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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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秋，格蕾塔第二次去見波爾克教授。
她帶着一個螺旋筆記本，寫了一連串的問題。
現在這個季節，巴黎很灰暗，路邊的樹在風中抖落一身的樹葉。
女人走上街的時候，都忙着戴手套。
男人們冷得肩膀都聳到了耳朵邊。
他們在聖安東尼街上的一家咖啡館見面。
選了靠窗的桌子，格蕾塔能看到在地鐵附近來來往往的男人女人。
因為天氣的關系，大家臉上都是一副沮喪的表情。
波爾克教授早早等在那兒，那杯濃縮咖啡已經喝完了。
他好像對她的遲到很不滿。
格蕾塔解釋說，之前在畫一幅畫，得畫完；臨出門又接了個電話。
而波爾克教授一動不動地坐着，面無表情，拿着一把不鏽鋼小刀，修着指甲。
格蕾塔覺得這位教授挺英俊的。
一張長臉，下巴有點下陷，像一枚蘋果的底部。
因為腿太長，膝蓋沒法放到桌子下面。
桌面是圓的，有一點污迹，大理石已經有了劃痕，邊緣的一圈黃銅也生了鏽，很粗糙。
格蕾塔覺得斜身和波爾克教授說話很不舒服，因為有些脫落的黃銅片會戳到她的胳膊下面。
“我能幫助你丈夫。
”波爾克教授說。
他腳邊的包上有金色的搭扣和半圓形的提手。
格蕾塔心想，會不會一切很簡單，波爾克教授拿着這個黑包，去到家裡，和埃納爾待上幾個小時，就完事了。
她告訴自己，肯定不可能這樣，但又從内心裡希望可以這樣。
就像她有時候希望卡萊爾多往壞腿上搽一點精油，就會痊愈了；就像她從前希望泰迪·克羅斯長時間待在陽光下，就能讓所有的病痛都從骨髓裡蒸發掉。
“但我做完以後，他就不是你丈夫了。
”波爾克教授邊說邊打開那個包。
他拿出一本封面是綠色大理石紋紙的書，皮質的書脊已經破損，就像一把舊閱讀椅的椅面。
波爾克教授找到正确的頁碼，擡起頭。
格蕾塔與他四目相對，那一瞬間她心中仿佛有隻鳥兒掙脫了牢籠，翅膀一陣撲棱。
書頁上是男人身體的圖示，骨架和器官都一目了然。
還有各種繁複的線條，有的平行，有的相交，讓格蕾塔想起卡萊爾剛來時看的那本《巴黎及周邊地區》上的地圖。
波爾克教授解釋說，這個男性軀體代表着大多數成年男子。
畫面上的人雙臂伸展，生殖器像串葡萄似的懸挂着。
這一頁專門折了個角，到處都是鉛筆做的标記。
“你看，”波爾克教授說，“男性的骨盆是個空腔。
性器官都是挂在外面的。
骨盆裡都是腸子，打亂重排都沒問題。
” 格蕾塔又點了一杯咖啡，而且突然很想點一盤橘子來吃，那是能讓她想起帕薩迪納的食物。
“我很好奇，想看看你丈夫的骨盆。
”波爾克教授說。
格蕾塔感覺這麼說真是太奇怪了。
不過她挺喜歡波爾克教授這個人的，一開始好像冷冰冰的，越談越覺得親切。
他求學于維也納和柏林。
在柏林的夏裡特醫院，有為數不多的醫生發展了外科學和心理學的雙重專業，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戰時，他是個很年輕的外科醫生，身體還在發育，變聲期都還沒結束，就做了五百場截肢手術。
當然這要算上他割下來的那些手指。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那雙手因為提前爆炸的手榴彈已經幾乎沒救了，為了保手和保命，必須把手指割了。
戰場上波爾克的手術都是在帳篷裡做的。
門口的布簾随着炸彈爆炸而猛烈顫抖。
他在微弱的燭光下鎮定自若，為士兵們截肢保命。
救護隊員們擡着木闆做成的擔架來來往往，上面躺着的幾乎都是已經被槍炮開膛破肚的士兵。
