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喪失甲馬紙的男人
關燈
小
中
大
一九七五年的潑水節，在安紅石的記憶裡鮮明如昨。
潑水節是傣族人在四月的春節，她作為知青到東風農場已進入第七個年頭，卻是第一次參加這個當地最大的節日。
和其他知青一樣，對她來說，日子幾乎總是前一天的翻版，就像一條乏味的看不到盡頭的直線。
但似乎就是從潑水節的那天起，時間的密度和質地發生了變化，如同河流在雨季換上裹挾紅土的濁流，洶湧地撲向下遊。
那年，安紅石二十三歲，也許是環境磨人，她偶爾會感到自己過早地老了，一顆心沉甸甸的，全無二十出頭的活力。
她最好的朋友傅丹萍二十一歲，也和她一道經曆了潑水節的種種。
回望一九七五年，安紅石能分毫不差地想起傅丹萍當時的模樣。
齊耳短發，幽深的杏眼，笑的時候，一顆虎牙俏皮地閃現。
多年後，叫作“遊雅”的電台主持人矯正了那顆牙，笑容變得齊整，安紅石卻覺得好友因此少了些什麼。
當然，從傅丹萍到遊雅，其間的變化遠不止那一點牙尖。
在大勐龍參加潑水節的，是七分場合唱隊的一夥人，他們原本在荒僻的鄉下，進城過節純屬偶然。
就連合唱團的興起，也是偶然。
追根溯源，是傅丹萍促成了他們這支小團體。
丹萍有副好嗓子，和她一起出工，聽她唱歌，繁重的勞動仿佛也減輕了幾分。
尤其在雨季，穿着濕衣服在梯田上幹活，周圍被雨水和霧氣攪得一片朦胧，視野中隻有眼前的幾步路，同伴的身影被雨簾隔絕在外，鼻孔裡滿是植物濡濕的氣味。
偶然有人扯着嗓子和别人交談，隔着重重水霧和野草，聽不真切。
忽然間，丹萍唱起歌來。
她的嗓音并不特别清脆，而是又圓又潤，溫厚得像酒，穿透了空氣和植物的屏障，灑遍大半個山頭。
四連的知青們說，聽見她的歌聲遠遠傳來，隻想把鋤頭和十字蒿一扔，躺下來看天，看雲。
她有時唱《長征組歌》，“索瑪花一朵朵，紅軍從咱家鄉過……”她還愛唱外國民歌，《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些她隻在連長不在的時候才唱。
有一次分場支書老芮在山腳下聽到她唱歌，便一步一腳泥走上來，站在旁邊聽了好久。
老芮說，有特長就要發揮嘛。
于是七分場成立了合唱隊，從各連隊抽調成員，利用工餘排練，還到其他分場搞巡回演出。
排練占用了本來就不多的個人時間，好處則是，合唱隊演出的日子，白天趕路，不幹活也算全勤。
換句話說，用唱歌抵開山挖土種樹等重體力勞動，是樁好買賣。
那些一開始嫌排練辛苦而退出的人，後來紛紛想回合唱隊，老芮說，革命工作是你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一律不批。
安紅石屬于“堅持”下來的人。
她的初衷也隻是和丹萍一起玩。
她的音色窄，不太适合唱歌，隻是因為音準咬得緊，倒也成了合唱隊的中堅分子。
潑水節的前一天，他們在大勐龍附近做了演出。
離分場場部最近的商業區叫作“小街”，從安紅石他們的四連走過去，需要兩個小時。
小街名副其實，僅有一條小小的街，開着幾爿店鋪，最重要的是有間郵局。
從小街再走大半天，便是大勐龍。
到大勐龍才算是進城了，雖然也不過是個路口，有幾排磚房，用作商店和辦公。
