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
關燈
小
中
大
柏林7月20日，星期二
剛和弗雷德雙胞胎姐妹見面，她們決定搬去拜羅伊特；想離開首都的人不隻她們。
況且，她們唯一的弟弟埃迪在對俄作戰初期就已陣亡，她們待不住。
她倆都是紅十字會的護士，調職很容易。
“自由德國委員會”開始從莫斯科對此地廣播。
朋友的反應是：“我們一進入俄國就應該這麼做了！” 1943年7月12日，“自由德國委員會”在蘇聯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戰俘營中成立，一周後公布成立宣言，呼籲德國民衆及國防軍起來反抗希特勒。
委員中除了幾名共産黨老将（如皮克及烏布利希）外，還包括幾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資深将領，如保盧斯陸軍元帥和馮·塞德利茨—庫茲巴赫将軍。
但因德國士兵恐懼遭蘇軍俘虜，該委員會的成就極有限。
委員們雖成為未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建國元老，但在戰後德國境内的蘇聯占領區政府組織内卻不占任何席位。
7月22日，星期四 和普魯士的布爾夏德午餐，他像所有王族王子一樣，被踢出了軍隊，現在無所事事，很想在工業界找份工作，不過并不容易。
他是舊式正派德國軍官的典型代表，隻受過軍事訓練，也隻适合戎馬生活。
繼普魯士王儲的長子，威廉王子于1940年在西歐戰場上受到緻命重傷後，所有過去統治德意志王朝的王族後代都被調離前線，接着撤除軍職。
納粹這項決定是為了避免這類“光榮戰死”事件促成君主複辟運動，結果，反而救了不少納粹最痛恨的這個階級的人的性命。
7月25日，星期日 今天在往波茨坦途中，碰見現在德國境内工作的法國男孩之一亨利（“嘟嘟”）·德·旺德夫爾。
他哥哥菲利普因維希政府的強迫勞動法被送來此地，嘟嘟為了保持聯系，也跟來了。
他倆将時間均勻分配在打掃“德意志出版公司”的走廊及“偵察德國一般情況”上。
兄弟倆都極聰明，認為整件事非常荒謬。
1942年9月4日，維希政府開始執行所謂“強迫勞動法”，所有達服役年齡、被納入“援軍”制的法國男性，都必須志願到德國工作，作為交換，讓年齡較老的戰俘返國。
這項政策當然遭到上萬人的反抗，不過也使得反納粹遊擊隊人數大量增加，擴散至全德較偏遠地區。
我去伊甸旅館和塔蒂阿娜過夜，她将在這裡停留數天。
母親打電話告訴我們墨索裡尼遭免職及逮捕的消息，現在由巴多格裡奧掌權。
7月10日，盟軍登陸西西裡島。
兩周後，即7月24—25日，法西斯大議會邀請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複位，墨索裡尼辭職，國王立刻下令予以逮捕，囚禁在阿布魯齊山中。
前參謀總司令及埃塞俄比亞總督巴多格裡奧元帥則奉命重組政府。
7月27日，星期二 塔蒂阿娜在瑪莉亞·皮拉爾·奧亞爾薩瓦爾的陪同下，前往德累斯頓接受治療。
有人在去吃午餐的路上跟蹤我們，從電車上跟到巴士上，搞得我們神經緊張。
為了甩脫他，躲進一棟房子裡，結果他在屋外一直等到我們出來。
終于攔住我，說他反對我們講法文。
這種事情以前從來沒發生過，但不斷的轟炸令一般人民心生怨恨。
7月28日，星期三 漢堡現在每天都遭到轟炸，受害人數極多，滿目瘡痍，整座城幾乎已經撤空了。
聽說有許多小孩子在街上亂走，哭喊着尋找父母。
母親們大概死了，父親們在前線，所以無法識别他們的身份。
人民福利會似乎已控制大局，不過情況想必仍極艱困。
經過7月24、25、26、27及29日與8月2日的轟炸，盟軍在漢堡投下将近9000噸的炸彈，令100萬人無家可歸，死亡人數估計在2.5萬—5萬人之間（德軍針對英國考文垂市的閃電戰僅炸死554人）。
轟炸漢堡開了幾項先例：首度由美軍在白天出擊，英軍在晚間接替，進行日以繼夜的“地毯式轟炸”；首度大量使用硫黃彈，造成“火風暴”，即在空襲發生後數小時才開始的飓風，殺傷力比炸彈更可怕；同時也是盟軍首次使用“窗”式系統，投擲成捆的金屬條，混淆敵人的雷達及高射炮系統。
7月29日，星期四 我努力想說服母親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她不肯，說我可能需要她。
若不必替父母的安全擔憂，我會更快樂——尤其是母親，她留在這裡真的很危險。
蜜絲1978年回憶 1942年秋天，母親去西裡西亞和奧爾加·皮克勒住了一段時間；奧爾加的丈夫卡爾·腓特烈正好休假經過。
盟軍剛在北非登陸，母親秉持她直言不諱的個性，到處預言德軍若不改變對俄政策，下場将十分凄慘。
兩周後，蘭曹走進我辦公室，關上門，一言不發地遞給我一封由皮克勒伯爵簽名、緻蓋世太保的信，大意為：“吾妻幼時玩伴，瓦西裡奇科夫公爵夫人，強烈反對我國之對俄政策，并抨擊我方對待戰俘的方式。
她與盟國許多具有影響力的人士維持友好關系，所透露的消息很可能對德國不利，因此，絕對不可準許她出境。
”蓋世太保将這封信轉寄給外交部，下令不準發給母親離境簽證。
