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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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完。
想到我的文字将在一周内抵達羅斯福總統的桌上，感覺非常怪異；好重大的責任！而且也很難譯，因為那些被披露的詳細證據讀起來實在叫人痛心！ 1943年4月13日，德國廣播電台宣布，上千具波蘭人——大部分為軍官——的屍體在德國占領區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一處萬人冢中被發現，每一具都是後腦中彈——這是蘇聯的傳統處決方式。
德國立刻指控蘇聯，并指派由來自12個中立國或德國占領國家的醫生所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調查。
随後又由來自德國占領波蘭的專家，包括波蘭地下情報人員，組成第二個委員會。
4月17日，設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他們對實情老早便開始臆測） 在未經照會英國政府的情況下，宣布已要求國際紅十字會着手調查，後者表示未經蘇聯政府同意，不可能采取行動。
蘇聯方面當然不同意，并且莫斯科與倫敦的波蘭政府斷絕了關系，指控後者通敵；兩個政府的關系一直沒有恢複。
後來兩個委員會都做出同樣的結論，認為那4400多名受害者（全是軍官），乃蘇聯于1939年入侵波蘭後，所俘虜23萬名波蘭軍事人員中的一部分。
這23萬人當中，後來有14.8萬人（包括1.2萬—1.5萬名軍官）神秘失蹤。
在發現萬人冢之前，波蘭流亡政府不斷詢問這批戰俘的下落，斯大林的答複則千篇一律：他們已全部被“釋放”或“逃走”。
據說隻有斯大林的警政署署長貝裡亞曾經嗫嚅：“我們在那裡犯下一個大錯……”所有證據皆顯示受害人乃在1940年，即德軍占領該區的前一年春天遭到槍決。
而且他們都來自同一個波蘭軍官俘虜營——靠近科澤利斯克的一座古老俄國東正教修道院。
這批俘虜與親屬的通訊全在1940年4月中斷。
至于被關在另外兩座軍官俘虜營——舊别利斯克及奧斯塔什科夫——中的人，下落不明；他們的屍體可能都躺在某處“隻有上帝才知道”的萬人冢中。
待蘇軍收複該區後，莫斯科指派本國的調查委員會将罪過推在德國身上。
并且這項指控在紐倫堡大審判中被盟軍列入主要納粹戰犯的罪行中。
但法庭的最後裁決對此不予置評，等于宣判了真正的兇手。
卡廷萬人冢的發現，當然令盟軍大失顔面；當時蘇聯仍在歐洲苦戰，其友誼與戰力對盟軍陣營不可或缺。
同時有大批具有影響力的人士極同情“英勇的蘇聯盟友”，不肯相信莫斯科竟做得出這樣的事，于是所有盟軍領袖一緻保持緘默，刻意不再追究，直到戰争結束。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公開抨擊斯大林的各項罪行，并立刻根據戰後東歐消息來源，促請波蘭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公布該事件真相，哥穆爾卡拒絕，生怕此舉将對兩國關系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日後新證據陸續出土，不僅證實莫斯科為主事者，甚至披露了許多劊子手的身份。
因為卡廷大屠殺的受害者包括21名大學教授、300多名醫生、200多位律師、300多位工程師、數百名教師，以及多位記者、作家和工業家，波蘭方面認為蘇聯此舉乃企圖消滅可能在解放之後領導波蘭建國的非共産黨精英人士。
羅瑪莉突然變得非常懼怕空襲。
昨晚她睡在我家，在睡夢中捶了我眼睛一下。
大部分的南美洲外交官都在準備離城。
10月28日，星期四 現在每晚都有空襲，不過災情并不嚴重，通常發生時我都坐在浴缸裡。
柯尼希斯瓦特10月30日，星期六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我一起來柯尼希斯瓦特度周末。
旺德夫爾兄弟申請旅行證被拒。
旅途很辛苦，因為車廂裡擠滿撤離人潮，多為婦孺，有一半車程都必須站着；乘客中還有許多傷患。
剩下來的車程我們擠到通廊列車裡，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我在這裡常和母親出去散長步，試着休息，忘記城裡的生活。
10月31日，星期日 昨天我們還在床上時，突然聽見一聲悶擊巨響，原來一架飛機墜落在我們的樹林裡。
駕駛員在飛往紐倫堡途中想跟住在附近村裡的家人揮手打招呼，結果不知出了什麼問題，飛機就像塊石頭似地掉了下來。
駕駛員當場死亡，組員則多活了幾小時。
附近所有居民都出來救火，但火勢蔓延很快，因為整片土地極幹燥。
