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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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希斯瓦特1944年1月1日，星期六
直到黎明，保羅·梅特涅才到家。
聖誕樹在塔蒂阿娜的房内點亮，我們以香槟及果醬餡餅慶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燒掉寫有新年願望的小紙片，喂蘇格蘭犬“雪莉”吃很多點心——後果慘不忍睹！ 現在我正在收拾行李，準備搭午夜列車回柏林。
柏林1月2日，星期日 母親陪我坐車到馬林巴德車站，雪下得很大。
火車照例遲到。
我們在冰庫似的車站裡坐了一小時。
正當火車駛進站時，空襲警報聲響。
本來搭夜車就是希望能夠避開每晚幾乎都會發生的空襲，還是逃不過；一大早抵達柏林。
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錯了車廂，裡面擠滿從巴爾幹半島返國、東倒西歪的士兵，個個儀容不整，大多臉上蓄着幾個星期沒刮的大胡子。
他們立刻開始整理頭發，穿衣服。
後來一位女性稽查員叫我換車廂，但因為飛機還在頭頂上飛來飛去，我決定留在原地，接受母親每次在信中譏稱為“穿藍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價小說裡讀來的）的保護。
她必須冒着空襲坐車趕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擔心；我也替車上的乘客擔心，因為火車在雪地上會非常顯眼。
不過盟軍飛機顯然有更重要的目标待炸，我們平安抵達萊比錫，正好趕上另一班火車。
到柏林城郊時，火車又受阻四個半小時。
多處鐵軌被炸壞，火車必須輪流等待通過。
有些乘客變得歇斯底裡，從窗口爬出去，決定步行。
我留在車上，終于在下午3點抵達安哈爾特車站，接着發現一輛開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駛的巴士。
據我觀察，柏林和我在五周前離開時比較起來，變化不大，倒是整潔了些，街道上的殘物多已清掃幹淨。
我們家那一區比我經過的其他區域都糟，因為有兩枚空雷分别落在呂措大街兩邊，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廣場，周圍别墅全被炸毀。
廚子老瑪莎帶我巡視整棟房子，眼前景象令人驚駭：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飄進來打在鋼琴上……我把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火雞和葡萄酒放好，喝了點湯稍事休息，再搭火車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靜。
廚子給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來給職員的聖誕禮物）。
雖然管家曾經對羅瑪莉·舍恩貝格抱怨說，我們倆住在這裡時，家裡“簡直跟美國西部一樣鬧哄哄的”，但看見我她似乎還是很高興。
吃過晚餐，我隻從行李中拿出一點東西就上床了，因為我覺得這次并不會住太久。
深夜2點，警報開始響。
波茨坦城裡及附近射擊聲不斷，因為家裡隻有我和女仆們，大家便乖乖到地窖裡去躲避。
我的神經衰弱顯然沒有改善，聽見幾枚炸彈咻咻飛進官邸附近，仍吓得直打哆嗦。
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個幾小時，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準時九點到辦公室。
以前情報司有好幾個辦公地點，現在隻剩下前波蘭大使館一棟建築，司内工作等于停擺，每個人都想趕在下午4點離開，好在天黑空襲開始前趕回家。
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幾個小時進城，其中一位秘書來回車程需七小時，所以等于隻工作一小時。
換作是我，根本不來了。
我們八個人在同一個房間内上班，那是前波蘭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華的衣櫥、鏡子和美麗的地毯之外，實在不太适合當辦公室。
每個人的神經似乎都拉得很緊，前幾天樓下兩位秘書才打了一架。
我發覺人們不堪其擾的臉孔比殘破的街景更令人沮喪。
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沒機會從極度疲勞裡恢複過來的結果。
法官裡克特急壞了；前兩次空襲中有幾枚炸彈落在韋爾德村裡，而他的家人（太太和兩個小孩，一個1歲，一個2歲）住的房子沒有地窖。
他即将前往意大利六周，與拉恩大使會合，我提議他帶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
她現在收容了很多來自遭轟炸城市的難民，一定很樂意接納她們。
我的直屬上司布特納顯得既挑剔又焦躁，或許是因為頭部受傷的關系。
不過他已将羅瑪莉·舍恩貝格和厄施·馮·德·格勒本調來我們部門，讓我很開心。
我很高興看到除了他之外，司裡所有的好人幾乎都留在柏林，不過聽說我們即将撤退到西裡西亞與捷克邊界上巨人山内的一個名叫“克魯曼修柏”的村莊；整個外交部都會遷過去，上級希望我能夠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照片檔案（舊檔案已在11月的空襲中被毀）。
這份新工作不容易做，因為可用資料太少。
整個早上都和同事聊天，然後和羅瑪莉、亞當·特羅特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便餐。
一如往常，那裡客人還是一大堆。
1月4日，星期二 前幾天布特納要求羅瑪莉·舍恩貝格把所有星期一尚未回來上班的人列清單出來，結果她把司裡所有職員全列了上去，無一例外。
