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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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舍恩貝格共事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尤其我們倆又是這麼好的朋友。
4月24日，星期一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長談，因為她竟然怪我害她被調來克魯曼修柏，一個人在生悶氣。
我很難跟她坦白，其實是因為她行事魯莽，待在柏林可能危及許多比她涉及即将發生的大事程度更深的人（她當然不自知）。
吃晚餐時，我們又長談了一陣，氣氛總算好轉了些。
明天将回柏林兩周。
柏林4月25日，星期二 羅瑪莉·舍恩貝格送我去車站，幫我擡行李。
火車開抵格爾利茨之前的那段路都挺舒服，我甚至還有座位。
但一到格爾利茨，我們這節車廂不知為何緣故，必須被解開，乘客因此得離開車廂另找座位。
從那裡開始我便一直站到柏林。
再度見到亞曆克斯·韋特和亞當·特羅特，非常開心，仿佛舊日時光又回來了似的。
和他們聊了很久，才去法官裡克特的辦公室。
每個人都正在氣頭上，因為上面把他們調到隔壁一棟房屋裡工作，那兒設備極端簡陋，甚至連電話都沒有，所以他們決定搬去仍有空房的卡爾斯巴德旅館。
亞當帶我回他家喝下午茶，然後載我去搭高架火車。
回波茨坦時，時間已晚，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路格·埃森和讓—喬治·霍約斯卻在等我吃晚餐。
梅勒妮去鄉下住了。
希特勒的口譯官，保羅·施密特大使剛出了車禍，頭部兩處骨頭斷裂。
我希望他能夠平安康複，因為他是個正派的好人。
同時胡貝上将因為搭乘的座機發生空難已身亡，他剛獲頒鑽石橡葉十字勳章。
4月26日，星期三 西克斯博士想發行一本新雜志，我仍在為版面設計掙紮。
晚上和瑪莉亞·格斯多夫在一起。
現在我和他們夫婦見面的時間極少，但他們總是對我這麼好！他們把樓下整理得挺像樣，客人可以坐在那裡，隻不過還是很冷。
房子前面的小廣場景觀亦改善不少，廢墟裡的桃樹和風信子現在都開花了，像個小綠洲。
4月27日，星期四 今早去見海爾多夫伯爵。
有一位粗魯的軍官想阻止我，但還是被我擠進去了。
他一如往常，對我彬彬有禮，我實在很難判斷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有太多朋友都不信任他。
不過我一直相信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的判斷力，決定喜歡這個人。
後來，他開車送我去阿德隆旅館，我坐在駕駛座旁邊，後座還坐了兩名警察局的高官，令我感到非常“安全”，因為全柏林的警界就屬這三個人官階最高。
和圖圖·施圖姆一起午餐。
阿德隆旅館就像《創世記》裡的巴别塔，最後一批莫希幹人便來此聚集。
現在雞尾酒會已成違法活動，以前我在宴會派對裡認識、至今仍幸存的人，大家每天至少都會來這裡晃一下。
像是今天，我就碰見弗朗茨—埃貢·菲爾斯滕貝格、海爾格·内林、萊莉·霍斯特曼、弗裡茨·舒倫堡（他曾經在海爾多夫手下擔任過柏林警署副局長）、洛倫茲姐妹、卡爾·紮爾姆，等等。
那種“最後據點”的氣氛有點怪異。
午餐後去瑞士公使館找珀西·弗雷；偶爾能站在中立國的土地上感覺真好。
然後再去看住在尼可拉斯湖的藝術家利奧·馬利諾夫斯基。
尼可拉斯湖在柏林郊區，這個季節很美，番紅花和杏花到處綻放。
坐在利奧的小公寓裡和他一起喝咖啡，他和年長卻迷人的母親一起住；典型的俄國知識分子家庭氣氛。
利奧的情緒極端低落，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本來替戈培爾的《帝國周刊》做事，戈培爾也常去我們辦公室，最近在獄中自殺。
利奧懷疑他是被迫的。
碰到這種時候，藝術家最難熬。
年輕的若沒有死，也全部被征召入伍，年紀大的全躲了起來。
不消說，他們的觀點是最與衆不同的，所以不論如何，都很難生存下去。
我喝了太多咖啡，接下來一整天視線都有點模糊。
現在，咖啡是唯一我一有機會便盡量喝的東西，它似乎能夠取代其他所有缺乏的物資。
我幾乎已經戒煙了。
然後我直接回波茨坦。
隻有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一個人在家。
他真是一個可以無話不談的對象，永遠這麼善體人意。
可是一旦被他不喜歡的人包圍，他就會變得像匹緊張兮兮的馬，動不動就受驚似的。
4月28日，星期五 每天早晨路格·埃森都開車載我進柏林，很不幸，他很快就要調回斯德哥爾摩，再也不回來了。
我們一定會非常想念他，他就像狂風巨浪裡的一塊磐石，煙鬥永遠不離嘴。
他的同事現在開始輪流替他開餞行派對，他每天淩晨直到酩酊才回家。
到辦公室後，發現每個人都顯得很焦躁——“空襲警報15級！”意味着極嚴重的空襲即将開始。
怪的是，直到下午2點都毫無動靜。
西克斯博士和亞曆克斯·韋特提議我陪他們去外國新聞司的俱樂部午餐，談公事。
俱樂部位于郊區，本來位于城中心的那棟神氣建築已經被炸毀了。
我們開車經過柏林一片片瓦不存的區域。
到了以後，巧遇亞當·特羅特和兩位朋友也要進去午餐。
我們的桌子在房間正中央，周圍坐滿德國報界人士和外交部職員。
漢斯—格奧爾格·施圖德尼茨的上司，施密特全權大使也在那兒；他跟西克斯處得不好（誰又跟他處得來呢？）。
為了故意氣西克斯，施密特走過來跟我握手，還刻意大聲地對我耳語說：“别告訴他，我們在克魯曼修柏怎麼講他！” 多虧有亞曆克斯·韋特在場，午餐吃得還算融洽。
我們讨論了克魯曼修柏的人事問題，有些女職員調去那裡之後變得焦躁不安。
