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至1943年7月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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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欲絕。
他們倆從小一直很親密，就怕雨果一走，穆奇會做傻事。
伊連娜寫道：整個葬禮過程中，穆奇都一直跪在棺材旁邊撫摸棺木，和雨果講話；令人心痛。
我哭了一整天，回家時，感覺精疲力竭。
晚上，我們去紹姆堡夫婦家晚餐，和一群最好的朋友們度過舒适的一晚，然而我的心已不在那裡。
如今我實在快樂不起來，幾乎每天都會聽到朋友的死訊，名單越來越長…… 9月底，蜜絲的弟弟喬吉去了巴黎。
1942年10月，蜜絲自己亦以前往巴黎的“德國照片檔案保管處”做研究為名，去探望喬吉及與表親聯絡。
在下面兩封寫給母親的信中，她歸納了這次旅行以及返回柏林後的印象。
蜜絲從柏林給住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寫信1942年10月30日 巴黎可愛極了，天氣比柏林暖和許多，可惜沒有暖氣，結果我咳嗽得厲害，到現在還沒全好。
喬吉在我安排他搬進我住的旅館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見面），隔天便發40℃的高燒。
城内一如往昔，美不勝收，樹葉已轉紅，秋天剛開始。
辦事時我盡量步行，好盡情欣賞美景。
隻要錢不緊，生活還是挺惬意的。
這并不表示巴黎的東西特别貴；然而吃一頓像樣的飯（如蚝、葡萄酒、奶酪、水果，再加上小費），一個人仍得花100法郎——不過也隻合五馬克……有很多精彩的舞台劇在上演，喬吉和我常去看戲。
一般來說，整個巴黎就是比柏林“活潑”許多，也快樂、時髦許多。
喬吉在大學街一棟公寓裡租了一個很好的房間，冬天有暖氣（很稀奇！），他似乎适應得很好…… 前幾天，我和他去聖日耳曼昂萊查看戰前你寄放在博伊德夫婦家的大箱子（就是内裝從立陶宛帶出來的18世紀家族藏書的那幾個箱子）。
那棟房子現在已變成隔壁德國軍醫院的一部分，一位松塔格博士出來接待我們——非常迷人的巴伐利亞人，負責管理法國占領區所有的醫療服務設施。
碰巧他自己也是業餘收藏家，表現得極友善又熱心，借我們手套和圍裙，免得重新打包時弄髒衣服，還派一位勤務兵來幫忙。
等我們整理完後，他在爐火邊請我們喝極可口的下午茶，接着帶我們參觀整棟房子（整理得一塵不染）。
喬吉因此可以向博伊德老先生報告，讓他安心；聽說他就住在附近的養老院裡。
然後，喬吉用繩子将提箱一一捆好，并蓋上家族封印。
松塔格博士答應将以“德國軍方”的名義保護儲放這些箱子的閣樓。
一旦在巴黎找到适合的儲藏處，便會派一輛德軍卡車請喬吉送過去。
順便提一下，喬吉要我們盡快向柏林有關單位申請一份證明，說明在他離開前并沒有領到任何新糧票；沒有這份證明，他在巴黎也領不到。
這段時間，他必須去黑市買所有的東西，當然價錢要貴上十倍！ 巴黎别後，蜜絲與喬吉一直等到大戰結束後才再見面。
蜜絲從柏林給住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寫信1942年11月3日 有個極不好的消息：最近我突然被降薪，再減去各種扣除額，現在隻能領到310馬克。
因為大家都一樣，所以我也不能抗議。
