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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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家的賓客來自德國各個階層——從貴族地主（瑪莉亞自己的背景）到工業界、商業界、學術界、外交界及軍界人士都有。
8月25日，星期三 今晚又有空襲，幸好損害不嚴重，而且開往波茨坦的火車不受影響。
8月26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從柯尼希斯瓦特打電話來，說柏林到萊比錫的鐵路線被炸中，交通中斷。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及她來自漢堡的朋友，漢尼·耶尼施一起吃晚餐。
漢尼不用入伍作戰，因為他的兩個哥哥都已陣亡。
他開一輛極拉風的奔馳車到處逛，卻沒有牌照，警察因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都放他一馬。
8月27日，星期五 亞曆克斯·韋特和辦公室另一位官員，X教授，昨天房子被炸中，現在都無家可歸。
而且後者還失明了，因為他沖進一間着火的房子裡救出一個女人。
幸好那隻是暫時的，感謝上帝！他來自巴登，對現在的政府深惡痛絕，一直說這全是德國女人的錯，因為是她們投票讓希特勒當選的。
他說從現在開始，所有與軍事沾邊的玩具，像是喇叭、錫兵和劍，都應該被禁止。
8月28日，星期六 與維克托·德·科瓦的日本太太美智子見面。
他不僅是德國最有才華、最吸引人的演員，還當導演。
我們去看他排演正在演出的戲。
8月29日，星期日 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及羅瑪莉·舍恩貝格開車去鄉間探望他母親；非常迷人的老太太，有一半英國血統。
她對她公公，即鐵血宰相俾斯麥，印象仍然很深刻。
回家時，羅瑪莉堅持要在滂沱大雨中開車，但因為她完全沒有經驗，我們都很緊張。
9月1日，星期三 戰争于四年前的今天開始，仿佛是不可能的事。
昨晚盟軍大肆“慶祝”，炸得柏林商店區災情嚴重。
今晚我去參加維克托·德·科瓦新戲《Phline》的首演，然後大夥兒去他家。
我和作曲家特奧·馬克本談了很久，他非常崇拜俄國。
9月3日，星期五 盟軍已登陸意大利本島。
8月17日，西西裡島完成解放，盟軍伺機進攻意大利本島。
同時，在墨索裡尼于7月23日免職及被捕後，意大利積極準備參加盟軍陣容。
8月19日，巴多格裡奧元帥開始與盟軍秘密協商。
盟軍于9月2日開始登陸意大利南岸，更加速促成意大利叛離軸心國。
9月4日，星期六 今晚我和匈牙利大使館的納吉和維克托·德·科瓦一起晚餐。
後者出奇激動，含着眼淚說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家附近整個鄰裡（他家離滕珀爾霍夫機場不遠）在昨晚被夷平。
昨天的空襲真的很嚴重，就連遠在波茨坦的我們都到樓下集合。
自從漢堡遭轟炸之後，梅勒妮對燃燒彈特别恐懼，因為聽說漢堡城内所有人行道變成一片火海。
現在隻要空襲一開始，她必然會在頭上蓋一條濕毛巾。
9月6日，星期一 據說霍斯特曼夫婦出事了。
前一陣子他們為了安全問題搬去鄉間，現在和他們住在一起的提諾·索達提昨晚本來應該參加一場正式晚宴，結果一直沒出現，也沒通知任何人。
他是個很規矩的青年外交官，主人因此覺得事有蹊跷。
9月7日，星期二 今早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第一次騎自行車進城。
其實自行車是俾斯麥家的。
剛開始差點撞上來往的電車和巴士。
有一次羅瑪莉還從車籠頭前面跳出去，精彩透了。
我們和柏林警察局局長海爾多夫約了見面——羅瑪莉為了某種神秘理由，我則去談我的本行。
外交部要我開始建立一個照片檔案，但現在所有展現轟炸災區的照片都必須經過監檢，我希望海爾多夫能給我幾張公布，他答應了。
不出所料，霍斯特曼夫婦的鄉間别墅克爾岑多夫城堡，在前天晚上嚴重受創。
我坐在格斯多夫家裡和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一起聆聽菲亞·亨舍爾叙述整個災難的細節；當時她住在那裡。
幸好沒有人死亡。
可是才剛把柏林城内公寓裡無價的古董搬過去安置好的弗雷迪卻失去了一切。
我實在無法想象提諾·索達提——一位瑞士外交官——半夜2點穿着睡衣在密集的炸彈雨中飛奔穿過草坪的樣子！ 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男爵是網球史上最優秀的球員之一，運氣卻一直很差：雖然每次都進入溫布爾登網球錦标賽決賽，卻一直與冠軍杯無緣。