在戰時的德國，任何人遭到這樣的指控，通常都會被關進集中營。
蘭曹告訴我母親無論如何不可企圖離開德國；最明智的做法，是讓她暫時消失一段時間，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
可同時，她又着手組織對蘇聯戰俘進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母親一向堅決反共——她的兩個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喪命。
這個立場她堅持了20年，甚至本着“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原則，贊同希特勒。
1941年，她為了參加塔蒂阿娜的婚禮來到柏林時，仍然相信德軍入侵俄國将造成俄國民衆群起反抗共産體制；待重新建立俄國國民政府之後，再來對付德國人不遲。
因為她從未在納粹統治下住過德國，想說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樣是惡魔，并不容易。
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國住了一段時間，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為了毀滅波蘭如何狼狽為奸，又握有德國人在波蘭種種暴行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我倆并不抱存任何幻想。
随着德軍在俄國占領區内，種種殘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諸世人，以及俄國境内及各地戰俘營内受害人數不斷增加，母親對祖國的愛，加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護士所産生、現在又再度複發的“恐德症”，終于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蘇維埃情結，她覺得自己有責任減輕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應從俄國戰俘開始。
她不僅開始與許多在德軍司令部裡的老友聯絡，亦通過紅十字會駐柏林代表馬蒂博士，與日内瓦國際總部接上線。
但蘇維埃政府與革命之前的俄國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絕國際紅十字會的協助，意味着俄國戰俘在祖國政府的眼中，和叛國者并無不同，隻能自生自滅，大部分人的下場是餓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
母親于是聯絡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教母，在紐約托爾斯泰基金會工作的蘇菲·帕甯伯爵夫人。
在她牽線之下，兩位世界聞名的俄裔飛機制造商，西科斯基與舍維爾斯基，以及北美暨南美洲俄國東正教教會相繼介入。
他們很快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救援機構，湊足幾艘貨輪的食物、毛毯、衣服及醫療用品等。
此時美國已參戰，因此這批物資都必須向中立國阿根廷購買。
當這批貨輪正打算啟程，長途穿越到處都有德國潛水艇埋伏的大西洋時，整個計劃卻幾乎流産：捐贈人提出一個條件，要求救援物資必須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下在俘虜營内配發。
德國軍方已經同意，但最後需經希特勒親自批準。
母親去見陸軍總部的一位上校，他帶她走到隔壁的蒂爾加滕公園，避開監視的耳目，開口說：“我感到很羞愧，但元首說：‘不！絕不！’母親答道：‘好，那我就寫信給曼納海姆陸軍元帥，他絕不會說‘不！’”母親說到做到。
當時統帥芬蘭陸軍的曼納海姆男爵，在1918年曾自紅軍手中解放芬蘭，他亦是前俄國近衛軍軍官，和我們家是世交。
由于他的影響力，芬蘭軍隊（不像他們的德國戰友）對蘇聯作戰期間表現一直規矩正派，對待戰俘亦完全遵守日内瓦協議的規定，因此他們的戰俘大多生還。
母親很快接到曼納海姆的回複，救援船隻如期抵達瑞典，物資亦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下，在芬蘭的各戰俘營内迅速發放。
8月1日，星期日 漢堡的命運令柏林居民焦慮。
昨晚盟軍飛機投下大批傳單，呼籲柏林城内的老弱婦孺立刻離城；他們在轟炸漢堡之前也這麼做過。
看來情況不妙，柏林很可能是下一個目标。
昨天我上夜班。
搭的車在波茨坦堵塞了一下午，終于在晚上11點抵達辦公室，正打算離開的同事神情嚴肅地過來跟我道别，因為他們聽說今晚會有空襲。
結果，我在沙發上一覺睡到早上9點，回家後先洗個澡，再吃早餐。
