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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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他說：“呀！呀！他還在這裡！”又說她也可以寫張紙條給他；明天他會把回複交給她。
她寫道：“需要我們送什麼東西給你？愛你的蜜絲和羅瑪莉。
”她問那人亞當是不是在挨餓；他說不，俾斯麥伯爵跟他分享他的包裹。
如果我們能夠确定那男人沒有說謊，那該有多好！（亞當·馮·特羅特就在這一天在普羅增西監獄内被處絞刑。
） 我們仍然沒有舒倫堡伯爵的消息，隻知道編号100号以上的牢房裡面，關的人犯仍有活下去的希望；99号以下的人犯都已判處死刑。
戈特弗裡德被關在184号；亞當被關在97号。
據說他們都戴了鐵鍊。
亞曆克斯·韋特已救回亞當的小孩，現在都住在鄉間，可是他太太克拉瑞塔仍在獄中。
施陶芬貝格的小孩已改名，住在孤兒院裡，但消息走漏，所以日後或許有希望再找到他們。
密謀者的小孩總計有50名，有些還在襁褓中。
納粹最初計劃将父母及較年長的兄姐都殺掉，讓剩下的改名後寄養在黨衛軍家庭及學校内，教育他們成為納粹黨員。
不知為何緣故，這個計劃後來作廢。
1944年10月，他們讓其中一部分孩子回家，其他則藏在普通寄宿學校裡。
直到戰争結束一段時間之後，所有的家庭才全部團圓。
據說戈特弗裡德的侄女菲利帕·馮·布雷多也将被送上“人民法庭”受審；他們已逼她招供，她承認事前便從年輕的海夫騰那裡得知企圖暗殺希特勒的日期。
我和奧托及安·瑪莉·俾斯麥長談。
他們倆也在格斯多夫家，正在設法見到當權的人。
羅瑪莉·舍恩貝格認為有些獄卒願意接受賄賂，條件是必須帶他們一起逃脫。
她希望俾斯麥家族拿出傳家的珍珠，我們自己也有一點貴重物品可以貢獻。
看來每位犯人都由六位獄卒看守。
即使我們成功地賄賂了所有的人，日後還得設法将三名犯人和18位獄卒偷偷送出國境。
我可以想象珀西·弗雷的臉色！安·瑪莉突然爆出一句挖苦話：“幹脆在滕珀爾霍夫機場開一場雞尾酒會，列隊替他們送行算了！”我們的這番讨論都是在阿德隆樓上私人房間内進行的。
戈特弗裡德·克拉姆從鄉間回來，看見他我并不高興；又得多替一個人擔心。
我們上一次見面便在7月20日，他也是亞當·特羅特的朋友，所以至少說話不用忌諱。
現在他說：“我不要聽他們現在的情況，我隻想知道他們是否還有機會活下去、出獄；誰還沒被抓起來？什麼時候打算再試一次？如果他們有這個打算，我一定兩肋插刀！”同時他對施陶芬貝格的炸彈竟然炸死了一位自己人——戰前著名的馬術表演冠軍勃蘭特上校——非常不以為然。
爆炸時勃蘭特也在希特勒的會議室内，當場斃命。
事後他先和其他“叛國罪行”受難者一起以軍禮下葬，後來當局在某名單上發現他的名字，便掘屍火化，将他的骨灰撒在風中。
勃蘭特上校為德國陸軍總部作戰部門内的資深軍官，雖未積極參與密謀，卻與許多密謀者友好，亦同情他們的理想。
早在1943年另一次企圖暗殺希特勒的行動中，他便差一點喪命；當時元首一行人從東線飛回拉斯坦堡，在飛機上開慶功宴，一瓶内裝炸彈的白蘭地并未如計劃爆炸！7月20日當天，正是勃蘭特在無意之間将施陶芬貝格的手提箱移走，救了希特勒一命。
爆炸後，所有站在木台右方的人，包括勃蘭特本人，非死即受重傷。
戈特弗裡德·拉姆要我替他安排與亞曆克斯·韋特會面。
去辦公室當然不可能；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便是格斯多夫家，但不知瑪莉亞同不同意，她現在很替丈夫擔心，因為海因茨和已死的馮·哈澤将軍很親密。
8月27日，星期日 我們花幾乎一整天的時間清掃公寓。
然後珀西·弗雷載我們去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大家坐在花園裡曬太陽。
蜜絲從柏林寫信給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1944年8月28日 附上喬吉寫的幾封信，是他一位朋友在盟軍進駐巴黎之前帶來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過得很好……柏林城内及附近地區已好幾個星期沒有下雨，仿佛住在火爐裡，而且生活中隻見憂慮和悲苦。
每晚都有空襲，白天幾乎也都有，但沒什麼特殊狀況……下個星期我可能會請幾天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否則病假就過期了。
後天我将返回克魯曼修柏兩天。
克魯曼修柏8月30日，星期三 一大早便前往克魯曼修柏，結果在希爾施貝格錯過轉乘火車，等了三個小時。
下火車時，我發現布蘭肯霍恩跟在我後面。
每次看見和亞當·特羅特有關系的人，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掉眼淚。
把皮箱和以前留下的行李放在一起後，我走到外面的街上；布蘭肯霍恩仍然跟在後面。
後來他經過我身邊，低語道：“進公園，挑張長椅坐下，我待會兒過去找你。
”我們從不同的方向，同時走到長椅旁。
他一直等到那個時候才敢開口說話。
他告訴我，他和亞當21日那天曾在格林瓦爾德的樹林裡見了一面。
他問亞當是否燒毀了所有的文件，亞當說他已經做了。
但還是有些文件被搜了出來，大部分都是他出國時記的備忘錄。
怎麼這麼傻！我問布蘭肯霍恩他們會不會殺亞當。
他說：“毫無疑問！”我告訴他舒倫堡伯爵也失蹤了。