可想而知，他當然暴跳如雷！ 幸好來了一位新同事，很年輕，擔任我們人事處主管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他也是外交部裡最好的人才之一）的高級副官，人很和善，又懂得體諒别人，總是替大家打圓場。
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的人。
有一次海夫騰要求羅瑪莉趕緊去買些兩角錢的郵票，她買不到，便拖拉一長串一分錢的郵票回來。
他亦不計較的一笑置之。
1月5日，星期三 碰見新調來的情報司大主管西克斯博士，他說明天下午1點想見我。
大家都盡量躲他，因為他是黨衛軍高官，人又讨厭，而且那個時間對我來說很不方便，明天是俄國東正教的聖誕節，我想上教堂。
西克斯博士暨教授（生于1906年）是一名“納粹知識分子”，曾擔任柏林大學外國經濟系的系主任，同時兼任國家安全局（R.S.H.A.）“科學研究”及“意識形态研究及分析”部門的主管。
1940年他被任命為黨衛軍内“安全局”（S.D.）英國組組長，計劃在德軍占領英國後，“肅清”英國。
後來該計劃作廢，希特勒将目标轉向蘇聯，西克斯又奉命擔任蘇聯組組長，計劃在占領莫斯科之後，接管全蘇聯的安全檔案。
但莫斯科也到不了手，等待之際，西克斯及其手下被調往斯摩棱斯克，追捕猶太人、蘇聯人民委員及遊擊隊。
生性謹慎的他很快申請調回柏林，進駐黨衛軍忙着滲透的外交部——先從文化司着手，接着是蜜絲服務的情報司。
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來向我借鞋子，因為她所有衣物都在空襲中被毀。
幸好我的鞋她能穿。
1月6日，星期四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趕去教堂。
彌撒極美，但參加的人很少。
我們及時趕回辦公室，我去見西克斯博士。
他先對我噓寒問暖一番，要我“服用救丘吉爾一命的藥”（丘吉爾去年冬天在卡薩布蘭卡感染肺炎），接着進入正題，堅持現階段全民投入戰力，并威脅将“所有的懶骨頭”都調去軍需品工廠，或派去做電車售票員，雲雲。
最後命令我立刻前往克魯曼修柏。
啊！好可怕的一個人！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高興還是難過？近來感覺自己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将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最好還是别刻意抗拒時勢；但我又很想留下來，和朋友們在一起。
1月7日，星期五 以前大部分朋友居住的城區現都已慘不忍睹。
到了晚上，街上一盞燈都沒有，隻見一片被燒毀的房子，一條街接一條街，沒有盡頭。
塔蒂阿娜說馬德裡在經過内戰後，常有不良少年藏在廢墟裡，夜晚出來攻擊路人。
柏林似乎不會出現同樣的情形，但那種空曠死寂，實在詭異。
下午，克勞斯·凱克布希和克萊門斯·卡格内克突然來我們辦公室，後者毛皮領上挂着他受頒的騎士鐵十字勳章。
他正在返回俄國的途中，看見他們這麼英俊，笑得這麼開心，我有點擔心大老闆西克斯會突然出現，但他們不肯走，我隻好安排他們坐在樓梯旁的木頭闆凳上。
克萊門斯拿出一瓶白蘭地，我們輪流喝。
法官裡克特正好經過，他也認識克勞斯，便加入我們的慶祝會。
稍後我去漢斯·弗洛托家，他邀請朋友去家裡喝酒。
他的公寓奇迹似的沒受到損害。
接着克勞斯用借來的奔馳車載我去車站，并且送我一瓶苦艾酒，因為我的生日馬上就到了。
再過兩天他将前往巴黎，緊接着再去滑一個月的雪，表面上是去教新兵滑雪。
他這麼會混，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自從他的坦克車在法國被炸，令他嚴重灼傷，還有他小弟弟馬克斯欽在俄國陣亡後，他便覺得自己理當過舒服日子。
我和艾伯特母女共進晚餐，她們已返回柏林，幾乎每天都待在家裡。
艾琳的兄弟也從根西休假回家；他告訴我在英國陸軍服役的查理·布呂歇爾駐突尼斯期間陣亡。
塔蒂阿娜知道了一定會很難過，戰前她住過他們家。
布呂歇爾兄弟的父系祖先為拿破侖戰争時代著名的普魯士陸軍元帥，母系（母親是蜜絲母親的遠房表親）祖先則是波蘭的拉齊維爾家族。
他倆都在英國受教育，後來入英國籍，大戰爆發後投效英國軍隊。
1月8日，星期六 今晚在波茨坦隻有我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在家，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來吃晚餐，看起來蒼白又疲倦。
報紙現在對他的戰果突然大肆宣揚，前幾天晚上，他在半個小時内擊落了六架轟炸機。
可是他看起來卻好羸弱。
他留下來過夜，幸好警報沒響。
1月11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生日。
早上和辦公室另外一個女孩躲在腓特烈街車站的地下部，空襲開始時，我們正打算去位于泰格爾的謝爾出版公司的照片檔案室。
隧道裡非常擁擠，因為正巧碰上午餐時間。
有人說擠一點沒關系，隻要别碰上女人突然臨盆生寶寶就成了。
我們選了一個覺得最安全的角落，待在幾根粗鐵條下面，希望那些鐵條能撐得住重壓。
警報在一陣激烈射擊（現在變得司空見慣）之後解除。
我們繼續上路，卻很快發現必須花四個小時才到得了目的地，便空手返回辦公室去面對滿臉不悅的老闆。
西克斯博士隻希望看到結果，并不在乎你用什麼手段。
晚上7點回到波茨坦，發現梅勒妮·俾斯麥竟然替我準備了豐盛的生日晚餐，有路格·埃森送的契斯特菲爾德牌香煙，很多香槟，和一個真正的、插了蠟燭的蛋糕，令我十分感動。
1月12日，星期三 今天我再度前往警察局總部去取一些轟炸災情的照片。
肢解屍體的景象向來被公認為最能打擊士氣，所以這類照片都沒有公開。
我差點和海爾多夫伯爵的高級副官起了口角，他是個英俊的年輕人，卻很自以為是，不準我調閱照片，說必須經過長官授權。
我也裝腔作勢地對他說，明天早上我就會跟他的長官見面，會親自跟他讨論這件事，他聽了眼睛鼓得像銅鈴；我掉頭就走。
1月13日，星期四 海爾多夫伯爵一直更改我們的約談時間，最後終于在門口出現，領我走進他的私人密室。
我們先天南地北閑扯了很久，然後提到不久前他希望我做他秘書的事。
我想他大概不信任自己的随從，希望能找一名親信；老天爺，他的确很需要！我說我需要時間考慮。
