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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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裡德蘭城堡1月1日，星期一
奧爾加·皮克勒、塔蒂阿娜和我待在弗裡德蘭城堡度過一個安靜的新年。
我們打開裝飾聖誕樹的小燈，往一碗水裡滴熔蠟和熔鉛算命。
我們期望母親和喬吉随時可能從立陶宛搬來，他們已經講了好幾次，卻沒有行動。
午夜時分，全村鐘聲一齊鳴響。
我們探出窗外聆聽——這是新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一個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于1939年9月1日開戰時，立陶宛——當時蜜絲的父母及弟弟喬治仍住在那裡——仍是個獨立的共和國，不過，卻在9月28日簽訂的“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此為莫洛托夫與裡賓特洛甫于8月23日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之續約）中被秘密劃入蘇聯勢力範圍。
蘇聯紅軍自10月10日開始進駐幾個重要城市及空軍機場。
從那時開始，蜜絲的家人就一直準備逃往西歐。
柏林1月3日，星期三 我們帶着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聲機，前往柏林。
早晨5點出發時，天色仍一片漆黑，别墅管家開車送我們到奧珀倫。
奧爾加·皮克勒借給我們足夠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費，在這段時期内我們必須找到工作。
塔蒂阿娜已經寫信給傑克·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國大使館認識的男孩。
我們在考納斯英國公使館工作過的資曆或許有用。
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緊接着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國宣戰之後，美國大使館才撤出柏林。
火車擁擠不堪，我們站在列車通廊裡。
幸好有兩名士兵替我們擡行李，否則絕對擠不上車。
抵達柏林時已遲了三個小時。
塔蒂阿娜一踏進皮克勒夫婦好心借給我們暫住的公寓，就開始打電話給朋友，這讓我們倆都覺得安心一點。
位于利岑貝格街與庫達姆大街交叉口的這棟公寓極大，但奧爾加要求我們别請外人來打掃，因為屋内有許多貴重物品，所以我們隻用一間卧室、一間浴室和廚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單罩起來。
1月4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塗黑窗戶上，因為從去年9月開戰，這棟房子就沒人住過。
1月6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後，我們大膽鑽進屋外的黑夜中，很幸運在庫達姆大街上攔到計程車，願意載我們去蒂爾加滕區外圍的智利大使館參加舞會。
主人莫爾拉在西班牙内戰爆發時，曾派駐馬德裡擔任大使，盡管智利政府親共和派，大使館卻收容了3000多名會遭到槍決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館裡長達三年，睡在地闆上、樓梯上，擠得到處都是。
莫爾拉不理會來自共和政府的壓力，沒有交出一個人。
同一時期，斯圖亞特王族的後裔，阿爾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國大使館尋求庇護，卻遭到禮貌的拒絕，随後被捕處決。
相較之下，莫爾拉的表現更令人欽佩。
舞會成功極了，仿佛戰前一般。
剛開始我還擔心認識的人不多，很快卻發現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見過面（蜜絲曾在1938—1939年冬天來柏林探望塔蒂阿娜）。
初次見面的包括維爾切克姐妹，兩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裝扮入時。
她們的父親是德國派駐巴黎的最後一任大使；哥哥漢西和他可愛的新娘西吉·馮·拉費特也在場。
還有很多朋友，像是羅尼·克拉裡——非常英俊，剛從魯汶大學畢業，一口地道的英語。
這對我來說是一大解脫，因為我的德文還不太溜。
