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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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對他說我有一位年長的父親，我現在有機會帶他下鄉。
起先他并不樂意，後來聽說我們是“轟炸災民”——現在這個身份是救命的護身符！——他才準假。
我向他保證司裡一有需要，我便會盡快趕回來，然後給了他塔蒂阿娜的地址和電話号碼，趕快趁着他改變主意之前開溜。
羅瑪莉和我在格斯多夫家喝了一點熱湯後，繼續在城裡沿戶搜尋失去聯絡的朋友。
過去這幾天，數不清的粉筆留言不斷出現在被炸毀房舍的焦黑牆上：“最親愛的B先生，你在哪裡？我到處尋你不得，請來和我同住，我有空房。
”或“躲在這間地窖裡的人全部得救了！”或“我的小天使，你在哪裡？我擔心極了。
你的弗裡茨。
”等等。
許多人返家後看見這些留言，也用粉筆在每段話底下答複。
我們就靠着這些留言找到好幾位朋友。
等走到被炸毀的那棟辦公室前面，我們也在瓦礫堆裡撿了幾塊粉筆，在大門旁邊的石柱上寫下一行大字：“蜜絲和羅瑪莉沒事，住在波茨坦俾（斯麥）府”。
大老闆看到了想必會很不高興，但我們衆多的男性朋友向來喜歡整天打電話，而且可能還會親自來這裡找我們。
這時西班牙大使館的莫亞諾突然駕車出現，告訴我，他們的大使和許多西班牙人第一天晚上都在伊甸旅館裡吃晚餐，幸好瑪莉亞·皮拉爾·奧亞爾薩瓦爾和她丈夫來不及趕回家，因為他們家塌了，所有躲在地窖裡的人，包括他們的傭人，全死了。
另外一位西班牙外交官費德裡科·疊斯待在家裡，結果他家跟附近所有房子一樣，開始着火，街上擠滿了人。
他便找出家藏的陳年白蘭地，傳遞着請大家喝。
下午4點左右，我回到艾伯特家等待後續發展。
那棟房子簡直像座冰庫，因為玻璃屋頂及玻璃窗全被震碎，所有的門鉸鍊也都斷了，我們穿着外套坐在廚房裡直發抖。
艾伯特家另外一位來自格魯吉亞也準備跟我們一起去馬林巴德的朋友，安德羅尼科夫公爵，則裹着數條圍巾，頭戴一頂壓得低低的帽子，坐在客廳裡彈了一下午鋼琴，彈得極美。
第一次空襲後，那可憐的家夥帶着所有家當逃離正在燃燒中的旅館，投奔伊甸旅館，弄到一個房間。
可是第二天晚上伊甸旅館也被炸毀了，現在他的全部财産隻剩下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失去的東西中包括四雙全新的皮鞋，令他特别心痛！ 等待之際，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突然沖進來摟住我的脖子尖叫道：“蜜絲，我以為你已經死了！”她在第一次空襲過後回家，發現她和迪基·弗雷德合住的那棟房子隻剩下一堆瓦礫。
直到第二天，她一直以為自己一無所有，失去一切；後來她碰到讓—喬治·霍約斯，後者說替她搶救了一些東西，所以現在她非常開心。
阿加才剛離開，女演員詹妮·尤戈便駕車出現。
先擁抱我，然後宣布迪基·弗雷德已搬去她在克萊道夫的房子裡，她隻是來幫她拿一點東西。
就這樣，我們逐漸得知朋友們的下落，但消息還是傳得很慢，而且有時候很吓人。
第一次空襲後，父親曾經出門企圖尋找一家俄國朋友德費爾登夫婦。
他們的房子倒塌，先生在地窖裡被救了出來，還活着；可是幾個小時之後才把他太太挖出來，頭已經不見了。
那可憐的女人一直極畏懼空襲，每次都堅持抱一大本《聖經》下地窖。
雖然我的膽子也愈變愈小，不過我一直覺得我不會遭到那樣的下場。
經過數小時的等待，瑞典人終于通知我們必須再延後24小時才能啟程。
父親先回波茨坦過夜，我轉到格斯多夫家去喝茶，卻發現網球冠軍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也在那裡。
他剛從瑞典回來，看見柏林城内的慘狀，幾度落淚。
接着年長的烏克斯庫爾男爵穿着他門房的大衣，駕着一輛軍車來到。
他在他們家屋頂上救火直到黎明，終于不得不放棄。
他的公寓在頂樓，本來有許多極好的藏書，卻一樣東西都來不及搶救。
那棟建築裡還有一個女人被燒死了。
結果我錯過了路格·埃森的車，得自己搭火車回波茨坦，幸好烏克斯庫爾男爵送我一程，讓我在夏洛滕堡車站下車，路上竟面不改色地問我，要不要下星期日卡拉揚演奏會的入場券。
俾斯麥夫婦看到我回家似乎并不驚訝。
晚上又傳空襲警報，但并不嚴重。
