空襲警報響起，就像一窩蜜蜂吵得令人心煩意亂，如此而已。
等亞當出來以後，我們坐在屋外，他又告訴我一些内情。
他說施陶芬貝格是個了不起的人，不僅非常聰明，而且生命力過人。
他是密謀者中極少數經常被希特勒召見的人。
他已帶着他的炸彈去過最高指揮部兩次，但每次都遇到障礙，否則就是希姆萊、戈林或其他幾個他想和希特勒一起幹掉的人臨時缺席。
第三次被召見時，他通知同謀的人無論如何這次一定會下手。
他承受的壓力太大，這也難怪。
如果換一個能夠開槍的人來行刺，或許就能成功了。
可是施陶芬貝格的殘疾太嚴重。
亞當說他已失去最好的朋友。
他似乎整個人都垮了。
20号那天，亞當一整天都待在威廉街的外交部辦公室，等待軍事接管成功。
他說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逮捕，因為他涉案太深；我并沒有問他到底有多深。
他已辭退家裡的女傭，因為她目睹過太多會議，若被提訊，可能會招供。
他害怕海爾多夫也會因為受不了酷刑而招供（我記得海爾多夫曾經對羅瑪莉說過他自己也怕這一點……）。
亞當若有所思地說，他不知道是不是該寫篇文章讓《倫敦時報》發表，解釋這批人所代表的理想。
我不同意這個想法，因為德國人的直接反應會認為，這些人都已被敵方買通，尤其現在計劃又失敗了，輿論更不會支持他們。
亞當接着告訴我，1940年法國剛戰敗不久，他收到老朋友洛錫安爵士（當時擔任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的一封信，催促他緻力于德國與英國的和解。
洛錫安所指的德國是否為鏟除納粹後的德國（他當然明白亞當痛恨目前的政府），亞當并不确定。
不過對他而言，隻要希特勒仍然在位，兩國之間就算能達成任何“交易”，也醜惡至極，所以他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過這封信。
後來他常想，當初自己是不是做錯了。
我們整夜沒睡，一直聊天，同時聆聽屋外若即若離的各種聲響。
每次聽見汽車放慢速度，我都可以從他臉上看到他心裡在想什麼…… 我實在不忍心丢下他，如果我在的時候他們來逮捕他，至少我還可以去警告他的朋友。
亞當說亞曆克斯·韋特知道一切，如果他被逮捕，亞曆克斯知道該怎麼做，他覺得西克斯博士也起了疑心，一直催促亞當去瑞士。
我也堅持他應該立刻離開，但他不肯，因為顧慮妻子和小孩。
他說就算被逮捕，他也會否認一切，希望出獄後能重新再試。
淩晨4點，他開車送我回家，并答應我早上會再打電話，讓我知道他沒事。
洛錫安爵士所屬的保守政客集團——所謂的“克利夫登幫”——規模雖小，卻一度頗具影響力。
這群人雖批評希特勒的做法，卻頗同情希特勒欲掃除“凡爾賽和約”（他們一直不同意該和約内容）所帶給德國恥辱的企圖，以及他解決國内經濟問題的顯著成就。
最重要的是，他們不願意看見歐洲剛經曆過1914—1918年的浴血戰争（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退伍軍人），馬上又卷入另一場全面戰争；這樣不僅将嚴重削弱歐洲的力量，為海外殖民帝國敲響喪鐘，甚至可能摧毀西方文明，讓共産主義征服世界。
但他們尋求和解的努力，卻因為希特勒在國内愈形殘酷的政策，以及他不計任何代價想使德國成為歐洲霸權的決心而一再遭遇挫折。
這群人中後來有很多被冠上“姑息分子”的惡名。
亞當從未對我解釋他參與密謀的實際工作内容。
我隻知道他每次出國（赴瑞士或瑞典）都借出差之名，锲而不舍地試圖與盟軍建立和平談判共識，希望一待行刺希特勒的行動成功後，便立刻開始談和。
他衷心相信盟軍一旦面對“正派的”德國政府，态度必将軟化。
我不斷想打消他這種幻想，堅持唯一最重要的事，便是除掉希特勒這個人，沒有别的！我相信接下來發生的許多事件都證明我是對的。
——蜜絲注（1945年9月） 蜜絲直到臨終前，都不願承認她在施陶芬貝格伯爵發動“七月密謀”之前，到底知道多少内情。
但根據她各項無意中的暗示，從1943年8月2日首次提及“陰謀”一詞，到密謀者不斷要求她協助将羅瑪莉·舍恩貝格支開柏林，最後更在1944年7月19日的日記中，洩露“我們（即亞當·馮·特羅特與她）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見面”，都顯示她所知道的其實遠比她明說出來的多，而且她甚至知道計劃行動的确實日期！ 7月23日，星期日 亞當·特羅特依約來電，目前一切平安。
我告訴他，我打算去波茨坦，會從那邊打電話給他。
抵達官邸後看見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穿着泳衣在噴水池裡玩水，天氣極熱。
梅勒妮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在。
梅勒妮似乎冷靜不少，甚至打算回鄉間，好讓職員與仆役們覺得生活一切如常。
我告訴他們我很替亞當·特羅特擔心。
戈特弗裡德并不認為他會遭到逮捕，他說現在處境最危險的人是海爾多夫。
他在兵變中扮演的角色太明顯，而且他提不出不在場證明。
我們讨論到大使的侄子弗裡茨·舒倫堡，他以前在海爾多夫手下擔任柏林警察局的副局長。
謠傳星期四他也在班德勒街遭到槍決。
戰前我在東普魯士見過他，還記得他年輕時的模樣。