這一點他并不知道；不過他說如果伯爵真被逮捕了，肯定也難逃一死。
我說：“不可能。
這樣會在國外造成太大的醜聞！”“你想他們會在乎嗎？”他告訴我格德勒之前在布裡斯托爾旅館内租了一個房間，把所有的秘密文件全藏在房内的保險櫃裡。
去年2月，布裡斯托爾被一枚空雷炸毀，結果暗殺希特勒事件發生兩個星期之後，有人意外在瓦礫堆裡發現并掘出那個保險箱。
保險箱不僅完好無損，裡面的文件一份也沒少，而且有幾份上面還有馮·哈塞爾大使親筆的加注和修正；所以哈塞爾才會遭到逮捕。
布蘭肯霍恩說每天都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
我們将搭同一班火車去克魯曼修柏，但約好不再見面。
我真高興他還是自由身，祈禱他們别來抓他。
後天我将返回柏林，打算把所有剩下的東西全部打包，寄去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雖然城堡現在隻修複了屋頂的部分，不過一定有谷倉或别的地方可以暫時寄放我的東西。
克魯曼修柏仿佛與世隔絕，令我無法忍受；沒有了舒倫堡伯爵，讓我更覺得痛苦。
我去找他的屬下聊天；他們還不知道他已失蹤，不過他的秘書席林小姐，和助理（感謝上帝，他沒有待在瑞士不回來！）都已被召去柏林，想必很快就會發現。
因涉及“七月密謀”遭到處決的人數仍無定論。
根據納粹黨官方消息來源，兵變後被捕總人數達7000左右，共5764人在1944年遭到處決，接着又有5684人在1945年納粹統治下的最後五個月内被處決。
這些人當中，約有160人到200人直接涉及密謀案，包括：21位将軍、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資深外交官、1位部長、3位國務秘書、刑事警察局局長及數位高級首長、地方首長及警察局高官。
柏林9月1日，星期五 大戰爆發至今已滿五周年。
午餐時間回到柏林，直接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
她看起來比平常蒼白，平靜地對我說：“蜜絲，你必須在這裡住下來。
羅瑪莉·舍恩貝格和珀西·弗雷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搬來了，”她指指我躺在地下、露出幾個沙袋的行李。
“托尼·紹爾馬昨天早上被逮捕了，”罪名是：曾經對着元首的照片開槍，而且在施陶芬貝格暗殺未果之後表示：“沒關系，或許下一次運氣會好些！”珀西已找到一名律師，他在他們辦公室替瑞士人工作，保障敵方的利益。
那位律師本身也以反納粹聞名——或許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非常出色，而且就住在沃伊什街附近。
羅瑪莉已搬回阿德隆旅館，也通知了托尼住在西裡西亞的母親。
托尼現在關在萊特街監獄内，不過因為他是軍官，所以将接受軍法審判；這表示即使他被判死刑，也将被槍決，而非絞死——我們是否應該為此感到安慰呢？ 9月2日，星期六 羅瑪莉·舍恩貝格也搬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和我一起住在戈特弗裡德·克拉姆以前住的房間裡。
她心情太壞，不該一個人住，而且我們甯願一起面對警方，萬一…… 父親進城兩天，又回柯尼希斯瓦特了。
他把曾曾祖父的十字架留給我，當初曾曾祖父參加拿破侖對俄戰争，一直戴着它；父親說當初十字架救了他，現在也會救我。
同時羅瑪莉和萊特街監獄附近一家面包店主人交上了朋友，他在監獄裡兼差當獄卒，已經送了些香煙和幾封信給托尼·紹爾馬。
她現在每天都去那裡，希望能拿到亞當·特羅特的回複紙條，可是替他傳紙條的那位獄卒現在躲着她。
不過兩天前他還說：“舒倫堡伯爵需要幫助，他的身體愈來愈虛弱了。
”證明了他的确也被關在那座監獄裡。
我将負責送食物給他，因為我們必須盡量分開行動。
一整個下午，我們都在切面包和烤一隻奧托·俾斯麥送來的很小的雞。
然後把所有食物分成三份，一份給大使，一份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一份給亞當。
羅瑪莉還準備了水果和蔬菜給托尼，因為後者不準吃面包和肉，或任何補充精力的東西。
獄方故意餓他們，好逼他們“合作”！ 珀西·弗雷開車來接我們，然後讓我們在離監獄一段距離外的地方下車。
羅瑪莉教我該怎麼做，但我仍然雙腿發軟。
這是我第一次去那裡。
監獄是一棟紅磚建築，從外面看就跟普通軍營一樣。
我們約好由我要求見伯爵，羅瑪莉從另一個入口去找托尼。
等我出現後，她再進去遞送給戈特弗裡德和亞當的包裹。
每座大門都由兩名黨衛軍把守，進門後是中庭，然後是一扇巨大的前門，也由兩名黨衛軍把守，他們把我攔下。
我說我想找蓋世太保談話，其中一名警衛便領我沿着一條寬闊的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金絲雀黃的巨大鐵門前，門的左方有一個小窗，窗後坐了一個胖子，也身穿黨衛軍制服。
他問我想幹什麼，我拿出包裹，表示想把它送給馮·德·舒倫堡伯爵大使。
他叫我等一下，然後就消失了。
同時鐵門打開好幾次，走出幾名警衛。
每次我都乘機往裡面瞄，看見一大塊空地，上面搭起很多窄小的波狀鐵皮樓梯間，通往高低不同的平台；牢房便沿平台兩邊延伸出去，牢門都沒接到屋頂，就像低級廁所的門。
整個地方非常嘈雜，警衛穿着厚重馬靴踱來踱去，彼此吹口哨、大聲吼叫，景象令人作嘔。
不一會兒那名獄卒就回來了，問我伯爵的教名是什麼。
