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德宗李适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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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哭得稀裡嘩啦，一副肝腸寸斷、悲痛欲絕的樣子，讓大夥忍不住渾身起雞皮疙瘩。
這一天，常衮照例在靈堂上哭得死去活來，甚至做暈厥倒地之狀，随從慌忙跑上去攙扶。
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
時任中書舍人的崔祐甫終于忍不住了，指着常衮對衆人說：“臣哭君前，卻要人攙扶，天下可有此等禮儀？”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個小小的中書舍人當衆揶揄，常衮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
但他還是顧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強忍着沒有發作。
同日，新君李适召集群臣開會，讨論各級官員服喪期限的問題，常衮抓住這個表現機會，一再強調：“先帝遺诏雖說‘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但意思是指低級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
古時候每遇國喪，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禮制，如今皇上須服喪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當如此。
” 百官聞言，心裡都在問候常衮的祖宗，可表面上還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這個首席宰相。
唯獨崔祐甫再次無視常衮的權威，冷笑着說：“先帝遺诏，并無朝臣和庶人之别。
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個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應遵從遺诏，一律服喪三日。
” 常衮開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釋義，‘吏’即‘胥吏’的簡稱，專指官員自行任命的僚屬，豈能與公卿百官相提并論？” 崔祐甫寸步不讓：“《左傳》中有一句話，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
難道史書上常說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衮發現自己掉書袋比不過崔祐甫，趕緊轉移方向：“禮法不外乎人情。
當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與尋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禮，于心何忍，于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發出冷笑：“常大人堅持這麼說，将置先帝遺诏于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猶能随便改動，天下還有什麼不能改的？” 常衮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沒有人臣之禮。
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責常衮肆意曲解遺诏。
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頓時吵得不可開交。
新君李适冷冷地看着這一幕，心裡大為不悅，随即宣布會議解散。
常衮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臉面、當衆死磕，難道僅僅是單純的禮法之争嗎？ 如果你這麼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爆發程度不同的禮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權力之争。
換句話說，所謂的祖宗禮法，往往隻是政客們用來争權奪利的工具罷了。
常衮和崔祐甫之争，當然也不會例外。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來已久。
說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亂後的變遷。
玄宗時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最高長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書門下三品”銜的六部大臣構成，而在初唐時期作為當然宰相的尚書左、右仆射，此時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
從安史之亂起，為了适應急劇變化的形勢，李唐朝廷開始把中書令、侍中這兩個職銜拿來加授給一些功臣元勳，使得這兩個宰相職位逐漸有了虛銜的性質。
到了代宗大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進一步将中書令和侍中升格為正二品（原為正三品），從此這兩個職銜就徹底變成了虛銜。
相應地，原中書、門下兩省的副職——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為正三品，成為兩省的最高長官。
此後，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分别加“同平章事”銜來擔任，其他的低階官員（四品或五品）隻要加“同平章事”銜，也可不問資曆，直接拔擢進入宰相班子。
很顯然，這樣的變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
戰争和叛亂此起彼伏，朝廷權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樞政治的運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須形成一套靈活簡便的新的宰相制
這一天，常衮照例在靈堂上哭得死去活來，甚至做暈厥倒地之狀，随從慌忙跑上去攙扶。
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
時任中書舍人的崔祐甫終于忍不住了，指着常衮對衆人說：“臣哭君前，卻要人攙扶，天下可有此等禮儀？”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個小小的中書舍人當衆揶揄，常衮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
但他還是顧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強忍着沒有發作。
同日，新君李适召集群臣開會，讨論各級官員服喪期限的問題，常衮抓住這個表現機會，一再強調：“先帝遺诏雖說‘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但意思是指低級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
古時候每遇國喪，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禮制，如今皇上須服喪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當如此。
” 百官聞言，心裡都在問候常衮的祖宗，可表面上還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這個首席宰相。
唯獨崔祐甫再次無視常衮的權威，冷笑着說：“先帝遺诏，并無朝臣和庶人之别。
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個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應遵從遺诏，一律服喪三日。
” 常衮開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釋義，‘吏’即‘胥吏’的簡稱，專指官員自行任命的僚屬，豈能與公卿百官相提并論？” 崔祐甫寸步不讓：“《左傳》中有一句話，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
難道史書上常說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衮發現自己掉書袋比不過崔祐甫，趕緊轉移方向：“禮法不外乎人情。
當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與尋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禮，于心何忍，于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發出冷笑：“常大人堅持這麼說，将置先帝遺诏于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猶能随便改動，天下還有什麼不能改的？” 常衮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沒有人臣之禮。
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責常衮肆意曲解遺诏。
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頓時吵得不可開交。
新君李适冷冷地看着這一幕，心裡大為不悅，随即宣布會議解散。
常衮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臉面、當衆死磕，難道僅僅是單純的禮法之争嗎？ 如果你這麼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爆發程度不同的禮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權力之争。
換句話說，所謂的祖宗禮法，往往隻是政客們用來争權奪利的工具罷了。
常衮和崔祐甫之争，當然也不會例外。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來已久。
說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亂後的變遷。
玄宗時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最高長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書門下三品”銜的六部大臣構成，而在初唐時期作為當然宰相的尚書左、右仆射，此時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
從安史之亂起，為了适應急劇變化的形勢，李唐朝廷開始把中書令、侍中這兩個職銜拿來加授給一些功臣元勳，使得這兩個宰相職位逐漸有了虛銜的性質。
到了代宗大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進一步将中書令和侍中升格為正二品（原為正三品），從此這兩個職銜就徹底變成了虛銜。
相應地，原中書、門下兩省的副職——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為正三品，成為兩省的最高長官。
此後，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分别加“同平章事”銜來擔任，其他的低階官員（四品或五品）隻要加“同平章事”銜，也可不問資曆，直接拔擢進入宰相班子。
很顯然，這樣的變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
戰争和叛亂此起彼伏，朝廷權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樞政治的運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須形成一套靈活簡便的新的宰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