一開始他便與納粹反目，甚至被關進集中營一段時間，直到大戰爆發。
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國外。
下午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亞當·特羅特的辦公室裡。
我們的人事室主管海夫騰進來閑聊了一陣。
他是亞當的好友，一張死白的臉，莫測高深，讓我想起中世紀的墓碑。
海夫騰博士（1905—1944）和亞當·馮·特羅特一樣，曾赴英國留學，早期是反納粹的軍人，1933年便批評希特勒具有“強盜頭子心态”。
該年他亦進入外交界。
蜜絲認識他的時候，他是一名公使館顧問。
但他和許多同謀者有一點不同之處，即他基于基督教道德觀，從未參加過納粹黨。
他很早便成為毛奇伯爵“克萊稍集團”的一員，并為該集團招募了許多出色的團員，包括亞當·馮·特羅特本人。
我們讨論目前的大勢，以及最近開始的動員手段。
當局似乎刻意挑選出仍在外交部任職的異議人士，想全部換上自己人，絕大多數是黨衛軍，像我們那位施塔勒克先生。
但除非你志願到前線作戰，否則不準任何人辭職。
這個做法當然使得目前正在進行中的秘密活動更加複雜。
據說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從來不離開他靠近薩爾斯堡、在弗斯爾的巢穴。
最近他和副國務秘書盧瑟——另一名走狗——起内讧。
當然，他們從來不會當我的面讨論這些事，但我猜得出一個大概。
總而言之，現在外交部沒有一個真正在做事的領導人。
如果外人知道外交部其實隻是一部上了很多潤滑油的官僚機器，實際上毫無效率可言，一定會大感震驚。
我們這一小群密謀者便是明證。
晚上我去漢斯·弗洛托家吃晚餐，然後四個人騎兩輛沒開車燈的自行車到波茨坦車站——好像在表演特技！ 漢斯—格奧爾格·馮·施圖德尼茨出版的日記對這一天的回憶如下：“漢斯·弗洛托舉行一個小型晚宴，參加的人包括蜜絲·瓦西裡奇科夫、羅瑪莉·舍恩貝格、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及貝恩德·穆姆等。
大家從頭到尾都在談論空襲；讓我想起受迫害的基督徒在羅馬地下墓窖裡的集會！”（摘錄自《柏林燃燒時：1943—1945年日記》[WhileBerlinBurns.Diaries1943—5，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 9月8日，星期三 再次騎自行車進柏林，我回家拿那頂羅斯·瓦盧瓦設計的帽子——很大的綠色寬邊帽、黑絲帶——是别人從巴黎寄給塔蒂阿娜的。
下班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送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到斯卡皮尼家。
晚餐吃到一半，一位秘書沖進來報告意大利已投降，我們立刻告辭，沖回去警告戈特弗裡德的哥哥奧托。
他剛從羅馬回來（他一直在那兒的德國大使館擔任大使顧問），正和海爾多夫及戈特弗裡德在侯切爾餐廳用餐，對這條大新聞渾然不知。
他們在一個小房間裡用餐，羅瑪莉和我沖了進去，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後都驚愕地說不出話來。
斯卡皮尼也吓呆了；他來柏林擔任代理法國大使，與當局協商用“志願”勞工交換法國戰俘的問題。
他看起來很可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瞎了眼睛，現在身邊總帶着一位阿拉伯仆人當他的眼睛，向他描述周圍發生的一切。
9月9日，星期四 進城時我帶着報紙，坐在我對面的男士第一次看到意大利投降的新聞，臉上的表情非常有意思。
盡管做出了這麼多犧牲，意大利竟然這麼虎頭蛇尾！ 9月10日，星期五 艾伯特·埃爾茨和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趕在下班前來辦公室，我們再趕去意大利大使館，希望能趁着戰争尚未結束、通訊尚未完全被切斷前，找到一個即将返回羅馬的人，替我帶一封信給伊連娜。
她一定擔心死了。
結果發現使館周圍人潮洶湧，所有的意大利外僑全坐在自己的皮箱上，好多車子和救護車也等在那裡。
艾伯特說使館可能會先替他們找個藏身處，再送他們去車站。
我終于逮住奧蘭多·科拉爾托，他答應傳口信給伊連娜，卻拒絕替我帶任何文件。
然後我趕回波茨坦，帶着一塊昂貴的小地毯和艾伯特；他雖然在德國空軍服役，卻對盟軍飛機充滿敬意，不願在城裡過夜。
晚上希特勒就意大利人的“暗算”發表了好一通惡罵。
9月11日，星期六 德軍占領了羅馬，且讓我們祈禱盟軍别因此開始轟炸該城。