明天我将搬去波茨坦俾斯麥夫婦的住處，晚上不再住在城裡。
8月2日，星期一 政府在每家外面貼了告示，命令所有未參與防禦工作的婦孺立即撤離。
車站裡因此擠得水洩不通，一片混亂，因為很多漢堡人也必須經過柏林往别的地方去。
還聽說政府辦公室都将遷出柏林，我們也接到打包的命令，不過我并不很在意。
母親現在晚上都去旺達·布呂歇爾的家住，而且也終于同意盡早搬去和塔蒂阿娜住。
與馮·哈塞爾大使午餐，他跟我講了很多有關墨索裡尼的趣事（他們倆很熟）。
他現在已退休，常寫些讨論經濟學的文章，不斷寄給我看。
但我必須承認我看不太懂。
稍晚我拖了一個大皮箱到波茨坦，很早便上床，因為實在太累。
可惜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帶着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海爾多夫伯爵——他是柏林的警察局局長——回家，我的睡眠隻好往後延。
海爾多夫伯爵經常來波茨坦，他們長談到深夜，一副非常神秘的樣子，不過也已搬來波茨坦住的羅瑪莉會随時告訴我我稱之為“密謀”的進展。
羅瑪莉非常狂熱，總想把各形各色的異議人士撮合在一起，經常表現得任性又魯莽；戈特弗裡德卻永遠守口如瓶。
這是蜜絲第一次暗示所謂的“七月密謀”。
海爾多夫并不認為盟軍會立刻開始對柏林進行密集轟炸。
馮·海爾多夫伯爵（1896—1944）和許多共同參與密謀的人不同，他早期是忠誠的納粹黨員，非常活躍。
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擔任中尉，英勇作戰）之後，他加入聲名狼藉的“羅斯巴赫兵團”——魏瑪共和國時代初期由退伍軍人組成、打擊左派人士的橫行霸道組織。
1923年卡普政變之後，他遭到放逐。
後來返回德國加入納粹黨，在“褐衫軍”中扶搖直上，成為國會議員之一。
并自1935年開始擔任柏林警察局局長。
海爾多夫雖然有這樣的背景，卻似乎對許多納粹政策持保守态度，如反猶太主義——特别是1938年的反猶太人方案“水晶之夜”。
他因為該方案與過去的同志逐漸疏離，終緻成為反希特勒密謀的中心人物。
8月3日，星期二 今天漢諾威的韋爾菲和格奧爾格—威廉來波茨坦吃晚餐，他們的母親是前皇帝唯一的女兒。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堅持要我們邀請朋友——我猜想一來是想“評估他們”，二來也因為不希望我們晚上待在城裡。
天氣極熱，大家都把腳丫子泡在噴水池裡。
柯尼希斯瓦特8月9日，星期一 今天趕得很辛苦。
我想到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幾天（感謝老天，母親終于搬來了！），但因為除非持有特别許可證，任何人都不準離開首都，所以我必須先搭火車離城，在諾伊施塔特一個小站下車，買去馬林巴德的票。
羅瑪莉·舍恩貝格幫我擡一個非常巨大的皮箱，裡面裝有我想帶出城的東西——主要是照相簿。
車上擠滿衣服被燒破、想回家的漢堡人；他們甯願回自己的廢墟受苦，也不願被其他城市的人欺負。
他們的行為舉止似乎都很狂野，口無遮攔，頗粗線條。
而且火車的乘客通常都會毫無忌憚地說出對政府的感想。
到了諾伊施塔特，我急急跳下車買票，又趕忙跳回返回柏林的列車上，再換車換站。
回程車上的乘客仍多來自漢堡，其中一個小女孩手臂灼傷嚴重，全程歇斯底裡笑個不停。
半夜2點才到柯尼希斯瓦特！ 8月10日，星期二 大部分時間我們都駕車在美麗的樹林裡兜風，讨論未來各種可能的計劃。
8月14日，星期六 天氣爛透了，雨下個不停。
塔蒂阿娜已前往德累斯頓繼續療養；母親常出門散長步，我留在家裡休息。
一旦住在鄉下就變得不問世事了。
德累斯頓8月15日，星期日 吃過午餐，我也前往德累斯頓探望塔蒂阿娜及被關在附近戰俘營裡的表哥吉姆·維耶曾斯基。
我帶了一點葡萄酒，免得長達十小時的車程太無聊。
塔蒂阿娜本來答應派車來車站接我，但等過了午夜抵達車站時，卻連個鬼影都沒有，隻好步行穿過整個城市，走到療養院。
城裡發布了空襲警告，天上一輪滿月，整個氣氛非常詭谲。
我從來沒來過德累斯頓，很怕被困在某個小地窖裡，幸好平安走到了療養院。
塔蒂阿娜看起來很憔悴，有位夜班護士在一旁照顧。
她們安排我在一張快要散了的沙發上睡覺，再加兩張不斷分開的椅子，但我實在太累，很快就睡着了。
8月16日，星期一 天一亮就去吉姆·維耶曾斯基的戰俘營。
本來不能上巴士，因為必須出示特别旅行證，後來總算擺平。
每次我都亮出朋友馮·哈澤将軍（柏林警備司令）給我的通行證。
其實他跟戰俘營毫無關系，但這張證件直到目前為止都無往不利，後來全家人都靠它輪流見到了吉姆。
我在一個小村莊下車，走了半個鐘頭，穿越田野，才看見四周圍了鐵絲網的戰俘營。
到了大門口，我再度亮出通行證，沒問題！可惜營區司令跟我扯了将近一個鐘頭才派人帶吉姆過來，為了讨好他，我隻好陪他聊。
不過他看起來人不錯，吉姆後來也說他對待戰俘非常公平。
他其實是位軍醫，整個營區就像一座野戰醫院，來自各國的戰俘來此等待調度，轉往永久性的營區。
