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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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自從亞當·特羅特被逮捕後，西克斯博士對我關愛有加，有時候甚至讓我想跟他談亞當的事，可是法官裡克特求我千萬不可以松口，因為西克斯其實非常憤怒。
他表示亞當被捕，連累了整個外交部。
他從來沒有公開提過亞當的名字，隻在一次會議裡宣布說：“我們司裡有兩匹害群之馬！”指的當然就是亞當和海夫騰。
他大概覺得至少應該公開表态一次吧，其他時候則絕口不提。
亞當的名牌到現在還挂在他辦公室門上，令我感到安慰，仿佛是保證他仍活着的一個象征。
我害怕名牌被拆掉的那天終将來臨。
自1944年春天開始，希姆萊通過瑞典方面，小心放出求和的試探風聲，西克斯博士多次赴瑞典便為執行那項任務。
就連希姆萊都開始懷疑德國不可能戰勝，向來講求實際的西克斯更心知肚明。
他在“七月密謀”前後對特羅特，甚至對蜜絲的态度判若兩人，很可能是因為他老謀深算，希望戰争結束時，能夠利用這兩個人與盟軍陣營的關系。
西克斯的親信之一蒙克博士便作證指出，西克斯曾命令他和另一位黨衛軍高官施米茨博士，草拟一封緻希姆萊的信，建議某些外交部遭到逮捕的官員（指特羅特及海夫騰）雖然罪行重大，但明智的做法或許不該予以處決，應将其收押，作為來日與盟軍協商的籌碼。
據稱希姆萊本人贊同這個做法，但當他上呈希特勒時，後者暴跳如雷，大吼道：“外交部最壞，應該把裡面所有的人統統吊死！” 午餐吃到一半，保羅·梅特涅從阿德隆旅館打電話來。
他選在這麼危險的時候來柏林，把我吓壞了。
但他實在太替這裡的朋友們擔心；他說他沒有告訴塔蒂阿娜他來這裡，假裝是為了處理捷克另一片産業的問題趕赴布拉格。
又告訴我希奧爾希奧·奇尼又來了。
我很高興有保羅陪伴，但這個時候待在柏林實在太危險了！ 稍後，去阿德隆和保羅及希奧爾希奧見面。
奧托·俾斯麥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在那裡。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這次玩笑又開過火了，見到保羅時，她老遠從旅館前廳的另一頭大叫道：“你也是密謀者之一嗎，保羅？怎麼一張苦瓜臉？”現在向來口無遮攔的她和托尼·紹爾馬，成了我們的“麻煩鬼”。
兵變隔天，托尼在街上遇見另一位軍官，竟然自我介紹說他是“施陶芬貝格”！ 奧托很快便帶着希奧爾希奧返回弗利德利斯魯。
羅瑪莉趁着保羅在和别人說話的當兒，把我拉到角落裡，告訴我這兩天她的經曆。
戈特弗裡德在被蓋世太保帶走之前，抓住機會告訴她，施陶芬貝格用剩的炸藥被他藏在波茨坦官邸的保險箱裡，并把鑰匙塞給她。
她立刻搭送牛奶的火車，趕在戈特弗裡德與警衛之前抵達官邸，取出兩個包裹——她說兩個包裹都跟鞋盒差不多大，外面包着報紙——推出一輛自行車，把其中一個包裹小心放在龍頭上，騎進無憂宮公園内，途中撞上一位送貨男孩，跌下車來，包裹也掉了。
為了怕引起爆炸（她對炸藥當然一無所知），還很勇敢地撲在包裹上，但當然什麼事都沒發生。
最後她把包裹丢在公園裡的一個池塘裡，但包裹不斷浮出水面，她不斷用樹枝往下按。
後來在絕望之餘，隻得把包裹撈出水面，埋在一叢樹後面。
正打算騎自行車離開時，擡頭一看，赫然見到一個男人站在池塘後面看她。
他看了多久？會不會去告密？她像一陣風似地騎回官邸。
但這時已緊張過度，沒辦法再如法炮制處理另一個包裹，隻得把它埋在花園裡的一個花床下面。
俾斯麥家的女仆安娜幫着她埋，一副完全不好奇的樣子。
羅瑪莉很可能因此救了戈特弗裡德一命，因為幾個小時後第一批警察就來了，對整棟房子做了地毯式的搜查。
雖然，羅瑪莉有時候狂熱得近乎危險，但我的确佩服她的勇氣和機智。
保羅到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過點心後，堅持要去波茨坦一趟，讓梅勒妮和戈特弗裡德知道朋友們一定會支持到底。
我們很晚才抵達，隻有奧托和羅瑪莉在家。
我們坐了一個小時左右，才搭最後一班火車回城。
一路上我覺得非常不舒服，好幾次趁火車進站走到月台上嘔吐，保羅極有耐性地陪在旁邊。
或許是我的身體終于開始對這幾天緊張的情緒起了反應。
保羅給了我極大的支持，他一如往常，沉靜且講求實際。
他說得沒錯，現在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結局，我們愛莫能助。
兵變既然失敗，所有涉案的人當然必須付出代價。
這樣反而給了納粹一個大好機會，除去他們向來最痛恨又畏懼的人。
保羅現在總是随身帶根手杖，那是他祖先梅特涅首相留下來的遺物。
但保羅并不習慣用手杖，所以時常被絆倒。
那根手杖看起來很輕，外面包着一層木質，其實是用鐵做的，非常沉重，若掉到地上，就跟發射手槍一樣響。
我第一次聽到時吓得跳了起來。
保羅說若必要，他會用它。
另外一名參與密謀的關鍵人物崔斯考少将在兵變失敗後自殺。
死前留言：“我們都沒有權利抱怨，無論是誰，參與了反抗活動就等于已破釜沉舟。
然而一個男人真正的價值，正決定于他是否随時準備為自己的信仰犧牲。
” 8月1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今早離開。