西克斯現在似乎很習慣在柏林碰到我，即使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也隻問我來幹什麼，打算什麼時候離開，并不過問其他。
到施圖德尼茨住處和貝恩特·穆姆及沃爾拉特·瓦茨多夫吃晚餐。
漢斯·弗洛托特别把他的公寓借給施圖德尼茨，我是席間唯一的女孩。
有施圖德尼茨的派對，氣氛總是很熱鬧，他腦筋極快，舌鋒如劍，最喜歡加油添醋，随時可以犧牲任何人。
聊天時，我們笑得前俯後仰，我幾乎都快抽筋了。
這樣的機會還真難得，對我有好處。
4月29日，星期六 一大早天氣就很好。
路格·埃森送我去烏發電影公司在城中心萊比錫街上的攝影棚，我打算去拿一些德國女演員的照片。
我剛開始翻資料，警報便開始嚎叫，很快地，大家全被趕進一間又深又寬敞的地窖裡；裡面擠了500個人，全是烏發電影公司的職員。
我坐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旁邊兩個女孩忙着背詩，我則專心閱讀塔布依夫人的自傳《人們叫她卡珊德拉》。
這時突然傳來一聲巨響，燈光熄滅，但輔助發電機立刻開始運轉。
雖然這個公司顯得極有效率，但想到我可能會被活埋在這裡，而沒人知道，仍令我極度沮喪。
高射炮不斷射擊，炸彈不斷在附近爆炸，幾名護士拿着急救包到處穿梭，而且每隔十分鐘就需要兩位男士志願去壓氣泵，送新鮮空氣進地窖。
一小時後，空襲結束。
我趕緊選了一批有漂亮臉蛋的照片，繼續前往“德意志出版公司”，就是旺德夫爾兄弟以前打掃的地方；但該公司現在已變得一團糟，因為幾個月前被幾枚炸彈炸中。
這時空氣裡早已煙塵彌漫，令我的眼睛刺痛難忍。
本想趕搭電車回辦公室，但看見萊比錫街和毛爾街交叉口上的一個大炸彈坑，立刻作罷；一枚空雷剛在那兒爆炸，炸毀了電車軌道。
坑洞大約有四米深、四米寬，四周的建築都正燒得起勁。
幸好當時是大白天，所以看起來還不算太恐怖。
我走了一個多小時才走回辦公室。
這次輪到城裡的行政中心遭到轟炸。
經過我們辦公室本來打算遷過去的卡爾斯巴德旅館時，看見那裡一片騷動。
旅館被三枚炸彈炸個正着，建築本身已不複存在。
我撞見神色驚惶的卡納普太太，空襲時她和漢内萊·烏恩吉爾特躲在走廊右邊那間地窖裡，結果左邊那間被擊中，死了兩個女孩，受傷的人也很多；後來聽說工作人員花了48小時才把他們全部挖出來。
漢内萊說一切發生得太快，她們甚至沒時間感到害怕。
隔壁那棟陸軍人員辦公的房子突然倒塌，壓住幾位站在街上擡水管的人，其中一個男人被困在裡面好幾個鐘頭，不斷尖叫：“讓我昏迷吧！”但沒有人能夠得着他。
我進辦公室露了個面，立刻趕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午餐。
在那兒碰見戈特弗蘭德·克拉姆、巴格夫婦和其他人。
後來漢斯—格奧爾格·施圖德尼茨也來了；他說現在有一輛車停在威廉街上，等着載我們去普菲爾夫婦家。
我們将在那裡過周末。
大夥兒先走地下道，朝威廉街出發，但後來仍需走上地面，因為前方的路被炸毀了。
安哈爾特車站的後方看起來一副凄慘樣；今天早晨空襲期間，一輛燃燒得像把火炬的特快火車沖了進去，站裡早已停了三輛火車等着離站，後來有兩輛趕在被炸中之前開出去，但另一輛卻被堵死了。
等大家終于走到威廉街，卻得知并沒有車子在那兒等。
我們滿懷希望地等了一陣子，最後決定搭火車。
結果在車站碰見布蘭肯霍恩，背了個背包。
他的心情極佳，因為剛從意大利回來，現在準備繞道去瑞士。
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忙亂之際，竟把塔布依夫人的自傳留在售票亭櫃台上，立刻引起大恐慌，因為那本書在德國是禁書！後來終于在售票亭那兒領回它，某位乘客撿到後還了回去，但同時我們卻錯過了兩班火車。
漢斯—格奧爾格開始打電話向他所有的朋友求救，最後終于有一位好心的助人為樂者出現，送我們去C.C.普菲爾家。
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又喝了咖啡，全都是用一盞酒精燈燒的，燃料是古龍水，因為沒有其他的燃料可用。
C.C.普菲爾家附近的别墅全都租給城内住處被炸毀的國外使節。
我們住在閣樓裡，因為其他房間全被西班牙人和羅馬尼亞人占滿了。
4月30日，星期日 和C.C.普菲爾雇用的兩位俄國女傭長談。
其中一位24歲，在一次空襲中失去了丈夫和獨子，如今孤零零一人留在世間。
她人很好，很和善，有機會講俄語讓她很高興；她對自己目前的處境和未來看得很清楚，頭腦十分冷靜。
另外那個女孩才18歲，穿着一身黑衣，圍白圍裙，每次别人跟她講話，必定彎膝行禮；人長得極漂亮，就像是戲劇裡的法國小女仆。
她剛從基輔來，交談時我們必須混雜俄語、波蘭語、烏克蘭語，不過卻溝通無礙。
揚斯費爾德宅邸内的仆役有如民族大會串：俄國女傭、德國廚子和護士、服侍外交官的西班牙人，加上一位法國仆役長；他支配所有的人，大家都尊稱他為“先生”。
午餐後，大家收聽官方發言：稱昨天的空襲為“恐怖轟炸”。
我怕父母又會擔心，因為我無法打電話向他們報平安。
稍晚，托尼·紹爾馬開車載我們去布科夫同霍斯特曼夫婦喝下午茶。
西班牙大使比達爾和費德裡科·疊斯也在那裡。
後者描述瑪莉亞·皮拉爾及伊格納西奧·奧亞爾薩瓦爾夫婦遇害時的悲慘細節；他是奉命去辨認屍體的人。
奧亞爾薩瓦爾夫婦和另外一對西班牙夫婦玩撲克牌，赢了他們的睡鋪，結果賭輸的人倒逃過一劫。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他們當場斃命。
韋達問我許多關于克魯曼修柏的問題，因為所有外國使館遲早都會遷去那裡。
我卻懷疑他們是否等得到那一天。
萊莉·霍斯特曼說伊麗莎白·恰夫恰瓦澤現在在摩洛哥管理一個盟軍的救護車單位；戰前我們倆是非常親密的朋友。
晚上大家在揚斯費爾德，圍坐爐火旁議論沙皇寵臣拉斯普京。
5月1日，星期一 返回柏林，天氣仍然很壞。
