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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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狂吼令影片聲帶模糊不清，但他并不理會。
就連一手制定許多第三帝國最殘酷法令的司法部部長提拉克博士（在盟軍占領德國之後自殺），都為他用詞下流的辱罵譏嘲感到震驚，曾對博爾曼抱怨弗賴斯勒的表現“值得商榷，且有損如此重要場合的尊嚴”。
本來戈培爾打算利用每周新聞短片播出時段，播放這些影片，但第一次試放，便令經過挑選的納粹黨觀衆大倒胃口，于是作罷。
最後隻有一卷拷貝幸存：30多年後在民主德國發現，1979年7月由聯邦德國電台播出，令當時的觀衆瞠目結舌。
8月12日，星期六 瑪莉亞·格斯多夫來信，語氣模棱兩可，顯然不能放心多說……“一切都令人悲傷沮喪……”我希望她指的是第一次審判，不過仍然覺得忐忑不安。
安托瓦内特·克羅伊和她丈夫開車從卡爾斯巴德來這裡，告訴我們巴黎的最新消息。
她常和喬吉見面；他主動提出要從反抗軍那裡弄一張假身份證，好讓她取消婚禮，留在法國，直到戰争結束。
他甚至帶着那張證件趕去車站，希望她在離開前的最後一秒改變主意。
8月18日，星期五 我們在湖裡裸泳。
大家在這裡的生活看似悠閑惬意，其實内心的焦慮仿佛套在頭上的鐵箍，愈箍愈緊，我的病假想必對我的健康有益，但再過三天就将結束。
怪的是，我竟感覺輕松無比，因為這裡的平靜生活反而令我無法忍受。
有時候跟父母相處也很困難，因為他們完全不能體諒我，或許因為他們一無所知，又心生懷疑吧，所以總是替我擔憂，逼我多說。
但我沒告訴他們什麼，因此更令他們生氣；惡性循環！ 柏林8月22日，星期二 一早抵達柏林，直接趕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她正在吃早餐。
我問她最新情況，她驚訝地瞪着我說：“難道你不知道？亞當、海夫騰、海爾多夫、弗裡茨·舒倫堡和其他很多人都被判死刑，上個星期五已經吊死了！”我立刻打電話給羅瑪莉·舍恩貝格，她卻什麼都不肯講，隻說馬上趕過來。
瑪莉亞說羅瑪莉現在集中心力，想查出老舒倫堡伯爵的下落，因為他昨晚失蹤了。
羅瑪莉來了以後，我們坐在樓梯上呆瞪着眼前的一片廢墟。
最近發生的事令她感覺癱瘓了似的。
她并不相信亞當已經被吊死了，謠傳他是刑期唯一往後延的人。
8月11日，外交部接獲通知，特羅特将在下一次“人民法庭”舉行的審判中（8月15日星期二或16日星期三）被判死刑。
後來博爾曼接到命令，表示，“特羅特顯然還隐藏了許多事實，‘人民法庭’因此決定延後執行死刑，讓有關單位繼續進行審訊。
” 托尼·紹爾馬去旁聽審判，大吃一驚，因為隻準經過挑選的觀衆入席。
羅瑪莉坐在他車裡等在法庭外面。
他出來後放聲痛哭；所有的被告都坦承他們想殺希特勒，海夫騰說如果再給他機會，他還會嘗試。
他認為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是個詛咒，亦是罪惡的淵薮，将他的祖國逼上絕路；他們都将為德國的滅亡負責。
法官弗賴斯勒問他，明不明白他所說的那番話是叛國重罪，海夫騰說他知道自己将被吊死，但他并不會因此改變想法。
雖然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曾經為道德理由反對刺殺希特勒，不過他和特羅特不同，自從兵變失敗後，他從未懷疑過自己隻有死路一條。
他先駕車赴鄉間與家人道别，然後便返回柏林，成為遭到逮捕的第一批人之一。
亞當說希特勒靠舞弊得到大權，很多人被迫宣誓對他效忠。
他說他的确希望能夠結束戰争，并承認曾在國外與敵方代表會談。
海爾多夫表示，自從“斯大林格勒之役”後，他便希望希特勒下台，因為他替德國帶來太大的危險。
托尼說他們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蒼白，他不能确定他們是否真的受到酷刑；我卻相信這是一定的，因為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亞當曾經告訴我，他打算否認一切，好等待出獄，重新再試。
否則就是罪證确鑿，他們都決定放棄了。
我拖着沉重的腳步去辦公室，上樓進法官裡克特和亞曆克斯·韋特的房間，沒有别人在。
我們悄聲交談。
亞曆克斯說他确信亞當還活着，因為他們和一位在行刑現場的警察有聯絡。
其他的人都死了。
海爾多夫是最後一個受刑的人，因為他們要讓他看着其他人死。
據說他們并非被吊死，而是用屠夫用的挂肉勾吊着鋼琴琴弦慢慢将犯人勒死的，而且為了延長他們的痛苦，還注射了強心劑。
謠傳行刑過程全被拍成影片，希特勒沒事就拿出來在司令部裡放映，獨自暗笑。
行刑場在距離萊特街監獄不遠的普羅增西監獄，因為德國沒有絞首台（一般處決方法為砍頭），獄方于是将普通的挂肉勾吊釘在行刑室（為監獄内一棟獨立建築）天花闆上的鐵欄杆上。
絞刑過程被拍成影片，并有聚光燈照亮場景，出席者計有帝國檢察長、兩位典獄長、兩名攝影師，以及死刑執行者及他的兩位助手。
桌子上會擺一瓶白蘭地——給觀衆喝的。