在場的年輕男士多半來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茲軍官學校。
稍晚，智利紅歌星羅西塔·塞拉諾獻唱，對着年僅19歲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讓他好不受用！我們好久沒跳舞了，一直玩到淩晨5點才回家，一票人全擠進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時外交官的車裡，他是維爾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們仍在費力找工作，并決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業界的熟人。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面談。
他頗友善，而且立刻讓我們考試，因為沒有心理準備，我們很緊張。
他喚人推出兩台打字機，還送來速記本，然後用極重的口音、極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長串，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最糟糕的是，我們倆最後交出來的信，内容居然不一緻！他表示一有空缺就會打電話給我們，但我們不能等太久，這段時間内若找得到别的工作，非接不可。
很不幸，大部分國際貿易都已停擺，柏林沒有一家公司需要會說法語或英語的秘書。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歲生日。
漢西·維爾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費特來家裡喝茶；她真是個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說她是“典型的德國美女”。
晚上賴因哈德·施皮茲帶我們去看電影，然後去一家名叫“西羅”的夜總會喝香槟、聽現場演奏，現在公共場所已禁止跳舞。
1月13日，星期六 母親和喬吉在天蒙蒙亮時抵達。
已經一年多沒看到喬吉了，他還是老樣子，非常迷人，對母親很體貼。
母親看起來疲憊不堪，身體很差。
立陶宛逐漸蘇維埃化，他們經曆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該離開了。
父親決定暫時留下，因為他在等着做一筆很大的生意。
1月14日，星期日 我們把母親和喬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裡，省下住旅館的錢——他倆身上加起來隻有40元！我們又尚未找到工作，财務狀況凄慘。
他們想留在這裡，無疑大錯特錯：這裡天氣寒冷，食物不夠，政治狀況又極不穩定。
我們試着勸他們去羅馬，母親在那兒有很多朋友，城裡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這裡一定會很寂寞，因為除了随戰争範圍如油漬般擴大，數目不斷銳減的各大使館駐派人員之外，柏林毫無家庭生活情趣可言。
現在城内全是年輕單身漢，年齡都和我們差不多，不是軍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總會。
伊連娜已在羅馬安定下來，就算隻考慮氣候這一項因素，生活也會舒服很多，況且一等到我們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錢過去。
1月15日，星期一 政府新法令：隻有星期六及星期日才準洗澡！真糟糕，住在大城市裡這麼髒，而且泡澡是少數幾種保暖的方法。
1月17日，星期三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陪家人。
母親的精神很脆弱，亞曆山大死後，她受了不少苦，現在症狀陸續出現。
1月18日，星期四 喬吉胃口奇大，食糧（我們從弗裡德蘭帶來的一些牛油和香腸）正迅速消失，令我們更加覺得他們應該去羅馬。
他若留在這裡一定很快就會營養不良。
感謝老天，至少意大利尚未參戰，也還沒實施食物配給。
1月19日，星期五 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在德國新聞廣播電台英語部門上班，或許能幫我找份工作。
我們現在愈來愈焦急，美國大使館一直沒下文，又不能去煩人家。
家人來投奔後，我們已瀕臨破産，僅剩的錢也在迅速消失中。
我們去見過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一個人，可惜他們需要一個德文速記很強的人，這方面我們倆都不拿手。
德國新聞廣播電台等于是德國的BBC。