謠傳英國皇家空軍丢了一個花環在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的墳上，令這一切的殺戮更顯得荒謬而毫無意義。
下班後到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和戈特弗裡德·克拉姆談了很久；我們現在成了好朋友。
剛認識時他有諸多保留，現在我卻發覺他原來感情豐沛。
他給我看一個紅皮的照片框，裡面夾了三張同一個女孩的照片，我認出那是芭芭拉·赫頓。
晚上和珀西·弗雷一起去聽莫紮特的歌劇《後宮誘逃》，然後去阿德隆旅館吃夜宵。
跟珀西相處很自在；他總保持超然的态度，卻又具有極含蓄的洞見，基本上比較像英國人，不像瑞士人。
他陪我步行穿過蒂爾加滕回家，後來被我們房子周圍的瓦礫絆了幾跤，不時還得爬過碎磚堆成的小丘，令他感到驚異；我卻沒有同感。
我們活得像養兔場裡的兔子已經太久了。
漢斯（“珀西”）·弗雷博士，當時負責瑞士駐柏林公使館内的一個部門，該部門的職責是保障幾個與德國交戰國家的利益。
5月2日，星期二 早上我設法用珀西·弗雷的過期肉票換到一條大香腸，然後到辦公室舉行小型拍賣，一個女同事用比市價稍低的價錢買走，不過卻付給我有效的糧票；可以把它再還給珀西。
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工作到很晚，然後搭亞當·特羅特的車回他家，跟他吃晚餐。
我們倆的友誼有時讓我不知如何招架，所以我一直努力避免這種情況。
他是個完全超脫世俗的人，一切思想和作為的焦點都集中在高層次的道德及價值觀上，顯然和目前德國，甚至盟軍那方面的時勢潮流格格不入。
他屬于一個更文明的世界，可惜如今交戰的兩方皆非文明國家。
很晚他才送我回家。
5月3日，星期三 到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住波茨坦的姐妹漢娜·布雷多家晚餐。
星期六空襲時，漢娜的女兒菲利帕人在空軍最高指揮部，空襲開始後她飛奔而出，門房本想攔住她，但她寄了一個皮箱在艾斯布勒拿旅館内，急着去搶救。
結果總部大樓被18枚炸彈炸中，有些炸彈從七樓頂樓一直穿透到地下，地窖裡（本來她應該躲進去的）死了50個人，傷者無數。
當時我自己也在那棟建築附近，也很可能躲進去。
所以說，凡事都看運氣。
布雷多家15歲的男孩，赫伯特，即将被征召進入高射炮單位。
他的眼睛美極了，倘若能活過這場戰争，将來一定不知迷死多少女人。
他的早熟程度和對目前政府的強烈厭惡令人驚異。
去年他母親替我看手相，預言我将離開德國，永遠不再回來。
這次我再度要求她替我看手相，她仍重複上次的預測。
5月4日，星期四 下午返回波茨坦前，和亞當·特羅特到格林瓦爾德散了一個長步。
雖然陣雨不停，但畢竟春天已經到來，盡管春寒料峭，然而到處可見鮮花綠芽綻放。
亞當對我叙述他的初戀故事，以及在英國、中國的生活種種，他總是有令人發掘不完的另一面。
5月7日，星期日 清早起床去動物園附近的俄國東正教教堂。
教堂裡沒有地窖。
我排隊等待告解時，警報響了。
當時教堂裡人不多，大多數都是“俄國勞工”，有些人幹脆大聲禱告，表情相當堅決。
沒有人移動，唱詩班繼續歌唱。
站在那裡比瑟縮在不知名的掩體裡好太多了！聖像周圍的蠟燭全部點燃，聖樂令人深深感動。
我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父告解，他勸我“當你回家時”、“愛你的鄰居”，等等——這期間空襲警告仍然嗥個不停。
起先外面一片寂然，我以為敵機已經掉頭了，可是突然之間機群就從我們頭上飛過，一波接着一波，數不清。
因為天氣陰霾，無法射擊高射炮，敵機都飛得很低，引擎聲響就和炸彈落地的聲音一樣喧噪，令人無從分辨；讓人感覺仿佛站在一道鐵路橋梁底下，聽一輛特快火車轟隆駛過一般。
突然間，聖詩班噤口，信徒們勇敢地繼續唱，但歌聲斷斷續續。
有一刹那我雙腿發軟，蹭到聖壇前跌坐在階梯上。
我旁邊站了一位修女，臉蛋很美，靠近她帶給我極大的安慰。
她彎下腰對我耳語道：“你不要害怕，因為上帝和所有的聖徒都與我們同在！”看我面露疑色，她又說：“神聖彌撒進行時，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的。
”她是如此地有把握，我立刻感到十分安心。
邁克爾神父對外面的噪音充耳不聞，繼續吟唱。
等到領受聖餐時，喧嚣逐漸平靜。
禮拜做完，我覺得自己仿佛已老了50歲，精疲力竭。
後來聽說那天早上有50架敵機飛到柏林上空。
作戰初期，來30架就讓我們覺得夠危險了。
奇怪的是，雖然在理論上我已經完全認命，坦然接受可能會死在炸彈底下的命運，可是一聽到飛機引擎聲和炸彈爆炸聲，仍會怕得全身癱軟，不能動彈，而且這種恐懼感似乎随着每一次空襲愈演愈烈。
到格斯多夫家午餐，隻有瑪莉亞和戈特弗裡德·克拉姆在家。
戈特弗裡德被困在一個地窖裡，本想閱讀叔本華，卻忍俊不禁，因為周圍坐的老太太全用毛巾捆緊下巴，裡面塞的濕海綿突出來，仿佛長了胡須似的；想必是預防被燃燒彈灼傷的措施。
稍後我們到城中心走了一圈，菩提樹下大街、威廉街、腓特烈街全部災情慘重，到處都在冒煙，且出現了許多新的炸彈坑，不過美國炸彈——美國人白天來，英國人晚上來——所造成的損害似乎比英國的少些。
美國炸彈以水平方向爆炸，英國的炸彈卻比較深，因此遭到美軍轟炸的建築物較不容易倒塌。
5月8日，星期一 很早便到辦公室，一片冷清。
外面再度發布“空襲警報15級”——最危險的指數。
我本想調出一批“重要”文件，秘書卻不肯給我，因為所有文件都必須留在安全的樓下，等待危機解除。
結果在《生活》雜志裡看到一篇報道，大大恭維我們司的工作成績，貶了美國類似的情報機構一頓。
亞曆克斯·韋特剛出差回來，帶來一大罐雀巢咖啡。
大家坐下來吃第二頓早餐，再抽根煙。
後來聽說機群已飛往别處，大家才剛坐定準備開始工作，警報就開始嗚咽，衆人魚貫走下樓，進入廣場内的掩蔽壕，諾倫多夫廣場的地下車站——一個小得可笑的四方水泥盒子，由幾階樓梯通往地心。