柏林11月1日，星期一 回程更糟。
我跟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被擠散了，她摔了一跤，我可以聽見她在車廂後面尖叫呻吟，大家在她身上踩來踩去。
雖然塔蒂阿娜怕我們擠車辛苦，替我們準備了很多三明治和葡萄酒，回到柏林時仍已精疲力竭。
11月6日，星期六 蘇聯已收複基輔。
11月10日，星期三 俾斯麥家在波茨坦的房子現已擠滿人，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決定搬回城裡，何況我們已打擾戈特弗裡德和梅勒妮太久了。
秋季來臨，看來空襲情況不會太嚴重。
我隻帶些生活必需品回家，這年頭還是輕裝簡行比較明智。
11月11日，星期四 和格斯多夫夫婦一起吃晚餐，接着發生小型空襲。
我睡了13個鐘頭。
11月13日，星期六 和西吉·維爾切克、賽車手曼弗雷德·馮·布勞希奇及女演員詹妮·尤戈一起在弗雷德雙胞胎姐妹家喝咖啡。
一位著名的年輕男演員最近因“發表颠覆言論”遭到處決，令每個人都大為震驚——隻因為他預測德國會戰敗！曼弗雷德·馮·布勞希奇（前陸軍總司令的侄子）也為同樣的理由惹了麻煩。
去聽富特文格勒指揮的演奏會，然後回家練鋼琴。
頗有音樂細胞的廚子瑪莎，堅持要把她最喜歡的“淘氣兩兄弟”小調全部唱一遍。
瑪莉亞·格斯多夫和父親都出門了，又有空襲。
我收拾了一個小包，但情勢很快平息下來，我們留在屋裡。
11月16日，星期二 值夜班。
隔天總是全身難受——像是肌肉的宿醉。
在辦公室洗了個澡（那似乎是唯一有熱水的地方），過半個鐘頭回家。
可悲，我和我的照片檔案都被調去勞赫街的前捷克公使館了。
每個人一聽說那邊的老闆被革職後都目瞪口呆。
蓋世太保收到他寫給住在魯爾的前妻的一封信，警告她空襲即将開始。
結果他前妻的現任丈夫竟去告密。
一群賊！ 今晚與亞當·特羅特、哈塞爾夫婦和富特文格勒一起去波茨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家晚餐。
富特文格勒非常畏懼俄軍入侵，令我失望。
我總覺得這樣一位音樂天才應該更有“格調”些。
亞當·特羅特在寫給妻子的一封信中提到這次晚餐：“開車送蜜絲回家，她再度令我感到驚異……她仿佛具有傳奇動物的特質，永遠讓人猜不透……自由地高高翺翔在所有人和事物之上。
當然，其實這有點悲哀，也近乎神秘……” 11月17日，星期三 辦公室全體職員奉命集合，與暫時調來勞赫街的新上司見面。
他是一位姓布特納的年輕人，剛剛從戰場上回來，額頭上還有道刀傷，走路一跛一跛的；發表了一段關于前線士兵英勇事迹及對我們大後方民衆期望的演說。
晚上我帶亞當·特羅特去霍斯特曼夫婦家。
他們已搬回城内的小公寓，那棟公寓其實隻有三個房間，不過仍然布置得十分雅緻，而且他們仍和以前一樣好客。
然後去羅瑪莉·舍恩貝格家過夜，因為發生空襲，而我在沃伊什街的家太遠了。
羅瑪莉麻煩大了；她和一位朋友去伊甸旅館吃午餐，結果把一本“最高機密”的美國書《希特勒的女人、槍與土匪幫》忘在洗手間裡。
更糟的是，書上還蓋有外交部的官印。
她不敢承認，正拼命設法找回那本書，同時通知各要人朋友，以防自己突然失蹤。
甚至還打電話給一個她才見過兩次面的人，那人在弗斯爾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的藏匿處工作。
結果那人回電時她又不在，我隻好假裝一問三不知。
11月18日，星期四 我現在已漸漸習慣不吃午餐。
我們的餐廳簡直可怕透了，以他們所謂的“午餐”，拐騙我們一大堆糧票。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載我到城裡辦事。
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的家人都一直寫信感謝他收容我們。
現在除了跟我一起住在格斯多夫家的父親之外，沒人知道我們已經搬回柏林了。
下午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外國報紙和雜志上，它們擺在夏洛特街舊辦公室的檔案間裡，我經常找各種借口回去。
晚上在家裡和瑪莉亞·格斯多夫及海因茨·格斯多夫夫婦一起用餐，吃到一半突然聽見一陣猛烈炮擊。
因為家裡沒有地窖，隻好躲進半地下室、窗口面對小花園的廚房，坐在裡面長達兩個小時。
附近發生幾起火災，變得相當吵鬧。
後來聽說幾百架飛機飛抵柏林市郊，但隻有大約50架通過高射炮網。
哈裡斯空軍元帥欲“炸得德國人跪倒在地”的行動，包括不少次以主要轟炸目标為名的大規模空戰。
第一次是“魯爾空戰”，發生在1943年春天，結果摧毀了德國的工業心髒地帶，包括科隆、美因茨及法蘭克福等城市。
接着是7月及8月的“漢堡空戰”。
到了1943年秋天，哈裡斯的轟炸機群已準備好對付最主要的目标：第三帝國的首都柏林。
