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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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空軍少校海因裡希·馮·賽恩—維特根斯坦在被一架英國長程蚊式戰鬥機擊中陣亡前,總共擊落83架盟軍飛機,其中六架是他在一次著名的單機出擊中一舉擊落的。

    他陣亡的那天晚上又擊落五架飛機。

     1月27日,星期四 一位女同事從柏林來此地出差幾天,帶給我幾張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的照片。

    以前她經常看見他來辦公室找我,因此連帶打聽他死時的情況,但軍方至今尚未發布任何細節。

    他的父母都住在瑞士,必須先通知他們。

     1月28日,星期五 昨天柏林又遭到猛烈轟炸,我們至今尚未得到任何消息,因為所有通訊都中斷了。

     終于在附近一家小客棧的燈籠下和布蘭肯霍恩見了面,當時正下着傾盆大雨。

    我們爬上山坡去他家,然後坐下來一邊分享一瓶葡萄酒、吃巧克力,一邊長談。

    我覺得他是個頭腦非常靈活的萊因蘭人。

    說他預言德國将一敗塗地,那是太輕描淡寫了;應該說他很“期待”德國失敗,同時對德國在戰敗後未來國土的分割、創造不同獨立的自治區等,都有極明确的想法! 布蘭肯霍恩博士的這些想法,果然成為戰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憲法基本架構;他本人則成為阿登納總理最親近的顧問。

     蘇軍已攻進列甯格勒,該城遭圍困的時間長達三年。

     列甯格勒從1941年9月8日開始,被圍長達872天。

    該城南方的補給線被德軍及西班牙“藍色師團”切斷,北方則被芬蘭軍隊切斷,唯一能夠通往蘇聯其他地方的路徑,便是渡過拉多加湖。

    盡管有50萬人走這條水路撤出該城,但仍有約100萬居民在城内喪生,大部分餓死或凍死。

    “列甯格勒之役”因此與“斯大林格勒之役”一起成為蘇聯“偉大的愛國戰争”中的傳奇。

     1月30日,星期日 我得到了一副白色滑雪闆;本來預定送到俄國給那兒的部隊,顯然沒趕上。

     下午舒倫堡伯爵帶我去拜訪馮·裡希特霍芬男爵,他是前駐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的公使,娶了一位迷人的匈牙利女士。

    他們住在鄉間,離村子蠻遠。

    他們家氣氛很輕松,談話也很自由。

     但我的情緒異常低落:塔蒂阿娜仍沒有保羅·梅特涅的消息,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又死了…… 1月31日,星期一 昨天柏林又遭猛烈轟炸,據說是自從11月那幾次密集轟炸後最慘的一次。