趁着他的勤務兵準備野餐時，吉姆和我坐在司令辦公室裡聊天；司令很好心地把他的辦公室讓給我們用。
然後我們離開營區，步行出去野餐。
不斷有德國軍車經過，卻似乎沒有人介意一個女人和一位身穿制服的法國軍官在樹林裡散步，令我覺得非常怪異。
吉姆工作量很重，忙着翻譯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波蘭文及塞爾維亞文。
因為這裡非常需要他，所以他無暇去想逃跑的事。
他從小便長了一對招風耳，現在正好閑着，決定動手術矯正。
他看起來很健康，精神也很好。
戰俘們偷藏了一架收音機，消息很靈通。
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宿舍裡大聲報告盟軍的戰地新聞！ 午餐我們吃腌碎牛肉、沙丁魚、豌豆、牛油和咖啡，全是平民好久沒看到的東西。
我帶來塔蒂阿娜準備的烤雞和香槟，吉姆送我茶葉和一張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響曲唱片。
他在巴士站跟我吻别，一位乘客立刻問我是不是法國軍官的未婚妻。
我在塔蒂阿娜的療養院裡又住了一晚。
她進步得很快，不過每次我說了讓她開心的笑話，她都會笑得直流眼淚。
夜裡我莫名地經常尖叫，護士隻好給我吃鎮靜劑，她說是柏林空襲的後遺症。
柏林8月17日，星期二 返回柏林和波茨坦的火車擠得不得了，我一直站着。
8月18日，星期三 今晚在俾斯麥家和海因裡希·賽恩—維特根斯坦長談；他從俄國調回來防禦柏林，已經擊落了63架敵方轟炸機，現在是全國坐第二把交椅的夜間戰鬥機飛行員。
但因為他是個爵爺（拿破侖戰争期間一位著名俄國陸軍元帥的後代），信念不同，不受政府寵信，戰果也不被重視。
我很少碰到像他這樣敏感又善良的男孩。
他在瑞士長大，對德國不熟，所以我總是帶他到處逛，每個朋友都喜歡他。
8月20日，星期五 天氣熱得可怕。
下班後，我們開車去高爾夫俱樂部。
羅瑪莉、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和我坐在綠茵上計劃未來，讨論等政治徹底垮台，開始除去異議人士，我們該怎麼做？跳上海因裡希的飛機飛去哥倫比亞或某個國家是一個可能！但沒有足夠的油料飛越大西洋，這個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羅瑪莉有個表哥住在波哥大，她可以嫁給他，如此一來，等于一石二鳥！ 8月23日，星期一 我們沒去上班。
羅瑪莉假裝中暑，我正好也覺得很不舒服，便乘機騎自行車去韋爾德看看能不能買些水果。
我們背了背包，騎了很遠，到那裡碰見一個帶籃子的男人，他說他也想買水果。
後來終于纏上一名農夫，願意賣給我們15磅蘋果。
我還在喃喃抱怨五角一磅太貴，我們那位男伴已替我把背包捆在單車上了。
等我們離開果園，經過一片番茄田，他竟然亮出一張證件，說他其實在替物價控制委員會工作，宣稱我們被坑了，他打算寫份報告，我們必須上法庭作證，控告那位農夫。
這令我們大吃一驚。
他接着問我們的名字，我們不肯說，還表示不應該迫害那位可憐的農夫。
他仍一再追問；我堅持拒答，羅瑪莉卻面無表情地報上漢斯·弗洛托的名字和地址。
我忍不住偷笑，讓那男人起了疑心。
但因為我們沒帶身份證，他也不能證明什麼。
然後他又唠叨了一陣，建議我們将來替警方做餌，他們可以開車送我們去各地的農場……我們很不客氣地拒絕了。
羅瑪莉老是碰上警察找她麻煩。
上次她在波茨坦辱罵一名警察，現在警局又要找她去做口供。
8月24日，星期二 昨天嚴重空襲。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不在家，他的内兄讓—喬治·霍約斯從頭睡到尾。
隻有我覺得不對勁，不顧大家的抗議，把他和羅瑪莉·舍恩貝格拉起來。
整個柏林上空一片紅霧。
今早讓—喬治打電話回來說他花了三個鐘頭（平常隻要20分鐘）才進城，因為所有街道都坍塌了。
晚上6點，我們也跟着進城，一方面去接戈特弗裡德，一方面去察看各人的公寓。
結果格斯多夫夫婦的廚子瑪莎倒在我懷裡啜泣；她被吓呆了，還好房子沒事。
羅瑪莉的運氣卻沒這麼好，她那張床正上方的天花闆被炸了一個大洞，令她覺得非比尋常，到處宣布她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将來一定有大成就！我們去探望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她受到極大的驚吓。
她家附近庫達姆大街上及周圍所有房子的頂樓，包括皮克勒家在利岑貝格街上的公寓，也就是三年前我們剛搬來柏林住的那棟公寓，全部被燒毀。
空襲結束後，戈培爾到災情最嚴重的區域巡視，聽說他想征召30名義務消防隊員，市民的反應卻非常冷淡。
蜜絲和她父親因為空襲不斷搬家，這時付錢借住在朋友格斯多夫男爵及男爵夫人的别墅裡。
瑪莉亞·馮·格斯多夫男爵夫人聰慧正直，親切又迷人，雖然住在戰時遭猛烈轟炸的城市裡，卻能夠将自己位于沃伊什街的宅邸變成知識分子圈内的沙龍，讓志同道合的人在毫無禁忌的氣氛下相聚。