不知情的蜜絲在此描述了後來著名的“柏林空戰”的序幕。
11月19日，星期五 與瑞典公使館的路格·馮·埃森和他太太赫米内一起晚餐。
他們剛把我們家附近的一間公寓裝潢好，擺滿了丹麥玻璃器皿和瓷器，其實這麼做有欠考慮。
我遲到了，因為電車現在時有時無。
晚餐吃蚝——難得的享受！ 11月21日，星期日 和父親一起去靠近滕珀爾霍夫機場的俄國大教堂望彌撒。
聖詩唱得美極了！羅瑪莉·舍恩貝格與她一位負重傷的年輕軍官朋友，托尼·紹爾馬也去了，兩人都覺得很棒；不過托尼有點兒分心，因為他忙着看俄國女人，有些甚至在教堂裡哺乳。
她們都來自俄國的德國占領區，現在數目不斷增加。
有些人在農場上做工，有些人在軍需品工廠裡做事。
星期日的教堂是她們最喜歡的聚會場所，我猜想思鄉情緒遠大于宗教熱忱。
羅瑪莉看到一位她在維也納認識的俄國鋼琴家歐古茲，便邀請他去波茨坦。
我們開了兩輛車；托尼因為是負傷軍官，也配了汽車。
幾杯白蘭地下肚後，歐古茲彈琴給我們聽——大部分都是俄國樂曲。
他鋼琴彈得很好，人卻不怎麼好。
快到午夜時，我終于說服托尼和羅瑪莉該回家了。
天氣很壞，托尼迷路，錯過了萬湖上不限速高速公路的入口。
往錯的方向開了一陣子之後才發覺不對，才一調頭就爆了一個輪胎，而且他的汽油也用完了。
他開始換輪胎，羅瑪莉和我則下車求助。
等了好久，一輛大車從相反方向開過來，我們招手要它停車，結果一位穿便服的男士和一位黨衛軍司機跳了出來，同意給我們一點汽油。
分油時我們鑽進他們車裡去聽收音機。
那位便衣問我們是不是女演員，來自哪一個國家，我們很狡猾地反問汽油應該還給誰。
他說不必還了，還說他們剛從希特勒最高司令部回來，卻不肯洩露身份。
這時德國為了補充在東線上的重大人力損失，以及将更多少數人種派上前線，開始從各歐洲占領地區吸收上百萬的男性及女性送往德國，在農業界、礦業界及工業界工作，重建被炸毀的工廠、鐵路及營造海岸防禦工事等。
這批人潮到1944年高達760萬人，形成四分之一的總勞工人口。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來自蘇聯，有些是戰俘（否則便得面對在集中營裡餓死的命運），有些是來自占領區的平民，稱為“奧斯特”（Osts）。
11月22日，星期一 經過昨晚的曆險，我累壞了，決定今晚7點就上床。
沒吃午餐，加班到很晚，因為開了一個無聊的會議。
外面傾盆大雨。
今天是喬吉的生日。
11月23日，星期二 昨晚柏林城中心大部分被炸壞。
下午下大雨，我奉命離開辦公室去取一份開會需要的文件。
新老闆布特納對這類會議有狂熱的勁頭，幾乎每天都開；可能隻是想“檢閱麾下兵團”。
我覺得完全是浪費時間。
我在路上被淋得渾身濕透，開會也遲到了。
會一直開到晚上7點多。
我正奔下樓梯想回家，門房攔住我，說出那幾個可怕的字：“15級空襲！”意味着大批敵機正朝這邊飛過來。
我三步并作兩步奔回樓上，警告那些住得比較遠的同事最好留在辦公室，否則可能會被困在路上。
等我打算離開時，警報已響，外面雨勢還很大。
因為知道巴士一定馬上就得停駛，我決定走路回家，然後在路上把我剛寫給塔蒂阿娜的一封信投進轉角的郵筒裡。
街上擠滿了人。
很多人隻是站在外面，因為雨勢的關系，能見度很差，大家都認為空襲的時間不會很長，也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害。
回家後，瑪莉亞·格斯多夫告訴我，她丈夫海因茨剛從柏林警備司令部的辦公室打電話回家，警告她敵機數目比平常多出很多，這次空襲可能會很嚴重，然後說他會在辦公室過夜。
我因為沒時間吃午餐，餓壞了。
瑪莉亞叫廚子老瑪莎熱點湯，我則上樓換上毛衣及長褲。
同時一如往常，收拾了一個小提箱。
父親在他房間裡替兩個年輕人上語文課，吩咐我别去打擾他們。
我剛收拾完行李，高射炮就開火了，而且立刻變得非常劇烈。
父親帶着他的兩個學生出現了，我們都奔到廚房後面、平常躲空襲的那間半地下室裡。
才剛擠進去，便聽到第一批飛來的敵機。
他們飛得很低；這時高射炮的炮聲突然被另外一種聲音淹沒——高爆彈！起先很遠，後來愈傳愈近，到最後仿佛就落在我們頭頂上似的。
每爆炸一聲，整棟房子就搖晃一陣。
空氣壓縮力可怕極了，噪音震耳欲聾。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作“地毯式轟炸”——盟軍稱之為“飽和轟炸”。
有一刹那，一陣碎玻璃如雨點般落下，地下室三片門的鉸鍊同時斷裂，一齊朝室内飛來。
我們把門壓回去，靠在上面，希望能把門固定住。
我把外套忘在外面，卻不敢出去拿。
這時一串火星嘶嘶作響落在地下室入口處，幾位男士爬出去把它撲滅了。
大家這才意識到我們沒有存滅火的水，趕緊把廚房裡所有的水龍頭都打開，外面的噪音因此被壓下去幾分鐘，但馬上又開始了……這次飛機不像往常一波一波來襲，而是不斷密集地從頭頂上飛過，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正在一團亂的當兒，廚子把我的湯端來了。