11月27日，星期六 一早，羅瑪莉·舍恩貝格、父親、戈特弗裡德·克拉姆（他也來波茨坦住）和我再一次擠進路格·埃森的車裡。
埃森即将返回瑞典。
城内各區房舍的後院大火仍在燃燒，顯然無法撲滅，燒的全是最近才送來柏林的冬季存煤！我們經常停在火旁暖手，因為現在屋内總是比屋外冷。
接近中午時，我帶着每天從波茨坦買來、不可或缺的白面包去格斯多夫家，卻發現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在那裡。
我們照例喝了熱湯。
雖然冷，又有過堂風，但格斯多夫家仍是城内唯一能讓人稍微輕松一點的地方。
“午餐”吃到一半，羅瑪莉及托尼·紹爾馬走進來。
那可憐的家夥吓壞了；前一天，他載辦公室的屬下去緊急撤退的小村莊，結果他的駕駛員在當天晚上的空襲中死了（我竟然在日記裡說“不太嚴重”），他自己則被活埋在他家（房子倒塌）的地窖裡，直到隔天早晨才爬出來。
不過他立刻宣布——這年頭非常典型的插曲——他剛買了100粒生蚝，羅瑪莉和我馬上跳進他車裡，去他公寓拿。
我們經過自從密集轟炸開始後我一直沒去過的維滕貝格廣場，偌大的廣場上堆滿了燒焦的電車及巴士殘骸——這裡原是極重要的交通樞紐。
炸彈到處掉，甚至落在地下車站上方；那家大百貨公司K.D.W.，如今隻剩下一副空殼子。
路上我們還獲見騎自行車的西格麗德·格爾茨，我向她道賀，因為她家是少數仍屹立不搖的房子之一，但她表示一枚燃燒彈擊中她在頂樓的卧室，燒毀了她所有的衣服。
她已搬到朋友在格林瓦爾德的家中——我還記得她有幾件好漂亮的毛皮大衣！稍後我們被一位救火員攔下，要求我們載一位帶着許多包袱的女士去夏洛滕堡車站。
我們照做，因此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抵達托尼的公寓。
我們當場就吃了不少生蚝，用白蘭地沖下肚去。
以前我從不知道生蚝這麼難打開，手被劃破好幾道傷口。
剩下的我們帶回去給瑪莉亞，還帶了些葡萄酒，開了一場流水席。
很多人陸續來到，盛宴一直持續到深夜，許多人的拇指都劃破了，原來沒人是開蚝專家。
第一次空襲後，隔天早晨我抽空到附近一家小店去試戴一頂帽子，雖然附近房屋全在燃燒，我卻十分渴望擁有那頂帽子。
今天我決定去那家店按鈴——奇迹中的奇迹！——居然有位面帶微笑的女售貨員出來開門：“殿下可以試戴看看！”我試了，可惜身上穿着髒兮兮的便褲，很難判定效果。
托尼和羅瑪莉接着載我去艾伯特家，等到下午4點，一輛卡車終于在門口出現。
車上載了很多城外瑞典僑民的家具和大皮箱，但公使特準我們搭這輛車。
出了柏林城界後，司機會讓我們在最近的火車站下車，然後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搭上南向火車。
艾伯特太太爬上前座，坐在兩位戴鋼盔的瑞典駕駛員旁邊，其他人——父親、安德羅尼科夫公爵、艾琳·艾伯特和我——則鑽進後車廂坐在行李上，周圍堆滿格子花呢的皮箱和籃子，我的新帽子則裝在一個大紙袋裡——隻缺少一隻民俗故事裡的金絲雀！另一位瑞典人擠進後車廂後，外面的人把油布扣緊，我們立刻置身一片漆黑中，開始上路。
因為啥也看不見，所以我們并不知道車子往哪個方向開。
在路況頗糟的路上颠簸一個小時後，抵達距離柏林63千米、一個名叫托伊皮茨的小村莊；司機請我們下車。
因為我們身上都戴着“轟炸災民”的牌子，再加上司機介紹，當地整潔的小客棧以為我們是瑞典人，同意讓我們留宿過夜。
大家先在酒吧裡集合等待房間準備好，行李堆放四周。
主人請我們喝真正的茶，然後大夥兒吃離開之前就準備好的鲔魚三明治，配上用大酒瓶裝的香槟。
這頓“晚餐”吃到一半，空襲警報突然響起——由客棧主人的兒子在後院裡吹一種喇叭！老實說，我們很想跳上床去睡覺，可是當地人顯然把空襲看得很嚴重，很不以為然地斜睨我們，我們隻好待在原地。
其實他們可能是對的，此地畢竟離柏林不遠，而且根據托尼·紹爾馬的經驗，就連偏僻的鄉村也不見得安全。
高射炮很快開始發射，接着是機群飛過頭頂、再熟悉不過的轟隆聲響。
艾伯特太太選在炮聲特别密集的時刻，突然用濃重的美國腔說：“至少我們可以為一件事感到自豪……我們都親眼目擊了現代史上最大的災難！”這句話似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
我承認這幾個晚上令我神經緊張；即使隔這麼遠，也知道這又是一次嚴重的空襲。
後來我們得知一枚空雷擊中矗立在我們那片小廣場入口處前方的房子，瑪莉亞和海因茨·格斯多夫正好躲在那棟建築的地窖裡，因為他們覺得那裡比自己家裡的地下室安全。