現在他已知道一切，催促我趕快請醫生建議的病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家人相聚。
由于聽說初次審判要等到三個星期後才開庭，我決定聽他的話。
奧托·俾斯麥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午餐，他已用盡各種辦法想幫助戈特弗裡德，但直到目前為止，他和梅勒妮還沒見到任何一位在台上的人。
他們通過蓋世太保送食物進去，卻不知道他拿到了沒有。
亞曆克斯·韋特送了一個皮箱進去給亞當·特羅特，我們也不知道結果如何。
晚上我和珀西·弗雷在廢墟見面，讨論各種逃亡的可能。
羅瑪莉·舍恩貝格一直想說服珀西替那些成功逃脫的人弄到瑞士簽證。
梅勒妮的姐姐，愛麗絲·霍約斯也從維也納趕來，幫忙打聽他們到底被關在哪個監獄裡。
然後珀西載我去萬湖。
墨索裡尼的大使安富索邀請奧托和我去他那裡晚餐。
隻有安富索和他的新婚太太在家；她是個漂亮的匈牙利女孩，名叫内麗·塔斯納蒂，有點像塔蒂阿娜，不過是金發。
之前我沒有機會問奧托是否打算提戈特弗裡德的事，但很快便看出來他不打算談。
其實我有點驚訝，因為他和安富索算是很好的朋友；不過，安富索也是在墨索裡尼垮台之後，少數還對他效忠的意大利大使；我尊敬他這一點。
吃過晚餐後，我們坐着聊天。
安富索一直談論“炸彈事件”，因為那件事剛發生過後，他便陪同墨索裡尼去拉斯滕堡做官方訪問。
他說那天晚上希特勒是唯一還保持鎮靜的人，其他的随從仍顯得十分混亂。
安富索開玩笑說，一開始他自己也如坐針氈，因為他怕刺客是支持巴多格裡奧的意大利人，後來聽說是德國人自己幹的，才大松一口氣。
他不斷講俏皮話；奧托和我努力裝着一副滿不在乎甚至還覺得好笑的樣子。
我們很早便告辭。
奧托自己開車，叫他的司機坐後座，然後用英語問我最近有沒有見到羅瑪莉，因為梅勒妮今天晚上也在波茨坦被捕了。
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去官邸逮捕她；當時她還住在那裡，因為戈特弗裡德仍是名義上的地方首長。
他們搜了房子，不過沒搜花園；感謝上帝！幸好羅瑪莉已搬去阿德隆旅館。
奧托相信下一個被逮捕的親屬一定會是她，他要我陪他去阿德隆，如果警方已在那裡等候，我可以通知他留在弗利德利斯魯的太太安·瑪莉。
回到旅館時已過午夜，奧托小心檢查過前廳和信箱，然後問工作人員有沒有人找他；一切似乎還好！我們約好明天早上10點由我打電話給他，如果聽說他出去了，就等于出了狀況。
8月2日，星期三 現在我也搬進阿德隆旅館跟羅瑪莉·舍恩貝格一起住。
在昨天約定的時間打電話給奧托，一切平安。
我同時跟塔蒂阿娜聯絡上，保羅·梅特涅已平安返回柯尼希斯瓦特，我告訴她我很快就會去。
今晚又發生空襲。
我們因為太疲倦，懶得下樓，但後來突然聽見兩聲巨響，這才趕緊穿上長褲和毛衣，沖到掩蔽壕内。
所有客人似乎都在倉促間胡亂穿衣，平常總是衣着光鮮的卡拉揚此刻光着腳丫，披着一件風衣，毛發根根倒豎。
8月3日，星期四 羅瑪莉·舍恩貝格現在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蓋世太保總部。
她說她找到了一位“聯絡人”；那人是希姆萊的高級副官，很多年以前跟她認識。
她現在設法從他口中套出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和亞當·特羅特的情況。
聽他的口氣一點都不樂觀，他說：“那群豬一定會被砍頭！”很懂得适時讨好别人的羅瑪莉，故意天真地跟他辯論。
她真正的目的是想查出監牢裡有沒有可以收買的守衛，同時也想設法見到黨衛軍中将沃爾夫。
據說他是黨衛軍所有将軍中較“溫和”的一位，他曾赴意大利訪問了幾次，擔任凱塞林元帥的副指揮官。
另外一位洛倫茲中将，依據“他們”的标準，也算正派，素來負責重新安頓從東歐調回來的德國人；他也是亞曆克斯·韋特妻子的叔叔，有兩個很可愛的女兒，以前喬吉常跟她們玩在一起。
據說他正盡力替亞當說情，不過已引起許多同僚不滿。
或許正因為他不像其他人這麼壞，所以也沒多大用處。
羅瑪莉勤于跑蓋世太保總部，有一次竟在走廊裡撞見亞當本人，他戴着手铐，顯然正被帶往審問室；他認得她，卻毫無反應。
她說他臉上的表情就像已經身在另一個世界似的。
他們肯定都受到酷刑。
有一次羅瑪莉還在樓梯上看見馮·哈塞爾大使。
他身穿緊身夾克，手臂上綁着吊腕帶。
幾天前她才和他吃過中餐，那時他的手臂好得很。
意外相遇時，雙方都不敢露出認識對方的迹象。
許多被逮捕的人的确遭到毒打及酷刑，最普遍的刑法為夾手指、用長釘刺腿，甚至用中世紀的“拷問台”（将犯人往兩邊拉）。
但隻有少數參與“七月密謀”的人招了供，令人欽佩折服；這也是為什麼雖然緊跟着發生浴血肅清，但仍有許多人幸存；而且一直到大戰結束，蓋世太保仍然不知道全部真相的主要原因。
哈塞爾跟馮·德·舒倫堡伯爵一樣，也出現在密謀者的名單上，是未來的外交部長人選之一。
兵變失敗後，他在柏林街頭逛了好幾天，後來返回辦公室，沉着等待被捕。
當時大部分逃亡的人都拒絕投奔朋友，怕連累别人；更有些人故意被逮捕，以拯救家人免遭“連坐法”的報複。
今天早上我在辦公室裡“工作”時，彼得·比倫貝格突然走進來。
他和亞當一向很親近，今天來找亞曆克斯·韋特，但韋特出去了。
我們坐在樓梯上，我把我能講的全告訴了他，他堅持一定有辦法救亞當出來。
