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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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力拯救附近一家醫院(感謝上帝,後來救成了!),可是同一條街上所有房舍全毀。
不久海因茨·格斯多夫也回家了。
他說因為他直接回家,所以對整個轟炸災情隻驚鴻一瞥,看來菩提樹下大街區域受災情況跟我們家附近一樣嚴重;法國及英國大使館、布裡斯托爾飯店、軍火庫、威廉街及腓特烈街災情都十分慘重。
到了早上11點,我決定出門,試着走去辦公室,滿心希望(當然樂觀得可笑)一到那裡就可以跳進澡缸裡洗個熱水澡。
我穿着便褲,頭上裹一條絲巾,再戴一副海因茨的毛邊軍用護目鏡上路。
一走出大門,立刻被煙霧包圍,灰燼如雪片般落在我頭上,要用手帕按住口鼻才能呼吸——幸好海因茨借我那副護目鏡。
猛一看,沃伊什街的災情似乎還好,可是一走到下一條和呂措大街交叉的街角,卻看見所有房子全燒毀了。
我繼續沿着呂措大街走,看見災況愈來愈嚴重;很多房子仍在燃燒,我被迫走在馬路中間,但這也不容易,因為路上堆滿了被炸壞了的電車,街上還擠滿了人,大部分包着圍巾,拼命咳嗽,小心翼翼穿過瓦礫堆。
到了呂措大街街尾,距離辦公室四條街左右,街道兩旁的房子全部倒塌,想走到另一邊,得爬過仍在冒煙的廢墟,躲開正在漏水的水管和其他破碎物。
之前我幾乎沒看見救火員,但在這一帶卻看到幾位救火員正在設法将困在地窖内的人救出來。
呂措大街上的房子全部燒毀,過施普雷河的那道橋雖然未遭破壞,但橋另一頭的建築已毀,隻剩下一些空殼子。
很多車子小心繞過廢墟,不斷猛按喇叭。
一個女人突然揪住我臂膀,大叫有面牆快倒了,我們倆一起拔腳狂奔。
這時,我看見昨晚才将寫給塔蒂阿娜的那封長信投進去的那個郵筒,它雖然沒倒,卻已被炸得粉碎。
然後,我又看見平常買食物的店鋪“克勞瑟”——應該說是它的廢墟。
之前瑪莉亞請我回家時買些食物,因為她登記糧票的那家店已經毀了,但現在看來可憐的克勞瑟也幫不上什麼忙了(德國的食物配給制度要求每個人都到一家特定的店鋪去登記糧票,以後隻能從那家店裡買東西)。
我一直不能想象辦公室也會被炸毀,可是當我走到轉角時,卻看見門房室和漂亮的大理石入口處正燒得不亦樂乎。
施特倫佩爾(外交部的高官)和羅馬尼亞參事維勒努就站在外面,旁邊圍了一群維勒努膚色黝黑的同胞。
他一看見我便伸出雙手抱住我頸子,用法文大叫道:“一切都毀了!雙胞胎姐妹的公寓也毀了!我要帶我那一小群屬下去鄉下,去布科!”——現在所有外國使館在城外都設有緊急疏散處。
果不其然,街尾的羅馬尼亞使館,還有芬蘭使館,也都已成一片正在冒煙的瓦礫堆。
我問施特倫佩爾該怎麼辦,他咆哮道:“難道你們沒有緊急命令嗎?”“當然有,”我甜甜答道,“上級要我們不可驚惶,并到東西橫貫線上的勝利紀念柱旁集合,然後就會有卡車來接我們出城!”他很氣憤地聳聳肩,轉過身背對着我。
我決定回家。
這時極目所見盡是連綿不斷的一排排已燒毀或仍在燃燒的建築,我開始感到驚慌。
這整個我如此熟悉的城市,竟然在一夜之間就被摧毀了!我開始奔跑,一直跑回呂措大街,結果有一棟建築就在我經過的那一刹那倒塌。
一位救火員口齒不清地對我和旁邊一群人大叫;我們全往地上一撲,我用雙臂抱住頭。
等另一面牆坍倒的轟隆聲靜下來後,大家身上已覆滿了灰泥和塵土。
我擡起頭來,竟然看見C.-K.伯爵髒兮兮的臉擱在對面一灘污水上方。
雖然過去四年來,塔蒂阿娜和我一直小心避開這位仁兄(他特别喜歡漂亮女孩,有時行為不太檢點),但我心想這是民胞物與的非常時刻,便努力擠出一個友善的微笑,用英文打招呼說:“哈啰!”他極冷淡地瞄我一眼,用德文問道:“我認識你嗎?”我決定這不是正式自我介紹的時候,便爬起來快步離開。
回家後發現廚房裡還有熱湯,父親把我的護目鏡拿去,換他出去勘察情勢。
接着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打電話來,說他下午3點會過來接我。
我告訴他該走哪一條街,免得受困。
瑪莉亞的妹妹,舒倫堡伯爵夫人(她嫁給舒倫堡大使的一位堂弟)騎自行車過來;她住在柏林城另一頭,那區顯然隻受到輕微損害。
今天早上三位工人才到她家去替她把八月裡一次空襲震碎的窗戶修好——盡管全柏林市中心的窗子在昨夜全毀,他們卻把她的窗子修好了! 到目前我唯一的物質損失,是每月配給的哈爾茨奶酪;是我昨天才買的,因為它聞起來和看起來都很恐怖,我便把它放在屋外窗棂上,結果今早不翼而飛,可能因為爆炸後空氣壓縮,飛到某鄰居屋頂上了。