    每次同樣的情形一發生,我們這裡的通訊就完全中斷,不禁令人懷疑外交部怎麼可能繼續運作? 雪已融化,天氣好似春天一般。

    我走路到另一個村子去看一位我在柏林認識的美國混血女孩;她也在負責建立一個檔案。

    我去的時候她還在床上睡覺。

    大家在這裡似乎都很會打混。

    她借給我很多英國和美國雜志。

     2月2日,星期三 布特納去柏林兩天又回來了。

    他家房子被炸中,全毀,現在脾氣比以前更惡劣。

     2月3日,星期四 舒倫堡伯爵今天在滂沱大雨中背了一個背包來找我,背包裡裝滿喝的東西。

    他和“小明星型”、愛咯咯笑的珍妮特·S非常投緣;她很喜歡老紳士,也很迷父親,經常寫信給他。

    我們烤了些蛋糕,慶祝了一頓。

     2月4日,星期五 今天在另一間辦公室打文件時,突然有人從柏林打電話找我,原來是亞當·特羅特的秘書。

    我們在沃伊什街的别墅已被炸得粉碎,我最好趕快回去善後。

    柏林方面甚至已經派了一個女孩來代理我的工作。

    我懷疑那并非緊急召我回去的唯一理由。

    布特納又不在,但人事室副主任準我離開。

     柏林2月5日,星期六 早上5點起床,走到車站後發現布蘭肯霍恩也準備搭同一班火車去柏林;他也是個半逃兵。

    上面有一項白癡規定,若沒有特别許可令,不準任何人離開這個村莊,可是大家都不斷犯規,因為沒有人能夠忍受長期困在這裡,而所有的朋友都身陷危城。

    開往柏林的火車爆滿,我們從頭站到尾,但有車在柏林車站接布蘭肯霍恩,他送我去辦公室。

    亞當·特羅特和亞曆克斯·韋特仍在工作。

     亞曆克斯是個極端正直又聰明的人;算我們運氣好,他在房子被炸毀後,被分派去和頂頭上司西克斯博士同住,雖然大家都厭惡、鄙視西克斯,但隻要亞曆克斯還跟他住在同一個屋檐底下,就能運用他的影響力替我們疏通,所以現在司裡氣氛比以前好很多。

    亞曆克斯很不滿意布特納的表現,讓我心上的石頭放下一塊。

     晃眼看去,柏林令人消沉。

    自從1月30日的空襲後,似乎一切都停擺了。

     然後亞當陪我去沃伊什街看瑪莉亞·格斯多夫。

    雖然那條街以前就遭到嚴重破壞,但現在更像整個坍了似的,我們站在人群中看一群工作人員把一面殘存的牆拖倒。

    屋前小廣場已徹底燒毀,隻剩下一棟房子還站在那裡——格斯多夫家的房子! 和亞當一起午餐,然後整個下午都和他在一起。

    他的狀況一點都不好,我真希望他能跟我們一起去克魯曼修柏,但我知道他絕對不會在這時離開柏林。

    他給我幾本書,然後開車送我去車站,讓我搭車去波茨坦。

    隻有戈特弗裡德和梅勒妮在,感覺就像回家一樣。

     2月6日,星期日 回柏林,上了教堂,徒步穿越半個城市。

    現在大部分的庫達姆大街已毀。

    我去找西格麗德·格爾茨,她家就在這條街後面;結果她那棟房子也是唯一幸存的一棟。

    我走上樓梯,但樓梯到一半就不見了,而她在頂樓的公寓也消失了。

    沒人知道她的下落。

    和漢斯·弗洛托一起午餐,他家也遭到嚴重破壞。

    他把公寓裡剩下來的家具全搬往别處,設法撐起歪倒的牆,然後像遊牧民族一樣搭帳篷住。

    之後,我回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她跟我講了一個恐怖的故事: 12月26号那天,我們區裡的那位老郵差(她讓他住進我以前在屋檐下的那間破爛房間)得了肺炎,他的家人早已撤出城外,所以瑪莉亞和海因茨就把老先生弄下樓,在廚房裡臨時幫他搭了張床。

    結果找不到醫生,他在28号死了。

    整整三天,沒有人來領屍體。

    他就挺屍在廚房桌子上,周圍點滿蠟燭。

    後來格爾布蘭教授來看瑪莉亞,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立刻通知有關當局;但是仍沒有人來領屍體。