因為她丈夫是權貴西門子家族的親戚，又在柏林軍事總司令部内任職，因此
況且，她們唯一的弟弟埃迪在對俄作戰初期就已陣亡，她們待不住。
她倆都是紅十字會的護士，調職很容易。
“自由德國委員會”開始從莫斯科對此地廣播。
朋友的反應是：“我們一進入俄國就應該這麼做了！” 1943年7月12日，“自由德國委員會”在蘇聯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戰俘營中成立，一周後公布成立宣言，呼籲德國民衆及國防軍起來反抗希特勒。
委員中除了幾名共産黨老将（如皮克及烏布利希）外，還包括幾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資深将領，如保盧斯陸軍元帥和馮·塞德利茨—庫茲巴赫将軍。
但因德國士兵恐懼遭蘇軍俘虜，該委員會的成就極有限。
委員們雖成為未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建國元老，但在戰後德國境内的蘇聯占領區政府組織内卻不占任何席位。
7月22日，星期四 和普魯士的布爾夏德午餐，他像所有王族王子一樣，被踢出了軍隊，現在無所事事，很想在工業界找份工作，不過并不容易。
他是舊式正派德國軍官的典型代表，隻受過軍事訓練，也隻适合戎馬生活。
繼普魯士王儲的長子，威廉王子于1940年在西歐戰場上受到緻命重傷後，所有過去統治德意志王朝的王族後代都被調離前線，接着撤除軍職。
納粹這項決定是為了避免這類“光榮戰死”事件促成君主複辟運動，結果，反而救了不少納粹最痛恨的這個階級的人的性命。
7月25日，星期日 今天在往波茨坦途中，碰見現在德國境内工作的法國男孩之一亨利（“嘟嘟”）·德·旺德夫爾。
他哥哥菲利普因維希政府的強迫勞動法被送來此地，嘟嘟為了保持聯系，也跟來了。
他倆将時間均勻分配在打掃“德意志出版公司”的走廊及“偵察德國一般情況”上。
兄弟倆都極聰明，認為整件事非常荒謬。
1942年9月4日，維希政府開始執行所謂“強迫勞動法”，所有達服役年齡、被納入“援軍”制的法國男性，都必須志願到德國工作，作為交換，讓年齡較老的戰俘返國。
這項政策當然遭到上萬人的反抗，不過也使得反納粹遊擊隊人數大量增加，擴散至全德較偏遠地區。
我去伊甸旅館和塔蒂阿娜過夜，她将在這裡停留數天。
母親打電話告訴我們墨索裡尼遭免職及逮捕的消息，現在由巴多格裡奧掌權。
7月10日，盟軍登陸西西裡島。
兩周後，即7月24—25日，法西斯大議會邀請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複位，墨索裡尼辭職，國王立刻下令予以逮捕，囚禁在阿布魯齊山中。
前參謀總司令及埃塞俄比亞總督巴多格裡奧元帥則奉命重組政府。
7月27日，星期二 塔蒂阿娜在瑪莉亞·皮拉爾·奧亞爾薩瓦爾的陪同下，前往德累斯頓接受治療。
有人在去吃午餐的路上跟蹤我們，從電車上跟到巴士上，搞得我們神經緊張。
為了甩脫他，躲進一棟房子裡，結果他在屋外一直等到我們出來。
終于攔住我，說他反對我們講法文。
這種事情以前從來沒發生過，但不斷的轟炸令一般人民心生怨恨。
7月28日，星期三 漢堡現在每天都遭到轟炸，受害人數極多，滿目瘡痍，整座城幾乎已經撤空了。
聽說有許多小孩子在街上亂走，哭喊着尋找父母。
母親們大概死了，父親們在前線，所以無法識别他們的身份。
人民福利會似乎已控制大局，不過情況想必仍極艱困。
經過7月24、25、26、27及29日與8月2日的轟炸，盟軍在漢堡投下将近9000噸的炸彈，令100萬人無家可歸，死亡人數估計在2.5萬—5萬人之間（德軍針對英國考文垂市的閃電戰僅炸死554人）。
轟炸漢堡開了幾項先例：首度由美軍在白天出擊，英軍在晚間接替，進行日以繼夜的“地毯式轟炸”；首度大量使用硫黃彈，造成“火風暴”，即在空襲發生後數小時才開始的飓風，殺傷力比炸彈更可怕；同時也是盟軍首次使用“窗”式系統，投擲成捆的金屬條，混淆敵人的雷達及高射炮系統。
7月29日，星期四 我努力想說服母親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她不肯，說我可能需要她。
若不必替父母的安全擔憂，我會更快樂——尤其是母親，她留在這裡真的很危險。
蜜絲1978年回憶 1942年秋天，母親去西裡西亞和奧爾加·皮克勒住了一段時間；奧爾加的丈夫卡爾·腓特烈正好休假經過。
盟軍剛在北非登陸，母親秉持她直言不諱的個性，到處預言德軍若不改變對俄政策，下場将十分凄慘。
兩周後，蘭曹走進我辦公室，關上門，一言不發地遞給我一封由皮克勒伯爵簽名、緻蓋世太保的信，大意為：“吾妻幼時玩伴，瓦西裡奇科夫公爵夫人，強烈反對我國之對俄政策，并抨擊我方對待戰俘的方式。
她與盟國許多具有影響力的人士維持友好關系，所透露的消息很可能對德國不利，因此，絕對不可準許她出境。
”蓋世太保将這封信轉寄給外交部，下令不準發給母親離境簽證。
在戰時的德國，任何人遭到這樣的指控，通常都會被關進集中營。
蘭曹告訴我母親無論如何不可企圖離開德國；最明智的做法，是讓她暫時消失一段時間，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