死刑犯一位接一位輪流被帶進來，行刑者将鋼圈套上他們的脖子（希特勒指示用鋼琴琴弦代替繩索，好慢慢将死囚勒死，而非擰斷他們的脖子）；然後在死囚痛苦掙紮期間（有時長達20分鐘），攝影機辘辘運轉，以具有恐怖幽默感聞名的行刑者，則在一旁說下流猥亵的玩笑。
影片随後以急件送往希特勒的司令部，博元首一笑。
該建築現已成為紀念館。
亞當的太太克拉瑞塔也已被捕。
亞當被判刑後，當局不準她去見他。
我跟她并不熟，因為過去兩年，她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鄉間公婆家。
他們的女兒也被蓋世太保帶走，現在沒人知道她們的下落，但亞曆克斯正想盡辦法找到她們。
亞當的妻子克拉瑞塔在得知他被捕的消息之後，趕赴柏林，希望能見到他，卻苦無結果。
蓋世太保趁着她不在家，把他們的兩個小女兒——一個兩歲半、一個九個月大——帶走。
亞當受審當天，韋特企圖偷偷帶她進法庭，不幸被一名打雜女傭發現，向黨衛軍警衛告發。
但該名警衛竟然反過來想幫助克拉瑞塔混進法庭，可惜不成功。
但她仍然對他表示謝意，他隻喃喃說道：“我們都了解！”兩天後，克拉瑞塔亦被逮捕。
我現在和羅瑪莉一起住在托尼位于庫達姆大街上的公寓裡。
公寓裡有兩個房間，除了兩張沙發之外，幾乎沒有家具，再加上一個廚房和一間浴室。
平日托尼在鄉間的服勤單位和柏林城之間往返，他主要是想看住羅瑪莉，因為他堅信下一個被捕的一定是她。
晚上也不敢留我們倆單獨在家。
家裡床單不夠，不過天氣熱，也無所謂。
羅瑪莉當然有危險；她幾乎每天都去蓋世太保總部打聽内部消息。
奧托·俾斯麥聯絡上負責管理戈特弗裡德個人檔案的蓋世太保督察，他表示戈特弗裡德的案子“非常嚴重”；元首不願饒恕與“七月密謀”有關的任何人，已到了發狂的地步。
每天都打電話去蓋世太保總部，想知道又有多少人被絞死了。
羅瑪莉的内線說，有時蓋世太保雖想拖延時間（可能想查出更多有關密謀的内情），元首卻會暴跳如雷，堅持要他們速戰速決。
我曾經想過搬去波茨坦的布雷多府邸内住，戈特弗裡德的姐姐漢娜雖然不在城内，但我卻聽說布雷多家三個女兒已遭到逮捕。
他們先帶走小海夫騰的女朋友，19歲的菲利帕；然後打電話給20歲的亞曆山德拉，叫她送毛毯去給妹妹，卻乘機扣押了她；接着又打電話給第三個女兒，黛安娜。
黛安娜大膽地反問，叫她帶床單被枕給全家人不是更幹脆嗎；他們回答說，的确如此！唯一沒受到騷擾的女兒是瑪格麗特，她在一家醫院裡當醫生。
蓋世太保總部不斷傳喚她去，每次他們一開始問問題，她便極不以為然地抗議說，還有滿滿一整間病房的傷患等着她去看顧。
至于布雷多家的男孩，長子已在前線作戰，其他的還太小。
8月23日，星期三 今天報上刊載了極長一篇有關亞當·特羅特審判内容的報道，列出所有被告的名單，接着表示所有人都當場處決。
報紙稱亞當為“施陶芬貝格的外交事務顧問”。
奇怪的是，新聞報道的日期極少與實際情況吻合，可能是想混淆仍在逃的反對人士的視聽。
這則新聞登出後，亞當辦公室門上的名牌終于被拆了下來，換上别人的。
他的車仍停在花園裡，沒人敢用，看起來已像一堆廢鐵。
雖然西克斯博士已接獲正式通知，說亞當已和其他人一起于18日問吊。
亞曆克斯·韋特卻告訴我，他相信亞當仍然活着。
羅瑪莉·舍恩貝格目前在進行另一項計劃。
一位現在住在戈林鄉間别墅“卡琳宮”的納粹空軍上校，和她聊了一整夜；他認為他在将她改造成一名國家社會黨員，她則設法說服他如果讓她去見戈林，一定大有好處。
戈林已躲着不露面好一段時間，甚至拒絕接見奧托·俾斯麥；以前他還常去弗利德利斯魯城堡打獵。
顯然他極害怕自己也被牽連進去。
梅勒妮·俾斯麥在獄中流産，現在住進波茨坦醫院，但受到警衛監視。
他們不準訪客去看她，隻準和護士交談。
自從舒倫堡伯爵在上星期二失蹤後，我們一直沒有他的消息。
星期一他曾經從阿德隆旅館打電話給羅瑪莉，說他剛去過希特勒的司令部；後來她跟他吃午餐，把一切經過情況全告訴他。
他似乎對這些最新發展一無所知，顯得非常震驚，尤其為亞當感到難過。
然後他倆在施萊爾全權委員虎視眈眈的監視之下（那些人都不太謹慎）在旅館大廳裡一起踱方步，最後約好隔天再一起吃中餐。
隔天羅瑪莉準時到達，伯爵卻一直沒有出現。
她立刻打電話去威廉街，但他的職員都不知他的去向，而且也已開始擔心，因為他們以為早上他會進辦公室。
我們都認為他已遭到逮捕，但被關在哪裡呢？ 格德勒在五天前被一名德國陸軍婦女部隊士兵認出來，經告發後遭到逮捕。
當時他藏匿在波美拉尼亞一個村莊内。
我們懷疑亞當之所以未被處決，就是因為他的緣故（他們一直密切合作），現在兩人正接受交叉審訊。
如果當初亞當及時離開德國該有多好！格德勒真的以為躲在德國境内行得通嗎？當局懸賞100萬馬克捉拿他啊！ 格德勒的通緝令早在兵變事發前，便于7月17日發出。
他接獲警告，開始躲藏，先躲在柏林（其中一位包庇他的人，猶太裔的前柏林代理市長阿爾薩斯博士，便為此賠上一條性命），接着下鄉。
他于8月12日被捕，9月8日被判死刑，卻拖了五個月才行刑。
期間他一點一點地招供，同時不斷寫下所謂“密謀者的未來德國計劃”備忘錄。
蓋世太保終于在1945年2月2日看穿他的計謀，予以處決。
隻要能救出亞當和戈特弗裡德，我什麼都願意做——還有舒倫堡伯爵。
我們不能一直被動地活着，等待劊子手的斧頭落下來。
現在就連密謀者的家人，甚至朋友，都遭到逮捕，許多人開始害怕，即使提起涉案者的名字，都會吓得将目光移開。
為了達到目的，我想到一個新辦法：我決定去試試戈培爾。
羅瑪莉也認為通過戈培爾或許有用，因為他還算聰明，或許他會意識到這一連串的屠殺是多麼愚蠢。