帶隊的老芮說，明天是潑水節，難得過節的時候在城裡，批你們一天假，大家玩一下，晚上再坐車回連隊吧。
可以玩，人人開心。
在招待所睡了個難得的懶覺起來，中午在街上吃了八分錢一碗的米幹，湯是鹽巴水，米幹上面有一勺花生碎，一勺辣椒油。
換成是幾年前，沒人看得上這樣粗陋的食物。
在連隊待久了，對吃的标準降到不能再低，合唱隊的衆人吃得歡暢極了。
要知道，連隊裡一年到頭是鹽水煮蔬菜，所謂蔬菜無非是茄子、南瓜、白蘿蔔。
中間有幾個月連蔬菜也斷檔，隻有被稱作“玻璃湯”的鹽巴湯。
偶爾湯裡漂着幾根蔫巴巴的韭菜，男知青們戲谑地取名為，九菜一湯。
六八年到農場的安紅石，比丹萍多喝了兩年玻璃湯。
安紅石經常覺得，來自市三女中的丹萍，适應力比自己好得多。
還記得丹萍剛來的時候，被夜裡在蚊帳上散步的老鼠吓得驚叫。
現在就算有一群老鼠在床底下和頭頂上打架，她也隻是翻個身，繼續睡。
丹萍她們那批知青是“一片紅”，初中畢業後沒有選擇，全都要作為知識青年奔赴東北或大西南。
安紅石自己原本可以賴在上海的，她的一些高中同學也是那麼做的。
病假，托關系，辦法有的是。
她當時純屬意氣，不想留在空蕩蕩的家裡。
媽媽在隔離審查，家已經分崩離析，不知什麼時候會有決定性的一擊落下。
前些年，家裡一次次被抄，媽媽被那些造反小将逼着念毛主席語錄，中間不給水喝，念到喉嚨幹啞神經衰弱。
那時候安紅石就下定了決心，要離開家，離開充滿痛楚的回憶之地。
可是命運和安紅石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她在表格上填的是安徽，卻被分派到雲南西雙版納。
她在出發前去申請換地方，負責人對她說，雲南多好啊，一年四季溫暖如春，頭頂芭蕉腳踩菠蘿。
她在心裡氣憤地說，你肯定沒去過雲南吧！我的親媽就是從那裡回來的。
冬天也冷的好嗎！ 至少那個負責人說對了一件事，西雙版納的冬天算得上暖和。
不過，這裡并非瓜果遍地的樂園，而是被崇山峻嶺遮蔽的偏僻之地。
知青們先坐火車，用了兩天三夜到昆明。
火車票四十二元五角，一筆巨款，好在可以報銷。
在昆明，他們被分派在雲南大學的禮堂和教室裡，席地而睡。
安紅石并不知道，她睡了幾個晚上的那間教室，離母親蘇懷殊當年上課和居住的地方，僅幾步之遙。
從昆明到西雙版納坐的是大卡車，他們的行李已被其他車輛運走。
年輕的男孩女孩擠在車鬥裡過了四天，全都灰頭土臉。
車經過大勐龍的時候正是早上，安紅石借着晨光看了眼貧瘠的街道，心想，真夠破的。
她不會想到，用不了一年，大勐龍在她的眼中就會成為遙不可及的繁華之地。
休息天最多走到小街，買東西，寄信，如果沒有順風車可搭，誰也不會特意去大勐龍。
作為最早的一批知青，他們的房子是自己搭建的。
在西雙版納蓋房子很簡單，粗竹做柱，竹片為牆。
床和蚊帳架子也是竹片搭的。
竹片牆在後來漸漸缺了口子，瘦的人可以伸進一隻胳膊。
要到幾年後，連隊人多了，才在連長和指導員的帶領下，由男知青們幫忙蓋起土壘牆的房屋。
那時候還要開山。
丹萍他們這些後來人比較幸運，不用經曆最艱難的起始階段。
砍樹，燒山。
一點點刀耕火種，從森林的腳下搶土地。
然後是為了種橡膠樹挖穴。
