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節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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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卑鄙,奧德·漢得森是我遇到過的最卑鄙的人。

     我說的是一個十二歲的男孩,而不是某個有時間将天生的邪惡性情演化成熟的大人。

    至少,1932年奧德有十二歲,那時我們都在亞拉巴馬鄉下的一個小鎮學校上二年級。

     他長了一副高出實際年齡的個頭,瘦瘦的,土紅色的頭發,細眯的黃眼睛,在所有同班同學中鶴立雞群——本來就是怎麼着也會比我們高,因為我們這些人都隻有七八歲。

    奧德一年級留級兩次,現在上的是第二個二年級。

    這樣難堪的紀錄不是因為笨。

    奧德很聰明,也許狡猾是更合适的詞。

    但他很像漢得森家的其他人。

    那一家人是懶怠而乖戾的一夥(一家十口,達德·漢得森除外,他是個私酒販子,常年蹲監獄。

    全家都擠在一個黑人教堂旁邊的四間房的屋子裡),每個人都随時準備對你使壞。

    奧德還不是這群人裡最壞的。

    兄弟,是說明一些問題的。

     我們學校許多小孩來自比漢得森更窮的家庭;奧德至少還有一雙鞋,而有的男生,還有女生,不得不在最惡劣的天氣裡也打赤腳上學——可見大蕭條如何嚴重地沖擊了亞拉巴馬,但沒有人,不管是誰都不會像奧德看上去那樣潦倒落魄,一個瘦骨伶仃、長着雀斑的稻草人,穿着撿來的一身汗臭的工裝,連串在鍊條上的囚犯都會覺得那樣的衣服丢人。

    如果他不是那麼可恨,你都可能會很同情他。

    可所有的孩子,不光是我們小的,還有跟他同齡或比他大的,都怕他。

     沒有人敢和他來上一架,除了有一次,一個叫安·卷包·芬奇伯格的女孩,碰巧是鎮上另一霸。

    卷包,那個又矮又壯的假小子,在一個沉悶上午的課間休息時段,以一種混不吝的角鬥技巧,從後面撲向奧德。

    三個教師花了好長時間才把他們拉開,那三個人肯定都巴不得這兩個格鬥者相互殺死對方。

    結果是個平局。

    卷包失去了一顆牙齒和一半頭發,左眼一團青腫(她後來就再也沒法看清楚了);奧德的傷包括一個破裂的大拇指,還有幾道要陪他到蓋棺之日的抓痕。

    後來的幾個月裡,奧德耍出各種花招去激卷包和他再度比試。

    但卷包已經嘗過苦頭,和他保持着安全距離。

    我也會這麼做,但漢得森卻不會因此放過我。

    哎,我是奧德無情注意力的目标。

     相對于那個年代和那個地方來說,我可說是相當富有。

    我居住的高大鄉間老宅院,位于鎮上緊鄰森林和農場的一頭。

    宅子屬于我的遠房親戚們,一些上了年紀的表親,三個老處女和她們的光棍哥哥,把我收留在他們的屋檐下,因為我的直系親屬之間出了一點亂子,撫養權之争吧,因為這些原因,我流落到了這有點古怪的亞拉巴馬一家人中間。

    但我在那裡沒有不快樂。

    事實上,那幾年當中的一些片段成為一個本來可能會很不幸的童年的最快樂的時光,主要是因為幾個表親裡最年輕的那個,一個六十來歲的婦人,做了我第一個朋友。

    因為她本身就是個小孩(許多人認為她連孩子都不如,悄悄地議論她,似乎她是那個可憐但友好的萊斯特的孿生姐妹。

    萊斯特常常帶着甜蜜而茫然的表情在街上遊蕩)。

    她理解孩子,也絕對理解我。

     也許一個小男孩把一個老處女當作朋友有點奇怪,但我倆的前景和背景看上去都不太尋常,所以不可避免地,從各自的孤寂中走到了一起,分享一份友誼。

    除了在學校的幾小時,我們三個,我、老奎妮(一頭活潑的小捕鼠?)和蘇柯小姐(所有人都這麼叫她)總是待在一起。

    我們在林子裡尋找草藥,到遙遠的溪水中去釣魚(用榨幹的甘蔗稈當魚竿),采集稀奇的蕨類和青枝綠葉,移栽到鐵皮桶和夜壺中,種成一片藤繁葉茂。

    但我們的主要活動場地還是廚房,一個鄉間老宅的廚房,一個燒木頭的黑色大烤爐占據着主要位置,因此那裡常常顯得既明媚又陰暗。

     像含羞蕨一樣敏感的蘇柯小姐,是一個從未踏出過本縣邊界的隐士,一點也不像她的哥哥和姐姐們。

    兩個姐姐是非常實際、有點男子氣的女人,經營着一家幹貨店和幾項别的投機生意。

    哥哥B叔,擁有幾個散布在鄉間各處的棉花農場。

    因為拒絕開汽車,并且忍受不了和任何機動器械的接觸,他成天騎在馬背上從一處産業轉到另一處。

    他是一個好人,但很沉默:他咕哝着說“是”和“不”,除了進食之時,真的從沒張開過嘴巴。

    每頓飯他都有着亞拉斯加灰熊經過了一個冬天的睡眠後的胃口,蘇柯小姐的任務就是喂飽他。

     早餐是我們的主餐。

    中餐(除星期天外)和晚餐都很随意,經常是吃早上剩下來的東西。

    早上五點半就被迅捷地端上來的早餐,都是一些常見的飽腹之物。

    對黎明筵席上的那些火腿、炸雞、炸豬排、炸鲶魚、炸松鼠(得當令才有)、炸雞蛋、澆肉鹵的玉米片粥、黑眼豆、羽衣甘藍和甘藍酒(可以将玉米面包掰碎泡在裡面)、面餅、重油蛋糕、煎餅、糖蜜、連窩摘的蜂蜜、家制果醬和果凍、甜牛奶、多脂奶、燙得要命的菊苣口味的咖啡,到現在我還保留着一種懷舊式的饑餓感。