現在我還不知道該如何着手；我隻認識一位跟戈培爾很熟的人，馮·德克森太太，但她一定馬上就會猜出我的意圖。
或許更好的辦法是，假裝我對拍電影有興趣。
我決定打電話給詹妮·尤戈，她是德國現在最紅的女明星。
8月24日，星期四 早上打電話給詹妮·尤戈。
她聽到我堅持要立刻見她一面，語氣開始緊張，說她正在巴貝斯堡内的環球制片攝影棚拍戲，如果我搭高架火車，她會派車去車站接我。
我在令人窒息的大熱天裡趕去，然後被一位留黃色長發、穿鮮豔襯衫的怪異年輕司機載到攝影棚。
抵達時詹妮正在拍戲，一名年輕男子跪在她腳旁。
緊緊抱住她的膝蓋。
幸好那個鏡頭沒有拖太久，她很快便回更衣室換衣服，并把女仆支開，好跟我談話，但我們仍然不敢放大聲量。
我告訴她我非見到戈培爾不可，她必須替我安排一次面談。
她說如果真有必要，她當然會想辦法，不過她已經跟他鬧翻了，已有兩年沒見他。
“怎麼回事，難道是塔蒂阿娜或保羅·梅特涅有了麻煩？”我說，“都不是。
”她舒了一口氣。
我說：“是我上司。
”然後說明他已被判處死刑，但我們懷疑尚未行刑，所以必須趕快行動。
畢竟戈培爾是當今最大的英雄——兵變就是他一手壓下去的！我會對他說，德國禁不起損失這麼多特别有才幹、能報效國家的人才，等等。
詹妮一聲不響聽我把話說完，領我走進花園，然後她就爆發了：我的想法太瘋狂！戈培爾是頭豬，絕不會幫助任何人！任何人、事、物都不可能誘使他替那批人動一根小指頭！海爾多夫被絞死之後，他甚至拒絕接見前者來請求暫緩處刑的兒子——而他們早年還常玩在一起。
他甚至懶得告訴海爾多夫的兒子他父親已經死了！她說他是個殘酷又邪惡的虐待狂，他對那些企圖謀害希特勒的人深惡痛絕。
我們根本無法想象，因為他天生就厭惡這批人所代表的東西，而且他是個躲在污水溝裡的鼠輩。
我若引起他的注意，肯定會拖累全家，保羅一定會被逮捕，我自己的麻煩也永無終日。
她懇求我立刻打消這個念頭，又補充說，烏發電影公司内部充斥戈培爾的奸細，都想打探出演員之中有誰可能會叛國。
兩天前公司内開政治會議，戈培爾走進大廳，赫然發現有人在他将站上去的紅色講台上，用粉筆寫了兩個大字“糞便”！但沒有人敢上前去把它擦掉。
她自己的電話也被人裝了竊聽器，每次她一拿起聽筒，就會聽見“喀啦”一聲。
和我吻别時，她對我耳語說，如果有人問起我來訪的目的，她會說我想拍電影。
我精疲力竭又喪氣地回到城内，發現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托尼·紹爾馬都在公寓内；羅瑪莉已處在完全歇斯底裡的狀态中。
以前我從來沒看過她這個樣子。
原來今天下午警察來了；鄰居抱怨我們窗子塗黑得不夠徹底，雖然隻為了這點芝麻小事，羅瑪莉卻崩潰了。
托尼還有更壞的消息：西線總司令馮·克盧格元帥已自殺，意味着密謀者都受到刑訊，有人供出了克盧格，否則本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也有份。
克盧格并沒有因為在兵變失敗當天變節而得到任何好處。
他雖是希特勒最寵信且最成功的指揮将官之一，但他曾與密謀者密切接觸的事實終究曝了光。
8月17日，他接到卸職命令，奉命趕回德國，他懷疑自己也将受審，便在途中自殺。
羅瑪莉歇斯底裡的情況愈來愈嚴重。
她說我們誰也逃不掉……他們會給你打針，使你喪失意志力，你就會全部招出來。
她求我嫁給珀西·弗雷，立刻去瑞士。
托尼這時也參一腳，表示他随時都願意帶她去瑞士，因為他本來已打算這個周末逃走，不過他必須先去西裡西亞拿些貴重物品。
托尼也開始替自己擔心，有人舉發他，曾在酒醉之後到軍營餐廳裡對着元首照片亂開槍。
羅瑪莉說除非他們先結婚，否則她絕不會跟他一起走，因為她父母會氣瘋掉。
雖然當時氣氛如此恐怖，我卻覺得她突然在乎起禮節來十分可笑。
托尼立刻拒絕，說這件事以後再商量不遲。
大家的情緒愈來愈激動，最後圍坐餐桌旁淚眼相對。
然後托尼跳起來開始踱方步，說他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壓力。
面對這些眼淚，他已下定決心，要溜之大吉。
我說随便他們想幹嘛都可以，但我會留下來，而且我覺得羅瑪莉也該留下來，一旦到了瑞士，她會和家人失去聯絡，必須熬到戰争結束。
這一點她絕對無法忍受，最後每個人都決定留下。
稍晚托尼走進我房間，告訴我亞當受審的全部細節。
亞當看見他，卻沒有露出任何認出他的反應，隻凝視他很長一段時間，接着便從腰部以上前後晃動。
他沒有打領帶，胡子刮得很幹淨，臉色蒼白。
托尼很仔細地察看過審判大廳，他的結論是，在那裡絕對不可能強行救走任何一個人，就連大部分的“觀衆”都是便衣警察和職業殺手，而且全部配有武器。
他沒有等到宣判便離開了，因為他一開始就知道結果會是什麼。
現在每晚都有空襲，但托尼給我們一張通行證，可以過街去西門子辦公大樓的掩蔽壕内躲避。
他們的地窖很深，在裡面極有安全感。
通常我們都會和值夜班的人一起熬夜，其中一位工人是個很好的法國人，我們常一起幻想着，戰争結束後的巴黎将會多麼的美好。
8月25日，星期五 羅瑪莉·舍恩貝格已從她短暫的憂郁症中恢複過來，現在又開始作戰。
我們終于發現監獄（是一座軍方監獄）就在萊特車站附近。
她已去過那裡，并用珀西·弗雷提供的香煙買通了其中一名典獄長，請他傳一張寫滿字的小紙條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
