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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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塔·韋格納，二十九歲，畫家，美國加州人。
她娘家的姓氏是華德。
祖父愛普斯利·哈文·華德，手裡有大片土地，是個富翁。
父親小愛普斯利，經營一片橘園，比父輩更為富有。
格蕾塔十歲移居丹麥，在這之前，她沒怎麼離開過帕薩迪納，最遠也隻去過舊金山。
在那裡的某一天，她在諾布山上利茲阿姨的房子前玩滾環遊戲，不小心把雙胞胎弟弟卡萊爾推到路中間。
卡萊爾被一輛老式汽車撞倒了，萬幸保住了性命，隻是皮膚上永久留下一條長長的刺眼凹痕。
有的人說，車禍後他整個人都變了。
後來，長大一些的格蕾塔說，卡萊爾從來沒有過她所謂的“西方精氣神”。
“華德家的有些人生來就有”，十歲的時候，已經身材高挑的她站在去丹麥的甲闆上，一邊練習着丹麥語，一邊下了結論：“而有些生來就缺。
”丹麥人當然是沒有“西方精氣神”的；他們又幹嗎要有呢？所以格蕾塔原諒了他們，至少大多數時候是一種寬仁的态度。
她最寬容遷就的就是埃納爾，她的第一個藝術教授和第二任丈夫。
1925年春天，他們已經結婚六年多了。
有的時候，早晨醒來，格蕾塔恍惚覺得兩人才結婚六個星期；有的時候，她又覺得已經走過了漫長的六個生死輪回。
埃納爾與格蕾塔的初見，是在丹麥皇家藝術學院。
那天是1914年9月1日，德皇的軍隊不久前才轟隆而過盧森堡與比利時的山河。
格蕾塔正值十七妙齡，而埃納爾二十多歲，已經是繪畫講師了。
在一群十幾歲的鮮衣少年中，這個單身漢總是一副手足無措的害羞樣子。
而那時的她就已經長成，肩膀寬寬的，坐立行走都還能看出小時候在馬背上的英姿。
她任由頭發肆意生長，已經長及腰背，在當時哥本哈根的街頭巷尾是相當惹眼的，甚至有點“風騷”。
丹麥人沒怎麼給她眼色看，畢竟她來自美國加州。
幾乎沒人去過那裡，但他們可以想象，和格蕾塔一樣的人住在露天的房子裡，頭頂是高大的椰棗樹，大塊大塊的金子就從花園裡的黑土地下面不斷地冒出來。
有一天格蕾塔拔掉了自己的眉毛，就再也沒長出來過。
不過在她看來反倒輕松，省了個大麻煩。
每天早上她會自己找合适的位置畫上假眉毛。
用的是在瑪格辛百貨商店三樓買的專用蠟筆。
三樓的商店都沒有窗戶，各種有“難言之隐”的女人都會偷偷跑去那裡買些解決問題的用品。
格蕾塔有個壞習慣，每次看書的時候就不由自主地去擠鼻子上的黑頭，結果現在留下了幾個再也抹不去的小小疤痕，讓她一直耿耿于懷。
她覺得自己是哥本哈根個子最高的女孩，這可說不定，還有格蕾特·詹森呢，那是出了名的美女，身材高大，卻又十分柔軟；她是市長的情人，長期住在英格蘭酒店，經常穿着鑲有水鑽的華美衣裙來來往往，出入于大大小小的商店，每天即使是慵懶的午間，也穿得光彩照人的。
另外，格蕾塔還自視為這座城裡最不可能結婚的女人。
曾經有好些年輕男人邀請她去看芭蕾舞表演，或者去克裡斯欽港的運河裡駕船。
他們出身都不錯，比如那個長着一張扁平臉的丹麥男人，來自一個沒落貴族家庭；還有那個美國鋼鐵巨頭家的公子，正在環遊歐洲過他的“逍遙年”。
不過格蕾塔的第一反應永遠是：你可抓不住我。
她立志做個女學者：永遠保持着年輕的心境，白天在光線充足的窗邊盡情作畫；唯一的社交就是午夜在她最喜歡的塞巴斯蒂安酒吧和七八好友小酌兩杯香甜的櫻桃酒。
等淩晨一點，闆着臉的警察出現催促酒吧打烊，大家就各回各家。
不過，就連格蕾塔也明白，這種想法不僅愚蠢，而且不可能實現。
唉，别人是不會允許年輕的格蕾塔·華德小姐這樣生活的。
小時候，她常常在習字本上一遍一遍地寫“格蕾塔，格蕾塔，格蕾塔”。
她有意不寫“華德”，想試試隻做一個單純的“格蕾塔”是什麼感覺。
沒人會隻叫她的名字。
她羞于對任何新認識的朋友說起自己的姓氏。
就算後來長大成熟了一些，青春期的她也從不願意和這個姓氏發生任何聯系。
她特别鄙視那些過分依賴家族祖輩的人。
這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十歲的時候，她來丹麥，是因為手長腳長、留着大胡子的父親要到這裡的大使館就職。