雖然他曾經是納粹黨員，卻早已唾棄當今的政府。
昨晚亞當告訴我，他見到了施陶芬貝格的秘書，她描述弗裡茨如何奔出他在陸軍總部的臨時辦公室，但在走道上背後中彈受傷，然後被拖進中庭遭槍決斃命。
結果這是訛傳。
舒倫堡在班德勒街被捕，成為第一批上“人民法庭”受審的人。
被判死刑，1944年8月10日被絞死。
下午，我們都睡了個午覺，因為壓力令人疲倦。
之後，羅瑪莉告訴我，戈特弗裡德從他辦公室壁櫃裡拿出兩大包東西給她看，他不知該如何處理。
她問那裡面裝了什麼東西，他說是“做炸彈剩下來的炸藥”。
她求他趕快扔掉，因為當局一定很快就會來搜，他卻不肯，說當初這些炸藥非常難弄到，他想留到下次再用。
最後她說服他，把包裹藏到地窖裡。
打電話給亞當，他仍然沒事。
和珀西·弗雷吃晚餐。
那批炸藥成分為德國軍事情報局所用的黑索金炸藥與三硝基甲苯，早在1942年便由密謀者冒險取得；因為大部分密謀者都是參謀，很難自圓其說為什麼需要炸藥。
當時一部分炸藥已用在較早幾次的謀刺行動中，引信則來自英國，是從被俘的法國反抗人士身上擄來的。
7月24日，星期一 梅勒妮·俾斯麥請我要求俄國教堂，為星期四的受難者舉行一場追思會，并為身在險境中的人祈禱。
有太多人了：亞當·特羅特、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海爾多夫……她不敢請天主教或新教徒教堂做這件事，認為俄國東正教教堂比較不引人注目。
我答應去找夏可夫斯克神父談，并說好隻有我一個人去參加，盡量不聲張。
早上在辦公室裡工作。
中午亞當雖已在職員餐廳吃過午餐，我仍說服他陪我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
我給他一個聖徒撒羅夫的聖像，并告訴他，梅勒妮想舉行彌撒的主意。
他說我們不必操心；克勞斯·施陶芬貝格是極虔誠的基督徒，全德國的人一定都在替他望彌撒。
當時其他朋友也在，我們試着談别的事。
分手時，亞當告訴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如果沒有一個人活下去，就沒有人會再去嘗試，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不可再見面，因為我們都受到監視，雲雲。
這些人似乎都在講同樣的話：他們一定要繼續嘗試！ 晚上戈特弗裡德載我們去波茨坦，和他一道晚餐。
他告訴我們，海爾多夫今天早上被逮捕了。
警察局拒絕提供任何消息，隻表示：“局長今天早上出去之後，沒有再回來。
” 晚餐後，戈特弗裡德的姐姐漢娜·布雷多大步走進來。
她這個人實在很有意思；她抓着一把雨傘，坐下來說：“戈特弗裡德，我想知道這檔子事你到底牽涉有多深？你不可以再瞞着我，我心裡清楚得很。
我必須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戈特弗裡德含糊其辭，搪塞了一頓，什麼都沒說。
漢娜很替她19歲的女兒菲利帕擔憂，她跟施陶芬貝格的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與施陶芬貝格一起遭槍決）走得很近，海夫騰似乎對她毫無隐瞞。
稍晚，漢娜用紙牌替我們每個人算命；她算得很準。
結果我們三個人的大限似乎都還沒到。
然後我們一起去她家。
喬吉·帕彭海姆彈鋼琴給我們聽，彈得極好。
然後，他、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我一同返回格林瓦爾德阿加處過夜。
早在7月16日，布雷多家裡就已開始談論，那個星期希特勒的司令部将被炸毀。
發生空襲，我們全被拖下床。
這一次炸彈就落在我們住處附近，隻好進掩體躲藏；所謂掩體隻不過是搭在草叢下面一棟可笑的木頭建築而已。
兩枚鍊在一起的空雷掉在距離不遠處，因為用降落傘吊着，所以墜落的時間頗長。
我們全蹲在地闆上，頭上戴着鋼盔，阿加的鋼盔歪得不像話，最緊張的時刻我還是忍俊不禁。
廚子福氣好，耳朵全聾，外面的噪音一點都聽不見，學我們的樣兒趴在地上。
下午去見約翰神父。
他認為在俄國教堂内舉行追思太危險，但他公寓裡有個小教堂，我們在那兒舉行儀式。
隻有我一個人參加，從頭哭到尾。
後來我告訴羅瑪莉，我忘了海爾多夫的教名，她震驚地大叫道：“蜜絲！是沃爾夫欽！” 7月25日，星期二 一早打電話去亞當·特羅特家，他還好好的。
可是等我去他辦公室時，他人已經不在了！房間裡隻有他的秘書——她人很好，也是我的朋友——滿臉驚懼！很快在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過午餐，趕回辦公室。
這一次亞當的秘書想把我推出他房間，我擠了進去，看見一個穿便服的小個子站在他桌前搜他的抽屜，另一個人斜坐在扶手椅上。
豬猡！我仔細瞄他們，想看清楚他們的扣眼，後來才想到蓋世太保都把徽章戴在裡面。
我故意大聲問秘書：“馮·特羅特先生呢？還沒回來嗎？”那兩個人都擡頭看我。
走出房間後，秘書用充滿哀求的眼光看我，同時把食指按在嘴唇上。
我一步三階地沖下樓梯，闖進法官裡克特的辦公室，表示我們必須立刻采取行動，阻止亞當回辦公室，蓋世太保已經來搜了。
法官痛苦地看了我一眼說：“太遲了！今天中午他們已經把他帶走了。
幸好當時亞曆克斯·韋特跟他在一起。
他開另一輛車跟在後面，希望很快就會回來，查出亞當為什麼遭到逮捕。