但新公寓月租要付100，另外100得付家具分期付款，再加上暖氣、電話費、電費、洗衣費、食物等，看來我非找人分租不可…… 1942年11月19日，即蜜絲對該年最後一次記錄的兩周後，蘇軍反攻斯大林格勒，鏖戰五天，便成功切斷了保盧斯将軍第六軍團20個師的後援。
1943年2月2日，經過現代戰争史上最慘烈的戰役之一，保盧斯率領僅剩的官兵（9.1萬人）投降，其中隻有6000人活着返鄉。
斯大林格勒之役的勝利是歐戰的轉折點，從此，蘇軍在衆多年輕善戰的後起之秀将領率領下，随時采取主動，所向披靡，德軍終于在1945年5月投降。
遠東及西歐的戰場形勢亦開始扭轉。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軍在中途島外海首度遭遇大挫敗，因此喪失了對太平洋的控制權。
北非阿拉曼一戰，造成隆美爾元帥著名的“非洲軍”大潰逃；哀兵于隔年5月在突尼斯投降。
11月8日，盟軍登陸法屬北非海岸，德軍以占領維希政府統治的法國作為報複。
1943年7月，盟軍在西西裡島上岸，開始解放西歐，1944年6月完成。
大戰開始那兩年，英國皇家空軍因人手裝備及技術不足，無法大規模深入敵境。
而且，白天在沒有戰鬥機護航的情況下（長程轟炸機要到大戰後期才出現）轟炸軍事目标，耗損嚴重，因此，這項行動在1941年11月全面取消，改為不定期夜間襲擊，讓德國平民付出代價。
到了1942年2月，哈裡斯空軍元帥升任英國皇軍空軍戰時轟炸隊司令，下令對德國各城市展開有系統的攻擊，“以打擊德國平民百姓，特别是德國工業勞工之士氣為主要目标”。
哈裡斯相信（後來證明他是錯的）隻要對單一城市進行為期數周、持續每夜的轟炸，不斷投擲重達4000—8000磅的新型炸彈，必定能逼迫敵人伏地投降。
在接下來的兩年内，德國及奧地利的所有主要大城市，以及歐洲其他占領區内的不少城市，都被夷成平地；平民死亡人數高達60萬人（英國隻死了6.2萬人！）。
随之而來的恐怖生活将逐漸占據蜜絲的日記，終緻成為唯一的主題。
戰況急轉直下後，德國境内亦發生一連串變化，僅存的道德觀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殘酷暴力。
1941年9月1日，納粹政府下令，所有猶太人必須佩戴黃星。
1942年1月20日，政府高官在萬湖舉行秘密會議，研拟出所謂“猶太問題的最後解決方案”，接着便開始濫殺猶太人，然後是吉普賽人及其他所謂的“次人類”。
這項殺戮行動後來發展成系統化、持續化、科學化的大規模屠殺，德軍許多資源及人才不再專注于打赢戰争，反而被調來謀殺無辜。
1942年8月26日，納粹傀儡國會投票通過一道法令，授予希特勒最高司法權；該條法令序文言：“目前德國無所謂權利，隻有義務……”幾天後，戈培爾在他主編的《帝國周刊》上宣布：“對人道主義抱持錯誤觀念的布爾喬亞時代已成為過去……”野蠻的大門于焉大開！ 這時，柏林的日常生活也起了極大的變化。
美國參戰後，拉丁美洲外交界人員大量撤退，首都僅存的社交圈亦随之消失。
同時，東線上的嚴重損失開始影響德國每一個家庭，人們自然無心尋歡作樂。
從現在開始，作者和她的朋友，或任何不在前線作戰的人，都必須将精力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肉體及道德）問題上——專心對抗饑餓、盟軍轟炸，以及愈演愈烈的獨裁政治及政治迫害。
在這樣的背景下，蜜絲從奧地利西部阿爾卑斯山區内的基茨比厄爾，寫信給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内的母親，叙述她和塔蒂阿娜在1943年初度過的短暫假期。