我覺得如果我開始吃的話，一定會吐；我甚至無法安靜坐着，每傳來一陣爆炸聲，都吓得我跳起來。
向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父親，從頭到尾坐在一把藤制安樂椅上。
後來有一聲爆炸聲特别響，我又跳起來，他很平靜地對我說：“坐好！萬一天花闆坍了，距離你才會遠些……”可是爆炸聲接連不斷，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碰到轟炸最密集的時候，我幹脆站在他後面，緊抓着他兩個肩膀，算是自保。
好一鍋粥！——他的兩個學生瑟縮在牆角裡；瑪莉亞緊貼着牆壁，面色凄惶地為丈夫祈禱。
她不斷叫我離家具遠一點，怕我會被家具的碎片擊中。
炸彈如雨點般不停掉下來，隔壁一棟房子突然倒塌，父親用俄文呢喃道：“就讓上帝的旨意實現吧！”當時的感覺是我們的末日真的到了。
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外面慢慢安靜下來，父親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每個人都灌了幾大口。
然後，轟炸又開始……直到晚上9：30，頭頂上飛機飛過的嗡嗡聲才消失。
這次來襲的飛機少說也有幾百架吧。
就在那個時候，奇迹中的奇迹發生了，廚房裡的電話鈴響！原來是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從波茨坦打電話來，問我們是否無恙。
他們聽到幾百架飛機飛過頭頂，但因為能見度低，看不清楚到底災情有多嚴重。
我答道：“非常可怕！”他立刻表示要來接我，我跟他講不用了，因為最糟的時刻似乎已經過去了。
他答應找到羅瑪莉·舍恩貝格之後再打過來。
等最後一架飛機飛走後，又過了半個鐘頭警報才解除。
不過早在那之前，一位不知名的海軍軍官已經把我們大家都叫出屋外。
他說本來一點風都沒有，後來突然刮起來，火勢因而開始蔓延。
所有人都站在屋外的小廣場上，果然看見三面的天空均一片血紅。
那位軍官解釋說，這才隻是剛開始而已；最危險的情況要等到幾小時後才會來臨，那時會燃起真正的火風暴。
在我們走出屋子前，瑪莉亞已發給每個人一條濕毛巾覆蓋住臉孔——非常明智的預防措施，因為小廣場早已煙塵彌漫，幾乎無法呼吸。
大家回到屋内後，父親的兩個學生爬上屋頂監視附近的火勢。
這時住在隔壁的丹麥代理大使斯蒂恩森抱着一瓶白蘭地出現，衆人站在客廳裡談話，不時吞一口酒。
後來電話鈴又響了，仍是戈特弗裡德，聽起來似乎憂心如焚。
他打電話去貝恩特·穆姆家，羅瑪莉本來和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在那兒吃晚餐，但他們說警報一解除，羅瑪莉就不見了，沒人知道她的去向。
戈特弗裡德認為她可能想來找我，可是我們這周圍一片火海，我很懷疑她是否過得來。
怪的是，他一挂斷，電話就壞了——别人還是可以打進來，我們卻打不出去。
而且水、電、煤氣通通停了，大家得用手電筒和蠟燭照明。
幸好之前我們已将所有澡盆、盥洗池、廚房水槽和水桶全部裝滿水。
這時外面風勢迅速變大，仿佛海上風暴般不斷呼嘯，窗外隻見一陣陣火星像下雨似地落在我們家和附近房舍上，而且空氣愈變愈污濁，也愈熱，一股股濃煙不斷從被震開的窗戶湧進來。
我們巡視屋内，發現除了窗子被震破、幾扇門鉸鍊脫裂外，幸好沒有别的重大損害。
正在大家抽空吞咽三明治充饑時，警報又響。
我們一聲不吭地站在窗旁半個鐘頭，屏息等待空襲再度開始，結果卻聽到警報解除聲；顯然隻是敵方偵察機前來察看轟炸後的破壞情況。
本來一直保持鎮靜的瑪莉亞，這時突然涕泗縱橫，因為她先生仍無音訊。
我雖然已困得要死，仍決定在電話機旁守夜，遂裹了一條毯子躺在沙發上，将電話機擺在身旁的地上。
半夜1點左右，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一起從波茨坦打電話來，但才剛接通電話就斷了；不過至少大家不必再替她擔心了。
将近2點，我決定去睡一會兒。
父親走進來替我拿手電筒，讓我把鞋子脫掉清洗一下。
3點鐘，瑪莉亞也不支睡着了。
然後我聽見電話鈴響，她高興地大叫，顯然海因茨沒事。
接着她很快入睡。
後來不時有建築物突然倒塌，或是定時炸彈延後爆炸，将人吵醒，讓我心跳劇烈地突然從床上坐起來。
這時火風暴的火勢已達高峰，屋外的狂吼仿佛火車通過隧道一般可怕。
11月24日，星期三 今早聽到瑪莉亞·格斯多夫不安地在和父親講話，附近一棟房子着火了。
但我實在太累，立刻又睡着了，直到早上8點才爬起來。
那時父親那兩位在屋頂上待了一整夜的學生已經回家，瑪莉亞出門去買面包，結果很快牽了一位頭裹白圍巾的老太太回來。