我遲疑了一下，但很快便想起是“維爾納”。
那人注意到我猶疑了一下，大吼道：“你對他這麼感興趣，起碼該知道他的名字吧！”我的火氣也上來了，回嘴道：“絕對不可能弄錯的。
大家都知馮·德·舒倫堡伯爵大使隻有一位，而且他已70多歲，我從來沒直呼過他的名字。
”他接着叫我在一張紙上寫下伯爵的全名，還有我自己的名字及地址等。
我又加了幾句問候的話，問他需要我再帶什麼來。
交出那張紙時，我的心往下一沉，不過已經走到那步田地，也無所謂了；如果他們真想追查我，那可容易得很。
那人再度消失前，我看見他跟兩個同黨商量了一會兒。
後來他終于回來了，把包裹丢還給我，不屑地說：“他不在這裡！你若想打聽别的事，去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蓋世太保總部問！”我覺得全身不對勁地走出來，然後在街角一家商店的窗前瞥見自己的臉：是綠色的。
我把經過情形告訴羅瑪莉，決定先回家，讓她繼續去嘗試遞送她的包裹。
等她回瑪莉亞家時，似乎已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她一直在哭，說她在監獄裡等那位替她傳紙條給亞當的獄卒，後來他終于出現，卻仍然不理她。
她隻好放棄離開。
另一名獄卒一直在旁監視她，跟着她出來，一直走到地下通道，然後對她耳語道：“為什麼你還每天都來？他們把你當傻瓜耍！我注意你很久了，看你傳信進去，告訴你：他已經死了！”他指的是亞當；他大概以為她很愛亞當。
然後他又說：“我再也受不了看那些人受罪了。
我快瘋了。
我決定回前線，當初我根本不想要這份差事。
你送進去的那些紙條，其他人看了，都快把腰笑斷了。
求求你，聽我的話，别再回去！盡快離開柏林。
現在有人在監視你。
替你傳紙條的那名獄卒也已經被調回總部了，他們也不信任他……”當初就是那個人叫她寫紙條給亞當的——“他一定會很高興！”羅瑪莉現在不知道該相信誰。
萊特街監獄于1840年建成，仿照倫敦本頓維爾監獄的設計，建築呈星形，共有四道側翼，其中一道為軍方監獄，由軍方管理，另外兩道由蓋世太保接管，囚禁政治犯。
大部分“七月密謀”的涉案人犯都關在這裡。
根據生還犯人後來的描述，獄中情況凄慘：四面牆、一張床（白天禁止躺下）、一把木凳、角落裡釘一張靠牆的小桌、一個臨時拼裝的馬桶——由警衛提供舊報紙做為草紙，沒有紙筆，沒有書，沒有報紙，不準去中庭散步透氣，看不見外面的世界。
警衛由一般獄卒擔任，但他們也受到黨衛軍嚴密的監視；這些黨衛軍多為德裔外國人，從東歐遷回德國，因長期在俄國打遊擊戰，早已習慣殘暴的行為。
打掃牢房、送飯及傳送刮胡用具的工作，都由模範囚犯擔任；他們多為猶太人、别的政治犯或耶和華見證人會的信徒。
除了後者因信仰的宗教不允許他們參與政治，多數拒絕幫助受苦的牢友之外，其他的模範囚犯經常成為犯人與外界唯一的聯系管道。
牢房内從傍晚到天明都點着燈，隻有碰到盟軍轟炸機群飛越上空才熄滅。
空襲時警衛躲入地窖，犯人則戴着腳鐐手铐待在牢房内。
有一次，一道側翼被炸中，許多人犯因此遇害。
奇怪的是，好幾位生還者都表示，遭到轟炸時其實是他們感覺最平靜的時刻，因為那是唯一不受監視的時刻。
囚犯（大多信仰基督教）中有幾位神職人員。
天主教的神父借賄賂或與警衛友好，甚至能夠接受其他犯人的告解及忏悔：由模範囚犯用密封信封傳送告解内容，再用另一個信封帶回神父的赦免詞和一片聖餅。
因此囚徒即使面對單獨幽禁以及絕對不準開口交談的規定，他們對基督的信仰仍在監獄中形成一股就連蓋世太保也無法摧毀的強大力量。
每天我們都在珀西·弗雷的陪同下去看托尼·紹爾馬的律師。
他是個頭發少年白的年輕人，公餘時間是畫家，可能是個同性戀，但肯定很聰明。
今天他聽羅瑪莉·舍恩貝格說完她去探監的經過之後，兩手一攤，說她非立刻離開柏林不可：這樣去探監簡直瘋狂，到頭來我們一定也會被逮捕；而且我們這樣做對誰都沒有好處！他也認為亞當·特羅特還活着，但他接着說：“死了倒比他現在活受罪好。
”我似乎是唯一一個盼望戰争趕快結束，讓他還有機會活下去的人。
我們決定羅瑪莉必須回鄉間去和家人住。
她留在柏林并不能幫助任何人，反而一定會被逮捕，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将繼續每天送東西給托尼；至少她是個新面孔。
問題是現在除非持有特别通行證，否則很難離開柏林。
不過羅瑪莉剛接到一封電報，說她祖父病危，或許她可以靠這封電報買到車票。
9月3日，星期日 今天雖然是禮拜天，我仍得去辦公室——值空襲班。
我什麼工作都沒做，隻不斷練習手風琴。
接近傍晚時，艾伯特·埃爾茨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來看我，我們坐着聊天，聊着聊着，艾伯特突然掏出手槍大吼道：“西克斯在哪裡？我要取他的首級！”說完便想沖下樓去。
我扯住他的空軍制服，因為西克斯博士正好在他辦公室裡工作。
稍後我們去珀西·弗雷家吃晚餐。
途中艾伯特不斷停車，見到警察就問他們，對海爾多夫伯爵有何看法。
他想看看他們知道多少，如果他們表示整個事件好比“豬舍”，他才繼續聽下去。
他真的很瘋狂！這種歇斯底裡的表現，隻能說是長期承受心理壓力後的激烈反應。
晚上發生嚴重空襲；我們待在面對普爾西住處的地窖裡，因為不敢再回托尼家。
9月4日，星期一 羅瑪莉·舍恩貝格今天早上回家，她甚至懶得去申請官方通行證。
格斯多夫派一位家仆陪她去車站，看着她跳上一列已經開動的火車；她買了一張月台票，混過剪票口。
女仆說她看到的最後一幕，是一名乘務員對着羅瑪莉大聲喊叫。