等父親回家後,我接過護目鏡,走到庫達姆路上的另一個辦公室。
街角上的前波蘭領事館,也就是塔蒂阿娜、路易莎·維爾切克和我曾在裡面一起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那棟建築,正燃燒得像把大火炬,但隔壁的大使館卻仿佛毫發未傷。
我很快沖過前者,奔入後者的大門,撞上一小群愁眉苦臉的人。
亞當·特羅特和萊波爾特坐在樓梯上,兩人的臉都被煙熏黑了。
他倆在那兒待了一整夜,因為空襲開始時他們還在工作。
我們部門似乎毫無動靜,大家決定約好明天早上11點在同一地點見面。
下午3點,戈特弗裡德準時開車抵達,幫我将行李,加上幾條毛毯和一個枕頭,全堆到後座。
戈特弗裡德解釋說,他在波茨坦的房子已擠滿了其他由于轟炸而無家可歸的朋友,所以我們必須打地鋪。
搬去住的人除了羅瑪莉·舍恩貝格之外,還有埃森夫婦;他們也是昨天半夜才奔去投靠,抵達時全身濕透、精疲力竭,十分狼狽。
空襲開始時,路格·埃森正在我們辦公室附近他的辦公室裡工作;赫米内在家裡(她有身孕,即将臨盆)。
他打電話叫她趕快趕去公使館,因為樓下幾位瑞典工人剛建好一個極牢固的鋼筋水泥掩蔽壕,牆壁厚達2.5米。
直到昨夜,各大使館及外交官的家都未遭到任何損害,他們大概覺得自己的外交豁免權也适用在轟炸上!赫米内安全抵達掩蔽壕;警報解除後,他們走出來,卻發現整座公使館燒得像把大火炬,便在接下來幾個小時内,忙着救出最寶貴的資料,然後跳進車裡開回家。
後來發現家也沒救了,隻好跳回車内,駛過燃燒中的城市,直奔俾斯麥夫婦在波茨坦的家。
接到路格之後,我們将車開往仍在冒煙的瑞典公使館,去取出他殘存的财物。
路格進去後,戈特弗裡德和我下車重新安排行李,這時突然看見裹着一件昂貴毛皮大衣的著名柏林美女厄休拉·霍恩洛厄,趔趔趄趄朝我們走來,頭發亂糟糟,臉上妝也花了。
她走到我們面前,啜泣地說:“我失去了一切!一無所有!”她想去找一位答應載她去鄉間的西班牙朋友,我們告訴她西班牙大使館也被炸毀了,她聽了一言不發便掉頭朝蒂爾加滕區踉跄走去,大衣背後一大塊毛皮已經被扯破了。
路格很快出來,我們迂回繞到布達佩斯街上,夾道零零落落走着推嬰兒車、拖拉床墊和小件家具的人。
塔蒂阿娜最喜歡的古董店“布蘭德爾”仍在燃燒,火舌舔舐窗簾,擁抱着挂在店裡的水晶吊燈。
因為店内大部分貨品皆為絲料及錦緞,粉紅色的火焰看起來像極了在舉行慶典,既奢侈又豪華。
整條布達佩斯街都被炸空了,唯獨伊甸旅館例外,我們因此約定隔天就在那兒會面。
車子接着轉上東西橫貫線,幾乎讓我們看傻了眼,因為公路兩旁沒有一棟房子幸存。
到了波茨坦,剛開始接觸到清涼新鮮的空氣,我竟覺得頭暈。
踏進俾斯麥夫婦的官邸,看見戈特弗裡德的太太梅勒妮正忙進忙出,忙着鋪床。
赫米内·埃森正直挺挺坐在她床上,頭發剛洗幹淨,像個小女孩。
我也洗了個澡,羅瑪莉幫我刷污垢,水竟然變成黑色!每個客人都帶一大堆煤煙和塵土進來,搞得梅勒妮很難受,他們家本來纖塵不染的。
剛吃完晚餐,我們撥去柯尼希斯瓦特找塔蒂阿娜的電話就接通了,趕忙向她和母親道了平安。
她們試了一整天,想跟我們聯絡,都徒勞無功。
才剛挂電話,戈特弗裡德便接獲通知,說又有大批敵機朝柏林飛去。
我打電話去警告格斯多夫夫婦及父親,心裡覺得很愧疚,自己安全,卻得告訴他們這個壞消息;不過至少可以讓他們有時間穿好衣服。
不久空襲警報果然響起,其他人都待在客廳裡,但經過昨夜仍心有餘悸的羅瑪莉和我,跑到樓上讓—喬治的房間去守望。
飛機一波接一波飛過波茨坦,但這一次往較遠的西邊,向施潘道飛去,我們因此稍微放心一點。
這次空襲持續了将近一小時,警報一解除,我們便累倒在床上。
11月25日,星期四 早上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很早便起床,赫米内将搭機返回斯德哥爾摩,埃森夫婦用他們那輛破車順便送我們進城;車門卡死了,我們得從車窗鑽進去,而且車窗玻璃全部震碎,許多碎玻璃仍嵌在窗框上,車子行進時不斷朝臉上飛來,我們隻好盡量蒙住臉。
本來預定早上11點來到辦公室,但因為路格想到哈倫塞附近一家車行去換一輛狀況較好的車子,決定繞路先去那個方向。
我們很快便聽說昨夜的空襲仍在城内造成很大的災情。
哈倫塞橋雖然還在,但四周的房子已全毀。
路格說的那間車行被炸得一塌糊塗,空無一人。
我們繼續駛上巴黎街;那一帶狀況稍微好些,不過也一副殘破相。
等我們抵達伊甸旅館時,大吃一驚,時隔僅24小時,變化竟如此大!旅館外牆雖然還在,但所有窗戶全不知去向,缺口塞滿了床墊、破爛家具和其他殘骸。
後來我們聽說有三枚空雷砸破屋頂,掉進去爆炸,除了外牆,建築物内全毀。
幸好平時兼做掩蔽體的酒吧沒事,因為當時裡面擠滿了人。
