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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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獨自留下,與一兩個廚師和一個舵手或是我不認識的某人一起看守這艘空船,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人。

    于是,我去了船長的艦樓,拉了拉那根該死的繩子,招呼悉尼港派一艘小艇過來。

    一艘閃着溫暖人類燈光的小船朝着輪船疾馳而來。

    我從船長的艦樓飛奔而下(拉了那根繩子,我感到内疚;就像後來我在加利福尼亞的鐵路上拉了火車司機的警繩要求過交叉路口一樣,除了叭叭叭、叭叭叭、還是叭叭叭)。

    不過,還好,花五十美分,他們送我上了岸。

    我想整艘船全空無一人了。

    每個人都喝醉了,爛醉如泥。

     這是個不錯的小鎮,有煤炭工人,礦工,這些人臉上滿是污垢,就像威爾士那裡的人一樣,他們進入地下礦井等地,他們的帽子上有一盞小燈;不過,鎮上也有戰時的小型舞會,有許多烈酒和酒吧,這次我上了岸真的AWOL了。

    幾杯威士忌之後,我醉意迷蒙,看見我的幾個海員朋友對着沃林漢姆發火,因為他拿了一大瓶威士忌躲在碼頭一個簡陋的棚屋裡,不願意出來給我們喝幾口。

    “狗娘養的,”富加齊喊叫着,“我們要給他點教訓!沃林漢姆,快出來,否則你準備遊泳吧!”這個棚屋位于悉尼港碼頭的邊緣。

    沃林漢姆不出來,于是,我們全都一起動手,将那個棚屋推入海中。

     他從棚屋頂部的一個洞裡遊了出來,人和酒瓶完好無損,他遊到碼頭的軟梯邊,爬了上來,一聲不吭地走了。

     我們隻能下樓去買些飲料。

    在小巷裡,我們為撲克遊戲中拖欠的錢,為了借了多少錢等事而争吵不休;最後,我與兩個年輕的朋友在舞廳和俱樂部閑逛,我們有點困的時候,看見一棟漂亮的屋子,就走了進去,屋裡有兩個印第安妓女,我想你可以稱她們“德索托[24]”。

    在那裡,我們得到了滿足,海風拍打着舊窗戶,威脅着所有溫柔女性的溫暖肉體,我們又去了另一棟房子,我說:“我們進去睡覺吧,看上去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俱樂部。

    ”我們走了進去,前面客廳似的房間裡備有沙發和安樂椅,進去睡覺!早晨醒來,我吓壞了,我發現這是别人的家,丈夫、妻子和孩子正在客廳旁邊的廚房裡做早飯。

    丈夫正一邊戴上他的礦工帽,拿起他的午餐桶和手套,一邊說:“媽咪,五點回家,”孩子們說:“媽咪,去上學了,”媽媽在洗碗,他們甚至不知道客廳裡有四個喝醉了酒的美國海員。

    我弄出了點小動靜,那個老頭出來查看并發現了我們。

    他說:“美國佬在這裡睡覺?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門沒鎖,我們以為這裡是俱樂部!” “好吧,孩子們,繼續睡吧,我要上班去了,你們離開時,聲音輕一點。

    ” 我們在那個愛國者家裡又睡了兩個小時後,悄悄離開了。

     不需要早飯。

     七 在鬧市區就喝了點威士忌。

    我不停地咕哝。

    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裡或者我的船名字是什麼;我隻記得,在某一刻,我猜想在一個勞軍聯合組織俱樂部裡我聽見黛娜·肖爾[25]在美國電台裡唱歌,歌名叫《你永遠不會知道我有多愛你》,心裡感到一陣沒精打采,思念昔日的紐約和那些金發女郎。

    可是不知在什麼地方,我絆了一下,我隻知道自己在某個小巷裡,軍事警察或海岸警察用左輪手槍對着我頭頂朝天連續開槍,說:“站住,否則我們要開槍啦!”所以我讓他們逮捕我,把我帶到加拿大海軍軍營,關進一個房間,讓我在那裡等着,我因AWOL被捕。

    不過,我打了個盹之後,朝窗外看去,看見那些加拿大白癡們正戴着手套,拿着球棍和球,學着打棒球,我打開“兵營監獄”的窗戶,跳了出去,抓起一隻手套和棒球,教他們在投球時如何像樣地揮動手臂,投出一個像樣的快速弧線球。

    我甚至教了他們一些擊球技巧。

    太陽正在落山,古老的新斯科舍寒風刺骨,晚霞通紅。

    他們很感興趣。

    我很快意識到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從容悠閑地離開,回到市區再去喝酒。

    此時,我已經身無分文,所以我就向完全陌生的人讨酒喝。

    最後,我搖搖晃晃地回到碼頭,叫了一艘小艇,乘船羞怯地爬着軟梯回到“多爾切斯特”号上。

     艦艇糾察長或者不管你稱他什麼,瞪眼怒視着我說:“他是最後一批裡的了,我想還有兩個,随後我們就可以起航回紐約了。

    ”果然,不到一個小時,“多爾切斯特”号上的最後兩個未請假擅自離船的船員乘着小艇回來了,我們啟程向南航行。

     告訴你,我們已經獲得了登岸假。

     我有一張薄光澤紙,可證明這一點,上面寫着: (正式航海日志摘錄。

     多爾切斯特号。

    )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約翰·杜洛茲,廚師下手,按規定第一百八十五條,因在外國港口AWOL,特扣處兩天的工資。