蜜絲進去之後，曾經在未來的聯邦德國總理基辛格手下工作過一段時間。
1月22日，星期一 今天我去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在腓特烈街的辦公室，花一個早上聽英文口述打字。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測驗，非常簡單，隻測驗速度。
他們說會再通知我。
那個地方像個瘋人院，為了配合新聞播報時間，每個人做事都像火燒屁股。
我碰到在捷克出生的前世界網球冠軍羅德裡克·門策爾，他可能成為我未來的同事。
1月27日，星期六 塔蒂阿娜在弗雷德雙胞胎姐妹家認識一名男士，建議她去他的辦公室上班——德國外交部的一個部門，他們需要法文流利的人。
這裡的朋友大多勸我們别去美國大使館工作，身為外國人，我們或許早已受到蓋世太保的監視。
德國現在又和蘇聯友好，我們是白俄人，已經夠糟了，而且以前我們還替英國公使館工作過。
現在我們這麼窮，不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都非接不可。
美國大使館仍毫無音訊。
前幾天在朋友家，有人介紹我認識柏林最有名的女主人，馮·德克森太太。
她用手撩過我的頭發——令我生厭——然後問我們是白俄還是赤俄，如果是後者，“你們便是我們的敵人！”令我頗為驚訝，德國和蘇聯現在不是親熱得很嗎？！ 1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我們倆都開始正式上班：我進德國廣播電台，塔蒂阿娜進外交部情報司。
我的辦公室群龍無首，每個人都在發号施令，不過聽說帝國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博士是最後做決策的人。
我們倆的薪水都是300馬克：扣掉110馬克的稅，還剩下190馬克。
必須湊合着過。
1月30日，星期二 我的第一項工作是抄錄有關英國經濟戰大臣羅尼·克羅斯的冗長故事；戰前塔蒂阿娜去英國時正好住他家。
我的直屬上司E先生蓄了一撮非常巨大的仁丹胡，似乎大半輩子都住在英國，他太太也和我們在同一間辦公室内工作，兩人都是中年人，顯然是個大麻煩。
他整天口述文件，多半是诽謗文章，錯綜複雜，到最後常變得無法理解。
德國人若外國語文學得好，通常就會變成這樣。
我從早上7點一直打字打到下午5點，紙一抽出打字機，E先生便對着紙猛敲，糾正錯誤。
這份工作還有人上夜班，日以繼夜地進行。
蜜絲為了顧念某些人物的生還家屬，少數情況下人名隻用縮寫，不過這些人都不具政治色彩。
今天美國大使館終于打電話通知有工作了，兩份薪水都比我們現在拿得多，可惜太遲了。
2月13日，星期二 母親和喬吉今早離開，去西裡西亞探望奧爾加·皮克勒。
我們希望他們能在那裡待久一點，恢複元氣後再前往羅馬。
2月14日，星期三 最近很少看到塔蒂阿娜，我每天早上5：30起床，下午6點左右才回家。
每天通車進城的時間十分漫長。
塔蒂阿娜從早上10點工作到晚上8點，還經常加班。
2月22日，星期四 經過兩天的煎熬，今天收到一個已付費的包裹，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真是非常幸運。
3月2日，星期六 今晚巴西人舉辦一場盛大的雞尾酒會。
大使住在城郊。
我不喜歡看到美麗的俄國聖像挂在留聲機上，這些外國人着迷于搜藏聖像，随處亂挂，令我們這些東正教教徒大為震驚。
我提早離開，結果在回家的路上迷了路。
艾許文·祖爾·利珀—比斯特費爾德從齊格菲防線（盟軍替德國在1938—1940年間所修築，大緻與法國著名的馬其諾防線平行的碉堡及據點網的名字。
後來因為一首英國通俗歌曲《我們将在齊格菲防線上曬衣服》而聲名大噪）歸來。
3月3日，星期日 早上俄國教堂内的聖詩唱得美極了。
通常星期天我仍需上班，做完禮拜待在家裡彈鋼琴，四周圍繞奧爾加·皮克勒鬼氣森森、覆罩家具的床單。
3月4日，星期一 我感冒嚴重，決定這幾天晚上都待在家裡。
塔蒂阿娜每天晚上都出去，認識了一大票西線上的男孩。
3月12日，星期二 正從西裡西亞赴羅馬途中的母親從維也納打電話來，說喬吉不見了。
火車停進小站時他去檢查行李，沒想到工作人員趁他不注意，把行李車廂卸下來挂到另一截火車上，現在他正随行李駛往華沙。
兩個人的車票都在他身上，他沒有護照，口袋裡隻有五馬克。
母親隻好滿懷希望地在維也納等他。
3月13日，星期三 去參加弗雷德家的派對。
我到的時候，隻有雙胞胎姐妹埃達（“迪基”）和卡門（“西塔”）在，她們陪我在浴室裡整理頭發、聊天，很驕傲地拿西班牙内戰時期雅各将軍及莫斯卡多将軍的信給我看；那時她們替駐守西班牙的德國秃鷹軍團擔任護士。
現今世界名流她倆全認識，包括教宗本人。
這是她們的嗜好。
德國秃鷹軍團是德國空軍的一支單位，加上一些地面部隊于1936年組成，使命為幫助西班牙内戰的民族主義者，其中還包括專業的醫護人員。