”法官顯然仍未起疑心，他說早上亞當去威廉街外交部參加每日會議，蓋世太保在那個時候走進他辦公室，問他人在哪裡。
秘書本想溜出去警告亞當，卻被捉住不準離開房間，結果亞當直接走進陷阱裡。
國務秘書開普勒爾（他是在外交部任職的一位納粹黨高官，曾經擔任解放印度司司長）本來跟他約好下午1點在阿德隆旅館吃午餐。
目前西克斯博士似乎有意救他出來，已派副官去打聽罪名。
但我懷疑西克斯不會努力太久。
我離開辦公室，奔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
但丹麥代理大使斯蒂恩森也在那裡，所以我不能多說；隻拼命流眼淚。
瑪莉亞試着安慰我：一定是搞錯了，他不可能涉案的，雲雲。
她若知道真相就好了！但我絕對不能做任何解釋。
過了一會兒，海因茨·格斯多夫回家。
他自己也有麻煩，因為他的上司，柏林警備司令馮·哈澤将軍（我們去戰俘營看吉姆·維耶曾斯基就是他安排的）是參與兵變的重要人物，在和戈培爾會面發生嚴重争執後已遭到逮捕。
為什麼哈澤不當場就把那個鼠輩給斃了？ 好幾個人已經自殺；包括将位于東普魯士的産業拉斯滕堡讓給希特勒做最高司令部的倫多夫伯爵。
哈登堡王子聽說有人去逮捕他，開槍射中自己的胃，傷得很嚴重。
他很早便參與反抗活動，因為施陶芬貝格和維爾納·海夫騰最後一個周末是去他家過的，所以受到懷疑。
結果逮捕他的兩名蓋世太保，在返回柏林途中發生車禍死了——這是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我們部裡的漢斯—貝恩德·海夫騰今天早晨也遭到逮捕，據說他們還發現了名單。
晚上睡在格斯多夫家客廳的沙發上。
他們還是沒裝窗子，不過天氣炎熱，反正也沒有差别。
空襲在午夜開始，機群很快便飛到頭頂上，我們幾乎沒時間穿衣服便倉皇鑽進隔壁房屋（去年11月燒毀）的地窖裡去。
敵機投下空雷。
這麼多年來，這是我頭一次一點都不覺得害怕。
事實上，倫多夫先遭到逮捕，到了柏林成功脫逃；但後來又被逮住，之後被處絞刑。
有些名單不可避免（諸如為進行“女武神”計劃，必須列出各軍事指揮部内負責聯絡的密謀軍官）；有些（譬如未來政府的組成人員）卻不可寬赦，像是馮·德·舒倫堡大使被列入名單，事先根本沒跟他商量過。
7月26日，星期三 早晨法官裡克特依舊保持鎮靜；顯然并不知道亞當·特羅特和漢斯—貝恩德·海夫騰涉案有多深，認為一切都是誤會，很快就會化解。
可是當亞曆克斯·韋特走進來，隻絕望地看着我，我的眼淚又奪眶而出。
法官和萊波爾特都一副驚愕的表情。
我實在沒辦法待在辦公室，決定回家。
瑪莉亞·格斯多夫已經慌了，彼得·約克·馮·瓦滕堡伯爵（他妹妹是瑪莉亞的摯友之一）也被逮捕了。
約克·馮·瓦滕堡伯爵為資深公務員，長期參與反抗活動。
他的名字列在密謀者的内閣名單上。
午餐過後，珀西·弗雷來看我。
我領他走到屋外的廢墟裡，告訴他以後我不能再和他見面；常在瑪莉亞家出入的人，現在可能都遭到監視，他那輛挂着外國牌照、全新的汽車太引人側目。
現在我們都不應該和外國人交往。
他同意最穩妥的做法是，偶爾打電話去“獅窩”（也就是辦公室）跟我聊聊。
晚餐前，我一個人在格林瓦爾德裡散步，獨自坐在長凳上一整個晚上，愈想愈悲哀，不管路人怎麼看我。
晚上戈培爾再次在收音機上廣播，談這次謀刺行動，盡可能惡毒地攻擊每一個人。
不過輿論似乎并不支持政府。
街上的行人看起來各個臉色慘白，心情沮喪，甚至不敢直視别人。
一位電車車長大聲批評戈培爾的談話，對我說：“真令人作嘔！” 但“安全局”對于當時大衆反應的報告（戰後才公布，且可靠性出奇的高），卻顯示一般民衆及前線部隊都不支持該次兵變，就連各教會亦正式發表譴責聲明。
畢竟德國境内的反抗運動規模一直不大，隻有少數由個人或小集團發起的獨立行動，互無關連，又少互通聲息。
這些行動從譴責不公平待遇、協助遭威脅或迫害的人士，到策劃兵變及謀刺希特勒不等。
最後的這個極端手段，就連許多最堅決反納粹的人士都認為是不道德的做法，不可接受。
7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法官裡克特告訴我亞當·特羅特的案子愈來愈不樂觀。
檢察官在過濾目前搜集到的證據之後，向西克斯博士的副官證實他們的确找到名單，而且亞當是負責外交事務的副國務卿人選！西克斯似乎仍有意救他出來，亞曆克斯·韋特更夜以繼日地催促他這麼做，至少現在他尚未落井下石。
他們希望能争取第三中立國出面幹預，但我覺得這樣反而對他更不利。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每天都進城，和我約在我住處附近的廢墟裡見面。
今天他仍滿懷希望，不認為他們會殺亞當，可是他說海爾多夫必定難逃一死；希特勒特别恨他，因為他不僅是納粹黨老黨員，還是褐衫軍将領之一。
據說瓦格納軍需署長已自殺。
戈特弗裡德打算明天開車去他在波美拉尼亞的農場賴因費爾特城堡，因他覺得已經在家裡乖乖待了一個星期，證明他沒什麼好怕的，或許現在該離城一段時間。
他希望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一塊兒去，但我不可能。
我必須假裝一切如常，每天仍去上班，即使我根本什麼事都沒做。
反納粹多年的瓦格納将軍因提供施陶芬貝格逃離拉斯滕堡的飛機，絕不可能脫罪，便于7月23日舉槍自盡。