今天晚上羅瑪莉·舍恩貝格邀請海爾多夫來晚餐及讨論政治。
艾伯特·埃爾茨對後者的想法也很感興趣。
因為海爾多夫的名聲并不好（他一直是納粹黨員，又是褐衫軍中将，如今參與密謀活動，令許多不妥協立場較堅定的同道心存懷疑）。
羅瑪莉和艾伯特分别都在洗澡的時候，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突然不請自來。
她是出了名的大嘴巴，所以我們全躲了起來，假裝不在家。
等她走後，我去找人，發現他們倆瑟縮在地窖裡，身上隻圍着大毛巾！可惜費這麼大工夫準備全是徒勞，因為海爾多夫來了以後，從頭到尾隻以單音節答話。
艾伯特努力試探，他卻嚴密防守；我睡着了。
9月12日，星期日 今晚收音機突然播放法西斯意大利的國歌《青年之歌》，接着宣布德國傘兵已将墨索裡尼從阿布魯齊山中的大薩索山牢獄裡搭救出來，正在前往柏林途中。
我們都驚呆了。
黨衛軍傘兵在斯科爾茲内中校的領導下，發動了一次大膽的突襲行動，駕滑翔機降落在大薩索山牢獄的屋頂上，救出墨索裡尼，然後帶着他飛回德國。
墨索裡尼召集殘餘分子在意大利北部設立新法西斯政府“意大利社會共和國”，首都設在薩羅。
9月15日，星期三 單獨和奧托及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晚餐；前者告訴我們許多羅馬生活故事。
安富索顯然已表态支持墨索裡尼（他是齊亞諾的前内閣總理），但大部分的法西斯權貴一見墨索裡尼失勢，紛紛背叛了他。
9月16日，星期四 喬吉從巴黎寫信來，附上一束白穗——那是一枚炸彈落在他公寓附近後，他房内一扇窗僅剩下的殘骸。
盟軍于9月3日空襲巴黎，造成110人死亡。
稍晚我騎自行車去萬湖見瑞士紅十字會代表馬蒂博士，他和母親合作安排援助蘇聯戰俘。
我去的時間剛好，他正準備明天啟程回瑞士。
墨索裡尼在收音機裡說了一大段話，我幾乎全聽得懂。
9月19日，星期日 “德國軍官聯合會”從莫斯科廣播向德國公衆求援的呼籲，連署人包括好幾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将軍。
柯尼希斯瓦特9月28日，星期二 我決定度個小假，來探望父母和塔蒂阿娜。
後者看起來好多了。
和母親一起散長步，她堅持要我辭職，搬到鄉間和他們一起住。
她不懂為什麼這個辦法行不通，因為如果那樣，我馬上就會被分派去軍需品工廠工作。
連續兩晚和塔蒂阿娜睡，聊個過瘾。
柏林10月4日，星期一 和蘭曹、馮·哈塞爾大使及他的兒子午餐。
回辦公室時，蘭曹接到“上級”警告——我們在辦公時間外的聚會引起許多人不滿！ 10月5日，星期二 和菲利普·德·旺德夫爾及另外一位法國男孩休伯特·諾爾一起去聽一場匈牙利的演奏會。
休伯特雖被派來德國勞動，卻設法弄到一張醫生證明，說他半聾。
現在正準備回法國。
10月7日，星期四 去高爾夫俱樂部和朋友吃午餐，再趕回來，因為我和菲利普·德·旺德夫爾約好，要陪他去安全局總部（蓋世太保隻是該局的一部分）。
他剛聽說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法國銀行家的兒子讓·加亞爾在企圖越過邊境進入西班牙時，在佩皮尼昂附近被捕，結果被送到貢比涅的集中營裡，身上還穿着被捕時的網球衫及短褲。
他設法通知了未婚妻，但後來再也沒有下文，隻知道他被塞進一節密閉的貨車車廂裡，開往奧拉甯堡，那是柏林城外一個非常可怕的集中營。
我們計劃裝傻，問些天真的問題，把安全局的官員當成普通機關的官員。
我打算用外交部——真是諷刺——的關系去說情。
我們甚至想好要求他們準許我們寄些食物和衣物給加亞爾。
為了怕自己一去不返，我通知了羅瑪莉·舍恩貝格我們的去處。
進入城外那棟四周圍滿鐵絲網的巨大建築後，他們先取走我不知發了什麼瘋随身帶着的照相機，然後把我們交給一連串官員，像踢皮球似地把我們踢來踢去，每次都得重新仔細交代一遍身份。
他們問我為什麼對這個人感興趣，我說菲利普是我表弟。
我們在那裡待了整整三個小時，卻毫無斬獲。
他們甚至故意施恩似地去查最近抵達奧拉甯堡的名單，找不到加亞爾！最後建議菲利普親自去奧拉甯堡詢問。
離開後我求他别去，因為他一定也會被關起來。
安全局裡的人不斷記錄我們的特征，這時突然有人打電話找我，原來是羅瑪莉；“你還活着嗎？”我很快說是，便挂了電話。
離開時，我們倆都垂頭喪氣，連眼皮都不敢擡；到處隻見槍杆、黑色制服和表情陰沉的臉孔。
能再度走到外面被炸得一塌糊塗的街道上，感覺真好！ 後來菲利普·德·旺德夫爾獲悉他朋友拘禁處并非奧拉甯堡，而是布痕瓦爾德。
他不聽從蜜絲的警告，親自去查問，未果。
1945年，進攻德國的美軍解放了年輕的加亞爾，但因軍隊沒有多餘的運輸工具，生還者必須步行跟在部隊後方，許多人，包括加亞爾，因此死在途中。
他的屍體一直沒有被發現。