車站裡有數不清的走道，頭頂上鋪一層薄薄的泥土。
沿着走道全是用小塊瓷磚參差不齊砌成的石牆；倉促建成，都隻達普通牆高度的一半，顯然是準備在被炸中時分散空氣壓縮力…… 我們試着避開上方有建築的地點，選擇站在街道下方；這麼一來，除非被炸彈擊中，否則不會被别的東西壓住。
進來躲避的人潮絡繹不絕，我和法官裡克特待在一起。
待爆炸聲愈傳愈近，法官開始全身發僵；他現在狀況不好，總是替家人擔心。
我試着跟他閑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卻被他打斷：“如果屋頂被炸開，你一定要立刻趴在地上，用雙臂抱住頭……”另外一位同事選在這個時候告訴我們，昨晚他家被炸彈直接命中全毀的血腥細節。
這次空襲似乎很嚴重，但警報很快就解除了。
回到辦公室後，發現水管爆了。
我下樓到街角的抽水機接了一罐水，因為大家想用亞曆克斯的咖啡提振一下士氣。
珀西·弗雷和我約好一起午餐。
我們穿過街道，走去伊甸旅館。
有三枚炸彈炸中旅館内的中庭，将内部炸個粉碎，但外牆還站着。
經理和侍應生腋下夾着餐巾在街上跑來跑去，毫無效率地試圖清理碎磚和灰泥。
街道正中央多了一個巨大的炸彈坑，就在地窖出口附近。
由于所有水管都爆了，困在地窖裡的人此刻正遊出炸彈坑。
柏林又承受了不知多少枚炸彈，街道似乎都被炸沉了，同時整個城彌漫一股濃重的煤氣味。
我們繼續走到施泰因廣場旅館，在那兒午餐，然後在雨中走回辦公室。
珀西會去柯尼希斯瓦特過聖靈降臨節。
晚上克勞斯·B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接我，晚餐後開車送我回波茨坦。
這是個民胞物與的時代，我終于在逃避他多年之後，開始跟他講話。
最早的時候他先在街上跟蹤我，有一天幹脆踱進我們辦公室；他的厚顔令我咋舌。
我一直不清楚他的背景和他的工作，他長得很英俊，可是像他這樣年齡的男人居然可以自由地在歐洲到處旅行，而不被征召入伍，實在可疑。
他一再嘗試想跟我做朋友，甚至自願擔任我們的“家庭郵差”，替我們和住在巴黎的喬吉和表親們傳信（他似乎常去巴黎），但全被我禮貌卻堅決地拒絕了。
不過他仍然設法和我在巴黎的表親們見了面，并且帶了一封信給我。
他也認識安托瓦内特·克羅伊。
不過他的職業至今仍是個大問号。
5月9日，星期二 明天回克魯曼修柏。
亞當·特羅特載我回他家吃晚餐。
他幫我提我得帶回克魯曼修柏的一大堆書。
稍後，他一位年輕朋友，維爾納·馮·海夫騰（我們人事室主任的弟弟，現在陸軍補充部擔任參謀）來訪，兩人到另外一個房間去談了很久。
然後亞當送我回波茨坦。
回家後警報開始響，不過又是一次“騷擾空襲”；許多架飛機在空中盤旋，漫無目标亂投炸彈。
我乘機收拾行李，等到飛機離開之後才上床睡覺。
克魯曼修柏5月10日，星期三 6點起床，吃了一頓極豐盛的早餐，然後拖着一個極重的皮箱離開。
我因為沒有特别旅行證，本來很怕得從頭站到尾，幸好一位好心的乘務員讓我使用為“鐵路管理人員”預留的私人車廂，把我反鎖在裡面，我就這樣一路獨自躺在椅墊厚實的座椅上。
陽光照進來，很舒服。
下午3點到達克魯曼修柏，發現羅瑪莉·舍恩貝格還賴在床上自怨自歎。
她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回柏林，不計一切後果，甚至不惜撕破臉。
我了解如果一個人待在這個地方太久，一切都會變得十分遙遠而不真實。
算我運氣好，從現在開始，每個月我都必須在柏林待上至少十天。
蘇軍已收複塞瓦斯托波爾。
德軍的反抗似乎并不激烈。
5月12日，星期五 舒倫堡伯爵從巴黎回來，帶給我們許多小禮物。
羅瑪莉·舍恩貝格的阿姨葛蕾特·羅翰邀我們去她們在波希米亞的别墅西希羅城堡度周末。
伯爵已同意同行，但我們都很想擺脫他的助理。
後者是不是上面派來監視他的内線？ 西希羅5月13日，星期六 到餐館吃了一頓極美味的烤鵝午餐後，啟程赴西希羅。
自從1939年3月德國兼并捷克後，現在想進入所謂的“保護地”，必須持有特别的通行證。
舒倫堡伯爵替我弄到一張，有效期七個月。
穿越山區那一路上景色極美：廣袤無人煙的森林綿亘，山頂覆雪。
駐守捷克邊境的警衛仔細檢查我們的駕駛員；他是一名士兵，而現在有很多逃兵都躲在保護地境内。
當局時常突襲檢查各村莊，希望借此捉住他們。
到達西希羅時，她們家六個女兒裡隻有一個在家，原來全家都去隔壁小村莊“圖爾瑙”探望剛割了闌尾的小女兒。
她們似乎并沒有預期我們會來，令人有點尴尬。
幸好羅翰伯爵和舒倫堡伯爵一見如故。
我剛剛享受了一個難得的、真正的熱水澡。
5月14日，星期日 上教堂，唱詩班用捷克語唱聖詩，極美。
接着參觀城堡産業。
天氣不冷，但著名的映山紅與杜鵑花尚未盛開，不過這裡的春天來得仍比克魯曼修柏早，草地上到處可見冒出來的郁金香和黃水仙。
葛蕾特·羅翰和我們共進午餐。
午餐前我先去看他們替母牛擠奶，其中一位女兒，瑪莉珍，發了一些給佃農，我也偷偷地喝個過瘾。
飽餐一頓野味佐蔓越橘醬之後，大家全躺在草坪上曬太陽，居然把皮膚都曬紅了。
可惜明天一大早就得離開。
克魯曼修柏5月15日，星期一 羅翰家的小孩在上課前先來道别。
她們從8點上到下午1點，然後再上整個下午，非常認真。
有好幾位家教都住在别墅裡。
另外還收容了許多從各個遭到轟炸城市來的難民。
我們吃了一頓很悠閑的早餐，直到11點才回到克魯曼修柏。
雖然已預先通知辦公室我們将遲到，但有人看見我們從舒倫堡伯爵的座駕裡鑽出來，立刻引來許多嫉妒的白眼。
顯然很多人都看不慣我們和伯爵走得這麼近。
5月16日，星期二 盟軍随時可能入侵歐洲，報上充斥“我們有備無患”的報道，令人無心工作，隻能過一天算一天。
同事們陸續因為“家庭事故”消失，通常都意味着房子被炸毀。
5月17日，星期三 我的手風琴大有進步。
5月18日，星期四 剛發現有人趁我去柏林期間，撬開我的櫃子，偷走了我的洗禮項鍊和十字架，還有我存的咖啡。