結果那棟房子塌了，把他們埋在瓦礫堆底下，幸好隔天早晨就被挖了出來，并未受傷。
我們這裡的警報解除後，主人帶我們去看房間。
一間給我們三個女生住，另一間給父親和安德羅尼科夫。
床雖然有點潮，卻很舒服，鋪有厚厚的鴨絨被。
艾伯特太太打了一整夜的鼾，聲音奇大。
但我們已覺得身在天堂，因為本來以為在抵達柯尼希斯瓦特之前都得睡地闆的。
11月28日，星期日 一大早起床搭巴士去最近的火車站。
火車擠得水洩不通，差一點兒上不了車。
兩個小時後，到達柏林南方的重要中轉車站科特布斯。
結果因為拖着行李來不及穿越鐵軌，隻好眼睜睜看着往萊比錫的火車開走。
幸好有一群希特勒青年團員熱心幫忙，替我們扛所有的東西，還帶我們去一間特别為“轟炸災民”準備的候車室。
我們在那裡等了幾個小時，他們請我們吃塗了厚厚一層牛油、夾香腸的可口三明治和濃湯，全部免費。
這都是“人民福利會”的德政，遇到緊急狀況，他們的确非常有效率。
第一天空襲後，人民福利會便在柏林所有災情慘重的街上組織了戶外廚房，整天随時供應往來路人可口的湯、濃咖啡和香煙，全是店裡買不到的東西。
下午1點，我們終于擠上一輛開往萊比錫的慢車；大部分時間都得站着，6點抵達。
我們已在路上折騰了24個小時（平常隻需要兩個小時的車程！）。
一路上艾伯特母女替我們找了不少麻煩，因為她們習慣不停大聲講英語，一個在車廂頭、一個在車廂尾對吼：“甜心！”——“達令！你沒事吧？”父親直冒冷汗，其他的乘客卻似乎并不介意，因此未生事端。
一到萊比錫，大家立刻沖進車站餐廳，先梳洗一番，再吃一頓豐富的晚餐，用葡萄酒配維也納炸肉排。
餐廳裡甚至還請了一個樂團演奏舒伯特。
半個鐘頭後，柏林特快列車駛進站，不消說，又是擠得人山人海，拳打腳踢一陣才擠上車。
一個女人就在我面前被推到鐵軌上，幸好在千鈞一發之際被拖救起來。
我們得知有幾位乘客兩個小時前才從柏林順利上車，有點兒氣惱。
不過戈培爾最近下令所有年輕人都必須留在柏林，艾琳和我生怕到了車站會被擋下來。
本來希望梅特涅家族的車會到埃格爾來接我們，卻不見車子的蹤影，隻好又等了兩小時，搭上一輛慢車，清晨5點才抵達柯尼希斯瓦特。
城堡内有冷晚餐等着我們，吃完後，我躺在塔蒂阿娜的床上和她聊到天亮。
柯尼希斯瓦特11月29日，星期一 花一整天時間描述我們的曆險過程；現在很難讓沒經曆過的人了解柏林城内的景況。
晚餐後每個人都立刻上床睡覺。
我很不習慣這裡全然的寂靜。
我利用這段清閑時間将過去幾天的經曆寫下來，卻傻得在吃晚餐時将唯一的一份拷貝放在寫字桌旁籃子裡的一堆木柴上。
回來後發覺日記已被過度認真的女傭喂給暖爐了。
我立刻重新敲出整個曆險，因為我知道以後絕對不會想做這件事。
——蜜絲注（寫于當時） 從1943年11月18日柏林首次遭到密集攻擊，直到1944年3月的大突擊（期間該城不斷遭遇間歇性轟炸，直到1945年4月被蘇聯軍隊占領為止），柏林總共被轟炸了24次。
到這個階段，每次前來攻擊的機群都多達1000架，投下1000—2000噸的炸彈。
盡管大部分建築物都被夷為平地，造成上萬居民死亡或殘廢，150萬人無家可歸（這個統計數目不包括上萬名未經登記的戰俘及外國勞工），德國的對空防禦系統——嚴密之高射炮網及雷達導航的夜間偵察戰鬥機——效率卻奇高，柏林大部分工業區因此得以繼續生産作戰物資，産量幾乎未減。
英國史學家黑斯廷斯寫道：“就作戰的觀點而論，柏林空戰徹底失敗……柏林勝利了，它牢不可摧！”（BomberCommand，London：Michaeljoseph，1979） 一般說來，哈裡斯空軍元帥的“區域性轟炸”（盟軍的正式用語）或“恐怖轟炸”（納粹宣傳部立刻為之冠上頗名副其實的稱謂），從未達成目标。
除了物質上的破壞，包括數不盡的世界文明瑰寶（納粹因此又稱之為貝德克大轟炸！），以及大量平民死傷（多為未參與生産的老弱婦孺），許多主要目标，諸如兵工廠（這時多已分散或遷入地下）及鐵路線（都在數小時内修複）直到戰争結束仍運作不歇。
至于德國大衆，雖然因哀傷、體力耗竭及營養不良變得士氣低落，卻從未真正服輸。
必須等到盟軍及蘇聯軍隊聯合以傳統戰法攻占柏林之後，德國才終于投降。
11月30日，星期二 辦公室發來一份電報：“我們期待你立刻回來上班。
”讨厭！同時父親和我都開始嚴重咳嗽。
醫生認為是支氣管炎；在柏林受寒受凍，加上吸入一大堆煙塵的結果。
艾伯特母女一到馬林巴德也病倒了。
12月1日，星期三 卧病在床，以防去年夏天感染的胸膜炎再犯。