    30号,炸彈再度如雨點落在我們的小廣場上,四周房子全着了火,我們這一棟之所以沒着火,得感謝基克·施圖姆和他幾位朋友的幫忙,他們擡水将屋頂澆濕。

    忙進忙出的救援小組不斷撞到屍體,瑪麗亞則在死人腳邊替饑餓的救援小組做三明治。

    幾位鄰居志願把屍體丢進一棟正在燃燒的廢墟裡,瑪莉亞卻希望能在所謂的“花園”(其實隻是一小條垃圾場)裡挖個洞。

    就這樣,可憐的郵差又在屋裡挺了兩天,然後才終于被擡走。

     戈特弗裡德和梅勒妮·俾斯麥從他母親的鄉間别墅,舍恩豪森府邸回來。

    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的飛機就在那裡被擊落。

    梅勒妮帶回來一把泥土和一些飛機殘骸,像是擋風玻璃和引擎零件。

    她認為他住在瑞士的父母親可能會想留下一些遺物;我不同意,徒然觸景傷情罷了。

    當初大戰爆發時,他們根本不應該送三個兒子回德國!他們家祖先多為法國人和俄國人,德國血統并不多。

    據說海因裡希墜地時人已昏迷,因為他的降落傘根本沒有打開,而且他距離飛機遺骸頗遠,腳上沒穿鞋。

    通常他都隻穿一雙沒鞋帶的輕便鞋子,在便服外披一件外套。

    我記得有一次,他在晚宴服外面罩一件雨衣就上飛機了。

    因為他大牌,所以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的組員都活了下來,因為飛機一被擊中他就命令他們跳機。

    或許他最後跳機時撞傷了頭,否則就是受傷了,無法扯開降落傘。

    梅勒妮也給了我幾片金屬碎片,留做紀念,或許它們會讓我接受終于真正失去他的事實。

     2月7日,星期一 塔蒂阿娜接到一封電報,說保羅·梅特涅在列甯格勒城外的前線染上重病。

    我在這裡打聽不到任何消息,自從西班牙使館武官羅卡莫拉離開之後,似乎沒有人知道保羅所屬西班牙“藍色師團”的最新狀況。

     費德·基堡從維也納回來,說那兒的生活似乎還無憂無慮,和柏林相較竟有天壤之别,令他震驚。

    自從他被海軍踢出來之後——因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員——他的生活仿佛就失去了目标。

    胡德号與俾斯麥号雙雙沉沒的那次著名海戰發生時,他正在歐根親王号上服役。

    現在他在維也納大學就讀。

     稍後在波茨坦俾斯麥家享受美好的晚餐。

     路格·埃森從瑞典回柏林,帶回來龍蝦、美國《時尚》雜志,等等。

    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 晚上接到羅瑪莉·舍恩貝格從維也納打來的電話。

    她逾假不歸,現在又惹了麻煩。

    接着電話又響,是舒倫堡伯爵從克魯曼修柏打來的。

    他先叫我不要害怕,但他替我拆開了一封辦公室寄來的信:布特納準備炒我鱿魚,因為我沒有得到他的允許,擅自前來柏林!幸虧我請他們替我拆信,因為怕有保羅的消息。

    也許我可以乘機跟亞當·特羅特和亞曆克斯·韋特讨論我現在的處境。

    老伯爵本來好擔心,後來聽我的口氣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也跟着放心不少。

     2月8日,星期二 羅瑪莉·舍恩貝格從維也納回來了。

     亞曆克斯·韋特聽到我被開除,非常生氣地罵:“濫用職權!”雲雲。

    我開玩笑說,現在塵埃未定,乘機休個小假也不錯;可是據說頂頭上司西克斯博士不想管這檔子事。

     我抓住機會去美容院做頭發;或許該乘機辭職!不過現在若不在政府機關做事,立刻就會被分派到軍需品工廠——或者去更可怕的地方。

    走一步算一步吧! 2月9日,星期三 早上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一起心虛地去辦公室。

    我被開除的人事令仍未駁回;她則不請假失蹤整整三周。

    可笑的是,以前我總是警告羅瑪莉對于“全面戰争”不可掉以輕心,現在她沒事,被炒鱿魚的卻是我。

     亞曆克斯·韋特立刻叫我進西克斯博士的小房間去捋虎須。

    面談結果:我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回克魯曼修柏上班,21号再回柏林來拿更多的資料,布特納那邊由這裡處理。

     回波茨坦途中,買了些郁金香,結果一路上好多人問我是在哪裡買的。

    大家仍這麼努力地想維持文明生活的假象,可憐! 晚上家裡隻有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和我,我們打電話去卡納裡斯海軍上将的辦公室,因為哈索·埃茨多夫告訴我軍事情報局裡有一位上校剛從保羅·梅特涅駐紮的那段前線回來,或許他知道保羅的情況。