失去十字架令我絕望。
我告訴管家，她報了警。
晚上我們在家等布蘭肯霍恩，突然有一位留髭須的中士大剌剌踱進來，但他對我的手風琴琴藝似乎遠比竊案感興趣。
他寫了一份報告，搜查了我們的兩個房間，什
4月24日，星期一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長談，因為她竟然怪我害她被調來克魯曼修柏，一個人在生悶氣。
我很難跟她坦白，其實是因為她行事魯莽，待在柏林可能危及許多比她涉及即将發生的大事程度更深的人（她當然不自知）。
吃晚餐時，我們又長談了一陣，氣氛總算好轉了些。
明天将回柏林兩周。
柏林4月25日，星期二 羅瑪莉·舍恩貝格送我去車站，幫我擡行李。
火車開抵格爾利茨之前的那段路都挺舒服，我甚至還有座位。
但一到格爾利茨，我們這節車廂不知為何緣故，必須被解開，乘客因此得離開車廂另找座位。
從那裡開始我便一直站到柏林。
再度見到亞曆克斯·韋特和亞當·特羅特，非常開心，仿佛舊日時光又回來了似的。
和他們聊了很久，才去法官裡克特的辦公室。
每個人都正在氣頭上，因為上面把他們調到隔壁一棟房屋裡工作，那兒設備極端簡陋，甚至連電話都沒有，所以他們決定搬去仍有空房的卡爾斯巴德旅館。
亞當帶我回他家喝下午茶，然後載我去搭高架火車。
回波茨坦時，時間已晚，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路格·埃森和讓—喬治·霍約斯卻在等我吃晚餐。
梅勒妮去鄉下住了。
希特勒的口譯官，保羅·施密特大使剛出了車禍，頭部兩處骨頭斷裂。
我希望他能夠平安康複，因為他是個正派的好人。
同時胡貝上将因為搭乘的座機發生空難已身亡，他剛獲頒鑽石橡葉十字勳章。
4月26日，星期三 西克斯博士想發行一本新雜志，我仍在為版面設計掙紮。
晚上和瑪莉亞·格斯多夫在一起。
現在我和他們夫婦見面的時間極少，但他們總是對我這麼好！他們把樓下整理得挺像樣，客人可以坐在那裡，隻不過還是很冷。
房子前面的小廣場景觀亦改善不少，廢墟裡的桃樹和風信子現在都開花了，像個小綠洲。
4月27日，星期四 今早去見海爾多夫伯爵。
有一位粗魯的軍官想阻止我，但還是被我擠進去了。
他一如往常，對我彬彬有禮，我實在很難判斷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有太多朋友都不信任他。
不過我一直相信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的判斷力，決定喜歡這個人。
後來，他開車送我去阿德隆旅館，我坐在駕駛座旁邊，後座還坐了兩名警察局的高官，令我感到非常“安全”，因為全柏林的警界就屬這三個人官階最高。
和圖圖·施圖姆一起午餐。
阿德隆旅館就像《創世記》裡的巴别塔，最後一批莫希幹人便來此聚集。
現在雞尾酒會已成違法活動，以前我在宴會派對裡認識、至今仍幸存的人，大家每天至少都會來這裡晃一下。
像是今天，我就碰見弗朗茨—埃貢·菲爾斯滕貝格、海爾格·内林、萊莉·霍斯特曼、弗裡茨·舒倫堡（他曾經在海爾多夫手下擔任過柏林警署副局長）、洛倫茲姐妹、卡爾·紮爾姆，等等。
那種“最後據點”的氣氛有點怪異。
午餐後去瑞士公使館找珀西·弗雷；偶爾能站在中立國的土地上感覺真好。
然後再去看住在尼可拉斯湖的藝術家利奧·馬利諾夫斯基。
尼可拉斯湖在柏林郊區，這個季節很美，番紅花和杏花到處綻放。
坐在利奧的小公寓裡和他一起喝咖啡，他和年長卻迷人的母親一起住；典型的俄國知識分子家庭氣氛。
利奧的情緒極端低落，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本來替戈培爾的《帝國周刊》做事，戈培爾也常去我們辦公室，最近在獄中自殺。
利奧懷疑他是被迫的。
碰到這種時候，藝術家最難熬。
年輕的若沒有死，也全部被征召入伍，年紀大的全躲了起來。
不消說，他們的觀點是最與衆不同的，所以不論如何，都很難生存下去。
我喝了太多咖啡，接下來一整天視線都有點模糊。
現在，咖啡是唯一我一有機會便盡量喝的東西，它似乎能夠取代其他所有缺乏的物資。
我幾乎已經戒煙了。
然後我直接回波茨坦。
隻有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一個人在家。
他真是一個可以無話不談的對象，永遠這麼善體人意。
可是一旦被他不喜歡的人包圍，他就會變得像匹緊張兮兮的馬，動不動就受驚似的。
4月28日，星期五 每天早晨路格·埃森都開車載我進柏林，很不幸，他很快就要調回斯德哥爾摩，再也不回來了。
我們一定會非常想念他，他就像狂風巨浪裡的一塊磐石，煙鬥永遠不離嘴。
他的同事現在開始輪流替他開餞行派對，他每天淩晨直到酩酊才回家。
到辦公室後，發現每個人都顯得很焦躁——“空襲警報15級！”意味着極嚴重的空襲即将開始。
怪的是，直到下午2點都毫無動靜。
西克斯博士和亞曆克斯·韋特提議我陪他們去外國新聞司的俱樂部午餐，談公事。
俱樂部位于郊區，本來位于城中心的那棟神氣建築已經被炸毀了。
我們開車經過柏林一片片瓦不存的區域。
到了以後，巧遇亞當·特羅特和兩位朋友也要進去午餐。
我們的桌子在房間正中央，周圍坐滿德國報界人士和外交部職員。
漢斯—格奧爾格·施圖德尼茨的上司，施密特全權大使也在那兒；他跟西克斯處得不好（誰又跟他處得來呢？）。
為了故意氣西克斯，施密特走過來跟我握手，還刻意大聲地對我耳語說：“别告訴他，我們在克魯曼修柏怎麼講他！” 多虧有亞曆克斯·韋特在場，午餐吃得還算融洽。
我們讨論了克魯曼修柏的人事問題，有些女職員調去那裡之後變得焦躁不安。
西克斯現在似乎很習慣在柏林碰到我，即使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也隻問我來幹什麼，打算什麼時候離開，并不過問其他。
到施圖德尼茨住處和貝恩特·穆姆及沃爾拉特·瓦茨多夫吃晚餐。
漢斯·弗洛托特别把他的公寓借給施圖德尼茨，我是席間唯一的女孩。