他說亞當現在被關在柏林城外，但每天都會由一名守衛押送，從監牢到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的蓋世太保總部接受審訊。
彼得認為我們應該伏擊押送人犯的汽車，然後将亞當偷偷送到德國占領下的波蘭，把他跟波蘭遊擊隊藏在一起；彼得在該地管理一家工廠，他和遊擊隊有聯絡。
聽到有人願意采取行動，甚至敢對抗黨衛軍，我感覺十分欣慰！其實參與密謀的關鍵軍官這麼多，并非所有人都已遭到逮捕，這個計劃聽起來的确可行。
因“七月密謀”遭逮捕的人犯，最初被關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蓋世太保總部的地牢裡，後來因人數增加，被移往兩千米半之外、位于萊特街所謂的莫阿比特監獄内，再從那裡被押回總部接受審訊。
我們慢慢得知，兵變除了在柏林失敗之外，其他地方幾乎都成功了。
巴黎一切依照計劃進行，所有黨衛軍高官都遭到逮捕，眼看着整條西線即将由密謀者接管。
如今指揮駐法德軍的馮·史圖爾普納格将軍已舉槍自盡，卻沒有死成，隻是瞎了雙眼。
西線的總司令，馮·克盧格元帥曾幾次和戈特弗裡德長談，但直到現在似乎仍未受牽連。
羅瑪莉告訴我，隆美爾也有份，可是他在7月20日之前突然發生車禍，現在仍住在醫院中。
西歐有許多高級将領參與密謀，從西線總司令馮·克盧格陸軍元帥開始，以及法國的軍事首長史圖爾普納格将軍。
7月20日下午6：30，貝克将軍從班德勒街打電話給史圖爾普納格，問道：“你支持我們嗎？”“當然！”幾個小時之内，未發一槍，1200名黨衛軍及蓋世太保重要軍官，便在黨衛軍中将、希姆萊駐法代表奧貝格帶頭之下，全部被收押。
到了深夜，希特勒仍然活着，以及柏林兵變失敗的消息傳來，克盧格的随從催促他徑自與盟軍簽訂停戰合約，但他決定放棄，下令釋放黨衛軍。
巴黎兵變于是也在午夜時分告終。
史圖爾普納格在座車經過凡爾登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曾在該地作戰），他命令司機停車，讓他“伸伸腿”。
司機很快聽見一聲槍響，沖過去發現将軍手握着槍，雙目已瞎，但仍活着。
雖然他受了傷，卻仍被拖上弗賴斯勒主持的“人民法庭”。
1944年8月30日，他和“西方集團”另外幾個人一起被處絞刑，之後還有許多人陸續受害。
至于一直受到希特勒寵愛的隆美爾元帥，雖然密謀者不斷與他接觸，他亦表示同情，卻從未做出任何正面承諾。
不過在盟軍登陸諾曼底之後，他曾經對希特勒下了一道最後通牒，要求立刻終止西歐的戰争。
兩天之後，他在從諾曼底前線乘車返回途中，座車遭盟軍戰鬥轟炸機炮轟及掃射，他嚴重受傷。
回德國療養期間，他與密謀者的接觸曝光。
10月14日，輪到他接獲最後通牒：自殺，或與家人一起遭到逮捕及接受審判。
隆美爾選擇服毒。
希特勒為了顧全顔面，仍為他舉行軍事葬禮。
維也納的接管行動亦進行順利，不過隻維持了48小時。
但所有參與的人到那時已涉案極深，幾乎沒有一個人逃脫。
維也納的軍事接管和巴黎情況相同，非常成功。
但過了幾個鐘頭之後，當地指揮官了解到“女武神”隻不過是推翻政府的一個幌子，立刻放棄，讓黨衛軍及蓋世太保重新接管。
事實和蜜絲想的正好相反，密謀者推翻政府的呼籲，不論在德國境内或德國占領的歐洲各地，都未獲得積極的回應——再一次證明就連德軍部隊也不支持他們。
今晚羅瑪莉、喬吉·帕彭海姆、托尼·紹爾馬和我一起去阿加·菲爾斯滕貝格住處晚餐，吃腌碎牛肉，甚至還有威士忌——是喬吉從西班牙帶來僅剩的食物補給。
餐後托尼載我和羅瑪莉回阿德隆。
多虧他一條腿受傷，到現在還獲準使用汽車。
現在他成了我們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總是愛開玩笑，總是很願意幫忙，充滿了勇氣。
現在像他這樣的男人太少了。
亞當被捕之後，我一直嘗試與哈索·埃茨多夫聯絡；我現在知道他也很早就參與密謀。
這當然就是他一直不可捉摸，甚至對我都閃爍其詞的原因。
我聽說他在柏林城内，希望他能給我一些建議。
幾天前他的座車在庫達姆大街上經過我身邊，他命令司機停車，下了車走回頭來跟我打招呼，然後挽着我的手臂，帶我穿過著名時尚攝影師弗格被炸毀的房子，走上後面樓梯，然後才開口講話。
他證實弗裡茨·舒倫堡留有密謀者及未來政務人選名單的傳言。
真是瘋狂！我告訴他我拼命想找他，必須仰賴他的幫助，他表示現在最糟的一點，是沒有在位的人可以求助；不過他仍然承諾會盡力而為。
我感覺他自己似乎也準備随時被逮捕，不斷四下張望，一聽到聲響就噤聲住口。
他答應過幾天會來找我，可是到現在仍然沒有下文。
柯尼希斯瓦特8月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搭早班火車赴柯尼希斯瓦特。
我打算用醫生證明請病假，盡量久待。
8月6日，星期日 在德累斯頓受訓的漢西·維爾切克來度周末。
他太太西吉整個夏天都待在這裡和塔蒂阿娜一起接受治療。
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躺在小島上曬太陽，讨論7月20日發生的事。
保羅·梅特涅把他最好的葡萄酒全搬了出來。
漢西的體重直線上升。
下午茶時間，一輛極大的豪華轎車開進中庭，保羅忠實的大管家兼秘書丹豪福将所有的門都堵了起來，大家都相信一定是警察來了。