她在街角撞見她，仔細一看，才發覺那正是自己80歲的母親，老太太想來找她，已經在燃燒中的城裡走了整個晚上。
她母親的公寓已全部燒毀，救火隊來得很遲，決定集
想到我的文字将在一周内抵達羅斯福總統的桌上，感覺非常怪異；好重大的責任！而且也很難譯，因為那些被披露的詳細證據讀起來實在叫人痛心！ 1943年4月13日，德國廣播電台宣布，上千具波蘭人——大部分為軍官——的屍體在德國占領區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一處萬人冢中被發現，每一具都是後腦中彈——這是蘇聯的傳統處決方式。
德國立刻指控蘇聯，并指派由來自12個中立國或德國占領國家的醫生所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調查。
随後又由來自德國占領波蘭的專家，包括波蘭地下情報人員，組成第二個委員會。
4月17日，設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他們對實情老早便開始臆測） 在未經照會英國政府的情況下，宣布已要求國際紅十字會着手調查，後者表示未經蘇聯政府同意，不可能采取行動。
蘇聯方面當然不同意，并且莫斯科與倫敦的波蘭政府斷絕了關系，指控後者通敵；兩個政府的關系一直沒有恢複。
後來兩個委員會都做出同樣的結論，認為那4400多名受害者（全是軍官），乃蘇聯于1939年入侵波蘭後，所俘虜23萬名波蘭軍事人員中的一部分。
這23萬人當中，後來有14.8萬人（包括1.2萬—1.5萬名軍官）神秘失蹤。
在發現萬人冢之前，波蘭流亡政府不斷詢問這批戰俘的下落，斯大林的答複則千篇一律：他們已全部被“釋放”或“逃走”。
據說隻有斯大林的警政署署長貝裡亞曾經嗫嚅：“我們在那裡犯下一個大錯……”所有證據皆顯示受害人乃在1940年，即德軍占領該區的前一年春天遭到槍決。
而且他們都來自同一個波蘭軍官俘虜營——靠近科澤利斯克的一座古老俄國東正教修道院。
這批俘虜與親屬的通訊全在1940年4月中斷。
至于被關在另外兩座軍官俘虜營——舊别利斯克及奧斯塔什科夫——中的人，下落不明；他們的屍體可能都躺在某處“隻有上帝才知道”的萬人冢中。
待蘇軍收複該區後，莫斯科指派本國的調查委員會将罪過推在德國身上。
并且這項指控在紐倫堡大審判中被盟軍列入主要納粹戰犯的罪行中。
但法庭的最後裁決對此不予置評，等于宣判了真正的兇手。
卡廷萬人冢的發現，當然令盟軍大失顔面；當時蘇聯仍在歐洲苦戰，其友誼與戰力對盟軍陣營不可或缺。
同時有大批具有影響力的人士極同情“英勇的蘇聯盟友”，不肯相信莫斯科竟做得出這樣的事，于是所有盟軍領袖一緻保持緘默，刻意不再追究，直到戰争結束。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公開抨擊斯大林的各項罪行，并立刻根據戰後東歐消息來源，促請波蘭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公布該事件真相，哥穆爾卡拒絕，生怕此舉将對兩國關系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日後新證據陸續出土，不僅證實莫斯科為主事者，甚至披露了許多劊子手的身份。
因為卡廷大屠殺的受害者包括21名大學教授、300多名醫生、200多位律師、300多位工程師、數百名教師，以及多位記者、作家和工業家，波蘭方面認為蘇聯此舉乃企圖消滅可能在解放之後領導波蘭建國的非共産黨精英人士。
羅瑪莉突然變得非常懼怕空襲。
昨晚她睡在我家，在睡夢中捶了我眼睛一下。
大部分的南美洲外交官都在準備離城。
10月28日，星期四 現在每晚都有空襲，不過災情并不嚴重，通常發生時我都坐在浴缸裡。
柯尼希斯瓦特10月30日，星期六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我一起來柯尼希斯瓦特度周末。
旺德夫爾兄弟申請旅行證被拒。
旅途很辛苦，因為車廂裡擠滿撤離人潮，多為婦孺，有一半車程都必須站着；乘客中還有許多傷患。
剩下來的車程我們擠到通廊列車裡，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我在這裡常和母親出去散長步，試着休息，忘記城裡的生活。
10月31日，星期日 昨天我們還在床上時，突然聽見一聲悶擊巨響，原來一架飛機墜落在我們的樹林裡。
駕駛員在飛往紐倫堡途中想跟住在附近村裡的家人揮手打招呼，結果不知出了什麼問題，飛機就像塊石頭似地掉了下來。
駕駛員當場死亡，組員則多活了幾小時。
附近所有居民都出來救火，但火勢蔓延很快，因為整片土地極幹燥。
柏林11月1日，星期一 回程更糟。
我跟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被擠散了，她摔了一跤，我可以聽見她在車廂後面尖叫呻吟，大家在她身上踩來踩去。