    多虧哈索幫忙,我終于和那位上校講上話。

    剛開始他以為我是塔蒂阿娜,語氣有點保留,令我擔憂。

    後來他聽說我即将離開柏林,堅持要見我一面,令我更憂心。

    我們約好明天在阿德隆旅館見面。

    戈特弗裡德為了逗我開心,說他可能隻想看看漂亮女孩,但我可吓壞了。

     2月10日,星期四 路格·埃森載我們進城。

    軍事情報局的那位上校人很和善,把他所知道的情況全講給我聽:保羅·梅特涅得了兩側肺炎,現在住在裡加基地的醫院裡,一旦可以移動,軍方立刻會把他送回德國,但他現在病情嚴重,隻能等。

    那位上校努力用樂觀的口吻說,或許這是福不是禍,因為他那一團在最近俄軍發動攻擊期間,損失慘重,而且保羅說這還隻是戰役的開始而已。

     稍後我和柏林人事室主任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長談。

    他已接到開除我的所有公文,但他的态度非常公正,表示雖然事情已經擺平,但他仍希望我向布特納道歉:“……畢竟他自己也不好過……你沒有得到他的允許就擅自離開……他負重傷……遭到槍擊,神經受傷……”離開時,我竟在樓梯間撞上布特納本人,因為想趕快做個了斷,便開口向他道歉,結果,空襲警報就在那個時候響起,他喃喃說:“現在不談這個,現在不談這個。