7月28日，星期五 今早去美容院燙發。
戈培爾宣布将“全面參戰”，意味着關閉所有“不必要”的商店，全民動員，顯然希望借此征召所有成年人口，斷絕人民在後方推翻政府的可能性。
本來編制整齊的後備部隊，因受到這次案件的牽連，現在司令官已換成希姆萊；部隊内不再行傳統軍禮，改為伸出右臂，喊叫：“希特勒萬歲！”這令每個人都氣憤填膺；實施這一連串瘋狂的法令已到了荒謬的地步。
目前仍沒有人知道前後備部隊司令弗羅姆将軍的消息。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說密謀者并不信任他，因為他從未明确表示願意加入，所以兵變一開始便逮捕他，把他鎖在他自己的辦公室内，班德勒街指揮部由奧爾布裡希特将軍接管。
結果警備部隊（該單位負責所有政府機關的守衛工作）裡的一位指揮官雷默少校把他放了出來。
行動之前，他們本來打算将雷默支開，海爾多夫曾經這麼提議過，但軍隊裡的密謀者卻沒有聽從他的警告。
其實雷默一開始似乎也有意加入，後來戈培爾召見了他，并且安排他直接和希特勒通電話。
吃過中餐後，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開車來道别，他們将前往波美拉尼亞，希望一個星期後能夠回來；他們又試着說服我一起去。
這兩個人處境都極危險，卻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
托尼·紹爾馬已回他在西裡西亞的家。
所有好朋友都離城了，隻有我還留在這裡；但我必須留在柏林城内。
弗羅姆将軍并沒有因為在兵變當天臨陣退縮而得到任何好處。
隔天他遭到逮捕，被囚禁長達數月，受到各種酷刑，最後于1945年3月處決。
7月29日，星期六 亞當·特羅特的處境懸宕不決。
很多人都做了努力，現在隻能靜觀其變。
我會想辦法去普菲爾家過周末。
早上辦公室的電話鈴響，原來是羅瑪莉·舍恩貝格。
“你在哪裡？”“阿德隆。
我跟梅勒妮（俾斯麥）住在這裡，千萬别告訴任何人，吃驚吧？是不是很棒？”這隻代表一件事：戈特弗裡德·俾斯麥還是被捕了！我說我會在午餐時間趕到。
到了阿德隆旅館後，看見戈特弗裡德的長兄奧托，他昨夜剛從弗利德利斯魯城堡趕來。
他們正打算回波茨坦。
梅勒妮雖然臉色慘白，卻很鎮定，決心不計任何代價也要把戈特弗裡德救出來。
她說她試着跟所有人聯絡，奧托則試圖聯絡戈林。
後來羅瑪莉告訴我經過情形：昨天出城時，戈特弗裡德的車子拋錨，他們轉搭火車，先到賴因費爾特城堡，淩晨3點才剛吃完晚餐，三名蓋世太保便走進來逮捕了戈特弗裡德，同時還搜索了整座城堡。
他們給他時間聯絡梅勒妮，然後直接載他回柏林。
梅勒妮對我說，有人警告她格斯多夫家已受到監視，電話亦遭竊聽。
她求我别再和珀西·弗雷見面，我答應她至少絕不會再帶他去格斯多夫家。
下午剛從裡斯本回來的羅拉·沃爾夫走進辦公室。
她即将臨盆，特别趕回德國生産。
她看起來簡直像從外星球回來的：新衣服、精神飽滿又整潔。
這裡發生的變化令她瞠目結舌；結婚前她曾替法官裡克特工作，那時塔蒂阿娜和路易莎·維爾切克都還沒結婚，蘭曹還在這裡工作。
哎，恍如隔世！ 到動物園車站和珀西·弗雷及提諾·索達提會面，他們開車載我去距離柏林一個小時車程的普菲爾家，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喬吉·帕彭海姆已經先到了。
曼斯菲德7月30日，星期日 一談起7月20日的事件，C.C.普菲爾就變得特别謹慎。
我提起某一個細節，他一副震驚的表情，我立刻改變話題。
不知事前他是否已有所聞；就算他知道，我也不覺得驚訝，因為他在軍事情報局工作，那裡有很多人參與密謀。
不過這種時候，每個人都難免提心吊膽，如履薄冰。
下午珀西·弗雷開車載一些人去布科夫的霍斯特曼家，但我留在家裡，什麼人都不想見。
柏林7月31日，星期一 回來上班後發現辦公室一片混亂。
戈培爾最近宣布“全面參戰”殃及全國，我們情報司必須交出百分之六十的職員，男人上前線，女人進軍需品工廠。
伊迪絲·佩法爾、厄施·馮·德·格勒本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都被解職，我被留下；令人有點納悶，因為支援我做照片檔案的最後一批技術人員、攝影都已離開了。
其實我也注
而他的弟弟昨天才像隻狗似地遭到槍決！他笑着跟我閑談，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
等他離開之後，我問法官他知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事，法官說他知道。
法官倒顯得既擔心又不快樂，不過他若知道關于亞當·特羅特的真相，一定會更擔心。
我接着下樓去亞當的房間，他的一位助手也在房内，但很快就離開了。
亞當往沙發上一倒，指指自己的脖子說：“我脫不了幹系的！”他看起來糟透了。
我們倆一直悄聲說話，看見他反而令我更不快樂，我老實告訴他。
他說他知道，但這件事對我來說，隻像失去了果園裡最心愛的一株樹，對他來說卻是失去了一切的希望。
這時室内通話機響了：我們的老闆西克斯博士要見他。
和他約好今晚再見面，然後我留了張紙條給他秘書，告訴他我會等他電話。
到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之後，我告訴她，我為亞當感到十分焦慮。