對街的動物園災情慘重;一枚空雷落在水族館裡,炸死了所有的魚和蛇。
其他野生動物都在今天早上被槍殺,因為獸籠全遭破壞,園方怕他們脫逃。
結果鳄魚們紛紛跳進施普雷河内,幸好及時被一一拖出來射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離開伊甸時,大家約好下午5點去瑞典公使館碰面,再一起回波茨坦。
我們在呂措大街下車,用濕毛巾将臉裹緊(許多建築仍在燃燒,空氣中的煙塵令人窒息),往辦公室走過去。
抵達後發現那兒仍一片混亂,每個人都不知道該做什麼,有些人說外交部會立即撤出柏林,搬去鄉間的“緊急撤退營”。
據說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現在城内,甚至巡視了一些正在燃燒的外國使館,并且親自參加了決定威廉街殘存外交部該“何去何從”的會議。
我先跟好幾位同事聊天(每個人的穿着都稀奇古怪,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全部家當),然後攔截到第一次空襲那天,也參加了最後那次會議的技術部門主管。
他告訴我他發現我的自行車停在院子裡,替我保住了,不過目前還不能還我,因為他沒有别的交通工具。
聽起來很公平,我反正以為自行車已經遺失了;隻不過不知戈特弗裡德會怎麼說,畢竟他才是真正的車主!最後上級交代明天早上11點再來,希望到時候會塵埃落定些。
正打算離開時,父親突然出現;他看起來糟透了,頭發倒豎,臉色發灰,似乎很氣我沒有先去格斯多夫家探視。
我根本沒想到家附近還會再遭到轟炸,本來隻打算順道去看看,可是昨晚一枚空雷落在屋子後方,所有門窗、屋頂及幾片牆壁全塌了,他們一直救火救到現在。
這一次運氣沒這麼好,小廣場對面那棟房子已被夷成平地。
父親、羅瑪莉和我遂一同返回沃伊什街;眼前景象實在駭人。
柏林城内的面包店不是被毀,便是已休業,我在波茨坦買了幾條白面包,大家很快喝了點湯。
羅瑪莉接着去找幾位失蹤的朋友,我則花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将硬紙闆和地毯釘在窗洞上禦寒及擋煙。
瑪莉亞八十高齡的老母親保持她不屈不撓的一貫作風,堅持在一旁幫忙,替我遞釘子,我一直站在梯子頂端。
對面那棟被夷平的房屋的屋主,一位英國女士,也過來幫忙。
她沒時間搶救任何細軟,決定盡快下鄉。
從昨天開始,很多人陸續從城裡其他區過來(大多必須步行)問我們是否無恙。
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雖然全柏林都遭到轟炸,但就屬我們這一區和蒂爾加滕附近的外交使館區及菩提樹下大街區災情最慘重。
就連格斯多夫中校(海因茨的親戚)都駕駛軍用卡車帶來一批勤務兵幫忙加蓋臨時屋頂,用木闆把破洞補好。
馮·格斯多夫中校很早便參與推翻納粹政權的秘密活動(當然那個時候蜜絲并不知情)。
1943年3月,在一次柏林軍械庫内舉行的典禮上,他差一點就決定親自暗殺希特勒。
他是少數幾名幸存的主要密謀者之一。
稍後我出門去找迪基·弗雷德。
昨天開車經過勞赫街時,看見她的房子已燒毀,今天等我再去時,已經一個人影都沒有了。
不過我還是爬進她位于一樓的公寓裡,希望能搶救一點東西。
我站在穿堂裡擡頭看被燒毀的樓梯,突然一聲巨響,一根燒焦的木椽嘩啦一聲垮下來,我飛身一跳,又跳回街上。
之後我過街去艾伯特夫婦家,他們的房子還沒倒。
艾伯特太太是美國人,嫁給一位德國工業家,在萊茵蘭有好幾間化學工廠。
大戰爆發後,他們的兒子從美國回來加入德國陸軍,把他的美籍太太和小孩留在加州。
艾伯特夫婦還有一個女兒艾琳,是極有才華的吉他手及歌手,和我們認識很久了。
我發現她們母女倆站在大門口,一看見我就抱着我的脖子說,她們希望能趕快前往蘇台德著名的溫泉區馬林巴德(距離梅特涅家族的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很近),提議讓父親跟他們一起去。
她們有一輛車,還有些汽油,就是沒駕駛。
不過她們家現在已由無家可歸的瑞典外交人員接管,盼望瑞典人能派一位駕駛員給她們作為交換。
她們力勸我也一起去,不過我覺得辦公室不會放人。
諷刺的是,她們昨天才從萊茵蘭回來,空襲過程中一直躲在樓下地窖裡。
我走回沃伊什街跟父親講這個新計劃,但他拒絕一個人走,把我留在城内;他實在沒有理由留在柏林,我因此決定向辦公室請幾天假。
稍後我帶父親去瑞典公使館,大家一起搭路格·埃森的車回波茨坦。
父親已兩天沒合眼,非常疲倦。
俾斯麥夫婦熱忱歡迎他;我們替他鋪好一張床,而且先讓他洗個熱騰騰的澡。
才剛吃完晚餐,警報又響。