    ”這件事就此結束。

     亞當·特羅特開車送我到車站,結果在途中迷路了,因為走在廢墟中很容易迷失方向。

    他陪我待在火車上,直到火車開動才下車。

    火車照例爆滿,我站在通廊列車裡,就連那裡也擠。

    結果在希爾施貝格沒搭上轉乘火車,直到午夜才回到克魯曼修柏,已精疲力竭。

     克魯曼修柏2月11日,星期五 積雪幾乎深達1米。

    到塔奈霍夫總部露面後,上山去看舒倫堡伯爵,并在他的幫忙下試着打電話給塔蒂阿娜。

    得知她又住進德累斯頓的醫院,決定這個周末去找她。

    老先生人真好,有他在這裡簡直是個神迹!跟他一起吃午餐,然後回辦公室。

    發現了一封哈索·埃茨多夫發給塔蒂阿娜的電報,證實了保羅·梅特涅病情嚴重,但他附加了一句:“已脫離險境”;令人稍微心安些。

     塔蒂阿娜寄給我一些新鮮的蛋,令珍妮特·S高興得如上雲端。

     2月12日,星期六 工作了一整個上午,下午兩點前往車站。

    幸好我随身帶了些三明治,因為去德累斯頓那一路恐怖極了,每班轉乘火車都沒搭上。

    接着又搭錯了電車,直到午夜才抵達醫院。

    可憐的塔蒂阿娜已睡着,被我叫醒後,立刻淚如雨下。

    她這次來做例行檢查,但人感覺很虛弱。

    聽到保羅·梅特涅的消息後感覺更糟。

     2月13日,星期日 整天陪伴塔蒂阿娜。

    我從辦公室帶來幾本《閑談者》雜志,她認出好幾位戰前認識的老朋友。

    雙親現在随時在她身邊盯梢,她變得有點不耐煩,我并不怪她。

    我建議她到克魯曼修柏來看我,暫時離開一陣子,對她一定有好處。

     2月14日,星期一 今早從德累斯頓回來,旅途又是沒完沒了。

    我們的辦公室已從塔奈霍夫遷到幾排裝配式軍營裡,我便直接過去。

    之前雖然辦公室還沒完全準備好,但大家已把所有檔案都搬了過去,甚至還擺了些頗具水準的家具。

    快走近時,我發現軍營的排列有點怪異,後來才發現原來有一整排房屋全部不見了——燒光了!我們那棟建築也消失無蹤。

    原來這批營房在星期六晚上着火,一個小時内便燒得精光。

    附近勞工營派來的男孩搶救出不少家具,可是我寶貴的照片檔案卻再度被毀。

    布特納所有的檔案也完了(活該!),還有一張屬于西克斯博士的珍貴照片,以及許多辦公室設備和一台價值十萬馬克的影印機。

    這場火可能是某位滿懷敵意的戰俘的傑作,意味着我們又得重新開始。

    有人告訴我當柏林的西克斯博士聽到這個消息時,禁不住捧腹大笑,誰叫他們老遠把我們送來這裡躲避“戰争的不可預期性”呢! 我反正沒事做,便回家早早上床。

    一到這裡就變得很愛困,想必是山中空氣的關系。

     2月15日,星期二 我們又搬回塔奈霍夫。

    一位同事幫我将僅存的東西拖進樓上一個房間裡,把那個房間安頓成我的辦公室。

    那裡景觀極好,還有窗戶直通屋頂,很适合做日光浴。

    兩名俄國戰俘幫我們把家具擡上來,我給他們買面包的糧票和香煙。

     我的照片檔案景況堪憐,大部分照片被水浸濕,不能再用,其餘則黏成一團。

    我花了很多時間将它們一張張分開,鋪在床上晾幹,然後成疊擺在同事座椅下,希望把它們壓平。

     母親發來電報:“求救!塔蒂阿娜想去裡加陪保羅。

    快阻止她……”塔蒂阿娜星期四就會來這裡看我,我決定等到那個時候再好好跟她談。

    舒倫堡伯爵為了想見她,特别将返家時間延後。

     2月16日,星期三 吃過午餐,瑪丹娜和我跟一位名叫赫林可的捷克樂手上第一堂手風琴課,他演奏得好極了。

     2月17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今天抵達。

     著名的蒙特·卡西諾修道院已遭盟軍炸毀。

     2月18日,星期五 瑪丹娜·布盧姆的老闆(一位非常好的老紳士,以前是駐伊斯坦布爾的總領事)很氣憤,因為他家被炸毀,卻找不到臨時住處安頓家人。

    我提議請塔蒂阿娜安排他們去住柯尼希斯瓦特。

    這年頭沒有哪個私人住宅不是擠得滿滿的,就連陌生人也會受到歡迎。

     2月19日,星期六 和塔蒂阿娜一起午餐,然後跟瑪丹娜·布盧姆去一座陡坡上滑雪。

    雪道在一幢極豪華的大房子後面,謠傳外交部長馮·裡賓特洛甫将搬進去住。

    回家時,發現塔蒂阿娜和珍妮特·S正忙着做三明治,因為舒倫堡伯爵要帶他助理過來吃晚餐;今天是他助理的生日。

    珍妮特甚至烤了一個蛋糕,同時把剛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葡萄酒拿出來,所以場面頗熱鬧。

    後來瑪丹娜表演了手風琴,但不久便昏倒了,可能是享受盛宴加上下午滑雪摔跤撞到頭的結果。

     2月20日,星期日 午餐過後,天氣變得極好,我們五個人一起出去玩。

    瑪丹娜·布盧姆和我滑雪,其他人坐雪橇。

    我們得自己爬坡,因為這裡沒有小纜車。

     上山後,聽見遠處山谷響起空襲警報;感覺好不真實。

    住在這裡有時很難想象外面仍在打仗。

     塔蒂阿娜接到保羅·梅特涅寄來的一封情緒低落的信,抱怨說他無法入睡,胸口疼,等等。

    舒倫堡伯爵答應塔蒂阿娜,若保羅無法很快撤回德國,他會設法把她送去裡加。

    我反對,因為現在搭火車旅行的情況太混亂,尤其是往東歐走。

     從蘇聯前線傳回來的消息互相矛盾,敵我兩方照例都宣稱打了勝仗。

     此時蘇軍已重新占領波羅的海各國,并且抵達大戰前的波蘭邊界。

    南方有十個德國的師在切爾卡瑟附近遭到包圍,剛剛被殲滅。

    經過斯大林格勒之役,德軍的确發動了幾次成功的地區性攻勢,但在庫爾斯克之役(1943年7月—8月)——此乃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裝甲部隊戰役,德軍損失了将近3000輛坦克——之後,德軍的勝利完全局限于小規模策略戰,而先發控制權都掌握在蘇軍手中。