塔蒂阿娜下去迎接他們，裝得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結果車門打開，西吉的姐姐，瑞妮·施廷内斯跨下車，原來是她開她男朋友的車來看我們。
他是黎凡特人，挺讨人喜歡，大概在從事黑市交易。
瑞妮留下來喝下午茶，向我們描述布達佩斯；她剛去那裡買衣服，聽起來像個綠洲。
8月8日，星期二 今天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馮·哈澤中将、赫普納上将、斯蒂夫少将、彼得·約克·馮·瓦滕堡伯爵，還有其他幾個人——總共八人——都已被解除軍職，押上恐怖的“人民法庭”接受審判。
這批人肯定會被判死刑。
遭槍決或處以絞刑。
新聞标題為“叛國重罪”。
其他我們認識的已遭逮捕的人，名字都未上報，讓我們還懷抱一絲希望，或許政府不願鬧大。
早在7月24日，博爾曼便已警告納粹黨各地方首長，希特勒極關切暗殺事件的報道方式，不希望演變成對軍方全面性的攻擊，應強調暗殺為一偶發事件，而非涉及廣泛的陰謀。
軍中各高級将領立刻回應，壓制一切對軍方不利的報道。
8月4日，一個特别成立的榮譽法庭在聲譽卓著的馮·倫德施泰特陸軍元帥主持之下，先剝下所有涉案的軍事官員的軍服，再将他們交到劊子手的手中。
盟軍方面的廣播毫無道理：他們不斷指名道姓，報道他們認為參與密謀的人士，很多人根本還沒被政府通緝。
我以前常警告亞當·特羅特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
他總希望盟軍會支持“正派”的德國，我卻一直強調到了這個地步，他們隻想摧毀德國，不管是什麼樣的德國，絕不會費心思去區分“好”德國人與“壞”德國人。
當時盟軍的廣播記錄現在已極難取得，不過那些報道的确導緻許多本來可能幸存的人遭到殺身之禍。
所有負責或參與戰時英方對德國廣播的節目策劃人，一緻宣稱他們對此事一無所知，然而盟軍做了這些廣播卻是不争的事實。
彼得·比倫貝格的妻子克麗絲特貝爾在其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寫道：“沒有人表示支持……丘吉爾志得意滿地旁觀‘德國人自相殘殺’；埃恩斯軍中廣播電台得意揚揚的組員，過去向來扮演醜角，現在卻成了惡作劇的童子軍，大為開心地落井下石，把所有他們能想到與所謂‘和談密謀’有關的人全扯進來……”唯一曾經提起過這類廣播的人是巴爾福，他在《1939—1945年間之戰時宣傳》（PropagandainWar：1939-1945，Routledge&KeganPaul，1970）一書中寫道：“加來軍中廣播電台除了助長關于涉案人士的謠言之外，亦促成納粹黨與德軍之間的猜忌，成果有目共睹……”埃恩斯與加來廣播電台都利用曾經由德方控制的頻道，對德國播出“黑色”即打擊士氣的宣傳廣播，由倫敦情報司負責運作。
除了類似菲爾比在其著作《我的秘密戰争》（MySecretWar，GranadaPublishing，1969）中所告白的，英國情報局惡意使許多反納粹人士和平試探的努力成為泡影的幕後操作之外，反納粹人士本身對這些具毀滅性的廣播也難辭其咎，他們為了博取盟軍的支援，誇大支持密謀的人數及官階。
盟軍對德國反納粹活動的暧昧态度，在“七月密謀”事件發生前便令許多密謀者大失所望，兵變失敗後這種态度亦無改變。
雖然密謀失敗，但由蘇聯贊助的“解放德國委員會”早在7月23日便公開向德國軍隊及平民大衆呼籲支援反納粹活動；英方卻一直不表示支持。
并且BBC接獲指示，刻意不把該事件诠釋成一場内戰的發轫，隻強調它再度證實了德國将領面對不可避免的失敗，已無心戀戰的事實。
當布拉肯向丘吉爾報告“七月密謀”的消息時，後者隻說：“德國人自相殘殺得愈厲害，愈好！” 8月9日，星期三 保羅·梅特涅收到艾伯特·埃爾茨寄來的一張明信片。
埃爾茨剛去過柏林，隻停留數小時。
“親愛的保羅，我現在柏林，感到十分絕望。
多麼大的悲劇！多麼混亂！我們所有的希望都已化成灰燼！你對有人企圖暗殺元首做何感想？感謝上帝，我們偉大的領袖又再一次獲得神佑！艾伯特上。
” 8月11日，星期五 報紙登出“人民法庭”對第一批被告初審及交叉訊問證人的細節。
發布的答辯似乎全屬捏造，俨然是“斯大林擺樣子公審”的再版。
有時候根本詞不達意，令密謀者在國人眼前顯得荒唐無稽。
庭上的法官是個名叫弗賴斯勒的家夥，是隻典型的犬儒豬。
曆史會永遠記得他！ 所有被告一律被判絞刑。
馮·哈澤将軍和他的家人都是我們的好朋友；尤其是母親，常去看他們。
他們甚至來過這裡。
約克伯爵是亞當·特羅特的密友，他的兄弟姐妹已全遭到逮捕，隻有已故馮·毛奇大使的遺孀例外。
弗賴斯勒博士（1893—1945）曾是共産黨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戰俘身份在西伯利亞接受思想改造），參與了1942年1月20日所舉行、決定德國占領下歐洲之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
1942年8月，他奉派擔任“人民法庭”主席，該法庭在攝影機前審判所有反對第三帝國的罪犯，在被告無上訴權的情況下，做出最後判決。
審判的基本原則由希特勒親自制定：“最重要的是，絕不能給他們時間發表冗長的演說；這點由弗賴斯勒負責。
他便是我們的維辛斯基！”——指的是“斯大林莫斯科擺樣子公審”的主要檢察官。
為了讓被告在經過挑選的觀衆前出醜，不準他們打領帶或佩戴吊褲帶及皮帶，弗賴斯勒因此可以不時嘲諷他們必須抓緊褲腰的窘态。