幸好隻是敵方偵察機再度來勘察轟炸災情。
11月26日,星期五 早上8點,父親、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返回柏林,本以為将和艾伯特母女一起前往馬林巴德,便收拾了一點随身用品。
我希望盡量輕裝簡行,把其他東西收在兩個大皮箱裡,放在俾斯麥府内的地下室裡。
路格·埃森的車子已擠滿瑞典人,我們決定搭高架鐵路到萬湖轉車,再在波茨坦廣場下車。
火車塞得滿滿的,每一站都有人潮拼命往上擠,因為這似乎是唯一仍暢通的一條線。
波茨坦廣場車站蓋在地下,還保持得一塵不染,雪白的瓷磚……等一走上地面,對比實在太強烈,整個區像一片不斷冒煙的廢墟,廣場周圍所有大型建築,除了艾斯布勒拿旅館之外,全部倒塌。
旅館雖然殘破,卻還算完整,不過所有窗戶當然都已經震破了。
我們出發去艾伯特家,拖着行李穿過蒂爾加滕區的泥巴和灰燼,四周房舍全被燒黑,仍在冒煙,公園内仿佛1914—1918年的法國戰場,樹木又秃又瘦,折斷的枝丫散得滿地,有時還得用爬才能通過。
我突然想到著名的杜鵑花叢,不知它們下場如何?明年春天又會是什麼樣的景象?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停擺,我們從頭到尾都得步行。
其實這兩天私家汽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無疑都藏了很久,就等碰上這類緊急狀況派上用場。
雖然大多數都沒有牌照,但也沒人管束。
相反的,政府反而下令所有車輛必須盡量讓陌生人搭便車。
因此盡管轟炸災情慘重,柏林的交通卻漸漸恢複到戰前的樣子。
可惜我們運氣不佳,所有經過的車輛都已擠滿。
有一次,我們被一位長相非常特别的士兵攔住——他大概剛入伍,之前可能是位頹廢派的唯美主義者兼酒館諧星——他極優雅地做手勢建議我們别再往前走,因為炸彈已落在瑞典公使館正前方五次。
我們轉進班德勒街,本來陸軍總部的辦公室就在那條街上,但也被炸毀了,幾十名穿着灰綠色陸軍制服的軍官及士兵在瓦礫堆裡爬來爬去,設法搶救檔案。
等我們往下走到海軍總部時,發現兩處景觀幾乎一模一樣,隻不過在瓦礫堆裡表演特技的官兵穿的是藍色的制服。
好笑的是,唯一沒被轟炸嚴重破壞的外國使館竟是盟軍的敵人:日本及意大利使館!這兩棟建築最近才蓋好,非常巨大,似乎是最佳目标才對! 希特勒在計劃将柏林變成他“千年帝國”的首都時,選擇曾是普魯士曆代國王狩獵場的蒂爾加滕區作為新的外交特區,并于1938年開始建築一群新使館,外觀全是希特勒自己和他的總建築師斯皮爾最喜歡的壯偉紀念碑式風格。
日本和意大利因為是德國主要盟國,使館又最大,皆于1942年竣工,但在大戰最後幾周曆經盟軍轟炸及巷戰之後,損毀極嚴重。
走了将近一個鐘頭才到艾伯特家,卻得知計劃在最後一分鐘受挫:瑞典人的确找到一名駕駛員,可是他已四天沒進食,為了讓他提神,他們不僅喂他食物,還給他喝了些白蘭地,結果他醉得不省人事,現在毫無用處。
我決定先去向辦公室申請準假,下午再回去看情形。
羅瑪莉和我慢慢沿着蘭德格拉芬街走下去,因為我們聽說基克·施圖姆的房子也被炸了。
雖然他唯一的兄弟已在法國陣亡,但他卻仍被派往俄國。
那條街上沒有一棟房子幸存;等我們走近他家時,果然隻見外牆還站在原地。
我們問救火員住在房子裡的人是否安全,他們說應該沒事,不過隔壁的人仍困在地窖裡。
“至于那一棟,”他們指着對街一幢六層樓的大型建築說,“裡面的人全死了,總共300個人!”因為地窖被炸個正着。
我們再走到庫達姆路上,住在那裡的每一家人幾乎都是我們的朋友;大部分房子也都被炸中。
奧亞爾薩瓦爾夫婦那棟巨大的花崗岩公寓大樓已成一堆瓦礫。
和奈特貝克街相交的轉角等于片瓦不存(包括我們最喜歡的小餐廳“小酒館”),隻剩下一小堆碎石堆。
放眼望去,到處可見救火員及戰俘——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巴多格裡奧的意大利人”——忙着朝廢墟内灌空氣,意味着還有人被困在那些坍塌的地窖裡。
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之後,在德國占領區境内的所有意大利軍人都被迫選擇到薩羅為墨索裡尼殘餘分子組成的共和國效忠,或被監禁,參與勞動;後者被稱為“巴多格裡奧的意大利人”。
另一棟被毀的建築前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圍觀一位年紀大約16歲的年輕女孩。
她站在一堆碎磚上,逐一撿起磚頭,仔細擦拭,然後再扔掉。
據說她全家都死了,被埋在了廢墟下面,所以她發瘋了。