我必須先找亞當·特羅特商量，這件工作的遠景令我害怕。
因為他過去曾是納粹高階層人士這一背景，使很多人不信任他，但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卻喜歡他，也尊敬他；而且他們倆似乎很親近。
對于他所謂我的“菜單”，我有很多問題。
他給我許多忠告，尤其針對皮克勒伯爵向蓋世太保揭發母親一事。
他一點都不驚訝。
這些人全像是鐵打的，好像對任何事都見怪不怪！我感覺不論碰到任何緊急狀況，他都一定會幫助我，但我認為在目前這樣動亂的情況下，最好還是不要改弦易轍。
他送我出門時，正好撞見那位自以為是的副官，後者愣得說不出話來。
1月14日，星期五 一整個早上都待在泰格爾的謝爾出版社裡找照片——這次同事和我終于去成了！我找到兩張俄國大革命的舊照片，列入我的私人搜藏中；還發現幾張以前沒見過的俄國最後一位皇帝及家人很不錯的照片，我也允許自己“征收”了——或許羅曼諾夫家族僅剩的幾位生還者也會想保留幾張副本。
那棟建築沒有暖氣，等我們看完時，已凍得全身發僵。
我們搭便車回城，換了幾輛私家轎車，甚至還搭上一輛鮮紅色的郵車走了一段路。
保羅·梅特涅今天到柏林。
我們一起到格斯多夫家午餐，然後他去波茨坦。
他看起來精神很好，似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想到他馬上得回俄國待幾個月就覺得可怕。
從波茨坦車站出來走路回家途中，突然有幾枚炸彈落在不遠處。
我拔腳狂奔了至少一裡路，跑到官邸時警報才響。
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一樣非常緊張，男士們卻拒絕下地窖，我們隻好坐下來吃晚餐。
這次空襲時間較短，我必須承認，有戈特弗裡德和保羅在家，我們倆覺得有依靠多了。
1月15日，星期六 早上六點起床替保羅·梅特涅做了些三明治。
等我去格斯多夫家吃午餐時，卻很驚訝地發現他也在那裡，原來他的飛機引擎故障，又掉頭飛回來了。
亞當·特羅特也在那裡。
我在辦公室裡鬧革命，想争取在柏林多待幾天。
老實說，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令我害怕。
目前我的頂頭上司布特納态度堅決，甚至跟其他上司鬧翻。
回家途中，我去城裡極少數還在營業的美容院之一洗頭，同時盡量搜購化妝品，因為克魯曼修柏絕對沒有。
稍後，羅瑪莉·舍恩貝格、保羅和我，擠進托尼·紹爾馬的車裡，逛遍城裡所有幸存的餐廳，想點生蚝吃——生蚝是少數不用糧票的可口食物之一。
這樣在夜裡到處遊蕩，便是1944年柏林的夜生活！我們試了侯切爾，希望能買些葡萄酒，結果侯切爾已經關門了。
最後男士們把羅瑪莉和我放在伊甸旅館殘破的酒吧内，繼續上路搜尋。
我們摸黑穿過大廳，走到前廳，到處一片淩亂：水晶吊燈砸在地上，家具破破爛爛，碎物滿地。
過去幾年，我們太常在那兒流連，此刻感覺仿佛像是自己的鬼魂重遊舊地一般。
旅館方面已在讨論重建計劃！ 1月16日，星期日 早上5點起床，第二次送保羅·梅特涅離開，然後回床上睡到9點。
本來想跟路格·埃森（他已返回柏林）一起去騎馬——現在我們沒辦法做别的運動——抵達馬廄之後，才發現那裡已荒廢。
我們垂頭喪氣回官邸吃早餐，發現保羅又回來了！這一次飛機居然在他眼前起飛，所以他得再待一天。
路格表示可以讓他坐上一架飛往裡加的瑞典飛機，但羅瑪莉·舍恩貝格很明智地說現在列甯格勒前線的戰況愈來愈糟，保羅在路上耽擱的時間愈久愈好！ 我和布特納打仗打輸了，明天就得啟程去克魯曼修柏。
早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收拾行李，和保羅及羅瑪莉聊天。
接着安富索來接我們去他城外的住宅吃午餐。
他現在擔任墨索裡尼的駐德國大使。
飯後羅瑪莉睡了個午覺——她覺得不太舒服——安富索和我則沿着湖散步。
戰前我在威尼斯就認識他；最近齊亞諾及其他11名法西斯當權分子被處決，令他膽戰心驚。
齊亞諾和他一直很親近，他自己亦是極少數仍然對墨索裡尼效忠的意大利高級外交官。
墨索裡尼垮台後，衆叛親離，安富索的決定雖然未必明智，但我敬佩他這一點。
他是個聰明人，但他的工作卻很難做，特别是他根本不同意德國人的作為。
他借了幾本介紹克魯曼修柏的書給我。
安富索（生于1901年）終身從事外交工作，自1937年至1941年擔任齊亞諾内閣的外交部長，駐派匈牙利。
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後，奉派擔任墨索裡尼設在德國的薩羅共和國的駐德大使。
大戰結束後，成為法國戰犯，因法國指控他為1934年刺殺南斯拉夫國王亞曆山大一世及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的共犯。
獲得無罪開釋之後，他返回意大利，并重返政界，成為意大利國會中的新法西斯黨代表。
齊亞諾伯爵（1903—1944）娶了墨索裡尼的女兒“埃達”為妻，從頭到尾都反對意大利參戰。
雖于1943年初辭去外交部長一職，卻仍留在法西斯大委員會中，因此也在1943年7月25日投票反對墨索裡尼。
但巴多格裡奧政府指控他貪污，他逃往北方，被德國人交給設在薩羅的新法西斯政府。
1944年1月11日，他和同樣在1943年7月反叛墨索裡尼的另外11名法西斯黨資深領導人，在墨索裡尼勉強同意之下，一同受審，然後槍決。
稍後去亞當家與保羅碰面。
由于我到時已經6點了，我們一起喝了下午茶、雞尾酒，接着喝湯。
彼得·比倫貝格也來了。
晚上亞當打電話給住在克魯曼修柏的馮·德·舒倫堡伯爵，讨論我抵達後該住哪裡。
以前是德國駐莫斯科最後一任大使的伯爵，好比外交部在那兒的“大家長”。
他住的房子很大，願意收容我，不過我和同事分開住或許不太好，至少一開始不應該，所以我打算先跟同事住一陣子。
亞當還打電話給他另一位朋友，赫伯特·布蘭肯霍恩；此人我并不認識，他負責禮賓司及安排外國使節住處，因此手中有許多房子可供調度。
克魯曼修柏1月17日，星期一 辦公室所有職員都在今天撤往克魯曼修柏。
開車進城的人隻有路格·埃森和我，保羅·梅特涅決定搭火車返回前線。
天色很暗。
路格幫我把兩個很重的皮箱拖到等待的卡車上。
之前我拒絕先寄行李過去，怕因此失去唯一的财産。
後來得知貝茨先生是我們的小組長，大松一口氣。
他将擔任克魯曼修柏的人事室主管，他人非常好，很願意幫忙。