雖然我一直催促她離開，卻很擔心她這樣魯莽行動可能招緻當局翻出她所有的舊賬。
不過托尼·紹爾馬的律師和瑪莉亞·格斯多夫都大松了一口氣。
我打算再多待一陣子，因為明天托尼便将上軍事法庭接受初審。
律師對第二條罪狀，即他表示“下次運氣或許會好一點”，感到悲觀。
光是那句話就可以讓托尼送命。
幸好他的長官發給他一張褒揚狀。
律師說托尼身體很好，情緒也不太低落。
他教他如何答辯，别表現得太具攻擊性。
我現在很後悔當初勸他打消逃亡瑞士的主意，否則他可能早就安全了。
我還記得托尼告訴我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被捕當晚的情形；當時他正開車下西裡西亞，警方設下路障，也把他攔住。
他請警察抽煙，大家聊起天來，他們給他看一張通緝令，指示要逮捕一個駕着一輛銀色太脫拉、載一位女孩的男人。
他立刻猜到那便是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因為他知道那天晚上他倆準備去賴因費爾特。
他覺得他們一定到不了，不過他們因為車子拋錨，便棄車改搭火車，才安全抵達賴因費爾特。
9月5日，星期二 托尼·紹爾馬第一天出庭。
結果庭上立刻宣布将審判延後兩周，以搜集來自西裡西亞的資料。
這年頭能拖就是好事，不過律師很擔心，因為證據愈積愈多，沒有一條對托尼有利。
現在就看法官為人如何。
今天我也寫了一封信給托尼，因為明天我将離城赴柯尼希斯瓦特。
盡管托尼的律師認為亞當·特羅特還活着，如今辦公室裡的朋友卻都相信他已經死了。
不論如何，沒有一個人能夠幫他或幫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或舒倫堡伯爵。
多虧奧托·俾斯麥锲而不舍努力拖延時間，戈特弗裡德的審判似乎也一再延期。
報上到現在仍未提起他的名字。
的确，一個姓俾斯麥的人居然也想殺希特勒，聽起來實在難堪；就連“那些人”也了解這一點。
我們隻能祈禱和等待，盼望他能夠活下去。
現在我也應該離開柏林了。
我還剩下一些病假可以利用。
能夠離開令我安心，同時也令我沮喪。
過去幾周來，我們一直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整天腦海裡隻想着最近發生的事，其他的事都無暇顧及。
雖然痛苦不堪，但我早已習慣活在廢墟裡，日夜嗅聞彌漫在空氣中的煤氣味，混合着瓦礫堆、鏽鐵，甚至加上腐爛屍臭的味道，想到柯尼希斯瓦特翠綠的田野、甯靜的夜晚和清新的空氣，竟令我感到害怕。
往事曆曆，我的柏林生活似乎就将結束。
保羅·梅特涅和塔蒂阿娜将在八天後和我在維也納會面，到時候必定會努力說服我繼續待在柯尼希斯瓦特，把身體養好。
若身在遠方，或許我還能抗拒家庭壓力，一旦團聚，我可能就會同意。
這幾周來，我一直害怕盟軍會繼續廣播有關“七月密謀”的細節（跟剛開始時一樣），暴露亞當出國旅行的真正目的，因而對他造成更大的傷害；不過盟軍對亞當特别仁慈，态度謹慎，隻在德國報紙宣布他已遭處決後才開始寫他。
黨衛隊官方周報《黑色軍團》最近大肆謾罵“流着貴族血液的豬猡和叛國賊”，但褐衫軍的機關雜志《襲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語氣卻出人意料，表示在這場戰争中，德國沒有一個社會階級在比例上，比貴族階級做出更大的犧牲、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及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看來有些納粹黨員已在替自己鋪後路。
大戰結束後，各方證據透露，德國面對即将來臨的失敗，就連黨衛隊——從希姆萊開始——也開始舉棋不定。
希姆萊早在1942年便曾問過他的芬蘭按摩師克斯滕：“你覺得那個人是不是瘋子？”他同時開始建立希特勒的醫療檔案。
斯大林格勒之役使他對希特勒的信心更加動搖，于是，如前文所提，西克斯自1944年便代表希姆萊向盟軍提出和平試探。
有些黨衛軍高級将領的态度更積極。
如刑事警察局長、黨衛軍奈比中将，雖然自己曾在東歐屠殺無數，卻與“七月密謀”集團走得很近，後來亦被處絞刑。
有一段時間，黨衛軍施坦因納将軍及迪特裡希将軍——後者擔任希特勒私人護衛隊隊長多年，亦是1934年執行他所策劃之“長刀之夜”的主要領導人——曾共同計劃突擊希特勒的司令部。
接替卡納裡斯管理軍事情報局及安全局合并後情報機關的黨衛軍舍倫貝格亦曾打算綁架希特勒，交給盟軍。
“七月密謀”事發期間與之後，希姆萊駐法國巴黎的黨衛軍代表奧貝格中将亦态度相當暧昧。
軸心國軍隊在意大利投降，黨衛軍沃爾夫中将是關鍵人物。
1945年春天，安排帝國行政總監希姆萊與瑞典的貝納多特伯爵會談的便是舍倫貝格，希姆萊因此在最後一刻決定結束戰争。
皮策·西門子昨天來吃午餐；她是瑪莉亞·格斯多夫的好朋友，還在為她和維茨勒本陸軍元帥一起被絞死的兄弟彼得·約克服喪哀悼。
以如此傳統的方式紀念如此反傳統的死亡，似乎完全無法表達一個人内心真正的哀恸。
她問了我許多關于亞當的問題，因為他們都是朋友，但我們并沒有提起他的兄弟。
我會無言以對。
手上為了打開托尼在被捕前帶給我們吃的生蚝所劃破的傷口，至今尚未消失。
維也納9月6日，星期三 待在柏林的最後一晚與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與喬吉·帕彭海姆共度。
喬吉陪我坐電車回家，一路吹奏口琴，令同車的乘客大樂。
結果他留下來過夜，因為隻有瑪莉亞和我在家，我們怕又有空襲，希望有個男人在旁邊。