醫生已開了一張證明。
12月2、3、4、5、6、7日 都卧病在床，過着備受呵護的惬意生活。
12月8日，星期三 安德羅尼科夫公爵已前往慕尼黑。
他是個非常典型的格魯吉亞人，想法很東方。
我們談到某人娶了陣亡兄弟的寡婦，他批評說：“這種事隻有在歐洲才會發生；全是野蠻人！” 上個星期柏林又遭猛烈轟炸，連續四天了！星期五（12月3日）我半夜醒來，聽見外面斷斷續續傳來嗚咽的号角聲。
塔蒂阿娜說那就是這裡的空襲警報。
你可以聽到遠處的密集炮響，後來才知道是萊比錫遭到轟炸，幾乎全城被毀。
今天下午保羅·梅特涅從波茨坦打電話回來，他住在俾斯麥家，說明天将和他的上校一起回家。
聽說他将遠離前線一段時間，塔蒂阿娜樂得好比上了七重天！ 12月10日，星期五 保羅·梅特涅看到柏林之後，大為震驚。
收到伊連娜寄自羅馬的信，和我們失去聯絡後她非常沮喪。
家人仍在讨論她下一步該怎麼辦。
父親母親對此事意見相左；母親希望她留在意大利，父親提議她來跟我們在一起，“全家一起”面對最後的大敗局！ 12月13日，星期一 我們一起在雪中散步。
保羅·梅特涅的上校人似乎很好，對俄國及俄國人贊不絕口，令父母大人很高興。
12月14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與上校離開；雖然這次回來不算休假，保羅卻覺得聖誕節他不可能再回來，隻可能在返回前線途中回家停留兩天。
12月16日，星期四 羅瑪莉·舍恩貝格發來一份電報（她現在維也納），建議我去做海爾多夫伯爵的秘書（當然沒有明講，都用暗号）。
一定是她從中牽線，因為他根本不認識我；但我知道他參與密謀活動，因此他可能需要一名親信。
這件事必須先和亞當·特羅特商量後再作答複。
和塔蒂阿娜到馬林巴德度過一個下午，拜訪了艾伯特母女，她們居然想回柏林！ 12月20日，星期一 又去馬林巴德。
塔蒂阿娜燙了頭發，我剪了一個較簡單的發型，比較适合空襲。
12月21日，星期二 上個星期五柏林再遭猛烈轟炸。
我們試着打電話給瑪莉亞·格斯多夫，卻無法接通，所以改發電報。
今天收到回音：“大家平安。
夜晚極恐怖。
會寫信。
” 我已申請留在此地過完聖誕假期。
12月22日，星期三 沒事就打乒乓球，讀很多垃圾書，令父母厭惡。
我實在無法專心看别的東西，母親卻一直逼迫我讀有關維也納國會及拿破侖戰役的現代回憶錄。
應付眼前這場戰争已經夠了，不想再去想别的事情。
因斯布魯克不斷遭到轟炸，奧地利人期望維也納能夠豁免，似乎非常天真。
盟軍占領意大利的速度并不快，這一連串駭人的轟炸，目的似乎是為了打擊德國的士氣，協助盟軍的攻勢。
但我認為效果不彰，反而适得其反。
因為面對這麼多苦難，政治觀點反而變得不重要了，大家忙着修補屋頂、撐牆、在熨鬥上煎馬鈴薯（我自己就這樣煎過一個蛋！），或融雪清洗東西。
而且愈是碰到這樣的非常時期，愈能激發出人性無私的一面，大家都變得出奇友善、樂于助人——真的是“患難見真情”！ 盟軍的确等了很久才開始攻擊奧地利——希特勒企圖統治歐洲的第一個受害國家；它因此被封為“帝國空襲掩體”，許多作戰不可或缺的工業都遷往該地，因而決定了它的悲慘命運。
1943年8月13日，盟軍對維也納新城發動第一次空襲，結束了奧地利的轟炸豁免權；其他大城亦陸續被夷為平地。
12月24日，星期五 聖誕夜。
又下雪了，天氣極冷。
塔蒂阿娜和我花一整天時間替聖誕樹做紙鍊，因為沒别的東西可用。
羅瑪莉·舍恩貝格的阿姨葛蕾特·羅翰從波希米亞寄給我們兩盒裝飾品，可惜收到時全壓得粉碎。
我們做了很多星星，還有一些彩帶，所以聖誕樹看起來還是很漂亮。
管家莉澤特又設法在村内買到12根蠟燭。
現在晚上都和家人打橋牌。
稍晚去小教堂望午夜彌撒，很冷，卻也很美。
回家後喝香槟、吃餅幹。
12月26日，星期日 接到幾封從辦公室寄來的信，其中一封未署名，通知我外交部已撤退到山中（一點都不奇怪，我們分部的辦公室已全被炸毀），然後補充說這對我的健康情況肯定有幫助，所以期望我早日回去報到。
我決定不告訴家人，因為我想先回柏林，再做決定。
也許我會決定留在活動最頻繁的地方，那當然就是柏林！ 收到瑪莉亞·格斯多夫的來信。
聖誕夜又發生空襲，她家附近連續被炸中，災情慘重。
我覺得實在可恥；就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夠野蠻的了）作戰雙方也在那個晚上休戰。
格斯多夫夫婦現在住在地下室裡，希望能在廚房旁安排一間卧室，将那張大家輪流睡過、著名的雙人床移進去。