蜜絲從基茨比厄爾給住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寫信1943年2月8日 塔蒂阿娜和我來此地已一個星期，感覺體力恢複不少。
我們的生活非常健康：晚上9點上床，早上8：30起床。
房間很棒，冷熱水都有，但沒有澡盆，必須自備早餐。
中、晚餐通常都到城裡一家名叫“奇索”的小餐廳吃。
他們供應的食物很健康（炸肉餅、可口的奶酪、各種水果），分量也夠。
這個城其實是個大村莊：五顔六色的房舍、尖塔的屋頂、一條主要大街、人行道旁羅列可愛的咖啡廳和商店。
此地海拔僅800米，天氣好時，我們搭纜車再上900米，然後躺在一個大陽台上曬太陽，其他人則滑雪下山谷（我們不滑雪）。
但這裡意外頻繁，通常都是被滑雪杖戳到臉。
我才開始上滑雪課，學得不錯，雖然整天摔跤，卻都傷得不重。
我們對政治情勢渾然不知，因為此地罕見報紙，而且一送來就被搶光了。
要不是弗雷德雙胞胎姐妹不斷寄剪報來，我們一定什麼都不知道…… 兩個月後，德軍宣布在卡廷森林（在蘇聯西部）内，發現埋有4400名波蘭軍官腐爛屍體的萬人冢，全是1939年10月短暫波蘇戰役中的俘虜，清一色後腦中彈。
蜜絲接下來的日記将針對這個事件做不同的說明。
德國境内亦有新發展——反納粹活動的推展——将使她及許多好友的生活發生重大變化。
自從希特勒表明意欲發動戰争，許多軍中及平民階級間具影響力的集團，便不斷企圖阻止這項罪行及愚行，甚至不惜推翻或謀刺希特勒。
但随着德軍持續奏捷，反叛者勢力亦不斷減弱——或變節，或降級，或遭逮捕，甚至遭處決。
希特勒本人仿佛受到魔法保護般，逃過所有行刺他的行動。
同時西歐盟軍于1943年1月，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決定德國必須無條件投降，也令反抗運動難以自處。
直到德軍在東線潰敗，盟軍成功登陸西歐，加上黨衛軍勢力坐大，納粹的政策及作戰方法愈加殘酷（令德軍部隊中優秀官兵由衷反對），謀反者數量才再度增加，并意識到展開行動的迫切性——其中一批謀反者，便是蜜絲每日接觸的同事。
她的日記從這時重新開始——
他們倆從小一直很親密，就怕雨果一走，穆奇會做傻事。
伊連娜寫道：整個葬禮過程中，穆奇都一直跪在棺材旁邊撫摸棺木，和雨果講話；令人心痛。
我哭了一整天，回家時，感覺精疲力竭。
晚上，我們去紹姆堡夫婦家晚餐，和一群最好的朋友們度過舒适的一晚，然而我的心已不在那裡。
如今我實在快樂不起來，幾乎每天都會聽到朋友的死訊，名單越來越長…… 9月底，蜜絲的弟弟喬吉去了巴黎。
1942年10月，蜜絲自己亦以前往巴黎的“德國照片檔案保管處”做研究為名，去探望喬吉及與表親聯絡。
在下面兩封寫給母親的信中，她歸納了這次旅行以及返回柏林後的印象。
蜜絲從柏林給住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寫信1942年10月30日 巴黎可愛極了，天氣比柏林暖和許多，可惜沒有暖氣，結果我咳嗽得厲害，到現在還沒全好。
喬吉在我安排他搬進我住的旅館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見面），隔天便發40℃的高燒。
城内一如往昔，美不勝收，樹葉已轉紅，秋天剛開始。
辦事時我盡量步行，好盡情欣賞美景。
隻要錢不緊，生活還是挺惬意的。
這并不表示巴黎的東西特别貴；然而吃一頓像樣的飯（如蚝、葡萄酒、奶酪、水果，再加上小費），一個人仍得花100法郎——不過也隻合五馬克……有很多精彩的舞台劇在上演，喬吉和我常去看戲。
一般來說，整個巴黎就是比柏林“活潑”許多，也快樂、時髦許多。