那人甚至帶回一張回複，戈特弗裡德抱怨牢房裡虱蚤太多，要我們送些防虱粉給他，也要求一點食物，因為牢裡隻有黑面包，他無法消化。
以前送進去的包裹他都沒收到，所以唯一的辦法似乎是，每天送三明治進去。
羅瑪莉很想問那位典獄長亞當·特羅特是否也關在裡面，但她必須小心，因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已經死了，如果我們表現得太好奇，可能會引起他們的戒心，不但令往後的脫逃計劃更加困難，而且還可能提早他被處刑的日期。
知道亞當或許還活着，令我大為安心。
但很多人，包括羅瑪莉在内，卻認為我的反應不可思議，都說早死早了，免得每天忍受酷刑。
我無法同意，仍希望奇迹出現。
我突然想起彼得·比倫貝格，他曾經提議伏擊運送亞當去蓋世太保總部接受審訊的車子。
他最後一次來辦公室找我時，仍滿懷希望，非常樂觀。
于是今天我便搭巴士去他在達勒姆的住處，結果來開門的女孩滿臉狐疑地上下打量我，堵住門口，又什麼都不肯說；隻表示彼得不在，要隔一陣子才會回去。
我感覺她并不信任我，有所隐瞞，便告訴她我是外交部的職員，曾經替馮·特羅特先生工作。
她一聽到這句話，表情立刻變了，走進屋裡，換另外一個女孩出來。
這個女孩比較友善；她告訴我彼得失蹤了，也沒去城外的工廠上班。
我問他的地址，說我必須立刻跟他聯絡。
她說她了解，但寫信也沒用，因為他收不到的；意味着他也被捕了。
我頭暈目眩地離開，坐在人行道上等待回城的巴士，沮喪得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不論我去找誰，似乎所有的人都一個接一個地失蹤了，真的是求告無門。
現在他們逮捕的人隻是密謀者的點頭之交，或是碰巧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的同事而已。
我并不知道彼得是不是真的參與了密謀，隻知道他和亞當在哥廷根大學念書時，參加了同一個社團，而且是好朋友。
即使就這麼一點關系，也可能被拖累。
“七月密謀”發生時，彼得·比倫貝格正在管理位于德國占領之波蘭境内的一家工廠。
7月25日，他獲悉特羅特被捕，便前往柏林組織營救計劃；他就是在那個時候和蜜絲談起他的想法。
可惜一等他返回波蘭，并針對營救計劃做最後的調度，自己竟也遭到逮捕，并被關進惡名昭彰的萊特街監獄。
然後我想起克勞斯·B。
雖然過去我一直避免跟他變得太熟，因為我從來不确定他的底細，可是現在，我決定如果他真是我懷疑的那種人，也許隻有他能幫我。
回城後，我找到一座還沒壞的電話亭，打電話去他辦公室，說我必須立刻見他一面，他叫我去動物園車站附近等他。
我們沿着布達佩斯街走下去，經過被炸毀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我一五一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
他等我說完，停下來面帶覺得好玩的微笑看着我說：“原來你懷疑我跟‘他們’是一夥的？” “我希望你是，”我脫口而出，“因為這樣或許你就可以幫忙了！” 他立刻一臉嚴肅，說他會盡量想辦法去打聽最新的狀況，看看是否還來得及，并要我信任他。
我們約好明天在伊甸旅館的廢墟外見面。
8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問施萊爾全權委員是否可以免我的職，因為我想參加紅十字會，去當護士。
萬一我最後的兩個朋友法官裡克特和亞曆克斯·韋特也出了事，我就得獨自面對這幫走狗。
我唯一的顧慮是，上級很可能視我這項決定為表明立場。
施萊爾的回答令人喪氣；他說西克斯博士絕不會讓任何人自由決定他們的去留。
我的結論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再生一場病。
下午下班後趕去伊甸旅館，克勞斯·B腋下夾了個用報紙包的大包裹，在那裡踱方步。
他一言不發，領我走到動物園廢墟裡的一張長椅旁，等确定四下無人後，才告訴我他已四處打聽，但現在沒有任何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能做任何事。
希特勒複仇的心如饑如渴，沒有一個涉案的人能逃得過；而且每個人都如驚弓之鳥，就算稍具影響力，亦不敢輕舉妄動，生怕引起懷疑。
他接着說，所有和密謀者有關系的人，現在都遭到監視，我的情況非常危險；一旦面對他們的刑訊方法，我很可能會招供，連累其他仍在逃的人，所以我必須不計任何代價，避免被捕。
這時他打開包裹的一個角落，露出一把小型輕機槍的槍管。
“如果他們來抓你，你千萬不要猶豫，把他們全部射死，趕快逃。
他們一定料想不到你會這麼做，或許你逃得成……”我忍不住笑了。
“不，克勞斯。
如果我真的走到那一步，最好還是别犯下謀殺罪，罪加一等……”他似乎非常失望。
和他道别後，我去波茨坦官邸拿我留下的東西，并找兩位仆人談話。
他們告訴我，住在俾斯麥波美拉尼亞産業上的某人向當局告發梅勒妮，說她擦腳趾甲油，而且在床上吃早餐，她因此還成了“反社會分子”，使她的案情更加複雜。
他們說她現在非常虛弱，昨天在醫院裡第一次試着起床，結果暈厥過去，面朝下摔了一跤，跌斷了下巴；聽得我心如刀割。
當局準許她哥哥讓—喬治·霍約斯去看她，她隻是不停地問：“他死了嗎？” 稍晚，我騎自行車去果菜園，用咖啡換了兩顆瓜，會想辦法送進牢裡去。