     主廚和她的助手,奎妮和我,每天四點鐘就起來生爐火,擺餐桌,張羅起所有的事情。

    那個鐘點起床并不像聽上去那麼艱辛,我們習慣了,而且我們總是太陽一下山,鳥兒一歸林便上床。

    而且,我朋友并不像她看上去那樣嬌弱,雖然幼時生過病,背有點佝,但她的手和腿都很有力。

    她能輕巧地走動,想快就快,在打了蠟的廚房地闆上把腳上一直穿的磨開了邊的網球鞋踩得吱扭響。

    她的臉很特别,輪廓纖細又笨拙,雙眼年輕而美麗,流露出一種堅韌氣質,表明這張臉更多地受到的是内心精神的照耀,而不僅僅是健康生機的外在反映。

     按照不同季節和B叔農場雇的人手多少而定,有時圍坐在黎明筵席上的人多達十五個。

    我們要管雇來的人每天一頓熱飯,這算一部分工錢。

    按照預計,一個黑女人被請過來幫忙洗碗、鋪床、打掃和漿洗,可她很懶,做事也不牢靠,但卻是蘇柯小姐終生的朋友。

    也就是說,我朋友沒想過要換掉她,隻是自己把事情都做了。

    她要砍柴,照管一大群雞、火雞和豬,洗涮,掃灰,縫補。

    可是我放學回家以後,她還總是很想陪我玩——玩一種叫教士牌的牌,跑出去采蘑菇,或者打上一通枕頭仗,或者坐在光線漸漸暗淡的下午的廚房裡,輔導我的家庭作業。

     她喜歡盯着我的課本看,尤其是地圖冊。

    (“哦,巴迪,”她會這麼說,因為她管我叫巴迪,“想想,一個叫的的喀喀的湖。

    世界上真有這麼個地方。

    ”)我的教育也成了她的教育。

    因為小時候的病,她幾乎沒上過學。

    她的字寫得歪歪扭扭,犬牙交錯,拼寫也高度個人化,很多時候隻是按照讀音蒙蒙。

    我那時讀寫已經比她流暢了(雖然她每天都要“研讀”一章《聖經》,也從來不會漏看《小孤女安妮》、《卡琛加墨孩子》之類牟拜爾報紙上刊登的連環畫)。

    “我們的”成績報告單會讓她非常來勁和得意(“天哪,巴迪!五個A啊!數學也是,我沒奢望我們數學都能拿A”)。

    她的一大困惑就是,為什麼我讨厭學校,為什麼某些早晨我會哭着求B叔,家裡做主的人,讓我待在家裡。

     當然那不是因為我讨厭學校。

    我讨厭的是奧德·漢得森。

    他發明的那些折磨人的招數!比如,他經常會在一棵遮暗一邊操場的大水栎樹的樹蔭下守着我。

    手拿一個紙袋,裡面裝着他上學路上摘的蒼耳。

    想跑赢他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像一條盤蛇那麼快;像一條響尾蛇一樣,他擊中我,把我拍倒在地,小眯眼快活地放着光,把刺果揉進我的頭皮裡。

    通常會有一圈小孩在旁圍觀取笑,或者說裝出取笑的樣子,他們不是真的覺得好笑,隻是被奧德吓得,想要讨好他。

    後來我躲到一個男廁所裡,把纏在頭發上的蒼耳弄下來。

    那東西似乎永遠也弄不下來,這就意味着我總是會錯過預備鈴。

     我們二年級的老師,阿姆斯特朗小姐很有同情心,因為她懷疑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我連續的拖沓終于使她忍不住了,在全班人面前向我發火:“小自大狂先生,他的頭多大啊。

    鈴響過二十分鐘才優哉遊哉轉進來。

    半小時了。

    ”聽到這裡我控制不住了,指着奧德·漢得森叫道:“沖他喊。

    該受批評的是他。

    狗娘養的。

    ” 我知道很多罵人的話,可是聽到自己的聲音在一片可怕的寂靜中回響,還是吓了一跳。

    阿姆斯特朗小姐緊攥着一把重尺朝我走過來,說:“伸出手,先生。

    掌心朝上,先生。

    ”然後,奧德·漢得森臉上泛出尖酸的笑意在一旁觀看。

    她用銅邊尺狠狠擊打我的手掌,直到教室在我的視線裡變得模糊。

     奧德加諸我的那些頗具想象力的懲罰方式能夠用小号字體印滿一整頁,但我最憎恨和最郁悶的是他引發的那種暗無天日的感覺。

    有次,他把我按在牆上,我就直接問他我做了什麼讓他如此讨厭我。

    他忽然松開手,放掉我,說:“你這個娘娘腔。

    我就想修理你一下。

    ”他是對的,我是有點女氣,他這麼一說,我意識到沒什麼可以改變他對我的判斷,隻能自己堅強一點,接受并捍衛這個事實。

     可是隻要回到溫暖而甯靜的廚房,在那裡,奎妮可能在啃一塊挖出來的舊骨頭,而我朋友則手持一塊餡餅皮在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