“為什麼呢？”她問。
“他跟施陶芬貝格隻不過是點頭之交而已，不是嗎？不，我确定他的牽連并不深！” “不，”我說，“他根本沒參與！” 亞當打電話給我，約好6點鐘到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來找我。
我先去阿德隆旅館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和阿加見面。
阿加正怒不可遏，因為她在街上碰到哈索·埃茨多夫，他竟然轉頭不認她。
我想他涉案一定也很深。
我們一起去阿加家，在草坪上喝茶。
托尼·紹爾馬和喬吉·帕彭海姆也在。
稍後亞當也加入我們。
他剛見過西克斯博士，努力試着消除他的疑慮。
他看起來像死了似的。
我陪他開車回家，坐在陽台上曬太陽。
等他換好衣服。
這時空襲警報響起，就像一窩蜜蜂吵得令人心煩意亂，如此而已。
等亞當出來以後，我們坐在屋外，他又告訴我一些内情。
他說施陶芬貝格是個了不起的人，不僅非常聰明，而且生命力過人。
他是密謀者中極少數經常被希特勒召見的人。
他已帶着他的炸彈去過最高指揮部兩次，但每次都遇到障礙，否則就是希姆萊、戈林或其他幾個他想和希特勒一起幹掉的人臨時缺席。
第三次被召見時，他通知同謀的人無論如何這次一定會下手。
他承受的壓力太大，這也難怪。
如果換一個能夠開槍的人來行刺，或許就能成功了。
可是施陶芬貝格的殘疾太嚴重。
亞當說他已失去最好的朋友。
他似乎整個人都垮了。
20号那天，亞當一整天都待在威廉街的外交部辦公室，等待軍事接管成功。
他說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逮捕，因為他涉案太深；我并沒有問他到底有多深。
他已辭退家裡的女傭，因為她目睹過太多會議，若被提訊，可能會招供。
他害怕海爾多夫也會因為受不了酷刑而招供（我記得海爾多夫曾經對羅瑪莉說過他自己也怕這一點……）。
亞當若有所思地說，他不知道是不是該寫篇文章讓《倫敦時報》發表，解釋這批人所代表的理想。
我不同意這個想法，因為德國人的直接反應會認為，這些人都已被敵方買通，尤其現在計劃又失敗了，輿論更不會支持他們。
亞當接着告訴我，1940年法國剛戰敗不久，他收到老朋友洛錫安爵士（當時擔任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的一封信，催促他緻力于德國與英國的和解。
洛錫安所指的德國是否為鏟除納粹後的德國（他當然明白亞當痛恨目前的政府），亞當并不确定。
不過對他而言，隻要希特勒仍然在位，兩國之間就算能達成任何“交易”，也醜惡至極，所以他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過這封信。
後來他常想，當初自己是不是做錯了。
我們整夜沒睡，一直聊天，同時聆聽屋外若即若離的各種聲響。
每次聽見汽車放慢速度，我都可以從他臉上看到他心裡在想什麼…… 我實在不忍心丢下他，如果我在的時候他們來逮捕他，至少我還可以去警告他的朋友。
亞當說亞曆克斯·韋特知道一切，如果他被逮捕，亞曆克斯知道該怎麼做，他覺得西克斯博士也起了疑心，一直催促亞當去瑞士。
我也堅持他應該立刻離開，但他不肯，因為顧慮妻子和小孩。
他說就算被逮捕，他也會否認一切，希望出獄後能重新再試。
淩晨4點，他開車送我回家，并答應我早上會再打電話，讓我知道他沒事。
洛錫安爵士所屬的保守政客集團——所謂的“克利夫登幫”——規模雖小，卻一度頗具影響力。
這群人雖批評希特勒的做法，卻頗同情希特勒欲掃除“凡爾賽和約”（他們一直不同意該和約内容）所帶給德國恥辱的企圖，以及他解決國内經濟問題的顯著成就。
最重要的是，他們不願意看見歐洲剛經曆過1914—1918年的浴血戰争（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退伍軍人），馬上又卷入另一場全面戰争；這樣不僅将嚴重削弱歐洲的力量，為海外殖民帝國敲響喪鐘，甚至可能摧毀西方文明，讓共産主義征服世界。
但他們尋求和解的努力，卻因為希特勒在國内愈形殘酷的政策，以及他不計任何代價想使德國成為歐洲霸權的決心而一再遭遇挫折。
這群人中後來有很多被冠上“姑息分子”的惡名。
亞當從未對我解釋他參與密謀的實際工作内容。
我隻知道他每次出國（赴瑞士或瑞典）都借出差之名，锲而不舍地試圖與盟軍建立和平談判共識，希望一待行刺希特勒的行動成功後，便立刻開始談和。
他衷心相信盟軍一旦面對“正派的”德國政府，态度必将軟化。
我不斷想打消他這種幻想，堅持唯一最重要的事，便是除掉希特勒這個人，沒有别的！我相信接下來發生的許多事件都證明我是對的。
——蜜絲注（1945年9月） 蜜絲直到臨終前，都不願承認她在施陶芬貝格伯爵發動“七月密謀”之前，到底知道多少内情。
但根據她各項無意中的暗示，從1943年8月2日首次提及“陰謀”一詞，到密謀者不斷要求她協助将羅瑪莉·舍恩貝格支開柏林，最後更在1944年7月19日的日記中，洩露“我們（即亞當·馮·特羅特與她）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見面”，都顯示她所知道的其實遠比她明說出來的多，而且她甚至知道計劃行動的确實日期！ 7月23日，星期日 亞當·特羅特依約來電，目前一切平安。