10月10日，星期日 今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等來自巴黎的一位年長親戚，維勒瑞恩·皮比科夫叔叔的電話，對俄戰争初期他曾志願替德國海軍做口譯，大概沒想到是在自找麻煩！現在正準備返回巴黎，我打算交給他兩封信，一封給喬吉，另一封是替菲利普·德·旺德夫爾帶的。
菲利普一直要我讀他寫的信，剛開始我拒絕，等他離開後我才打開來看。
看得我大驚失色！原來是一位在德國集中營内工作、從事反抗活動的神父，寫給穆蘭總主教的詳細報告。
我經過好一番良心掙紮，既不願讓菲利普失望，又擔心害了維勒瑞恩叔叔。
最後我把所有東西全塞進一個密封的信封内，收信人寫喬吉，請他從巴黎将那封信轉寄穆蘭，然後把這份臨别禮物交給叔叔。
他離開前，和我喝伏特加酒澆愁。
我祈禱一切平安順利。
那封信安全送到喬吉手中，并順利轉給收件人，但寫信的人，吉拉德特神父卻死了。
10月11日，星期一 晚上去陪西格麗德·格爾茨。
蓋世太保逮捕了她猶太裔的母親，冷酷地宣布将把她送往捷克的特萊西恩施塔特猶太人區。
西格麗德的父親（非猶太人）在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
她是個美麗高挑的金發女孩，目前她已設法弄到一張緩刑令，同時向各方緊急求援，但機會渺茫。
安全局總部的人對她說：“可惜你父親已不在世，否則這應該是可以避免的。
算你們運氣不好！” 10月12日，星期二 羅瑪莉和我決定在她城裡的公寓開雞尾酒派對，正努力把雜物拖回去布置，好搬回去住。
我們隻有兩瓶葡萄酒，半瓶苦艾酒，卻樂觀地希望客人都會有所貢獻。
10月13日，星期三 雖然羅瑪莉的阿姨葛蕾特·羅翰趁我出去買夾三明治的東西時喝掉了一整瓶葡萄酒，吓壞了我們，但派對仍十分成功！客人帶冰塊和香槟來，我們把所有的酒都倒在一起，雖然怪異，卻沒有人抱怨，喝得精光。
正設法把旺德夫爾兄弟送到塔蒂阿娜那兒過一個周末，但當局禁止法國人離開工作地點。
等大部分客人都離開後，我一邊煎馬鈴薯，一邊跟大家讨論這件事。
巴多格裡奧成立的新政府已向德國宣戰。
巴多格裡奧在其停戰宣言中，命令意大利軍隊停止任何對“敵軍”的戰争行為，但若受到攻擊（指德軍）則仍需反抗。
雖然意大利從未熱衷于與德國結成盟友，更不願打仗，但這項突然背叛戰友的舉動仍令意大利軍隊頗感困惑，很多人因此拒絕服從命令。
10月14日，星期四 順道去拜訪馮·德·舒倫堡伯爵。
他是最後一任駐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非常迷人的老先生，對俄國的一切印象都很好，講話也很直爽。
我想替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找份差事，她目前沒工作。
馮·德·舒倫堡伯爵（1875—1944）是老派的外交官，堅決支持俾斯麥親俄的傳統外交政策，自1934年任駐莫斯科大使以來，一直在兩國間努力調停。
希特勒于1941年6月攻擊蘇聯，對他而言，不啻為國家将遭遇大劫數的先兆（他從未懷疑德國終将一敗塗地），之後他更加疏離他本來就厭惡的納粹體制。
10月18日，星期一 今天輪到我值夜班。
晚上7點抵達辦公室，另外兩位跟我一起值班的女孩還在聽音樂會。
我先寫了幾封信，正準備出門去隔壁找迪基·弗雷德，門房卻警告我可能會有空襲，我說我馬上回來。
才剛走到迪基的前門口，就聽見三聲巨響。
我猛按門鈴，卻沒人出來應門，隻好再沖回辦公室，這才知道有三枚炸彈就落在我們附近。
已經聽到飛機從頭上飛過去的嗡嗡聲，又過了幾分鐘警報才響。
解除警報之後我再去找迪基，她已回家；我們一起喝咖啡。
在辦公室裡過夜極不舒服，我裹着一條毛毯，床卻硬得像塊木闆。
10月24日，星期日 瑪莉亞·格斯多夫的生日。
現在買禮物很困難。
我替她買了點香水。
她的客人很多，包括亞當·特羅特。
亞當後來跟父親一起來羅瑪莉·舍恩貝格的公寓，我們請他們吃面包、煎馬鈴薯，喝葡萄酒和咖啡。
我有一份緊急的新工作：翻譯一大批照片的标題，内容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内發現的4000多名被蘇聯殺害的波蘭軍官遺骸。
簡直令人不敢置信！ 整件事保密得厲害。
我已讀過德國駐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馮·巴本寄來的機密報告。
他授權讓一位下屬成為某駐土耳其波蘭外交官的密友，這位波蘭外交官正好是羅斯福總統特派土耳其的代表——厄爾利。
羅斯福表示他想知道整個事件的真相。
但美國顯然查不清楚，因為他的幕僚（摩根索？）會攔截所有不利于蘇聯的報告。
馮·巴本（1879—1969）于1932年短暫任職德國首相後，于1933年被任命為希特勒的副總理，希望借此争取保守派的支持。
1934—1938年他擔任德國駐奧地利大使，促成“德奧合并”；1939—1944年，他擔任駐安卡拉大使，又成功阻止土耳其加入盟國。