弗賴斯勒并适時打暗号，指示啟動攝影機，然後開始高聲謾罵污辱被告，讨好觀衆——尤其是讨好希特勒，因為膠片一洗出來，便會立刻送去給元首欣賞。
技術人員常抱怨他
他表示亞當被捕，連累了整個外交部。
他從來沒有公開提過亞當的名字，隻在一次會議裡宣布說：“我們司裡有兩匹害群之馬！”指的當然就是亞當和海夫騰。
他大概覺得至少應該公開表态一次吧，其他時候則絕口不提。
亞當的名牌到現在還挂在他辦公室門上，令我感到安慰，仿佛是保證他仍活着的一個象征。
我害怕名牌被拆掉的那天終将來臨。
自1944年春天開始，希姆萊通過瑞典方面，小心放出求和的試探風聲，西克斯博士多次赴瑞典便為執行那項任務。
就連希姆萊都開始懷疑德國不可能戰勝，向來講求實際的西克斯更心知肚明。
他在“七月密謀”前後對特羅特，甚至對蜜絲的态度判若兩人，很可能是因為他老謀深算，希望戰争結束時，能夠利用這兩個人與盟軍陣營的關系。
西克斯的親信之一蒙克博士便作證指出，西克斯曾命令他和另一位黨衛軍高官施米茨博士，草拟一封緻希姆萊的信，建議某些外交部遭到逮捕的官員（指特羅特及海夫騰）雖然罪行重大，但明智的做法或許不該予以處決，應将其收押，作為來日與盟軍協商的籌碼。
據稱希姆萊本人贊同這個做法，但當他上呈希特勒時，後者暴跳如雷，大吼道：“外交部最壞，應該把裡面所有的人統統吊死！” 午餐吃到一半，保羅·梅特涅從阿德隆旅館打電話來。
他選在這麼危險的時候來柏林，把我吓壞了。
但他實在太替這裡的朋友們擔心；他說他沒有告訴塔蒂阿娜他來這裡，假裝是為了處理捷克另一片産業的問題趕赴布拉格。
又告訴我希奧爾希奧·奇尼又來了。
我很高興有保羅陪伴，但這個時候待在柏林實在太危險了！ 稍後，去阿德隆和保羅及希奧爾希奧見面。
奧托·俾斯麥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在那裡。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這次玩笑又開過火了，見到保羅時，她老遠從旅館前廳的另一頭大叫道：“你也是密謀者之一嗎，保羅？怎麼一張苦瓜臉？”現在向來口無遮攔的她和托尼·紹爾馬，成了我們的“麻煩鬼”。
兵變隔天，托尼在街上遇見另一位軍官，竟然自我介紹說他是“施陶芬貝格”！ 奧托很快便帶着希奧爾希奧返回弗利德利斯魯。
羅瑪莉趁着保羅在和别人說話的當兒，把我拉到角落裡，告訴我這兩天她的經曆。
戈特弗裡德在被蓋世太保帶走之前，抓住機會告訴她，施陶芬貝格用剩的炸藥被他藏在波茨坦官邸的保險箱裡，并把鑰匙塞給她。
她立刻搭送牛奶的火車，趕在戈特弗裡德與警衛之前抵達官邸，取出兩個包裹——她說兩個包裹都跟鞋盒差不多大，外面包着報紙——推出一輛自行車，把其中一個包裹小心放在龍頭上，騎進無憂宮公園内，途中撞上一位送貨男孩，跌下車來，包裹也掉了。
為了怕引起爆炸（她對炸藥當然一無所知），還很勇敢地撲在包裹上，但當然什麼事都沒發生。
最後她把包裹丢在公園裡的一個池塘裡，但包裹不斷浮出水面，她不斷用樹枝往下按。
後來在絕望之餘，隻得把包裹撈出水面，埋在一叢樹後面。
正打算騎自行車離開時，擡頭一看，赫然見到一個男人站在池塘後面看她。
他看了多久？會不會去告密？她像一陣風似地騎回官邸。
但這時已緊張過度，沒辦法再如法炮制處理另一個包裹，隻得把它埋在花園裡的一個花床下面。
俾斯麥家的女仆安娜幫着她埋，一副完全不好奇的樣子。
羅瑪莉很可能因此救了戈特弗裡德一命，因為幾個小時後第一批警察就來了，對整棟房子做了地毯式的搜查。
雖然，羅瑪莉有時候狂熱得近乎危險，但我的确佩服她的勇氣和機智。
保羅到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過點心後，堅持要去波茨坦一趟，讓梅勒妮和戈特弗裡德知道朋友們一定會支持到底。
我們很晚才抵達，隻有奧托和羅瑪莉在家。
我們坐了一個小時左右，才搭最後一班火車回城。
一路上我覺得非常不舒服，好幾次趁火車進站走到月台上嘔吐，保羅極有耐性地陪在旁邊。
或許是我的身體終于開始對這幾天緊張的情緒起了反應。
保羅給了我極大的支持，他一如往常，沉靜且講求實際。
他說得沒錯，現在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結局，我們愛莫能助。
兵變既然失敗，所有涉案的人當然必須付出代價。
這樣反而給了納粹一個大好機會，除去他們向來最痛恨又畏懼的人。
保羅現在總是随身帶根手杖，那是他祖先梅特涅首相留下來的遺物。
但保羅并不習慣用手杖，所以時常被絆倒。
那根手杖看起來很輕，外面包着一層木質，其實是用鐵做的，非常沉重，若掉到地上，就跟發射手槍一樣響。
我第一次聽到時吓得跳了起來。
保羅說若必要，他會用它。
另外一名參與密謀的關鍵人物崔斯考少将在兵變失敗後自殺。
死前留言：“我們都沒有權利抱怨，無論是誰，參與了反抗活動就等于已破釜沉舟。
然而一個男人真正的價值，正決定于他是否随時準備為自己的信仰犧牲。
” 8月1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今早離開。
現在他已知道一切，催促我趕快請醫生建議的病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家人相聚。
由于聽說初次審判要等到三個星期後才開庭，我決定聽他的話。