他睡在會客室的沙發上，我睡另一張。
早上廚子老瑪莎叫醒我時，哼哼鼻子說：“我年輕的時候哪能這樣！都是‘七月密謀’，把整個世界都鬧翻了！”
她寫道：“需要我們送什麼東西給你？愛你的蜜絲和羅瑪莉。
”她問那人亞當是不是在挨餓；他說不，俾斯麥伯爵跟他分享他的包裹。
如果我們能夠确定那男人沒有說謊，那該有多好！（亞當·馮·特羅特就在這一天在普羅增西監獄内被處絞刑。
） 我們仍然沒有舒倫堡伯爵的消息，隻知道編号100号以上的牢房裡面，關的人犯仍有活下去的希望；99号以下的人犯都已判處死刑。
戈特弗裡德被關在184号；亞當被關在97号。
據說他們都戴了鐵鍊。
亞曆克斯·韋特已救回亞當的小孩，現在都住在鄉間，可是他太太克拉瑞塔仍在獄中。
施陶芬貝格的小孩已改名，住在孤兒院裡，但消息走漏，所以日後或許有希望再找到他們。
密謀者的小孩總計有50名，有些還在襁褓中。
納粹最初計劃将父母及較年長的兄姐都殺掉，讓剩下的改名後寄養在黨衛軍家庭及學校内，教育他們成為納粹黨員。
不知為何緣故，這個計劃後來作廢。
1944年10月，他們讓其中一部分孩子回家，其他則藏在普通寄宿學校裡。
直到戰争結束一段時間之後，所有的家庭才全部團圓。
據說戈特弗裡德的侄女菲利帕·馮·布雷多也将被送上“人民法庭”受審；他們已逼她招供，她承認事前便從年輕的海夫騰那裡得知企圖暗殺希特勒的日期。
我和奧托及安·瑪莉·俾斯麥長談。
他們倆也在格斯多夫家，正在設法見到當權的人。
羅瑪莉·舍恩貝格認為有些獄卒願意接受賄賂，條件是必須帶他們一起逃脫。
她希望俾斯麥家族拿出傳家的珍珠，我們自己也有一點貴重物品可以貢獻。
看來每位犯人都由六位獄卒看守。
即使我們成功地賄賂了所有的人，日後還得設法将三名犯人和18位獄卒偷偷送出國境。
我可以想象珀西·弗雷的臉色！安·瑪莉突然爆出一句挖苦話：“幹脆在滕珀爾霍夫機場開一場雞尾酒會，列隊替他們送行算了！”我們的這番讨論都是在阿德隆樓上私人房間内進行的。
戈特弗裡德·克拉姆從鄉間回來，看見他我并不高興；又得多替一個人擔心。
我們上一次見面便在7月20日，他也是亞當·特羅特的朋友，所以至少說話不用忌諱。
現在他說：“我不要聽他們現在的情況，我隻想知道他們是否還有機會活下去、出獄；誰還沒被抓起來？什麼時候打算再試一次？如果他們有這個打算，我一定兩肋插刀！”同時他對施陶芬貝格的炸彈竟然炸死了一位自己人——戰前著名的馬術表演冠軍勃蘭特上校——非常不以為然。
爆炸時勃蘭特也在希特勒的會議室内，當場斃命。
事後他先和其他“叛國罪行”受難者一起以軍禮下葬，後來當局在某名單上發現他的名字，便掘屍火化，将他的骨灰撒在風中。
勃蘭特上校為德國陸軍總部作戰部門内的資深軍官，雖未積極參與密謀，卻與許多密謀者友好，亦同情他們的理想。
早在1943年另一次企圖暗殺希特勒的行動中，他便差一點喪命；當時元首一行人從東線飛回拉斯坦堡，在飛機上開慶功宴，一瓶内裝炸彈的白蘭地并未如計劃爆炸！7月20日當天，正是勃蘭特在無意之間将施陶芬貝格的手提箱移走，救了希特勒一命。
爆炸後，所有站在木台右方的人，包括勃蘭特本人，非死即受重傷。
戈特弗裡德·拉姆要我替他安排與亞曆克斯·韋特會面。
去辦公室當然不可能；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便是格斯多夫家，但不知瑪莉亞同不同意，她現在很替丈夫擔心，因為海因茨和已死的馮·哈澤将軍很親密。
8月27日，星期日 我們花幾乎一整天的時間清掃公寓。
然後珀西·弗雷載我們去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大家坐在花園裡曬太陽。
蜜絲從柏林寫信給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1944年8月28日 附上喬吉寫的幾封信，是他一位朋友在盟軍進駐巴黎之前帶來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過得很好……柏林城内及附近地區已好幾個星期沒有下雨，仿佛住在火爐裡，而且生活中隻見憂慮和悲苦。
每晚都有空襲，白天幾乎也都有，但沒什麼特殊狀況……下個星期我可能會請幾天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否則病假就過期了。
後天我将返回克魯曼修柏兩天。
克魯曼修柏8月30日，星期三 一大早便前往克魯曼修柏，結果在希爾施貝格錯過轉乘火車，等了三個小時。
下火車時，我發現布蘭肯霍恩跟在我後面。
每次看見和亞當·特羅特有關系的人，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掉眼淚。
把皮箱和以前留下的行李放在一起後，我走到外面的街上；布蘭肯霍恩仍然跟在後面。
後來他經過我身邊，低語道：“進公園，挑張長椅坐下，我待會兒過去找你。
”我們從不同的方向，同時走到長椅旁。
他一直等到那個時候才敢開口說話。
他告訴我，他和亞當21日那天曾在格林瓦爾德的樹林裡見了一面。
他問亞當是否燒毀了所有的文件，亞當說他已經做了。
但還是有些文件被搜了出來，大部分都是他出國時記的備忘錄。
怎麼這麼傻！我問布蘭肯霍恩他們會不會殺亞當。
他說：“毫無疑問！”我告訴他舒倫堡伯爵也失蹤了。
這一點他并不知道；不過他說如果伯爵真被逮捕了，肯定也難逃一死。
我說：“不可能。
這樣會在國外造成太大的醜聞！”“你想他們會在乎嗎？”他告訴我格德勒之前在布裡斯托爾旅館内租了一個房間，把所有的秘密文件全藏在房内的保險櫃裡。