1946年紐倫堡大審判時，他被判無罪開釋，可是德國法庭卻在1947年判他八年勞改，全部财産充公。
他于兩年後假釋，從此默默無聞度過晚年。
我必須在兩天内全部
8月25日，星期三 今晚又有空襲，幸好損害不嚴重，而且開往波茨坦的火車不受影響。
8月26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從柯尼希斯瓦特打電話來，說柏林到萊比錫的鐵路線被炸中，交通中斷。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及她來自漢堡的朋友，漢尼·耶尼施一起吃晚餐。
漢尼不用入伍作戰，因為他的兩個哥哥都已陣亡。
他開一輛極拉風的奔馳車到處逛，卻沒有牌照，警察因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都放他一馬。
8月27日，星期五 亞曆克斯·韋特和辦公室另一位官員，X教授，昨天房子被炸中，現在都無家可歸。
而且後者還失明了，因為他沖進一間着火的房子裡救出一個女人。
幸好那隻是暫時的，感謝上帝！他來自巴登，對現在的政府深惡痛絕，一直說這全是德國女人的錯，因為是她們投票讓希特勒當選的。
他說從現在開始，所有與軍事沾邊的玩具，像是喇叭、錫兵和劍，都應該被禁止。
8月28日，星期六 與維克托·德·科瓦的日本太太美智子見面。
他不僅是德國最有才華、最吸引人的演員，還當導演。
我們去看他排演正在演出的戲。
8月29日，星期日 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及羅瑪莉·舍恩貝格開車去鄉間探望他母親；非常迷人的老太太，有一半英國血統。
她對她公公，即鐵血宰相俾斯麥，印象仍然很深刻。
回家時，羅瑪莉堅持要在滂沱大雨中開車，但因為她完全沒有經驗，我們都很緊張。
9月1日，星期三 戰争于四年前的今天開始，仿佛是不可能的事。
昨晚盟軍大肆“慶祝”，炸得柏林商店區災情嚴重。
今晚我去參加維克托·德·科瓦新戲《Phline》的首演，然後大夥兒去他家。
我和作曲家特奧·馬克本談了很久，他非常崇拜俄國。
9月3日，星期五 盟軍已登陸意大利本島。
8月17日，西西裡島完成解放，盟軍伺機進攻意大利本島。
同時，在墨索裡尼于7月23日免職及被捕後，意大利積極準備參加盟軍陣容。
8月19日，巴多格裡奧元帥開始與盟軍秘密協商。
盟軍于9月2日開始登陸意大利南岸，更加速促成意大利叛離軸心國。
9月4日，星期六 今晚我和匈牙利大使館的納吉和維克托·德·科瓦一起晚餐。
後者出奇激動，含着眼淚說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家附近整個鄰裡（他家離滕珀爾霍夫機場不遠）在昨晚被夷平。
昨天的空襲真的很嚴重，就連遠在波茨坦的我們都到樓下集合。
自從漢堡遭轟炸之後，梅勒妮對燃燒彈特别恐懼，因為聽說漢堡城内所有人行道變成一片火海。
現在隻要空襲一開始，她必然會在頭上蓋一條濕毛巾。
9月6日，星期一 據說霍斯特曼夫婦出事了。
前一陣子他們為了安全問題搬去鄉間，現在和他們住在一起的提諾·索達提昨晚本來應該參加一場正式晚宴，結果一直沒出現，也沒通知任何人。
他是個很規矩的青年外交官，主人因此覺得事有蹊跷。
9月7日，星期二 今早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第一次騎自行車進城。
其實自行車是俾斯麥家的。
剛開始差點撞上來往的電車和巴士。
有一次羅瑪莉還從車籠頭前面跳出去，精彩透了。
我們和柏林警察局局長海爾多夫約了見面——羅瑪莉為了某種神秘理由，我則去談我的本行。
外交部要我開始建立一個照片檔案，但現在所有展現轟炸災區的照片都必須經過監檢，我希望海爾多夫能給我幾張公布，他答應了。
不出所料，霍斯特曼夫婦的鄉間别墅克爾岑多夫城堡，在前天晚上嚴重受創。
我坐在格斯多夫家裡和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一起聆聽菲亞·亨舍爾叙述整個災難的細節；當時她住在那裡。
幸好沒有人死亡。
可是才剛把柏林城内公寓裡無價的古董搬過去安置好的弗雷迪卻失去了一切。
我實在無法想象提諾·索達提——一位瑞士外交官——半夜2點穿着睡衣在密集的炸彈雨中飛奔穿過草坪的樣子！ 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男爵是網球史上最優秀的球員之一，運氣卻一直很差：雖然每次都進入溫布爾登網球錦标賽決賽，卻一直與冠軍杯無緣。
一開始他便與納粹反目，甚至被關進集中營一段時間，直到大戰爆發。
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國外。