有施圖德尼茨的派對，氣氛總是很熱鬧，他腦筋極快，舌鋒如劍，最喜歡加油添醋，随時可以犧牲任何人。
聊天時，我們笑得前俯後仰，我幾乎都快抽筋了。
這樣的機會還真難得，對我有好處。
4月29日，星期六 一大早天氣就很好。
路格·埃森送我去烏發電影公司在城中心萊比錫街上的攝影棚，我打算去拿一些德國女演員的照片。
我剛開始翻資料，警報便開始嚎叫，很快地，大家全被趕進一間又深又寬敞的地窖裡；裡面擠了500個人，全是烏發電影公司的職員。
我坐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旁邊兩個女孩忙着背詩，我則專心閱讀塔布依夫人的自傳《人們叫她卡珊德拉》。
這時突然傳來一聲巨響，燈光熄滅，但輔助發電機立刻開始運轉。
雖然這個公司顯得極有效率，但想到我可能會被活埋在這裡，而沒人知道，仍令我極度沮喪。
高射炮不斷射擊，炸彈不斷在附近爆炸，幾名護士拿着急救包到處穿梭，而且每隔十分鐘就需要兩位男士志願去壓氣泵，送新鮮空氣進地窖。
一小時後，空襲結束。
我趕緊選了一批有漂亮臉蛋的照片，繼續前往“德意志出版公司”，就是旺德夫爾兄弟以前打掃的地方；但該公司現在已變得一團糟，因為幾個月前被幾枚炸彈炸中。
這時空氣裡早已煙塵彌漫，令我的眼睛刺痛難忍。
本想趕搭電車回辦公室，但看見萊比錫街和毛爾街交叉口上的一個大炸彈坑，立刻作罷；一枚空雷剛在那兒爆炸，炸毀了電車軌道。
坑洞大約有四米深、四米寬，四周的建築都正燒得起勁。
幸好當時是大白天，所以看起來還不算太恐怖。
我走了一個多小時才走回辦公室。
這次輪到城裡的行政中心遭到轟炸。
經過我們辦公室本來打算遷過去的卡爾斯巴德旅館時，看見那裡一片騷動。
旅館被三枚炸彈炸個正着，建築本身已不複存在。
我撞見神色驚惶的卡納普太太，空襲時她和漢内萊·烏恩吉爾特躲在走廊右邊那間地窖裡，結果左邊那間被擊中，死了兩個女孩，受傷的人也很多；後來聽說工作人員花了48小時才把他們全部挖出來。
漢内萊說一切發生得太快，她們甚至沒時間感到害怕。
隔壁那棟陸軍人員辦公的房子突然倒塌，壓住幾位站在街上擡水管的人，其中一個男人被困在裡面好幾個鐘頭，不斷尖叫：“讓我昏迷吧！”但沒有人能夠得着他。
我進辦公室露了個面，立刻趕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午餐。
在那兒碰見戈特弗蘭德·克拉姆、巴格夫婦和其他人。
後來漢斯—格奧爾格·施圖德尼茨也來了；他說現在有一輛車停在威廉街上，等着載我們去普菲爾夫婦家。
我們将在那裡過周末。
大夥兒先走地下道，朝威廉街出發，但後來仍需走上地面，因為前方的路被炸毀了。
安哈爾特車站的後方看起來一副凄慘樣；今天早晨空襲期間，一輛燃燒得像把火炬的特快火車沖了進去，站裡早已停了三輛火車等着離站，後來有兩輛趕在被炸中之前開出去，但另一輛卻被堵死了。
等大家終于走到威廉街，卻得知并沒有車子在那兒等。
我們滿懷希望地等了一陣子，最後決定搭火車。
結果在車站碰見布蘭肯霍恩，背了個背包。
他的心情極佳，因為剛從意大利回來，現在準備繞道去瑞士。
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忙亂之際，竟把塔布依夫人的自傳留在售票亭櫃台上，立刻引起大恐慌，因為那本書在德國是禁書！後來終于在售票亭那兒領回它，某位乘客撿到後還了回去，但同時我們卻錯過了兩班火車。
漢斯—格奧爾格開始打電話向他所有的朋友求救，最後終于有一位好心的助人為樂者出現，送我們去C.C.普菲爾家。
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又喝了咖啡，全都是用一盞酒精燈燒的，燃料是古龍水，因為沒有其他的燃料可用。
C.C.普菲爾家附近的别墅全都租給城内住處被炸毀的國外使節。
我們住在閣樓裡，因為其他房間全被西班牙人和羅馬尼亞人占滿了。
4月30日，星期日 和C.C.普菲爾雇用的兩位俄國女傭長談。
其中一位24歲，在一次空襲中失去了丈夫和獨子，如今孤零零一人留在世間。
她人很好，很和善，有機會講俄語讓她很高興；她對自己目前的處境和未來看得很清楚，頭腦十分冷靜。
另外那個女孩才18歲，穿着一身黑衣，圍白圍裙，每次别人跟她講話，必定彎膝行禮；人長得極漂亮，就像是戲劇裡的法國小女仆。
她剛從基輔來，交談時我們必須混雜俄語、波蘭語、烏克蘭語，不過卻溝通無礙。
揚斯費爾德宅邸内的仆役有如民族大會串：俄國女傭、德國廚子和護士、服侍外交官的西班牙人，加上一位法國仆役長；他支配所有的人，大家都尊稱他為“先生”。
午餐後，大家收聽官方發言：稱昨天的空襲為“恐怖轟炸”。
我怕父母又會擔心，因為我無法打電話向他們報平安。
稍晚，托尼·紹爾馬開車載我們去布科夫同霍斯特曼夫婦喝下午茶。
西班牙大使比達爾和費德裡科·疊斯也在那裡。
後者描述瑪莉亞·皮拉爾及伊格納西奧·奧亞爾薩瓦爾夫婦遇害時的悲慘細節；他是奉命去辨認屍體的人。
奧亞爾薩瓦爾夫婦和另外一對西班牙夫婦玩撲克牌，赢了他們的睡鋪，結果賭輸的人倒逃過一劫。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他們當場斃命。
韋達問我許多關于克魯曼修柏的問題，因為所有外國使館遲早都會遷去那裡。
我卻懷疑他們是否等得到那一天。
萊莉·霍斯特曼說伊麗莎白·恰夫恰瓦澤現在在摩洛哥管理一個盟軍的救護車單位；戰前我們倆是非常親密的朋友。
晚上大家在揚斯費爾德，圍坐爐火旁議論沙皇寵臣拉斯普京。
5月1日，星期一 返回柏林，天氣仍然很壞。
謠傳英國皇家空軍丢了一個花環在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的墳上，令這一切的殺戮更顯得荒謬而毫無意義。
下班後到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和戈特弗裡德·克拉姆談了很久；我們現在成了好朋友。