    $5.50 (本摘錄抄送約翰·杜洛茲) LBK/EGM 糾察長L·B·肯德裡克。

     八 我忘了提一下,我們在格陵蘭那些小峽灣中的一個停泊的時候,有個愛斯基摩人乘着他的單人劃子過來,他那張棕紅色的大臉和一口棕黃色牙齒沖着我龇牙咧嘴,笑着高叫:“嘿,Karyaktakayakpatayakkatapatafattayyak!”我說:“什麼?”他說:“好的。

    ”他随後就開始拿起他的劃槳,猛擊他那艘牛皮海劃子的右側,來了個水下大轉身,或者說大旋轉,從左側遊出水面,渾身濕透,滿臉堆笑,這是個了不起的小劃子特技。

    我開始明白,他想跟我做交易。

    我的頭正探出水手艙的舷窗。

    于是,我給他做了個“等一會兒”的手勢,打開我的儲物櫃,我回到舷窗前,搖晃我那件霍勒斯·曼橄榄球隊的二号緊身運動套衫,我說過我穿這件球衣曾多次持球觸地得分。

    他點點頭表示可以。

    我把球衣扔給他,他遞給我一把魚叉。

    這把魚叉上有瑞典或荷蘭的鋼刀,還系着骨頭關節、木頭和皮帶子。

     我們就這樣從新斯科舍出發,向南航行,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們沒有去波士頓。

    一天早晨,當我們醒來時,在迷霧中見到了久違的紐約港自由女神像!“給我送來你那些可憐的人[26]”的确如此。

    輪船停泊了一段時間後,時光已值十月,紐約橄榄球和全美橄榄球的消息接踵而來,放屁大王費伊嘲笑我,因為我告訴他下周六我會參加與軍隊的比賽,我們繼續往前航行,穿越布魯克林大橋、曼哈頓大橋和威廉斯堡大橋,岸上的人群高聲歡呼,揮舞旗子,像歡迎英雄歸來似的。

    你怎麼能相信竟然會有這種場面? 我們駛進了長島海灣,天哪,大約晚上八點,我們正冒着蒸汽忙碌着朝海灣北部開去,就在康涅狄格州西黑文的岸邊,媽媽、爸爸和我曾在那裡租借過一棟小屋,我曾在那裡遊進大海,他倆以為我淹死了,我曾在那裡探視過海神的心髒,在藍色曠野裡看見了銀色的指甲,還有一艘名叫“我們到了”的小船……還記得嗎? 可這算什麼航程啊!沒有潛水艇攻擊,沿着海灣北上,前往科德角運河,穿過那條運河(在橋下通過),北上波士頓;黎明前,我們在那裡靠岸,用絞車絞近,放慢速度,用纜繩系牢,然後睡覺,直至早晨九點發工資。

     發工資可真熱鬧!赤腳的印第安水手把他的一個賭博仇敵逼到劉易斯的艙裡,向他索要兩百美元,差點把他掐死;食堂裡某某人與某某人之間正上演一場拳鬥;而我面對的是給我工資的美國海灣警衛隊的古西·J·裡戈洛波洛斯,他說:“今天清晨你為什麼不回應我的便條?你對我沒感覺嗎?”我拿起我的四百七十美元,沙巴斯等在步橋那邊,他說:“我跟你一起乘火車回洛厄爾,你手裡拿的是什麼?魚叉?” “對,與一個墨西哥人換的”或者類似這種無聊的回答,随即我們去了洛厄爾我爸的家。

     九 家裡有一份電報,是哥倫比亞橄榄球隊的陸·利貝爾發來的,電報說:“好了,傑克,現在該是大膽面對困難的時候了,我們在這裡等你,我們希望你今年補上化學課的不足和學分,同時打一些球。

    ”一九四二年十月。

    所以,我用出發前僅剩的時間告訴我親愛的媽媽安吉,我之前從未好好地感謝她為了過去那個懶惰的我,一輩子洗刷鍋碗瓢盆付出的辛勞,盡管她洗的那些要比那艘地獄船上的幹淨得多小得多。

    我在火車上買了一張去紐約的票,帶着我整理好的大學旅行提箱,去了哥倫比亞。

     我在哥倫比亞的時候,“多爾切斯特”号再次駛出波士頓,這次裝載的是兩三千美國軍隊的士兵,輪船在巴芬灣被卡爾·鄧尼茨指揮的潛水艇擊沉,“多爾切斯特”号上的大部分士兵和船員都死了,包括光榮。

    後來,我把這事講給一位作家朋友聽,告訴他有位幸存的同船船員在新奧爾良跟我說了這件事,說船上所有的年輕人都喊