回柏林後，在格斯多夫家看見羅瑪莉。
她說今天守衛把戈特弗裡德的髒衣服遞給她時，她悄聲問他：“馮·特羅特先生是不是還
就連一手制定許多第三帝國最殘酷法令的司法部部長提拉克博士（在盟軍占領德國之後自殺），都為他用詞下流的辱罵譏嘲感到震驚，曾對博爾曼抱怨弗賴斯勒的表現“值得商榷，且有損如此重要場合的尊嚴”。
本來戈培爾打算利用每周新聞短片播出時段，播放這些影片，但第一次試放，便令經過挑選的納粹黨觀衆大倒胃口，于是作罷。
最後隻有一卷拷貝幸存：30多年後在民主德國發現，1979年7月由聯邦德國電台播出，令當時的觀衆瞠目結舌。
8月12日，星期六 瑪莉亞·格斯多夫來信，語氣模棱兩可，顯然不能放心多說……“一切都令人悲傷沮喪……”我希望她指的是第一次審判，不過仍然覺得忐忑不安。
安托瓦内特·克羅伊和她丈夫開車從卡爾斯巴德來這裡，告訴我們巴黎的最新消息。
她常和喬吉見面；他主動提出要從反抗軍那裡弄一張假身份證，好讓她取消婚禮，留在法國，直到戰争結束。
他甚至帶着那張證件趕去車站，希望她在離開前的最後一秒改變主意。
8月18日，星期五 我們在湖裡裸泳。
大家在這裡的生活看似悠閑惬意，其實内心的焦慮仿佛套在頭上的鐵箍，愈箍愈緊，我的病假想必對我的健康有益，但再過三天就将結束。
怪的是，我竟感覺輕松無比，因為這裡的平靜生活反而令我無法忍受。
有時候跟父母相處也很困難，因為他們完全不能體諒我，或許因為他們一無所知，又心生懷疑吧，所以總是替我擔憂，逼我多說。
但我沒告訴他們什麼，因此更令他們生氣；惡性循環！ 柏林8月22日，星期二 一早抵達柏林，直接趕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她正在吃早餐。
我問她最新情況，她驚訝地瞪着我說：“難道你不知道？亞當、海夫騰、海爾多夫、弗裡茨·舒倫堡和其他很多人都被判死刑，上個星期五已經吊死了！”我立刻打電話給羅瑪莉·舍恩貝格，她卻什麼都不肯講，隻說馬上趕過來。
瑪莉亞說羅瑪莉現在集中心力，想查出老舒倫堡伯爵的下落，因為他昨晚失蹤了。
羅瑪莉來了以後，我們坐在樓梯上呆瞪着眼前的一片廢墟。
最近發生的事令她感覺癱瘓了似的。
她并不相信亞當已經被吊死了，謠傳他是刑期唯一往後延的人。
8月11日，外交部接獲通知，特羅特将在下一次“人民法庭”舉行的審判中（8月15日星期二或16日星期三）被判死刑。
後來博爾曼接到命令，表示，“特羅特顯然還隐藏了許多事實，‘人民法庭’因此決定延後執行死刑，讓有關單位繼續進行審訊。
” 托尼·紹爾馬去旁聽審判，大吃一驚，因為隻準經過挑選的觀衆入席。
羅瑪莉坐在他車裡等在法庭外面。
他出來後放聲痛哭；所有的被告都坦承他們想殺希特勒，海夫騰說如果再給他機會，他還會嘗試。
他認為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是個詛咒，亦是罪惡的淵薮，将他的祖國逼上絕路；他們都将為德國的滅亡負責。
法官弗賴斯勒問他，明不明白他所說的那番話是叛國重罪，海夫騰說他知道自己将被吊死，但他并不會因此改變想法。
雖然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曾經為道德理由反對刺殺希特勒，不過他和特羅特不同，自從兵變失敗後，他從未懷疑過自己隻有死路一條。
他先駕車赴鄉間與家人道别，然後便返回柏林，成為遭到逮捕的第一批人之一。
亞當說希特勒靠舞弊得到大權，很多人被迫宣誓對他效忠。
他說他的确希望能夠結束戰争，并承認曾在國外與敵方代表會談。
海爾多夫表示，自從“斯大林格勒之役”後，他便希望希特勒下台，因為他替德國帶來太大的危險。
托尼說他們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蒼白，他不能确定他們是否真的受到酷刑；我卻相信這是一定的，因為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亞當曾經告訴我，他打算否認一切，好等待出獄，重新再試。
否則就是罪證确鑿，他們都決定放棄了。
我拖着沉重的腳步去辦公室，上樓進法官裡克特和亞曆克斯·韋特的房間，沒有别人在。
我們悄聲交談。
亞曆克斯說他确信亞當還活着，因為他們和一位在行刑現場的警察有聯絡。
其他的人都死了。
海爾多夫是最後一個受刑的人，因為他們要讓他看着其他人死。
據說他們并非被吊死，而是用屠夫用的挂肉勾吊着鋼琴琴弦慢慢将犯人勒死的，而且為了延長他們的痛苦，還注射了強心劑。
謠傳行刑過程全被拍成影片，希特勒沒事就拿出來在司令部裡放映，獨自暗笑。
行刑場在距離萊特街監獄不遠的普羅增西監獄，因為德國沒有絞首台（一般處決方法為砍頭），獄方于是将普通的挂肉勾吊釘在行刑室（為監獄内一棟獨立建築）天花闆上的鐵欄杆上。
絞刑過程被拍成影片，并有聚光燈照亮場景，出席者計有帝國檢察長、兩位典獄長、兩名攝影師，以及死刑執行者及他的兩位助手。
桌子上會擺一瓶白蘭地——給觀衆喝的。
死刑犯一位接一位輪流被帶進來，行刑者将鋼圈套上他們的脖子（希特勒指示用鋼琴琴弦代替繩索，好慢慢将死囚勒死，而非擰斷他們的脖子）；然後在死囚痛苦掙紮期間（有時長達20分鐘），攝影機辘辘運轉，以具有恐怖幽默感聞名的行刑者，則在一旁說下流猥亵的玩笑。
影片随後以急件送往希特勒的司令部，博元首一笑。
該建築現已成為紀念館。
亞當的太太克拉瑞塔也已被捕。