卡車把我們及行李統統放在格爾利茨車站，和另外30位由老闆布特納親自帶領的職員會合；布特納臉色慘白，态度不善，他的秘書悄悄告訴我，他本來以為我不會出現。
顯然我們倆都非常讨厭對方。
我看到一個名叫伊爾絲·布盧姆（因為表情甜美，外号叫“瑪丹娜”）的漂亮女孩，帶的行李比我還多，不禁松了一口氣。
大家都對我們倆大皺眉頭；我們在巴士駕駛員的協助下，幫着彼此把所有行李擡上車。
接着主管拿出名單點名，整件事突然變得像是學校出外旅行似的。
貝茨緊抓一把雨傘，臂膀上吊着一根象牙柄拐杖，扶我們登上火車。
我因為很氣布特納對我惡臉相向，遂和瑪丹娜跑到另一個車廂去坐；那是個三等車廂，座位很硬。
（這年頭大家身上都沒什麼肉，屁股坐得很痛！） 我們在下午3點抵達希爾施貝格，克魯曼修柏支線即從該站岔出。
當地的軍需官來迎接我們，身穿滑雪服——好一個反高潮！大家換搭當地的小電火車，半小時後便抵達克魯曼修柏。
當地外交部一半的職員都來迎接我們，我在人群中瞧見舒倫堡伯爵，頭戴一頂神氣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可能是來自莫斯科的紀念品。
他特地來接我，讓我覺得衆目睽睽，完全違反我想默默登場的初衷。
起先我們找不到分配給我的宿舍“克莉絲塔小屋”；找到後把行李放好，先回伯爵的住處喝下午茶。
喝極香醇的咖啡，吃烤面包塗沙丁魚。
然後舒倫堡的助理S先生再送我回宿舍。
克魯曼修柏村頗迷人，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木屋分散，每家周圍都環繞種滿杉樹的花園。
我對空襲的恐懼感開始慢慢消褪。
辦公室在山腳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乘小雪橇上班，下班後再拖回山坡上的家。
據我觀察的結果，地位愈重要的人，住宅地勢愈高。
我們情報司的人似乎來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分到的小屋都比較醜。
一位當時去探訪克魯曼修柏的人士描述說：“外交部共計500人撤退到克魯曼修柏……所有宿舍及旅館設施都極簡陋……舒倫堡（伯爵）……住宅設備亦極簡陋，每周必須到蜜絲·瓦西裡奇科夫的住處去洗一次澡。
由于該地所有仆役皆為捷克人，鋸木廠内的工人則全是塞爾維亞人及巴多格裡奧的意大利人，克魯曼修柏因此成為間諜的天堂。
以該地作為緊急總部其實并不适合，不僅因為該區自空中鳥瞰可一覽無遺，因此容易遭受空襲，而且蘇軍進占亦極方便，就地形來說，相當危險。
”（漢斯·格奧爾格·馮·施圖德尼茨） 由于我并未指名想跟誰合住一間房，所以被分派與一位K博士同住。
她人很好，但我跟她一點都不契合。
我發現她總是神情落寞地瞪着一大間沒有暖氣、外面有個陽台的房間。
室内光線極差，沒有床頭燈可供夜間閱讀，更糟的是，上級居然通知我們說因為這間房面積大，可能還得再容納一個人。
果真如此，那我一定鬧革命，接受伯爵的提議，搬去他的木屋住。
此外，克莉絲塔小屋其實挺好。
我們部門總共有11個人，七位女性，四位男性，組長是W先生，在柏林的時候，大家都很讨厭他，不過一來這裡，他搖身一變，表現得像大家的好父親，語氣和善，鼓勵大家發揮“團隊精神”。
甚至連晚餐都挺豐盛的，吃完後大家回房休息。
我決定做一個難相處的室友，這麼一來，就算我必須離開，她也不會想念我。
第一步先堅持打開所有的窗戶；K博士也不甘示弱，整晚打鼾。
醒來時，我們倆都凍得全身發紫。
1月18日，星期二 早餐後，我們下山去察看臨時辦公室——設在離車站不遠、一間名叫“塔奈霍夫”的客棧裡。
雪地很滑，因為新降的雪立刻被大家的雪橇壓平。
我突然有個機會可以選擇搬家。
曾經跟父親學俄文的一位學生珍妮特·S太太不僅在此地工作，同時還擁有一棟房子，她願意收容我。
貝茲先生認為這比搬去跟舒倫堡伯爵住好些；雖然他沒有明講，但“輿論”顯然不苟同“貴族沆瀣一氣”。
無論如何，我反正決定明天搬家。
1月19日，星期三 外交部已接管附近所有小客棧，塔奈霍夫将作為辦公室之一。
大家集合之後，布特納本來想發表演說，但半途作罷，因為客棧裡擠滿東倒西歪、猛灌啤酒的士兵，他們無意離開，都充滿興味地聽我們講話。
當地居民似乎并不歡迎我們的來到，因為害怕克魯曼修柏從此變成轟炸目标，而且旅遊業也将大受打擊。
下午我把行李捆在雪橇上，拖去珍妮特·S位于一片樹林中的小木屋裡。
然後和舒倫堡一起去蒂佩爾斯基希夫婦家，他們是伯爵以前在莫斯科的老部下，之後大家一起搭火車去最近的小城看一出戲。
演得很好，演員全來自萊因蘭一家著名的戲院，遭轟炸後撤退來這裡。
1月21日，星期五 瑪丹娜·布盧姆和我決定利用閑暇時間認真學滑雪及演奏手風琴。
我們倆都有一把手風琴。
大部分從柏林來的同事到此地都變得頗滑稽。
以前總看見他們伏案埋頭工作，像典型的蠹蟲；一來這裡卻鎮日穿着寬松長褲，戴着色彩鮮豔的厚手套、毛線帽，身後拖着小雪橇走來走去，一副很不自在的樣子。
俄國北方前線的戰況激烈，我替保羅·梅特涅擔憂。
塔蒂阿娜的來信都有點歇斯底裡。
1月25日，星期二 工作步調極紊亂，我們八個人共用一個小房間。
為了建立新的照片檔案，上級派給我一位秘書。
照片大批大批從柏林寄來，每張都需要加标題，秘書負責大部分加标題的工作，我則負責選照片及建檔。
因為我準她回家打字，她很喜歡我。
其實這樣大家都多一點空間。
今晚和舒倫堡伯爵（這裡的人都稱呼他“大使”，雖然這兒的大使有好幾位）一起晚餐，吃到一半，他漫不經心地宣布說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已經陣亡了。
我整個人僵住，他很驚訝地看我一眼，因為他并不知道我們是很熟的朋友。
幾天前我還在柏林的時候，海因裡希才打電話到辦公室來；他剛去希特勒的司令部，“全能之神”親手為他的騎士十字勳章加配橡葉。
他在電話裡說：“我剛去看我們的達令。
”然後補充說他很驚訝，因為在晉見之前，居然沒人來取走他的手槍（現在這項預防措施已變成常規），所以他本來有機會當場“把他幹掉”！他愈說愈起勁，我不得不提醒他，這樣的話題最好揀别處說。
稍後我們約了見面，他開始計劃下一次再碰上和希特勒握手的機會，将引爆炸彈和元首同歸于盡的可能性。
可憐的男孩，那時他一定沒想到自己隻有幾天日子可活！他看起來如此羸弱，總是讓我替他擔心。
自從他變成德國戰績最輝煌的夜間戰鬥機飛行員後，便不斷出任務，顯然體力透支。