兩個人一組，一天要挖十二個近一米的穴，剛開始的幾天下來，手被鋤頭磨起了水泡，水泡疊加，又變成了血泡。
老工人教知青們，晚上用自制的藥膏敷手，說是等泡變成老繭，就不會那麼疼了。
後來安紅石也用同樣漠然的語氣，教導丹萍和其他幾個新來的知青。
安紅石到雲南後不久，收到媽媽的來信，才知道媽媽的去向确定了，是蘇北的農場。
說是接受再教育，實質是勞動教養。
媽媽在信裡寫道，好在蘇北離上海不遠。
而你去了那麼遠的地方，讓人挂心。
她忍不住想，她那個連飯也不會做、每天靠食堂生活的媽媽，曆經戰亂和人禍仍保持某種天真的四十五歲的女人，能勝任農場的繁重勞動嗎？比起擔心，她更多的是一種茫然。
不知道自己和媽媽的艱難日子，什麼時候才能到個頭。
到了一九七五年，安紅石比前幾年心灰意冷得多。
之前的探親讓她發現，媽媽是無論在怎樣的環境中都能保持樂觀的一個人。
樂觀得有點傻。
媽媽還把多年前雲南戀人留給她的那張甲馬紙給了安紅石。
媽媽說，我不信神，可我一直覺得，這張紙上承載了他的精神。
他是我見過最溫和也最有韌勁的人，有善念，為人着想多過為自己。
你不在我身邊的日子，我希望他能在冥冥中護佑你。
安紅石不願意接，她想說，真是的，也不想想我們家是為了誰被整成那樣——可她想到那張破紙是媽媽在抄家中小心藏存下來的，便還是收了起來。
潑水節沒有想象中的歡快氣氛。
他們吃完米幹，剛走了幾步，就遭到了一場襲擊。
冷水從不知哪個角落劈頭蓋臉地潑過來，合唱隊的人全被澆了個透濕。
安紅石的第一反應是罵人。
她環顧四周，發現襲擊者是幾個一絲不挂或隻穿條褲衩的孩子，他們身後還有兩個穿緊身上衣的傣族女孩，衣服凸顯出脹鼓鼓的胸部，正在交頭接耳地說笑。
少女和孩子們的手裡是盆盆罐罐，孩子們也在笑，露出換牙的粉色牙龈。
“說潑就潑都沒個提示啊。
”有個男知青感慨道。
“就當洗澡好了。
”另一個人無奈地說。
他們商量了一下，覺得一群人目标太大，最好分頭走。
正午的太陽照着幾個濕淋淋的人，更顯出他們頭發貼腦門的狼狽。
女知青身上，的确良襯衫濕若無物，露出内衣的白色輪廓。
安紅石自己不大在意，同時注意到，丹萍的臉紅了。
她跑到那兩個傣族女孩們身旁，問她們可不可以借身衣服。
知青們當中，幾乎沒人有安紅石這樣的語言天賦，她不僅會說簡單的傣語，彜族話、哈尼族話和布依族話也能講個幾句。
安紅石自己也認為，要不是生在這個無法念大學的年代，她一定會學幾門外語，做個專門的人才。
不一會兒，她和丹萍就穿上了幹淨的高腰筒裙和短上衣，換下的濕衣服晾在人家的院子裡。
她對女孩們頻頻表示感謝，說今晚離開前一定過來還衣服。
兩個人回到還沒散完的同伴們身旁，一個女知青說，臉皮厚就是好啊。
安紅石裝作沒聽見，拉着丹萍走了。
她倆在街上逛了兩圈，躲過一次襲擊，又被淋了一場。
傣族姑娘的上衣厚實，不會走光，反正天熱，曬曬也就幹了。
黃昏時分，街上的人越來越多，走路必須在人群中穿梭。
喇叭裡放着傣語，丹萍問講的是什麼，安紅石笑笑說，在念語錄呢。
她們站在高音喇叭底下的空地上，不斷有幾人一組的男人們過來，擡着竹子紮成的“高升”，當地的一種土焰火。
每當有人擡高升進場，人群就傳來一陣騷動。
安紅石心想，真是窮地方窮開心啊。
上海國慶節的焰火，你們看到的話不是要瘋掉了。
終于到了放焰火的時候。