我告訴他，我打算去波茨坦，會從那邊打電話給他。
抵達官邸後看見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穿着泳衣在噴水池裡玩水，天氣極熱。
梅勒妮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在。
梅勒妮似乎冷靜不少，甚至打算回鄉間，好讓職員與仆役們覺得生活一切如常。
我告訴他們我很替亞當·特羅特擔心。
戈特弗裡德并不認為他會遭到逮捕，他說現在處境最危險的人是海爾多夫。
他在兵變中扮演的角色太明顯，而且他提不出不在場證明。
我們讨論到大使的侄子弗裡茨·舒倫堡，他以前在海爾多夫手下擔任柏林警察局的副局長。
謠傳星期四他也在班德勒街遭到槍決。
戰前我在東普魯士見過他，還記得他年輕時的模樣。
雖然他曾經是納粹黨員，卻早已唾棄當今的政府。
昨晚亞當告訴我，他見到了施陶芬貝格的秘書，她描述弗裡茨如何奔出他在陸軍總部的臨時辦公室，但在走道上背後中彈受傷，然後被拖進中庭遭槍決斃命。
結果這是訛傳。
舒倫堡在班德勒街被捕，成為第一批上“人民法庭”受審的人。
被判死刑，1944年8月10日被絞死。
下午，我們都睡了個午覺，因為壓力令人疲倦。
之後，羅瑪莉告訴我，戈特弗裡德從他辦公室壁櫃裡拿出兩大包東西給她看，他不知該如何處理。
她問那裡面裝了什麼東西，他說是“做炸彈剩下來的炸藥”。
她求他趕快扔掉，因為當局一定很快就會來搜，他卻不肯，說當初這些炸藥非常難弄到，他想留到下次再用。
最後她說服他，把包裹藏到地窖裡。
打電話給亞當，他仍然沒事。
和珀西·弗雷吃晚餐。
那批炸藥成分為德國軍事情報局所用的黑索金炸藥與三硝基甲苯，早在1942年便由密謀者冒險取得；因為大部分密謀者都是參謀，很難自圓其說為什麼需要炸藥。
當時一部分炸藥已用在較早幾次的謀刺行動中，引信則來自英國，是從被俘的法國反抗人士身上擄來的。
7月24日，星期一 梅勒妮·俾斯麥請我要求俄國教堂，為星期四的受難者舉行一場追思會，并為身在險境中的人祈禱。
有太多人了：亞當·特羅特、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海爾多夫……她不敢請天主教或新教徒教堂做這件事，認為俄國東正教教堂比較不引人注目。
我答應去找夏可夫斯克神父談，并說好隻有我一個人去參加，盡量不聲張。
早上在辦公室裡工作。
中午亞當雖已在職員餐廳吃過午餐，我仍說服他陪我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
我給他一個聖徒撒羅夫的聖像，并告訴他，梅勒妮想舉行彌撒的主意。
他說我們不必操心；克勞斯·施陶芬貝格是極虔誠的基督徒，全德國的人一定都在替他望彌撒。
當時其他朋友也在，我們試着談别的事。
分手時，亞當告訴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如果沒有一個人活下去，就沒有人會再去嘗試，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不可再見面，因為我們都受到監視，雲雲。
這些人似乎都在講同樣的話：他們一定要繼續嘗試！ 晚上戈特弗裡德載我們去波茨坦，和他一道晚餐。
他告訴我們，海爾多夫今天早上被逮捕了。
警察局拒絕提供任何消息，隻表示：“局長今天早上出去之後，沒有再回來。
” 晚餐後，戈特弗裡德的姐姐漢娜·布雷多大步走進來。
她這個人實在很有意思；她抓着一把雨傘，坐下來說：“戈特弗裡德，我想知道這檔子事你到底牽涉有多深？你不可以再瞞着我，我心裡清楚得很。
我必須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戈特弗裡德含糊其辭，搪塞了一頓，什麼都沒說。
漢娜很替她19歲的女兒菲利帕擔憂，她跟施陶芬貝格的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與施陶芬貝格一起遭槍決）走得很近，海夫騰似乎對她毫無隐瞞。
稍晚，漢娜用紙牌替我們每個人算命；她算得很準。
結果我們三個人的大限似乎都還沒到。
然後我們一起去她家。
喬吉·帕彭海姆彈鋼琴給我們聽，彈得極好。
然後，他、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我一同返回格林瓦爾德阿加處過夜。
早在7月16日，布雷多家裡就已開始談論，那個星期希特勒的司令部将被炸毀。
發生空襲，我們全被拖下床。
這一次炸彈就落在我們住處附近，隻好進掩體躲藏；所謂掩體隻不過是搭在草叢下面一棟可笑的木頭建築而已。
兩枚鍊在一起的空雷掉在距離不遠處，因為用降落傘吊着，所以墜落的時間頗長。
我們全蹲在地闆上，頭上戴着鋼盔，阿加的鋼盔歪得不像話，最緊張的時刻我還是忍俊不禁。
廚子福氣好，耳朵全聾，外面的噪音一點都聽不見，學我們的樣兒趴在地上。
下午去見約翰神父。
他認為在俄國教堂内舉行追思太危險，但他公寓裡有個小教堂，我們在那兒舉行儀式。
隻有我一個人參加，從頭哭到尾。
後來我告訴羅瑪莉，我忘了海爾多夫的教名，她震驚地大叫道：“蜜絲！是沃爾夫欽！” 7月25日，星期二 一早打電話去亞當·特羅特家，他還好好的。