他常提到被迫殺人令他感到痛苦不堪，因此隻要情況許可，總是設法射中敵機某個部位，讓對方組員有機會彈出機艙逃命
聖誕樹在塔蒂阿娜的房内點亮，我們以香槟及果醬餡餅慶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燒掉寫有新年願望的小紙片，喂蘇格蘭犬“雪莉”吃很多點心——後果慘不忍睹！ 現在我正在收拾行李，準備搭午夜列車回柏林。
柏林1月2日，星期日 母親陪我坐車到馬林巴德車站，雪下得很大。
火車照例遲到。
我們在冰庫似的車站裡坐了一小時。
正當火車駛進站時，空襲警報聲響。
本來搭夜車就是希望能夠避開每晚幾乎都會發生的空襲，還是逃不過；一大早抵達柏林。
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錯了車廂，裡面擠滿從巴爾幹半島返國、東倒西歪的士兵，個個儀容不整，大多臉上蓄着幾個星期沒刮的大胡子。
他們立刻開始整理頭發，穿衣服。
後來一位女性稽查員叫我換車廂，但因為飛機還在頭頂上飛來飛去，我決定留在原地，接受母親每次在信中譏稱為“穿藍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價小說裡讀來的）的保護。
她必須冒着空襲坐車趕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擔心；我也替車上的乘客擔心，因為火車在雪地上會非常顯眼。
不過盟軍飛機顯然有更重要的目标待炸，我們平安抵達萊比錫，正好趕上另一班火車。
到柏林城郊時，火車又受阻四個半小時。
多處鐵軌被炸壞，火車必須輪流等待通過。
有些乘客變得歇斯底裡，從窗口爬出去，決定步行。
我留在車上，終于在下午3點抵達安哈爾特車站，接着發現一輛開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駛的巴士。
據我觀察，柏林和我在五周前離開時比較起來，變化不大，倒是整潔了些，街道上的殘物多已清掃幹淨。
我們家那一區比我經過的其他區域都糟，因為有兩枚空雷分别落在呂措大街兩邊，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廣場，周圍别墅全被炸毀。
廚子老瑪莎帶我巡視整棟房子，眼前景象令人驚駭：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飄進來打在鋼琴上……我把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火雞和葡萄酒放好，喝了點湯稍事休息，再搭火車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靜。
廚子給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來給職員的聖誕禮物）。
雖然管家曾經對羅瑪莉·舍恩貝格抱怨說，我們倆住在這裡時，家裡“簡直跟美國西部一樣鬧哄哄的”，但看見我她似乎還是很高興。
吃過晚餐，我隻從行李中拿出一點東西就上床了，因為我覺得這次并不會住太久。
深夜2點，警報開始響。
波茨坦城裡及附近射擊聲不斷，因為家裡隻有我和女仆們，大家便乖乖到地窖裡去躲避。
我的神經衰弱顯然沒有改善，聽見幾枚炸彈咻咻飛進官邸附近，仍吓得直打哆嗦。
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個幾小時，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準時九點到辦公室。
以前情報司有好幾個辦公地點，現在隻剩下前波蘭大使館一棟建築，司内工作等于停擺，每個人都想趕在下午4點離開，好在天黑空襲開始前趕回家。
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幾個小時進城，其中一位秘書來回車程需七小時，所以等于隻工作一小時。
換作是我，根本不來了。
我們八個人在同一個房間内上班，那是前波蘭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華的衣櫥、鏡子和美麗的地毯之外，實在不太适合當辦公室。
每個人的神經似乎都拉得很緊，前幾天樓下兩位秘書才打了一架。
我發覺人們不堪其擾的臉孔比殘破的街景更令人沮喪。
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沒機會從極度疲勞裡恢複過來的結果。
法官裡克特急壞了；前兩次空襲中有幾枚炸彈落在韋爾德村裡，而他的家人（太太和兩個小孩，一個1歲，一個2歲）住的房子沒有地窖。
他即将前往意大利六周，與拉恩大使會合，我提議他帶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
她現在收容了很多來自遭轟炸城市的難民，一定很樂意接納她們。
我的直屬上司布特納顯得既挑剔又焦躁，或許是因為頭部受傷的關系。
不過他已将羅瑪莉·舍恩貝格和厄施·馮·德·格勒本調來我們部門，讓我很開心。
我很高興看到除了他之外，司裡所有的好人幾乎都留在柏林，不過聽說我們即将撤退到西裡西亞與捷克邊界上巨人山内的一個名叫“克魯曼修柏”的村莊；整個外交部都會遷過去，上級希望我能夠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照片檔案（舊檔案已在11月的空襲中被毀）。
這份新工作不容易做，因為可用資料太少。
整個早上都和同事聊天，然後和羅瑪莉、亞當·特羅特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便餐。
一如往常，那裡客人還是一大堆。
1月4日，星期二 前幾天布特納要求羅瑪莉·舍恩貝格把所有星期一尚未回來上班的人列清單出來，結果她把司裡所有職員全列了上去，無一例外。
可想而知，他當然暴跳如雷！ 幸好來了一位新同事，很年輕，擔任我們人事處主管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他也是外交部裡最好的人才之一）的高級副官，人很和善，又懂得體諒别人，總是替大家打圓場。