命令是在她們視線之外的某個地方被下達的，高升周圍
潑水節是傣族人在四月的春節，她作為知青到東風農場已進入第七個年頭，卻是第一次參加這個當地最大的節日。
和其他知青一樣，對她來說，日子幾乎總是前一天的翻版，就像一條乏味的看不到盡頭的直線。
但似乎就是從潑水節的那天起，時間的密度和質地發生了變化，如同河流在雨季換上裹挾紅土的濁流，洶湧地撲向下遊。
那年，安紅石二十三歲，也許是環境磨人，她偶爾會感到自己過早地老了，一顆心沉甸甸的，全無二十出頭的活力。
她最好的朋友傅丹萍二十一歲，也和她一道經曆了潑水節的種種。
回望一九七五年，安紅石能分毫不差地想起傅丹萍當時的模樣。
齊耳短發，幽深的杏眼，笑的時候，一顆虎牙俏皮地閃現。
多年後，叫作“遊雅”的電台主持人矯正了那顆牙，笑容變得齊整，安紅石卻覺得好友因此少了些什麼。
當然，從傅丹萍到遊雅，其間的變化遠不止那一點牙尖。
在大勐龍參加潑水節的，是七分場合唱隊的一夥人，他們原本在荒僻的鄉下，進城過節純屬偶然。
就連合唱團的興起，也是偶然。
追根溯源，是傅丹萍促成了他們這支小團體。
丹萍有副好嗓子，和她一起出工，聽她唱歌，繁重的勞動仿佛也減輕了幾分。
尤其在雨季，穿着濕衣服在梯田上幹活，周圍被雨水和霧氣攪得一片朦胧，視野中隻有眼前的幾步路，同伴的身影被雨簾隔絕在外，鼻孔裡滿是植物濡濕的氣味。
偶然有人扯着嗓子和别人交談，隔着重重水霧和野草，聽不真切。
忽然間，丹萍唱起歌來。
她的嗓音并不特别清脆，而是又圓又潤，溫厚得像酒，穿透了空氣和植物的屏障，灑遍大半個山頭。
四連的知青們說，聽見她的歌聲遠遠傳來，隻想把鋤頭和十字蒿一扔，躺下來看天，看雲。
她有時唱《長征組歌》，“索瑪花一朵朵，紅軍從咱家鄉過……”她還愛唱外國民歌，《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些她隻在連長不在的時候才唱。
有一次分場支書老芮在山腳下聽到她唱歌，便一步一腳泥走上來，站在旁邊聽了好久。
老芮說，有特長就要發揮嘛。
于是七分場成立了合唱隊，從各連隊抽調成員，利用工餘排練，還到其他分場搞巡回演出。
排練占用了本來就不多的個人時間，好處則是，合唱隊演出的日子，白天趕路，不幹活也算全勤。
換句話說，用唱歌抵開山挖土種樹等重體力勞動，是樁好買賣。
那些一開始嫌排練辛苦而退出的人，後來紛紛想回合唱隊，老芮說，革命工作是你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一律不批。
安紅石屬于“堅持”下來的人。
她的初衷也隻是和丹萍一起玩。
她的音色窄，不太适合唱歌，隻是因為音準咬得緊，倒也成了合唱隊的中堅分子。
潑水節的前一天，他們在大勐龍附近做了演出。
離分場場部最近的商業區叫作“小街”，從安紅石他們的四連走過去，需要兩個小時。
小街名副其實，僅有一條小小的街，開着幾爿店鋪，最重要的是有間郵局。
從小街再走大半天，便是大勐龍。
到大勐龍才算是進城了，雖然也不過是個路口，有幾排磚房，用作商店和辦公。
帶隊的老芮說，明天是潑水節，難得過節的時候在城裡，批你們一天假，大家玩一下，晚上再坐車回連隊吧。
可以玩，人人開心。