3月14日，星期四 下午陪艾拉·皮克勒去埃琳娜·柏納索家。
她雖在俄國出生，卻完全不懂俄文，父母看起來倒像百分之百的俄國人。
她的丈夫阿戈斯蒂諾在這裡的意大利大使館工作。
稍後，一大群意大利女士來串門，顯然每個人都在為戈林元帥的新生寶寶織小衣服，有點太肉麻了吧！ 3月16日，星期六 海倫·比龍來喝茶，我們在弗裡德蘭及這裡的男主人卡爾—弗裡德裡希·皮克勒也來了。
他一如往常，非常樂觀，認為戰争将在聖靈降臨節前結束。
雖然他對我們一直很好，但我總覺得在他面前就是不太自在。
後來，大家移師到鄰居阿加·馮·菲爾斯滕貝格家裡，她開了香槟。
3月18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睡到11點，然後去塔蒂阿娜辦公室找她，一起吃午餐。
午後，我們走到仍是一片冬日景緻的蒂爾加滕區内散步。
傍晚去參加丹麥大使德·威特夫婦開的盛大派對。
3月20日，星期三 今晚我們倆都很早上床。
法國總理達拉第辭職了。
達拉第曾三度出任法國總理，最後一任的任期為1938—1940年（同時兼任陸軍部長），曾在慕尼黑協定中扮演關鍵性角色。
繼任者為其政敵雷諾（1878—1966）。
3月22日，星期五 今天是複活節前的星期五，我卻仍得上班，忙得頭昏腦脹，連續打字九個小時。
我的老闆E先生見我快昏倒了，拿出一瓶荷蘭杜松子酒，雖然能夠提神，卻非常難喝。
他和他老婆整天吵架。
看他們這樣，我堅決反對夫妻共事。
我不喜歡他，與他保持距離。
不過有一次他倆剛吵完一架，他探出窗口去透氣，我卻有股想把他推下去的沖動。
現在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和我上同一個班次，經常打照面，每次覺得快受不了他們夫妻時，我們便輪流躲到打字機後面。
辦公室已遷到夏洛特街上的另一棟建築内，老闆們因此不必整天聽戈培爾唠叨。
以前部長先生每隔一個鐘頭就會召見他們一次，現在隻能在電話裡口沫橫飛…… 回家時已精疲力竭。
3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放一整天假。
塔蒂阿娜和我去波茨坦玩。
天氣好極了，我從來沒去過那個可愛的駐防小城，柏林完全缺乏那種魅力。
回柏林時，正好趕上一場白俄哥薩克“黑海”演奏會，極為成功。
德國人很喜歡這類玩意兒。
3月26日，星期二 和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一起吃午餐。
她非常風趣，辦公室裡有她真好。
通常在街上或餐廳裡，我們都用英語交談，從來沒有人反對。
3月28日，星期四 羅馬來信，報告母親與
我們打開裝飾聖誕樹的小燈，往一碗水裡滴熔蠟和熔鉛算命。
我們期望母親和喬吉随時可能從立陶宛搬來，他們已經講了好幾次，卻沒有行動。
午夜時分，全村鐘聲一齊鳴響。
我們探出窗外聆聽——這是新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一個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于1939年9月1日開戰時，立陶宛——當時蜜絲的父母及弟弟喬治仍住在那裡——仍是個獨立的共和國，不過，卻在9月28日簽訂的“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此為莫洛托夫與裡賓特洛甫于8月23日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之續約）中被秘密劃入蘇聯勢力範圍。
蘇聯紅軍自10月10日開始進駐幾個重要城市及空軍機場。
從那時開始，蜜絲的家人就一直準備逃往西歐。
柏林1月3日，星期三 我們帶着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聲機，前往柏林。
早晨5點出發時，天色仍一片漆黑，别墅管家開車送我們到奧珀倫。
奧爾加·皮克勒借給我們足夠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費，在這段時期内我們必須找到工作。
塔蒂阿娜已經寫信給傑克·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國大使館認識的男孩。
我們在考納斯英國公使館工作過的資曆或許有用。
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緊接着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國宣戰之後，美國大使館才撤出柏林。
火車擁擠不堪，我們站在列車通廊裡。
幸好有兩名士兵替我們擡行李，否則絕對擠不上車。
抵達柏林時已遲了三個小時。