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的人。
有一次海夫騰要求羅瑪莉趕緊去買些兩角錢的郵票，她買不到，便拖拉一長串一分錢的郵票回來。
他亦不計較的一笑置之。
1月5日，星期三 碰見新調來的情報司大主管西克斯博士，他說明天下午1點想見我。
大家都盡量躲他，因為他是黨衛軍高官，人又讨厭，而且那個時間對我來說很不方便，明天是俄國東正教的聖誕節，我想上教堂。
西克斯博士暨教授（生于1906年）是一名“納粹知識分子”，曾擔任柏林大學外國經濟系的系主任，同時兼任國家安全局（R.S.H.A.）“科學研究”及“意識形态研究及分析”部門的主管。
1940年他被任命為黨衛軍内“安全局”（S.D.）英國組組長，計劃在德軍占領英國後，“肅清”英國。
後來該計劃作廢，希特勒将目标轉向蘇聯，西克斯又奉命擔任蘇聯組組長，計劃在占領莫斯科之後，接管全蘇聯的安全檔案。
但莫斯科也到不了手，等待之際，西克斯及其手下被調往斯摩棱斯克，追捕猶太人、蘇聯人民委員及遊擊隊。
生性謹慎的他很快申請調回柏林，進駐黨衛軍忙着滲透的外交部——先從文化司着手，接着是蜜絲服務的情報司。
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來向我借鞋子，因為她所有衣物都在空襲中被毀。
幸好我的鞋她能穿。
1月6日，星期四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趕去教堂。
彌撒極美，但參加的人很少。
我們及時趕回辦公室，我去見西克斯博士。
他先對我噓寒問暖一番，要我“服用救丘吉爾一命的藥”（丘吉爾去年冬天在卡薩布蘭卡感染肺炎），接着進入正題，堅持現階段全民投入戰力，并威脅将“所有的懶骨頭”都調去軍需品工廠，或派去做電車售票員，雲雲。
最後命令我立刻前往克魯曼修柏。
啊！好可怕的一個人！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高興還是難過？近來感覺自己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将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最好還是别刻意抗拒時勢；但我又很想留下來，和朋友們在一起。
1月7日，星期五 以前大部分朋友居住的城區現都已慘不忍睹。
到了晚上，街上一盞燈都沒有，隻見一片被燒毀的房子，一條街接一條街，沒有盡頭。
塔蒂阿娜說馬德裡在經過内戰後，常有不良少年藏在廢墟裡，夜晚出來攻擊路人。
柏林似乎不會出現同樣的情形，但那種空曠死寂，實在詭異。
下午，克勞斯·凱克布希和克萊門斯·卡格内克突然來我們辦公室，後者毛皮領上挂着他受頒的騎士鐵十字勳章。
他正在返回俄國的途中，看見他們這麼英俊，笑得這麼開心，我有點擔心大老闆西克斯會突然出現，但他們不肯走，我隻好安排他們坐在樓梯旁的木頭闆凳上。
克萊門斯拿出一瓶白蘭地，我們輪流喝。
法官裡克特正好經過，他也認識克勞斯，便加入我們的慶祝會。
稍後我去漢斯·弗洛托家，他邀請朋友去家裡喝酒。
他的公寓奇迹似的沒受到損害。
接着克勞斯用借來的奔馳車載我去車站，并且送我一瓶苦艾酒，因為我的生日馬上就到了。
再過兩天他将前往巴黎，緊接着再去滑一個月的雪，表面上是去教新兵滑雪。
他這麼會混，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自從他的坦克車在法國被炸，令他嚴重灼傷，還有他小弟弟馬克斯欽在俄國陣亡後，他便覺得自己理當過舒服日子。
我和艾伯特母女共進晚餐，她們已返回柏林，幾乎每天都待在家裡。
艾琳的兄弟也從根西休假回家；他告訴我在英國陸軍服役的查理·布呂歇爾駐突尼斯期間陣亡。
塔蒂阿娜知道了一定會很難過，戰前她住過他們家。
布呂歇爾兄弟的父系祖先為拿破侖戰争時代著名的普魯士陸軍元帥，母系（母親是蜜絲母親的遠房表親）祖先則是波蘭的拉齊維爾家族。
他倆都在英國受教育，後來入英國籍，大戰爆發後投效英國軍隊。
1月8日，星期六 今晚在波茨坦隻有我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在家，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來吃晚餐，看起來蒼白又疲倦。
報紙現在對他的戰果突然大肆宣揚，前幾天晚上，他在半個小時内擊落了六架轟炸機。
可是他看起來卻好羸弱。
他留下來過夜，幸好警報沒響。
1月11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生日。
早上和辦公室另外一個女孩躲在腓特烈街車站的地下部，空襲開始時，我們正打算去位于泰格爾的謝爾出版公司的照片檔案室。
隧道裡非常擁擠，因為正巧碰上午餐時間。
有人說擠一點沒關系，隻要别碰上女人突然臨盆生寶寶就成了。
我們選了一個覺得最安全的角落，待在幾根粗鐵條下面，希望那些鐵條能撐得住重壓。
警報在一陣激烈射擊（現在變得司空見慣）之後解除。
我們繼續上路，卻很快發現必須花四個小時才到得了目的地，便空手返回辦公室去面對滿臉不悅的老闆。
西克斯博士隻希望看到結果，并不在乎你用什麼手段。
晚上7點回到波茨坦，發現梅勒妮·俾斯麥竟然替我準備了豐盛的生日晚餐，有路格·埃森送的契斯特菲爾德牌香煙，很多香槟，和一個真正的、插了蠟燭的蛋糕，令我十分感動。
1月12日，星期三 今天我再度前往警察局總部去取一些轟炸災情的照片。
肢解屍體的景象向來被公認為最能打擊士氣，所以這類照片都沒有公開。
我差點和海爾多夫伯爵的高級副官起了口角，他是個英俊的年輕人，卻很自以為是，不準我調閱照片，說必須經過長官授權。
我也裝腔作勢地對他說，明天早上我就會跟他的長官見面，會親自跟他讨論這件事，他聽了眼睛鼓得像銅鈴；我掉頭就走。
1月13日，星期四 海爾多夫伯爵一直更改我們的約談時間，最後終于在門口出現，領我走進他的私人密室。
我們先天南地北閑扯了很久，然後提到不久前他希望我做他秘書的事。
我想他大概不信任自己的随從，希望能找一名親信；老天爺，他的确很需要！我說我需要時間考慮。
我必須先找亞當·特羅特商量，這件工作的遠景令我害怕。
因為他過去曾是納粹高階層人士這一背景，使很多人不信任他，但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卻喜歡他，也尊敬他；而且他們倆似乎很親近。