奧托·俾斯麥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午餐，他已用盡各種辦法想幫助戈特弗裡德，但直到目前為止，他和梅勒妮還沒見到任何一位在台上的人。
他們通過蓋世太保送食物進去，卻不知道他拿到了沒有。
亞曆克斯·韋特送了一個皮箱進去給亞當·特羅特，我們也不知道結果如何。
晚上我和珀西·弗雷在廢墟見面，讨論各種逃亡的可能。
羅瑪莉·舍恩貝格一直想說服珀西替那些成功逃脫的人弄到瑞士簽證。
梅勒妮的姐姐，愛麗絲·霍約斯也從維也納趕來，幫忙打聽他們到底被關在哪個監獄裡。
然後珀西載我去萬湖。
墨索裡尼的大使安富索邀請奧托和我去他那裡晚餐。
隻有安富索和他的新婚太太在家；她是個漂亮的匈牙利女孩，名叫内麗·塔斯納蒂，有點像塔蒂阿娜，不過是金發。
之前我沒有機會問奧托是否打算提戈特弗裡德的事，但很快便看出來他不打算談。
其實我有點驚訝，因為他和安富索算是很好的朋友；不過，安富索也是在墨索裡尼垮台之後，少數還對他效忠的意大利大使；我尊敬他這一點。
吃過晚餐後，我們坐着聊天。
安富索一直談論“炸彈事件”，因為那件事剛發生過後，他便陪同墨索裡尼去拉斯滕堡做官方訪問。
他說那天晚上希特勒是唯一還保持鎮靜的人，其他的随從仍顯得十分混亂。
安富索開玩笑說，一開始他自己也如坐針氈，因為他怕刺客是支持巴多格裡奧的意大利人，後來聽說是德國人自己幹的，才大松一口氣。
他不斷講俏皮話；奧托和我努力裝着一副滿不在乎甚至還覺得好笑的樣子。
我們很早便告辭。
奧托自己開車，叫他的司機坐後座，然後用英語問我最近有沒有見到羅瑪莉，因為梅勒妮今天晚上也在波茨坦被捕了。
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去官邸逮捕她；當時她還住在那裡，因為戈特弗裡德仍是名義上的地方首長。
他們搜了房子，不過沒搜花園；感謝上帝！幸好羅瑪莉已搬去阿德隆旅館。
奧托相信下一個被逮捕的親屬一定會是她，他要我陪他去阿德隆，如果警方已在那裡等候，我可以通知他留在弗利德利斯魯的太太安·瑪莉。
回到旅館時已過午夜，奧托小心檢查過前廳和信箱，然後問工作人員有沒有人找他；一切似乎還好！我們約好明天早上10點由我打電話給他，如果聽說他出去了，就等于出了狀況。
8月2日，星期三 現在我也搬進阿德隆旅館跟羅瑪莉·舍恩貝格一起住。
在昨天約定的時間打電話給奧托，一切平安。
我同時跟塔蒂阿娜聯絡上，保羅·梅特涅已平安返回柯尼希斯瓦特，我告訴她我很快就會去。
今晚又發生空襲。
我們因為太疲倦，懶得下樓，但後來突然聽見兩聲巨響，這才趕緊穿上長褲和毛衣，沖到掩蔽壕内。
所有客人似乎都在倉促間胡亂穿衣，平常總是衣着光鮮的卡拉揚此刻光着腳丫，披着一件風衣，毛發根根倒豎。
8月3日，星期四 羅瑪莉·舍恩貝格現在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蓋世太保總部。
她說她找到了一位“聯絡人”；那人是希姆萊的高級副官，很多年以前跟她認識。
她現在設法從他口中套出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和亞當·特羅特的情況。
聽他的口氣一點都不樂觀，他說：“那群豬一定會被砍頭！”很懂得适時讨好别人的羅瑪莉，故意天真地跟他辯論。
她真正的目的是想查出監牢裡有沒有可以收買的守衛，同時也想設法見到黨衛軍中将沃爾夫。
據說他是黨衛軍所有将軍中較“溫和”的一位，他曾赴意大利訪問了幾次，擔任凱塞林元帥的副指揮官。
另外一位洛倫茲中将，依據“他們”的标準，也算正派，素來負責重新安頓從東歐調回來的德國人；他也是亞曆克斯·韋特妻子的叔叔，有兩個很可愛的女兒，以前喬吉常跟她們玩在一起。
據說他正盡力替亞當說情，不過已引起許多同僚不滿。
或許正因為他不像其他人這麼壞，所以也沒多大用處。
羅瑪莉勤于跑蓋世太保總部，有一次竟在走廊裡撞見亞當本人，他戴着手铐，顯然正被帶往審問室；他認得她，卻毫無反應。
她說他臉上的表情就像已經身在另一個世界似的。
他們肯定都受到酷刑。
有一次羅瑪莉還在樓梯上看見馮·哈塞爾大使。
他身穿緊身夾克，手臂上綁着吊腕帶。
幾天前她才和他吃過中餐，那時他的手臂好得很。
意外相遇時，雙方都不敢露出認識對方的迹象。
許多被逮捕的人的确遭到毒打及酷刑，最普遍的刑法為夾手指、用長釘刺腿，甚至用中世紀的“拷問台”（将犯人往兩邊拉）。
但隻有少數參與“七月密謀”的人招了供，令人欽佩折服；這也是為什麼雖然緊跟着發生浴血肅清，但仍有許多人幸存；而且一直到大戰結束，蓋世太保仍然不知道全部真相的主要原因。
哈塞爾跟馮·德·舒倫堡伯爵一樣，也出現在密謀者的名單上，是未來的外交部長人選之一。
兵變失敗後，他在柏林街頭逛了好幾天，後來返回辦公室，沉着等待被捕。
當時大部分逃亡的人都拒絕投奔朋友，怕連累别人；更有些人故意被逮捕，以拯救家人免遭“連坐法”的報複。
今天早上我在辦公室裡“工作”時，彼得·比倫貝格突然走進來。
他和亞當一向很親近，今天來找亞曆克斯·韋特，但韋特出去了。
我們坐在樓梯上，我把我能講的全告訴了他，他堅持一定有辦法救亞當出來。
他說亞當現在被關在柏林城外，但每天都會由一名守衛押送，從監牢到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的蓋世太保總部接受審訊。
彼得認為我們應該伏擊押送人犯的汽車，然後将亞當偷偷送到德國占領下的波蘭，把他跟波蘭遊擊隊藏在一起；彼得在該地管理一家工廠，他和遊擊隊有聯絡。