雖然塔蒂阿娜怕我們擠車辛苦，替我們準備了很多三明治和葡萄酒，回到柏林時仍已精疲力竭。
11月6日，星期六 蘇聯已收複基輔。
11月10日，星期三 俾斯麥家在波茨坦的房子現已擠滿人，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決定搬回城裡，何況我們已打擾戈特弗裡德和梅勒妮太久了。
秋季來臨，看來空襲情況不會太嚴重。
我隻帶些生活必需品回家，這年頭還是輕裝簡行比較明智。
11月11日，星期四 和格斯多夫夫婦一起吃晚餐，接着發生小型空襲。
我睡了13個鐘頭。
11月13日，星期六 和西吉·維爾切克、賽車手曼弗雷德·馮·布勞希奇及女演員詹妮·尤戈一起在弗雷德雙胞胎姐妹家喝咖啡。
一位著名的年輕男演員最近因“發表颠覆言論”遭到處決，令每個人都大為震驚——隻因為他預測德國會戰敗！曼弗雷德·馮·布勞希奇（前陸軍總司令的侄子）也為同樣的理由惹了麻煩。
去聽富特文格勒指揮的演奏會，然後回家練鋼琴。
頗有音樂細胞的廚子瑪莎，堅持要把她最喜歡的“淘氣兩兄弟”小調全部唱一遍。
瑪莉亞·格斯多夫和父親都出門了，又有空襲。
我收拾了一個小包，但情勢很快平息下來，我們留在屋裡。
11月16日，星期二 值夜班。
隔天總是全身難受——像是肌肉的宿醉。
在辦公室洗了個澡（那似乎是唯一有熱水的地方），過半個鐘頭回家。
可悲，我和我的照片檔案都被調去勞赫街的前捷克公使館了。
每個人一聽說那邊的老闆被革職後都目瞪口呆。
蓋世太保收到他寫給住在魯爾的前妻的一封信，警告她空襲即将開始。
結果他前妻的現任丈夫竟去告密。
一群賊！ 今晚與亞當·特羅特、哈塞爾夫婦和富特文格勒一起去波茨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家晚餐。
富特文格勒非常畏懼俄軍入侵，令我失望。
我總覺得這樣一位音樂天才應該更有“格調”些。
亞當·特羅特在寫給妻子的一封信中提到這次晚餐：“開車送蜜絲回家，她再度令我感到驚異……她仿佛具有傳奇動物的特質，永遠讓人猜不透……自由地高高翺翔在所有人和事物之上。
當然，其實這有點悲哀，也近乎神秘……” 11月17日，星期三 辦公室全體職員奉命集合，與暫時調來勞赫街的新上司見面。
他是一位姓布特納的年輕人，剛剛從戰場上回來，額頭上還有道刀傷，走路一跛一跛的；發表了一段關于前線士兵英勇事迹及對我們大後方民衆期望的演說。
晚上我帶亞當·特羅特去霍斯特曼夫婦家。
他們已搬回城内的小公寓，那棟公寓其實隻有三個房間，不過仍然布置得十分雅緻，而且他們仍和以前一樣好客。
然後去羅瑪莉·舍恩貝格家過夜，因為發生空襲，而我在沃伊什街的家太遠了。
羅瑪莉麻煩大了；她和一位朋友去伊甸旅館吃午餐，結果把一本“最高機密”的美國書《希特勒的女人、槍與土匪幫》忘在洗手間裡。
更糟的是，書上還蓋有外交部的官印。
她不敢承認，正拼命設法找回那本書，同時通知各要人朋友，以防自己突然失蹤。
甚至還打電話給一個她才見過兩次面的人，那人在弗斯爾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的藏匿處工作。
結果那人回電時她又不在，我隻好假裝一問三不知。
11月18日，星期四 我現在已漸漸習慣不吃午餐。
我們的餐廳簡直可怕透了，以他們所謂的“午餐”，拐騙我們一大堆糧票。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載我到城裡辦事。
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的家人都一直寫信感謝他收容我們。
現在除了跟我一起住在格斯多夫家的父親之外，沒人知道我們已經搬回柏林了。
下午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外國報紙和雜志上，它們擺在夏洛特街舊辦公室的檔案間裡，我經常找各種借口回去。
晚上在家裡和瑪莉亞·格斯多夫及海因茨·格斯多夫夫婦一起用餐，吃到一半突然聽見一陣猛烈炮擊。
因為家裡沒有地窖，隻好躲進半地下室、窗口面對小花園的廚房，坐在裡面長達兩個小時。
附近發生幾起火災，變得相當吵鬧。
後來聽說幾百架飛機飛抵柏林市郊，但隻有大約50架通過高射炮網。
哈裡斯空軍元帥欲“炸得德國人跪倒在地”的行動，包括不少次以主要轟炸目标為名的大規模空戰。
第一次是“魯爾空戰”，發生在1943年春天，結果摧毀了德國的工業心髒地帶，包括科隆、美因茨及法蘭克福等城市。
接着是7月及8月的“漢堡空戰”。
到了1943年秋天，哈裡斯的轟炸機群已準備好對付最主要的目标：第三帝國的首都柏林。
不知情的蜜絲在此描述了後來著名的“柏林空戰”的序幕。
11月19日，星期五 與瑞典公使館的路格·馮·埃森和他太太赫米内一起晚餐。
他們剛把我們家附近的一間公寓裝潢好，擺滿了丹麥玻璃器皿和瓷器，其實這麼做有欠考慮。