對于他所謂我的“菜單”，我有很多問題。
他給我許多忠告，尤其針對皮克勒伯爵向蓋世太保揭發母親一事。
他一點都不驚訝。
這些人全像是鐵打的，好像對任何事都見怪不怪！我感覺不論碰到任何緊急狀況，他都一定會幫助我，但我認為在目前這樣動亂的情況下，最好還是不要改弦易轍。
他送我出門時，正好撞見那位自以為是的副官，後者愣得說不出話來。
1月14日，星期五 一整個早上都待在泰格爾的謝爾出版社裡找照片——這次同事和我終于去成了！我找到兩張俄國大革命的舊照片，列入我的私人搜藏中；還發現幾張以前沒見過的俄國最後一位皇帝及家人很不錯的照片，我也允許自己“征收”了——或許羅曼諾夫家族僅剩的幾位生還者也會想保留幾張副本。
那棟建築沒有暖氣，等我們看完時，已凍得全身發僵。
我們搭便車回城，換了幾輛私家轎車，甚至還搭上一輛鮮紅色的郵車走了一段路。
保羅·梅特涅今天到柏林。
我們一起到格斯多夫家午餐，然後他去波茨坦。
他看起來精神很好，似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想到他馬上得回俄國待幾個月就覺得可怕。
從波茨坦車站出來走路回家途中，突然有幾枚炸彈落在不遠處。
我拔腳狂奔了至少一裡路，跑到官邸時警報才響。
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一樣非常緊張，男士們卻拒絕下地窖，我們隻好坐下來吃晚餐。
這次空襲時間較短，我必須承認，有戈特弗裡德和保羅在家，我們倆覺得有依靠多了。
1月15日，星期六 早上六點起床替保羅·梅特涅做了些三明治。
等我去格斯多夫家吃午餐時，卻很驚訝地發現他也在那裡，原來他的飛機引擎故障，又掉頭飛回來了。
亞當·特羅特也在那裡。
我在辦公室裡鬧革命，想争取在柏林多待幾天。
老實說，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令我害怕。
目前我的頂頭上司布特納态度堅決，甚至跟其他上司鬧翻。
回家途中，我去城裡極少數還在營業的美容院之一洗頭，同時盡量搜購化妝品，因為克魯曼修柏絕對沒有。
稍後，羅瑪莉·舍恩貝格、保羅和我，擠進托尼·紹爾馬的車裡，逛遍城裡所有幸存的餐廳，想點生蚝吃——生蚝是少數不用糧票的可口食物之一。
這樣在夜裡到處遊蕩，便是1944年柏林的夜生活！我們試了侯切爾，希望能買些葡萄酒，結果侯切爾已經關門了。
最後男士們把羅瑪莉和我放在伊甸旅館殘破的酒吧内，繼續上路搜尋。
我們摸黑穿過大廳，走到前廳，到處一片淩亂：水晶吊燈砸在地上，家具破破爛爛，碎物滿地。
過去幾年，我們太常在那兒流連，此刻感覺仿佛像是自己的鬼魂重遊舊地一般。
旅館方面已在讨論重建計劃！ 1月16日，星期日 早上5點起床，第二次送保羅·梅特涅離開，然後回床上睡到9點。
本來想跟路格·埃森（他已返回柏林）一起去騎馬——現在我們沒辦法做别的運動——抵達馬廄之後，才發現那裡已荒廢。
我們垂頭喪氣回官邸吃早餐，發現保羅又回來了！這一次飛機居然在他眼前起飛，所以他得再待一天。
路格表示可以讓他坐上一架飛往裡加的瑞典飛機，但羅瑪莉·舍恩貝格很明智地說現在列甯格勒前線的戰況愈來愈糟，保羅在路上耽擱的時間愈久愈好！ 我和布特納打仗打輸了，明天就得啟程去克魯曼修柏。
早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收拾行李，和保羅及羅瑪莉聊天。
接着安富索來接我們去他城外的住宅吃午餐。
他現在擔任墨索裡尼的駐德國大使。
飯後羅瑪莉睡了個午覺——她覺得不太舒服——安富索和我則沿着湖散步。
戰前我在威尼斯就認識他；最近齊亞諾及其他11名法西斯當權分子被處決，令他膽戰心驚。
齊亞諾和他一直很親近，他自己亦是極少數仍然對墨索裡尼效忠的意大利高級外交官。
墨索裡尼垮台後，衆叛親離，安富索的決定雖然未必明智，但我敬佩他這一點。
他是個聰明人，但他的工作卻很難做，特别是他根本不同意德國人的作為。
他借了幾本介紹克魯曼修柏的書給我。
安富索（生于1901年）終身從事外交工作，自1937年至1941年擔任齊亞諾内閣的外交部長，駐派匈牙利。
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後，奉派擔任墨索裡尼設在德國的薩羅共和國的駐德大使。
大戰結束後，成為法國戰犯，因法國指控他為1934年刺殺南斯拉夫國王亞曆山大一世及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的共犯。
獲得無罪開釋之後，他返回意大利，并重返政界，成為意大利國會中的新法西斯黨代表。
齊亞諾伯爵（1903—1944）娶了墨索裡尼的女兒“埃達”為妻，從頭到尾都反對意大利參戰。
雖于1943年初辭去外交部長一職，卻仍留在法西斯大委員會中，因此也在1943年7月25日投票反對墨索裡尼。
但巴多格裡奧政府指控他貪污，他逃往北方，被德國人交給設在薩羅的新法西斯政府。
1944年1月11日，他和同樣在1943年7月反叛墨索裡尼的另外11名法西斯黨資深領導人，在墨索裡尼勉強同意之下，一同受審，然後槍決。
稍後去亞當家與保羅碰面。
由于我到時已經6點了，我們一起喝了下午茶、雞尾酒，接着喝湯。
彼得·比倫貝格也來了。
晚上亞當打電話給住在克魯曼修柏的馮·德·舒倫堡伯爵，讨論我抵達後該住哪裡。
以前是德國駐莫斯科最後一任大使的伯爵，好比外交部在那兒的“大家長”。
他住的房子很大，願意收容我，不過我和同事分開住或許不太好，至少一開始不應該，所以我打算先跟同事住一陣子。
亞當還打電話給他另一位朋友，赫伯特·布蘭肯霍恩；此人我并不認識，他負責禮賓司及安排外國使節住處，因此手中有許多房子可供調度。
克魯曼修柏1月17日，星期一 辦公室所有職員都在今天撤往克魯曼修柏。
開車進城的人隻有路格·埃森和我，保羅·梅特涅決定搭火車返回前線。
天色很暗。
路格幫我把兩個很重的皮箱拖到等待的卡車上。
之前我拒絕先寄行李過去，怕因此失去唯一的财産。
後來得知貝茨先生是我們的小組長，大松一口氣。
他将擔任克魯曼修柏的人事室主管，他人非常好，很願意幫忙。
卡車把我們及行李統統放在格爾利茨車站，和另外30位由老闆布特納親自帶領的職員會合；布特納臉色慘白，态度不善，他的秘書悄悄告訴我，他本來以為我不會出現。
顯然我們倆都非常讨厭對方。