下午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亞當·特羅特的辦公室裡。
我們的人事室主管海夫騰進來閑聊了一陣。
他是亞當的好友，一張死白的臉，莫測高深，讓我想起中世紀的墓碑。
海夫騰博士（1905—1944）和亞當·馮·特羅特一樣，曾赴英國留學，早期是反納粹的軍人，1933年便批評希特勒具有“強盜頭子心态”。
該年他亦進入外交界。
蜜絲認識他的時候，他是一名公使館顧問。
但他和許多同謀者有一點不同之處，即他基于基督教道德觀，從未參加過納粹黨。
他很早便成為毛奇伯爵“克萊稍集團”的一員，并為該集團招募了許多出色的團員，包括亞當·馮·特羅特本人。
我們讨論目前的大勢，以及最近開始的動員手段。
當局似乎刻意挑選出仍在外交部任職的異議人士，想全部換上自己人，絕大多數是黨衛軍，像我們那位施塔勒克先生。
但除非你志願到前線作戰，否則不準任何人辭職。
這個做法當然使得目前正在進行中的秘密活動更加複雜。
據說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從來不離開他靠近薩爾斯堡、在弗斯爾的巢穴。
最近他和副國務秘書盧瑟——另一名走狗——起内讧。
當然，他們從來不會當我的面讨論這些事，但我猜得出一個大概。
總而言之，現在外交部沒有一個真正在做事的領導人。
如果外人知道外交部其實隻是一部上了很多潤滑油的官僚機器，實際上毫無效率可言，一定會大感震驚。
我們這一小群密謀者便是明證。
晚上我去漢斯·弗洛托家吃晚餐，然後四個人騎兩輛沒開車燈的自行車到波茨坦車站——好像在表演特技！ 漢斯—格奧爾格·馮·施圖德尼茨出版的日記對這一天的回憶如下：“漢斯·弗洛托舉行一個小型晚宴，參加的人包括蜜絲·瓦西裡奇科夫、羅瑪莉·舍恩貝格、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及貝恩德·穆姆等。
大家從頭到尾都在談論空襲；讓我想起受迫害的基督徒在羅馬地下墓窖裡的集會！”（摘錄自《柏林燃燒時：1943—1945年日記》[WhileBerlinBurns.Diaries1943—5，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 9月8日，星期三 再次騎自行車進柏林，我回家拿那頂羅斯·瓦盧瓦設計的帽子——很大的綠色寬邊帽、黑絲帶——是别人從巴黎寄給塔蒂阿娜的。
下班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送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到斯卡皮尼家。
晚餐吃到一半，一位秘書沖進來報告意大利已投降，我們立刻告辭，沖回去警告戈特弗裡德的哥哥奧托。
他剛從羅馬回來（他一直在那兒的德國大使館擔任大使顧問），正和海爾多夫及戈特弗裡德在侯切爾餐廳用餐，對這條大新聞渾然不知。
他們在一個小房間裡用餐，羅瑪莉和我沖了進去，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後都驚愕地說不出話來。
斯卡皮尼也吓呆了；他來柏林擔任代理法國大使，與當局協商用“志願”勞工交換法國戰俘的問題。
他看起來很可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瞎了眼睛，現在身邊總帶着一位阿拉伯仆人當他的眼睛，向他描述周圍發生的一切。
9月9日，星期四 進城時我帶着報紙，坐在我對面的男士第一次看到意大利投降的新聞，臉上的表情非常有意思。
盡管做出了這麼多犧牲，意大利竟然這麼虎頭蛇尾！ 9月10日，星期五 艾伯特·埃爾茨和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趕在下班前來辦公室，我們再趕去意大利大使館，希望能趁着戰争尚未結束、通訊尚未完全被切斷前，找到一個即将返回羅馬的人，替我帶一封信給伊連娜。
她一定擔心死了。
結果發現使館周圍人潮洶湧，所有的意大利外僑全坐在自己的皮箱上，好多車子和救護車也等在那裡。
艾伯特說使館可能會先替他們找個藏身處，再送他們去車站。
我終于逮住奧蘭多·科拉爾托，他答應傳口信給伊連娜，卻拒絕替我帶任何文件。
然後我趕回波茨坦，帶着一塊昂貴的小地毯和艾伯特；他雖然在德國空軍服役，卻對盟軍飛機充滿敬意，不願在城裡過夜。
晚上希特勒就意大利人的“暗算”發表了好一通惡罵。
9月11日，星期六 德軍占領了羅馬，且讓我們祈禱盟軍别因此開始轟炸該城。
今天晚上羅瑪莉·舍恩貝格邀請海爾多夫來晚餐及讨論政治。
艾伯特·埃爾茨對後者的想法也很感興趣。
因為海爾多夫的名聲并不好（他一直是納粹黨員，又是褐衫軍中将，如今參與密謀活動，令許多不妥協立場較堅定的同道心存懷疑）。