亞當被判刑後，當局不準她去見他。
我跟她并不熟，因為過去兩年，她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鄉間公婆家。
他們的女兒也被蓋世太保帶走，現在沒人知道她們的下落，但亞曆克斯正想盡辦法找到她們。
亞當的妻子克拉瑞塔在得知他被捕的消息之後，趕赴柏林，希望能見到他，卻苦無結果。
蓋世太保趁着她不在家，把他們的兩個小女兒——一個兩歲半、一個九個月大——帶走。
亞當受審當天，韋特企圖偷偷帶她進法庭，不幸被一名打雜女傭發現，向黨衛軍警衛告發。
但該名警衛竟然反過來想幫助克拉瑞塔混進法庭，可惜不成功。
但她仍然對他表示謝意，他隻喃喃說道：“我們都了解！”兩天後，克拉瑞塔亦被逮捕。
我現在和羅瑪莉一起住在托尼位于庫達姆大街上的公寓裡。
公寓裡有兩個房間，除了兩張沙發之外，幾乎沒有家具，再加上一個廚房和一間浴室。
平日托尼在鄉間的服勤單位和柏林城之間往返，他主要是想看住羅瑪莉，因為他堅信下一個被捕的一定是她。
晚上也不敢留我們倆單獨在家。
家裡床單不夠，不過天氣熱，也無所謂。
羅瑪莉當然有危險；她幾乎每天都去蓋世太保總部打聽内部消息。
奧托·俾斯麥聯絡上負責管理戈特弗裡德個人檔案的蓋世太保督察，他表示戈特弗裡德的案子“非常嚴重”；元首不願饒恕與“七月密謀”有關的任何人，已到了發狂的地步。
每天都打電話去蓋世太保總部，想知道又有多少人被絞死了。
羅瑪莉的内線說，有時蓋世太保雖想拖延時間（可能想查出更多有關密謀的内情），元首卻會暴跳如雷，堅持要他們速戰速決。
我曾經想過搬去波茨坦的布雷多府邸内住，戈特弗裡德的姐姐漢娜雖然不在城内，但我卻聽說布雷多家三個女兒已遭到逮捕。
他們先帶走小海夫騰的女朋友，19歲的菲利帕；然後打電話給20歲的亞曆山德拉，叫她送毛毯去給妹妹，卻乘機扣押了她；接着又打電話給第三個女兒，黛安娜。
黛安娜大膽地反問，叫她帶床單被枕給全家人不是更幹脆嗎；他們回答說，的确如此！唯一沒受到騷擾的女兒是瑪格麗特，她在一家醫院裡當醫生。
蓋世太保總部不斷傳喚她去，每次他們一開始問問題，她便極不以為然地抗議說，還有滿滿一整間病房的傷患等着她去看顧。
至于布雷多家的男孩，長子已在前線作戰，其他的還太小。
8月23日，星期三 今天報上刊載了極長一篇有關亞當·特羅特審判内容的報道，列出所有被告的名單，接着表示所有人都當場處決。
報紙稱亞當為“施陶芬貝格的外交事務顧問”。
奇怪的是，新聞報道的日期極少與實際情況吻合，可能是想混淆仍在逃的反對人士的視聽。
這則新聞登出後，亞當辦公室門上的名牌終于被拆了下來，換上别人的。
他的車仍停在花園裡，沒人敢用，看起來已像一堆廢鐵。
雖然西克斯博士已接獲正式通知，說亞當已和其他人一起于18日問吊。
亞曆克斯·韋特卻告訴我，他相信亞當仍然活着。
羅瑪莉·舍恩貝格目前在進行另一項計劃。
一位現在住在戈林鄉間别墅“卡琳宮”的納粹空軍上校，和她聊了一整夜；他認為他在将她改造成一名國家社會黨員，她則設法說服他如果讓她去見戈林，一定大有好處。
戈林已躲着不露面好一段時間，甚至拒絕接見奧托·俾斯麥；以前他還常去弗利德利斯魯城堡打獵。
顯然他極害怕自己也被牽連進去。
梅勒妮·俾斯麥在獄中流産，現在住進波茨坦醫院，但受到警衛監視。
他們不準訪客去看她，隻準和護士交談。
自從舒倫堡伯爵在上星期二失蹤後，我們一直沒有他的消息。
星期一他曾經從阿德隆旅館打電話給羅瑪莉，說他剛去過希特勒的司令部；後來她跟他吃午餐，把一切經過情況全告訴他。
他似乎對這些最新發展一無所知，顯得非常震驚，尤其為亞當感到難過。
然後他倆在施萊爾全權委員虎視眈眈的監視之下（那些人都不太謹慎）在旅館大廳裡一起踱方步，最後約好隔天再一起吃中餐。
隔天羅瑪莉準時到達，伯爵卻一直沒有出現。
她立刻打電話去威廉街，但他的職員都不知他的去向，而且也已開始擔心，因為他們以為早上他會進辦公室。
我們都認為他已遭到逮捕，但被關在哪裡呢？ 格德勒在五天前被一名德國陸軍婦女部隊士兵認出來，經告發後遭到逮捕。
當時他藏匿在波美拉尼亞一個村莊内。
我們懷疑亞當之所以未被處決，就是因為他的緣故（他們一直密切合作），現在兩人正接受交叉審訊。
如果當初亞當及時離開德國該有多好！格德勒真的以為躲在德國境内行得通嗎？當局懸賞100萬馬克捉拿他啊！ 格德勒的通緝令早在兵變事發前，便于7月17日發出。
他接獲警告，開始躲藏，先躲在柏林（其中一位包庇他的人，猶太裔的前柏林代理市長阿爾薩斯博士，便為此賠上一條性命），接着下鄉。
他于8月12日被捕，9月8日被判死刑，卻拖了五個月才行刑。
期間他一點一點地招供，同時不斷寫下所謂“密謀者的未來德國計劃”備忘錄。
蓋世太保終于在1945年2月2日看穿他的計謀，予以處決。
隻要能救出亞當和戈特弗裡德，我什麼都願意做——還有舒倫堡伯爵。
我們不能一直被動地活着，等待劊子手的斧頭落下來。
現在就連密謀者的家人，甚至朋友，都遭到逮捕，許多人開始害怕，即使提起涉案者的名字，都會吓得将目光移開。
為了達到目的，我想到一個新辦法：我決定去試試戈培爾。
羅瑪莉也認為通過戈培爾或許有用，因為他還算聰明，或許他會意識到這一連串的屠殺是多麼愚蠢。
現在我還不知道該如何着手；我隻認識一位跟戈培爾很熟的人，馮·德克森太太，但她一定馬上就會猜出我的意圖。
或許更好的辦法是，假裝我對拍電影有興趣。
我決定打電話給詹妮·尤戈，她是德國現在最紅的女明星。
8月24日，星期四 早上打電話給詹妮·尤戈。