這一區看起來真的很恐怖,有些地方甚至連街道都不見了,讓我們不知身在何處。
我們好不容易才走到勞赫街的辦公室。
辦公室居然沒被毀,真是奇迹!我在樓下碰到一位人事室的長官,
不久海因茨·格斯多夫也回家了。
他說因為他直接回家,所以對整個轟炸災情隻驚鴻一瞥,看來菩提樹下大街區域受災情況跟我們家附近一樣嚴重;法國及英國大使館、布裡斯托爾飯店、軍火庫、威廉街及腓特烈街災情都十分慘重。
到了早上11點,我決定出門,試着走去辦公室,滿心希望(當然樂觀得可笑)一到那裡就可以跳進澡缸裡洗個熱水澡。
我穿着便褲,頭上裹一條絲巾,再戴一副海因茨的毛邊軍用護目鏡上路。
一走出大門,立刻被煙霧包圍,灰燼如雪片般落在我頭上,要用手帕按住口鼻才能呼吸——幸好海因茨借我那副護目鏡。
猛一看,沃伊什街的災情似乎還好,可是一走到下一條和呂措大街交叉的街角,卻看見所有房子全燒毀了。
我繼續沿着呂措大街走,看見災況愈來愈嚴重;很多房子仍在燃燒,我被迫走在馬路中間,但這也不容易,因為路上堆滿了被炸壞了的電車,街上還擠滿了人,大部分包着圍巾,拼命咳嗽,小心翼翼穿過瓦礫堆。
到了呂措大街街尾,距離辦公室四條街左右,街道兩旁的房子全部倒塌,想走到另一邊,得爬過仍在冒煙的廢墟,躲開正在漏水的水管和其他破碎物。
之前我幾乎沒看見救火員,但在這一帶卻看到幾位救火員正在設法将困在地窖内的人救出來。
呂措大街上的房子全部燒毀,過施普雷河的那道橋雖然未遭破壞,但橋另一頭的建築已毀,隻剩下一些空殼子。
很多車子小心繞過廢墟,不斷猛按喇叭。
一個女人突然揪住我臂膀,大叫有面牆快倒了,我們倆一起拔腳狂奔。
這時,我看見昨晚才将寫給塔蒂阿娜的那封長信投進去的那個郵筒,它雖然沒倒,卻已被炸得粉碎。
然後,我又看見平常買食物的店鋪“克勞瑟”——應該說是它的廢墟。
之前瑪莉亞請我回家時買些食物,因為她登記糧票的那家店已經毀了,但現在看來可憐的克勞瑟也幫不上什麼忙了(德國的食物配給制度要求每個人都到一家特定的店鋪去登記糧票,以後隻能從那家店裡買東西)。
我一直不能想象辦公室也會被炸毀,可是當我走到轉角時,卻看見門房室和漂亮的大理石入口處正燒得不亦樂乎。
施特倫佩爾(外交部的高官)和羅馬尼亞參事維勒努就站在外面,旁邊圍了一群維勒努膚色黝黑的同胞。
他一看見我便伸出雙手抱住我頸子,用法文大叫道:“一切都毀了!雙胞胎姐妹的公寓也毀了!我要帶我那一小群屬下去鄉下,去布科!”——現在所有外國使館在城外都設有緊急疏散處。
果不其然,街尾的羅馬尼亞使館,還有芬蘭使館,也都已成一片正在冒煙的瓦礫堆。
我問施特倫佩爾該怎麼辦,他咆哮道:“難道你們沒有緊急命令嗎?”“當然有,”我甜甜答道,“上級要我們不可驚惶,并到東西橫貫線上的勝利紀念柱旁集合,然後就會有卡車來接我們出城!”他很氣憤地聳聳肩,轉過身背對着我。
我決定回家。
這時極目所見盡是連綿不斷的一排排已燒毀或仍在燃燒的建築,我開始感到驚慌。
這整個我如此熟悉的城市,竟然在一夜之間就被摧毀了!我開始奔跑,一直跑回呂措大街,結果有一棟建築就在我經過的那一刹那倒塌。
一位救火員口齒不清地對我和旁邊一群人大叫;我們全往地上一撲,我用雙臂抱住頭。
等另一面牆坍倒的轟隆聲靜下來後,大家身上已覆滿了灰泥和塵土。
我擡起頭來,竟然看見C.-K.伯爵髒兮兮的臉擱在對面一灘污水上方。
雖然過去四年來,塔蒂阿娜和我一直小心避開這位仁兄(他特别喜歡漂亮女孩,有時行為不太檢點),但我心想這是民胞物與的非常時刻,便努力擠出一個友善的微笑,用英文打招呼說:“哈啰!”他極冷淡地瞄我一眼,用德文問道:“我認識你嗎?”我決定這不是正式自我介紹的時候,便爬起來快步離開。
回家後發現廚房裡還有熱湯,父親把我的護目鏡拿去,換他出去勘察情勢。
接着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打電話來,說他下午3點會過來接我。
我告訴他該走哪一條街,免得受困。
瑪莉亞的妹妹,舒倫堡伯爵夫人(她嫁給舒倫堡大使的一位堂弟)騎自行車過來;她住在柏林城另一頭,那區顯然隻受到輕微損害。
今天早上三位工人才到她家去替她把八月裡一次空襲震碎的窗戶修好——盡管全柏林市中心的窗子在昨夜全毀,他們卻把她的窗子修好了! 到目前我唯一的物質損失,是每月配給的哈爾茨奶酪;是我昨天才買的,因為它聞起來和看起來都很恐怖,我便把它放在屋外窗棂上,結果今早不翼而飛,可能因為爆炸後空氣壓縮,飛到某鄰居屋頂上了。
等父親回家後,我接過護目鏡,走到庫達姆路上的另一個辦公室。
街角上的前波蘭領事館,也就是塔蒂阿娜、路易莎·維爾切克和我曾在裡面一起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那棟建築,正燃燒得像把大火炬,但隔壁的大使館卻仿佛毫發未傷。