在招待所睡了個難得的懶覺起來，中午在街上吃了八分錢一碗的米幹，湯是鹽巴水，米幹上面有一勺花生碎，一勺辣椒油。
換成是幾年前，沒人看得上這樣粗陋的食物。
在連隊待久了，對吃的标準降到不能再低，合唱隊的衆人吃得歡暢極了。
要知道，連隊裡一年到頭是鹽水煮蔬菜，所謂蔬菜無非是茄子、南瓜、白蘿蔔。
中間有幾個月連蔬菜也斷檔，隻有被稱作“玻璃湯”的鹽巴湯。
偶爾湯裡漂着幾根蔫巴巴的韭菜，男知青們戲谑地取名為，九菜一湯。
六八年到農場的安紅石，比丹萍多喝了兩年玻璃湯。
安紅石經常覺得，來自市三女中的丹萍，适應力比自己好得多。
還記得丹萍剛來的時候，被夜裡在蚊帳上散步的老鼠吓得驚叫。
現在就算有一群老鼠在床底下和頭頂上打架，她也隻是翻個身，繼續睡。
丹萍她們那批知青是“一片紅”，初中畢業後沒有選擇，全都要作為知識青年奔赴東北或大西南。
安紅石自己原本可以賴在上海的，她的一些高中同學也是那麼做的。
病假，托關系，辦法有的是。
她當時純屬意氣，不想留在空蕩蕩的家裡。
媽媽在隔離審查，家已經分崩離析，不知什麼時候會有決定性的一擊落下。
前些年，家裡一次次被抄，媽媽被那些造反小将逼着念毛主席語錄，中間不給水喝，念到喉嚨幹啞神經衰弱。
那時候安紅石就下定了決心，要離開家，離開充滿痛楚的回憶之地。
可是命運和安紅石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她在表格上填的是安徽，卻被分派到雲南西雙版納。
她在出發前去申請換地方，負責人對她說，雲南多好啊，一年四季溫暖如春，頭頂芭蕉腳踩菠蘿。
她在心裡氣憤地說，你肯定沒去過雲南吧！我的親媽就是從那裡回來的。
冬天也冷的好嗎！ 至少那個負責人說對了一件事，西雙版納的冬天算得上暖和。
不過，這裡并非瓜果遍地的樂園，而是被崇山峻嶺遮蔽的偏僻之地。
知青們先坐火車，用了兩天三夜到昆明。
火車票四十二元五角，一筆巨款，好在可以報銷。
在昆明，他們被分派在雲南大學的禮堂和教室裡，席地而睡。
安紅石并不知道，她睡了幾個晚上的那間教室，離母親蘇懷殊當年上課和居住的地方，僅幾步之遙。
從昆明到西雙版納坐的是大卡車，他們的行李已被其他車輛運走。
年輕的男孩女孩擠在車鬥裡過了四天，全都灰頭土臉。
車經過大勐龍的時候正是早上，安紅石借着晨光看了眼貧瘠的街道，心想，真夠破的。
她不會想到，用不了一年，大勐龍在她的眼中就會成為遙不可及的繁華之地。
休息天最多走到小街，買東西，寄信，如果沒有順風車可搭，誰也不會特意去大勐龍。
作為最早的一批知青，他們的房子是自己搭建的。
在西雙版納蓋房子很簡單，粗竹做柱，竹片為牆。
床和蚊帳架子也是竹片搭的。
竹片牆在後來漸漸缺了口子，瘦的人可以伸進一隻胳膊。
要到幾年後，連隊人多了，才在連長和指導員的帶領下，由男知青們幫忙蓋起土壘牆的房屋。
那時候還要開山。
丹萍他們這些後來人比較幸運，不用經曆最艱難的起始階段。
砍樹，燒山。
一點點刀耕火種，從森林的腳下搶土地。
然後是為了種橡膠樹挖穴。
兩個人一組，一天要挖十二個近一米的穴，剛開始的幾天下來，手被鋤頭磨起了水泡，水泡疊加，又變成了血泡。
老工人教知青們，晚上用自制的藥膏敷手，說是等泡變成老繭，就不會那麼疼了。