羅瑪莉和艾伯特分别都在洗澡的時候，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突然不請自來。
她是出了名的大嘴巴，所以我們全躲了起來，假裝不在家。
等她走後，我去找人，發現他們倆瑟縮在地窖裡，身上隻圍着大毛巾！可惜費這麼大工夫準備全是徒勞，因為海爾多夫來了以後，從頭到尾隻以單音節答話。
艾伯特努力試探，他卻嚴密防守；我睡着了。
9月12日，星期日 今晚收音機突然播放法西斯意大利的國歌《青年之歌》，接着宣布德國傘兵已将墨索裡尼從阿布魯齊山中的大薩索山牢獄裡搭救出來，正在前往柏林途中。
我們都驚呆了。
黨衛軍傘兵在斯科爾茲内中校的領導下，發動了一次大膽的突襲行動，駕滑翔機降落在大薩索山牢獄的屋頂上，救出墨索裡尼，然後帶着他飛回德國。
墨索裡尼召集殘餘分子在意大利北部設立新法西斯政府“意大利社會共和國”，首都設在薩羅。
9月15日，星期三 單獨和奧托及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晚餐；前者告訴我們許多羅馬生活故事。
安富索顯然已表态支持墨索裡尼（他是齊亞諾的前内閣總理），但大部分的法西斯權貴一見墨索裡尼失勢，紛紛背叛了他。
9月16日，星期四 喬吉從巴黎寫信來，附上一束白穗——那是一枚炸彈落在他公寓附近後，他房内一扇窗僅剩下的殘骸。
盟軍于9月3日空襲巴黎，造成110人死亡。
稍晚我騎自行車去萬湖見瑞士紅十字會代表馬蒂博士，他和母親合作安排援助蘇聯戰俘。
我去的時間剛好，他正準備明天啟程回瑞士。
墨索裡尼在收音機裡說了一大段話，我幾乎全聽得懂。
9月19日，星期日 “德國軍官聯合會”從莫斯科廣播向德國公衆求援的呼籲，連署人包括好幾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将軍。
柯尼希斯瓦特9月28日，星期二 我決定度個小假，來探望父母和塔蒂阿娜。
後者看起來好多了。
和母親一起散長步，她堅持要我辭職，搬到鄉間和他們一起住。
她不懂為什麼這個辦法行不通，因為如果那樣，我馬上就會被分派去軍需品工廠工作。
連續兩晚和塔蒂阿娜睡，聊個過瘾。
柏林10月4日，星期一 和蘭曹、馮·哈塞爾大使及他的兒子午餐。
回辦公室時，蘭曹接到“上級”警告——我們在辦公時間外的聚會引起許多人不滿！ 10月5日，星期二 和菲利普·德·旺德夫爾及另外一位法國男孩休伯特·諾爾一起去聽一場匈牙利的演奏會。
休伯特雖被派來德國勞動，卻設法弄到一張醫生證明，說他半聾。
現在正準備回法國。
10月7日，星期四 去高爾夫俱樂部和朋友吃午餐，再趕回來，因為我和菲利普·德·旺德夫爾約好，要陪他去安全局總部（蓋世太保隻是該局的一部分）。
他剛聽說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法國銀行家的兒子讓·加亞爾在企圖越過邊境進入西班牙時，在佩皮尼昂附近被捕，結果被送到貢比涅的集中營裡，身上還穿着被捕時的網球衫及短褲。
他設法通知了未婚妻，但後來再也沒有下文，隻知道他被塞進一節密閉的貨車車廂裡，開往奧拉甯堡，那是柏林城外一個非常可怕的集中營。
我們計劃裝傻，問些天真的問題，把安全局的官員當成普通機關的官員。
我打算用外交部——真是諷刺——的關系去說情。
我們甚至想好要求他們準許我們寄些食物和衣物給加亞爾。
為了怕自己一去不返，我通知了羅瑪莉·舍恩貝格我們的去處。
進入城外那棟四周圍滿鐵絲網的巨大建築後，他們先取走我不知發了什麼瘋随身帶着的照相機，然後把我們交給一連串官員，像踢皮球似地把我們踢來踢去，每次都得重新仔細交代一遍身份。
他們問我為什麼對這個人感興趣，我說菲利普是我表弟。
我們在那裡待了整整三個小時，卻毫無斬獲。
他們甚至故意施恩似地去查最近抵達奧拉甯堡的名單，找不到加亞爾！最後建議菲利普親自去奧拉甯堡詢問。
離開後我求他别去，因為他一定也會被關起來。
安全局裡的人不斷記錄我們的特征，這時突然有人打電話找我，原來是羅瑪莉；“你還活着嗎？”我很快說是，便挂了電話。
離開時，我們倆都垂頭喪氣，連眼皮都不敢擡；到處隻見槍杆、黑色制服和表情陰沉的臉孔。
能再度走到外面被炸得一塌糊塗的街道上，感覺真好！ 後來菲利普·德·旺德夫爾獲悉他朋友拘禁處并非奧拉甯堡，而是布痕瓦爾德。
他不聽從蜜絲的警告，親自去查問，未果。
1945年，進攻德國的美軍解放了年輕的加亞爾，但因軍隊沒有多餘的運輸工具，生還者必須步行跟在部隊後方，許多人，包括加亞爾，因此死在途中。
他的屍體一直沒有被發現。
10月10日，星期日 今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等來自巴黎的一位年長親戚，維勒瑞恩·皮比科夫叔叔的電話，對俄戰争初期他曾志願替德國海軍做口譯，大概沒想到是在自找麻煩！現在正準備返回巴黎，我打算交給他兩封信，一封給喬吉，另一封是替菲利普·德·旺德夫爾帶的。