“你幹嗎要去？”當父親告訴格蕾塔自己有新工作時，格蕾塔這樣問道。
“乖，格蕾塔，”媽媽立刻說，“你要聽話。
他是你爸爸。
”格蕾塔那時候已經忘了，父親的母親，也就是她的祖母，就是丹麥人。
祖母叫格爾達·卡爾森，格蕾塔的名字也是取了她名字的諧音。
這個丹麥女人有一頭榉木色的金發，閃着淡淡的光澤。
她成長在丹麥東部，波羅的海邊的博恩霍爾姆島，總是在耳朵後面插着鮮紅的罂粟花，這也是後人津津樂道的一點。
更為後人津津樂道的是，她成為家裡第一個離開這個海島的人。
她沒有像島上大多數立志抛開家庭出去闖蕩一番的年輕人一樣去哥本哈根，而是登上了前往南加州的航船。
那個年代，對于一大家子人來說，這就好像說你要去月球定居似的。
她找到了合适的牧場，幹了幾年喂馬的工作。
此時老愛普斯利·華德注意到了她。
很快，這個來自博恩霍爾姆島，長發一直垂到臀部，總是插着紅色罂粟花的高大女子就成了加利福尼亞的女家長。
格蕾塔不得不承認，當父親告訴她一家人要回到丹麥時，她竟然沒想到祖母，這實在有點沒心沒肺。
她沒意識到這是父親對自己母親的一種追思和補償。
有着碧藍雙眼的格爾達·卡爾森·華德不幸芳年早逝。
那天，兒子小愛普斯利——那時還很年輕，帶着她去帕薩迪納的阿羅約塞科峽谷邊拍照。
沒想到，母親腳下的土地突然松動，她被卷入深深的峽谷中，掉到一棵盤根錯節的無花果樹上，被一根“Y”形的枝丫穿膛而死。
1914年秋天的皇家藝術學院，行走其中的格蕾塔覺得，大多數人，尤其是學校那些行政人員，大概私下裡都會議論兩件事：一件是剛剛打響的大戰，一件就是她。
不管去哪兒，隻要她甩着彗星尾巴一樣的金色長發一出現，就能引起一陣竊竊私語。
在故鄉南加州，這種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也就是去年吧，放暑假時她回了帕薩迪納，整日打網球，上馬術課。
一天她突然注意到那個開屠宰車的男孩子。
一頭卷曲的黑發，伸出一隻溫暖的大手，把她拉上車，讓她坐在鋪了木闆的副駕駛上。
兩人去威爾希爾大道跑了個來回。
她注視着他熟練操作着鐵鉗，在漢考克公園沿線的住家卸下牛裡脊和一塊塊羊羔肉。
回
她娘家的姓氏是華德。
祖父愛普斯利·哈文·華德，手裡有大片土地，是個富翁。
父親小愛普斯利，經營一片橘園，比父輩更為富有。
格蕾塔十歲移居丹麥，在這之前，她沒怎麼離開過帕薩迪納，最遠也隻去過舊金山。
在那裡的某一天，她在諾布山上利茲阿姨的房子前玩滾環遊戲，不小心把雙胞胎弟弟卡萊爾推到路中間。
卡萊爾被一輛老式汽車撞倒了，萬幸保住了性命，隻是皮膚上永久留下一條長長的刺眼凹痕。
有的人說，車禍後他整個人都變了。
後來，長大一些的格蕾塔說，卡萊爾從來沒有過她所謂的“西方精氣神”。
“華德家的有些人生來就有”，十歲的時候，已經身材高挑的她站在去丹麥的甲闆上，一邊練習着丹麥語，一邊下了結論：“而有些生來就缺。
”丹麥人當然是沒有“西方精氣神”的；他們又幹嗎要有呢？所以格蕾塔原諒了他們，至少大多數時候是一種寬仁的态度。
她最寬容遷就的就是埃納爾，她的第一個藝術教授和第二任丈夫。
1925年春天，他們已經結婚六年多了。
有的時候，早晨醒來，格蕾塔恍惚覺得兩人才結婚六個星期；有的時候，她又覺得已經走過了漫長的六個生死輪回。
埃納爾與格蕾塔的初見，是在丹麥皇家藝術學院。
那天是1914年9月1日，德皇的軍隊不久前才轟隆而過盧森堡與比利時的山河。
格蕾塔正值十七妙齡，而埃納爾二十多歲，已經是繪畫講師了。
在一群十幾歲的鮮衣少年中，這個單身漢總是一副手足無措的害羞樣子。
而那時的她就已經長成，肩膀寬寬的，坐立行走都還能看出小時候在馬背上的英姿。
她任由頭發肆意生長，已經長及腰背，在當時哥本哈根的街頭巷尾是相當惹眼的，甚至有點“風騷”。
丹麥人沒怎麼給她眼色看，畢竟她來自美國加州。
幾乎沒人去過那裡，但他們可以想象，和格蕾塔一樣的人住在露天的房子裡，頭頂是高大的椰棗樹，大塊大塊的金子就從花園裡的黑土地下面不斷地冒出來。
有一天格蕾塔拔掉了自己的眉毛，就再也沒長出來過。
不過在她看來反倒輕松，省了個大麻煩。
每天早上她會自己找合适的位置畫上假眉毛。
用的是在瑪格辛百貨商店三樓買的專用蠟筆。