我很快沖過前者,奔入後者的大門,撞上一小群愁眉苦臉的人。
亞當·特羅特和萊波爾特坐在樓梯上,兩人的臉都被煙熏黑了。
他倆在那兒待了一整夜,因為空襲開始時他們還在工作。
我們部門似乎毫無動靜,大家決定約好明天早上11點在同一地點見面。
下午3點,戈特弗裡德準時開車抵達,幫我将行李,加上幾條毛毯和一個枕頭,全堆到後座。
戈特弗裡德解釋說,他在波茨坦的房子已擠滿了其他由于轟炸而無家可歸的朋友,所以我們必須打地鋪。
搬去住的人除了羅瑪莉·舍恩貝格之外,還有埃森夫婦;他們也是昨天半夜才奔去投靠,抵達時全身濕透、精疲力竭,十分狼狽。
空襲開始時,路格·埃森正在我們辦公室附近他的辦公室裡工作;赫米内在家裡(她有身孕,即将臨盆)。
他打電話叫她趕快趕去公使館,因為樓下幾位瑞典工人剛建好一個極牢固的鋼筋水泥掩蔽壕,牆壁厚達2.5米。
直到昨夜,各大使館及外交官的家都未遭到任何損害,他們大概覺得自己的外交豁免權也适用在轟炸上!赫米内安全抵達掩蔽壕;警報解除後,他們走出來,卻發現整座公使館燒得像把大火炬,便在接下來幾個小時内,忙着救出最寶貴的資料,然後跳進車裡開回家。
後來發現家也沒救了,隻好跳回車内,駛過燃燒中的城市,直奔俾斯麥夫婦在波茨坦的家。
接到路格之後,我們将車開往仍在冒煙的瑞典公使館,去取出他殘存的财物。
路格進去後,戈特弗裡德和我下車重新安排行李,這時突然看見裹着一件昂貴毛皮大衣的著名柏林美女厄休拉·霍恩洛厄,趔趔趄趄朝我們走來,頭發亂糟糟,臉上妝也花了。
她走到我們面前,啜泣地說:“我失去了一切!一無所有!”她想去找一位答應載她去鄉間的西班牙朋友,我們告訴她西班牙大使館也被炸毀了,她聽了一言不發便掉頭朝蒂爾加滕區踉跄走去,大衣背後一大塊毛皮已經被扯破了。
路格很快出來,我們迂回繞到布達佩斯街上,夾道零零落落走着推嬰兒車、拖拉床墊和小件家具的人。
塔蒂阿娜最喜歡的古董店“布蘭德爾”仍在燃燒,火舌舔舐窗簾,擁抱着挂在店裡的水晶吊燈。
因為店内大部分貨品皆為絲料及錦緞,粉紅色的火焰看起來像極了在舉行慶典,既奢侈又豪華。
整條布達佩斯街都被炸空了,唯獨伊甸旅館例外,我們因此約定隔天就在那兒會面。
車子接着轉上東西橫貫線,幾乎讓我們看傻了眼,因為公路兩旁沒有一棟房子幸存。
到了波茨坦,剛開始接觸到清涼新鮮的空氣,我竟覺得頭暈。
踏進俾斯麥夫婦的官邸,看見戈特弗裡德的太太梅勒妮正忙進忙出,忙着鋪床。
赫米内·埃森正直挺挺坐在她床上,頭發剛洗幹淨,像個小女孩。
我也洗了個澡,羅瑪莉幫我刷污垢,水竟然變成黑色!每個客人都帶一大堆煤煙和塵土進來,搞得梅勒妮很難受,他們家本來纖塵不染的。
剛吃完晚餐,我們撥去柯尼希斯瓦特找塔蒂阿娜的電話就接通了,趕忙向她和母親道了平安。
她們試了一整天,想跟我們聯絡,都徒勞無功。
才剛挂電話,戈特弗裡德便接獲通知,說又有大批敵機朝柏林飛去。
我打電話去警告格斯多夫夫婦及父親,心裡覺得很愧疚,自己安全,卻得告訴他們這個壞消息;不過至少可以讓他們有時間穿好衣服。
不久空襲警報果然響起,其他人都待在客廳裡,但經過昨夜仍心有餘悸的羅瑪莉和我,跑到樓上讓—喬治的房間去守望。
飛機一波接一波飛過波茨坦,但這一次往較遠的西邊,向施潘道飛去,我們因此稍微放心一點。
這次空襲持續了将近一小時,警報一解除,我們便累倒在床上。
11月25日,星期四 早上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很早便起床,赫米内将搭機返回斯德哥爾摩,埃森夫婦用他們那輛破車順便送我們進城;車門卡死了,我們得從車窗鑽進去,而且車窗玻璃全部震碎,許多碎玻璃仍嵌在窗框上,車子行進時不斷朝臉上飛來,我們隻好盡量蒙住臉。
本來預定早上11點來到辦公室,但因為路格想到哈倫塞附近一家車行去換一輛狀況較好的車子,決定繞路先去那個方向。
我們很快便聽說昨夜的空襲仍在城内造成很大的災情。
哈倫塞橋雖然還在,但四周的房子已全毀。
路格說的那間車行被炸得一塌糊塗,空無一人。
我們繼續駛上巴黎街;那一帶狀況稍微好些,不過也一副殘破相。
等我們抵達伊甸旅館時,大吃一驚,時隔僅24小時,變化竟如此大!旅館外牆雖然還在,但所有窗戶全不知去向,缺口塞滿了床墊、破爛家具和其他殘骸。
後來我們聽說有三枚空雷砸破屋頂,掉進去爆炸,除了外牆,建築物内全毀。
幸好平時兼做掩蔽體的酒吧沒事,因為當時裡面擠滿了人。
對街的動物園災情慘重;一枚空雷落在水族館裡,炸死了所有的魚和蛇。
其他野生動物都在今天早上被槍殺,因為獸籠全遭破壞,園方怕他們脫逃。
結果鳄魚們紛紛跳進施普雷河内,幸好及時被一一拖出來射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離開伊甸時,大家約好下午5點去瑞典公使館碰面,再一起回波茨坦。