菲利普一直要我讀他寫的信，剛開始我拒絕，等他離開後我才打開來看。
看得我大驚失色！原來是一位在德國集中營内工作、從事反抗活動的神父，寫給穆蘭總主教的詳細報告。
我經過好一番良心掙紮，既不願讓菲利普失望，又擔心害了維勒瑞恩叔叔。
最後我把所有東西全塞進一個密封的信封内，收信人寫喬吉，請他從巴黎将那封信轉寄穆蘭，然後把這份臨别禮物交給叔叔。
他離開前，和我喝伏特加酒澆愁。
我祈禱一切平安順利。
那封信安全送到喬吉手中，并順利轉給收件人，但寫信的人，吉拉德特神父卻死了。
10月11日，星期一 晚上去陪西格麗德·格爾茨。
蓋世太保逮捕了她猶太裔的母親，冷酷地宣布将把她送往捷克的特萊西恩施塔特猶太人區。
西格麗德的父親（非猶太人）在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
她是個美麗高挑的金發女孩，目前她已設法弄到一張緩刑令，同時向各方緊急求援，但機會渺茫。
安全局總部的人對她說：“可惜你父親已不在世，否則這應該是可以避免的。
算你們運氣不好！” 10月12日，星期二 羅瑪莉和我決定在她城裡的公寓開雞尾酒派對，正努力把雜物拖回去布置，好搬回去住。
我們隻有兩瓶葡萄酒，半瓶苦艾酒，卻樂觀地希望客人都會有所貢獻。
10月13日，星期三 雖然羅瑪莉的阿姨葛蕾特·羅翰趁我出去買夾三明治的東西時喝掉了一整瓶葡萄酒，吓壞了我們，但派對仍十分成功！客人帶冰塊和香槟來，我們把所有的酒都倒在一起，雖然怪異，卻沒有人抱怨，喝得精光。
正設法把旺德夫爾兄弟送到塔蒂阿娜那兒過一個周末，但當局禁止法國人離開工作地點。
等大部分客人都離開後，我一邊煎馬鈴薯，一邊跟大家讨論這件事。
巴多格裡奧成立的新政府已向德國宣戰。
巴多格裡奧在其停戰宣言中，命令意大利軍隊停止任何對“敵軍”的戰争行為，但若受到攻擊（指德軍）則仍需反抗。
雖然意大利從未熱衷于與德國結成盟友，更不願打仗，但這項突然背叛戰友的舉動仍令意大利軍隊頗感困惑，很多人因此拒絕服從命令。
10月14日，星期四 順道去拜訪馮·德·舒倫堡伯爵。
他是最後一任駐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非常迷人的老先生，對俄國的一切印象都很好，講話也很直爽。
我想替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找份差事，她目前沒工作。
馮·德·舒倫堡伯爵（1875—1944）是老派的外交官，堅決支持俾斯麥親俄的傳統外交政策，自1934年任駐莫斯科大使以來，一直在兩國間努力調停。
希特勒于1941年6月攻擊蘇聯，對他而言，不啻為國家将遭遇大劫數的先兆（他從未懷疑德國終将一敗塗地），之後他更加疏離他本來就厭惡的納粹體制。
10月18日，星期一 今天輪到我值夜班。
晚上7點抵達辦公室，另外兩位跟我一起值班的女孩還在聽音樂會。
我先寫了幾封信，正準備出門去隔壁找迪基·弗雷德，門房卻警告我可能會有空襲，我說我馬上回來。
才剛走到迪基的前門口，就聽見三聲巨響。
我猛按門鈴，卻沒人出來應門，隻好再沖回辦公室，這才知道有三枚炸彈就落在我們附近。
已經聽到飛機從頭上飛過去的嗡嗡聲，又過了幾分鐘警報才響。
解除警報之後我再去找迪基，她已回家；我們一起喝咖啡。
在辦公室裡過夜極不舒服，我裹着一條毛毯，床卻硬得像塊木闆。
10月24日，星期日 瑪莉亞·格斯多夫的生日。
現在買禮物很困難。
我替她買了點香水。
她的客人很多，包括亞當·特羅特。
亞當後來跟父親一起來羅瑪莉·舍恩貝格的公寓，我們請他們吃面包、煎馬鈴薯，喝葡萄酒和咖啡。
我有一份緊急的新工作：翻譯一大批照片的标題，内容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内發現的4000多名被蘇聯殺害的波蘭軍官遺骸。
簡直令人不敢置信！ 整件事保密得厲害。
我已讀過德國駐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馮·巴本寄來的機密報告。
他授權讓一位下屬成為某駐土耳其波蘭外交官的密友，這位波蘭外交官正好是羅斯福總統特派土耳其的代表——厄爾利。
羅斯福表示他想知道整個事件的真相。
但美國顯然查不清楚，因為他的幕僚（摩根索？）會攔截所有不利于蘇聯的報告。
馮·巴本（1879—1969）于1932年短暫任職德國首相後，于1933年被任命為希特勒的副總理，希望借此争取保守派的支持。
1934—1938年他擔任德國駐奧地利大使，促成“德奧合并”；1939—1944年，他擔任駐安卡拉大使，又成功阻止土耳其加入盟國。
1946年紐倫堡大審判時，他被判無罪開釋，可是德國法庭卻在1947年判他八年勞改，全部财産充公。
他于兩年後假釋，從此默默無聞度過晚年。
我必須在兩天内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