12月31日，星期五 保羅·梅特涅打電話來，說他會在今天夜裡2點抵達。
我很高興能在明天返回柏林之前見到他。
起先他并不樂意，後來聽說我們是“轟炸災民”——現在這個身份是救命的護身符！——他才準假。
我向他保證司裡一有需要，我便會盡快趕回來，然後給了他塔蒂阿娜的地址和電話号碼，趕快趁着他改變主意之前開溜。
羅瑪莉和我在格斯多夫家喝了一點熱湯後，繼續在城裡沿戶搜尋失去聯絡的朋友。
過去這幾天，數不清的粉筆留言不斷出現在被炸毀房舍的焦黑牆上：“最親愛的B先生，你在哪裡？我到處尋你不得，請來和我同住，我有空房。
”或“躲在這間地窖裡的人全部得救了！”或“我的小天使，你在哪裡？我擔心極了。
你的弗裡茨。
”等等。
許多人返家後看見這些留言，也用粉筆在每段話底下答複。
我們就靠着這些留言找到好幾位朋友。
等走到被炸毀的那棟辦公室前面，我們也在瓦礫堆裡撿了幾塊粉筆，在大門旁邊的石柱上寫下一行大字：“蜜絲和羅瑪莉沒事，住在波茨坦俾（斯麥）府”。
大老闆看到了想必會很不高興，但我們衆多的男性朋友向來喜歡整天打電話，而且可能還會親自來這裡找我們。
這時西班牙大使館的莫亞諾突然駕車出現，告訴我，他們的大使和許多西班牙人第一天晚上都在伊甸旅館裡吃晚餐，幸好瑪莉亞·皮拉爾·奧亞爾薩瓦爾和她丈夫來不及趕回家，因為他們家塌了，所有躲在地窖裡的人，包括他們的傭人，全死了。
另外一位西班牙外交官費德裡科·疊斯待在家裡，結果他家跟附近所有房子一樣，開始着火，街上擠滿了人。
他便找出家藏的陳年白蘭地，傳遞着請大家喝。
下午4點左右，我回到艾伯特家等待後續發展。
那棟房子簡直像座冰庫，因為玻璃屋頂及玻璃窗全被震碎，所有的門鉸鍊也都斷了，我們穿着外套坐在廚房裡直發抖。
艾伯特家另外一位來自格魯吉亞也準備跟我們一起去馬林巴德的朋友，安德羅尼科夫公爵，則裹着數條圍巾，頭戴一頂壓得低低的帽子，坐在客廳裡彈了一下午鋼琴，彈得極美。
第一次空襲後，那可憐的家夥帶着所有家當逃離正在燃燒中的旅館，投奔伊甸旅館，弄到一個房間。
可是第二天晚上伊甸旅館也被炸毀了，現在他的全部财産隻剩下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失去的東西中包括四雙全新的皮鞋，令他特别心痛！ 等待之際，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突然沖進來摟住我的脖子尖叫道：“蜜絲，我以為你已經死了！”她在第一次空襲過後回家，發現她和迪基·弗雷德合住的那棟房子隻剩下一堆瓦礫。
直到第二天，她一直以為自己一無所有，失去一切；後來她碰到讓—喬治·霍約斯，後者說替她搶救了一些東西，所以現在她非常開心。
阿加才剛離開，女演員詹妮·尤戈便駕車出現。
先擁抱我，然後宣布迪基·弗雷德已搬去她在克萊道夫的房子裡，她隻是來幫她拿一點東西。
就這樣，我們逐漸得知朋友們的下落，但消息還是傳得很慢，而且有時候很吓人。
第一次空襲後，父親曾經出門企圖尋找一家俄國朋友德費爾登夫婦。
他們的房子倒塌，先生在地窖裡被救了出來，還活着；可是幾個小時之後才把他太太挖出來，頭已經不見了。
那可憐的女人一直極畏懼空襲，每次都堅持抱一大本《聖經》下地窖。
雖然我的膽子也愈變愈小，不過我一直覺得我不會遭到那樣的下場。
經過數小時的等待，瑞典人終于通知我們必須再延後24小時才能啟程。
父親先回波茨坦過夜，我轉到格斯多夫家去喝茶，卻發現網球冠軍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也在那裡。
他剛從瑞典回來，看見柏林城内的慘狀，幾度落淚。
接着年長的烏克斯庫爾男爵穿着他門房的大衣，駕着一輛軍車來到。
他在他們家屋頂上救火直到黎明，終于不得不放棄。
他的公寓在頂樓，本來有許多極好的藏書，卻一樣東西都來不及搶救。
那棟建築裡還有一個女人被燒死了。
結果我錯過了路格·埃森的車，得自己搭火車回波茨坦，幸好烏克斯庫爾男爵送我一程，讓我在夏洛滕堡車站下車，路上竟面不改色地問我，要不要下星期日卡拉揚演奏會的入場券。
俾斯麥夫婦看到我回家似乎并不驚訝。
晚上又傳空襲警報，但并不嚴重。
11月27日，星期六 一早，羅瑪莉·舍恩貝格、父親、戈特弗裡德·克拉姆（他也來波茨坦住）和我再一次擠進路格·埃森的車裡。
埃森即将返回瑞典。
城内各區房舍的後院大火仍在燃燒，顯然無法撲滅，燒的全是最近才送來柏林的冬季存煤！我們經常停在火旁暖手，因為現在屋内總是比屋外冷。