去年2月，布裡斯托爾被一枚空雷炸毀，結果暗殺希特勒事件發生兩個星期之後，有人意外在瓦礫堆裡發現并掘出那個保險箱。
保險箱不僅完好無損，裡面的文件一份也沒少，而且有幾份上面還有馮·哈塞爾大使親筆的加注和修正；所以哈塞爾才會遭到逮捕。
布蘭肯霍恩說每天都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
我們将搭同一班火車去克魯曼修柏，但約好不再見面。
我真高興他還是自由身，祈禱他們别來抓他。
後天我将返回柏林，打算把所有剩下的東西全部打包，寄去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雖然城堡現在隻修複了屋頂的部分，不過一定有谷倉或别的地方可以暫時寄放我的東西。
克魯曼修柏仿佛與世隔絕，令我無法忍受；沒有了舒倫堡伯爵，讓我更覺得痛苦。
我去找他的屬下聊天；他們還不知道他已失蹤，不過他的秘書席林小姐，和助理（感謝上帝，他沒有待在瑞士不回來！）都已被召去柏林，想必很快就會發現。
因涉及“七月密謀”遭到處決的人數仍無定論。
根據納粹黨官方消息來源，兵變後被捕總人數達7000左右，共5764人在1944年遭到處決，接着又有5684人在1945年納粹統治下的最後五個月内被處決。
這些人當中，約有160人到200人直接涉及密謀案，包括：21位将軍、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資深外交官、1位部長、3位國務秘書、刑事警察局局長及數位高級首長、地方首長及警察局高官。
柏林9月1日，星期五 大戰爆發至今已滿五周年。
午餐時間回到柏林，直接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
她看起來比平常蒼白，平靜地對我說：“蜜絲，你必須在這裡住下來。
羅瑪莉·舍恩貝格和珀西·弗雷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搬來了，”她指指我躺在地下、露出幾個沙袋的行李。
“托尼·紹爾馬昨天早上被逮捕了，”罪名是：曾經對着元首的照片開槍，而且在施陶芬貝格暗殺未果之後表示：“沒關系，或許下一次運氣會好些！”珀西已找到一名律師，他在他們辦公室替瑞士人工作，保障敵方的利益。
那位律師本身也以反納粹聞名——或許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非常出色，而且就住在沃伊什街附近。
羅瑪莉已搬回阿德隆旅館，也通知了托尼住在西裡西亞的母親。
托尼現在關在萊特街監獄内，不過因為他是軍官，所以将接受軍法審判；這表示即使他被判死刑，也将被槍決，而非絞死——我們是否應該為此感到安慰呢？ 9月2日，星期六 羅瑪莉·舍恩貝格也搬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和我一起住在戈特弗裡德·克拉姆以前住的房間裡。
她心情太壞，不該一個人住，而且我們甯願一起面對警方，萬一…… 父親進城兩天，又回柯尼希斯瓦特了。
他把曾曾祖父的十字架留給我，當初曾曾祖父參加拿破侖對俄戰争，一直戴着它；父親說當初十字架救了他，現在也會救我。
同時羅瑪莉和萊特街監獄附近一家面包店主人交上了朋友，他在監獄裡兼差當獄卒，已經送了些香煙和幾封信給托尼·紹爾馬。
她現在每天都去那裡，希望能拿到亞當·特羅特的回複紙條，可是替他傳紙條的那位獄卒現在躲着她。
不過兩天前他還說：“舒倫堡伯爵需要幫助，他的身體愈來愈虛弱了。
”證明了他的确也被關在那座監獄裡。
我将負責送食物給他，因為我們必須盡量分開行動。
一整個下午，我們都在切面包和烤一隻奧托·俾斯麥送來的很小的雞。
然後把所有食物分成三份，一份給大使，一份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一份給亞當。
羅瑪莉還準備了水果和蔬菜給托尼，因為後者不準吃面包和肉，或任何補充精力的東西。
獄方故意餓他們，好逼他們“合作”！ 珀西·弗雷開車來接我們，然後讓我們在離監獄一段距離外的地方下車。
羅瑪莉教我該怎麼做，但我仍然雙腿發軟。
這是我第一次去那裡。
監獄是一棟紅磚建築，從外面看就跟普通軍營一樣。
我們約好由我要求見伯爵，羅瑪莉從另一個入口去找托尼。
等我出現後，她再進去遞送給戈特弗裡德和亞當的包裹。
每座大門都由兩名黨衛軍把守，進門後是中庭，然後是一扇巨大的前門，也由兩名黨衛軍把守，他們把我攔下。
我說我想找蓋世太保談話，其中一名警衛便領我沿着一條寬闊的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金絲雀黃的巨大鐵門前，門的左方有一個小窗，窗後坐了一個胖子，也身穿黨衛軍制服。
他問我想幹什麼，我拿出包裹，表示想把它送給馮·德·舒倫堡伯爵大使。
他叫我等一下，然後就消失了。
同時鐵門打開好幾次，走出幾名警衛。
每次我都乘機往裡面瞄，看見一大塊空地，上面搭起很多窄小的波狀鐵皮樓梯間，通往高低不同的平台；牢房便沿平台兩邊延伸出去，牢門都沒接到屋頂，就像低級廁所的門。
整個地方非常嘈雜，警衛穿着厚重馬靴踱來踱去，彼此吹口哨、大聲吼叫，景象令人作嘔。
不一會兒那名獄卒就回來了，問我伯爵的教名是什麼。
我遲疑了一下，但很快便想起是“維爾納”。
那人注意到我猶疑了一下，大吼道：“你對他這麼感興趣，起碼該知道他的名字吧！”我的火氣也上來了，回嘴道：“絕對不可能弄錯的。
大家都知馮·德·舒倫堡伯爵大使隻有一位，而且他已70多歲，我從來沒直呼過他的名字。