她聽到我堅持要立刻見她一面，語氣開始緊張，說她正在巴貝斯堡内的環球制片攝影棚拍戲，如果我搭高架火車，她會派車去車站接我。
我在令人窒息的大熱天裡趕去，然後被一位留黃色長發、穿鮮豔襯衫的怪異年輕司機載到攝影棚。
抵達時詹妮正在拍戲，一名年輕男子跪在她腳旁。
緊緊抱住她的膝蓋。
幸好那個鏡頭沒有拖太久，她很快便回更衣室換衣服，并把女仆支開，好跟我談話，但我們仍然不敢放大聲量。
我告訴她我非見到戈培爾不可，她必須替我安排一次面談。
她說如果真有必要，她當然會想辦法，不過她已經跟他鬧翻了，已有兩年沒見他。
“怎麼回事，難道是塔蒂阿娜或保羅·梅特涅有了麻煩？”我說，“都不是。
”她舒了一口氣。
我說：“是我上司。
”然後說明他已被判處死刑，但我們懷疑尚未行刑，所以必須趕快行動。
畢竟戈培爾是當今最大的英雄——兵變就是他一手壓下去的！我會對他說，德國禁不起損失這麼多特别有才幹、能報效國家的人才，等等。
詹妮一聲不響聽我把話說完，領我走進花園，然後她就爆發了：我的想法太瘋狂！戈培爾是頭豬，絕不會幫助任何人！任何人、事、物都不可能誘使他替那批人動一根小指頭！海爾多夫被絞死之後，他甚至拒絕接見前者來請求暫緩處刑的兒子——而他們早年還常玩在一起。
他甚至懶得告訴海爾多夫的兒子他父親已經死了！她說他是個殘酷又邪惡的虐待狂，他對那些企圖謀害希特勒的人深惡痛絕。
我們根本無法想象，因為他天生就厭惡這批人所代表的東西，而且他是個躲在污水溝裡的鼠輩。
我若引起他的注意，肯定會拖累全家，保羅一定會被逮捕，我自己的麻煩也永無終日。
她懇求我立刻打消這個念頭，又補充說，烏發電影公司内部充斥戈培爾的奸細，都想打探出演員之中有誰可能會叛國。
兩天前公司内開政治會議，戈培爾走進大廳，赫然發現有人在他将站上去的紅色講台上，用粉筆寫了兩個大字“糞便”！但沒有人敢上前去把它擦掉。
她自己的電話也被人裝了竊聽器，每次她一拿起聽筒，就會聽見“喀啦”一聲。
和我吻别時，她對我耳語說，如果有人問起我來訪的目的，她會說我想拍電影。
我精疲力竭又喪氣地回到城内，發現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托尼·紹爾馬都在公寓内；羅瑪莉已處在完全歇斯底裡的狀态中。
以前我從來沒看過她這個樣子。
原來今天下午警察來了；鄰居抱怨我們窗子塗黑得不夠徹底，雖然隻為了這點芝麻小事，羅瑪莉卻崩潰了。
托尼還有更壞的消息：西線總司令馮·克盧格元帥已自殺，意味着密謀者都受到刑訊，有人供出了克盧格，否則本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也有份。
克盧格并沒有因為在兵變失敗當天變節而得到任何好處。
他雖是希特勒最寵信且最成功的指揮将官之一，但他曾與密謀者密切接觸的事實終究曝了光。
8月17日，他接到卸職命令，奉命趕回德國，他懷疑自己也将受審，便在途中自殺。
羅瑪莉歇斯底裡的情況愈來愈嚴重。
她說我們誰也逃不掉……他們會給你打針，使你喪失意志力，你就會全部招出來。
她求我嫁給珀西·弗雷，立刻去瑞士。
托尼這時也參一腳，表示他随時都願意帶她去瑞士，因為他本來已打算這個周末逃走，不過他必須先去西裡西亞拿些貴重物品。
托尼也開始替自己擔心，有人舉發他，曾在酒醉之後到軍營餐廳裡對着元首照片亂開槍。
羅瑪莉說除非他們先結婚，否則她絕不會跟他一起走，因為她父母會氣瘋掉。
雖然當時氣氛如此恐怖，我卻覺得她突然在乎起禮節來十分可笑。
托尼立刻拒絕，說這件事以後再商量不遲。
大家的情緒愈來愈激動，最後圍坐餐桌旁淚眼相對。
然後托尼跳起來開始踱方步，說他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壓力。
面對這些眼淚，他已下定決心，要溜之大吉。
我說随便他們想幹嘛都可以，但我會留下來，而且我覺得羅瑪莉也該留下來，一旦到了瑞士，她會和家人失去聯絡，必須熬到戰争結束。
這一點她絕對無法忍受，最後每個人都決定留下。
稍晚托尼走進我房間，告訴我亞當受審的全部細節。
亞當看見他，卻沒有露出任何認出他的反應，隻凝視他很長一段時間，接着便從腰部以上前後晃動。
他沒有打領帶，胡子刮得很幹淨，臉色蒼白。
托尼很仔細地察看過審判大廳，他的結論是，在那裡絕對不可能強行救走任何一個人，就連大部分的“觀衆”都是便衣警察和職業殺手，而且全部配有武器。
他沒有等到宣判便離開了，因為他一開始就知道結果會是什麼。
現在每晚都有空襲，但托尼給我們一張通行證，可以過街去西門子辦公大樓的掩蔽壕内躲避。
他們的地窖很深，在裡面極有安全感。
通常我們都會和值夜班的人一起熬夜，其中一位工人是個很好的法國人，我們常一起幻想着，戰争結束後的巴黎将會多麼的美好。
8月25日，星期五 羅瑪莉·舍恩貝格已從她短暫的憂郁症中恢複過來，現在又開始作戰。
我們終于發現監獄（是一座軍方監獄）就在萊特車站附近。
她已去過那裡，并用珀西·弗雷提供的香煙買通了其中一名典獄長，請他傳一張寫滿字的小紙條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
那人甚至帶回一張回複，戈特弗裡德抱怨牢房裡虱蚤太多，要我們送些防虱粉給他，也要求一點食物，因為牢裡隻有黑面包，他無法消化。
以前送進去的包裹他都沒收到，所以唯一的辦法似乎是，每天送三明治進去。