喬吉在大學街一棟公寓裡租了一個很好的房間，冬天有暖氣（很稀奇！），他似乎适應得很好…… 前幾天，我和他去聖日耳曼昂萊查看戰前你寄放在博伊德夫婦家的大箱子（就是内裝從立陶宛帶出來的18世紀家族藏書的那幾個箱子）。
那棟房子現在已變成隔壁德國軍醫院的一部分，一位松塔格博士出來接待我們——非常迷人的巴伐利亞人，負責管理法國占領區所有的醫療服務設施。
碰巧他自己也是業餘收藏家，表現得極友善又熱心，借我們手套和圍裙，免得重新打包時弄髒衣服，還派一位勤務兵來幫忙。
等我們整理完後，他在爐火邊請我們喝極可口的下午茶，接着帶我們參觀整棟房子（整理得一塵不染）。
喬吉因此可以向博伊德老先生報告，讓他安心；聽說他就住在附近的養老院裡。
然後，喬吉用繩子将提箱一一捆好，并蓋上家族封印。
松塔格博士答應将以“德國軍方”的名義保護儲放這些箱子的閣樓。
一旦在巴黎找到适合的儲藏處，便會派一輛德軍卡車請喬吉送過去。
順便提一下，喬吉要我們盡快向柏林有關單位申請一份證明，說明在他離開前并沒有領到任何新糧票；沒有這份證明，他在巴黎也領不到。
這段時間，他必須去黑市買所有的東西，當然價錢要貴上十倍！ 巴黎别後，蜜絲與喬吉一直等到大戰結束後才再見面。
蜜絲從柏林給住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寫信1942年11月3日 有個極不好的消息：最近我突然被降薪，再減去各種扣除額，現在隻能領到310馬克。
因為大家都一樣，所以我也不能抗議。
但新公寓月租要付100，另外100得付家具分期付款，再加上暖氣、電話費、電費、洗衣費、食物等，看來我非找人分租不可…… 1942年11月19日，即蜜絲對該年最後一次記錄的兩周後，蘇軍反攻斯大林格勒，鏖戰五天，便成功切斷了保盧斯将軍第六軍團20個師的後援。
1943年2月2日，經過現代戰争史上最慘烈的戰役之一，保盧斯率領僅剩的官兵（9.1萬人）投降，其中隻有6000人活着返鄉。
斯大林格勒之役的勝利是歐戰的轉折點，從此，蘇軍在衆多年輕善戰的後起之秀将領率領下，随時采取主動，所向披靡，德軍終于在1945年5月投降。
遠東及西歐的戰場形勢亦開始扭轉。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軍在中途島外海首度遭遇大挫敗，因此喪失了對太平洋的控制權。
北非阿拉曼一戰，造成隆美爾元帥著名的“非洲軍”大潰逃；哀兵于隔年5月在突尼斯投降。
11月8日，盟軍登陸法屬北非海岸，德軍以占領維希政府統治的法國作為報複。
1943年7月，盟軍在西西裡島上岸，開始解放西歐，1944年6月完成。
大戰開始那兩年，英國皇家空軍因人手裝備及技術不足，無法大規模深入敵境。
而且，白天在沒有戰鬥機護航的情況下（長程轟炸機要到大戰後期才出現）轟炸軍事目标，耗損嚴重，因此，這項行動在1941年11月全面取消，改為不定期夜間襲擊，讓德國平民付出代價。
到了1942年2月，哈裡斯空軍元帥升任英國皇軍空軍戰時轟炸隊司令，下令對德國各城市展開有系統的攻擊，“以打擊德國平民百姓，特别是德國工業勞工之士氣為主要目标”。
哈裡斯相信（後來證明他是錯的）隻要對單一城市進行為期數周、持續每夜的轟炸，不斷投擲重達4000—8000磅的新型炸彈，必定能逼迫敵人伏地投降。
在接下來的兩年内，德國及奧地利的所有主要大城市，以及歐洲其他占領區内的不少城市，都被夷成平地；平民死亡人數高達60萬人（英國隻死了6.2萬人！）。
随之而來的恐怖生活将逐漸占據蜜絲的日記，終緻成為唯一的主題。
戰況急轉直下後，德國境内亦發生一連串變化，僅存的道德觀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殘酷暴力。
1941年9月1日，納粹政府下令，所有猶太人必須佩戴黃星。