可是等我去他辦公室時，他人已經不在了！房間裡隻有他的秘書——她人很好，也是我的朋友——滿臉驚懼！很快在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過午餐，趕回辦公室。
這一次亞當的秘書想把我推出他房間，我擠了進去，看見一個穿便服的小個子站在他桌前搜他的抽屜，另一個人斜坐在扶手椅上。
豬猡！我仔細瞄他們，想看清楚他們的扣眼，後來才想到蓋世太保都把徽章戴在裡面。
我故意大聲問秘書：“馮·特羅特先生呢？還沒回來嗎？”那兩個人都擡頭看我。
走出房間後，秘書用充滿哀求的眼光看我，同時把食指按在嘴唇上。
我一步三階地沖下樓梯，闖進法官裡克特的辦公室，表示我們必須立刻采取行動，阻止亞當回辦公室，蓋世太保已經來搜了。
法官痛苦地看了我一眼說：“太遲了！今天中午他們已經把他帶走了。
幸好當時亞曆克斯·韋特跟他在一起。
他開另一輛車跟在後面，希望很快就會回來，查出亞當為什麼遭到逮捕。
”法官顯然仍未起疑心，他說早上亞當去威廉街外交部參加每日會議，蓋世太保在那個時候走進他辦公室，問他人在哪裡。
秘書本想溜出去警告亞當，卻被捉住不準離開房間，結果亞當直接走進陷阱裡。
國務秘書開普勒爾（他是在外交部任職的一位納粹黨高官，曾經擔任解放印度司司長）本來跟他約好下午1點在阿德隆旅館吃午餐。
目前西克斯博士似乎有意救他出來，已派副官去打聽罪名。
但我懷疑西克斯不會努力太久。
我離開辦公室，奔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
但丹麥代理大使斯蒂恩森也在那裡，所以我不能多說；隻拼命流眼淚。
瑪莉亞試着安慰我：一定是搞錯了，他不可能涉案的，雲雲。
她若知道真相就好了！但我絕對不能做任何解釋。
過了一會兒，海因茨·格斯多夫回家。
他自己也有麻煩，因為他的上司，柏林警備司令馮·哈澤将軍（我們去戰俘營看吉姆·維耶曾斯基就是他安排的）是參與兵變的重要人物，在和戈培爾會面發生嚴重争執後已遭到逮捕。
為什麼哈澤不當場就把那個鼠輩給斃了？ 好幾個人已經自殺；包括将位于東普魯士的産業拉斯滕堡讓給希特勒做最高司令部的倫多夫伯爵。
哈登堡王子聽說有人去逮捕他，開槍射中自己的胃，傷得很嚴重。
他很早便參與反抗活動，因為施陶芬貝格和維爾納·海夫騰最後一個周末是去他家過的，所以受到懷疑。
結果逮捕他的兩名蓋世太保，在返回柏林途中發生車禍死了——這是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我們部裡的漢斯—貝恩德·海夫騰今天早晨也遭到逮捕，據說他們還發現了名單。
晚上睡在格斯多夫家客廳的沙發上。
他們還是沒裝窗子，不過天氣炎熱，反正也沒有差别。
空襲在午夜開始，機群很快便飛到頭頂上，我們幾乎沒時間穿衣服便倉皇鑽進隔壁房屋（去年11月燒毀）的地窖裡去。
敵機投下空雷。
這麼多年來，這是我頭一次一點都不覺得害怕。
事實上，倫多夫先遭到逮捕，到了柏林成功脫逃；但後來又被逮住，之後被處絞刑。
有些名單不可避免（諸如為進行“女武神”計劃，必須列出各軍事指揮部内負責聯絡的密謀軍官）；有些（譬如未來政府的組成人員）卻不可寬赦，像是馮·德·舒倫堡大使被列入名單，事先根本沒跟他商量過。
7月26日，星期三 早晨法官裡克特依舊保持鎮靜；顯然并不知道亞當·特羅特和漢斯—貝恩德·海夫騰涉案有多深，認為一切都是誤會，很快就會化解。
可是當亞曆克斯·韋特走進來，隻絕望地看着我，我的眼淚又奪眶而出。
法官和萊波爾特都一副驚愕的表情。
我實在沒辦法待在辦公室，決定回家。
瑪莉亞·格斯多夫已經慌了，彼得·約克·馮·瓦滕堡伯爵（他妹妹是瑪莉亞的摯友之一）也被逮捕了。
約克·馮·瓦滕堡伯爵為資深公務員，長期參與反抗活動。
他的名字列在密謀者的内閣名單上。
午餐過後，珀西·弗雷來看我。
我領他走到屋外的廢墟裡，告訴他以後我不能再和他見面；常在瑪莉亞家出入的人，現在可能都遭到監視，他那輛挂着外國牌照、全新的汽車太引人側目。
現在我們都不應該和外國人交往。
他同意最穩妥的做法是，偶爾打電話去“獅窩”（也就是辦公室）跟我聊聊。
晚餐前，我一個人在格林瓦爾德裡散步，獨自坐在長凳上一整個晚上，愈想愈悲哀，不管路人怎麼看我。
晚上戈培爾再次在收音機上廣播，談這次謀刺行動，盡可能惡毒地攻擊每一個人。
不過輿論似乎并不支持政府。
街上的行人看起來各個臉色慘白，心情沮喪，甚至不敢直視别人。
一位電車車長大聲批評戈培爾的談話，對我說：“真令人作嘔！” 但“安全局”對于當時大衆反應的報告（戰後才公布，且可靠性出奇的高），卻顯示一般民衆及前線部隊都不支持該次兵變，就連各教會亦正式發表譴責聲明。
畢竟德國境内的反抗運動規模一直不大，隻有少數由個人或小集團發起的獨立行動，互無關連，又少互通聲息。
這些行動從譴責不公平待遇、協助遭威脅或迫害的人士，到策劃兵變及謀刺希特勒不等。
最後的這個極端手段，就連許多最堅決反納粹的人士都認為是不道德的做法，不可接受。
7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法官裡克特告訴我亞當·特羅特的案子愈來愈不樂觀。
檢察官在過濾目前搜集到的證據之後，向西克斯博士的副官證實他們的确找到名單，而且亞當是負責外交事務的副國務卿人選！西克斯似乎仍有意救他出來，亞曆克斯·韋特更夜以繼日地催促他這麼做，至少現在他尚未落井下石。