”他接着叫我在一張紙上寫下伯爵的全名，還有我自己的名字及地址等。
我又加了幾句問候的話，問他需要我再帶什麼來。
交出那張紙時，我的心往下一沉，不過已經走到那步田地，也無所謂了；如果他們真想追查我，那可容易得很。
那人再度消失前，我看見他跟兩個同黨商量了一會兒。
後來他終于回來了，把包裹丢還給我，不屑地說：“他不在這裡！你若想打聽别的事，去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蓋世太保總部問！”我覺得全身不對勁地走出來，然後在街角一家商店的窗前瞥見自己的臉：是綠色的。
我把經過情形告訴羅瑪莉，決定先回家，讓她繼續去嘗試遞送她的包裹。
等她回瑪莉亞家時，似乎已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她一直在哭，說她在監獄裡等那位替她傳紙條給亞當的獄卒，後來他終于出現，卻仍然不理她。
她隻好放棄離開。
另一名獄卒一直在旁監視她，跟着她出來，一直走到地下通道，然後對她耳語道：“為什麼你還每天都來？他們把你當傻瓜耍！我注意你很久了，看你傳信進去，告訴你：他已經死了！”他指的是亞當；他大概以為她很愛亞當。
然後他又說：“我再也受不了看那些人受罪了。
我快瘋了。
我決定回前線，當初我根本不想要這份差事。
你送進去的那些紙條，其他人看了，都快把腰笑斷了。
求求你，聽我的話，别再回去！盡快離開柏林。
現在有人在監視你。
替你傳紙條的那名獄卒也已經被調回總部了，他們也不信任他……”當初就是那個人叫她寫紙條給亞當的——“他一定會很高興！”羅瑪莉現在不知道該相信誰。
萊特街監獄于1840年建成，仿照倫敦本頓維爾監獄的設計，建築呈星形，共有四道側翼，其中一道為軍方監獄，由軍方管理，另外兩道由蓋世太保接管，囚禁政治犯。
大部分“七月密謀”的涉案人犯都關在這裡。
根據生還犯人後來的描述，獄中情況凄慘：四面牆、一張床（白天禁止躺下）、一把木凳、角落裡釘一張靠牆的小桌、一個臨時拼裝的馬桶——由警衛提供舊報紙做為草紙，沒有紙筆，沒有書，沒有報紙，不準去中庭散步透氣，看不見外面的世界。
警衛由一般獄卒擔任，但他們也受到黨衛軍嚴密的監視；這些黨衛軍多為德裔外國人，從東歐遷回德國，因長期在俄國打遊擊戰，早已習慣殘暴的行為。
打掃牢房、送飯及傳送刮胡用具的工作，都由模範囚犯擔任；他們多為猶太人、别的政治犯或耶和華見證人會的信徒。
除了後者因信仰的宗教不允許他們參與政治，多數拒絕幫助受苦的牢友之外，其他的模範囚犯經常成為犯人與外界唯一的聯系管道。
牢房内從傍晚到天明都點着燈，隻有碰到盟軍轟炸機群飛越上空才熄滅。
空襲時警衛躲入地窖，犯人則戴着腳鐐手铐待在牢房内。
有一次，一道側翼被炸中，許多人犯因此遇害。
奇怪的是，好幾位生還者都表示，遭到轟炸時其實是他們感覺最平靜的時刻，因為那是唯一不受監視的時刻。
囚犯（大多信仰基督教）中有幾位神職人員。
天主教的神父借賄賂或與警衛友好，甚至能夠接受其他犯人的告解及忏悔：由模範囚犯用密封信封傳送告解内容，再用另一個信封帶回神父的赦免詞和一片聖餅。
因此囚徒即使面對單獨幽禁以及絕對不準開口交談的規定，他們對基督的信仰仍在監獄中形成一股就連蓋世太保也無法摧毀的強大力量。
每天我們都在珀西·弗雷的陪同下去看托尼·紹爾馬的律師。
他是個頭發少年白的年輕人，公餘時間是畫家，可能是個同性戀，但肯定很聰明。
今天他聽羅瑪莉·舍恩貝格說完她去探監的經過之後，兩手一攤，說她非立刻離開柏林不可：這樣去探監簡直瘋狂，到頭來我們一定也會被逮捕；而且我們這樣做對誰都沒有好處！他也認為亞當·特羅特還活着，但他接着說：“死了倒比他現在活受罪好。
”我似乎是唯一一個盼望戰争趕快結束，讓他還有機會活下去的人。
我們決定羅瑪莉必須回鄉間去和家人住。
她留在柏林并不能幫助任何人，反而一定會被逮捕，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将繼續每天送東西給托尼；至少她是個新面孔。
問題是現在除非持有特别通行證，否則很難離開柏林。
不過羅瑪莉剛接到一封電報，說她祖父病危，或許她可以靠這封電報買到車票。
9月3日，星期日 今天雖然是禮拜天，我仍得去辦公室——值空襲班。
我什麼工作都沒做，隻不斷練習手風琴。
接近傍晚時，艾伯特·埃爾茨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來看我，我們坐着聊天，聊着聊着，艾伯特突然掏出手槍大吼道：“西克斯在哪裡？我要取他的首級！”說完便想沖下樓去。
我扯住他的空軍制服，因為西克斯博士正好在他辦公室裡工作。
稍後我們去珀西·弗雷家吃晚餐。
途中艾伯特不斷停車，見到警察就問他們，對海爾多夫伯爵有何看法。
他想看看他們知道多少，如果他們表示整個事件好比“豬舍”，他才繼續聽下去。
他真的很瘋狂！這種歇斯底裡的表現，隻能說是長期承受心理壓力後的激烈反應。
晚上發生嚴重空襲；我們待在面對普爾西住處的地窖裡，因為不敢再回托尼家。
9月4日，星期一 羅瑪莉·舍恩貝格今天早上回家，她甚至懶得去申請官方通行證。
格斯多夫派一位家仆陪她去車站，看着她跳上一列已經開動的火車；她買了一張月台票，混過剪票口。
女仆說她看到的最後一幕，是一名乘務員對着羅瑪莉大聲喊叫。
雖然我一直催促她離開，卻很擔心她這樣魯莽行動可能招緻當局翻出她所有的舊賬。
不過托尼·紹爾馬的律師和瑪莉亞·格斯多夫都大松了一口氣。
我打算再多待一陣子，因為明天托尼便将上軍事法庭接受初審。
律師對第二條罪狀，即他表示“下次運氣或許會好一點”，感到悲觀。