1942年1月20日，政府高官在萬湖舉行秘密會議，研拟出所謂“猶太問題的最後解決方案”，接着便開始濫殺猶太人，然後是吉普賽人及其他所謂的“次人類”。
這項殺戮行動後來發展成系統化、持續化、科學化的大規模屠殺，德軍許多資源及人才不再專注于打赢戰争，反而被調來謀殺無辜。
1942年8月26日，納粹傀儡國會投票通過一道法令，授予希特勒最高司法權；該條法令序文言：“目前德國無所謂權利，隻有義務……”幾天後，戈培爾在他主編的《帝國周刊》上宣布：“對人道主義抱持錯誤觀念的布爾喬亞時代已成為過去……”野蠻的大門于焉大開！ 這時，柏林的日常生活也起了極大的變化。
美國參戰後，拉丁美洲外交界人員大量撤退，首都僅存的社交圈亦随之消失。
同時，東線上的嚴重損失開始影響德國每一個家庭，人們自然無心尋歡作樂。
從現在開始，作者和她的朋友，或任何不在前線作戰的人，都必須将精力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肉體及道德）問題上——專心對抗饑餓、盟軍轟炸，以及愈演愈烈的獨裁政治及政治迫害。
在這樣的背景下，蜜絲從奧地利西部阿爾卑斯山區内的基茨比厄爾，寫信給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内的母親，叙述她和塔蒂阿娜在1943年初度過的短暫假期。
蜜絲從基茨比厄爾給住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寫信1943年2月8日 塔蒂阿娜和我來此地已一個星期，感覺體力恢複不少。
我們的生活非常健康：晚上9點上床，早上8：30起床。
房間很棒，冷熱水都有，但沒有澡盆，必須自備早餐。
中、晚餐通常都到城裡一家名叫“奇索”的小餐廳吃。
他們供應的食物很健康（炸肉餅、可口的奶酪、各種水果），分量也夠。
這個城其實是個大村莊：五顔六色的房舍、尖塔的屋頂、一條主要大街、人行道旁羅列可愛的咖啡廳和商店。
此地海拔僅800米，天氣好時，我們搭纜車再上900米，然後躺在一個大陽台上曬太陽，其他人則滑雪下山谷（我們不滑雪）。
但這裡意外頻繁，通常都是被滑雪杖戳到臉。
我才開始上滑雪課，學得不錯，雖然整天摔跤，卻都傷得不重。
我們對政治情勢渾然不知，因為此地罕見報紙，而且一送來就被搶光了。
要不是弗雷德雙胞胎姐妹不斷寄剪報來，我們一定什麼都不知道…… 兩個月後，德軍宣布在卡廷森林（在蘇聯西部）内，發現埋有4400名波蘭軍官腐爛屍體的萬人冢，全是1939年10月短暫波蘇戰役中的俘虜，清一色後腦中彈。
蜜絲接下來的日記将針對這個事件做不同的說明。
德國境内亦有新發展——反納粹活動的推展——将使她及許多好友的生活發生重大變化。
自從希特勒表明意欲發動戰争，許多軍中及平民階級間具影響力的集團，便不斷企圖阻止這項罪行及愚行，甚至不惜推翻或謀刺希特勒。
但随着德軍持續奏捷，反叛者勢力亦不斷減弱——或變節，或降級，或遭逮捕，甚至遭處決。
希特勒本人仿佛受到魔法保護般，逃過所有行刺他的行動。
同時西歐盟軍于1943年1月，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決定德國必須無條件投降，也令反抗運動難以自處。
直到德軍在東線潰敗，盟軍成功登陸西歐，加上黨衛軍勢力坐大，納粹的政策及作戰方法愈加殘酷（令德軍部隊中優秀官兵由衷反對），謀反者數量才再度增加，并意識到展開行動的迫切性——其中一批謀反者，便是蜜絲每日接觸的同事。
她的日記從這時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