剛認識時他有諸多保留，現在我卻發覺他原來感情豐沛。
他給我看一個紅皮的照片框，裡面夾了三張同一個女孩的照片，我認出那是芭芭拉·赫頓。
晚上和珀西·弗雷一起去聽莫紮特的歌劇《後宮誘逃》，然後去阿德隆旅館吃夜宵。
跟珀西相處很自在；他總保持超然的态度，卻又具有極含蓄的洞見，基本上比較像英國人，不像瑞士人。
他陪我步行穿過蒂爾加滕回家，後來被我們房子周圍的瓦礫絆了幾跤，不時還得爬過碎磚堆成的小丘，令他感到驚異；我卻沒有同感。
我們活得像養兔場裡的兔子已經太久了。
漢斯（“珀西”）·弗雷博士，當時負責瑞士駐柏林公使館内的一個部門，該部門的職責是保障幾個與德國交戰國家的利益。
5月2日，星期二 早上我設法用珀西·弗雷的過期肉票換到一條大香腸，然後到辦公室舉行小型拍賣，一個女同事用比市價稍低的價錢買走，不過卻付給我有效的糧票；可以把它再還給珀西。
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工作到很晚，然後搭亞當·特羅特的車回他家，跟他吃晚餐。
我們倆的友誼有時讓我不知如何招架，所以我一直努力避免這種情況。
他是個完全超脫世俗的人，一切思想和作為的焦點都集中在高層次的道德及價值觀上，顯然和目前德國，甚至盟軍那方面的時勢潮流格格不入。
他屬于一個更文明的世界，可惜如今交戰的兩方皆非文明國家。
很晚他才送我回家。
5月3日，星期三 到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住波茨坦的姐妹漢娜·布雷多家晚餐。
星期六空襲時，漢娜的女兒菲利帕人在空軍最高指揮部，空襲開始後她飛奔而出，門房本想攔住她，但她寄了一個皮箱在艾斯布勒拿旅館内，急着去搶救。
結果總部大樓被18枚炸彈炸中，有些炸彈從七樓頂樓一直穿透到地下，地窖裡（本來她應該躲進去的）死了50個人，傷者無數。
當時我自己也在那棟建築附近，也很可能躲進去。
所以說，凡事都看運氣。
布雷多家15歲的男孩，赫伯特，即将被征召進入高射炮單位。
他的眼睛美極了，倘若能活過這場戰争，将來一定不知迷死多少女人。
他的早熟程度和對目前政府的強烈厭惡令人驚異。
去年他母親替我看手相，預言我将離開德國，永遠不再回來。
這次我再度要求她替我看手相，她仍重複上次的預測。
5月4日，星期四 下午返回波茨坦前，和亞當·特羅特到格林瓦爾德散了一個長步。
雖然陣雨不停，但畢竟春天已經到來，盡管春寒料峭，然而到處可見鮮花綠芽綻放。
亞當對我叙述他的初戀故事，以及在英國、中國的生活種種，他總是有令人發掘不完的另一面。
5月7日，星期日 清早起床去動物園附近的俄國東正教教堂。
教堂裡沒有地窖。
我排隊等待告解時，警報響了。
當時教堂裡人不多，大多數都是“俄國勞工”，有些人幹脆大聲禱告，表情相當堅決。
沒有人移動，唱詩班繼續歌唱。
站在那裡比瑟縮在不知名的掩體裡好太多了！聖像周圍的蠟燭全部點燃，聖樂令人深深感動。
我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父告解，他勸我“當你回家時”、“愛你的鄰居”，等等——這期間空襲警告仍然嗥個不停。
起先外面一片寂然，我以為敵機已經掉頭了，可是突然之間機群就從我們頭上飛過，一波接着一波，數不清。
因為天氣陰霾，無法射擊高射炮，敵機都飛得很低，引擎聲響就和炸彈落地的聲音一樣喧噪，令人無從分辨；讓人感覺仿佛站在一道鐵路橋梁底下，聽一輛特快火車轟隆駛過一般。
突然間，聖詩班噤口，信徒們勇敢地繼續唱，但歌聲斷斷續續。
有一刹那我雙腿發軟，蹭到聖壇前跌坐在階梯上。
我旁邊站了一位修女，臉蛋很美，靠近她帶給我極大的安慰。
她彎下腰對我耳語道：“你不要害怕，因為上帝和所有的聖徒都與我們同在！”看我面露疑色，她又說：“神聖彌撒進行時，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的。
”她是如此地有把握，我立刻感到十分安心。
邁克爾神父對外面的噪音充耳不聞，繼續吟唱。
等到領受聖餐時，喧嚣逐漸平靜。
禮拜做完，我覺得自己仿佛已老了50歲，精疲力竭。
後來聽說那天早上有50架敵機飛到柏林上空。
作戰初期，來30架就讓我們覺得夠危險了。
奇怪的是，雖然在理論上我已經完全認命，坦然接受可能會死在炸彈底下的命運，可是一聽到飛機引擎聲和炸彈爆炸聲，仍會怕得全身癱軟，不能動彈，而且這種恐懼感似乎随着每一次空襲愈演愈烈。
到格斯多夫家午餐，隻有瑪莉亞和戈特弗裡德·克拉姆在家。
戈特弗裡德被困在一個地窖裡，本想閱讀叔本華，卻忍俊不禁，因為周圍坐的老太太全用毛巾捆緊下巴，裡面塞的濕海綿突出來，仿佛長了胡須似的；想必是預防被燃燒彈灼傷的措施。
稍後我們到城中心走了一圈，菩提樹下大街、威廉街、腓特烈街全部災情慘重，到處都在冒煙，且出現了許多新的炸彈坑，不過美國炸彈——美國人白天來，英國人晚上來——所造成的損害似乎比英國的少些。
美國炸彈以水平方向爆炸，英國的炸彈卻比較深，因此遭到美軍轟炸的建築物較不容易倒塌。
5月8日，星期一 很早便到辦公室，一片冷清。
外面再度發布“空襲警報15級”——最危險的指數。
我本想調出一批“重要”文件，秘書卻不肯給我，因為所有文件都必須留在安全的樓下，等待危機解除。
結果在《生活》雜志裡看到一篇報道，大大恭維我們司的工作成績，貶了美國類似的情報機構一頓。
亞曆克斯·韋特剛出差回來，帶來一大罐雀巢咖啡。
大家坐下來吃第二頓早餐，再抽根煙。
後來聽說機群已飛往别處，大家才剛坐定準備開始工作，警報就開始嗚咽，衆人魚貫走下樓，進入廣場内的掩蔽壕，諾倫多夫廣場的地下車站——一個小得可笑的四方水泥盒子，由幾階樓梯通往地心。
車站裡有數不清的走道，頭頂上鋪一層薄薄的泥土。
沿着走道全是用小塊瓷磚參差不齊砌成的石牆；倉促建成，都隻達普通牆高度的一半，顯然是準備在被炸中時分散空氣壓縮力…… 我們試着避開上方有建築的地點，選擇站在街道下方；這麼一來，除非被炸彈擊中，否則不會被别的東西壓住。