接近中午時，我帶着每天從波茨坦買來、不可或缺的白面包去格斯多夫家，卻發現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在那裡。
我們照例喝了熱湯。
雖然冷，又有過堂風，但格斯多夫家仍是城内唯一能讓人稍微輕松一點的地方。
“午餐”吃到一半，羅瑪莉及托尼·紹爾馬走進來。
那可憐的家夥吓壞了；前一天，他載辦公室的屬下去緊急撤退的小村莊，結果他的駕駛員在當天晚上的空襲中死了（我竟然在日記裡說“不太嚴重”），他自己則被活埋在他家（房子倒塌）的地窖裡，直到隔天早晨才爬出來。
不過他立刻宣布——這年頭非常典型的插曲——他剛買了100粒生蚝，羅瑪莉和我馬上跳進他車裡，去他公寓拿。
我們經過自從密集轟炸開始後我一直沒去過的維滕貝格廣場，偌大的廣場上堆滿了燒焦的電車及巴士殘骸——這裡原是極重要的交通樞紐。
炸彈到處掉，甚至落在地下車站上方；那家大百貨公司K.D.W.，如今隻剩下一副空殼子。
路上我們還獲見騎自行車的西格麗德·格爾茨，我向她道賀，因為她家是少數仍屹立不搖的房子之一，但她表示一枚燃燒彈擊中她在頂樓的卧室，燒毀了她所有的衣服。
她已搬到朋友在格林瓦爾德的家中——我還記得她有幾件好漂亮的毛皮大衣！稍後我們被一位救火員攔下，要求我們載一位帶着許多包袱的女士去夏洛滕堡車站。
我們照做，因此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抵達托尼的公寓。
我們當場就吃了不少生蚝，用白蘭地沖下肚去。
以前我從不知道生蚝這麼難打開，手被劃破好幾道傷口。
剩下的我們帶回去給瑪莉亞，還帶了些葡萄酒，開了一場流水席。
很多人陸續來到，盛宴一直持續到深夜，許多人的拇指都劃破了，原來沒人是開蚝專家。
第一次空襲後，隔天早晨我抽空到附近一家小店去試戴一頂帽子，雖然附近房屋全在燃燒，我卻十分渴望擁有那頂帽子。
今天我決定去那家店按鈴——奇迹中的奇迹！——居然有位面帶微笑的女售貨員出來開門：“殿下可以試戴看看！”我試了，可惜身上穿着髒兮兮的便褲，很難判定效果。
托尼和羅瑪莉接着載我去艾伯特家，等到下午4點，一輛卡車終于在門口出現。
車上載了很多城外瑞典僑民的家具和大皮箱，但公使特準我們搭這輛車。
出了柏林城界後，司機會讓我們在最近的火車站下車，然後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搭上南向火車。
艾伯特太太爬上前座，坐在兩位戴鋼盔的瑞典駕駛員旁邊，其他人——父親、安德羅尼科夫公爵、艾琳·艾伯特和我——則鑽進後車廂坐在行李上，周圍堆滿格子花呢的皮箱和籃子，我的新帽子則裝在一個大紙袋裡——隻缺少一隻民俗故事裡的金絲雀！另一位瑞典人擠進後車廂後，外面的人把油布扣緊，我們立刻置身一片漆黑中，開始上路。
因為啥也看不見，所以我們并不知道車子往哪個方向開。
在路況頗糟的路上颠簸一個小時後，抵達距離柏林63千米、一個名叫托伊皮茨的小村莊；司機請我們下車。
因為我們身上都戴着“轟炸災民”的牌子，再加上司機介紹，當地整潔的小客棧以為我們是瑞典人，同意讓我們留宿過夜。
大家先在酒吧裡集合等待房間準備好，行李堆放四周。
主人請我們喝真正的茶，然後大夥兒吃離開之前就準備好的鲔魚三明治，配上用大酒瓶裝的香槟。
這頓“晚餐”吃到一半，空襲警報突然響起——由客棧主人的兒子在後院裡吹一種喇叭！老實說，我們很想跳上床去睡覺，可是當地人顯然把空襲看得很嚴重，很不以為然地斜睨我們，我們隻好待在原地。
其實他們可能是對的，此地畢竟離柏林不遠，而且根據托尼·紹爾馬的經驗，就連偏僻的鄉村也不見得安全。
高射炮很快開始發射，接着是機群飛過頭頂、再熟悉不過的轟隆聲響。
艾伯特太太選在炮聲特别密集的時刻，突然用濃重的美國腔說：“至少我們可以為一件事感到自豪……我們都親眼目擊了現代史上最大的災難！”這句話似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
我承認這幾個晚上令我神經緊張；即使隔這麼遠，也知道這又是一次嚴重的空襲。
後來我們得知一枚空雷擊中矗立在我們那片小廣場入口處前方的房子，瑪莉亞和海因茨·格斯多夫正好躲在那棟建築的地窖裡，因為他們覺得那裡比自己家裡的地下室安全。
結果那棟房子塌了，把他們埋在瓦礫堆底下，幸好隔天早晨就被挖了出來，并未受傷。
我們這裡的警報解除後，主人帶我們去看房間。
一間給我們三個女生住，另一間給父親和安德羅尼科夫。