我遲到了，因為電車現在時有時無。
晚餐吃蚝——難得的享受！ 11月21日，星期日 和父親一起去靠近滕珀爾霍夫機場的俄國大教堂望彌撒。
聖詩唱得美極了！羅瑪莉·舍恩貝格與她一位負重傷的年輕軍官朋友，托尼·紹爾馬也去了，兩人都覺得很棒；不過托尼有點兒分心，因為他忙着看俄國女人，有些甚至在教堂裡哺乳。
她們都來自俄國的德國占領區，現在數目不斷增加。
有些人在農場上做工，有些人在軍需品工廠裡做事。
星期日的教堂是她們最喜歡的聚會場所，我猜想思鄉情緒遠大于宗教熱忱。
羅瑪莉看到一位她在維也納認識的俄國鋼琴家歐古茲，便邀請他去波茨坦。
我們開了兩輛車；托尼因為是負傷軍官，也配了汽車。
幾杯白蘭地下肚後，歐古茲彈琴給我們聽——大部分都是俄國樂曲。
他鋼琴彈得很好，人卻不怎麼好。
快到午夜時，我終于說服托尼和羅瑪莉該回家了。
天氣很壞，托尼迷路，錯過了萬湖上不限速高速公路的入口。
往錯的方向開了一陣子之後才發覺不對，才一調頭就爆了一個輪胎，而且他的汽油也用完了。
他開始換輪胎，羅瑪莉和我則下車求助。
等了好久，一輛大車從相反方向開過來，我們招手要它停車，結果一位穿便服的男士和一位黨衛軍司機跳了出來，同意給我們一點汽油。
分油時我們鑽進他們車裡去聽收音機。
那位便衣問我們是不是女演員，來自哪一個國家，我們很狡猾地反問汽油應該還給誰。
他說不必還了，還說他們剛從希特勒最高司令部回來，卻不肯洩露身份。
這時德國為了補充在東線上的重大人力損失，以及将更多少數人種派上前線，開始從各歐洲占領地區吸收上百萬的男性及女性送往德國，在農業界、礦業界及工業界工作，重建被炸毀的工廠、鐵路及營造海岸防禦工事等。
這批人潮到1944年高達760萬人，形成四分之一的總勞工人口。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來自蘇聯，有些是戰俘（否則便得面對在集中營裡餓死的命運），有些是來自占領區的平民，稱為“奧斯特”（Osts）。
11月22日，星期一 經過昨晚的曆險，我累壞了，決定今晚7點就上床。
沒吃午餐，加班到很晚，因為開了一個無聊的會議。
外面傾盆大雨。
今天是喬吉的生日。
11月23日，星期二 昨晚柏林城中心大部分被炸壞。
下午下大雨，我奉命離開辦公室去取一份開會需要的文件。
新老闆布特納對這類會議有狂熱的勁頭，幾乎每天都開；可能隻是想“檢閱麾下兵團”。
我覺得完全是浪費時間。
我在路上被淋得渾身濕透，開會也遲到了。
會一直開到晚上7點多。
我正奔下樓梯想回家，門房攔住我，說出那幾個可怕的字：“15級空襲！”意味着大批敵機正朝這邊飛過來。
我三步并作兩步奔回樓上，警告那些住得比較遠的同事最好留在辦公室，否則可能會被困在路上。
等我打算離開時，警報已響，外面雨勢還很大。
因為知道巴士一定馬上就得停駛，我決定走路回家，然後在路上把我剛寫給塔蒂阿娜的一封信投進轉角的郵筒裡。
街上擠滿了人。
很多人隻是站在外面，因為雨勢的關系，能見度很差，大家都認為空襲的時間不會很長，也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害。
回家後，瑪莉亞·格斯多夫告訴我，她丈夫海因茨剛從柏林警備司令部的辦公室打電話回家，警告她敵機數目比平常多出很多，這次空襲可能會很嚴重，然後說他會在辦公室過夜。
我因為沒時間吃午餐，餓壞了。
瑪莉亞叫廚子老瑪莎熱點湯，我則上樓換上毛衣及長褲。
同時一如往常，收拾了一個小提箱。
父親在他房間裡替兩個年輕人上語文課，吩咐我别去打擾他們。
我剛收拾完行李，高射炮就開火了，而且立刻變得非常劇烈。
父親帶着他的兩個學生出現了，我們都奔到廚房後面、平常躲空襲的那間半地下室裡。
才剛擠進去，便聽到第一批飛來的敵機。
他們飛得很低；這時高射炮的炮聲突然被另外一種聲音淹沒——高爆彈！起先很遠，後來愈傳愈近，到最後仿佛就落在我們頭頂上似的。
每爆炸一聲，整棟房子就搖晃一陣。
空氣壓縮力可怕極了，噪音震耳欲聾。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作“地毯式轟炸”——盟軍稱之為“飽和轟炸”。
有一刹那，一陣碎玻璃如雨點般落下，地下室三片門的鉸鍊同時斷裂，一齊朝室内飛來。
我們把門壓回去，靠在上面，希望能把門固定住。
我把外套忘在外面，卻不敢出去拿。
這時一串火星嘶嘶作響落在地下室入口處，幾位男士爬出去把它撲滅了。
大家這才意識到我們沒有存滅火的水，趕緊把廚房裡所有的水龍頭都打開，外面的噪音因此被壓下去幾分鐘，但馬上又開始了……這次飛機不像往常一波一波來襲，而是不斷密集地從頭頂上飛過，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正在一團亂的當兒，廚子把我的湯端來了。
我覺得如果我開始吃的話，一定會吐；我甚至無法安靜坐着，每傳來一陣爆炸聲，都吓得我跳起來。