我們在呂措大街下車,用濕毛巾将臉裹緊(許多建築仍在燃燒,空氣中的煙塵令人窒息),往辦公室走過去。
抵達後發現那兒仍一片混亂,每個人都不知道該做什麼,有些人說外交部會立即撤出柏林,搬去鄉間的“緊急撤退營”。
據說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現在城内,甚至巡視了一些正在燃燒的外國使館,并且親自參加了決定威廉街殘存外交部該“何去何從”的會議。
我先跟好幾位同事聊天(每個人的穿着都稀奇古怪,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全部家當),然後攔截到第一次空襲那天,也參加了最後那次會議的技術部門主管。
他告訴我他發現我的自行車停在院子裡,替我保住了,不過目前還不能還我,因為他沒有别的交通工具。
聽起來很公平,我反正以為自行車已經遺失了;隻不過不知戈特弗裡德會怎麼說,畢竟他才是真正的車主!最後上級交代明天早上11點再來,希望到時候會塵埃落定些。
正打算離開時,父親突然出現;他看起來糟透了,頭發倒豎,臉色發灰,似乎很氣我沒有先去格斯多夫家探視。
我根本沒想到家附近還會再遭到轟炸,本來隻打算順道去看看,可是昨晚一枚空雷落在屋子後方,所有門窗、屋頂及幾片牆壁全塌了,他們一直救火救到現在。
這一次運氣沒這麼好,小廣場對面那棟房子已被夷成平地。
父親、羅瑪莉和我遂一同返回沃伊什街;眼前景象實在駭人。
柏林城内的面包店不是被毀,便是已休業,我在波茨坦買了幾條白面包,大家很快喝了點湯。
羅瑪莉接着去找幾位失蹤的朋友,我則花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将硬紙闆和地毯釘在窗洞上禦寒及擋煙。
瑪莉亞八十高齡的老母親保持她不屈不撓的一貫作風,堅持在一旁幫忙,替我遞釘子,我一直站在梯子頂端。
對面那棟被夷平的房屋的屋主,一位英國女士,也過來幫忙。
她沒時間搶救任何細軟,決定盡快下鄉。
從昨天開始,很多人陸續從城裡其他區過來(大多必須步行)問我們是否無恙。
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雖然全柏林都遭到轟炸,但就屬我們這一區和蒂爾加滕附近的外交使館區及菩提樹下大街區災情最慘重。
就連格斯多夫中校(海因茨的親戚)都駕駛軍用卡車帶來一批勤務兵幫忙加蓋臨時屋頂,用木闆把破洞補好。
馮·格斯多夫中校很早便參與推翻納粹政權的秘密活動(當然那個時候蜜絲并不知情)。
1943年3月,在一次柏林軍械庫内舉行的典禮上,他差一點就決定親自暗殺希特勒。
他是少數幾名幸存的主要密謀者之一。
稍後我出門去找迪基·弗雷德。
昨天開車經過勞赫街時,看見她的房子已燒毀,今天等我再去時,已經一個人影都沒有了。
不過我還是爬進她位于一樓的公寓裡,希望能搶救一點東西。
我站在穿堂裡擡頭看被燒毀的樓梯,突然一聲巨響,一根燒焦的木椽嘩啦一聲垮下來,我飛身一跳,又跳回街上。
之後我過街去艾伯特夫婦家,他們的房子還沒倒。
艾伯特太太是美國人,嫁給一位德國工業家,在萊茵蘭有好幾間化學工廠。
大戰爆發後,他們的兒子從美國回來加入德國陸軍,把他的美籍太太和小孩留在加州。
艾伯特夫婦還有一個女兒艾琳,是極有才華的吉他手及歌手,和我們認識很久了。
我發現她們母女倆站在大門口,一看見我就抱着我的脖子說,她們希望能趕快前往蘇台德著名的溫泉區馬林巴德(距離梅特涅家族的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很近),提議讓父親跟他們一起去。
她們有一輛車,還有些汽油,就是沒駕駛。
不過她們家現在已由無家可歸的瑞典外交人員接管,盼望瑞典人能派一位駕駛員給她們作為交換。
她們力勸我也一起去,不過我覺得辦公室不會放人。
諷刺的是,她們昨天才從萊茵蘭回來,空襲過程中一直躲在樓下地窖裡。
我走回沃伊什街跟父親講這個新計劃,但他拒絕一個人走,把我留在城内;他實在沒有理由留在柏林,我因此決定向辦公室請幾天假。
稍後我帶父親去瑞典公使館,大家一起搭路格·埃森的車回波茨坦。
父親已兩天沒合眼,非常疲倦。
俾斯麥夫婦熱忱歡迎他;我們替他鋪好一張床,而且先讓他洗個熱騰騰的澡。
才剛吃完晚餐,警報又響。
幸好隻是敵方偵察機再度來勘察轟炸災情。
11月26日,星期五 早上8點,父親、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返回柏林,本以為将和艾伯特母女一起前往馬林巴德,便收拾了一點随身用品。