床雖然有點潮，卻很舒服，鋪有厚厚的鴨絨被。
艾伯特太太打了一整夜的鼾，聲音奇大。
但我們已覺得身在天堂，因為本來以為在抵達柯尼希斯瓦特之前都得睡地闆的。
11月28日，星期日 一大早起床搭巴士去最近的火車站。
火車擠得水洩不通，差一點兒上不了車。
兩個小時後，到達柏林南方的重要中轉車站科特布斯。
結果因為拖着行李來不及穿越鐵軌，隻好眼睜睜看着往萊比錫的火車開走。
幸好有一群希特勒青年團員熱心幫忙，替我們扛所有的東西，還帶我們去一間特别為“轟炸災民”準備的候車室。
我們在那裡等了幾個小時，他們請我們吃塗了厚厚一層牛油、夾香腸的可口三明治和濃湯，全部免費。
這都是“人民福利會”的德政，遇到緊急狀況，他們的确非常有效率。
第一天空襲後，人民福利會便在柏林所有災情慘重的街上組織了戶外廚房，整天随時供應往來路人可口的湯、濃咖啡和香煙，全是店裡買不到的東西。
下午1點，我們終于擠上一輛開往萊比錫的慢車；大部分時間都得站着，6點抵達。
我們已在路上折騰了24個小時（平常隻需要兩個小時的車程！）。
一路上艾伯特母女替我們找了不少麻煩，因為她們習慣不停大聲講英語，一個在車廂頭、一個在車廂尾對吼：“甜心！”——“達令！你沒事吧？”父親直冒冷汗，其他的乘客卻似乎并不介意，因此未生事端。
一到萊比錫，大家立刻沖進車站餐廳，先梳洗一番，再吃一頓豐富的晚餐，用葡萄酒配維也納炸肉排。
餐廳裡甚至還請了一個樂團演奏舒伯特。
半個鐘頭後，柏林特快列車駛進站，不消說，又是擠得人山人海，拳打腳踢一陣才擠上車。
一個女人就在我面前被推到鐵軌上，幸好在千鈞一發之際被拖救起來。
我們得知有幾位乘客兩個小時前才從柏林順利上車，有點兒氣惱。
不過戈培爾最近下令所有年輕人都必須留在柏林，艾琳和我生怕到了車站會被擋下來。
本來希望梅特涅家族的車會到埃格爾來接我們，卻不見車子的蹤影，隻好又等了兩小時，搭上一輛慢車，清晨5點才抵達柯尼希斯瓦特。
城堡内有冷晚餐等着我們，吃完後，我躺在塔蒂阿娜的床上和她聊到天亮。
柯尼希斯瓦特11月29日，星期一 花一整天時間描述我們的曆險過程；現在很難讓沒經曆過的人了解柏林城内的景況。
晚餐後每個人都立刻上床睡覺。
我很不習慣這裡全然的寂靜。
我利用這段清閑時間将過去幾天的經曆寫下來，卻傻得在吃晚餐時将唯一的一份拷貝放在寫字桌旁籃子裡的一堆木柴上。
回來後發覺日記已被過度認真的女傭喂給暖爐了。
我立刻重新敲出整個曆險，因為我知道以後絕對不會想做這件事。
——蜜絲注（寫于當時） 從1943年11月18日柏林首次遭到密集攻擊，直到1944年3月的大突擊（期間該城不斷遭遇間歇性轟炸，直到1945年4月被蘇聯軍隊占領為止），柏林總共被轟炸了24次。
到這個階段，每次前來攻擊的機群都多達1000架，投下1000—2000噸的炸彈。
盡管大部分建築物都被夷為平地，造成上萬居民死亡或殘廢，150萬人無家可歸（這個統計數目不包括上萬名未經登記的戰俘及外國勞工），德國的對空防禦系統——嚴密之高射炮網及雷達導航的夜間偵察戰鬥機——效率卻奇高，柏林大部分工業區因此得以繼續生産作戰物資，産量幾乎未減。
英國史學家黑斯廷斯寫道：“就作戰的觀點而論，柏林空戰徹底失敗……柏林勝利了，它牢不可摧！”（BomberCommand，London：Michaeljoseph，1979） 一般說來，哈裡斯空軍元帥的“區域性轟炸”（盟軍的正式用語）或“恐怖轟炸”（納粹宣傳部立刻為之冠上頗名副其實的稱謂），從未達成目标。
除了物質上的破壞，包括數不盡的世界文明瑰寶（納粹因此又稱之為貝德克大轟炸！），以及大量平民死傷（多為未參與生産的老弱婦孺），許多主要目标，諸如兵工廠（這時多已分散或遷入地下）及鐵路線（都在數小時内修複）直到戰争結束仍運作不歇。
至于德國大衆，雖然因哀傷、體力耗竭及營養不良變得士氣低落，卻從未真正服輸。
必須等到盟軍及蘇聯軍隊聯合以傳統戰法攻占柏林之後，德國才終于投降。
11月30日，星期二 辦公室發來一份電報：“我們期待你立刻回來上班。
”讨厭！同時父親和我都開始嚴重咳嗽。
醫生認為是支氣管炎；在柏林受寒受凍，加上吸入一大堆煙塵的結果。
艾伯特母女一到馬林巴德也病倒了。
12月1日，星期三 卧病在床，以防去年夏天感染的胸膜炎再犯。
醫生已開了一張證明。
12月2、3、4、5、6、7日 都卧病在床，過着備受呵護的惬意生活。
12月8日，星期三 安德羅尼科夫公爵已前往慕尼黑。
他是個非常典型的格魯吉亞人，想法很東方。