向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父親，從頭到尾坐在一把藤制安樂椅上。
後來有一聲爆炸聲特别響，我又跳起來，他很平靜地對我說：“坐好！萬一天花闆坍了，距離你才會遠些……”可是爆炸聲接連不斷，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碰到轟炸最密集的時候，我幹脆站在他後面，緊抓着他兩個肩膀，算是自保。
好一鍋粥！——他的兩個學生瑟縮在牆角裡；瑪莉亞緊貼着牆壁，面色凄惶地為丈夫祈禱。
她不斷叫我離家具遠一點，怕我會被家具的碎片擊中。
炸彈如雨點般不停掉下來，隔壁一棟房子突然倒塌，父親用俄文呢喃道：“就讓上帝的旨意實現吧！”當時的感覺是我們的末日真的到了。
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外面慢慢安靜下來，父親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每個人都灌了幾大口。
然後，轟炸又開始……直到晚上9：30，頭頂上飛機飛過的嗡嗡聲才消失。
這次來襲的飛機少說也有幾百架吧。
就在那個時候，奇迹中的奇迹發生了，廚房裡的電話鈴響！原來是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從波茨坦打電話來，問我們是否無恙。
他們聽到幾百架飛機飛過頭頂，但因為能見度低，看不清楚到底災情有多嚴重。
我答道：“非常可怕！”他立刻表示要來接我，我跟他講不用了，因為最糟的時刻似乎已經過去了。
他答應找到羅瑪莉·舍恩貝格之後再打過來。
等最後一架飛機飛走後，又過了半個鐘頭警報才解除。
不過早在那之前，一位不知名的海軍軍官已經把我們大家都叫出屋外。
他說本來一點風都沒有，後來突然刮起來，火勢因而開始蔓延。
所有人都站在屋外的小廣場上，果然看見三面的天空均一片血紅。
那位軍官解釋說，這才隻是剛開始而已；最危險的情況要等到幾小時後才會來臨，那時會燃起真正的火風暴。
在我們走出屋子前，瑪莉亞已發給每個人一條濕毛巾覆蓋住臉孔——非常明智的預防措施，因為小廣場早已煙塵彌漫，幾乎無法呼吸。
大家回到屋内後，父親的兩個學生爬上屋頂監視附近的火勢。
這時住在隔壁的丹麥代理大使斯蒂恩森抱着一瓶白蘭地出現，衆人站在客廳裡談話，不時吞一口酒。
後來電話鈴又響了，仍是戈特弗裡德，聽起來似乎憂心如焚。
他打電話去貝恩特·穆姆家，羅瑪莉本來和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在那兒吃晚餐，但他們說警報一解除，羅瑪莉就不見了，沒人知道她的去向。
戈特弗裡德認為她可能想來找我，可是我們這周圍一片火海，我很懷疑她是否過得來。
怪的是，他一挂斷，電話就壞了——别人還是可以打進來，我們卻打不出去。
而且水、電、煤氣通通停了，大家得用手電筒和蠟燭照明。
幸好之前我們已将所有澡盆、盥洗池、廚房水槽和水桶全部裝滿水。
這時外面風勢迅速變大，仿佛海上風暴般不斷呼嘯，窗外隻見一陣陣火星像下雨似地落在我們家和附近房舍上，而且空氣愈變愈污濁，也愈熱，一股股濃煙不斷從被震開的窗戶湧進來。
我們巡視屋内，發現除了窗子被震破、幾扇門鉸鍊脫裂外，幸好沒有别的重大損害。
正在大家抽空吞咽三明治充饑時，警報又響。
我們一聲不吭地站在窗旁半個鐘頭，屏息等待空襲再度開始，結果卻聽到警報解除聲；顯然隻是敵方偵察機前來察看轟炸後的破壞情況。
本來一直保持鎮靜的瑪莉亞，這時突然涕泗縱橫，因為她先生仍無音訊。
我雖然已困得要死，仍決定在電話機旁守夜，遂裹了一條毯子躺在沙發上，将電話機擺在身旁的地上。
半夜1點左右，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一起從波茨坦打電話來，但才剛接通電話就斷了；不過至少大家不必再替她擔心了。
将近2點，我決定去睡一會兒。
父親走進來替我拿手電筒，讓我把鞋子脫掉清洗一下。
3點鐘，瑪莉亞也不支睡着了。
然後我聽見電話鈴響，她高興地大叫，顯然海因茨沒事。
接着她很快入睡。
後來不時有建築物突然倒塌，或是定時炸彈延後爆炸，将人吵醒，讓我心跳劇烈地突然從床上坐起來。
這時火風暴的火勢已達高峰，屋外的狂吼仿佛火車通過隧道一般可怕。
11月24日，星期三 今早聽到瑪莉亞·格斯多夫不安地在和父親講話，附近一棟房子着火了。
但我實在太累，立刻又睡着了，直到早上8點才爬起來。
那時父親那兩位在屋頂上待了一整夜的學生已經回家，瑪莉亞出門去買面包，結果很快牽了一位頭裹白圍巾的老太太回來。
她在街角撞見她，仔細一看，才發覺那正是自己80歲的母親，老太太想來找她，已經在燃燒中的城裡走了整個晚上。
她母親的公寓已全部燒毀，救火隊來得很遲，決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