我希望盡量輕裝簡行,把其他東西收在兩個大皮箱裡,放在俾斯麥府内的地下室裡。
路格·埃森的車子已擠滿瑞典人,我們決定搭高架鐵路到萬湖轉車,再在波茨坦廣場下車。
火車塞得滿滿的,每一站都有人潮拼命往上擠,因為這似乎是唯一仍暢通的一條線。
波茨坦廣場車站蓋在地下,還保持得一塵不染,雪白的瓷磚……等一走上地面,對比實在太強烈,整個區像一片不斷冒煙的廢墟,廣場周圍所有大型建築,除了艾斯布勒拿旅館之外,全部倒塌。
旅館雖然殘破,卻還算完整,不過所有窗戶當然都已經震破了。
我們出發去艾伯特家,拖着行李穿過蒂爾加滕區的泥巴和灰燼,四周房舍全被燒黑,仍在冒煙,公園内仿佛1914—1918年的法國戰場,樹木又秃又瘦,折斷的枝丫散得滿地,有時還得用爬才能通過。
我突然想到著名的杜鵑花叢,不知它們下場如何?明年春天又會是什麼樣的景象?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停擺,我們從頭到尾都得步行。
其實這兩天私家汽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無疑都藏了很久,就等碰上這類緊急狀況派上用場。
雖然大多數都沒有牌照,但也沒人管束。
相反的,政府反而下令所有車輛必須盡量讓陌生人搭便車。
因此盡管轟炸災情慘重,柏林的交通卻漸漸恢複到戰前的樣子。
可惜我們運氣不佳,所有經過的車輛都已擠滿。
有一次,我們被一位長相非常特别的士兵攔住——他大概剛入伍,之前可能是位頹廢派的唯美主義者兼酒館諧星——他極優雅地做手勢建議我們别再往前走,因為炸彈已落在瑞典公使館正前方五次。
我們轉進班德勒街,本來陸軍總部的辦公室就在那條街上,但也被炸毀了,幾十名穿着灰綠色陸軍制服的軍官及士兵在瓦礫堆裡爬來爬去,設法搶救檔案。
等我們往下走到海軍總部時,發現兩處景觀幾乎一模一樣,隻不過在瓦礫堆裡表演特技的官兵穿的是藍色的制服。
好笑的是,唯一沒被轟炸嚴重破壞的外國使館竟是盟軍的敵人:日本及意大利使館!這兩棟建築最近才蓋好,非常巨大,似乎是最佳目标才對! 希特勒在計劃将柏林變成他“千年帝國”的首都時,選擇曾是普魯士曆代國王狩獵場的蒂爾加滕區作為新的外交特區,并于1938年開始建築一群新使館,外觀全是希特勒自己和他的總建築師斯皮爾最喜歡的壯偉紀念碑式風格。
日本和意大利因為是德國主要盟國,使館又最大,皆于1942年竣工,但在大戰最後幾周曆經盟軍轟炸及巷戰之後,損毀極嚴重。
走了将近一個鐘頭才到艾伯特家,卻得知計劃在最後一分鐘受挫:瑞典人的确找到一名駕駛員,可是他已四天沒進食,為了讓他提神,他們不僅喂他食物,還給他喝了些白蘭地,結果他醉得不省人事,現在毫無用處。
我決定先去向辦公室申請準假,下午再回去看情形。
羅瑪莉和我慢慢沿着蘭德格拉芬街走下去,因為我們聽說基克·施圖姆的房子也被炸了。
雖然他唯一的兄弟已在法國陣亡,但他卻仍被派往俄國。
那條街上沒有一棟房子幸存;等我們走近他家時,果然隻見外牆還站在原地。
我們問救火員住在房子裡的人是否安全,他們說應該沒事,不過隔壁的人仍困在地窖裡。
“至于那一棟,”他們指着對街一幢六層樓的大型建築說,“裡面的人全死了,總共300個人!”因為地窖被炸個正着。
我們再走到庫達姆路上,住在那裡的每一家人幾乎都是我們的朋友;大部分房子也都被炸中。
奧亞爾薩瓦爾夫婦那棟巨大的花崗岩公寓大樓已成一堆瓦礫。
和奈特貝克街相交的轉角等于片瓦不存(包括我們最喜歡的小餐廳“小酒館”),隻剩下一小堆碎石堆。
放眼望去,到處可見救火員及戰俘——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巴多格裡奧的意大利人”——忙着朝廢墟内灌空氣,意味着還有人被困在那些坍塌的地窖裡。
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之後,在德國占領區境内的所有意大利軍人都被迫選擇到薩羅為墨索裡尼殘餘分子組成的共和國效忠,或被監禁,參與勞動;後者被稱為“巴多格裡奧的意大利人”。
另一棟被毀的建築前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圍觀一位年紀大約16歲的年輕女孩。
她站在一堆碎磚上,逐一撿起磚頭,仔細擦拭,然後再扔掉。
據說她全家都死了,被埋在了廢墟下面,所以她發瘋了。
這一區看起來真的很恐怖,有些地方甚至連街道都不見了,讓我們不知身在何處。
我們好不容易才走到勞赫街的辦公室。
辦公室居然沒被毀,真是奇迹!我在樓下碰到一位人事室的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