聽到有人願意采取行動，甚至敢對抗黨衛軍，我感覺十分欣慰！其實參與密謀的關鍵軍官這麼多，并非所有人都已遭到逮捕，這個計劃聽起來的确可行。
因“七月密謀”遭逮捕的人犯，最初被關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蓋世太保總部的地牢裡，後來因人數增加，被移往兩千米半之外、位于萊特街所謂的莫阿比特監獄内，再從那裡被押回總部接受審訊。
我們慢慢得知，兵變除了在柏林失敗之外，其他地方幾乎都成功了。
巴黎一切依照計劃進行，所有黨衛軍高官都遭到逮捕，眼看着整條西線即将由密謀者接管。
如今指揮駐法德軍的馮·史圖爾普納格将軍已舉槍自盡，卻沒有死成，隻是瞎了雙眼。
西線的總司令，馮·克盧格元帥曾幾次和戈特弗裡德長談，但直到現在似乎仍未受牽連。
羅瑪莉告訴我，隆美爾也有份，可是他在7月20日之前突然發生車禍，現在仍住在醫院中。
西歐有許多高級将領參與密謀，從西線總司令馮·克盧格陸軍元帥開始，以及法國的軍事首長史圖爾普納格将軍。
7月20日下午6：30，貝克将軍從班德勒街打電話給史圖爾普納格，問道：“你支持我們嗎？”“當然！”幾個小時之内，未發一槍，1200名黨衛軍及蓋世太保重要軍官，便在黨衛軍中将、希姆萊駐法代表奧貝格帶頭之下，全部被收押。
到了深夜，希特勒仍然活着，以及柏林兵變失敗的消息傳來，克盧格的随從催促他徑自與盟軍簽訂停戰合約，但他決定放棄，下令釋放黨衛軍。
巴黎兵變于是也在午夜時分告終。
史圖爾普納格在座車經過凡爾登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曾在該地作戰），他命令司機停車，讓他“伸伸腿”。
司機很快聽見一聲槍響，沖過去發現将軍手握着槍，雙目已瞎，但仍活着。
雖然他受了傷，卻仍被拖上弗賴斯勒主持的“人民法庭”。
1944年8月30日，他和“西方集團”另外幾個人一起被處絞刑，之後還有許多人陸續受害。
至于一直受到希特勒寵愛的隆美爾元帥，雖然密謀者不斷與他接觸，他亦表示同情，卻從未做出任何正面承諾。
不過在盟軍登陸諾曼底之後，他曾經對希特勒下了一道最後通牒，要求立刻終止西歐的戰争。
兩天之後，他在從諾曼底前線乘車返回途中，座車遭盟軍戰鬥轟炸機炮轟及掃射，他嚴重受傷。
回德國療養期間，他與密謀者的接觸曝光。
10月14日，輪到他接獲最後通牒：自殺，或與家人一起遭到逮捕及接受審判。
隆美爾選擇服毒。
希特勒為了顧全顔面，仍為他舉行軍事葬禮。
維也納的接管行動亦進行順利，不過隻維持了48小時。
但所有參與的人到那時已涉案極深，幾乎沒有一個人逃脫。
維也納的軍事接管和巴黎情況相同，非常成功。
但過了幾個鐘頭之後，當地指揮官了解到“女武神”隻不過是推翻政府的一個幌子，立刻放棄，讓黨衛軍及蓋世太保重新接管。
事實和蜜絲想的正好相反，密謀者推翻政府的呼籲，不論在德國境内或德國占領的歐洲各地，都未獲得積極的回應——再一次證明就連德軍部隊也不支持他們。
今晚羅瑪莉、喬吉·帕彭海姆、托尼·紹爾馬和我一起去阿加·菲爾斯滕貝格住處晚餐，吃腌碎牛肉，甚至還有威士忌——是喬吉從西班牙帶來僅剩的食物補給。
餐後托尼載我和羅瑪莉回阿德隆。
多虧他一條腿受傷，到現在還獲準使用汽車。
現在他成了我們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總是愛開玩笑，總是很願意幫忙，充滿了勇氣。
現在像他這樣的男人太少了。
亞當被捕之後，我一直嘗試與哈索·埃茨多夫聯絡；我現在知道他也很早就參與密謀。
這當然就是他一直不可捉摸，甚至對我都閃爍其詞的原因。
我聽說他在柏林城内，希望他能給我一些建議。
幾天前他的座車在庫達姆大街上經過我身邊，他命令司機停車，下了車走回頭來跟我打招呼，然後挽着我的手臂，帶我穿過著名時尚攝影師弗格被炸毀的房子，走上後面樓梯，然後才開口講話。
他證實弗裡茨·舒倫堡留有密謀者及未來政務人選名單的傳言。
真是瘋狂！我告訴他我拼命想找他，必須仰賴他的幫助，他表示現在最糟的一點，是沒有在位的人可以求助；不過他仍然承諾會盡力而為。
我感覺他自己似乎也準備随時被逮捕，不斷四下張望，一聽到聲響就噤聲住口。
他答應過幾天會來找我，可是到現在仍然沒有下文。
柯尼希斯瓦特8月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搭早班火車赴柯尼希斯瓦特。
我打算用醫生證明請病假，盡量久待。
8月6日，星期日 在德累斯頓受訓的漢西·維爾切克來度周末。
他太太西吉整個夏天都待在這裡和塔蒂阿娜一起接受治療。
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躺在小島上曬太陽，讨論7月20日發生的事。
保羅·梅特涅把他最好的葡萄酒全搬了出來。
漢西的體重直線上升。
下午茶時間，一輛極大的豪華轎車開進中庭，保羅忠實的大管家兼秘書丹豪福将所有的門都堵了起來，大家都相信一定是警察來了。
塔蒂阿娜下去迎接他們，裝得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結果車門打開，西吉的姐姐，瑞妮·施廷内斯跨下車，原來是她開她男朋友的車來看我們。
他是黎凡特人，挺讨人喜歡，大概在從事黑市交易。
瑞妮留下來喝下午茶，向我們描述布達佩斯；她剛去那裡買衣服，聽起來像個綠洲。