    到了10月,蘇軍已抵達第聶伯河,解放了基輔。

    接着又在1944年3月底進入羅馬尼亞。

     2月21日,星期一 本來今天應該回柏林向西克斯博士報告建立新照片檔案的計劃,但他出城了,所以行程延後。

     今晚我們去看一部中世紀的戰争片:《公牛之戰》。

    看到人們用木棒彼此對敲,真令人心安,打了五六個小時,戰場上隻躺了七具屍體! 2月23日,星期三 今天中午去“金色和平”午餐,雖然繳了糧票,卻隻領到小得看不見又難以下咽的肉。

    塔蒂阿娜開始抱怨,結果我們換到了一點點香腸。

     晚上布蘭肯霍恩過來吃晚餐。

    他答應打電話給保羅·梅特涅在裡加的醫生,教人放心不少。

    因為舒倫堡伯爵已回家,要待一個星期,我們跟他的助理并不是那麼熟,而且答應發給塔蒂阿娜前往裡加通行證的那位黨衛軍又剛出車禍撞死了。

     15日柏林再遭猛烈轟炸。

    一枚巨型炸彈炸中城裡少數幾家幸存的旅館之一布裡斯托爾旅館,當時館内正在舉行一場官方晚宴,結果有60個人被活埋,包括好幾位著名的将軍。

    工作人員花了50個小時才把他們全部挖出來,那時大部分人已經死了。

     2月24日,星期四 布蘭肯霍恩無法聯絡上裡加。

     2月25日,星期五 早上布蘭肯霍恩打去裡加的電話終于接通。

    保羅·梅特涅似乎已脫離險境,但醫生仍然認為他太虛弱,不宜旅行。

     下午我發高燒,不得不回家上床休息,令布特納大樂。

    據說他瘸着腿在塔奈霍夫客棧裡跳來跳去,猛搓手咯咯笑道:“終于給我逮到她了,終于給我逮到她了!”怪異! 2月26日,星期六 現在換塔蒂阿娜卧床了。

     2月27日,星期日 終于收到一封保羅·梅特涅比較開心的信。

     2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仍無法上班,實在不舒服。

    布蘭肯霍恩聽說我們的情況後大為震驚,答應要替我們找位醫生。

    醫生下午出現,年輕力壯,令珍妮特·S一見傾心,他顯然也有同感,答應很快再來——看“她”!布蘭肯霍恩說保羅·梅特涅的肺裡長了一個膿瘡,他說這種情況非常危險,也極罕見。

     2月29日,星期二 回辦公室上班。

     蘭曹夫婦從布加勒斯特寄給我一條極棒的火腿,蘭曹被派到該地大使館工作已有一段時間。

    這份禮物好比天降的恩賜,因為我們的糧票已用得差不多,正在發愁不知拿什麼喂仍卧病在床的塔蒂阿娜。

     舒倫堡伯爵昨天回來,真好! 3月4日,星期六 羅瑪莉·舍恩貝格似乎又惹了麻煩。

    我剛接到柏林人事室主任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的一封信,希望我運用影響力說服她辭職。