塔蒂阿娜一踏進皮克勒夫婦好心借給我們暫住的公寓，就開始打電話給朋友，這讓我們倆都覺得安心一點。
位于利岑貝格街與庫達姆大街交叉口的這棟公寓極大，但奧爾加要求我們别請外人來打掃，因為屋内有許多貴重物品，所以我們隻用一間卧室、一間浴室和廚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單罩起來。
1月4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塗黑窗戶上，因為從去年9月開戰，這棟房子就沒人住過。
1月6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後，我們大膽鑽進屋外的黑夜中，很幸運在庫達姆大街上攔到計程車，願意載我們去蒂爾加滕區外圍的智利大使館參加舞會。
主人莫爾拉在西班牙内戰爆發時，曾派駐馬德裡擔任大使，盡管智利政府親共和派，大使館卻收容了3000多名會遭到槍決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館裡長達三年，睡在地闆上、樓梯上，擠得到處都是。
莫爾拉不理會來自共和政府的壓力，沒有交出一個人。
同一時期，斯圖亞特王族的後裔，阿爾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國大使館尋求庇護，卻遭到禮貌的拒絕，随後被捕處決。
相較之下，莫爾拉的表現更令人欽佩。
舞會成功極了，仿佛戰前一般。
剛開始我還擔心認識的人不多，很快卻發現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見過面（蜜絲曾在1938—1939年冬天來柏林探望塔蒂阿娜）。
初次見面的包括維爾切克姐妹，兩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裝扮入時。
她們的父親是德國派駐巴黎的最後一任大使；哥哥漢西和他可愛的新娘西吉·馮·拉費特也在場。
還有很多朋友，像是羅尼·克拉裡——非常英俊，剛從魯汶大學畢業，一口地道的英語。
這對我來說是一大解脫，因為我的德文還不太溜。
在場的年輕男士多半來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茲軍官學校。
稍晚，智利紅歌星羅西塔·塞拉諾獻唱，對着年僅19歲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讓他好不受用！我們好久沒跳舞了，一直玩到淩晨5點才回家，一票人全擠進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時外交官的車裡，他是維爾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們仍在費力找工作，并決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業界的熟人。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面談。
他頗友善，而且立刻讓我們考試，因為沒有心理準備，我們很緊張。
他喚人推出兩台打字機，還送來速記本，然後用極重的口音、極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長串，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最糟糕的是，我們倆最後交出來的信，内容居然不一緻！他表示一有空缺就會打電話給我們，但我們不能等太久，這段時間内若找得到别的工作，非接不可。
很不幸，大部分國際貿易都已停擺，柏林沒有一家公司需要會說法語或英語的秘書。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歲生日。
漢西·維爾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費特來家裡喝茶；她真是個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說她是“典型的德國美女”。
晚上賴因哈德·施皮茲帶我們去看電影，然後去一家名叫“西羅”的夜總會喝香槟、聽現場演奏，現在公共場所已禁止跳舞。
1月13日，星期六 母親和喬吉在天蒙蒙亮時抵達。
已經一年多沒看到喬吉了，他還是老樣子，非常迷人，對母親很體貼。
母親看起來疲憊不堪，身體很差。
立陶宛逐漸蘇維埃化，他們經曆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該離開了。
父親決定暫時留下，因為他在等着做一筆很大的生意。