8月8日，星期二 今天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馮·哈澤中将、赫普納上将、斯蒂夫少将、彼得·約克·馮·瓦滕堡伯爵，還有其他幾個人——總共八人——都已被解除軍職，押上恐怖的“人民法庭”接受審判。
這批人肯定會被判死刑。
遭槍決或處以絞刑。
新聞标題為“叛國重罪”。
其他我們認識的已遭逮捕的人，名字都未上報，讓我們還懷抱一絲希望，或許政府不願鬧大。
早在7月24日，博爾曼便已警告納粹黨各地方首長，希特勒極關切暗殺事件的報道方式，不希望演變成對軍方全面性的攻擊，應強調暗殺為一偶發事件，而非涉及廣泛的陰謀。
軍中各高級将領立刻回應，壓制一切對軍方不利的報道。
8月4日，一個特别成立的榮譽法庭在聲譽卓著的馮·倫德施泰特陸軍元帥主持之下，先剝下所有涉案的軍事官員的軍服，再将他們交到劊子手的手中。
盟軍方面的廣播毫無道理：他們不斷指名道姓，報道他們認為參與密謀的人士，很多人根本還沒被政府通緝。
我以前常警告亞當·特羅特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
他總希望盟軍會支持“正派”的德國，我卻一直強調到了這個地步，他們隻想摧毀德國，不管是什麼樣的德國，絕不會費心思去區分“好”德國人與“壞”德國人。
當時盟軍的廣播記錄現在已極難取得，不過那些報道的确導緻許多本來可能幸存的人遭到殺身之禍。
所有負責或參與戰時英方對德國廣播的節目策劃人，一緻宣稱他們對此事一無所知，然而盟軍做了這些廣播卻是不争的事實。
彼得·比倫貝格的妻子克麗絲特貝爾在其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寫道：“沒有人表示支持……丘吉爾志得意滿地旁觀‘德國人自相殘殺’；埃恩斯軍中廣播電台得意揚揚的組員，過去向來扮演醜角，現在卻成了惡作劇的童子軍，大為開心地落井下石，把所有他們能想到與所謂‘和談密謀’有關的人全扯進來……”唯一曾經提起過這類廣播的人是巴爾福，他在《1939—1945年間之戰時宣傳》（PropagandainWar：1939-1945，Routledge&KeganPaul，1970）一書中寫道：“加來軍中廣播電台除了助長關于涉案人士的謠言之外，亦促成納粹黨與德軍之間的猜忌，成果有目共睹……”埃恩斯與加來廣播電台都利用曾經由德方控制的頻道，對德國播出“黑色”即打擊士氣的宣傳廣播，由倫敦情報司負責運作。
除了類似菲爾比在其著作《我的秘密戰争》（MySecretWar，GranadaPublishing，1969）中所告白的，英國情報局惡意使許多反納粹人士和平試探的努力成為泡影的幕後操作之外，反納粹人士本身對這些具毀滅性的廣播也難辭其咎，他們為了博取盟軍的支援，誇大支持密謀的人數及官階。
盟軍對德國反納粹活動的暧昧态度，在“七月密謀”事件發生前便令許多密謀者大失所望，兵變失敗後這種态度亦無改變。
雖然密謀失敗，但由蘇聯贊助的“解放德國委員會”早在7月23日便公開向德國軍隊及平民大衆呼籲支援反納粹活動；英方卻一直不表示支持。
并且BBC接獲指示，刻意不把該事件诠釋成一場内戰的發轫，隻強調它再度證實了德國将領面對不可避免的失敗，已無心戀戰的事實。
當布拉肯向丘吉爾報告“七月密謀”的消息時，後者隻說：“德國人自相殘殺得愈厲害，愈好！” 8月9日，星期三 保羅·梅特涅收到艾伯特·埃爾茨寄來的一張明信片。
埃爾茨剛去過柏林，隻停留數小時。
“親愛的保羅，我現在柏林，感到十分絕望。
多麼大的悲劇！多麼混亂！我們所有的希望都已化成灰燼！你對有人企圖暗殺元首做何感想？感謝上帝，我們偉大的領袖又再一次獲得神佑！艾伯特上。
” 8月11日，星期五 報紙登出“人民法庭”對第一批被告初審及交叉訊問證人的細節。
發布的答辯似乎全屬捏造，俨然是“斯大林擺樣子公審”的再版。
有時候根本詞不達意，令密謀者在國人眼前顯得荒唐無稽。
庭上的法官是個名叫弗賴斯勒的家夥，是隻典型的犬儒豬。
曆史會永遠記得他！ 所有被告一律被判絞刑。
馮·哈澤将軍和他的家人都是我們的好朋友；尤其是母親，常去看他們。
他們甚至來過這裡。
約克伯爵是亞當·特羅特的密友，他的兄弟姐妹已全遭到逮捕，隻有已故馮·毛奇大使的遺孀例外。
弗賴斯勒博士（1893—1945）曾是共産黨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戰俘身份在西伯利亞接受思想改造），參與了1942年1月20日所舉行、決定德國占領下歐洲之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
1942年8月，他奉派擔任“人民法庭”主席，該法庭在攝影機前審判所有反對第三帝國的罪犯，在被告無上訴權的情況下，做出最後判決。
審判的基本原則由希特勒親自制定：“最重要的是，絕不能給他們時間發表冗長的演說；這點由弗賴斯勒負責。
他便是我們的維辛斯基！”——指的是“斯大林莫斯科擺樣子公審”的主要檢察官。
為了讓被告在經過挑選的觀衆前出醜，不準他們打領帶或佩戴吊褲帶及皮帶，弗賴斯勒因此可以不時嘲諷他們必須抓緊褲腰的窘态。
弗賴斯勒并适時打暗号，指示啟動攝影機，然後開始高聲謾罵污辱被告，讨好觀衆——尤其是讨好希特勒，因為膠片一洗出來，便會立刻送去給元首欣賞。
技術人員常抱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