    目前的政治情勢愈來愈危險,她的魯莽作風令每個人都憂心忡忡。

    她剛從維也納寫信給我,說她即将返回柏林。

    她回去後一定會大吃一驚。

     3月5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今晨離開。

     丘吉爾最近發表的一場演說,和盟軍一般的态度都令布蘭肯霍恩沮喪。

    他本來希望德國能與盟軍“在特定情況下”達成協議,如今眼看是不可能了。

    他們堅持“無條件投降”。

    瘋了! 2月22日丘吉爾在下議院發表演說,宣布盟軍戰勝後,波蘭必須将德國占領區割讓給蘇聯作為賠償。

     3月6日,星期一 柏林再遭猛烈轟炸,這一次發生在大白天裡,因為美軍也加入轟炸陣營,他們的飛機可以飛得比英國飛機高很多。

    白天的空襲比晚上更糟,因為大家都在城裡,不然就在路上。

    聽說烏發電影公司(U.F.A.)在巴伯爾斯貝格的攝影棚被毀,我很擔心距離那裡不遠的波茨坦也遭到池魚之殃。

     盟軍早在1943年初,便已開始對德國進行晝夜不停的轟炸——美國空軍負責白天,英國皇家空軍負責夜間出動。

    兩天之前,美軍首度啟用29架B—17“飛行堡壘”轟炸柏林。

    蜜絲所記錄的這一次空襲,是美國空軍在整個歐戰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次轟炸任務,出擊的658架飛機中,總共被擊落69架。

     我收到越來越多卡西諾戰役的照片。

    那座美麗的修道院被毀後的景象恐怖極了;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羅馬未來的命運又将如何?它們還會存在嗎?好奇怪的感覺:以前沒有人能夠想象這場戰争會演變到今天這種地步,如此血腥、毀滅性如此之大…… 3月7日,星期二 打電話去維也納,本企圖阻止羅瑪莉·舍恩貝格回柏林,但她已經離開了。

     3月8日,星期三 柏林又發生嚴重的白晝空襲。

    我們跟那邊的電話通訊中斷。

     珍妮特·S和我都在等包裹。

    我在等葡萄酒,她在等黃油,但至今什麼都沒接到。

     塔蒂阿娜寄給我一大包信,有許多封是保羅·梅特涅寄來的,描述他在裡加的生活;他們喂他吃很好的東西:蛋酒、炒蛋、真正的咖啡,等等,令人垂涎三尺。

    他現在情況好轉許多,但仍非常虛弱。

    醫療委員會調查了他的病例,大感興趣,因為他左肺長了個膿瘡,還蔓延到心髒,無法開刀,之所以能活命,是因為膿瘡自動破了。

     安托瓦内特·克羅伊從巴黎寫信給塔蒂阿娜,說喬吉前一陣子才被蓋世太保召去,讨論父親寄給他滿是“忠告”的信。

    有時候真希望做父母的能夠少幹預我們的生活,謹言慎行些,因為我們不會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他們。

     蓋世太保将拆開過的信拿給蜜絲的弟弟看,他的父親在信中表示對于傳聞他所參與的“活動”十分憂心。

    依照邏輯推論,“活動”當然指政治活動,也就是反抗活動。

    喬吉努力避重就輕,表示他父親所謂的“非法活動”可能指的是黑市買賣,當時在法國很多人都做黑市買賣。

     3月11日,星期六 和瑪丹娜·布盧姆一起滑雪去尋找蔬菜,她将在家裡燒野兔給我們大家吃。

     3月12日,星期日 克魯曼修柏這裡對于生活細節的安排一片混亂,幾乎沒有煤炭(而我們卻身在西裡西亞,産煤的心髒地帶);有煤炭的時候,辦公室又熱得像火爐。

    所以我們不是凍死,就是被烤死。

     瑪丹娜·布盧姆燒的野兔美味極了,客人們都待得很晚。

    我明早5點就得起床,因為必須去波蘭的布雷斯勞拿一些替代照片重新建檔。

     3月13日,星期一 在黑暗中起床更衣,好久沒穿裙子,感覺很怪。

     幸好開往布雷斯勞的鐵路交通照常運作,我10點抵達。

    那個小城雖然到現在都沒遭到轟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