他們希望能争取第三中立國出面幹預，但我覺得這樣反而對他更不利。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每天都進城，和我約在我住處附近的廢墟裡見面。
今天他仍滿懷希望，不認為他們會殺亞當，可是他說海爾多夫必定難逃一死；希特勒特别恨他，因為他不僅是納粹黨老黨員，還是褐衫軍将領之一。
據說瓦格納軍需署長已自殺。
戈特弗裡德打算明天開車去他在波美拉尼亞的農場賴因費爾特城堡，因他覺得已經在家裡乖乖待了一個星期，證明他沒什麼好怕的，或許現在該離城一段時間。
他希望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一塊兒去，但我不可能。
我必須假裝一切如常，每天仍去上班，即使我根本什麼事都沒做。
反納粹多年的瓦格納将軍因提供施陶芬貝格逃離拉斯滕堡的飛機，絕不可能脫罪，便于7月23日舉槍自盡。
7月28日，星期五 今早去美容院燙發。
戈培爾宣布将“全面參戰”，意味着關閉所有“不必要”的商店，全民動員，顯然希望借此征召所有成年人口，斷絕人民在後方推翻政府的可能性。
本來編制整齊的後備部隊，因受到這次案件的牽連，現在司令官已換成希姆萊；部隊内不再行傳統軍禮，改為伸出右臂，喊叫：“希特勒萬歲！”這令每個人都氣憤填膺；實施這一連串瘋狂的法令已到了荒謬的地步。
目前仍沒有人知道前後備部隊司令弗羅姆将軍的消息。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說密謀者并不信任他，因為他從未明确表示願意加入，所以兵變一開始便逮捕他，把他鎖在他自己的辦公室内，班德勒街指揮部由奧爾布裡希特将軍接管。
結果警備部隊（該單位負責所有政府機關的守衛工作）裡的一位指揮官雷默少校把他放了出來。
行動之前，他們本來打算将雷默支開，海爾多夫曾經這麼提議過，但軍隊裡的密謀者卻沒有聽從他的警告。
其實雷默一開始似乎也有意加入，後來戈培爾召見了他，并且安排他直接和希特勒通電話。
吃過中餐後，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開車來道别，他們将前往波美拉尼亞，希望一個星期後能夠回來；他們又試着說服我一起去。
這兩個人處境都極危險，卻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
托尼·紹爾馬已回他在西裡西亞的家。
所有好朋友都離城了，隻有我還留在這裡；但我必須留在柏林城内。
弗羅姆将軍并沒有因為在兵變當天臨陣退縮而得到任何好處。
隔天他遭到逮捕，被囚禁長達數月，受到各種酷刑，最後于1945年3月處決。
7月29日，星期六 亞當·特羅特的處境懸宕不決。
很多人都做了努力，現在隻能靜觀其變。
我會想辦法去普菲爾家過周末。
早上辦公室的電話鈴響，原來是羅瑪莉·舍恩貝格。
“你在哪裡？”“阿德隆。
我跟梅勒妮（俾斯麥）住在這裡，千萬别告訴任何人，吃驚吧？是不是很棒？”這隻代表一件事：戈特弗裡德·俾斯麥還是被捕了！我說我會在午餐時間趕到。
到了阿德隆旅館後，看見戈特弗裡德的長兄奧托，他昨夜剛從弗利德利斯魯城堡趕來。
他們正打算回波茨坦。
梅勒妮雖然臉色慘白，卻很鎮定，決心不計任何代價也要把戈特弗裡德救出來。
她說她試着跟所有人聯絡，奧托則試圖聯絡戈林。
後來羅瑪莉告訴我經過情形：昨天出城時，戈特弗裡德的車子拋錨，他們轉搭火車，先到賴因費爾特城堡，淩晨3點才剛吃完晚餐，三名蓋世太保便走進來逮捕了戈特弗裡德，同時還搜索了整座城堡。
他們給他時間聯絡梅勒妮，然後直接載他回柏林。
梅勒妮對我說，有人警告她格斯多夫家已受到監視，電話亦遭竊聽。
她求我别再和珀西·弗雷見面，我答應她至少絕不會再帶他去格斯多夫家。
下午剛從裡斯本回來的羅拉·沃爾夫走進辦公室。
她即将臨盆，特别趕回德國生産。
她看起來簡直像從外星球回來的：新衣服、精神飽滿又整潔。
這裡發生的變化令她瞠目結舌；結婚前她曾替法官裡克特工作，那時塔蒂阿娜和路易莎·維爾切克都還沒結婚，蘭曹還在這裡工作。
哎，恍如隔世！ 到動物園車站和珀西·弗雷及提諾·索達提會面，他們開車載我去距離柏林一個小時車程的普菲爾家，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喬吉·帕彭海姆已經先到了。
曼斯菲德7月30日，星期日 一談起7月20日的事件，C.C.普菲爾就變得特别謹慎。
我提起某一個細節，他一副震驚的表情，我立刻改變話題。
不知事前他是否已有所聞；就算他知道，我也不覺得驚訝，因為他在軍事情報局工作，那裡有很多人參與密謀。
不過這種時候，每個人都難免提心吊膽，如履薄冰。
下午珀西·弗雷開車載一些人去布科夫的霍斯特曼家，但我留在家裡，什麼人都不想見。
柏林7月31日，星期一 回來上班後發現辦公室一片混亂。
戈培爾最近宣布“全面參戰”殃及全國，我們情報司必須交出百分之六十的職員，男人上前線，女人進軍需品工廠。
伊迪絲·佩法爾、厄施·馮·德·格勒本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都被解職，我被留下；令人有點納悶，因為支援我做照片檔案的最後一批技術人員、攝影都已離開了。
其實我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