1月14日，星期日 我們把母親和喬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裡，省下住旅館的錢——他倆身上加起來隻有40元！我們又尚未找到工作，财務狀況凄慘。
他們想留在這裡，無疑大錯特錯：這裡天氣寒冷，食物不夠，政治狀況又極不穩定。
我們試着勸他們去羅馬，母親在那兒有很多朋友，城裡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這裡一定會很寂寞，因為除了随戰争範圍如油漬般擴大，數目不斷銳減的各大使館駐派人員之外，柏林毫無家庭生活情趣可言。
現在城内全是年輕單身漢，年齡都和我們差不多，不是軍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總會。
伊連娜已在羅馬安定下來，就算隻考慮氣候這一項因素，生活也會舒服很多，況且一等到我們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錢過去。
1月15日，星期一 政府新法令：隻有星期六及星期日才準洗澡！真糟糕，住在大城市裡這麼髒，而且泡澡是少數幾種保暖的方法。
1月17日，星期三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陪家人。
母親的精神很脆弱，亞曆山大死後，她受了不少苦，現在症狀陸續出現。
1月18日，星期四 喬吉胃口奇大，食糧（我們從弗裡德蘭帶來的一些牛油和香腸）正迅速消失，令我們更加覺得他們應該去羅馬。
他若留在這裡一定很快就會營養不良。
感謝老天，至少意大利尚未參戰，也還沒實施食物配給。
1月19日，星期五 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在德國新聞廣播電台英語部門上班，或許能幫我找份工作。
我們現在愈來愈焦急，美國大使館一直沒下文，又不能去煩人家。
家人來投奔後，我們已瀕臨破産，僅剩的錢也在迅速消失中。
我們去見過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一個人，可惜他們需要一個德文速記很強的人，這方面我們倆都不拿手。
德國新聞廣播電台等于是德國的BBC。
蜜絲進去之後，曾經在未來的聯邦德國總理基辛格手下工作過一段時間。
1月22日，星期一 今天我去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在腓特烈街的辦公室，花一個早上聽英文口述打字。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測驗，非常簡單，隻測驗速度。
他們說會再通知我。
那個地方像個瘋人院，為了配合新聞播報時間，每個人做事都像火燒屁股。
我碰到在捷克出生的前世界網球冠軍羅德裡克·門策爾，他可能成為我未來的同事。
1月27日，星期六 塔蒂阿娜在弗雷德雙胞胎姐妹家認識一名男士，建議她去他的辦公室上班——德國外交部的一個部門，他們需要法文流利的人。
這裡的朋友大多勸我們别去美國大使館工作，身為外國人，我們或許早已受到蓋世太保的監視。
德國現在又和蘇聯友好，我們是白俄人，已經夠糟了，而且以前我們還替英國公使館工作過。
現在我們這麼窮，不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都非接不可。
美國大使館仍毫無音訊。
前幾天在朋友家，有人介紹我認識柏林最有名的女主人，馮·德克森太太。
她用手撩過我的頭發——令我生厭——然後問我們是白俄還是赤俄，如果是後者，“你們便是我們的敵人！”令我頗為驚訝，德國和蘇聯現在不是親熱得很嗎？！ 1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我們倆都開始正式上班：我進德國廣播電台，塔蒂阿娜進外交部情報司。
我的辦公室群龍無首，每個人都在發号施令，不過聽說帝國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博士是最後做決策的人。
我們倆的薪水都是300馬克：扣掉110馬克的稅，還剩下190馬克。
必須湊合着過。
1月30日，星期二 我的第一項工作是抄錄有關英國經濟戰大臣羅尼·克羅斯的冗長故事；戰前塔蒂阿娜去英國時正好住他家。
我的直屬上司E先生蓄了一撮非常巨大的仁丹胡，似乎大半輩子都住在英國，他太太也和我們在同一間辦公室内工作，兩人都是中年人，顯然是個大麻煩。
他整天口述文件，多半是诽謗文章，錯綜複雜，到最後常變得無法理解。
德國人若外國語文學得好，通常就會變成這樣。
我從早上7點一直打字打到下午5點，紙一抽出打字機，E先生便對着紙猛敲，糾正錯誤。
這份工作還有人上夜班，日以繼夜地進行。
蜜絲為了顧念某些人物的生還家屬，少數情況下人名隻用縮寫，不過這些人都不具政治色彩。
今天美國大使館終于打電話通知有工作了，兩份薪水都比我們現在拿得多，可惜太遲了。