可同時，她又着手組織對蘇聯戰俘進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母親一向堅決反共——她的兩個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喪命。
這個立場她堅持了20年，甚至本着“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原則，贊同希特勒。
1941年，她為了參加塔蒂阿娜的婚禮來到柏林時，仍然相信德軍入侵俄國将造成俄國民衆群起反抗共産體制；待重新建立俄國國民政府之後，再來對付德國人不遲。
因為她從未在納粹統治下住過德國，想說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樣是惡魔，并不容易。
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國住了一段時間，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為了毀滅波蘭如何狼狽為奸，又握有德國人在波蘭種種暴行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我倆并不抱存任何幻想。
随着德軍在俄國占領區内，種種殘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諸世人，以及俄國境内及各地戰俘營内受害人數不斷增加，母親對祖國的愛，加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護士所産生、現在又再度複發的“恐德症”，終于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蘇維埃情結，她覺得自己有責任減輕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應從俄國戰俘開始。
她不僅開始與許多在德軍司令部裡的老友聯絡，亦通過紅十字會駐柏林代表馬蒂博士，與日内瓦國際總部接上線。
但蘇維埃政府與革命之前的俄國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絕國際紅十字會的協助，意味着俄國戰俘在祖國政府的眼中，和叛國者并無不同，隻能自生自滅，大部分人的下場是餓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
母親于是聯絡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教母，在紐約托爾斯泰基金會工作的蘇菲·帕甯伯爵夫人。
在她牽線之下，兩位世界聞名的俄裔飛機制造商，西科斯基與舍維爾斯基，以及北美暨南美洲俄國東正教教會相繼介入。
他們很快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救援機構，湊足幾艘貨輪的食物、毛毯、衣服及醫療用品等。
此時美國已參戰，因此這批物資都必須向中立國阿根廷購買。
當這批貨輪正打算啟程，長途穿越到處都有德國潛水艇埋伏的大西洋時，整個計劃卻幾乎流産：捐贈人提出一個條件，要求救援物資必須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下在俘虜營内配發。
德國軍方已經同意，但最後需經希特勒親自批準。
母親去見陸軍總部的一位上校，他帶她走到隔壁的蒂爾加滕公園，避開監視的耳目，開口說：“我感到很羞愧，但元首說：‘不！絕不！’母親答道：‘好，那我就寫信給曼納海姆陸軍元帥，他絕不會說‘不！’”母親說到做到。
當時統帥芬蘭陸軍的曼納海姆男爵，在1918年曾自紅軍手中解放芬蘭，他亦是前俄國近衛軍軍官，和我們家是世交。
由于他的影響力，芬蘭軍隊（不像他們的德國戰友）對蘇聯作戰期間表現一直規矩正派，對待戰俘亦完全遵守日内瓦協議的規定，因此他們的戰俘大多生還。
母親很快接到曼納海姆的回複，救援船隻如期抵達瑞典，物資亦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下，在芬蘭的各戰俘營内迅速發放。
8月1日，星期日 漢堡的命運令柏林居民焦慮。
昨晚盟軍飛機投下大批傳單，呼籲柏林城内的老弱婦孺立刻離城；他們在轟炸漢堡之前也這麼做過。
看來情況不妙，柏林很可能是下一個目标。
昨天我上夜班。
搭的車在波茨坦堵塞了一下午，終于在晚上11點抵達辦公室，正打算離開的同事神情嚴肅地過來跟我道别，因為他們聽說今晚會有空襲。
結果，我在沙發上一覺睡到早上9點，回家後先洗個澡，再吃早餐。
明天我将搬去波茨坦俾斯麥夫婦的住處，晚上不再住在城裡。
8月2日，星期一 政府在每家外面貼了告示，命令所有未參與防禦工作的婦孺立即撤離。
車站裡因此擠得水洩不通，一片混亂，因為很多漢堡人也必須經過柏林往别的地方去。
