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柏林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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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日記，包括最重要的幾個曆史片段，竟然都保存了下來；殘缺的隻有1941年、1942年及1943年初這幾個部分——有些被刻意摧毀，有些則遺失了。
大戰結束後不久，蜜絲打出了速記部分的全文，并将其餘日記重打一份。
這一份日記保存了25年，直到1976年，蜜絲在親友鼓勵下，經過再三考慮，終于決定将它公之于世。
原文删減更動處極少，修改的部分多因語言或編輯問題，或是替姓名縮寫加上全名，因為她堅信，倘若自己的日記果真具有任何價值，乃因記載的當時原無意出版，所以每個字都發自内心，全無掩飾虛矯。
她覺得日記中的目擊記錄及當下的情緒反應才是最真實的，若為了顧全自己的顔面或其他人的感覺，以後明顯可看出摻假，甚至篩檢，那就失去意義了。
定稿後的第三份日記，是蜜絲在她臨終前幾個星期才完成的。
出版整理我姐姐蜜絲的稿件期間，最讓我感到欣慰的，便是在搜集與查證背景資料、消息來源及照片時，不論向誰求助，不論對方是否認識蜜絲本人，都立刻得到全力的配合（有時也包括熱忱的款待）。
對某些人來說，這意味着必須勾起某些回憶，無論這些人在那個黑暗時代所堅持的政治立場及所作所為多麼令人景仰，回憶仍令人傷痛，在此我要特别感謝他們的寬宏大度。
對我幫助最大的人，首推伊麗莎白（“西西”）·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原維爾切克女伯爵）。
她告訴我大戰尾聲最後那幾個星期與蜜絲共度生活的細節，替姐姐的回憶錄做了最重要的補遺。
接着我要感謝克拉瑞塔·馮·特羅特·祖·佐爾茲博士，她是蜜絲的密友，也是在蜜絲臨終前幾周唯一看過整份完稿的人。
之後，她不遺餘力地協助我，并允許我摘錄其先夫亞當寫給她的信件。
然後我要感謝哈索·馮·埃茨多夫博士給我的鼓勵，他寫的介紹和個人回憶都對我幫助極大。
感謝康登霍維伯爵钜細靡遺地審稿，他的出版經驗豐富，對現代史博學多聞，又與許多書中人物有私交，對本書貢獻極大。
住在波恩的布萊修斯博士，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及盟軍政策專家，對德國反納粹運動尤其了若指掌，對我所加的曆史注解多所指正。
在此同時要特别感謝布魯克—謝潑德及《星期日電報》的編輯們，是他們率先将蜜絲及她的日記介紹給英國讀者。
感謝蜜絲的女兒，亞曆山德拉·哈恩登不憚其煩準備完整的人名索引。
感謝埃利斯太太及凱恩太太耐心替我們打字。
感謝以下機構職員給我的協助：倫敦歌德學院、日内瓦聯合國圖書館（我的研究工作大多在該館完成）、倫敦威納圖書館、波恩德國外交部情報司、科布倫茨聯邦參議院資料館以及柏林美國資料中心。
喬治·瓦西裡奇科夫 1985年4月記于倫敦
大戰結束後不久，蜜絲打出了速記部分的全文，并将其餘日記重打一份。
這一份日記保存了25年，直到1976年，蜜絲在親友鼓勵下，經過再三考慮，終于決定将它公之于世。
原文删減更動處極少，修改的部分多因語言或編輯問題，或是替姓名縮寫加上全名，因為她堅信，倘若自己的日記果真具有任何價值，乃因記載的當時原無意出版，所以每個字都發自内心，全無掩飾虛矯。
她覺得日記中的目擊記錄及當下的情緒反應才是最真實的，若為了顧全自己的顔面或其他人的感覺，以後明顯可看出摻假，甚至篩檢，那就失去意義了。
定稿後的第三份日記，是蜜絲在她臨終前幾個星期才完成的。
出版整理我姐姐蜜絲的稿件期間，最讓我感到欣慰的，便是在搜集與查證背景資料、消息來源及照片時，不論向誰求助，不論對方是否認識蜜絲本人，都立刻得到全力的配合（有時也包括熱忱的款待）。
對某些人來說，這意味着必須勾起某些回憶，無論這些人在那個黑暗時代所堅持的政治立場及所作所為多麼令人景仰，回憶仍令人傷痛，在此我要特别感謝他們的寬宏大度。
對我幫助最大的人，首推伊麗莎白（“西西”）·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原維爾切克女伯爵）。
她告訴我大戰尾聲最後那幾個星期與蜜絲共度生活的細節，替姐姐的回憶錄做了最重要的補遺。
接着我要感謝克拉瑞塔·馮·特羅特·祖·佐爾茲博士，她是蜜絲的密友，也是在蜜絲臨終前幾周唯一看過整份完稿的人。
之後，她不遺餘力地協助我，并允許我摘錄其先夫亞當寫給她的信件。
然後我要感謝哈索·馮·埃茨多夫博士給我的鼓勵，他寫的介紹和個人回憶都對我幫助極大。
感謝康登霍維伯爵钜細靡遺地審稿，他的出版經驗豐富，對現代史博學多聞，又與許多書中人物有私交，對本書貢獻極大。
住在波恩的布萊修斯博士，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及盟軍政策專家，對德國反納粹運動尤其了若指掌，對我所加的曆史注解多所指正。
在此同時要特别感謝布魯克—謝潑德及《星期日電報》的編輯們，是他們率先将蜜絲及她的日記介紹給英國讀者。
感謝蜜絲的女兒，亞曆山德拉·哈恩登不憚其煩準備完整的人名索引。
感謝埃利斯太太及凱恩太太耐心替我們打字。
感謝以下機構職員給我的協助：倫敦歌德學院、日内瓦聯合國圖書館（我的研究工作大多在該館完成）、倫敦威納圖書館、波恩德國外交部情報司、科布倫茨聯邦參議院資料館以及柏林美國資料中心。
喬治·瓦西裡奇科夫 1985年4月記于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