光是那句話就可以讓托尼送命。
幸好他的長官發給他一張褒揚狀。
律師說托尼身體很好，情緒也不太低落。
他教他如何答辯，别表現得太具攻擊性。
我現在很後悔當初勸他打消逃亡瑞士的主意，否則他可能早就安全了。
我還記得托尼告訴我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被捕當晚的情形；當時他正開車下西裡西亞，警方設下路障，也把他攔住。
他請警察抽煙，大家聊起天來，他們給他看一張通緝令，指示要逮捕一個駕着一輛銀色太脫拉、載一位女孩的男人。
他立刻猜到那便是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因為他知道那天晚上他倆準備去賴因費爾特。
他覺得他們一定到不了，不過他們因為車子拋錨，便棄車改搭火車，才安全抵達賴因費爾特。
9月5日，星期二 托尼·紹爾馬第一天出庭。
結果庭上立刻宣布将審判延後兩周，以搜集來自西裡西亞的資料。
這年頭能拖就是好事，不過律師很擔心，因為證據愈積愈多，沒有一條對托尼有利。
現在就看法官為人如何。
今天我也寫了一封信給托尼，因為明天我将離城赴柯尼希斯瓦特。
盡管托尼的律師認為亞當·特羅特還活着，如今辦公室裡的朋友卻都相信他已經死了。
不論如何，沒有一個人能夠幫他或幫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或舒倫堡伯爵。
多虧奧托·俾斯麥锲而不舍努力拖延時間，戈特弗裡德的審判似乎也一再延期。
報上到現在仍未提起他的名字。
的确，一個姓俾斯麥的人居然也想殺希特勒，聽起來實在難堪；就連“那些人”也了解這一點。
我們隻能祈禱和等待，盼望他能夠活下去。
現在我也應該離開柏林了。
我還剩下一些病假可以利用。
能夠離開令我安心，同時也令我沮喪。
過去幾周來，我們一直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整天腦海裡隻想着最近發生的事，其他的事都無暇顧及。
雖然痛苦不堪，但我早已習慣活在廢墟裡，日夜嗅聞彌漫在空氣中的煤氣味，混合着瓦礫堆、鏽鐵，甚至加上腐爛屍臭的味道，想到柯尼希斯瓦特翠綠的田野、甯靜的夜晚和清新的空氣，竟令我感到害怕。
往事曆曆，我的柏林生活似乎就将結束。
保羅·梅特涅和塔蒂阿娜将在八天後和我在維也納會面，到時候必定會努力說服我繼續待在柯尼希斯瓦特，把身體養好。
若身在遠方，或許我還能抗拒家庭壓力，一旦團聚，我可能就會同意。
這幾周來，我一直害怕盟軍會繼續廣播有關“七月密謀”的細節（跟剛開始時一樣），暴露亞當出國旅行的真正目的，因而對他造成更大的傷害；不過盟軍對亞當特别仁慈，态度謹慎，隻在德國報紙宣布他已遭處決後才開始寫他。
黨衛隊官方周報《黑色軍團》最近大肆謾罵“流着貴族血液的豬猡和叛國賊”，但褐衫軍的機關雜志《襲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語氣卻出人意料，表示在這場戰争中，德國沒有一個社會階級在比例上，比貴族階級做出更大的犧牲、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及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看來有些納粹黨員已在替自己鋪後路。
大戰結束後，各方證據透露，德國面對即将來臨的失敗，就連黨衛隊——從希姆萊開始——也開始舉棋不定。
希姆萊早在1942年便曾問過他的芬蘭按摩師克斯滕：“你覺得那個人是不是瘋子？”他同時開始建立希特勒的醫療檔案。
斯大林格勒之役使他對希特勒的信心更加動搖，于是，如前文所提，西克斯自1944年便代表希姆萊向盟軍提出和平試探。
有些黨衛軍高級将領的态度更積極。
如刑事警察局長、黨衛軍奈比中将，雖然自己曾在東歐屠殺無數，卻與“七月密謀”集團走得很近，後來亦被處絞刑。
有一段時間，黨衛軍施坦因納将軍及迪特裡希将軍——後者擔任希特勒私人護衛隊隊長多年，亦是1934年執行他所策劃之“長刀之夜”的主要領導人——曾共同計劃突擊希特勒的司令部。
接替卡納裡斯管理軍事情報局及安全局合并後情報機關的黨衛軍舍倫貝格亦曾打算綁架希特勒，交給盟軍。
“七月密謀”事發期間與之後，希姆萊駐法國巴黎的黨衛軍代表奧貝格中将亦态度相當暧昧。
軸心國軍隊在意大利投降，黨衛軍沃爾夫中将是關鍵人物。
1945年春天，安排帝國行政總監希姆萊與瑞典的貝納多特伯爵會談的便是舍倫貝格，希姆萊因此在最後一刻決定結束戰争。
皮策·西門子昨天來吃午餐；她是瑪莉亞·格斯多夫的好朋友，還在為她和維茨勒本陸軍元帥一起被絞死的兄弟彼得·約克服喪哀悼。
以如此傳統的方式紀念如此反傳統的死亡，似乎完全無法表達一個人内心真正的哀恸。
她問了我許多關于亞當的問題，因為他們都是朋友，但我們并沒有提起他的兄弟。
我會無言以對。
手上為了打開托尼在被捕前帶給我們吃的生蚝所劃破的傷口，至今尚未消失。
維也納9月6日，星期三 待在柏林的最後一晚與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與喬吉·帕彭海姆共度。
喬吉陪我坐電車回家，一路吹奏口琴，令同車的乘客大樂。
結果他留下來過夜，因為隻有瑪莉亞和我在家，我們怕又有空襲，希望有個男人在旁邊。
他睡在會客室的沙發上，我睡另一張。
早上廚子老瑪莎叫醒我時，哼哼鼻子說：“我年輕的時候哪能這樣！都是‘七月密謀’，把整個世界都鬧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