我們談到某人娶了陣亡兄弟的寡婦，他批評說：“這種事隻有在歐洲才會發生；全是野蠻人！” 上個星期柏林又遭猛烈轟炸，連續四天了！星期五（12月3日）我半夜醒來，聽見外面斷斷續續傳來嗚咽的号角聲。
塔蒂阿娜說那就是這裡的空襲警報。
你可以聽到遠處的密集炮響，後來才知道是萊比錫遭到轟炸，幾乎全城被毀。
今天下午保羅·梅特涅從波茨坦打電話回來，他住在俾斯麥家，說明天将和他的上校一起回家。
聽說他将遠離前線一段時間，塔蒂阿娜樂得好比上了七重天！ 12月10日，星期五 保羅·梅特涅看到柏林之後，大為震驚。
收到伊連娜寄自羅馬的信，和我們失去聯絡後她非常沮喪。
家人仍在讨論她下一步該怎麼辦。
父親母親對此事意見相左；母親希望她留在意大利，父親提議她來跟我們在一起，“全家一起”面對最後的大敗局！ 12月13日，星期一 我們一起在雪中散步。
保羅·梅特涅的上校人似乎很好，對俄國及俄國人贊不絕口，令父母大人很高興。
12月14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與上校離開；雖然這次回來不算休假，保羅卻覺得聖誕節他不可能再回來，隻可能在返回前線途中回家停留兩天。
12月16日，星期四 羅瑪莉·舍恩貝格發來一份電報（她現在維也納），建議我去做海爾多夫伯爵的秘書（當然沒有明講，都用暗号）。
一定是她從中牽線，因為他根本不認識我；但我知道他參與密謀活動，因此他可能需要一名親信。
這件事必須先和亞當·特羅特商量後再作答複。
和塔蒂阿娜到馬林巴德度過一個下午，拜訪了艾伯特母女，她們居然想回柏林！ 12月20日，星期一 又去馬林巴德。
塔蒂阿娜燙了頭發，我剪了一個較簡單的發型，比較适合空襲。
12月21日，星期二 上個星期五柏林再遭猛烈轟炸。
我們試着打電話給瑪莉亞·格斯多夫，卻無法接通，所以改發電報。
今天收到回音：“大家平安。
夜晚極恐怖。
會寫信。
” 我已申請留在此地過完聖誕假期。
12月22日，星期三 沒事就打乒乓球，讀很多垃圾書，令父母厭惡。
我實在無法專心看别的東西，母親卻一直逼迫我讀有關維也納國會及拿破侖戰役的現代回憶錄。
應付眼前這場戰争已經夠了，不想再去想别的事情。
因斯布魯克不斷遭到轟炸，奧地利人期望維也納能夠豁免，似乎非常天真。
盟軍占領意大利的速度并不快，這一連串駭人的轟炸，目的似乎是為了打擊德國的士氣，協助盟軍的攻勢。
但我認為效果不彰，反而适得其反。
因為面對這麼多苦難，政治觀點反而變得不重要了，大家忙着修補屋頂、撐牆、在熨鬥上煎馬鈴薯（我自己就這樣煎過一個蛋！），或融雪清洗東西。
而且愈是碰到這樣的非常時期，愈能激發出人性無私的一面，大家都變得出奇友善、樂于助人——真的是“患難見真情”！ 盟軍的确等了很久才開始攻擊奧地利——希特勒企圖統治歐洲的第一個受害國家；它因此被封為“帝國空襲掩體”，許多作戰不可或缺的工業都遷往該地，因而決定了它的悲慘命運。
1943年8月13日，盟軍對維也納新城發動第一次空襲，結束了奧地利的轟炸豁免權；其他大城亦陸續被夷為平地。
12月24日，星期五 聖誕夜。
又下雪了，天氣極冷。
塔蒂阿娜和我花一整天時間替聖誕樹做紙鍊，因為沒别的東西可用。
羅瑪莉·舍恩貝格的阿姨葛蕾特·羅翰從波希米亞寄給我們兩盒裝飾品，可惜收到時全壓得粉碎。
我們做了很多星星，還有一些彩帶，所以聖誕樹看起來還是很漂亮。
管家莉澤特又設法在村内買到12根蠟燭。
現在晚上都和家人打橋牌。
稍晚去小教堂望午夜彌撒，很冷，卻也很美。
回家後喝香槟、吃餅幹。
12月26日，星期日 接到幾封從辦公室寄來的信，其中一封未署名，通知我外交部已撤退到山中（一點都不奇怪，我們分部的辦公室已全被炸毀），然後補充說這對我的健康情況肯定有幫助，所以期望我早日回去報到。
我決定不告訴家人，因為我想先回柏林，再做決定。
也許我會決定留在活動最頻繁的地方，那當然就是柏林！ 收到瑪莉亞·格斯多夫的來信。
聖誕夜又發生空襲，她家附近連續被炸中，災情慘重。
我覺得實在可恥；就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夠野蠻的了）作戰雙方也在那個晚上休戰。
格斯多夫夫婦現在住在地下室裡，希望能在廚房旁安排一間卧室，将那張大家輪流睡過、著名的雙人床移進去。
12月31日，星期五 保羅·梅特涅打電話來，說他會在今天夜裡2點抵達。
我很高興能在明天返回柏林之前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