進來躲避的人潮絡繹不絕，我和法官裡克特待在一起。
待爆炸聲愈傳愈近，法官開始全身發僵；他現在狀況不好，總是替家人擔心。
我試着跟他閑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卻被他打斷：“如果屋頂被炸開，你一定要立刻趴在地上，用雙臂抱住頭……”另外一位同事選在這個時候告訴我們，昨晚他家被炸彈直接命中全毀的血腥細節。
這次空襲似乎很嚴重，但警報很快就解除了。
回到辦公室後，發現水管爆了。
我下樓到街角的抽水機接了一罐水，因為大家想用亞曆克斯的咖啡提振一下士氣。
珀西·弗雷和我約好一起午餐。
我們穿過街道，走去伊甸旅館。
有三枚炸彈炸中旅館内的中庭，将内部炸個粉碎，但外牆還站着。
經理和侍應生腋下夾着餐巾在街上跑來跑去，毫無效率地試圖清理碎磚和灰泥。
街道正中央多了一個巨大的炸彈坑，就在地窖出口附近。
由于所有水管都爆了，困在地窖裡的人此刻正遊出炸彈坑。
柏林又承受了不知多少枚炸彈，街道似乎都被炸沉了，同時整個城彌漫一股濃重的煤氣味。
我們繼續走到施泰因廣場旅館，在那兒午餐，然後在雨中走回辦公室。
珀西會去柯尼希斯瓦特過聖靈降臨節。
晚上克勞斯·B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接我，晚餐後開車送我回波茨坦。
這是個民胞物與的時代，我終于在逃避他多年之後，開始跟他講話。
最早的時候他先在街上跟蹤我，有一天幹脆踱進我們辦公室；他的厚顔令我咋舌。
我一直不清楚他的背景和他的工作，他長得很英俊，可是像他這樣年齡的男人居然可以自由地在歐洲到處旅行，而不被征召入伍，實在可疑。
他一再嘗試想跟我做朋友，甚至自願擔任我們的“家庭郵差”，替我們和住在巴黎的喬吉和表親們傳信（他似乎常去巴黎），但全被我禮貌卻堅決地拒絕了。
不過他仍然設法和我在巴黎的表親們見了面，并且帶了一封信給我。
他也認識安托瓦内特·克羅伊。
不過他的職業至今仍是個大問号。
5月9日，星期二 明天回克魯曼修柏。
亞當·特羅特載我回他家吃晚餐。
他幫我提我得帶回克魯曼修柏的一大堆書。
稍後，他一位年輕朋友，維爾納·馮·海夫騰（我們人事室主任的弟弟，現在陸軍補充部擔任參謀）來訪，兩人到另外一個房間去談了很久。
然後亞當送我回波茨坦。
回家後警報開始響，不過又是一次“騷擾空襲”；許多架飛機在空中盤旋，漫無目标亂投炸彈。
我乘機收拾行李，等到飛機離開之後才上床睡覺。
克魯曼修柏5月10日，星期三 6點起床，吃了一頓極豐盛的早餐，然後拖着一個極重的皮箱離開。
我因為沒有特别旅行證，本來很怕得從頭站到尾，幸好一位好心的乘務員讓我使用為“鐵路管理人員”預留的私人車廂，把我反鎖在裡面，我就這樣一路獨自躺在椅墊厚實的座椅上。
陽光照進來，很舒服。
下午3點到達克魯曼修柏，發現羅瑪莉·舍恩貝格還賴在床上自怨自歎。
她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回柏林，不計一切後果，甚至不惜撕破臉。
我了解如果一個人待在這個地方太久，一切都會變得十分遙遠而不真實。
算我運氣好，從現在開始，每個月我都必須在柏林待上至少十天。
蘇軍已收複塞瓦斯托波爾。
德軍的反抗似乎并不激烈。
5月12日，星期五 舒倫堡伯爵從巴黎回來，帶給我們許多小禮物。
羅瑪莉·舍恩貝格的阿姨葛蕾特·羅翰邀我們去她們在波希米亞的别墅西希羅城堡度周末。
伯爵已同意同行，但我們都很想擺脫他的助理。
後者是不是上面派來監視他的内線？ 西希羅5月13日，星期六 到餐館吃了一頓極美味的烤鵝午餐後，啟程赴西希羅。
自從1939年3月德國兼并捷克後，現在想進入所謂的“保護地”，必須持有特别的通行證。
舒倫堡伯爵替我弄到一張，有效期七個月。
穿越山區那一路上景色極美：廣袤無人煙的森林綿亘，山頂覆雪。
駐守捷克邊境的警衛仔細檢查我們的駕駛員；他是一名士兵，而現在有很多逃兵都躲在保護地境内。
當局時常突襲檢查各村莊，希望借此捉住他們。
到達西希羅時，她們家六個女兒裡隻有一個在家，原來全家都去隔壁小村莊“圖爾瑙”探望剛割了闌尾的小女兒。
她們似乎并沒有預期我們會來，令人有點尴尬。
幸好羅翰伯爵和舒倫堡伯爵一見如故。
我剛剛享受了一個難得的、真正的熱水澡。
5月14日，星期日 上教堂，唱詩班用捷克語唱聖詩，極美。
接着參觀城堡産業。
天氣不冷，但著名的映山紅與杜鵑花尚未盛開，不過這裡的春天來得仍比克魯曼修柏早，草地上到處可見冒出來的郁金香和黃水仙。
葛蕾特·羅翰和我們共進午餐。
午餐前我先去看他們替母牛擠奶，其中一位女兒，瑪莉珍，發了一些給佃農，我也偷偷地喝個過瘾。
飽餐一頓野味佐蔓越橘醬之後，大家全躺在草坪上曬太陽，居然把皮膚都曬紅了。
可惜明天一大早就得離開。
克魯曼修柏5月15日，星期一 羅翰家的小孩在上課前先來道别。
她們從8點上到下午1點，然後再上整個下午，非常認真。
有好幾位家教都住在别墅裡。
另外還收容了許多從各個遭到轟炸城市來的難民。
我們吃了一頓很悠閑的早餐，直到11點才回到克魯曼修柏。
雖然已預先通知辦公室我們将遲到，但有人看見我們從舒倫堡伯爵的座駕裡鑽出來，立刻引來許多嫉妒的白眼。
顯然很多人都看不慣我們和伯爵走得這麼近。
5月16日，星期二 盟軍随時可能入侵歐洲，報上充斥“我們有備無患”的報道，令人無心工作，隻能過一天算一天。
同事們陸續因為“家庭事故”消失，通常都意味着房子被炸毀。
5月17日，星期三 我的手風琴大有進步。
5月18日，星期四 剛發現有人趁我去柏林期間，撬開我的櫃子，偷走了我的洗禮項鍊和十字架，還有我存的咖啡。
失去十字架令我絕望。
我告訴管家，她報了警。
晚上我們在家等布蘭肯霍恩，突然有一位留髭須的中士大剌剌踱進來，但他對我的手風琴琴藝似乎遠比竊案感興趣。
他寫了一份報告，搜查了我們的兩個房間，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