還聽說政府辦公室都将遷出柏林，我們也接到打包的命令，不過我并不很在意。
母親現在晚上都去旺達·布呂歇爾的家住，而且也終于同意盡早搬去和塔蒂阿娜住。
與馮·哈塞爾大使午餐，他跟我講了很多有關墨索裡尼的趣事（他們倆很熟）。
他現在已退休，常寫些讨論經濟學的文章，不斷寄給我看。
但我必須承認我看不太懂。
稍晚我拖了一個大皮箱到波茨坦，很早便上床，因為實在太累。
可惜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帶着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海爾多夫伯爵——他是柏林的警察局局長——回家，我的睡眠隻好往後延。
海爾多夫伯爵經常來波茨坦，他們長談到深夜，一副非常神秘的樣子，不過也已搬來波茨坦住的羅瑪莉會随時告訴我我稱之為“密謀”的進展。
羅瑪莉非常狂熱，總想把各形各色的異議人士撮合在一起，經常表現得任性又魯莽；戈特弗裡德卻永遠守口如瓶。
這是蜜絲第一次暗示所謂的“七月密謀”。
海爾多夫并不認為盟軍會立刻開始對柏林進行密集轟炸。
馮·海爾多夫伯爵（1896—1944）和許多共同參與密謀的人不同，他早期是忠誠的納粹黨員，非常活躍。
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擔任中尉，英勇作戰）之後，他加入聲名狼藉的“羅斯巴赫兵團”——魏瑪共和國時代初期由退伍軍人組成、打擊左派人士的橫行霸道組織。
1923年卡普政變之後，他遭到放逐。
後來返回德國加入納粹黨，在“褐衫軍”中扶搖直上，成為國會議員之一。
并自1935年開始擔任柏林警察局局長。
海爾多夫雖然有這樣的背景，卻似乎對許多納粹政策持保守态度，如反猶太主義——特别是1938年的反猶太人方案“水晶之夜”。
他因為該方案與過去的同志逐漸疏離，終緻成為反希特勒密謀的中心人物。
8月3日，星期二 今天漢諾威的韋爾菲和格奧爾格—威廉來波茨坦吃晚餐，他們的母親是前皇帝唯一的女兒。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堅持要我們邀請朋友——我猜想一來是想“評估他們”，二來也因為不希望我們晚上待在城裡。
天氣極熱，大家都把腳丫子泡在噴水池裡。
柯尼希斯瓦特8月9日，星期一 今天趕得很辛苦。
我想到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幾天（感謝老天，母親終于搬來了！），但因為除非持有特别許可證，任何人都不準離開首都，所以我必須先搭火車離城，在諾伊施塔特一個小站下車，買去馬林巴德的票。
羅瑪莉·舍恩貝格幫我擡一個非常巨大的皮箱，裡面裝有我想帶出城的東西——主要是照相簿。
車上擠滿衣服被燒破、想回家的漢堡人；他們甯願回自己的廢墟受苦，也不願被其他城市的人欺負。
他們的行為舉止似乎都很狂野，口無遮攔，頗粗線條。
而且火車的乘客通常都會毫無忌憚地說出對政府的感想。
到了諾伊施塔特，我急急跳下車買票，又趕忙跳回返回柏林的列車上，再換車換站。
回程車上的乘客仍多來自漢堡，其中一個小女孩手臂灼傷嚴重，全程歇斯底裡笑個不停。
半夜2點才到柯尼希斯瓦特！ 8月10日，星期二 大部分時間我們都駕車在美麗的樹林裡兜風，讨論未來各種可能的計劃。
8月14日，星期六 天氣爛透了，雨下個不停。
塔蒂阿娜已前往德累斯頓繼續療養；母親常出門散長步，我留在家裡休息。
一旦住在鄉下就變得不問世事了。
德累斯頓8月15日，星期日 吃過午餐，我也前往德累斯頓探望塔蒂阿娜及被關在附近戰俘營裡的表哥吉姆·維耶曾斯基。
我帶了一點葡萄酒，免得長達十小時的車程太無聊。
塔蒂阿娜本來答應派車來車站接我，但等過了午夜抵達車站時，卻連個鬼影都沒有，隻好步行穿過整個城市，走到療養院。
城裡發布了空襲警告，天上一輪滿月，整個氣氛非常詭谲。
我從來沒來過德累斯頓，很怕被困在某個小地窖裡，幸好平安走到了療養院。
塔蒂阿娜看起來很憔悴，有位夜班護士在一旁照顧。
她們安排我在一張快要散了的沙發上睡覺，再加兩張不斷分開的椅子，但我實在太累，很快就睡着了。
8月16日，星期一 天一亮就去吉姆·維耶曾斯基的戰俘營。
本來不能上巴士，因為必須出示特别旅行證，後來總算擺平。
每次我都亮出朋友馮·哈澤将軍（柏林警備司令）給我的通行證。
其實他跟戰俘營毫無關系，但這張證件直到目前為止都無往不利，後來全家人都靠它輪流見到了吉姆。
我在一個小村莊下車，走了半個鐘頭，穿越田野，才看見四周圍了鐵絲網的戰俘營。
到了大門口，我再度亮出通行證，沒問題！可惜營區司令跟我扯了将近一個鐘頭才派人帶吉姆過來，為了讨好他，我隻好陪他聊。
不過他看起來人不錯，吉姆後來也說他對待戰俘非常公平。
他其實是位軍醫，整個營區就像一座野戰醫院，來自各國的戰俘來此等待調度，轉往永久性的營區。
趁着他的勤務兵準備野餐時，吉姆和我坐在司令辦公室裡聊天；司令很好心地把他的辦公室讓給我們用。
然後我們離開營區，步行出去野餐。
不斷有德國軍車經過，卻似乎沒有人介意一個女人和一位身穿制服的法國軍官在樹林裡散步，令我覺得非常怪異。