半死的傷員不斷被擡到波爾克教授的手術台上，上面還浸着前面那個人的鮮血。
波爾克第一次接收這樣的傷員。
那個士兵的腹部已經被炸開了，内髒血肉模糊。
那時候波爾克完全不知所措。
但這個男人就在他眼前垂死掙紮，眼珠子翻來翻去，無聲地請求波爾克救他一命。
氣罐已經空了，沒法完全麻醉他。
于是波爾克拿起一塊紗布蓋住這個年輕士兵的臉，開始手術。
當時正值隆冬，冰雹不斷猛擊着帳篷，火把快要燃盡了，屍體像柴火一樣堆積着。
波爾克檢查了一下年輕士兵的狀況，事實上肝髒和腎都沒問題，隻要能把腸子理清楚，應該還有活下去的希望，盡管可能排便會受到永久性的影響。
鮮血浸透了波爾克的袖子，整整一個小時，他都沒把士兵臉上那塊紗布揭開。
因為，就算他已經暈過去了，感受不到痛苦，波爾克自己卻無法忍受他顫動的眼睑顯示的那種痛苦和絕望。
他很認真地進行手術，全程沒有看士兵的臉。
小時候，波爾克給豬剝過皮，士兵的内髒看上去和豬沒什麼區别：溫暖、光滑、黏稠。
仿佛手伸進了一鍋冬日炖菜裡。
夜逐漸深了，内髒處理好了。
然而刺骨的寒雨無情地越下越大。
波爾克開始拉扯士兵殘破的皮膚，進行傷口縫合。
接着來了一個護士，沙佩爾小姐，圍裙上全是血。
她照顧的病人剛剛把内髒全部吐在她身上，随即就死去了。
她用了半分鐘時間，擦了把臉，緊接着就來協助波爾克。
他們一起拉扯士兵的皮膚，從胸骨那裡一直生生拉到骨盆上面。
沙佩爾小姐把皮肉擠在一起，波爾克醫生用一根比鞋帶還要粗的繩子，穿刺着士兵的身體。
皮膚被拉得很緊，緊得好像帳篷裡那些凳子的帆布凳面。
那些凳子現在已經東倒西歪了，而在他們匆匆忙忙吃飯的地方，火爐的煙囪也已經熄滅了。
年輕人活了下來。
至少活到了被擡上救護車。
救護車上堆了好多擡病人的架子，這些架子讓波爾克想起過去常在憲兵廣場轉來轉去的面包車，售賣着每天新鮮出爐的面包。
那就是他每天的晚飯。
那時候波爾克還是個窮醫學生，立志成為全德國都敬仰的醫生。
“五百次截肢，五百條命。
”在聖安東尼街的咖啡館，波爾克醫生對格蕾塔說，“他們說我救了五百條命，但我不太确定。
她帶着一個螺旋筆記本，寫了一連串的問題。
現在這個季節，巴黎很灰暗，路邊的樹在風中抖落一身的樹葉。
女人走上街的時候，都忙着戴手套。
男人們冷得肩膀都聳到了耳朵邊。
他們在聖安東尼街上的一家咖啡館見面。
選了靠窗的桌子，格蕾塔能看到在地鐵附近來來往往的男人女人。
因為天氣的關系，大家臉上都是一副沮喪的表情。
波爾克教授早早等在那兒，那杯濃縮咖啡已經喝完了。
他好像對她的遲到很不滿。
格蕾塔解釋說，之前在畫一幅畫，得畫完；臨出門又接了個電話。
而波爾克教授一動不動地坐着，面無表情，拿着一把不鏽鋼小刀，修着指甲。
格蕾塔覺得這位教授挺英俊的。
一張長臉，下巴有點下陷，像一枚蘋果的底部。
因為腿太長，膝蓋沒法放到桌子下面。
桌面是圓的，有一點污迹，大理石已經有了劃痕，邊緣的一圈黃銅也生了鏽，很粗糙。
格蕾塔覺得斜身和波爾克教授說話很不舒服，因為有些脫落的黃銅片會戳到她的胳膊下面。
“我能幫助你丈夫。
”波爾克教授說。
他腳邊的包上有金色的搭扣和半圓形的提手。
格蕾塔心想，會不會一切很簡單，波爾克教授拿着這個黑包，去到家裡，和埃納爾待上幾個小時，就完事了。
她告訴自己，肯定不可能這樣，但又從内心裡希望可以這樣。
就像她有時候希望卡萊爾多往壞腿上搽一點精油，就會痊愈了；就像她從前希望泰迪·克羅斯長時間待在陽光下，就能讓所有的病痛都從骨髓裡蒸發掉。
“但我做完以後，他就不是你丈夫了。
”波爾克教授邊說邊打開那個包。
他拿出一本封面是綠色大理石紋紙的書，皮質的書脊已經破損，就像一把舊閱讀椅的椅面。
波爾克教授找到正确的頁碼，擡起頭。
格蕾塔與他四目相對，那一瞬間她心中仿佛有隻鳥兒掙脫了牢籠，翅膀一陣撲棱。
書頁上是男人身體的圖示，骨架和器官都一目了然。