羅瑪莉很想問那位典獄長亞當·特羅特是否也關在裡面，但她必須小心，因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已經死了，如果我們表現得太好奇，可能會引起他們的戒心，不但令往後的脫逃計劃更加困難，而且還可能提早他被處刑的日期。
知道亞當或許還活着，令我大為安心。
但很多人，包括羅瑪莉在内，卻認為我的反應不可思議，都說早死早了，免得每天忍受酷刑。
我無法同意，仍希望奇迹出現。
我突然想起彼得·比倫貝格，他曾經提議伏擊運送亞當去蓋世太保總部接受審訊的車子。
他最後一次來辦公室找我時，仍滿懷希望，非常樂觀。
于是今天我便搭巴士去他在達勒姆的住處，結果來開門的女孩滿臉狐疑地上下打量我，堵住門口，又什麼都不肯說；隻表示彼得不在，要隔一陣子才會回去。
我感覺她并不信任我，有所隐瞞，便告訴她我是外交部的職員，曾經替馮·特羅特先生工作。
她一聽到這句話，表情立刻變了，走進屋裡，換另外一個女孩出來。
這個女孩比較友善；她告訴我彼得失蹤了，也沒去城外的工廠上班。
我問他的地址，說我必須立刻跟他聯絡。
她說她了解，但寫信也沒用，因為他收不到的；意味着他也被捕了。
我頭暈目眩地離開，坐在人行道上等待回城的巴士，沮喪得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不論我去找誰，似乎所有的人都一個接一個地失蹤了，真的是求告無門。
現在他們逮捕的人隻是密謀者的點頭之交，或是碰巧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的同事而已。
我并不知道彼得是不是真的參與了密謀，隻知道他和亞當在哥廷根大學念書時，參加了同一個社團，而且是好朋友。
即使就這麼一點關系，也可能被拖累。
“七月密謀”發生時，彼得·比倫貝格正在管理位于德國占領之波蘭境内的一家工廠。
7月25日，他獲悉特羅特被捕，便前往柏林組織營救計劃；他就是在那個時候和蜜絲談起他的想法。
可惜一等他返回波蘭，并針對營救計劃做最後的調度，自己竟也遭到逮捕，并被關進惡名昭彰的萊特街監獄。
然後我想起克勞斯·B。
雖然過去我一直避免跟他變得太熟，因為我從來不确定他的底細，可是現在，我決定如果他真是我懷疑的那種人，也許隻有他能幫我。
回城後，我找到一座還沒壞的電話亭，打電話去他辦公室，說我必須立刻見他一面，他叫我去動物園車站附近等他。
我們沿着布達佩斯街走下去，經過被炸毀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我一五一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
他等我說完，停下來面帶覺得好玩的微笑看着我說：“原來你懷疑我跟‘他們’是一夥的？” “我希望你是，”我脫口而出，“因為這樣或許你就可以幫忙了！” 他立刻一臉嚴肅，說他會盡量想辦法去打聽最新的狀況，看看是否還來得及，并要我信任他。
我們約好明天在伊甸旅館的廢墟外見面。
8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問施萊爾全權委員是否可以免我的職，因為我想參加紅十字會，去當護士。
萬一我最後的兩個朋友法官裡克特和亞曆克斯·韋特也出了事，我就得獨自面對這幫走狗。
我唯一的顧慮是，上級很可能視我這項決定為表明立場。
施萊爾的回答令人喪氣；他說西克斯博士絕不會讓任何人自由決定他們的去留。
我的結論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再生一場病。
下午下班後趕去伊甸旅館，克勞斯·B腋下夾了個用報紙包的大包裹，在那裡踱方步。
他一言不發，領我走到動物園廢墟裡的一張長椅旁，等确定四下無人後，才告訴我他已四處打聽，但現在沒有任何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能做任何事。
希特勒複仇的心如饑如渴，沒有一個涉案的人能逃得過；而且每個人都如驚弓之鳥，就算稍具影響力，亦不敢輕舉妄動，生怕引起懷疑。
他接着說，所有和密謀者有關系的人，現在都遭到監視，我的情況非常危險；一旦面對他們的刑訊方法，我很可能會招供，連累其他仍在逃的人，所以我必須不計任何代價，避免被捕。
這時他打開包裹的一個角落，露出一把小型輕機槍的槍管。
“如果他們來抓你，你千萬不要猶豫，把他們全部射死，趕快逃。
他們一定料想不到你會這麼做，或許你逃得成……”我忍不住笑了。
“不，克勞斯。
如果我真的走到那一步，最好還是别犯下謀殺罪，罪加一等……”他似乎非常失望。
和他道别後，我去波茨坦官邸拿我留下的東西，并找兩位仆人談話。
他們告訴我，住在俾斯麥波美拉尼亞産業上的某人向當局告發梅勒妮，說她擦腳趾甲油，而且在床上吃早餐，她因此還成了“反社會分子”，使她的案情更加複雜。
他們說她現在非常虛弱，昨天在醫院裡第一次試着起床，結果暈厥過去，面朝下摔了一跤，跌斷了下巴；聽得我心如刀割。
當局準許她哥哥讓—喬治·霍約斯去看她，她隻是不停地問：“他死了嗎？” 稍晚，我騎自行車去果菜園，用咖啡換了兩顆瓜，會想辦法送進牢裡去。
回柏林後，在格斯多夫家看見羅瑪莉。
她說今天守衛把戈特弗裡德的髒衣服遞給她時，她悄聲問他：“馮·特羅特先生是不是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