吉姆工作量很重，忙着翻譯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波蘭文及塞爾維亞文。
因為這裡非常需要他，所以他無暇去想逃跑的事。
他從小便長了一對招風耳，現在正好閑着，決定動手術矯正。
他看起來很健康，精神也很好。
戰俘們偷藏了一架收音機，消息很靈通。
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宿舍裡大聲報告盟軍的戰地新聞！ 午餐我們吃腌碎牛肉、沙丁魚、豌豆、牛油和咖啡，全是平民好久沒看到的東西。
我帶來塔蒂阿娜準備的烤雞和香槟，吉姆送我茶葉和一張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響曲唱片。
他在巴士站跟我吻别，一位乘客立刻問我是不是法國軍官的未婚妻。
我在塔蒂阿娜的療養院裡又住了一晚。
她進步得很快，不過每次我說了讓她開心的笑話，她都會笑得直流眼淚。
夜裡我莫名地經常尖叫，護士隻好給我吃鎮靜劑，她說是柏林空襲的後遺症。
柏林8月17日，星期二 返回柏林和波茨坦的火車擠得不得了，我一直站着。
8月18日，星期三 今晚在俾斯麥家和海因裡希·賽恩—維特根斯坦長談；他從俄國調回來防禦柏林，已經擊落了63架敵方轟炸機，現在是全國坐第二把交椅的夜間戰鬥機飛行員。
但因為他是個爵爺（拿破侖戰争期間一位著名俄國陸軍元帥的後代），信念不同，不受政府寵信，戰果也不被重視。
我很少碰到像他這樣敏感又善良的男孩。
他在瑞士長大，對德國不熟，所以我總是帶他到處逛，每個朋友都喜歡他。
8月20日，星期五 天氣熱得可怕。
下班後，我們開車去高爾夫俱樂部。
羅瑪莉、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和我坐在綠茵上計劃未來，讨論等政治徹底垮台，開始除去異議人士，我們該怎麼做？跳上海因裡希的飛機飛去哥倫比亞或某個國家是一個可能！但沒有足夠的油料飛越大西洋，這個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羅瑪莉有個表哥住在波哥大，她可以嫁給他，如此一來，等于一石二鳥！ 8月23日，星期一 我們沒去上班。
羅瑪莉假裝中暑，我正好也覺得很不舒服，便乘機騎自行車去韋爾德看看能不能買些水果。
我們背了背包，騎了很遠，到那裡碰見一個帶籃子的男人，他說他也想買水果。
後來終于纏上一名農夫，願意賣給我們15磅蘋果。
我還在喃喃抱怨五角一磅太貴，我們那位男伴已替我把背包捆在單車上了。
等我們離開果園，經過一片番茄田，他竟然亮出一張證件，說他其實在替物價控制委員會工作，宣稱我們被坑了，他打算寫份報告，我們必須上法庭作證，控告那位農夫。
這令我們大吃一驚。
他接着問我們的名字，我們不肯說，還表示不應該迫害那位可憐的農夫。
他仍一再追問；我堅持拒答，羅瑪莉卻面無表情地報上漢斯·弗洛托的名字和地址。
我忍不住偷笑，讓那男人起了疑心。
但因為我們沒帶身份證，他也不能證明什麼。
然後他又唠叨了一陣，建議我們将來替警方做餌，他們可以開車送我們去各地的農場……我們很不客氣地拒絕了。
羅瑪莉老是碰上警察找她麻煩。
上次她在波茨坦辱罵一名警察，現在警局又要找她去做口供。
8月24日，星期二 昨天嚴重空襲。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不在家，他的内兄讓—喬治·霍約斯從頭睡到尾。
隻有我覺得不對勁，不顧大家的抗議，把他和羅瑪莉·舍恩貝格拉起來。
整個柏林上空一片紅霧。
今早讓—喬治打電話回來說他花了三個鐘頭（平常隻要20分鐘）才進城，因為所有街道都坍塌了。
晚上6點，我們也跟着進城，一方面去接戈特弗裡德，一方面去察看各人的公寓。
結果格斯多夫夫婦的廚子瑪莎倒在我懷裡啜泣；她被吓呆了，還好房子沒事。
羅瑪莉的運氣卻沒這麼好，她那張床正上方的天花闆被炸了一個大洞，令她覺得非比尋常，到處宣布她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将來一定有大成就！我們去探望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她受到極大的驚吓。
她家附近庫達姆大街上及周圍所有房子的頂樓，包括皮克勒家在利岑貝格街上的公寓，也就是三年前我們剛搬來柏林住的那棟公寓，全部被燒毀。
空襲結束後，戈培爾到災情最嚴重的區域巡視，聽說他想征召30名義務消防隊員，市民的反應卻非常冷淡。
蜜絲和她父親因為空襲不斷搬家，這時付錢借住在朋友格斯多夫男爵及男爵夫人的别墅裡。
瑪莉亞·馮·格斯多夫男爵夫人聰慧正直，親切又迷人，雖然住在戰時遭猛烈轟炸的城市裡，卻能夠将自己位于沃伊什街的宅邸變成知識分子圈内的沙龍，讓志同道合的人在毫無禁忌的氣氛下相聚。
因為她丈夫是權貴西門子家族的親戚，又在柏林軍事總司令部内任職，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