後來安紅石也用同樣漠然的語氣，教導丹萍和其他幾個新來的知青。
安紅石到雲南後不久，收到媽媽的來信，才知道媽媽的去向确定了，是蘇北的農場。
說是接受再教育，實質是勞動教養。
媽媽在信裡寫道，好在蘇北離上海不遠。
而你去了那麼遠的地方，讓人挂心。
她忍不住想，她那個連飯也不會做、每天靠食堂生活的媽媽，曆經戰亂和人禍仍保持某種天真的四十五歲的女人，能勝任農場的繁重勞動嗎？比起擔心，她更多的是一種茫然。
不知道自己和媽媽的艱難日子，什麼時候才能到個頭。
到了一九七五年，安紅石比前幾年心灰意冷得多。
之前的探親讓她發現，媽媽是無論在怎樣的環境中都能保持樂觀的一個人。
樂觀得有點傻。
媽媽還把多年前雲南戀人留給她的那張甲馬紙給了安紅石。
媽媽說，我不信神，可我一直覺得，這張紙上承載了他的精神。
他是我見過最溫和也最有韌勁的人，有善念，為人着想多過為自己。
你不在我身邊的日子，我希望他能在冥冥中護佑你。
安紅石不願意接，她想說，真是的，也不想想我們家是為了誰被整成那樣——可她想到那張破紙是媽媽在抄家中小心藏存下來的，便還是收了起來。
潑水節沒有想象中的歡快氣氛。
他們吃完米幹，剛走了幾步，就遭到了一場襲擊。
冷水從不知哪個角落劈頭蓋臉地潑過來，合唱隊的人全被澆了個透濕。
安紅石的第一反應是罵人。
她環顧四周，發現襲擊者是幾個一絲不挂或隻穿條褲衩的孩子，他們身後還有兩個穿緊身上衣的傣族女孩，衣服凸顯出脹鼓鼓的胸部，正在交頭接耳地說笑。
少女和孩子們的手裡是盆盆罐罐，孩子們也在笑，露出換牙的粉色牙龈。
“說潑就潑都沒個提示啊。
”有個男知青感慨道。
“就當洗澡好了。
”另一個人無奈地說。
他們商量了一下，覺得一群人目标太大，最好分頭走。
正午的太陽照着幾個濕淋淋的人，更顯出他們頭發貼腦門的狼狽。
女知青身上，的确良襯衫濕若無物，露出内衣的白色輪廓。
安紅石自己不大在意，同時注意到，丹萍的臉紅了。
她跑到那兩個傣族女孩們身旁，問她們可不可以借身衣服。
知青們當中，幾乎沒人有安紅石這樣的語言天賦，她不僅會說簡單的傣語，彜族話、哈尼族話和布依族話也能講個幾句。
安紅石自己也認為，要不是生在這個無法念大學的年代，她一定會學幾門外語，做個專門的人才。
不一會兒，她和丹萍就穿上了幹淨的高腰筒裙和短上衣，換下的濕衣服晾在人家的院子裡。
她對女孩們頻頻表示感謝，說今晚離開前一定過來還衣服。
兩個人回到還沒散完的同伴們身旁，一個女知青說，臉皮厚就是好啊。
安紅石裝作沒聽見，拉着丹萍走了。
她倆在街上逛了兩圈，躲過一次襲擊，又被淋了一場。
傣族姑娘的上衣厚實，不會走光，反正天熱，曬曬也就幹了。
黃昏時分，街上的人越來越多，走路必須在人群中穿梭。
喇叭裡放着傣語，丹萍問講的是什麼，安紅石笑笑說，在念語錄呢。
她們站在高音喇叭底下的空地上，不斷有幾人一組的男人們過來，擡着竹子紮成的“高升”，當地的一種土焰火。
每當有人擡高升進場，人群就傳來一陣騷動。
安紅石心想，真是窮地方窮開心啊。
上海國慶節的焰火，你們看到的話不是要瘋掉了。
終于到了放焰火的時候。
命令是在她們視線之外的某個地方被下達的，高升周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