三樓的商店都沒有窗戶，各種有“難言之隐”的女人都會偷偷跑去那裡買些解決問題的用品。
格蕾塔有個壞習慣，每次看書的時候就不由自主地去擠鼻子上的黑頭，結果現在留下了幾個再也抹不去的小小疤痕，讓她一直耿耿于懷。
她覺得自己是哥本哈根個子最高的女孩，這可說不定，還有格蕾特·詹森呢，那是出了名的美女，身材高大，卻又十分柔軟；她是市長的情人，長期住在英格蘭酒店，經常穿着鑲有水鑽的華美衣裙來來往往，出入于大大小小的商店，每天即使是慵懶的午間，也穿得光彩照人的。
另外，格蕾塔還自視為這座城裡最不可能結婚的女人。
曾經有好些年輕男人邀請她去看芭蕾舞表演，或者去克裡斯欽港的運河裡駕船。
他們出身都不錯，比如那個長着一張扁平臉的丹麥男人，來自一個沒落貴族家庭；還有那個美國鋼鐵巨頭家的公子，正在環遊歐洲過他的“逍遙年”。
不過格蕾塔的第一反應永遠是：你可抓不住我。
她立志做個女學者：永遠保持着年輕的心境，白天在光線充足的窗邊盡情作畫；唯一的社交就是午夜在她最喜歡的塞巴斯蒂安酒吧和七八好友小酌兩杯香甜的櫻桃酒。
等淩晨一點，闆着臉的警察出現催促酒吧打烊，大家就各回各家。
不過，就連格蕾塔也明白，這種想法不僅愚蠢，而且不可能實現。
唉，别人是不會允許年輕的格蕾塔·華德小姐這樣生活的。
小時候，她常常在習字本上一遍一遍地寫“格蕾塔，格蕾塔，格蕾塔”。
她有意不寫“華德”，想試試隻做一個單純的“格蕾塔”是什麼感覺。
沒人會隻叫她的名字。
她羞于對任何新認識的朋友說起自己的姓氏。
就算後來長大成熟了一些，青春期的她也從不願意和這個姓氏發生任何聯系。
她特别鄙視那些過分依賴家族祖輩的人。
這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十歲的時候，她來丹麥，是因為手長腳長、留着大胡子的父親要到這裡的大使館就職。
“你幹嗎要去？”當父親告訴格蕾塔自己有新工作時，格蕾塔這樣問道。
“乖，格蕾塔，”媽媽立刻說，“你要聽話。
他是你爸爸。
”格蕾塔那時候已經忘了，父親的母親，也就是她的祖母，就是丹麥人。
祖母叫格爾達·卡爾森，格蕾塔的名字也是取了她名字的諧音。
這個丹麥女人有一頭榉木色的金發，閃着淡淡的光澤。
她成長在丹麥東部，波羅的海邊的博恩霍爾姆島，總是在耳朵後面插着鮮紅的罂粟花，這也是後人津津樂道的一點。
更為後人津津樂道的是，她成為家裡第一個離開這個海島的人。
她沒有像島上大多數立志抛開家庭出去闖蕩一番的年輕人一樣去哥本哈根，而是登上了前往南加州的航船。
那個年代，對于一大家子人來說，這就好像說你要去月球定居似的。
她找到了合适的牧場，幹了幾年喂馬的工作。
此時老愛普斯利·華德注意到了她。
很快，這個來自博恩霍爾姆島，長發一直垂到臀部，總是插着紅色罂粟花的高大女子就成了加利福尼亞的女家長。
格蕾塔不得不承認，當父親告訴她一家人要回到丹麥時，她竟然沒想到祖母，這實在有點沒心沒肺。
她沒意識到這是父親對自己母親的一種追思和補償。
有着碧藍雙眼的格爾達·卡爾森·華德不幸芳年早逝。
那天，兒子小愛普斯利——那時還很年輕，帶着她去帕薩迪納的阿羅約塞科峽谷邊拍照。
沒想到，母親腳下的土地突然松動，她被卷入深深的峽谷中，掉到一棵盤根錯節的無花果樹上，被一根“Y”形的枝丫穿膛而死。
1914年秋天的皇家藝術學院，行走其中的格蕾塔覺得，大多數人，尤其是學校那些行政人員，大概私下裡都會議論兩件事：一件是剛剛打響的大戰，一件就是她。
不管去哪兒，隻要她甩着彗星尾巴一樣的金色長發一出現，就能引起一陣竊竊私語。
在故鄉南加州，這種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也就是去年吧，放暑假時她回了帕薩迪納，整日打網球，上馬術課。
一天她突然注意到那個開屠宰車的男孩子。
一頭卷曲的黑發，伸出一隻溫暖的大手，把她拉上車，讓她坐在鋪了木闆的副駕駛上。
兩人去威爾希爾大道跑了個來回。
她注視着他熟練操作着鐵鉗，在漢考克公園沿線的住家卸下牛裡脊和一塊塊羊羔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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