還有各種繁複的線條，有的平行，有的相交，讓格蕾塔想起卡萊爾剛來時看的那本《巴黎及周邊地區》上的地圖。
波爾克教授解釋說，這個男性軀體代表着大多數成年男子。
畫面上的人雙臂伸展，生殖器像串葡萄似的懸挂着。
這一頁專門折了個角，到處都是鉛筆做的标記。
“你看，”波爾克教授說，“男性的骨盆是個空腔。
性器官都是挂在外面的。
骨盆裡都是腸子，打亂重排都沒問題。
” 格蕾塔又點了一杯咖啡，而且突然很想點一盤橘子來吃，那是能讓她想起帕薩迪納的食物。
“我很好奇，想看看你丈夫的骨盆。
”波爾克教授說。
格蕾塔感覺這麼說真是太奇怪了。
不過她挺喜歡波爾克教授這個人的，一開始好像冷冰冰的，越談越覺得親切。
他求學于維也納和柏林。
在柏林的夏裡特醫院，有為數不多的醫生發展了外科學和心理學的雙重專業，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戰時，他是個很年輕的外科醫生，身體還在發育，變聲期都還沒結束，就做了五百場截肢手術。
當然這要算上他割下來的那些手指。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那雙手因為提前爆炸的手榴彈已經幾乎沒救了，為了保手和保命，必須把手指割了。
戰場上波爾克的手術都是在帳篷裡做的。
門口的布簾随着炸彈爆炸而猛烈顫抖。
他在微弱的燭光下鎮定自若，為士兵們截肢保命。
救護隊員們擡着木闆做成的擔架來來往往，上面躺着的幾乎都是已經被槍炮開膛破肚的士兵。
半死的傷員不斷被擡到波爾克教授的手術台上，上面還浸着前面那個人的鮮血。
波爾克第一次接收這樣的傷員。
那個士兵的腹部已經被炸開了，内髒血肉模糊。
那時候波爾克完全不知所措。
但這個男人就在他眼前垂死掙紮，眼珠子翻來翻去，無聲地請求波爾克救他一命。
氣罐已經空了，沒法完全麻醉他。
于是波爾克拿起一塊紗布蓋住這個年輕士兵的臉，開始手術。
當時正值隆冬，冰雹不斷猛擊着帳篷，火把快要燃盡了，屍體像柴火一樣堆積着。
波爾克檢查了一下年輕士兵的狀況，事實上肝髒和腎都沒問題，隻要能把腸子理清楚，應該還有活下去的希望，盡管可能排便會受到永久性的影響。
鮮血浸透了波爾克的袖子，整整一個小時，他都沒把士兵臉上那塊紗布揭開。
因為，就算他已經暈過去了，感受不到痛苦，波爾克自己卻無法忍受他顫動的眼睑顯示的那種痛苦和絕望。
他很認真地進行手術，全程沒有看士兵的臉。
小時候，波爾克給豬剝過皮，士兵的内髒看上去和豬沒什麼區别：溫暖、光滑、黏稠。
仿佛手伸進了一鍋冬日炖菜裡。
夜逐漸深了，内髒處理好了。
然而刺骨的寒雨無情地越下越大。
波爾克開始拉扯士兵殘破的皮膚，進行傷口縫合。
接着來了一個護士，沙佩爾小姐，圍裙上全是血。
她照顧的病人剛剛把内髒全部吐在她身上，随即就死去了。
她用了半分鐘時間，擦了把臉，緊接着就來協助波爾克。
他們一起拉扯士兵的皮膚，從胸骨那裡一直生生拉到骨盆上面。
沙佩爾小姐把皮肉擠在一起，波爾克醫生用一根比鞋帶還要粗的繩子，穿刺着士兵的身體。
皮膚被拉得很緊，緊得好像帳篷裡那些凳子的帆布凳面。
那些凳子現在已經東倒西歪了，而在他們匆匆忙忙吃飯的地方，火爐的煙囪也已經熄滅了。
年輕人活了下來。
至少活到了被擡上救護車。
救護車上堆了好多擡病人的架子，這些架子讓波爾克想起過去常在憲兵廣場轉來轉去的面包車，售賣着每天新鮮出爐的面包。
那就是他每天的晚飯。
那時候波爾克還是個窮醫學生，立志成為全德國都敬仰的醫生。
“五百次截肢，五百條命。
”在聖安東尼街的咖啡館，波爾克醫生對格蕾塔說，“他們說我救了五百條命，但我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