我看到一個名叫伊爾絲·布盧姆（因為表情甜美，外号叫“瑪丹娜”）的漂亮女孩，帶的行李比我還多，不禁松了一口氣。
大家都對我們倆大皺眉頭；我們在巴士駕駛員的協助下，幫着彼此把所有行李擡上車。
接着主管拿出名單點名，整件事突然變得像是學校出外旅行似的。
貝茨緊抓一把雨傘，臂膀上吊着一根象牙柄拐杖，扶我們登上火車。
我因為很氣布特納對我惡臉相向，遂和瑪丹娜跑到另一個車廂去坐；那是個三等車廂，座位很硬。
（這年頭大家身上都沒什麼肉，屁股坐得很痛！） 我們在下午3點抵達希爾施貝格，克魯曼修柏支線即從該站岔出。
當地的軍需官來迎接我們，身穿滑雪服——好一個反高潮！大家換搭當地的小電火車，半小時後便抵達克魯曼修柏。
當地外交部一半的職員都來迎接我們，我在人群中瞧見舒倫堡伯爵，頭戴一頂神氣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可能是來自莫斯科的紀念品。
他特地來接我，讓我覺得衆目睽睽，完全違反我想默默登場的初衷。
起先我們找不到分配給我的宿舍“克莉絲塔小屋”；找到後把行李放好，先回伯爵的住處喝下午茶。
喝極香醇的咖啡，吃烤面包塗沙丁魚。
然後舒倫堡的助理S先生再送我回宿舍。
克魯曼修柏村頗迷人，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木屋分散，每家周圍都環繞種滿杉樹的花園。
我對空襲的恐懼感開始慢慢消褪。
辦公室在山腳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乘小雪橇上班，下班後再拖回山坡上的家。
據我觀察的結果，地位愈重要的人，住宅地勢愈高。
我們情報司的人似乎來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分到的小屋都比較醜。
一位當時去探訪克魯曼修柏的人士描述說：“外交部共計500人撤退到克魯曼修柏……所有宿舍及旅館設施都極簡陋……舒倫堡（伯爵）……住宅設備亦極簡陋，每周必須到蜜絲·瓦西裡奇科夫的住處去洗一次澡。
由于該地所有仆役皆為捷克人，鋸木廠内的工人則全是塞爾維亞人及巴多格裡奧的意大利人，克魯曼修柏因此成為間諜的天堂。
以該地作為緊急總部其實并不适合，不僅因為該區自空中鳥瞰可一覽無遺，因此容易遭受空襲，而且蘇軍進占亦極方便，就地形來說，相當危險。
”（漢斯·格奧爾格·馮·施圖德尼茨） 由于我并未指名想跟誰合住一間房，所以被分派與一位K博士同住。
她人很好，但我跟她一點都不契合。
我發現她總是神情落寞地瞪着一大間沒有暖氣、外面有個陽台的房間。
室内光線極差，沒有床頭燈可供夜間閱讀，更糟的是，上級居然通知我們說因為這間房面積大，可能還得再容納一個人。
果真如此，那我一定鬧革命，接受伯爵的提議，搬去他的木屋住。
此外，克莉絲塔小屋其實挺好。
我們部門總共有11個人，七位女性，四位男性，組長是W先生，在柏林的時候，大家都很讨厭他，不過一來這裡，他搖身一變，表現得像大家的好父親，語氣和善，鼓勵大家發揮“團隊精神”。
甚至連晚餐都挺豐盛的，吃完後大家回房休息。
我決定做一個難相處的室友，這麼一來，就算我必須離開，她也不會想念我。
第一步先堅持打開所有的窗戶；K博士也不甘示弱，整晚打鼾。
醒來時，我們倆都凍得全身發紫。
1月18日，星期二 早餐後，我們下山去察看臨時辦公室——設在離車站不遠、一間名叫“塔奈霍夫”的客棧裡。
雪地很滑，因為新降的雪立刻被大家的雪橇壓平。
我突然有個機會可以選擇搬家。
曾經跟父親學俄文的一位學生珍妮特·S太太不僅在此地工作，同時還擁有一棟房子，她願意收容我。
貝茲先生認為這比搬去跟舒倫堡伯爵住好些；雖然他沒有明講，但“輿論”顯然不苟同“貴族沆瀣一氣”。
無論如何，我反正決定明天搬家。
1月19日，星期三 外交部已接管附近所有小客棧，塔奈霍夫将作為辦公室之一。
大家集合之後，布特納本來想發表演說，但半途作罷，因為客棧裡擠滿東倒西歪、猛灌啤酒的士兵，他們無意離開，都充滿興味地聽我們講話。
當地居民似乎并不歡迎我們的來到，因為害怕克魯曼修柏從此變成轟炸目标，而且旅遊業也将大受打擊。
下午我把行李捆在雪橇上，拖去珍妮特·S位于一片樹林中的小木屋裡。
然後和舒倫堡一起去蒂佩爾斯基希夫婦家，他們是伯爵以前在莫斯科的老部下，之後大家一起搭火車去最近的小城看一出戲。
演得很好，演員全來自萊因蘭一家著名的戲院，遭轟炸後撤退來這裡。
1月21日，星期五 瑪丹娜·布盧姆和我決定利用閑暇時間認真學滑雪及演奏手風琴。
我們倆都有一把手風琴。
大部分從柏林來的同事到此地都變得頗滑稽。
以前總看見他們伏案埋頭工作，像典型的蠹蟲；一來這裡卻鎮日穿着寬松長褲，戴着色彩鮮豔的厚手套、毛線帽，身後拖着小雪橇走來走去，一副很不自在的樣子。
俄國北方前線的戰況激烈，我替保羅·梅特涅擔憂。
塔蒂阿娜的來信都有點歇斯底裡。
1月25日，星期二 工作步調極紊亂，我們八個人共用一個小房間。
為了建立新的照片檔案，上級派給我一位秘書。
照片大批大批從柏林寄來，每張都需要加标題，秘書負責大部分加标題的工作，我則負責選照片及建檔。
因為我準她回家打字，她很喜歡我。
其實這樣大家都多一點空間。
今晚和舒倫堡伯爵（這裡的人都稱呼他“大使”，雖然這兒的大使有好幾位）一起晚餐，吃到一半，他漫不經心地宣布說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已經陣亡了。
我整個人僵住，他很驚訝地看我一眼，因為他并不知道我們是很熟的朋友。
幾天前我還在柏林的時候，海因裡希才打電話到辦公室來；他剛去希特勒的司令部，“全能之神”親手為他的騎士十字勳章加配橡葉。
他在電話裡說：“我剛去看我們的達令。
”然後補充說他很驚訝，因為在晉見之前，居然沒人來取走他的手槍（現在這項預防措施已變成常規），所以他本來有機會當場“把他幹掉”！他愈說愈起勁，我不得不提醒他，這樣的話題最好揀别處說。
稍後我們約了見面，他開始計劃下一次再碰上和希特勒握手的機會，将引爆炸彈和元首同歸于盡的可能性。
可憐的男孩，那時他一定沒想到自己隻有幾天日子可活！他看起來如此羸弱，總是讓我替他擔心。
自從他變成德國戰績最輝煌的夜間戰鬥機飛行員後，便不斷出任務，顯然體力透支。
他常提到被迫殺人令他感到痛苦不堪，因此隻要情況許可，總是設法射中敵機某個部位，讓對方組員有機會彈出機艙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