2月13日，星期二 母親和喬吉今早離開，去西裡西亞探望奧爾加·皮克勒。
我們希望他們能在那裡待久一點，恢複元氣後再前往羅馬。
2月14日，星期三 最近很少看到塔蒂阿娜，我每天早上5：30起床，下午6點左右才回家。
每天通車進城的時間十分漫長。
塔蒂阿娜從早上10點工作到晚上8點，還經常加班。
2月22日，星期四 經過兩天的煎熬，今天收到一個已付費的包裹，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真是非常幸運。
3月2日，星期六 今晚巴西人舉辦一場盛大的雞尾酒會。
大使住在城郊。
我不喜歡看到美麗的俄國聖像挂在留聲機上，這些外國人着迷于搜藏聖像，随處亂挂，令我們這些東正教教徒大為震驚。
我提早離開，結果在回家的路上迷了路。
艾許文·祖爾·利珀—比斯特費爾德從齊格菲防線（盟軍替德國在1938—1940年間所修築，大緻與法國著名的馬其諾防線平行的碉堡及據點網的名字。
後來因為一首英國通俗歌曲《我們将在齊格菲防線上曬衣服》而聲名大噪）歸來。
3月3日，星期日 早上俄國教堂内的聖詩唱得美極了。
通常星期天我仍需上班，做完禮拜待在家裡彈鋼琴，四周圍繞奧爾加·皮克勒鬼氣森森、覆罩家具的床單。
3月4日，星期一 我感冒嚴重，決定這幾天晚上都待在家裡。
塔蒂阿娜每天晚上都出去，認識了一大票西線上的男孩。
3月12日，星期二 正從西裡西亞赴羅馬途中的母親從維也納打電話來，說喬吉不見了。
火車停進小站時他去檢查行李，沒想到工作人員趁他不注意，把行李車廂卸下來挂到另一截火車上，現在他正随行李駛往華沙。
兩個人的車票都在他身上，他沒有護照，口袋裡隻有五馬克。
母親隻好滿懷希望地在維也納等他。
3月13日，星期三 去參加弗雷德家的派對。
我到的時候，隻有雙胞胎姐妹埃達（“迪基”）和卡門（“西塔”）在，她們陪我在浴室裡整理頭發、聊天，很驕傲地拿西班牙内戰時期雅各将軍及莫斯卡多将軍的信給我看；那時她們替駐守西班牙的德國秃鷹軍團擔任護士。
現今世界名流她倆全認識，包括教宗本人。
這是她們的嗜好。
德國秃鷹軍團是德國空軍的一支單位，加上一些地面部隊于1936年組成，使命為幫助西班牙内戰的民族主義者，其中還包括專業的醫護人員。
3月14日，星期四 下午陪艾拉·皮克勒去埃琳娜·柏納索家。
她雖在俄國出生，卻完全不懂俄文，父母看起來倒像百分之百的俄國人。
她的丈夫阿戈斯蒂諾在這裡的意大利大使館工作。
稍後，一大群意大利女士來串門，顯然每個人都在為戈林元帥的新生寶寶織小衣服，有點太肉麻了吧！ 3月16日，星期六 海倫·比龍來喝茶，我們在弗裡德蘭及這裡的男主人卡爾—弗裡德裡希·皮克勒也來了。
他一如往常，非常樂觀，認為戰争将在聖靈降臨節前結束。
雖然他對我們一直很好，但我總覺得在他面前就是不太自在。
後來，大家移師到鄰居阿加·馮·菲爾斯滕貝格家裡，她開了香槟。
3月18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睡到11點，然後去塔蒂阿娜辦公室找她，一起吃午餐。
午後，我們走到仍是一片冬日景緻的蒂爾加滕區内散步。
傍晚去參加丹麥大使德·威特夫婦開的盛大派對。
3月20日，星期三 今晚我們倆都很早上床。
法國總理達拉第辭職了。
達拉第曾三度出任法國總理，最後一任的任期為1938—1940年（同時兼任陸軍部長），曾在慕尼黑協定中扮演關鍵性角色。
繼任者為其政敵雷諾（1878—1966）。
3月22日，星期五 今天是複活節前的星期五，我卻仍得上班，忙得頭昏腦脹，連續打字九個小時。
我的老闆E先生見我快昏倒了，拿出一瓶荷蘭杜松子酒，雖然能夠提神，卻非常難喝。
他和他老婆整天吵架。
看他們這樣，我堅決反對夫妻共事。
我不喜歡他，與他保持距離。
不過有一次他倆剛吵完一架，他探出窗口去透氣，我卻有股想把他推下去的沖動。
現在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和我上同一個班次，經常打照面，每次覺得快受不了他們夫妻時，我們便輪流躲到打字機後面。
辦公室已遷到夏洛特街上的另一棟建築内，老闆們因此不必整天聽戈培爾唠叨。
以前部長先生每隔一個鐘頭就會召見他們一次，現在隻能在電話裡口沫橫飛…… 回家時已精疲力竭。
3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放一整天假。
塔蒂阿娜和我去波茨坦玩。
天氣好極了，我從來沒去過那個可愛的駐防小城，柏林完全缺乏那種魅力。
回柏林時，正好趕上一場白俄哥薩克“黑海”演奏會，極為成功。
德國人很喜歡這類玩意兒。
3月26日，星期二 和凱蒂娅·克萊因米歇爾一起吃午餐。
她非常風趣，辦公室裡有她真好。
通常在街上或餐廳裡，我們都用英語交談，從來沒有人反對。
3月28日，星期四 羅馬來信，報告母親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